煙臺黨建村對【小崗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包干】說:不!
2017年,煙臺市委組織部牽頭在全市推動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從最初的11個村試點,擴大到百村示范,現在已經實現了千村覆蓋。且不斷總結經驗,從合作社的組建方法、入股方式、經營模式、收益分配、民主決策、內外監督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機制,并明確了合作社的檢驗標準: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堅持共同富裕、防止大戶控制。
到2019年末,全市已有1470個村開展了這項工作,占村莊總數的22.8%。
到2021年5月、煙臺全市已有2779個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吸收入社群眾34.5萬人,領辦合作社村占全市村莊總數43%;帶動集體增收3.91億元、群眾增收5.01億元。
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張全景對【煙臺黨建村】如是闡述道——
實踐證明,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沒有鄉村的振興,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如何解決好“三農”問題,一直是我十分關注的問題。2017年,當我讀到《塘約道路》一書時,十分高興,看到了農村發展的“希望之光”,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稱贊其為“新時期的大寨”。此后,我一直希望能有更多的塘約村出現。可喜的是,聽說煙臺市委組織部部長于濤也是在《擺脫貧困》《塘約道路》的鼓舞啟發下,將理論、政策與當地實際相結合,先試點后推廣,在全市施行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探索,如今已經3年多。
【以上為張全景原話引用】
總概煙臺黨建村的發展有四個要點——
一、有領導——堅持黨的領導
二、有組織——黨委組織部直接組織實施、充分發揮集體團結的力量
三、有辦法——走群眾路線
四、有擔當——敢于以自身對中央精神的理解大膽實踐;堅定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要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什么別的主義!
煙臺黨委常委、組織部部長于濤
關于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村的系列問題,煙臺黨委敢于直面——
黨委組織部部長于濤說:
我先后在山東兩個市工作,工作期間調研走訪了300多個村。我深切感受到當前農村存在幾大突出問題:集體窮、支部弱、群眾散、產業衰、合作社亂。
一是村集體經濟發展程度不高。
煙臺是一個發達城市,工業領先于全省,但是農村集體經濟薄弱的問題比較突出。2017年,村集體收入5萬元以下的村莊有2100個,占32.6%;有的村即使有集體經濟,但大多是靠資源吃飯,簡單發包租賃,增收渠道單一,發展后勁不足;有些村已經習慣“等靠要”。村集體經濟空殼,黨的領導和基層治理也近于“空殼”。由此,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已經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
二是基層黨組織的影響力降低。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業生產經營權和勞動產品支配權都回到了一家一戶手里。在很多群眾心中不知道黨支部還有什么作用。村“兩委”換屆選舉,村民只看中村委會的選舉,想方設法拉票甚至發生賄選問題,而村黨支部書記常常選不出來。有的村黨組織不會做群眾工作,只是用簡單的給錢給物代替思想工作,導致說話沒人聽,干活沒人跟,基層黨支部失去了權威性,也失去了凝聚力和感召力,而宗教甚至邪教隨之在基層爭奪群眾。農村基層的組織力和號召力是黨的執政基礎,必須鞏固。
三是群眾集體意識淡化。
雖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很大作用,但不可否認,農民一家一戶單打獨斗,淡化了群眾的集體意識。一些群眾只關注自家的“一畝三分地”,對村里的公共事務不聞不問,甚至只要權益不講義務,不再熱心為集體發展獻計出力。我們國家搞革命斗爭取得全國政權,靠的就是把群眾組織起來。我們黨之所以能從“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用短短三十年時間建設新中國,靠的也是把群眾組織起來。我們在工作中一個很深切的感受就是,群眾是需要組織的,過集體生活的群眾跟關起來門來自己過日子的群眾,精氣神完全不同。群眾組織起來才能成為人民,把人民群眾組織起來才能產生巨大的能量。
四是農村發展活力不足。
現在青壯年外出務工、大量土地撂荒,農村“空心化”、人口老齡化、農業邊緣化等是全國性的問題。煙臺蘋果享譽全國,蘋果的結果期是30年,改革開放后種的第一茬蘋果已經到了樹齡老化、產量下降、品質降低的時間節點,正逐漸被新疆、陜西的蘋果趕超,現在留村里的基本都是老人,沒有能力給果樹進行更新換代。況且,更新果樹之后的3-4年內不結果,何以維持生計?所以一家一戶不可能實現果樹產業升級,也無法解決機械化作業的問題,只能眼看著蘋果產業一年年衰落下去。要提高農業生產力,必須推動土地流轉,實現規模經營,走集體化、合作化路子。
五是當前合作社在發展中暴露出不少問題。
中央大力提倡發展合作社,連續16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對農民合作社提出了明確要求。但一些合作社在發展中偏離了造福群眾、服務群眾的方向。比如,有的合作社被資本利用,作為圈地謀利的工具;有的合作社僅由幾個發起人組成,上級的優惠扶持政策被少數人獨享;有的合作社成立只是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指標,沒有實質性運轉,等等。
如何充分釋放合作社的優勢、端正發展方向,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嚴峻問題。由此,我們從實際出發,探索了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辦法,以期系統性地解決問題
煙臺黨建村的具體發展模式
各地各村的地理位置、自然資源、產業基礎各不相同,我們要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因村制宜,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宜游則游,因村而異。目前各縣市區探索了合作社經營管理三種基本模式:
第一種是村集體獨立經營。
獨立經營中,勞資分配如何科學設定呢?
