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面脫貧到鄉村振興的常識與經驗——讀《走向鄉村振興》

　　林瑋

　　　　《天津日報》是中國共產黨天津市委員會機關報，3月15日以“津報力薦”為題，推薦《走向鄉村振興》。刊發的“推薦理由”如下：

　　津報推薦理由

　　這是一部反映現實、觀照現實的長篇報告文學，是來自八年脫貧攻堅一線的鄉村調研報告。筆墨述及內蒙古、新疆、河北、河南、山西等省的窮村或富村，以及湘西十八洞村……全書在關注全國脫貧攻堅大戰場的同時，著重追蹤采訪了貴州省貧困人口最多的畢節市和發達地區的山東省煙臺市，通過東西部兩地黨組織領導群眾走合作化道路，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實踐，令人信服地寫出：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走向鄉村振興的必要舉措。

　　《天津日報》同時刊登浙江大學博士生導師林瑋的評介文章《從全面脫貧到鄉村振興的常識與經驗》。全文如下：

　　從全面脫貧到鄉村振興的常識與經驗

　　林瑋

　　本書以大歷史觀看近代以來的鄉村問題，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看鄉村振興。

　　過去的八年，打贏脫貧攻堅戰始終是中華民族迎向偉大復興的核心要務。而今天，站在全面脫貧這一新的歷史起點上，歸納經驗，總結思想，將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基本前提。這場人類發展史上的偉大“戰斗”，產生了一系列的模式、樣本與范例，但作為人類社會消除貧困的帶有價值方向性與理念制度性的實踐活動，它還需要回到常識與經驗的“地面”，從基層探索出發，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

　　《走向鄉村振興》以清晰的立場和文學的表述，將“擺脫貧困”的起點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相連，闡釋了這種優越性在鄉村大地上發揚光大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在作家王宏甲筆下，鄉村振興的基本“常識”就是“組織起來”。正是基于這一“常識”，相當部分鄉村快速有效地實現了全面脫貧。他們的經驗充分體現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鄉村實踐中的深層邏輯，也將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加強黨的領導 讓制度的優越性呈現出來

　　“加強黨的領導”，看起來像一句常見的話。但在鄉村振興之中，它是基石與底色。在書中，王宏甲講了一個相對漫長的故事：1985年6月，新華社記者向中央報告了畢節的貧困：斷炊或即將斷炊者已不罕見。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勛批示中用了三個感嘆號表示嚴重警告，明確指出：“規定個時限，有個可行措施，有計劃、有步驟扎扎實實地多做工作，改變這種面貌。”7月，胡錦濤調任貴州省委書記，而在后來出版的《胡錦濤文選》中，第一篇就是《建立畢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給畢節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的批示中說，它“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從習仲勛到胡錦濤，再到習近平，他們看到的都不是“馬上開倉放糧”的“青天口號”，不是一時之義憤或哀婉，而是“有計劃、有步驟扎扎實實地多做工作”，把扶貧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工作，讓優越性從工作中呈現出來。這種制度建設，直到今年的一號文件中，仍以“五級書記，一抓到底”的體制機制創新得到體現。這是“組織起來”這一常識的第一條經驗。

　　完善黨的領導 把人民群眾組織起來

　　1943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發表講話，題目就叫《組織起來》。2016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把人民群眾組織起來開展革命和建設，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偉大傳統。貴州塘約村因為建立了“村社一體”的合作社，全村迅速脫貧致富，生動地體現了“組織起來”的力量。窮到村集體一分錢都沒有的山東衣家村發明了“工票”，讓幾十個留守老人以勞動力入股，領取“工票”，“日后有錢了兌現”，他們以這種辦法把村民組織起來，短短兩三年，這個村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在“組織起來”的背后，站著理性和立場，更站著制度性的領導干部隊伍建設。書中王宏甲直言“沒有左文學，就學不了塘約”是對“塘約經驗”的誤讀。因為脫貧攻堅不是某位基層干部的個人功績，也不是某個村寨孤立的經驗與選擇，而是富有系統性與制度性的探索：不僅村黨支部可以把人組織起來，避免農戶單打獨斗，上級黨組織也應該把村莊組織起來，避免一個村的單打獨斗。就像貴州畢節鴨池鎮由“鎮黨委統領合作社”，承擔前端的產業選擇、技術培訓和后端的銷售等等，并讓村級合作社有完整的管理和收益權;大方縣成立縣級合作聯社，三級聯動，堅持“按勞分配為主，按資分配為輔”。這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要求──縣委書記要“當好鄉村振興‘一線總指揮’。”

