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1年1月，《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修訂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月23日，六位學者齊聚上海朵云書院·戲劇店，以“今天為什么需要讀魯迅”為主題，圍繞著新修訂的《魯迅傳》娓娓而談，進行了一場讀書會。

　　保馬今日推送本場讀書會實錄。從“苦痛”到“痛苦”，從“逃離虛無”到“絕望抗戰”，此版《魯迅傳》不僅深入細膩地刻劃了魯迅的心靈世界，其更易流轉背后還隱匿著傳記作者自身的思想變遷。這是一部雙重的“心靈史”，身為“擺渡者”的作者直入傳主魯迅的本心，于探幽尋微中與之水乳交融，從而看到了魯迅在“絕望的抗戰”中對“廣闊和高遠的向往”。傳記所呈現的魯迅形象，也是20世紀中國的形象。魯迅之于當代，不僅是學術研究的對象，更是回應當代問題的重要思想資源!

　　今天為什么需要讀魯迅？——《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讀書會

　　時間：

　　2021年1月23日晚上19：00

　　地點：朵云書院·戲劇店

　　參與者：雷啟立  倪文尖  羅崗  倪偉  毛尖  周展安

　　一、圍繞“苦痛/痛苦”展開的修訂

　　毛尖（華東師范大學）：

　　首先感謝大家來參加我們的活動。今天我們要和各位分享的是王曉明老師的代表作，北京三聯剛剛推出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修訂版。我們臺上六人，雖然年齡看起來相差不多，其實已經三代人，倪文尖老師是我們的小師叔，跟王曉明老師是師兄弟，私下場合，老倪也特別愿意強調這一點，雖然當著王老師的面他不敢。展安是我們這里最小的，80后，我們多少有點看著他長大的意思。那么，先請最大牌的雷啟立老師講，本來今天是他主持，不過剛剛上臺前，羅崗說，哪有大牌當主持的。啟立現在是華師大的校長助理，平時我們也不太有機會看到他。不過，今天特意請他先講，主要因為他寫過一本書叫《周作人傳》，曾經和王老師的《魯迅傳》一個系列，當年讓我們很仰慕。

　　啟立講前，我先講一個小故事。是真事。二十年前吧，在深圳的一個書吧，服務員很熱情，羅崗也就很熱情，指著啟立跟服務員介紹，你們書店有《周作人傳》嗎，這是作者。小姑娘很激動，直接對著雷啟立叫了一聲“周作人老師好”。

　　雷啟立（華東師范大學）：

　　毛老師說的搭進搭出，有時候有點像真的，讓我先講真的。確實師兄弟幾個里面我年齡最大，王老師出《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最早的時候我最早接手這個事，那個時候毛尖還小，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早是“三陳”，臺灣業強出版公司的陳信元，復旦大學的陳思和老師，華東師大的陳子善，“三陳”策劃組織了一套叢書，中華文化名人傳記叢書。同時陳思和先生在上海文藝出版社組織出版“世紀回眸·人物系列”其實就是人物傳記叢書，責任編輯是陳征，后來當了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社長，非常資深、非常優秀的編輯。王老師的《魯迅傳》在這兩套叢書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非常感謝那些老師在自己出書的過程中也帶著學生，我當時本科畢業，在一所小學校里面當職員，因為臺灣業強出版社出版的錢理群先生的《周作人傳》在北京十月出版社出過了，上海文藝出的叢書里需要大陸有一本“周作人傳”，所以讓我寫。

　　王老師的寫作在1990年代末、20世紀初初期的兩個時期里，有兩個作品在現代文學界里面有非常大、非常實質性的、示范性意義。第一，《魯迅傳》以心態史的方式勾勒出來，在那么多傳記、那么多魯迅研究當中別具一格。第二，我跟倪偉老師講到，2001年前后他在哈佛大學做訪問研究時，寫《一本雜志與一個社團》，在社團研究過程當中又開啟另外一個范式、新的途徑。所以我們怎么讀“魯迅”，怎么讀這本書，有很多種角度讀出新意。而且現在快30年了，歷久彌新。后來他的魯迅研究以及他對雜志和社團的研究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上有特別的開拓性意義。

　　我就先講這些。謝謝。

　　毛尖：

　　接下來我們請老倪講。作為師叔，王老師應該第一時間和你切磋過。

　　倪文尖（華東師范大學）：

　　王老師當然首先是我的老師。本科時他給我們上過兩次課，一是現代文學史課上，他來講魯迅專題。后來大三，給我們開了一門選修課，就是后來成書為《潛流與漩渦》的內容，其中很重要的部分還是關于魯迅。那時我還認真看了王老師這本《魯迅傳》的“底本”，就是當年發在《未定稿》雜志上的《現代中國最苦痛的靈魂》，現在附錄里改成“最痛苦”的了。曉明老師的課堂和這篇文章當時真是相當震撼。這和原來印象里的魯迅形象差別很大。最大的差異在哪里?一是，魯迅是一個可以有痛苦的人，而且這種痛苦是非常個人化的，和他早年的生活有關，也和他后來的際遇有關。二是，魯迅的痛苦又不僅是他一個人的，這么說吧，是魯迅以其肉身、以自己體驗到的痛苦恰恰把握到了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一些側面。

　　事實上，在80年代，中國人文知識分子普遍地有一個對痛苦的咀嚼過程，甚至我們后來還不無批評之意地說，他們是對痛苦“有所迷戀”。但曉明老師寫魯迅用“痛苦”這個概念就用得特別到位，而且還有一個翻轉，這就是魯迅的名言“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魯迅對他的絕望和虛無也是自我懷疑的，所以還是要“舉起了投槍”，最終是“絕望的抗戰”。這樣一種對魯迅基本形象的把握，王老師做得非常絕。當然，這也可以說是整個80年代的“魯迅觀”，是大家普遍的共識，但這本《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特別厲害的地方還在于，曉明老師不僅與傳主魯迅有很深刻的共情，他還有一種喚起讀者來一起與魯迅共情、與作者共情的能力。這是當年我作為讀者深刻體驗到的東西，到今天雖然已經過了二三十年，但是我相信，魯迅和曉明老師的這本傳記依然很有一種內在的、強悍的力量。

　　毛尖：

　　前面老倪已經提及新版的改編，剛剛我和羅崗現場校了一下，確實第二版收進去時候是“苦痛的靈魂”，新版改成了“痛苦的靈魂”，看來修訂版改動還是挺大的，那么請羅崗老師談談新版的修訂。

