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

　　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詩經·周頌·思文》

　　亞洲銅 亞洲銅擊鼓之后

　　我們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臟叫做月亮

　　這月亮主要由你構成

　　——海子《亞洲銅》

　　我經常在半夜時分下樓，到盧瓦爾河邊透氣。對面南特島上的燈火倒映在湍急的水面上。除了水流聲，以及偶爾疾馳而過的汽車的聲音，再也沒有別的聲響。有一天晚上胸悶氣短，在河邊喘氣時，看到那搖曳的光影，腦海中浮現的是過年時孩子們點燃的煙花棒噴出的火花，只是，這火花是靜默的，而且越噴越趨微弱。

　　而在生活秩序還正常的時候，總有人倚著欄桿，一邊抽煙一邊聊天，當我走過的時候，總有人跟我打招呼“Bonjour”，不管是否認識我。這是處于法國外省的南特比巴黎更讓人暖心的一個現象。然而現在，這些問候都消失了。盧瓦爾河從城市中間穿過，將寂靜分成兩半。

　　這部書稿就是在寂靜的盧瓦爾河岸邊完成的。我在2020年1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一抵達法國南特高等研究院(Institut d’études avancées de Nantes)，受到已經在這里駐扎三個月的一群同事的歡迎。這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高等研究機構，研究員的構成具有廣泛的地域代表性，來自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占到一半左右的比例。在這里，可以和阿根廷學者討論羅馬教廷，和印度學者討論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和埃及學者討論中東在上個十年的動蕩，和喀麥隆學者討論他們的去殖民化經歷……有一天晚上，一位法國鋼琴家造訪高研院，和同事們共進晚餐之后，即興彈了五六首曲子。音樂響起，同事們或站或坐，有人托著下巴，有人閉上雙目，有人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鋼琴家的雙手在琴鍵上跳躍，所有人都沉浸在優美的音樂之中。

　　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中國剛剛大規模暴發的時候，這里波瀾不驚。偶爾有外國同事問候我家人在國內怎么樣了，但沒有人覺得他們自己也面臨著這樣的威脅。但我內心已經無法保持平靜。自從武漢“封城”之后，中國正在進行著一場抗疫苦戰，這場苦戰在西方世界的輿論中得不到多少理解和支持，滿眼皆是隔岸觀火乃至落井下石的論調。2月下旬，當中國已經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之時，意大利的疫情開始暴發，然而歐洲各國仍舊是馬照跑、舞照跳，歐洲群眾對于疫情的理解是，這不過是另一場流感，只是對老人有明顯的威脅，年輕人多洗手就好。但疫情的蔓延非常迅速。在2月份，我非常擔心國內親友同事們的安危;到了3月初，就變成了國內親友同事擔心我在歐洲的安危。

　　雖然歐洲各國政府已經目睹了中國在2月份的苦戰，然而面對疫情，他們采取的行動極其緩慢——這向我們證明，從知情到行動，中間有著很大的一段距離，這是普遍的現象，責怪中國沒有及時提供信息，只是推卸自身責任的手段。然而，意大利不斷上升的死亡率，終于讓各國的決策者們無法拖延，各國政府陸續跟進防控，從禁止大型活動、關閉學校，到關閉“非必要”的服務場所，許多國家最終進入全民禁足狀態。

　　3月16日，南特高研院停止一切線下集體活動，就連圖書館的服務也停止了。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歐洲已經是病毒傳播的“震中”(epicenter)。對我們來說，剩下的生活，就是在這座寂靜的城市里留守與隔離。

　　傳說中的歐盟的團結，在大難臨頭之時并沒有如期出現——于泥濘中越陷越深的意大利，在發出求救信號之后，并沒有得到其他歐盟國家的回應，只有剛剛走出困境、身體仍然虛弱的中國為其提供了積極援助，至于歐盟各國之間相互“截胡”抗疫物資的現象，更是層出不窮。在歐洲疫情進入高峰期時，歐盟才“如夢初醒”，在邊界政策、財政、金融、防疫物資、疫苗等各方面做出一些協調。

