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傳播新秩序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趙月枝、姬德強

　　前言

　　當下，國際秩序正在發生百年未有之變局。作為這一秩序中涉及從技術基礎、政治經濟體制到核心價值各個領域的關鍵部分，國際傳播秩序也發生著顯著的變化。如何理解這一變化，如何參與這一變化是擺在全世界各國面前的世紀性挑戰。中國領導人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旨在通過重申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為核心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抵制不斷興起的，尤其是來自西方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敘事，以及只是基于西方本土經驗的所謂“普世化”話語。正如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中指出的：“這個世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里，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內。面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世界各國同舟共濟的客觀要求，各國應該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各國人民應該一起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如果說國際傳播秩序的變遷是一個伴隨著現代國際格局轉型的歷史過程，那么，汲取了東西方人文思想精華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愿景，則可以被認為是中國提出的21世紀國際傳播新秩序的價值基點和倫理高地。它不僅用更具包容性和公正性的話語回應了存在于國際傳播格局變遷中的一系列結構性問題，而且超越了活躍在歐美政治精英頭腦中的零和博弈或者說冷戰對抗邏輯，深刻揭示了全球話語權力轉移的目標不是重建另外一個單極世界，而是實現各國人民在新的國際傳播框架內的相互依存和休戚與共。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全球話語權力轉移，就需要撥開各種話語迷霧，突破一系列認知誤區乃至意識形態歧見，從復雜思維和交互狀態而不是簡單臆斷和線性邏輯出發，找尋各個國家和地區在推動或承接這一轉移時所依賴的多樣化的、在地性的、相互關聯的話語主體，與此同時，超越單一的政治經濟學和文化分析，從一個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宏觀而全面地把握這一大轉型的歷史進程。

　　21 世紀伊始，國際政治、學術和輿論界就開始形成一種共識——全球權力正由西方向世界其它地區轉移。始自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和隨后的歐債危機都為這一話語提供了支持。在這一權力的全球轉移過程中，傳播作為當前世界結構形成和變遷的核心要素，扮演著關鍵角色。從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聲稱的美國正在與半島電視臺的“信息戰”中節節敗退，到中國通過媒體走出去、興建海外文化機構、全方位打造人文交流從而不斷增強講述中國故事的能力，再到“寶萊塢”、“諾萊塢”為代表的文化產業的崛起，以及基于平臺媒體的新的全球性和區域性傳播體系，我們都可以發現全球信息地緣政治的顯著變化。然而，盡管存在著這些權力中心轉移的趨勢和信號，總體而言，國際傳播秩序不僅仍然表現為深刻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而且呈現出話語權力與政治經濟權力的嚴重脫節。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用符號暴力，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以及其他處在變革中的非西方文化進行污名化，從而在政治經濟格局快速重組的同時，不遺余力地維護其文化霸權地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通過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一方面扮演了增長引擎的角色，在提升自身經濟實力的同時也幫助全球經濟走出時艱，另一方面也將自己深度綁定在這一復雜系統之中，在解決全球經濟增長問題的同時也內化了其中的某些矛盾，比如結構的不平衡性與不可保證的可持續性，等等。2018年以來不斷升級的中美貿易戰及其所包含的中美傳播領域從技術標準到媒體話語的多層面博弈，就凸顯出這舊秩序的頑固、變革的艱難、以及新秩序產生所需要付出的代價。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重申一個梁啟超早在1901年就意識到的基本的分析背景，那就是，如今的中國，早已不僅是中國的中國，還是世界結構和全球體系中的中國，卷入程度之深，內外影響之大，前所未有。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全球話語權力轉移必然包含了中國的聲音，中國聲音的強弱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這一轉移的方向和力度。