　　羅崗（華東師范大學）：

　　王老師的傳記現在一共四版，第一個是臺灣業強出版社出的版本。第二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版本，大陸的同學和老師看的比較多的應該是這個版本，因為業強的版本發行的比較少，現在很難找到，在臺灣的舊書店也很難找到，這個書印的很少。這本書在臺灣找不到。王老師自己也沒有。

　　這兩個版本沒有太大的差別，只是增加了魯迅先生簡單的年表。第二個版本是用魯迅在廈門拍的在墳墓中的照片做封面，王老師在波士頓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時修訂的。這個版本和第一個版本的區別，增加了在波士頓寫的修訂版的序。其他沒有做更多的改正，除了寫了一個比較長的序言，王老師把他那篇很有名的文章《魯迅：現代中國最苦痛的靈魂》，以及文尖說的，《潛流與漩渦》中 《雙駕馬車的傾覆》，等一組文章收錄進去，這組文章作為附錄有助于幫助讀者理解魯迅。

　　然后今天講的正題，第三個版本，這是很特殊的版本，北京三聯書店有一套叢書叫當代學術叢書，比較注重的是80年代以來中國人的原創學術叢書，而且基本上都是再版，有出過的，經過了時間的考驗，某種程度上成為經典，二三十年的考驗。然后要收進當代學術叢書里面，最初就有錢鐘書《七綴集》，可以看到這套書的書目，基本上都是80年代重要以來的學術著作。學者如果有能力可以做一些修訂，所以當時出版社的馮金紅老師希望王老師修訂《魯迅傳》，就跟王老師作了溝通，王老師愿意做修訂，這一版的修訂比較大。王老師在三聯版修訂序言里說“這次是真修訂”。“真修訂”一是把很多表達修辭做了改動。而且王老師的改動還有特殊的地方，他不是像別人一樣增加一些話或者是把一些話刪掉，不是。其中有一些改動，把90年代最初寫的話作為檢討的對象，所以90年代怎么寫的，現在已經不這樣看了。所以這是一個很特殊的修訂。這樣的修訂方式不像是一般的說“增加什么話，改過什么話”，一般的修訂不會去標明、自我引用，但是王老師有自我引用。

　　簡單講一下王老師的三次修訂都有一個思想上的變化，剛才兩位老師已經講過，第一版的《魯迅傳》跟兩個東西有關聯：

　　第一，是王老師從他進入到魯迅研究中有一個非常特殊的介入，現代中國最苦痛的靈魂，從這個角度進入到魯迅研究里。這個進入基本擺脫了通常熟悉的魯迅跟中國革命的關系、魯迅跟中國社會的關系，大家如果了解魯迅研究的歷史，就有一個所謂“鏡子說”，王富仁老師說魯迅是中國反封建革命思想的一面鏡子，汪暉老師說不是一面鏡子，圍繞著鏡子有很多的討論，但是鏡子一定要反映到外部社會的什么東西。但是王老師非常強調魯迅的內在主體性，這個脈絡和錢理群老師的《心靈的探索》是一個脈絡，王老師是以這樣的姿態進入到魯迅研究。所以他的角度可以避開很多魯迅研究史中可能是糾纏不清的話題，這就使得他的著作直入本心。

　　第二確實跟1980年代中期開始的重寫文學史有很大的關系，因為他要重塑一個魯迅的形象，而且重塑的魯迅形象也跟9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衰落或者邊緣化有關，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中發揮的作用會越來越小，由此1990年代初知識分子會有很強烈的精神上、思想上的挫敗感。這種精神上、思想上的挫敗感和重寫文學史、重塑痛苦魯迅的形象的要求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是1990年代魯迅傳最基本的出發點。

　　到了2000年王老師有一個重要的反思，和90年代初不一樣，90年代末大家都知道王老師發起了人文精神的討論，有了某種程度上的轉向。當時出版了一本書《刺叢里的求索》，一個核心的話題對現代化神話的反思，不要迷信西方式現代化，他有一篇文章叫《太陽消失了以后》，指原來有太陽，就是向西方學習，西方的現代化是我們要追求的目標，但現在這個太陽消失了。所以，王老師在2000年的修訂版序言里不斷強調說現代化的迷信被打破了以后應該怎么樣，這是他的一個轉變。

　　第三，到了2019年又有差不多十年的時間，這十年中國社會的變化也是非常快的，但是王老師一個很重要的變化重新提出了“絕望的抗戰”，倪老師也提到這個問題，這個也是魯迅賦予他當代意義很重要的變化，當然如果一會有機會時展安還會再講。

　　我就說到這里。

　　毛尖：

　　謝謝羅老給了如此清晰的一個《魯迅傳》脈絡，勾連了書里書外，時代氛圍。我自己看修訂版一個很大的感觸是，王老師原來書里有不少感嘆號，現在刪去了很多，變成了句號。一個可能是年齡的關系，現在王老師已經比魯迅走的時候還年長，獲得了相對平視的眼光，很多地方就有了非常不同的表達，尤其結論部分改了不少。另外一方面，王老師自己在序里說的，隨著對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的了解一點一點增加，那種覺得魯迅在思想上也是橫空出世的崇拜之心，是逐步消退了。他發現，魯迅的眼光和思路，也其來有自，有著從龔自珍到章太炎一路的思想脈絡。那么，請展安談談，你和王老師一起合編了《中國現代思想文選》，文選里的人和思想與魯迅與王老師看魯迅的關系。

　　周展安（上海大學）：

　　我聚焦這本書上談一點。這次的修訂版有一個特點，就是王老師在新書的序言和最后一章，都提到了晚清幾代思想家和魯迅的關系，有聯系也有區別。這個修訂意義比較重大，也是新書的一個看點，對于這件事情怎么理解，大概有幾點。

　　第一，這提示著老師對于魯迅評價的變化，這特別表現在修訂版的最后一章。在《魯迅傳》中，也是在老師的整個研究中，魯迅都占據極為重要的位置，老師把魯迅看得非常重。現在對前面幾代思想家的提及，顯示王老師有了一個將魯迅“相對化”的視角。就是說老師再看魯迅時有了一個更長的尺度，有了一個更大的格局，這是一點。

