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段話大家耳熟能詳，出處便是《毛選》第一卷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受國民黨中央、國民黨湖南省黨部、中共湖南區委多方委托（詳細考證見王建國論文《湖南農民考察運動運動》幾個問題的辨析），以中共中央農委書記、國民黨中央黨部執行委員的身份前往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用三十二天的時間，進行大量走訪，召開座談會，并查閱大量資料，后返回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號，花了四天的時間，將這篇足矣彪炳史冊的調查文稿寫就。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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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要考察湖南？

　　毛澤東是湖南人，年少時就對湖南進行過多次的社會考察。湖南臨近廣東，從1920年起，就受到廣東革命思潮的影響，廣東革命政府自1924年起，即開始針對農村地區，制定扶助農工的政策，又在1926年國民黨“二大”上，將盤踞農村的土豪劣紳正式列入打擊對象，與帝國主義并列，“要打倒中國民族完全解放的目的，一定要打倒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走狗政客、買辦階級、土豪劣紳、殘酷地主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勢力”（國民黨中央各省區聯席會議宣言，1926年10月）如果不加注解的話，我們估計第一反應這是中共中央的宣言。

　　說一句題外話，比對412之后的國民黨，一聲嘆息，故小時候一直聽說的蔣匪軍背叛先總理遺訓，背叛革命，實屬事實。而接過先總理遺訓和革命旗幟的正是中國共產黨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代稱，1840-1949）

　　故此，在國民黨中共湖南區委的安排下，大量農運講習所的畢業生返回湖南，開展秘密農運。湖南靠近廣東，開展農運一是開展扶助農工政策，二是配合北伐軍北伐，北伐軍北上過程中，配置一只620人的宣傳隊伍，亦將打倒土豪劣紳的宣傳口號傳遍湘江大地。

　　1926年7月11日，北伐軍攻克長沙，8月22日，攻入岳州，湖南全境歸入北伐軍。湖南農運隨后開始大擴張，從北伐前的30-40萬人擴張到1927年6月的600余萬人參加，聲勢浩大，就如文中所說：

　　“很短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訊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

　　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好的很”，那么既然好得很，為什么國共兩黨均要派毛澤東去湖南進行考察呢？

　　因為黨內以陳獨秀為主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國民黨高層均認為農民運動過了火，甚至認為“糟的很”，報刊也多是批評之聲。

　　“湖南民眾，近日階級斗爭之風甚巧，長沙市空氣緊張，人民如癡如狂。所謂上豪劣紳斬首槍斃之事，一演而再演。湖南人民，今日捕拿上豪劣紳，急亟猛進，其勢若狂。全省七十五縣俱在積極進行中。（大公報1927年）

　　農民運動的興起，使得盤踞于鄉間的紳士階層幾無生存土壤，紛紛逃亡或獻出土地，《調查》一文中說，“湖南許多地方，地主權力完全推翻，形成了農民的獨一權力。。綜計農民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的方法有以下各項：

　　清算。追回被土豪劣紳貪污的公款。

　　罰款。發現舞弊或魚肉百姓或私藏煙槍等。

　　捐款。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濟貧民。

　　小質問。涌入過錯較輕地主家公開質問。

　　大示威。統率大眾，向與農會結仇的土豪劣紳示威。

　　戴高帽游鄉。

　　關進縣監獄。

　　驅逐。

　　槍斃。“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多的有幾十個，少的也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把幾個最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辦法。”

　　農民運動，實質上是在農村地區建立起了由農民集體領導的基層政權形式，將權力從紳士階層手中奪走。

　　傳統中國，皇權不下縣，鄉村的權力歸屬在以土地和功名為紐帶的紳士階層手中，進而為官，退而為紳。紳士作為溝通縣官與農民之間的橋梁，自成一套治理體系。這也就是《調查》一文中所說的，

　　“中國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及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神權），女子，還受男子的支配（父權）。（女性能頂半邊天，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女權主義者）

　　而維系這些權力的核心。

　　“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干。地主政權即被打倒，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著動搖起來。”