　　傳說中的西方陣營的團結，也并沒有出現，當特朗普總統受到股災的暴擊，從夢游狀態中醒來，開始著手抗疫的時候，首先干的事情就是宣布切斷美國與歐盟之間的交通;歐盟支持世界衛生組織(WHO)領導全球抗疫，而特朗普政府卻不斷攻擊世衛組織，并最終切斷與世衛組織的聯系。在疫情持續期間，特朗普政府還對一系列歐盟國家發動了貿易調查。病毒的傳播沒有疆界，它通過痛苦和恐慌，把全人類連為一體;然而人類對病毒的應對，卻不斷地暴露乃至加強原有的許多邊界與隔閡。

　　在中國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在中國市場上賺過很多錢的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卻幸災樂禍，稱疫情有助于工作回流美國。但不久，當美國疫情暴發之后，特朗普政府交出的是一張蒼白的答卷，在其他發達國家已經基本控制疫情的時候，美國仍然在高位平臺上運行，死亡人數節節攀升。2020年，我們見證了美國疫情危機、經濟危機和種族危機的疊加。中國在第一季度為了抗疫也付出了GDP同比下降6.8%的代價，但先于全球絕大多數國家走出困境，其經濟生產有了更為堅實的信心基礎。中國生產的抗疫物資，更是許多國家獲得抗疫勝利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在這場全球性的災難中，中國不僅向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發展中國家伸出援手，還向一系列發達國家輸送了大量救援物資和抗疫經驗。當然，國際上的“中國援助贖罪論”“中國援助奪權論”等各種雜音也一直沒有斷絕。

　　2020年2—3月，時間的流速變得無法確定。每天一起床，都是各種爆炸性的新聞，持續到夜深。我經常心潮起伏，夜不能寐。然而，我畢竟不是能夠拿起手術刀直奔抗疫一線的醫生。能夠發揮我知識特長的地方，或許仍然是對全球秩序及其法律框架的思考。在這場全球性的大災難之后，全球秩序何去何從?預言是困難也是危險的，然而對于歷史經驗的研究，或許可以為我們走向未來提供思想的拐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一邊密切關注每天層出不窮的爆炸性新聞，一邊繼續鉆故紙堆，把許多思維的斷片連在一起，最終完成了這部書稿。

　　如同前兩本小書《舊邦新造：1911—1917》《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一樣，這本小書是當代問題激發之下的歷史研究。它處理的時間段，從1814—1815年維也納會議開始，到1945年“二戰”結束;它主要探討“門羅主義”話語在美國、德國、日本與中國四個國家的傳播與運用，但同時也涉及拉丁美洲、大英帝國、意大利、俄蘇、印度、澳大利亞等地區和國家對于“門羅主義”話語的運用。它勾勒出了一個“門羅主義”話語的譜系，但更重要的是揭示“門羅主義”話語變遷背后的近代空間政治，從全球、區域到國家以及省域。

　　本書最初的基礎是兩篇論文，第一篇《威爾遜主義的退潮與門羅主義的再解釋》發表于《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3期，另一篇《卡爾·施米特論國際聯盟與歐洲秩序的敗壞》發表在《開放時代》2019年第3期。《卡爾·施米特論國際聯盟與歐洲秩序的敗壞》的思路，源于2018年春季與國際法史學家托尼·卡蒂(TonyCarty)合作帶領學生一起閱讀卡爾·施米特的DerNomos der Erde所帶來的體會。在那門課上，我們既細讀了施米特的文本，也對19世紀以來國際體系的變遷，進行了很多探討。在此基礎之上，我對施米特思想與中國近代道路的關聯性做了一些進一步的思考，成文后，曾在2018年8月劉小楓教授主持、在長春舉行的第二屆六繹論壇上獲得討論。我的探討基于一個非常樸素的認識：德國在近代國際秩序中處于中層，一方面受到全球霸權的壓力;另一方面，對于非西方國家與中東歐的小國與弱國，卻又經常持俯視態度。施米特的理論集中體現了這種位置和視角。而中國在近代的國際體系中地位更低，甚至瀕臨被瓜分的邊緣，因而從晚清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對于許多淪為殖民地的弱國，經常有兔死狐悲之感。這種國際位置的不同，也就會帶來視角的不同。毫無疑問，近代以來的中國，對于國際體系中的霸權，無論是全球霸權還是區域霸權，有著更為顯著的批判視角。