　　第二，老師這些年反復開了幾輪的課，專門講近代的思想人物，也就晚清近代的思想人物寫過很多文章，比如說關于康有為的大同思想的闡釋，章士釗的農國思想的闡釋，以及提出“王韜嚴復難題”等等。老師現在這些方面還沒有集結成書，我個人感覺這反映了老師這些年來在思想上的拓展。從這個角度上看，現在的修訂版特意補充了晚清思想人物和魯迅的關系，正可以視為是在為新的研究所做的準備。這樣通過閱讀這本書，就獲得了對老師下一步研究的前提性理解。這對于貫通地理解王曉明老師的思想有很大幫助。

　　我先講這兩點。

　　二、“甚至你想想”：《魯迅傳》中的“我”

　　毛尖：

　　謝謝展安。前面啟立講到這本《魯迅傳》最初只有三本在大陸，我現在回想，當年我們跟著王老師讀研究生，應該也是《魯迅傳》的第一批讀者吧，當時看的是哪個版本，又是如何看這本《魯迅傳》的，倪偉能不能為我們回溯一下。

　　倪偉（復旦大學）：

　　應該是我們讀碩士的時候。這書是在1993年底出版，我們拿到書應該是在1994年年初。

　　當時讀這本書，對我個人來說震動比較大。因為以前看到的各種《魯迅傳》都沒有這樣寫的，就像文尖所說，在這本書里，王老師不僅和魯迅共情，還帶動讀者跟他一起共情，所以這本書的感染力很強。王老師對魯迅心靈世界的刻劃是非常細膩而深刻的，把一顆現代中國最苦痛的靈魂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這樣的深度在此前也是沒有達到過的。在讀到這本書以前，我雖然也讀過不少魯迅在作品，但我從來沒有想到魯迅心靈世界竟是如此深廣闊大，所以對我的觸動非常大。這本書可以說是我讀碩士階段一本非常重要的啟蒙書。

　　在這里我也可以說說我前后幾次讀這本書的感想。2001年這書再版的時候，我又讀了一次，但這次讀，坦率地說是稍稍感到有點不滿足。2000年前后正是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分化非常厲害的時刻，很多新問題、舊問題都暴露得很充分，有點像魯迅生活的那個時代。在這種時代處境下重讀《魯迅傳》，就感到書中對魯迅思想當中豐富的面向揭示得還不夠充分。這些豐富的思想面向和內容牽涉到更加廣闊的社會生活內容，是不能被完全包容、收縮在個人生命體驗或是心靈世界當中的。尤其是魯迅生命最后時期的思想和寫作，是不能簡單地用虛無主義來概括的，甚至用“絕望的抗戰”來概括，也還是覺得有所不足。

　　這次因為要準備這個活動，我又重讀了一次，但遺憾的是還沒能讀到仔細修訂過的新版，所以讀的還是以前的版本。這次我的感受又有所不同。2001年重讀的時候，可能因為受時代氛圍的刺激，對王老師的這本書就不免要求苛刻了一點，覺得應該更多地處理一些更大的問題，而且感覺到個體心靈的角度有比較大的限制。現在我的想法有了改變，可能是覺得不應該要求一本傳記做到面面俱到，即使是一個有限的角度進入，但只要達到足夠的深度，就有其不易的價值。今天來看這本《魯迅傳》的重要性或許不在于給我們刻畫了怎樣一個魯迅，雖然這個“魯迅”刻畫得很生動，很深刻，但我認為它的重要價值還在于它袒露了傳記作者自身的主體性和精神心理狀況。我們需要在90年代初期的社會歷史情境當中來理解和把握這種主體精神狀態。剛才羅崗提到王老師在當時有一種失敗感，我也同意這個說法。在某種意義上說，《魯迅傳》就是王老師失敗意識的一個產物。為什么這樣說呢?我們知道，80年代的思想啟蒙運動，以及與之伴隨的社會運動，后來遭到了巨大的挫敗。在經過90年代初異常沉滯的兩年后，1992年掀起了第二次改革開放，整個社會的面貌和狀況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個巨大的轉變過程中，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有一種強烈的失敗感，也為現狀深感憂慮。王老師在這本書的初版里，一開始就提到民眾的盲目和愚昧，這讓人想到“五四”時代的那一套人們所熟悉的話語，它們仿佛又重新回來了。對現實和民眾的這種判斷，出自王老師自己的強烈感受。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面對現實時不能不產生的一種強烈的憤激之情，它既來自對現實的不滿，對多數民眾的精神心靈狀態的不滿，同時也來自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整個知識階層的不滿。

　　在初版的后記里，王老師說到自己寫完這本書交稿后，曾有過一番自我檢討，覺得書里的憤激太多了，而這種憤激固然給人勇氣和激情，但也會讓人喪失體味人生的整體感和深邃感。所以他提醒自己必須抑制這種憤激，一邊能真正有力地回應人生。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本傳記也可以看作是王老師對自己一個階段的思想和經驗進行整理的一次努力。在完成這本書后，我們看到他的想法以及學術工作都開始有所調整和改變。所以，我傾向于認為這本書在王老師的整個學術工作和寫作生涯當中占據了一個非常特殊的位置，甚至可以看作是一個轉折點。他從80年代開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從《沙汀艾蕪的小說世界》到《所羅門的瓶子》和《潛流與漩渦》再到《魯迅傳》，這個階段的寫作相對來說是比較統一的，大體上都是對中國現當代作家的個案研究，探討他們內心的各種糾結和精神障礙，通過文學分析抵達他們的內心世界，把握他們的內在的精神結構。這種分析當然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看作是 王老師所進行的自我探詢、自我分析的一部分。

