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編者按　剛剛過去的2016年是一個極具紀念性的年份，因為它恰逢文化大革命爆發50周年，結束40周年。國內外學界也借此機會掀起了重新理解文革的熱潮，這也是保馬公眾號2016年的重要主題之一。雖然2016年已經過去，但我們相信對文革歷史的關注度會繼續上升。畢竟，文革是中國當代歷史上最復雜也最寶貴的一筆政治遺產。值得反思的是，當前的主流文革史研究大體上仍然擺脫不掉兩種模式：一是高層權力斗爭模式，二是知識分子的“傷痕”模式。盡管它們在占據史料方面可能更為精細，但由于缺乏正確的史觀和大膽的史識，所以其研究成果仍舊落入上述兩種模式的窠臼之中。但問題在于，文革史研究的極端復雜性顯然無法以這兩種固定模式來滿足。因此，就亟需擴展思路，轉變視角，突破成見，用新的理論和方法把這一領域向前推進。為此，保馬將陸續推送一些書評，對較具特色的文革史研究著作進行介紹。這些著作既有對高層政治人物思想的研究，也有對底層群眾運動歷史的探索;既有歷史敘述，也有理論分析;既運用了歷史學的傳統方法，又對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有所借鑒，相信會對文革史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今天推出的是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田延同志對童小溪的《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一書的評論。

　　197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距今已經過去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間，文革已經成了一個“戰場”，充斥著各種意識形態的激烈交鋒。雖然官方已經對文革的性質做出了“不容更改”的判斷，但這個判斷無法容納文革本身的極端復雜性。因此，在當代，如何評價文革，如何書寫文革的歷史仍然是一項“未完成”的事業，值得人們繼續思考。　　

1976年粉碎“四人幫”標志“文革”結束

　　可惜的是，當下的文革史著作，大多數仍然把文革理解為毛澤東密謀的一場高層權力斗爭，即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為了鞏固自己的獨裁統治，不惜一切代價發動的一場鎮壓異己勢力的政治浩劫。這種敘述實際上頗符合中國古代“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那一類演義故事的套路，又因為“揭露”甚至編造了許多權力斗爭的“真相”或“內幕”，滿足了很多人的考據癖和好奇心，所以在民間很有市場。但它背后的整個歷史觀卻是站不住腳的。這種歷史書寫體現了典型的“英雄史觀”或“精英史觀”，即認為歷史不過是在英雄人物權力更替的血雨腥風中被創造出來的，權力格局的改變造成了歷史變動的種種契機。歷史發展固然離不開權力斗爭，但它絕不僅僅是某個人或某一小群人之間那種狹義的“權力”斗爭，而是和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結構變革聯系在一起的、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廣義權力斗爭——這種斗爭或者潛伏在日常生活之中，或者在革命之時達到它的巔峰，以至于顛覆現有的社會結構并重新配置社會各階級的力量格局。倘若只從個人的或小團體的角度去理解“權力”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就會遮蔽歷史本身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最后陷入一種對歷史的簡單化理解。更糟糕的是，它有可能讓人陷入一種歷史的虛無主義，也就是說，完全放棄人民群眾創造和變革歷史的可能性，而只把他們當成歷史的冷眼旁觀者和被動接受者。這種態度就像《曹劌論戰》里的那個“鄉人”感嘆的那樣：“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既然興亡更替都是“肉食者”的事，那些“庸眾”又何必主動參與歷史的創造呢?

　　與此相關的，還有另一種對文革的精英式敘述，那就是曾經受到迫害的知識分子或老干部對文革的回憶或“反思”。由于他們壟斷了書寫歷史的資源和能力，因此，這一部分人對文革的“選擇性回憶”也構成了當下對文革的一種主流敘述。這種敘述的特點是：它總是從受到迫害的精英分子的視角出發，把文革撰構成一部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受到權力欺壓的荒唐歷史，而充斥于其中的則是一系列被模式化的話語符號，比如“關牛棚”、“戴高帽”、“剃陰陽頭”、“坐噴氣式”、“打砸搶”、“拿皮帶抽人的紅衛兵”等等。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隨著所謂新啟蒙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這些精英分子更是從理論上固化了對文革歷史的否定性評價。其做法是通過李澤厚提出的中國現代史上“啟蒙”和“救亡”的雙重變奏這個視角，把文革視為中國社會積聚已久的封建主義余毒的總爆發，通過否定文革也就連帶著否定了整個中國革命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歷史功績和成就。這些已經構成了我們當代對文革的主要認知，甚至已經變成了一種歷史“常識”，變成了當代人對那段歷史的一種自明的“感覺結構”。但是，歷史本身和對歷史本身的主觀敘述往往會有這樣或那樣的距離，不可等量齊觀。不能否認，文革中確實發生過精英受到迫害這類事件，有的甚至造成了悲劇性的后果。但是，如果從建立一種客觀公正的歷史態度這一角度看，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的這種悲情敘述，其失誤有二：第一，他們往往有過分的情緒化渲染之嫌。這種渲染，輕則歪曲事實，干擾人們正確的歷史判斷，嚴重的甚至無中生有，蓄意造謠，這就不僅干擾了對個別歷史事件的正確評價，而是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整個歷史發展趨勢的把握，很有可能讓人顛倒是非，把歷史中不合理的當成合理的，而把合理的卻視為“非理性”。這種對歷史敘述的壟斷把文革引向了一條“妖魔化”的道路，并且切斷了其他一切歷史敘述的可能性;第二，精英分子預設了一種排他性的歷史敘述的主體。這個主體的建立意味著精英分子獨掌了敘述歷史的話語權，同時也透露出精英分子的“唯我正確”。但正是這樣一種在政治和道德上“翻身”的滿足感，遮蔽了許多重要的問題，比如：為什么在文革中要批判精英?精英和群眾之間的這種對立關系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說，精英分子的這種自我滿足感雖然使他們獲得了批判文革，臧否歷史的特權，卻也使他們喪失了自我批判的能力，喪失了檢討他們與群眾之間關系的能力，喪失了深刻反省文革之所以發生的社會—歷史動因的能力。這就決定了他們的文革回憶往往是從精英集團利益出發的一種對歷史的情感敘述，而并非負責任的歷史考察。因此，這種敘述必然就只展現精英分子的受辱，同時壓抑了群眾對精英分子進行批判的合理性。整個文革史敘述于是就變成了精英們主導的歷史獨唱。　　

