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微博上曾經流傳一段展示智利閱兵儀式的視頻，網友們紛紛驚呼：這不是德軍嗎？從士兵們的頭盔、制服和步式來看，他們的確跟前后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兵很像，只是膚色更深一些，骨架更小一些，眼神也更謙卑一些。早已被根除了軍國主義的德國所拋棄的軍事文化傳統，竟然被一個南美洲國家忠實地承繼過來并保存到二十一世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種具有拉美特色的“后殖民”心態的反映——十九世紀獨立之后的拉美國家都想快速趕上世界強國的步伐，于是紛紛模仿西方列強的一切，模仿美國的政體、法國的文學、意大利的藝術、普魯士的軍隊訓練體系……生搬硬套的模仿，結果往往是差強人意的。1891年，古巴作家何塞·馬蒂在《我們的美洲》（Nuestra América）一文中寫道：“我們是個有著結實的胸膛、細嫩的雙手和孩童般的頭腦的怪物。身穿英國短褲、巴黎背心、美國外套，戴著西班牙帽子，一副不倫不類的裝扮。”一身德軍裝扮的智利士兵，在我們的眼里成了笑話。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可曾有真正的德國兵在世界大戰期間登陸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國家參加過二戰嗎？答案是肯定的。在南大西洋海戰中吃了敗仗的德國水兵曾經在烏拉圭和阿根廷短暫停留，墨西哥曾經派空軍赴太平洋戰場和美軍并肩作戰，巴西更是派出一支兩萬五千人的陸軍部隊遠征意大利。美國獨立記者瑪麗·喬·麥克科納希在《風暴前線：二戰中的拉丁美洲》（The Tango War: The Struggle for the Hearts, Minds and Riches of Latin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一書中用引人入勝的筆調講述了拉丁美洲在各個層面被卷入二戰的歷史，讓我們看到了二戰史長期以來被大多數人所忽略的一些側面，也有助于我們更為深入地了解拉丁美洲。

　　比如書中關于中美洲德國移民在二戰中的經歷，既是納粹集中營在美洲的翻版，又讓我們了解到“新殖民主義”的另一面。拉丁美洲遭遇新殖民主義的歷史，在《百年孤獨》里有極具畫面感的再現：一列黃色的小火車駛入加勒比海岸的閉塞小鎮馬孔多，帶來了文明世界的新奇發明和精于算計的美國商人，美國商人發現此地的自然條件有利于香蕉的產業化種植，于是黃色火車拉來更多的外鄉人和美國佬。“美國佬帶來了他們身披麥斯林紗、頭戴薄紗大禮帽、神情慵懶的女人，在鐵路另一側建起一座城鎮。街道上棕櫚樹蔭掩映，家家戶戶裝有金屬紗窗，陽臺上擺著白色小桌，天花板上掛著吊扇，寬廣的綠草地上有孔雀和鵪鶉漫步。整個城區被一圈金屬網環繞，仿佛電網保護下的巨大雞籠。”在馬孔多人好奇的目光的注視下，美國人在這里建起一個與當地人相互隔絕的生活區，復制了北美的生活方式。他們來這里的主要目的是開發資源、獲取利潤，不是為了當地人的福祉；要是在這里搞基礎設施建設，也是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一旦不能在這里獲利，美國人就會撤走，留下一個破敗的、幽靈般的城鎮。《風暴前線》描述的德國移民則大有不同：危地馬拉從十九世紀末開始接收德國移民，他們來此主要從事咖啡種植和加工，到二戰爆發前，危地馬拉的德裔居民總數達到一萬三千人。德國的咖啡種植戶通常親歷親為，始終在種植園辛勤勞作，和那些舒舒服服住在首都，讓管家打理產業的本地地主不同——這不能不讓我想到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恪守新教倫理的德國移民通過孜孜不倦的職業勞動來獲得自我確認，迥異于那些頭腦被禁錮在天主教傳統價值觀里、滿足于奢侈生活和穩定等級秩序的拉美大莊園主。德國移民為危地馬拉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遠超其人口比重的貢獻”：德裔咖啡種植者為了讓產品抵達港口，修建了可供任何人使用的公共道路；德國公司修建的鐵路、輸電網絡和電話線也同樣造福于危地馬拉大眾；當地美資企業的美國高管絕少走出自家地盤與當地人交流，而德國人則在當地扎下根來，努力融入危地馬拉各項事業的發展之中，因為“他們視這個國家的未來有如自己的明天”。