　　熟悉王老師的文字的人，都知道他的文章或者書里常常有第一人稱“我”出現，我們寫論文通常都是隱身在文字后面的，不會或是很少以第一人稱“我”直接出現，但王老師的文章中第一人稱“我”始終是在場的，不僅有第一人稱“我”，還有第二人稱“你”。在我看來，無論是“我”還是“你”，其實都是同一個主體，也就是王老師在文章中、書中創造出來的一個主體形象。這個主體當然不能直接等同于王老師本人，它充其量只能是說帶有王老師自我的某些面向而已。比如說《魯迅傳》里的敘述主體給人感覺是一個很憤激的人，深刻到片面的地步。但事實上現實生活中的王老師為人很溫和，至少從表面上看是沒那么憤激的。所以，這個在書里通過第一人稱“我”和第二人稱“你”出現的主體，我認為可以看作是王老師在文字的世界中制造出來的另一個自我，這個自我帶有他自身思想性格當中某些方面，通過制造出這樣一個和自我多少有點分離的、被對象化的主體形象，他在進入研究對象的內在精神世界探幽尋微的同時，也在圍繞著一些相似或相近的精神困擾，展開深度的自我分析。這種寫作策略在《魯迅傳》這里達到了一個頂點，而這之后他的寫作有所轉變。從對象和內容上說，是從作家個人的精神世界轉向了更廣闊的社會分析和文化分析，90年代后期他對“現代化”的迷思等新意識形態的分析，以及后來的轉向文化研究，可以明顯看出這種學術工作的轉向。在寫作方式和文風上，我認為也有變化，總的來說是內傾性減弱了，那種情感強烈的主觀性因素少了，而多了一些冷靜和通透。

　　總的來說，這次重讀《魯迅傳》，讓我感到這本書在他的整個學術工作中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位置，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標志了一個階段的結束，和另一個階段的起點。

　　毛尖：

　　前面倪偉講的特別好，指出了王老師寫作中，“我”和“你”的分身，包括王老師的學術轉向。記得當年讀王老師文章，我們經常互相調侃，說“你想”“你想想”“你甚至再想想”，最初是老倪愛這么說，后來就傳播很廣。反正，王老師書中確實有特別多的“你想想”時刻，老倪對這王老師的這個話語好像是有一套分析的，既是共情，也是跳開。老倪你來說。

　　倪文尖：

　　王老師的文章很有魅力，這不是我說的，而是很多學院外的朋友們說的。確實，曉明老師文本里的一個重要語法，應該是這五個字，“甚至你想想”。往往到了要害處、吃緊處，到了某種理論和邏輯的極限，王老師訴諸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力量。他會詢喚起讀者，動用他們自己的人生閱歷和人生經驗來感同身受魯迅所處的情境、所遭遇的困境。當然也甚至可以說，是感同身受傳記作者的情感與態度，因為王老師寫《魯迅傳》時，在很多時候或者說在某些時刻，他自己仿佛就是魯迅。他有這樣一個能力。

　　毛尖：

　　有時候他也會變成魯迅筆下的人物。

　　三、“思想”的“另一種形態”：從“逃離虛無”到“絕望抗戰”

　　毛尖：

　　謝謝老倪，老倪分析的王老師的“你”很重要。前面羅崗和倪偉都講到了王老師這些年的轉向，不同階段不同狀態，比如有些時段王老師也會很虛無，《魯迅傳》會隔這么久才修訂也是王老師心理狀態的反應。據我所知期間就有很多出版社想再版《魯迅傳》，老師都拒絕了。今天，《魯迅傳》能重出，不管是修訂還是增訂，不管書本身還彌漫著多么深的絕望，重版本身就是一個信號，讓我們看到王老師的一個新動向，似乎他終于又愿意借著魯迅出來和讀者對話。這本書真的在市面上絕跡太久，孔網上的舊書已經賣得很貴，現在學生手中流傳的大都是復印本。所以，這次修訂版的出版，不僅是市場需求，學界需要，也是王老師自己的需要，這里可能有一個“再出發”，從虛無到抗爭，新版最后的“絕望的抗爭”，很動人，請羅崗談談好嗎，你比較熟悉王老師的路徑。

　　羅崗：

　　昨天毛尖跟我說王老師有沒有講過魯迅，我說王老師沒有給我們講過魯迅的課，給本科生講過。但因為王老師在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界，其實就是一個魯迅專家，大家都很關注他對魯迅的看法。我個人以前經常去王老師那里聊天，他就指點我——王老師很少會說讓你看什么書——但是他唯獨一次跟我講“你應該看王得后先生的《兩地書研究》”，他講魯迅的特別重視“兩地書”研究，因為以前我們都沒有看到“兩地書”原信，看到的只是發表出來的“兩地書”，“兩地書”原信看不到，那是收在魯博的，王得后先生的“兩地書研究”，將“兩地書”原信和正式出版的“兩地書”進行比較，由此可以看到兩個版本不一樣，特別是魯迅出版“兩地書”時的改動。王老師希望進入到魯迅的內心世界，進入魯迅的內心世界最重要的通道不只是是作品，作品畢竟隔了一層，更重要的恐怕是書信和日記。從魯迅給他愛的女人寫的信，應該可以看出不少東西來。王老師說過只有許廣平是可以跟魯迅對話的，她不僅僅是一個仰慕者，后來他說許廣平很可惜的，如果許廣平不跟魯迅結婚的話，她的成就會很高。僅僅是一個仰慕者不可能說那些對魯迅的思想有深刻理解的話，許廣平的信里有很多把魯迅想說的話引出來，可以作為魯迅思想的一個“對手”。所以，王老師很重視“兩地書”及其修改。透過“兩地書”及其修改，王老師的發現了魯迅的“虛無”。我怕自己的印象出錯誤，核對了這三版魯迅傳的內容，第九章是“從悲觀到虛無”，這一章的結尾講到恰恰是“兩地書”及其修改：難怪魯迅1932年印行《兩地書》的時候，會那樣修改他1925年5月30日致許廣平信中對自己思想矛盾的表述，將那“個人的無治主義”，改為“個人主義”。經過20年代下半葉的幾度波折，他顯然是看清了，自己并不能成為綏惠略夫，從自己的悲觀和絕望中生長出來的，并非是與黑暗同歸于盡的復仇意志，而多半是顧自己隨便玩玩的虛無情感。王老師在整本書強調的是魯迅一方面被這個虛無所吸引，但是另外一方面想逃離這個虛無，他解釋說魯迅后來的左轉，參與各種各樣的活動，都是試圖從虛無中逃離，因為虛無像黑洞一樣把人吸引進去，誰都不愿意被虛無所占領，他想逃離，又沒有辦法逃離。所以剛才毛尖老師接受采訪時講到，“無數的人們，無窮的遠方都和我有關”，王老師對這句話的解讀，也是把它看作魯迅試圖從虛無中逃離出來的一種努力，王老師最后說“魯迅從虛無中的逃離以失敗而告終”。