　　為了理解這些變化，我們需要破除一些概念迷霧，乃至打開一些意識形態枷鎖，才可以窺見隱藏在眾多修辭游戲背后的話語權力。對具有宏觀視野和深度解釋力的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而言，首當其沖要解決的就是如何同時既認真對待又超越作為分析單位的民族國家范疇，尤其是從零和博弈的認知偏見中走出，從而洞悉作為民族國家構成要素的階級、資本、種族、性別等如何驅動著民族國家話語在全球權力轉移中的表達，比如全球勞工與跨國資本間的轉移態勢，種族主義如何通過國家話語進行國際表達的，等等。換句話說，我們需要超越的是那些主要關注國家間權力平衡變化的主導性“權力轉移”話語。因為這一視角的簡單化特征和動員性潛能往往遮蔽了權力在其他社會層面的具體實踐。其次，超越民族國家的范疇，也需要我們對“東-西”和“南-北”的傳播地緣關系有著清晰的理論判斷。國家間傳播關系和話語權的流動與信息和話語權從西向東、從北到南的預設如出一轍，雖然有著清晰的認知正義取向，但卻無法解讀這一轉移的具體過程，是否是順利的，是否充滿矛盾，具體轉移到那個區域，轉移的主體是誰，轉移的結果如何等等一系列更加關鍵的經驗性問題。因此，我們有必要更深入地進行脈絡化研究，而不是站在21世紀的道德高地上沾沾自喜。話語成為實踐，才能真正改變現實。再次，隨著互聯網平臺公司的崛起，全球層面的傳播進入一個平臺化的時代，圍繞著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普及(盡管不充分)和互聯網應用的廣泛滲透，普遍賦權成為一個主導話語，其中的社交媒體的社會動員作用也被高度肯定。這一切標示了權力從固化的體制結構向網絡化的個體和大眾轉移的可能性，因而引起了有關大眾民主潛力的各種政治想象。然而，基于個人信息消費賦權和“人人都有麥克風”式的民粹式技術主義大眾民主現象，往往容易忽略依然在全球版圖中存在的巨大的數字鴻溝及其在城鄉、階級、性別和種族等社會維度上的表現，忽略互聯網發展與國家、資本等結構性權力主體的互構關系，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嘗試著基于自主技術創新而改變這一根本不平的互聯網世界的可貴努力。在很多時候，“誰的互聯網”依然是在技術理性和消費神話之外一個沒有被嚴肅回答的問題。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有關全球權力轉移的不同主張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它們以非常復雜的方式緊密交叉，并通過多層面互動影響權力態勢在全球、區域、國家和階級內部的平衡。

　　當下全球體系的急劇變動和高度不確定性，以及傳播在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時代全球秩序的相互構建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已經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在批判地分析全球傳播的新老問題方面，亟需學術界的共同努力。與此相關的主題包括對傳播與全球話語權力轉移的歷史研究和理論探討;全球傳播結構的持續性與新變化，尤其是“南南”議題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傳播與文化流動;現有國際組織、金磚國家、其它新興區域性組織以及大大小小的單一國家在重新闡述全球傳播權力平衡問題上的角色;在全球經濟危機和由此引發的社會階級關系重構中，媒體、信息和文化產業所扮演的角色;傳播的全球治理與互聯網時代重建更加公平的全球信息與傳播秩序的可能，包括“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NWICO)和“信息社會世界峰會”(WSIS)的歷史經驗;有關“數字勞工權力”(digital laborpower)的論爭，以及勞工抗爭和階級意識形成的新特點;對新自由主義時代通過傳播科技促進發展(ICT4D)的理論和實踐的批判性評估，以及有關“發展”路徑的理論和實踐創新;社會運動、草根傳播實踐與文化賦權;在生態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面傳播領域所存在的局限、挑戰和機遇等等。