　　而《威爾遜主義的退潮與門羅主義的再解釋》則緣起于2018年底《探索與爭鳴》雜志關于“一戰”結束一百周年的約稿。在接到約稿后，我初步決定寫威爾遜總統的命運，閱讀了一些威爾遜傳記。我注意到，威爾遜決定性地改變了對“門羅主義”的解釋，使其所關注的空間，從西半球轉向全球。我因而意識到，有可能以“門羅主義”為線索，將中國學界對于美國外交中“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之爭的分析，推向更為深入的境界。在研究美國“門羅主義”解釋演變的過程之中，“門羅主義”話語對其他國家的影響，也成為非常自然的關注點。《威爾遜主義的退潮與門羅主義的再解釋》的終稿，梳理了“門羅主義”話語在美國、德國與日本三個國家所經歷的解釋演變的基本線索。本書前三章發展了這篇文章的基本框架，并訂正了其中的一些錯誤。

　　在探討日本的“門羅主義”話語的時候，我已經遭遇了中日兩國文化—政治精英的相互影響的問題。比如說，在1898年，近衛篤麿就曾經和流亡日本的康有為談及“東洋”的“門羅主義”。那么，“門羅主義”話語在中國究竟是怎么傳播的呢?郭雙林教授2006年的一篇探討“門羅主義”與晚清中國民族認同的論文，發表之后多年無人跟進，卻讓我看到了許多重要的線索。在其工作的基礎之上，我進一步研究旅日精英與“亞洲主義”、“門羅主義”話語的接觸、吸收和在此基礎上的言說，并與19世紀“門羅主義”在中國國內的傳播做比較。在經歷系統的史料搜索之后，圖景逐漸變得清晰：19世紀《字林西報》等外文報紙對于“門羅主義”有一定的探討，但并沒有引發士大夫主流的關注;對于“門羅主義”的集中興趣，是在旅日精英之中發生的，而當時的背景恰恰是美西戰爭之后美國對于菲律賓的征服。美國在亞洲的擴張，在中日兩國的知識分子中都引發了某種危機感，而“亞洲主義”與“門羅主義”話語的結合，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但在中國旅日精英那里，“門羅主義”話語卻與“反滿革命”相結合，發展出一種反滿的“省域門羅主義”。

　　在辛亥革命之后，“反滿”的訴求淡出，但伸張地方自主性的話語，卻長盛不衰。威爾遜設立戰時宣傳機構公共信息委員會，其中國分部與中國的知識精英結合，不斷宣傳美國正面形象與威爾遜的國際秩序主張，在中國產生了重大影響。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將“門羅主義”與“聯邦主義”視為同構的、體現“民主”“自治”的組織與制度理念。盡管威爾遜個人的聲譽在1919年遭到了沉重打擊，但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的“聯省自治”運動之中，“門羅主義”與“民主”、“自治”、“保境安民”等理念關聯在一起，在中國的輿論界一度成為一個非常炫目的政治關鍵詞。然而，隨著國共兩黨達成通過社會革命重新統一全國的共識，“省域門羅主義”的聲譽江河日下，其“民主”“自治”的意涵日益淡出，而“封建割據”“對抗統一”的含義日益凸顯。在“門羅主義”的全球傳播之中，近代中國出現的“地方主義”與“門羅主義”話語的結合，是美國、德國與日本三個國家都很少出現的，因而具有相當大的獨特性。