　　這個在三聯版里面，王老師做了很大的修訂，他覺得不應該把虛無作為魯迅思想的終點，或者不把虛無作為與晚清以來的中國仁人志士思考的終點，魯迅的思考正是接續著他們的，那么這個思考終點在什么地方?不是被虛無所吸引，或者指出魯迅還不夠虛無。而是說“雖然面對虛無的吸引，但是要轉化為抗爭的力量”，所以最后這一章的題目改掉，本來的題目是“面對命運的啟示”，指出魯迅處于一種尷尬的位置，沒有被虛無吞沒，又沒有逃離虛無。在三聯版，王老師的想法改變了，就像魯迅講的“我現在的想法倒有些變了”。現在的想法就是變成了“絕望的抗戰”，這個跟毛老師講的話題有關，王老師站在了更積極的位置來看待“絕望”，如果說之前的“虛無”是消極的，那么現在的“抗戰”，當然更加積極了。這個修訂可以說是王老師思想上很重要的變化。

　　雷啟立：

　　很簡單，剛才羅崗老師說到思想上的一些講法，我發現有很多的傳記，大人物出生時很多時候天有異象，但是在王老師的筆下，魯迅出生時很平靜，他在別人不注意的材料里面有另外的解讀，這些解讀有特別重要的特點，不是說他比別人好像高出一頭，他是貼著地面在思考、貼著實際、貼著對當時的狀況在思考，這次修訂里面也是這樣，貼著他自己心里面想的在思考，這是一個寫作的手法。我們現在自己教書、帶學生，有多少學生寫出來的文章、寫出來的東西里面，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想的，他是借別人的說法在那里寫。可是他的傳記、他的作品不是這樣，貼著作品、貼著現實來寫。

　　我當時寫《周作人》傳的時候，王老師住在師大一村的小房子里，生眼病不大能看書，我把文稿讀給他聽，一字一句，他就說這個可以，那個不對，你想想在那個情況下這個人會怎么想，你的分析要這么去。在那個時候，他說“我看到另外一個材料，這個材料和那個材料之間的關系”，就是設身處地的一種狀態。他的寫法對我后來的寫作，以及整個讀書和帶學生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其實他現在的修訂也是貼著現時的很多思考進行。

　　倪文尖：

　　我記得當年給《魯迅傳》寫過一篇很短的書評，《文匯讀書周報》當時給的篇幅是一千多字。這哪夠啊，我讀得那么有感觸，而且這事又那么光榮而重大，所以我寫得特別賣力，也自以為是充分利用了每個字，也好好地學了王老師的話里有話、意味深長。但其實可以肯定，現在一定不忍卒讀。具體寫了什么現在一點也不記得了，但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寫完后跟王老師匯報我的想法，整整一個下午，在他當時淮海西路的家里。“王老師，你究竟怎么認為魯迅應該怎么個活法?魯迅應該如何寫作?”“這傳記是一章一章地寫，假如是論文的話，可能就還要難寫。看完一章，以為有了個結論;可下章一開頭，就來了個‘但是’，而且看下去又合情合理，到這章末尾，心悅誠服了正要心安;然而，接下來一章的開頭又‘但是’了……”“魯迅傳書名是《無法直面的人生》，你說魯迅要不斷地反抗宿命，那么魯迅的‘命’到底應該是什么?在你看來，魯迅是聽從于命好呢，還是相反?”王老師怎么回答的啊?我不記得了。反正我覺得，曉明老師和他筆下的魯迅確實很痛苦，很糾結。

　　毛尖：

　　我們請展安說一下，前面他們好像在競爭，競爭誰更有資格解讀王老師似的。

　　周展安：

　　他們說得很好，我也聽得入迷了。但是我說一個稍微扯開一點的話題。

　　王老師在這個書的序言里面談到一個意思，他說這個書要注重闡發魯迅的“思想”，所以對魯迅生活當中的很多細節并沒有事無巨細地寫到。我就接著這個話題談談。

　　就是《魯迅傳》這個書到底提供了魯迅什么樣的“思想”?概括地講，我認為《魯迅傳》不只是講出了另外一種“思想”，而是提示了“思想的另外一種形態”。我接下來解釋什么叫“思想的另外一種形態”。我們讀魯迅的人都會有一個體會，就是魯迅在自己的書里很少提供比較概念性的、體系性的、架構性的表述方式。我們常說魯迅是一個思想家，但是魯迅作為思想家和我們理解的黑格爾意義上的思想家、哲學家是非常不同的，魯迅并沒有使用概念的方式思考問題。不僅如此，魯迅甚至故意拒絕以概念的方式思考問題。這一點也不是我個人的獨見，比如早一點的胡風還有日本的研究者竹內好等都指出魯迅思想的這一特點。我認為王老師的《魯迅傳》也是貼在這個脈絡上、這個延長線上寫的。就是說他的書抓住了魯迅思想的這一特點，并且又以魯迅的方式，即非概念思考的方式呈現了這一特點。

　　直觀地看，我們注意到老師寫《魯迅傳》，基本上不太引用既有的理論著作。這個書的注釋90%以上都是魯迅自己的話，然后老師對它進行解讀。受過當代所謂學術訓練的讀者，可能會在這一點上感到不滿足。現代學術論文的寫作往往著急使用概念工具，進而提出命題。王老師在這個書里不太提出命題，而且就像魯迅拒絕概念一樣，老師也在拒絕概念和定型化的命題。這本書在寫作上的特點是將心比心。不是將魯迅所言視為答案，而是站在魯迅的角度上思考魯迅的問題，實際上也是老師同時在思考自己的問題。關于書中的這種表述方式，很多學者談到他風格的樸素問題。但是我想“樸素”，——姑且用這個詞的話，在此不只是一個寫作風格的問題，而實際上提示了思想的另外一種形態，這就是非概念化的思想形態。這是一種人格化、氣質化的東西，這種人格化、氣質化的思考方式不是說老師沒有能力以概念來架構問題，或者魯迅沒有能力以概念的方式來架構問題，而是在魯迅看來，也是在老師看來，以概念的方式來表述思想這恰好是思想板結化的表現。進一步說，這實際上是包含一種對即有的概念體系的不信任在里面。或者說認為以既定的概念體系來闡釋同時代歷史變動乃是無效的，——正是基于這樣一個認識而出現了這種被認為樸素的表達方式。這要求我們越出風格的范疇。老師樸素的書寫風格，和在書中老師好像投入了非常多感情寫魯迅的心理，這些都要予以重新闡釋。這里包含了對思想的新的理解，而老師的這一特點也同時是魯迅的特點。而這一特點在剛才提到的晚清思想人物如魯迅自己的老師章太炎那里也存在。