　　構建產業體系 促鄉村綜合發展

　　鄉村振興不只是“農業”的振興，它是依托土地而實現的新生活樣態的創造。舊有的農村生產方式和生活，已經滿足不了新一代農民對未來的向往，出現了“空心村”這一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歷史遺留問題。王宏甲寫道，“村莊已罕見種地的青年農民”;在村集體重新組織化之前，塘約村“1400個勞動力竟有1100個外出打工，30%的土地撂荒”;內蒙古察右后旗“總人口22萬，有9萬人在外打工”;甚至在福建相對富裕的鄉村，也人煙寥寥，滿目荒蕪。“城市”被簡單地視為“富裕”，“鄉村”則約等于“貧窮”。

　　這種現象及其背后的邏輯，極大地影響了農民的自信，也使農業和農村長期處于產業鏈發展的低端，缺乏重新組織起來的物質基礎與條件。因此，鄉村必須有工業，依托特色資源，構建現代鄉村產業體系，在此基礎上發展集體經濟，這是走向鄉村振興的必由之路。

　　召喚返鄉青年 要他們記住鄉愁

　　實現鄉村振興，不能只靠留守的老人與兒童，希望在青年身上。而無論因考學而“走出大山”的高學歷人才，還是出賣體力進城打工的青年，都難免對“故土”有眷戀。王宏甲描述離鄉的“北漂”或“南漂”，“在黑夜中醒來，可能驚悚地感到，人身即使有個租屋可住了，靈魂沒地方住。”而這正是習近平總書記說的“鄉愁”，也是他反復強調的“逆城市化”現象。這種現象隱藏著鄉村振興的未來──召喚青年返鄉。一個人只有被他人真誠地需要，他才不再是漂泊的“過客”，而是家園的主人。

　　這是需要組織的，畢節“把村里的團組織再建起來”視為鄉村“復活”的重要一步。在物質生活層面，返鄉也有諸多建設性的巨變。以醫療條件為例，畢節在2020年為3704個行政村配備了超過8000位經過正規醫學院校畢業的醫護人員，把貧困戶中初中畢業生推送至衛生學校學醫，并為他們的返鄉就業創造條件，這是一個重要經驗。

　　重建人民自信 要活出人的尊嚴

　　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時代，“專家”遍地，“精英”成群，更彰顯出鄉村的“貧瘠”。可鄉村真的“貧瘠”嗎?對此，王宏甲動情地說：“多年來各種‘精英’宣傳，給我們的干部和農民頭腦里覆蓋著怎樣的印象?都說我們窮，所以引進外資。大資本、大老板，各種專家教授，演藝明星都是厲害的。農民是差的，最差的就是貧困戶……還有‘專家’把貧困農民稱為‘無貢獻率人口’。”

　　王宏甲重申了一個真理，那就是“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因為“脫離群眾太久”，這一真理也被遮蔽得太久。《走向鄉村振興》高度張揚“扶志”：鄉村缺的不是人以及人的“智”，而是一種精神煥發的狀態。這種狀態是煙臺衣家村83歲的楊淑蘭滿臉皺紋說到“咱當社員”時的自豪感，是畢節銀川村22歲的村干部高麗膽怯又驚喜地主持村民歌唱比賽，是“山河知道，莊稼知道”……這種狀態的理論基礎就是資本靠雇傭無組織的孤獨勞動者而發達，“共產黨人則是喚醒孤獨的勞動者，并使他們做自己的主人。”

　　在《擺脫貧困》一書中，習近平總書記說：“貧困地區的發展靠什么?千條萬條，最根本的只有兩條：一是黨的領導，二是人民群眾的力量。”王宏甲的《走向鄉村振興》寫了諸多正在中國廣闊鄉村中發生的生動實踐，基礎則是一條常識和五條經驗。這常識與經驗，共同的特征就是“黨的領導”和“人民力量”。

　　作者為浙江大學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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