　　與此同時，我也密切關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對于美日“門羅主義”話語的反應。在研究“省域門羅主義”的時候，我已經對以康有為、梁啟超為核心的知識群體進行了一定的思考。在進一步的研究中，我將眼光投向了其他代表性的人物，如孫中山、蔣介石、李大釗，處于國共兩黨之間的國家主義勢力對于國際秩序也有一定程度的思考，本書選擇了與中國青年黨關系比較近的“戰國策派”的論述作為代表。全書結束于對李大釗的探討，他對日本“門羅主義”話語的批判最為徹底，在對國際秩序的思考上，具有最強的“反霸”色彩。在20世紀的革命與建設中，李大釗的精神得到了繼承和發揚，在今天仍然可以提醒我們，在國際秩序的轉變中，我們可以擁有什么樣的理想與愿景。

　　本書的構思與寫作獲得了許多機構與師友的幫助。我所工作的北京大學法學院給了我充分的自由空間，做橫跨法學、政治學與歷史學三個學科的研究;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慷慨資助了本書的研究;法國南特高等研究院為本書的最終定稿提供了孵化環境，我在此尤其要感謝高研院的靈魂人物Alain Supiot教授以及同屆訪問的王璞教授和來自阿根廷的歷史學家José Emilio Burucua教授帶來的啟發。

　　本書的部分章節或片段曾在以下研討會上分享，并得到眾多師友的評論：2019年12月14日在北京大學文研院舉行的“世界政治史視野下的中國成長”研討會，8月25—26日在重慶大學舉行的第八屆“法權秩序與中國道路”研討會，7月8—12日在北京大學法學院舉辦的第二屆“法意”暑期學校，6月21—22日在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舉辦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歐文明與新全球法律秩序”國際研討會，5月25日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舉辦的“歷史時空中的中國與世界”研討會，5月8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舉辦的“門羅反對威爾遜?區域霸權與全球霸權的空間之爭”會講，等等。對于組織和參與以上研討活動的師友，我要在此致以衷心感謝!

　　在所有這些活動中，討論最為密集的是劉小楓教授主持的“世界政治史視野下的中國成長”研討會，這是一個閉門會，共有從“五〇后”到“九〇后”將近三十位學者到場，對本書一個較早版本的文稿，進行了超過三個鐘頭的“會診”。我在此將會診的記錄抄錄如下，以供讀者參考：

　　復旦大學政治系的任軍鋒教授主持第一場，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章永樂博士提交討論的文本長達十七萬字。該文勾勒了“門羅主義”的全球模仿，但主要涉及四個國家——美國、德國、日本和中國。美國的“門羅主義”突破西半球，發展到全球階段之后，這套話語體系明明是在搞單極霸權，卻包裝成對某種共同威脅的反抗。在這套政治修辭下，美國從區域霸權發展到全球霸權基于同一套話語框架，改變的是對它的解釋。“一戰”后德日兩國的理論家與政治家則截取了美國的區域霸權實踐與門羅主義話語結合的經驗。書稿對中國的討論占到一半篇幅，主要涉及兩方面，一是晚清與民國圍繞省域自主性發展出來的“省域門羅主義”，以及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精英與美日兩國“門羅主義”話語的糾纏與搏斗。“門羅主義”話語史的背后是近代中國在區域霸權與全球霸權的重壓下“舊邦新造”的歷史進程。

　　章永樂博士采取形態學的方法，從“門羅主義”表述形態的相似性入手，考察各種表述之間是否有相互影響的關系。他在引言和討論中強調，“門羅主義”在書稿中是一個符號、一個話語框架，不同政治勢力從自身的利益和情感出發，為其注入自己關注的內容，并且相互影響相互激發，從而形成一道豐富的話語光譜。