　　章太炎因“蘇報案”入獄，在上海監獄里兩年，1906年出獄以后到日本去，孫中山在日本迎接他，有很多的留學生請章太炎作演講。他的演講里有一個意思，說今天的演講不講政治、法律、戰術等問題，不講一般的理論問題，而是講一個關于感情的問題，就是說在現在的革命形勢里面，革命人要特別注意鍛煉、錘煉自己的感情。接下來它說要錘煉和成就這種感情，第一個要利用宗教，具體說就是佛教，來發起革命的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個要以國粹來增進愛國的熱腸。概括說，這個熱腸的問題、感情的范疇，對于章太炎來講，在當時的革命形勢當中，這要比體系化、概念化的思想問題來得更要緊、更迫切。

　　我想，這一點我們讀魯迅時也能夠感受到，而現在讀王老師的書也同樣可以感受到。綜合起來講，從章太炎到魯迅，到老師寫《魯迅傳》，這里有一些相近的思想方式的分享，有一些共通的對另一種思想、或者思想獨特的存在形態即非概念化形態的把握，我們讀這個書要特別留意。

　　四、作為“擺渡者”的傳記：“保持對廣闊和高遠的向往”

　　毛尖：

　　展安講得很好，不僅把王老師的風格，以及語言就是他的思想也表述出來了。不過，有一點，我不是完全認同。前面展安講到王老師的樸素，我不覺得王老師是樸素的，包括王老師的《魯迅傳》，很多時候也飛揚，當年那么多感嘆號也是旁證。不過即便是平靜的表達也不一定是樸素，王老師用副詞很考究，經常深意存焉。我們可以很快地看一下新版結尾。王老師在結尾中把自己的初版結尾引用了一下，然后自己評論自己，說當初有點“幼稚和偏頗”，然后說了一句，“魯迅到底還是堪稱偉大的”。這句話看上去樸素，但是這個“到底”實在語義復雜很難說樸素，類似的表達俯拾皆是。王老師在修訂時也修訂了很多副詞，都非常意味深長。倪偉可以接著再講講，前面你只講了第一部分，現在講講你的第二部分。

　　倪偉：

　　說王老師的文章是樸素的，這似乎也不那么準確。王老師經常說他寫文章是很苦的，其實我們讀他的文章也能夠感受到他對文字的推敲是用力很深的。我記得當年他鼓勵我要勇敢寫作的時候說過這樣的話，第一稿你要放手隨便寫，亂一點沒有關系，他說他寫東西，前面幾稿都是改得一塌糊涂的。可見他寫文章是反復推敲，反復修改的，所以他的樸素的風格其實也是錘煉、鍛造出來的。我們讀他的文字感覺非常精確，很有表達力，那些看似簡潔的文字總是能夠把深刻的思考和細微的情感都纖毫畢露地表達出來，這就是王老師的文字的獨特魅力所在。

　　當然，這種魅力也不僅僅是文字上的，修辭上的，而是整體性的，我認為也是人格上的、精神上的。甚至可以說，他的所有文字都是他的精神人格的化身。弗吉尼亞·伍爾夫說過，一部傳記總是包含兩個方面的東西，一方面是真實性，她稱之為花崗巖，另一個方面是個人的品性和人格，她把它比作彩虹，而彩虹總是難以捉摸的。我們看到的傳記，很多都是花崗巖式的傳記，里面鋪陳了大量的關于傳主的生平材料，只有很少的傳記作品能夠精準地把握住傳主的思想特質以及個人獨具的精神氣質和魅力，而王老師的《魯迅傳》可以說是虹彩絢麗的一本書，他的確很準確地抓住了魯迅精神氣質當中某種非常特別的東西。但我認為這虹彩不只是來自于魯迅，也還來自于王老師本人，他的那種非常吸引人的精神氣質和魅力。在這本書里，王老師自身的某些東西始終是鮮明存在著的，正是這點使它與其他的偏向于花崗巖的傳記區別開來。這正是任何一本優秀的傳記作品所應該有的一種品質。傳記作者充當的是一個“擺渡者”的角色，他總是來回于過去和現在之間，他通過對傳主的過往生命經驗的把握，把我們帶到過去那個時代，但同時又能穿透過去而將我們帶回到現在，通過對過往生命經驗的把握來使我們更好地認識自己所生活的這個時代的當下現實。在這一點上王老師的這本《魯迅傳》非常突出，給人印象極深。事實上，這本書是包含了王老師在90年代初的中國所感受到的一些尖銳的體驗，這種體驗恐怕也不只屬于他個人，而是那個時代很多知識者乃至普通人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本書是比較真實地寫出了90年代初中國那種特殊的時代氛圍和人們的精神心理狀況。我們今天重讀這本書，不僅要重返魯迅生活的時代，也要在某種程度上重返王老師寫作這本書的那個時代，這樣的重返大概也是能夠有助于我們來更好地認識當下的這個時代的。

　　因為傳記作品有著這樣的作用，所以那些重要人物的傳記實際上是應該隔一些年就來重寫的，每個時代的人對這些過去的偉人都會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每個時代都應該寫出屬于自己的時代的傳記作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出每代人積極認知和把握過去特別是現在的不可或缺的努力。由此引出的問題是：我們今天還能重寫魯迅傳嗎?如果重寫，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去重寫呢?這個問題也是很值得思考的。

　　毛尖：

　　倪偉談到的兩種傳記很有意思，一個是花崗巖，一個是彩虹，文尖，你是我們這里最彩虹的，對王老師，你也有非常多的精神分析，王老師分析了魯迅，《魯迅傳》也多少是一個階段的《王曉明傳》，你再接著來分析一下王老師。

　　倪文尖：

　　我要批評你一下，你剛剛讀的很好，但是為什么不把這一句讀完呢，王老師的結尾，我給大家念一下，“因此我就只添一句話，魯迅到底還是堪稱偉大的”，你只讀了“到底”怎么行，“到底”后面還有副詞“還是”“堪稱”，然后是“偉大的”。我前面說王老師受了錢先生的影響，我現在要說，王老師顯然更受魯迅的影響。你看這樣的句子顯然是魯迅的，比如大家熟悉的魯迅《<吶喊>自序》,結尾幾段就全是這樣副詞式的表達，刪掉它們就是不是魯迅了。也正是在這種曲折的表達里，魯迅的猶疑和深刻畢現無疑。王老師寫魯迅，事實上也學到了魯迅，而且是從文字這種根底處學的。還有我要再次強調，魯迅會痛苦，而且這痛苦是非常個人的，但魯迅又是一個代表一種表征，他的痛苦又不僅僅屬于他個人，而還是曉明老師說得好，魯迅是“現代中國”的最痛苦的靈魂，“民族魂”。