　　這些視自己為危地馬拉人而非德國人的德裔居民，未曾料到會在歷史的特殊時刻背負族裔的“原罪”。盡管很多人未曾表現出任何支持納粹的傾向，甚至公開表示過對希特勒的反對，在危地馬拉政府對軸心國宣戰后，他們還是被當成親納粹分子，要么遣返回德國，要么遭警察逮捕，之后再送往美國，成了被關在俘虜營里給華盛頓當局用來從軸心國手里換回本國公民的人質。作者揭露了這種荒誕行為背后的深層動機：一方面，和二戰中其他拉美國家的政治領導人一樣，危地馬拉的獨裁者懂得適時地掩藏起自己對法西斯主義的熱愛，在政治現實主義原則的驅使下選擇投靠更有可能獲勝的一方，全力配合美國政府投入防止軸心國在美洲滲透的行動中，讓進駐本國的美國空軍來幫他修機場，此外，還能趁機沒收德裔咖啡種植者經營的咖啡園，發一筆財；另一方面，德資企業和德裔居民創辦的企業一直是美國公司在拉美市場強有力的競爭對手，美國正可借此機會鏟除對手。作者采訪的一位曾遭此冤獄的德裔咖啡商人的后代說得非常明白：“美國人不希望看到美洲大陸上的生意與德國人有瓜葛，他們想要掌控整個大陸。”

　　不僅是德裔居民，拉丁美洲的日裔和意大利裔居民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他們始料未及的迫害。根據作者的講述，秘魯的日本移民因為勤勉工作很快就過上了富足的生活，引起了當地人的嫉妒，這種嫉妒和對黃種人的厭惡混雜在一起，終于借著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時機演變成一場全民排日運動，街頭運動轉變成席卷大小市鎮的騷亂，日裔小業主的店鋪和住宅被砸被搶——這是不是能讓人聯想到猶太人在納粹德國的遭遇？一些日裔居民被送往日本，還有一些也被關進美國的集中營。這些集中營雖然沒有毒氣室和焚燒爐，但“有關集中營的一切定義在這里都適用”。進去之前，“俘虜及其家屬會被要求脫光衣服，服務人員向他們噴灑殺蟲劑，成人會按照性別分隔開”。營區劃分成德裔區、日裔區和意大利裔區，被關進來的人極少或者根本沒有法律申訴的機會。美國歷史學家埃弗德爾曾指出，集中營是一個非常現代的發明——其現代性在于堅持分解和碎片化，如果由獨裁者來使用，它可以變成種族滅絕的工具，而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同樣使用它來對付本國的日裔居民。集中營是二十世紀西方文明留下的一個可恥的政治遺產。

　　種族主義不單單是納粹德國的專利，在拉丁美洲，以膚色來判定人的貴賤幾乎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潛意識。德國博物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在十九世紀初的墨西哥觀察到，人的社會地位是與膚色緊密掛鉤的，膚色越淺，地位越高。十九世紀獨立后謀發展的拉美各國政府都極力歡迎白人移民，鄙棄本國的印第安人。在被視為阿根廷民族史詩的《馬丁·菲耶羅》（Martín Fierro）里，印第安人被描畫成一幫草原猛獸，幾乎不配為人。在巴爾加斯·略薩的小說《公羊的節日》（La fiesta del Chivo）里，多米尼加獨裁者特魯希略每天要在臉上抹白粉，以掩蓋自己的一部分海地黑人血統。在智利作家羅貝托·波拉尼奧的奇書《美洲納粹文學》（La literatura nazi en América）里有一個叫古斯塔沃·博爾達的危地馬拉作家，“身高1米55，膚色發黑，黑發平直，大牙雪白”，喜歡金發女郎，討厭猶太人，其科幻作品中的飛船都是德國名字，人物都是金發碧眼、身材高大的德國人，他虛構的宇宙警察，其舉止和打扮都好比納粹德國黨衛軍在二十二世紀復活——這種對自身膚色的有意忘卻、對日耳曼人外形的崇拜，也算一種種族主義。《風暴前線》也揭示了拉丁美洲種族主義的存在，這種存在有時候會非常戲劇性地體現出來：在拉丁美洲，美國與納粹德國在意識形態宣傳領域展開了一場暗戰，美國人力圖通過好萊塢縮短與拉丁美洲的距離，以文化交流促成政治上更為緊密的合作。名導奧森·威爾斯接到任務遠赴巴西，計劃拍攝一部能夠引起南北美洲人民共鳴的電影，一部“泛美主義的史詩”。他被里約熱內盧的狂歡節所吸引，多次前往貧民窟進行拍攝，打算講述一個巴西音樂如何起源于貧民窟黑人社區的故事。在威爾斯看來，狂歡節的節慶精神將不同膚色、不同階級的人聚集到一起，這正是泛美精神的體現。然而，他的作品最終流產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開始熱烈歡迎奧森·威爾斯到訪的巴西政府和上流社會希望展示在世界面前的國家形象，絕不能由黑面孔來代表。

