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基本收入》
作者：（英）蓋伊·斯坦丁
譯者：陳儀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7月
基本收入是個有趣的政治概念。在美國和歐洲，橫跨意識形態光譜的從左到右，一些名人都贊同向民眾發放基本收入，即定期的，無條件的付給民眾每個人一筆恰當數額的金錢，讓人獲得最基本的經濟安全感。贊同者包括，比爾·蓋茨，埃隆·馬斯克，馬克·扎克伯格，霍金，等等。
歐美的自由主義陣營，與保守主義陣營相交的一些人(贊同一定程度上增加公民福利，但反對政府介入)，之所以贊同基本收入，毫無疑問是為了化解自由市場經濟在互聯網時代造成社會代價，所可能對富裕階層帶來反噬的影響。
二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歐美世界迎來了一個一般意義上的眾贏時代：戰后經濟復蘇、歐美國家二次工業化、技術革命等紅利的疊加，再加上羅斯福新政開創并在戰后幾任美國總統任內堅持的強化政府再分配職能政策，使得歐美世界的民眾從經濟發展中獲得了真金白銀的收益。
然而，20世紀70年代晚期開始了急劇的向右轉，自由市場理論大行其道，市場被認為是唯一有效而真實的，政府被認為是問題所在。歐美世界開始減少政府對公共品的直接投入，新的技術革命、制造業和服務業產能向外轉移都削弱了歐美工人階層的談判話語權。幾十年來，歐美經濟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工資水平卻基本上沒有提高。新世紀以來，隨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漸趨成熟，馬克思、凱恩斯預言過的“機器換人”成為了直觀的現實。這些都意味著，歐美世界的平民，其可能獲得的工作崗位不僅可能繼續加速流失到中國、土耳其、越南、北非、東南亞，而且還會被機器人“截胡”。
另一方面，正如《21世紀資本論》等作品以及美國、歐洲不少經濟學家坦率揭示的那樣，食利階層(投資股票等有價證券，通過房產等資產的租金而獲益)這一最遠離資本主義生產一線的階層，與勞工階層的收入差距、生活品質差距，也越拉越大。
英國經濟學家、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倫敦大學亞非研究院、“基本收入地球網絡”(BIEN)創始人、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社會經濟安全計劃主任蓋伊·斯坦丁在其所著的《基本收入》一書中指出，勞動者通過勤奮工作獲得的收益，相比通過實體資產、金融資產以及所謂的“智力”資產的獲益，份額越來越低，這個現象在經濟上或者道德上，都很不合理，這也是社會上為什么總是充斥著“憂慮、混亂、疏離和憤怒等情緒”的原因。回避這方面問題，只會造成一種結果，那就是讓特朗普或者特朗普式的政治人物借此操弄恐懼。
基本收入是什么？
這本書指出，基本收入“代表一筆能讓某人在極端狀態下，在他所屬的社會中存活下來的金額”，其根本目的是提供“基本而非全面、充裕的經濟安全感”。這筆錢，顯然要高于現有國家或地區設立的失業金，而且不設立條件，定期發放，而且是不可轉償還的，也就是說，哪怕某人欠下舊債，債主也不能拿前者的基本收入來償債。
書中討論了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提出基本收入概念以來，歷史上不同的思想家、作家有關該概念的設想。1955年，法蘭克福學派的心理分析學家艾里希·弗洛姆在名著《健全的社會》中提出“全民生存保障”的建議，不過此建議在當時可謂無人問津。這項建議近年來得到響應，如前述，硅谷的許多杰出企業家開始贊同此概念，其目的是消解新科技革命拉大貧富差距的社會影響。
書中強調認為，基本收入有助于實現社會正義。為什么這么說?社會和經濟發展，包括技術革命帶來的進步，其發展紅利應當為全民所分享，而不僅僅體現為專利、金融資產、固定資產被少部分人享有。書作者援引羅爾斯《正義論》的觀點指出，“除非一項政策改善了最弱勢者的處境，否則就不算達到正義的要求。”
另一項理由是，全球各地的環境污染、資源占用，其中多數都歸于富裕人士的生產生活：航空運輸、車輛所有、空調使用、奢侈品的使用。而因為富人的生活而承受各方面代價的窮人，卻一無所獲。書作者認為，通過征收相關稅收，再平均分配給每個人，這并不是劫富濟貧，而是一種帶有公平性的補貼。