　　也許現在的年輕人沒有讀過這本傳記，但王老師的一些看法或者說一些結論其實已經深刻影響到你了。因為魯迅是經典，而經典總是被經典闡釋所包圍的，王老師和他同代人對魯迅的認識，事實上已經沉淀在當今流傳的魯迅形象中了。曉明老師的特別之處還在于，他對魯迅的一些發現，常常依托的是一些意象，而這些意象恰恰就是魯迅最深刻的洞見。比如書里有一章名為“待死堂”，比如還有“鹽漬的眼睛”，還有“天津的青皮”——我當時聽課就沒有聽明白，怎么天津的青啤啊，哦原來說的是“青皮”，一般人認為是無賴的，但魯迅卻借這類人談了他所謂“堅韌”，等等。魯迅的這些思考、這些發現散落在他的著作里。而這本不算厚的《魯迅傳》，就有本事把這些非常魯迅風的歷史洞察和思想洞見給捕捉出來，給彰顯出來。也許你沒有讀過王曉明，也許你也沒準備讀，但是我要說，曉明老師對魯迅的認知已經成為今天接受魯迅、理解魯迅的精神資源，甚至是一種底色。

　　毛尖：

　　啟立，在座只有你寫過傳記，那么，你能不能作為一個傳記作者，向《魯迅傳》的作者表達一下你的敬意?你覺得你的《周作人傳》和《魯迅傳》的差距在哪里?反正，《周作人傳》目前也出不來了。

　　雷啟立：

　　《周作人傳》也有很多地方要再版，但是也還沒有到修訂的時候。文尖老師談這個的時候我也迫不及待有一個意思要表達。“絕望”的“抗戰”，如果講到魯迅和周作人的區別，就是魯迅在絕望中“抗戰”的那部分，他內心里面對廣闊和高遠的向往彌漫在他從頭到尾的思考當中，哪怕最困難的時候。周作人是由激越而歸于淡泊，“叛徒與隱士”，后來是茍且或者說個人主義的，這是他們重要的區別。

　　剛才倪文尖和毛尖兩個人念了半天還是沒有念完，最后一句是怎么說的，“魯迅到底還是堪稱偉大的”，后面一句說，“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上他從絕望和抗戰兩個方面都刻下了極為特別的深沉的印跡，它們令任何一個認真看過、記住了它們的人，都不容易為時俗所惑，甚至因此更穩固地保持對廣闊和高遠的向往”。我想這個廣闊和高遠的向往是吸引所有閱讀魯迅者最重要也是最后的追求和指向。

　　這個書最早出的時候是在臺灣業強出的，在臺灣的知識界里面也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2005年一起到臺灣開一個學術會議時，臺社組織了一個比較大的研討會，陳光興先生邀請了當時臺灣文學界、社會學界、建筑界、歷史學界、經濟學界等不少學者，大概當時臺灣一流的左翼學者都來了。他們對中國大陸有很深的了解，對中國思想文化都很有研究，每一個人都從他們自己的角度對這個傳記提出挑戰。看法雖然不一樣，但這樣的挑戰的背后，大家都有對高遠的想象和向往。這對今天有很多過于自我、過于小我的生活是一個的對比。

　　前面文尖老師也講到為什么要讀魯迅，我們期待著對于未來一個更好社會的努力、向往，這個是非常正面的。不要老是覺得這個不好，那個不好，但是這個批評不好里是對好的東西的無窮的向往。

　　毛尖：

　　最后，我們讓羅崗結尾，然后留一點時間給聽眾。為什么讓羅崗結尾呢，因為我們讀書時，我們都稱王老師，羅崗私下里卻叫曉明，他反正一直特別牛。

　　羅崗：

　　我接著啟立的話來說。當時為什么臺灣左翼進步學者對魯迅特別感興趣，這涉及到今天的話題，今天為什么要讀魯迅，剛才講到很多王老師怎么寫魯迅，不是研究作為一種體系性和概念化的魯迅思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將魯迅作為今天的思想資源，2005年到臺灣，可以感覺到臺灣那時的進步思想界正在出現某種分化，這種分化的一個標志，就是怎么樣從“洋左”找資源變成向“土左”找資源，臺灣絕大部分學者都在美國留學，他們在學院中學到了西方左翼理論，即使不到美國留學，在臺灣的大學讀書，也要讀很多西方左翼理論，這些理論被稱為“洋左”的理論。但他們慢慢發現用“洋左”的理論解釋臺灣的問題，解釋中國大陸的問題不夠了，很多人開始有這樣一種覺悟，覺得要向本土找資源，當然對本土的理解也有差異，有人說要向中國大陸學習。如果你們看趙剛寫陳映真就知道了，他最初并不認為陳映真很重要，覺得他“土”，只有在反思西方左翼理論之后，才能轉向“土左”找資源。正是在這個轉的過程中，他們發現魯迅是很重要的資源，在臺灣也發現了陳映真的重要性。王老師的《魯迅傳》進到他們的視野，跟這個有很大的關系。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了魯迅，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了陳映真，這里確實有某種分歧，2005年我們去臺灣看到的進步思想界，當時已經出現某種分歧，現在則分化得非常厲害了，在這里不展開講。