　　四位與談學者對章永樂文展開評議和討論。高波首先提出，章永樂從世界史和世界政治的視野出發，把空間政治納入考量，在考察“門羅主義”時他體現出對語詞的不信任，這有助于糾正概念史和思想史中的某種文字本位主義。高波提出了兩個建議：其一，追蹤政體這條線索;其二，進一步處理日式“門羅主義”者對中國革命的支持與其“門羅主義”話語邏輯之間的關聯。

　　劉晗提出，在概念層面，最核心的問題是“門羅主義”與現代主權國家的關系。美國提出“門羅主義”，既有孤立主義的面向，也有要改造老歐洲的沖動。可以進一步考慮兩個問題：一、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美國“門羅主義”防御的邊界在哪里?二、美國如何看待主權?其看法與我們通常對主權的看法有何不同?

　　孔元認為，書稿的寫作方式可以與“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的方法譜系對接。16世紀以來的歐洲史主要有兩條線的發展，即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章稿主要涉及第二條線，但可以有更多的政治經濟學層面的討論。不同類型的“門羅主義”話語背后對于區域霸權與全球霸權的實質態度，可以進一步討論。

　　方旭提出，對“門羅主義”概念的討論可以進一步明確地和“帝國”概念的討論關聯在一起，可以進一步呈現施米特早期對大英帝國的批判，后期施米特轉向區域霸權的說法亦可斟酌。至于近代中國出現的“省域門羅主義”，則很可能是對美國“門羅主義”的一種誤讀。

　　劉小楓認為，書稿的史料非常豐富，下一步修改的關鍵，是以更強有力的理論框架來駕馭這些史料。同時，書稿強烈的現實關懷與社會科學式的中立化方法之間也會存在張力。支撐“門羅主義”的是自由主義的正義觀，對此需要有價值層面的回應。

　　楊念群認為，“門羅主義”到另一個地方，含義就會發生扭曲，關鍵在于展現“門羅主義”表述背后的地方性的政治邏輯。同時，在方法上，如何平衡全球史觀和中國視角兩者之間的關系，也是晚近的“全球史”研究常見的挑戰。

　　主持人任軍鋒總結說，中國的成長越來越刺激我們的想象力，以上的討論提供了一個樣本，供我們思考歷史中的政治問題與當下發展的關系，并探討這一問題意識如何在學術研究中展開。

　　作為當代中國政治地理學/地緣政治學思想研究的重鎮，劉小楓教授對于學術思想作品的生產規律，有著非常深刻與精準的把握。在這樣的工作坊上，可以“紅紅臉、出出汗”，真正實踐“批評與自我批評”，被批評者與批評者都有實在的收獲。這有助于及時提升獲得討論的作品的質量，并推進相關領域的研究。師友們的閱讀、批評與期待，都令我深深感動，在此對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我相信，如果中國學界能將更多的學術經費和學術精力，投入到這樣的“集體會診”，中國學術的格局會大不一樣。但作為這個會議的“被研究員”，我非常清楚，本書的終稿只是勉力回應了師友提出的一部分關切，至于達到多數人的期待，恐怕是遙不可及的目標。

　　感謝佩里·安德森與卡洛·金茲堡兩位博士論文導師多年以來對我孜孜不倦的教導和鼓勵。沒有安德森教授2016年在北京大學發表的一系列關于“大國協調”的演講，我不可能迅速轉向對國際秩序與國際法的研究。而金茲堡教授的歷史研究作品，尤其是《奶酪與蛆蟲》，一直是我研究方法上的榜樣，時刻提醒我細致辨別歷史的紋理，不能輕易躍過當下與歷史場景之間的距離。金茲堡教授于2019年秋天訪問北大，給我帶來了又一次研究方法上的洗禮。本書得益于他們的教導，但一切錯漏和不完善之處，均出于作者本人的疏忽與不成熟。