基本收入能帶來什么？
基本收入的倡導者都認為，這會強化自由。因為基本收入可以滿足基本的生活所需，所以勞工階層的議價權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不再那么容易答應資本、雇主的苛刻條件。當然，這也是自由市場論者強烈反對的，因為必然提高營商成本;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基本收入也擴大了市場，這對于企業家階層也構成激勵。
美國的卡托研究所可謂自由市場論者，甚至保守主義者的大本營。書中引述了卡托研究所有關專家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向民眾發放基本收入，會導致民眾都變成懶漢)，認為這種觀點過度的將民眾中少數的“不負責任的酒鬼或賭徒”泛化為所有民眾的代表。
書作者認為，基本收入將讓人們“拒絕從事繁重、枯燥乏味、低薪或純屬骯臟的工作”;擁有“即使薪資比以前少或財務安全感降低，卻繼續從事同一工作的自由”;更可能嘗試小規模事業;擁有“長時間為親友從事照護工作的自由”;“冒險學習新技術或職能的自由”;為愛而活，建立自己想要的愛情和家庭變得更為可能;養育小孩的自由。
總的來說，“基本收入的解放價值超過它的貨幣價值”。
書作者認為，基本收入的發放，要比其他政策能夠更好的解決貧困問題，也不會污名化領取人。通常來說，如果申請目標鎖定的財力調查式福利，申請者必須犧牲某些方面的隱私、權利(就像是網上曝出被走訪慰問的貧困戶家中有名貴物品，后續在官方回應中，被質疑者不得不詳細說明了家庭財產甚至家庭成員具體信息)。基本收入是全民且無條件的支付，因而可以避免領取者被污名化。書作者還指出，英國等國家要求領取政府津貼的人一旦開始從事工作，會面臨實質上高達80%以上的邊際稅率，這實際上阻止了貧困者自食其力，相比之下，基本收入的發放，卻不會造成這方面問題。
發放基本收入，會讓民眾(或者說民眾中的多數人)浪費這筆錢，而不能改變現狀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相關社會組織在北非國家、歐美國家都舉行過這類實驗，酒精成癮者、毒癮者、輕刑犯在獲得了類似于基本收入這類的無條件補貼后，主要把錢花在了衣物、食物與醫藥上。事實上，無論是中國還是國外，文學作品中經常描繪窮人在獲得意外之財后，會拿去盡快揮霍，這多少有些刻板印象的味道。
基本收入會破壞經濟系統嗎？
如果基本收入來自于額外的貨幣，會制造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嗎?書作者的觀點是不會。理由是，額外貨幣所衍生的新增需求“可能會”促使商品與勞務供給增加，進一步制造更多工作機會，通過乘數效應讓收入、消費能力與生產進一步增加。
現如今，各個工業國家，以及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都面臨消費能力總體疲弱的問題，因為多數人的收入不再能跟上生產產能的擴張速度。而現如今，各個經濟體中的勞動者的議價能力都非常弱。如前述，基本收入會讓人在議價談判中變得更為主動。
《基本收入》書中討論了各種反對基本收入的觀點。第一，“基本收入是烏托邦概念：以前從未實施過”，書作者說，其他所有為人民提供經濟安全感的政策都被證明效果不佳，因而可以予以嘗試。
第二，“政府將無力負擔基本收入的支出”，這個反對意見中，“無力”如果換成“無意”可能更為恰當，書中更是單辟一章，分別就英國等國家為模板，測算了基本收入作為制度運行的可行性。
第三，基本收入會養“懶漢”，“讓人產生不勞而獲的習性”。書作者反駁指出，國際版權制度也允許版權所有者去世一定年限后，其作品成為公有版權作品，可供免費利用，這也并沒有對新作品、新技術產生帶來任何阻礙(并沒有出現人們只看免費作品，只使用免費技術)。
第四，“基本收入可能降低工作的吸引力”。書中也單辟一章討論了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調，簡言之，一份工作的薪酬太低，本來就不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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