　　不過，這也證明魯迅可以作為一種思想資源，而且這種思想資源不完全以概念和理論的形態出現，而有可能是以魯迅的人格形態出現。王老師的傳記寫的不是很長，但是抓住好幾個點，魯迅在變動的中國社會中是一個積極的投入者，相比之下，周作人最后采取隔岸觀火的態度，隔岸觀火自然可以說很多高明的話，這些話拿出來看都是很高明的，因為自己沒有投身到里面去，沒有在河邊走，鞋子都不是濕的。魯迅是置身在里面，置身在變動的社會中當然會帶來很多的問題。由此也延伸出來一個話題，這個話題涉及到剛才展安講的問題，這本書好像是“不講學術規范”的，但是實際上依然是魯迅研究的重要收獲，而且在隔了這么長時間，2001年重版到現在20年過去，如果從1992年第一版算起，30年過去了，它的意義究竟在什么地方?倪偉老師也提了一個問題，今天會不會有人再寫一本《魯迅傳》，怎么來寫一本新的《魯迅傳》。這個問題提的很尖銳，我想說，今天也許再也寫不出王老師這樣的《魯迅傳》了，當然可以寫一本事無巨細的《魯迅傳》，可以寫一本把很多材料都放進去的《魯迅傳》，但不會有一本像王老師這一代人還有錢理群老師或者更年輕的汪暉老師當時他們寫的魯迅課，他們的魯迅包含了很大的思想能量，今天的魯迅研究也許需要要更多的引文、更多的研究綜述，面臨的是一個如何學科化的問題，而不是具有多大的思想能量的問題。王老師的書出來以后，我在朋友圈里看到高遠東老師——他也是很重要的魯迅研究者——說，王老師的《魯迅傳》，包含著80年代的想法，如果可以把90年代的東西放進去，這會是一本更好的《魯迅傳》。我的意見有點不同，90年代以后的魯迅研究越來越學科化、規范化，今天做魯迅研究多是在研究很小的問題，不能說這些很小的問題沒有意義，譬如研究魯迅與博物學、與美術的關系等等，很具體很瑣碎，不能在學術意義上講他們做得不好，可是這些具體的研究確實不能像上一代學者那樣提出重大問題。所以，王老師的書出來不僅僅作為一個經受了時間考驗的經典，同時還是對魯迅研究界甚至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提出了重要的警醒，今天的魯迅研究做的那么具體、瑣碎、完備、深入，怎么回應今天的重大問題，你讀的魯迅是活的魯迅還是死的魯迅，是僅僅作為學術研究對象還是作為回應當代問題的思想資源，這恐怕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

　　王老師的魯迅傳其實和李歐梵老師的《鐵屋中的吶喊》還挺像的。我們有一個朋友叫張歷君給李歐梵老師做口述史，才知道寫《鐵屋中的吶喊》也是有很長的醞釀過程，最早他在哈佛念書時聽著名心理學家埃里克森的課，他最早提出“自我認同危機”，也用心理學的方法給甘地寫“心理傳記”，他是受到這個影響選擇魯迅作為研究對象，試圖從心理的角度進入魯迅的世界。就這點而言，王老師的傳記和李歐梵老師類似之處在于，是希望從心靈史、思想史和心理學的角度進入到魯迅思想脈絡。但是，后來寫出來，根本看不出什么心理學的影響，李歐梵老師的書早就打破了心理傳記的條條框框，完全融入到魯迅的思想和文學中，被它所吸引，所同化。王老師同樣把自己融入到魯迅中，通過魯迅將自己呈現出來，同時也呈現出個性化了的魯迅，這是一種水乳交融的關系。倪偉老師講好的傳記就是“擺渡者”，王老師的書就是很好的“擺渡者”，能夠把今天的我們擺渡到魯迅的世界，而且魯迅的世界是一個大的、高的、遠的世界。正因為有這個世界存在，才會有所謂“反抗絕望”，所謂“不知道前面有沒有路但必須往前走”的“過客”、所謂“知道自己是奴才，同時敢于直視自己是奴才的命運”的“奴才”……這是王老師特別強調的“絕望的抗戰”，你知道了絕望，但還要與絕望抗戰，這樣一種堅持，是王老師最終通過傳記所呈現出來的一個形象，這個形象既是魯迅的形象，也是20世紀中國的形象。這也是引起我深深同感的地方。

　　毛尖：

　　謝謝羅崗。幾位要不要每人一分鐘臨別總結一下。

　　倪文尖：

　　我以為老羅要講一個東西的，今天為什么要讀魯迅?其實，這已經體現在曉明老師的修訂里面了。話雖然不多，但是話很重，簡單說就是“中國得有自己的‘現代’，得有屬于自己而不完全同于歐美的對世界和未來的愿景。”而王老師認知到的魯迅這非常緊要的一點，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說，獲得的共鳴程度可能是大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這是我想補充的一點。

　　第二點，曉明老師的《魯迅傳》，作為魯迅研究的地標性成果，已經融入在魯迅的形象里。這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你現在要讀魯迅，某種意義上你就必須穿透王曉明才行。二是，我好像還有點信心，就像王老師他們在三、四十年前，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可以讀出他們的魯迅一樣，我相信，今天的讀者也可以讀到自己的魯迅。一代人會有一代人的魯迅形象。當然，王老師們在這意義上說也是“歷史的中間物”，也就是一個橋梁，把你引進魯迅著作的大門了，年輕人就可以也應該直接去讀魯迅了。也許90后、00后，也不一定想著書立說，甚至覺得這個很LOW，還不如是在網絡哪里表達自己。

　　周展安：

　　魯迅曾說：“我希望我攻擊時弊的文字，和時弊同時滅亡。”這個話提示我們，魯迅看待自己的思考、魯迅看待自己寫作的時候，不是把自己的寫作看作完成于自身的東西，而是完成于和時弊即現實的交鋒，看作跟時弊、跟現實、跟自己的同時代緊密互動的一個東西。這就可以看出魯迅寫作強烈的及物性這一特點。我認為，魯迅之重要，不在于說魯迅每個地方、看每個問題都比別人高明，而是他的思想有非常強的及物性。要讓自己的思想及物，我個人體會這是很困難的事情，這同步地要求著思考的自我否定和思想的動態化，即行動性的特點。這種強烈的及物性也必然帶來對思考的忠誠和思考的艱苦。因為脫開現實，自足構造一套體系是相對容易的，而讓自己的思考時刻保持獨立的介入性，這是非常難的，是艱苦的。魯迅正以其思考的艱苦而呈現了上面說的“思想的另外一種形態”。老師在《魯迅傳》里面呈現了魯迅思考的這一特點，并且我認為老師自己的思考也是具有這種強烈的及物性，具有對于現實的強烈的關懷。這種及物性使他已經沒有辦法安穩停留在既定的概念當中，這種要及物的急迫性促使所謂“思想”時刻保持了一個突破“思想”的邊界而蛻變為“行動”的趨勢，這一點正見之于老師這些年在學術上的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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