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來自文藝批評)：

　　在關于20世紀諸多特定十年的故事之間，70年代絕少作為一個特定的“十年”、清晰的“時代”獲得討論與指認。然而之于20世紀的中國，70年代確乎包含著一次全新的開啟，并且在當下逐漸顯現了其豐富的歷史內涵。文藝批評今日推送戴錦華老師為“向度批評家叢書”所作序言。“向度批評家叢書”作者們均“生于七十年代”，或曰“七十年代人”。他們的個人與學術生命并非始終為大時代、大事件裹挾并標識;但較之他們的后來者，他們的學術仍與社會事件千絲萬縷、藕斷絲連。叢書作者們成長、求學與治學的年代，個人主義仍是在中國社會無根飄蕩的神話或曰幽靈，但他們亦生長于理想主義、集體主義消散的歷史時刻。因此，他們的學術與思想間或顯影出某種游移、某種不“純粹”，某種多重意義上的與歷史、現實糾葛、牽連和間隔，這也正是令他們的學術、思想各具特色與活力的原因。

　　“向度批評家”叢書序言

　　戴錦華

　　▲ “向度批評家”叢書目錄

　　若為這套叢書的作者尋找其共同點，那就是他們前前后后、參差錯落地生于20世紀70年代。這樣的共同，似乎明確將他們標識為一個代際，盡管他們諸人諸面，學術理路與個性迥異、鮮明。

　　對代際與斷代的癡迷，似乎是20世紀中國的遺贈。一邊是趕超邏輯內部的對“新”、“開端”的無限饑渴與索取，于是永遠在終結抵達之前宣告開端，永遠在接續未臨之際嘗試斷代;一邊則是震蕩起伏、波譎云詭的社會激變，確乎在不同年齡段的人們之間，制造著難于通約、共情的生命經驗、歷史體認與知識系譜。

　　在關于20世紀諸多特定十年的故事之間，70年代絕少作為一個特定的“十年”、清晰的“時代”獲得討論與指認。盡管在這十年間橫亙著一個不容無視的重要年份：1976。或許正是這個重要的年份 “腰斬”了“70年代”，將其分隔在兩個時代、“新、舊”之間。今天，當20世紀漸行漸遠，被諸多世紀敘述所借重且略過的“70年代”，卻開始漸次顯現出其豐富的歷史意味。這不僅由于它跨越并覆蓋了當代中國一個重要的終結與開啟，更由于它于不期然間顯露了充斥在20世紀敘事之間的斷代說或代際說的曖昧與癥候。

　　70年代之于中國確乎包含著一次全新的開啟，但這開啟卻大大先于標識開端的年代。這一十年的揭幕時分，中美破冰、冷戰破局，陣營間的思想與價值對峙開始碎裂紛落;國家文化產業與生產重新重啟并再布局。在我們今日的回溯或曰后見之明的視域中，尤為重要且清晰的是1973年：停滯了七年之久的文化機構復蘇、恢復生產，事實上啟動并準備了未來八十年代“文藝復興”的主要“硬件設施”;50-60年代國家翻譯過程與六七十年代兩度“內參書”的規模刊行已然分娩了其孕育的“逆子”：星羅棋布與全國的各類“讀書會”，“朦朧詩”的知名篇章已在書寫或寫就;再度鼓勵原創的、各類國家與地方的“工農兵寫作班”培養并賦權了將于七十年代末端登場的政治文化“改宗者”……在我個人的思想視域中，“短20世紀”至此已然終結。20世紀，這個為十九世紀的“世紀末”侵吞了第一個十年的“世紀”，至此已開始為一個曰“后冷戰”的世界時段截去了20余年的“末端”。

　　相對于日歷上的70年代，“終結”的降臨亦遠在終結宣告之后。這不僅是指1976年之后的若干眾聲喧嘩且黯啞失語的年份，亦是指歷史戛然斷裂之處綿長而濃重的拖尾：似于無聲處炸裂的“傷痕文學”遍布著工農兵文藝的胎記，影壇“第四代”的登場無疑是對六十年代蘇聯“解凍”電影的遲來應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延伸到八十年代前半期的思想與文化論爭與實踐，正是文化政治對政治文化的重新銘寫。一場彼此交錯、重疊，迅猛又遲滯展開的終結與開端。