第二種是村企聯營。
企業一般以資金入股合作社,并提供技術指導、統一標準管理、產品統一收購,借助企業的經濟、技術、管理和市場營銷優勢,解決合作社發展資金、管理經驗不足等問題。例如棲霞市某村合作社搞蘋果換代,企業負責前期投資,前4年無果期按每畝1000元付給群眾作保底收入,第5年有收益后,除去生產成本的純收益,村集體收取5%管理費,其余按4:3:3的比例分別給投資企業、第三方管理企業和入社群眾分紅。待企業收回投資成本后,再適當降低企業分成比例。又如招遠市某村通過“確權確股不確地”實現全村土地流轉,組建農業開發有限公司,聘請專業人員負責經營管理,村集體、全體村民和農業開發公司三方組建合作社,村集體和村民占股51%,公司占股49%。
于此,黨建村是否考慮過在3到5年的全額收回股份,實現完整按勞分配排除資本食利呢?
第三種是對外承包經營。
黨支部成立服務型合作社,統一流轉土地形成規模,配套基礎設施、新上項目后,再將土地分片承包,解決村集體管不過來的問題。
這在自然資源及其增值、生產資料及其增值上該如何把控相關價值不被承包人侵吞呢?
同時、承包人的按資分配問題該如何解決、參與勞動者的按勞分配如何充分保障呢?
第四,還建立了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的聯合社。
投資轉信貸及風險保障或破產償付辦法是否科學設定了呢?
煙臺黨建村這些做法都是各地在實踐中探索出來的。今后還會涌現出更多樣化的管理模式。但不管哪一種形式,牽頭主導的都是黨支部,一切工作必須在黨支部的領導下開展,黨支部擁有話語權、決策權和分紅權。
于濤還說——因為實踐在先,一些新的情況還沒有法律法規可鑒,我們只能在現有法律下進行部分變通。我們建議針對上述情況,國家相關法規應進行相應的調整。
目前、煙臺黨建村的一般合作社都規定,每年從生產收入中提取5%公積金用于發展,提取3%公益金用于社員培訓、公益事業、困難救助等,剩下的92%按股分紅。社員還可以到合作社打工增加收入。
這一92%的收入分配形式雖有大環境的影響,但確實還是按資分配的延續。那么、該如何有效實現黨建村的按勞分配有效落實,同時又能保證其整體有效運轉呢?
對煙臺黨建村亦或后期其他地區的黨建村來說,該集體經濟要有效且良性運轉,核心要解決的是資金來源,其次是技術來源;當然、有資金自然就能引進人才獲得技術;所以、核心還是資金能否充分以投資轉信貸而非資金占股形式進入。
這一問題在目前的解決方式無疑就需黨組織對銀行金融服務信貸的有效組織、包括參與者的眾籌才能落地實現。
在此基礎上,以集體經濟按勞分配的全員《崗位股份制》進行完善,相信我國集體經濟這條康莊大道必會越走越好。
上述筆者之疑問也會在附件《崗位股份制》集體經濟模式構建中逐一解開。
而《煙臺紀事》在近3000個黨建村成功運作示范下的正式出版發行,已在無形中昭示中國集體經濟之路正在對【小崗村】私有經濟模式進行取代;連【小崗村】自己也在2017年正式走上了集體經濟大道且已取得共同富裕初步成效;顯然、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產業大潮即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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