　　那么，為什么農民會如此痛恨地主階級？以至于造成短暫的恐怖現象？我們就得說說，土豪劣紳的做派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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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苦土豪劣紳久矣

　　解放前的中國鄉村，大多數地方并非是田園牧歌的景象，而是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廣大貧農和地主階級的家園。（視土地兼并程度，如長沙縣，20戶178人的地主占據3519.5畝地，約占全部耕地的72.74%，149戶839人的貧農占據35畝地，非得依靠耕種地主土地才能過活。

　　但作為佃農，地租一般高達50-80%，地主除供給土地或茅屋之外，并不提供如耕牛或種子等生產資料，趕上歉收之年，只能借谷以交租。

　　同時，各種縣政府的苛捐雜稅，也直接攤派到農民頭上，如1926年湖南省征收的教育稅，人均一元，收齊的教育稅，卻是供高等教育及中等教育使用，而當時中國文盲率高達97%，也是一種諷刺。

　　逢節日，佃農還需給地主賀禮，雞鴨魚不等。

　　如果風調雨順，加上家中靠做工掙點錢，佃農尚能吃飽飯，不至于破產。

　　但化肥發明前的農業生產，靠天收是常態，一旦趕上歉收或青黃不接，農民只好向地主借債以過日，但借債利息之高，令人咋舌，尤其是高利貸，基本上是土地兼并的催化劑，封建王朝的末期，往往都是農民因高利貸從自耕農變成佃農再到賣兒賣女無以為繼的流浪農民。

　　“月息百分之十，差不多是全省十五縣普通的現象，謂之＂大加一＂；又有借銀九元，月息一元，名為＂九去千歸一＂；南縣、安化、華容等縣，有月息百分之二十的；慈利．永明、城步等縣，都是月息百分之三十；來陽有＂九出十歸外加之利息，印借本九元，一月后還十元三角“

　　借貸利率年化120%，已是常態化水平，而最高的，能達到年化360%的水平，真可謂索命債。農民知道借貸之后不能生存，但是若不借債，恐怕未來幾日就會餓死，只好先管著自己先活下去。

　　土地的地租收益如此之高，加上高利貸的生意一本萬利，地主階級及軍功階級均不斷擴大土地規模，多余的資本并未投入工業或商業之中，進一步加劇土地兼并勢頭。

　　享有經濟優勢的紳士階層，進而為官，退而為紳士，進一步控制宗族、神權，并與官府勾結，掌握司法權，與農民產生法律沖突時，農民限于不識字和財力的困擾，基本上不會贏得與紳士階層的法律官司，同時紳士階層組建團練，擁有自己的武裝，一個無法無天的紳士階層就這樣形成了，即所謂的土豪劣紳。

　　“我家鄉湘潭縣銀田鎮團防局長湯峻巖、羅叔林兩人，民國二年以來十四年間，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殺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殺的兩人是完全無罪的乞丐。湯峻巖說，殺兩個叫花子開張！這兩個叫花子就這樣一命嗚呼了。-《調查》

　　就好像《讓子彈飛》中的黃老爺，依托販賣人口、煙土發了大財，民國的法律自然反對販賣人口、煙土，但縣官都得仰其鼻息，更何況還有黃府團練教頭的私人武裝，未組織起來的農民自然難以反抗。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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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運動“好得很”

　　但農民運動興起之后，毛澤東所見的鄉村，已換了面貌，從經濟上，年息超過24%的高利貸已是違法，甚至于舊債已無地主索要，當然也有研究表明，由于高利貸的禁止，傳統的鄉村放貸模式陷入困境，地主連24%的年息已不愿借出，也出現農民借貸無門的現象。

　　從政治上，舊式的都團（即區鄉）政權機關陷入癱瘓，農會掌握了基層政治權力，縣政府的行政體系和司法體系難以深入鄉村。

　　“警備隊、警察、差役，一概斂跡，不敢下鄉敲詐。從前鄉里人怕城里人，現在城里人怕鄉下人。”—《調查》

　　宗教神權也被打倒。

　　“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今年這幾個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一齊倒臺了，難道這幾月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還走好運？鄉下窮八蛋突然都墳山貫氣了？關帝真君、觀音大士，能給打倒土豪劣紳嗎？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有什么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調查》