　　在此，我還要感謝汪暉、黃平、甘陽、王紹光、蘇力、馮象、梁治平、崔之元、潘維、張旭東、黃興濤、郭雙林、強世功、Tony Carty、王錫鋅、陳端洪、中島隆博、石井剛、吳重慶、楊立華、羅崗、李猛、丁耘、韓潮、李放春、王獻華、歐樹軍、張廣生、姜佑福、白鋼、何建宇、魏南枝、鄢一龍、賈晉京、王維佳、陳柏峰、郭靂、聶鑫、張泰蘇、殷之光、陶慶梅、張翔、劉忠、田雷、蕭武、常安、于明、陳若英、潘妮妮、劉卓、劉誠、閻天、陳一峰、左亦魯、唐杰、張慧瑜、汪洋、陳頎、李廣益、李晟、徐戩、李斯特、楊昂、魏磊杰、丁曉東、衛純、李振、汪衛華、馬建標、陳玉聃、雷少華、孫飛宇、蔣洪生、昝濤、瞿駿、王欽、劉洋、劉晨光、孔元、王銳、潘丹、鄭寰、葛小輝等師友的長期鼓勵、支持和啟發，感謝史志強、朱曉琦、盛差偲、金雨萌、史慶、吳蔽余在文獻搜集、解讀和文字編輯方面給予的幫助，感謝徐斌、邵六益、傅正以及我們的“半渡”讀書小組的其他朋友共同呵護的一個閱讀和批評的思想空間。最后，衷心感謝三聯書店的舒煒、馮金紅、鐘韻三位老師，沒有他們的支持和推動，本書不可能在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中得到如此迅速的出版。

　　這是一本凝視深淵的書，它在讀者眼前呈現的并不是歡樂祥和的景象，而是圍繞著空間與邊界展開的各種沖突。人們對行走在深淵旁邊的人持有某種懷疑是有道理的，因為尼采說過：“當你在凝視深淵的時候，深淵也正在凝視著你。”如何既凝視深淵，又心存光明?支撐我的是一種確信：自從國民革命以來，以古老的中國鄉土為背景，抗擊內外敵人，為更為公正的國內與國際秩序而奮斗的游擊隊員們，承載著光明的力量。他們經常身處生存的黑暗絕境，卻不斷地給他們所扎根的土地帶來希望。在我的外祖父——一個親歷過游擊戰爭的平凡農民的身上，我經常能看到這種力量。

　　這正是為當代中國秩序奠定基礎的起源性的、生生不息的力量。只有對這種力量保持敞開，我們才能夠在一個日益技術化與官僚化的時代，保持一種方向感與平衡感，才能夠在巨大的生存災難驟然降臨的時候，克服麻木、冷漠、怠惰、傲慢與自私，“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保護生命，保護社會，保護對于美好生活的期待。2020年中國人民的抗疫斗爭，已經向我們昭示了這種力量是何等可貴，相信未來還將繼續帶給我們這種啟示。

　　我把這本小書獻給我的思想戰友張曉波。他曾經在《解放日報》上為我的第二本書《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寫過熱情洋溢的書評。此時此刻，他已經長眠地下，無法讀到我的文字了。然而他生前設想的全球秩序的大變局正在加速發生，如果他能夠看到這一切，相信他會和我一樣，既憂慮，又欣慰。

　　2020年3月31日初稿成于法國南特

　　6月27日改定于北京大學

　　作者：章永樂

　　北京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博士，德國柏林高等研究院、法國南特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全球中國研究中心國際研究員。著有學術專著《舊邦新造：1911-1917》《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此疆爾界：“門羅主義”與近代空間政治》，合著《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主編《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佩里·安德森訪華講演錄》(與魏磊杰合作)、The Constitution of Ancient China(與Daniel A.Bell合作)等，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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