　　然而，對于叢書作者們而言，再度勾勒或標識“七十年代”，并非旨在直接定義或圖繪他們的歷史屬性或時代特質。如果它卻確乎構成了一個“代際”：“生于七十年代”，或“七十年代人”，那么，他們也正是與“世紀兒”或“時代之子”的命名和指認漸行漸遠的“一代”。他們與20世紀此前諸代不似，他們的個人與學術生命并非始終為大時代、大事件裹挾并標識;但較之他們的后來者，他們的學術仍與社會事件千絲萬縷、藕斷絲連。如果一定將他們作為某種“代際”來描述，他們出生在一個為社會政治史切開的十年，成長于中國社會內部轉軌的年代，登場于冷戰終結的世界震蕩之中。但他們共同的學術狀態卻并非未死方生或水土不服。相反，作為中國大學教育國際化、機構化的參與者與成就者，他們是20世紀中國第一批相對完備的大學人文教育的產物——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彼時全新的學位體制中的博士，在結束了連續十年上的大學求學生涯而后于大學執教。也許正是始自他們，學院、學人，不再是某種修辭性的表述，而是成了某種真切、清晰的社會事實、特殊空間與社會角色。至此，“學人”不再是與“知識分子”幾乎重疊的概念和自我想象，而是成一組彼此區隔又充滿張力的社會功能角色狀態。換言之，與他們的思考、寫作緊密相連的首先不是政治史、社會史的沖擊，而是學術史的脈絡與思想史的譜系。而較之于他們的后來者，他們盡管學術路徑各異，卻分享著某種間或遲疑迷惑卻不能自已的社會關注與訴求。也許與他們的生命經驗相關、也許我們相關，他們的另一重不能自已則是朝向近代、現代與當代的中國史，一份因當下的社會關注而生的回眸凝視。這同樣令他們在全球性的、關于20世紀的遺忘術里顯現了異色。較之我們，他們國際學術視野不再是得自書本、充滿偶然性的斷篇殘簡，而是生命中與身體性的就學、訪問、旅行與交流中習得，因此是內在的、而非外在的模板與參數。叢書作者們成長、求學與治學的年代，個人主義仍是在中國社會無根飄蕩的神話或曰幽靈，盡管后者正悄然在消費主義和獨生子女一代的土壤與空氣中降臨;但他們亦生長于理想主義、集體主義消散的歷史時刻。因此，他們的學術與思想間或顯影出某種游移、某種不“純粹”，某種多重意義上的與歷史、現實糾葛、牽連和間隔。如果說，這正是昔日初登場的“八十年代人”聲稱“不與七十年代人交朋友”的理由，那么這也正是令他們的學術、思想各具特色與活力的原因。

　　承叢書的作者與發起者復生與桂梅的盛意，我追隨師長洪子誠教授“充當了”叢書的主編之一。若說叢書編纂的初衷，旨在某種同代、同好、同門——也許更重要的是同立場的晚輩學人的際會，那么，經由一再的延宕、中斷、變遷之后，動議之初的“后輩”學人們已各自揚名立萬。際會、舉薦之味已無，叢書多少成了學術歷史檔案的一隅。他們是21世紀人文思想與學術的啟動者，也是間或高度自覺、間或不甚情愿的20世紀歷史遺產的承接人。我，我們認同并寄望于他們。于我，難于治愈的“世紀病”之一，是恥于真情告白，恥于自居人師。不錯，我曾在洪子誠老師的課堂上受教，我也曾教過叢書作者中的多數，不敢自居或奢望“薪火相傳”，惟愿學院不封閉，思想、學術能參與守望并創造未來。

　　2020年8月8日

　　新冠疫情暫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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