　　此外，如農會開展清匪、廢苛捐雜稅、辦學堂、合作社、修道路、修水利等等，都是《調查》的重點內容。

　　但此篇《調查》引起陳獨秀的反對，陳擔心此文影響國共統一戰線的合作，畢竟國民黨右派指責農運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調查》一稿也在多次修改后，將語氣緩和，把土地問題改成模糊的經濟問題。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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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獨秀是靠不住的

　　毛澤東調查的原意，其實是想為困境中的中共尋找一條出路，1927年的中國，北伐軍勢如破竹，但國共兩黨之間的裂痕之大，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尤其是面對農村的土地問題，南京國民政府和武漢國民政府雖有改善農民條件的想法，但真的推動到徹底推翻紳士階層的統治地位上，兩黨的認識不同。

　　有土皆豪，無紳不劣，這是湖南農民運動中最廣為人知的一句口號，也是廣受國民黨右派及陳獨秀詬病的一個口號，即所謂的打土豪的擴大化，毛澤東本人只建議對極少數的土豪劣紳予以司法打擊，但北伐軍中大量軍官都是地主家庭出生，即便是革命軍軍人，仍將軍功看作是一份不錯的飯碗。

　　農運打土豪打到了自家頭上，自然引起軍隊的不滿，1927年4.12反革命政變后，武漢國民政府依靠的武裝力量只剩下唐生智和張發奎（張發奎即是《人間正道是滄桑》里面董建昌的原型之一），而其主力部隊尚在河南。由奉系軍閥改編而來的許克祥部于5月12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公開攻擊農會，雖然唐生智前往長沙平叛，但后方軍隊的分裂行為使得武漢國民政府進退維谷，繼續開展農民運動則會得罪軍隊這一靠山，不開展農民運動則會對不起革命綱領。而陳獨秀則對此束手無策，仍看不清掌握武裝力量的重要性，對國民黨左派寄予厚望。

　　6月，毛澤東向中央請命，出任湖南省委書記，立刻組織農民武裝迅速集中，以槍桿子對抗槍桿子，毛澤東此舉遭到湖南本地軍閥強烈反對，僅上任10天后，陳獨秀將毛澤東調回中央，并指責毛澤東以武裝暴動反對唐生智的行為，而此時武漢國民政府已下令收繳農民武裝的槍支。

　　寧漢合流就在眼前，革命的大好形勢陷入危局。

　　馬日事件后，毛澤東在漢口分批召開湖南至武漢的革命骨干，鼓勵他們分散回鄉，掌握武裝。

　　“武漢總工會的幾千枝槍己交出，形勢一天一天險惡。但你們不管怎么樣，總是要干革命的。我們的目的沒有改變，你們從湖南跑來武漢了，但在武漢肯定不能堅持下去，出國也不可能，再往什么地方跑？只有回鄉繼續工作、繼續斗爭，才是唯一的出路．．．．．．”

　　此時他已經認識到，國共兩黨最后的破裂就在眼前，唯有武裝斗爭，才能夠給黨指出一條明路，而湖南農民運動，也讓他把眼光從城市放到了鄉村，團結起來的四萬萬民眾，勢必能夠釋放出巨大的能量。

　　波詭云譎的武漢局勢，有一部分人提前看到了斗爭的道路，國民黨的大屠殺，刀已落下，數以萬計的黨員即將為信仰付出生命，但這一次血的斗爭洗禮過活，中國共產黨，從新生的嬰兒黨開始邁向了獨立自主的發展之路。

　　《毛選一》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1928年，湖南江西交界的羅霄山脈，以井岡山為核心的蘇區開始建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紅四軍軍代表的毛澤東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

　　自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波瀾壯闊的紅軍時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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