　　拉丁美洲的獨裁者和保守階級在意識形態上是與“第三帝國”有頗多共鳴之處的。不僅僅是種族主義，該書指出，“法西斯政權對秩序有強烈偏好，承諾樹立一種既進步又穩定的榜樣，而這些恰恰是拉丁美洲許多地方所匱乏的”，因此，巴西、阿根廷等國的獨裁者都喜歡創制自己的民粹主義加法西斯主義的版本，以圖更有效率地統治各自的國家。假使二戰當中勝利的天平以不可阻擋之勢向軸心國一方傾斜，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還真有投靠“第三帝國”的可能。美國政府在拉丁美洲展開的或明或暗的反納粹行動，一方面為盟軍的最終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一方面也為將來冷戰時代對拉丁美洲政局的干預打下伏筆——出于反共的需要，美國政府對拉丁美洲爭取民主的公民運動保持監視，聯邦調查局探員和外交官與當地警方和調查機構建立起長期的、穩固的聯系，一旦在拉丁美洲出現不受美國歡迎的政府，他們就會有所行動，后來成為中央情報局的美國戰略情報局也藉此機會在拉丁美洲廣設情報機關。二十世紀下半葉在拉丁美洲頻頻發生的軍事政變，其背后多有中央情報局、美國大使館的影子。1973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通過血腥軍事政變上臺的智利皮諾切特政府，用納粹德國的手段迫害本國公民，異見者遭到嚴刑拷打、集中關押，或是“被失蹤”，大批知識分子流亡海外，那些穿著德國軍服的智利軍官耀武揚威地慶祝在對付同胞的戰爭中獲得的勝利，這一切不都是納粹德國的幽靈在南美洲的重現嗎？

　　《風暴前線》還以非常翔實的細節講述了巴西遠征軍在亞平寧半島的英勇表現。這些從來沒見過雪的士兵在歐洲的雪山面對最為強悍的德軍軍團，一邊作戰一邊積累經驗，從最初的屢嘗敗績到后來的捷報頻傳，逐漸贏得了來自盟友甚至是對手的尊重。當他們凱旋回國后，這支部隊的士兵和高級軍官經歷了截然不同的命運。老兵們被巴西獨裁政權刻意遺忘，因為他們是“曾為民主而戰的士兵”，在反法西斯戰爭前線出生入死的光輝履歷并不能有助于他們就業。而高級軍官們則因為軍事行動的勝利獲取了政治資本，為軍人干政鋪平了道路。曾在巴西遠征軍中擔任作戰指揮官的卡斯特羅·布朗庫在1964的軍事政變中成為國家元首，建立了一個親美反共的獨裁政權。就這樣，反法西斯主義的英雄到頭來也成了法西斯主義者。

　　我們所熟知的拉丁美洲如何受二戰影響的歷史是，因為戰火沒有燒到本土，拉美國家通過向北美和歐洲出口戰爭所需的大量礦產資源和農產品而獲取了豐厚的利潤，為進一步的工業化創造了有利條件。《風暴前線》則向我們揭示了更廣闊的歷史和更復雜的勢力關系，尤其是美國如何通過反軸心國的斗爭加緊對拉丁美洲的控制，以及二十世紀下半葉拉丁美洲普遍出現的軍人獨裁政權是如何在世界大戰的年代悄然醞釀的。法西斯主義的病毒并未死絕，一旦遇到合適的條件，它就可以在拉丁美洲流行、變異、傷害眾多無辜生命。反法西斯的斗爭，才真正是文明反抗野蠻的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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