　　以上多面向的話題需要跨學科和多維度的分析，它們不僅需要政治經濟學和政策分析的理論導向，而且離不開批判的文化研究視野，以及有關傳播技術和社會互構關系的分析。而其中最有理論創新和現實感召力的研究路徑是關注政治經濟和文化政治的復雜勾連，并融入對帝國、階級、國家、種族和性別等一系列核心范疇的運用和分析，也就是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而“傳播與全球話語權力轉移”這一主題的重要性、多面性和全球性更離不開廣范的國際參與、多平臺的科研與教學合作以及長期的學術關注。這是形成本書的歷史起點，而圍繞同一個主題進行跨越太平洋的兩場國際研討，則是全球權力轉移時代前所未有的國際傳播學術實踐創新。

　　實際上，建立更加平等正義的國際傳播秩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貫的理念與實踐，而這也深刻影響與形塑了身在西方的批判傳播學者。例如，全球傳播新秩序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的奠基者達拉斯·斯邁思早在1971年就來到中國，研究基于中國本土的社會主義傳播理論與實踐。為了慶祝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建院40周年以及為其與中國傳媒大學聯合創辦的中加全球傳播雙碩士學位進行面向未來的學術思想奠基，我們圍繞“傳播與全球權力轉移”這一主題，策劃了跨越太平洋兩岸的兩場學術活動。首先，在北京，2012年10月12-13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傳媒大學廣播電視研究中心(現為國家傳播創新研究中心，2016年更名)與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傳播學院聯合主辦了“2012中國傳播論壇——‘傳播與全球權力轉移’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歐洲、美洲和亞洲的學者聚集一堂，就這一議題從歷史與當下、國家與資本、技術與社會等多個角度進行了深入解讀。接下來，在溫哥華，2013年6月7-9日，作為慶祝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傳播學院建院40周年的核心學術活動，更多的國際學者圍繞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這次會議上，加拿大原住民學者對身份與國家問題的洞見，美國技術批判學者對數字垃圾全球轉運和回收經濟的勞動問題的關注等進一步豐富了傳播與全球權力轉移的理論維度。2014年，由美國南加州大學安南堡傳播學院主辦的國際著名開源學術期刊《國際傳播學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發表了兩次會議中的近十篇重要論文。該專輯由以開源形式出版的《國際傳播學刊》與讀者見面，也體現了全球背景下的學術公共性和促進學術話語權力由中心化向扁平化、由壟斷化向民主化的轉型的一種努力，契合了專輯主題。

　　本書即以此專輯為基礎，遴選和補充了共9篇英文論文，選擇國內外的青年學者和學子將其翻譯成中文，希望展現那兩次里程碑式會議上所提出的重要理論創見，及其與近年來全球話語權力轉移過程的內在互動。雖然很多案例已經稍顯陳舊，但9篇論文在理論層面依然與當下具有極高的相關性。如果當時學者們還對一個新的國際傳播新秩序及其表述缺乏共識，但在2019年的當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代表的新話語已經具備了包容不同聲音同時也致力于回應根本問題的概念化能力。在這個意義上，不遠的歷史與生動的當下產生了互動。

　　本書的各篇文章不僅旨在將傳播領域與目前關于全球秩序本質的討論相結合，而且還呈現了各種富有爭議性的觀點，涵蓋了眾多概念框架和取向、地緣政治學經典論述以及廣泛的研究方法。

　　從2012年和2013年的兩次會議，到2014年出版專輯，5年過去了，國際傳播仍然在復雜矛盾中探索著如何走出一條清晰的新秩序形成之路，然而，我們也看到了新的動力和新的可能，至少，來自中國的政治話語、市場方案和技術路徑，為這一轉移提供了新的動能。回到學者的責任，在全球話語權力轉移的背景下探討傳播研究的未來出路，需要注重兩個方面的建設：第一，加強一個真正國際化和全球化的學術交流平臺建設，即在關注歐美等西方主要發達社會的同時，將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廣大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國家和地區;第二，注重本土化的理論創新，借用印度歷史學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Chakrabarty)的概念，需要“行省化”(provincializing)西方理論，并更多地關注本土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以及社會發展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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