《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書影

　　與上面兩種主流敘述相比，童小溪的《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眾的文化大革命史》一書顯得十分獨特。從其書名可以看出，它的重點落在“群眾”這兩個字上。作者既沒有把文革理解為高層領導人的權力斗爭史，也沒有把文革理解為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受難史。相反，他試圖把文革理解為一場人民群眾自下而上的、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而進行的自覺的政治運動。這種視角既影響了他對文革時限的判斷，也影響了他寫作本書時對材料的選擇。

　　就對文革時限的判斷而言，童小溪認為文革只存在于1966—1968年這兩年內，而非像官方所定義的那樣始于1966年，終于1976年。這個判斷所依據的恰恰是群眾參與運動的主動性和公開性的程度這一標準。因為只有這兩年，才是群眾被充分發動起來組建各種群眾組織，大搞“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時期，也只有這兩年，才是由群眾主導的大民主發展最迅速和群眾作為革命主體對當時的官僚機構、精英階層沖擊最為猛烈的時期。而1968年之后，隨著老干部的復出，各地革命委員會的陸續建立和“三結合”原則的實施，局勢便逐漸收緊，原先受到沖擊的政治經濟秩序也由先前的“例外狀態”逐漸恢復常態。這意味著文革正在重新回歸國家治理的軌道，進而也就意味著群眾大民主的式微和官僚體制的重建。事實上，這已經宣告了群眾運動意義上的文革的結束。當然，這種“兩年文革論”是否有效仍然值得商榷。把十年文革截成兩段帶來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整體性地理解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與思路?難道毛澤東的整個思想也如同這種人為的時間劃分一樣，經歷了前后之間的一個“斷裂”?我們是否可以像某些西方左翼斷言的那樣，認為毛澤東在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已經背叛了他一手締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并向黨內的官僚階層做出了妥協?如果這種時間劃分是有效的，那么又該如何去理解七十年代?如果毛澤東確實背叛了革命，又該如何理解七十年代仍然在持續進行的一系列批判運動?難道七十年代要變成一個既不同于六十年代，又迥異于八十年代的孤立的時間存在嗎?這些問題在“兩年文革論”的框架內并沒有獲得有效的解決，但它至少改變了以往的那種敘述文革的方式。

《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作者童小溪

　　在以往的文革史敘述中，1966—1968年主要被渲染為一個社會暴力和恐怖橫行無忌的歷史時段。我們在電影、小說、歷史照片中常見的揪斗、毒打、游街、示眾等觸目驚心的事件大都發生在這一時段內。這些事件的發生通常被那些內幕史學家歸咎為毛澤東陰險的政治手腕。也就是說，這是毛澤東為了樹立個人的絕對權威而把高層權力斗爭的模式復制到了民間，他不僅要在黨內高層清除異己，也要通過唆使群眾斗群眾達到清洗整個社會肌體的目的。而對于群眾的參與，這些史學家們也不認為其中有任何理性的成分，反倒更傾向于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給出解釋，認為這不過是烏合之眾受到了領袖的蠱惑而做出的非理性選擇，是中國人幾千年封建國民性的再一次爆發和展現，是歷代農民戰爭思維在當代的死灰復燃——其居高臨下的精英姿態由此可見一斑。對此，童小溪卻給出了不同的解釋。我認為他的書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童小溪并不急于敘述并解釋1966—1968年發生的事件，而是在開篇為我們描繪了文革的“前史”，試圖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中給出文革產生的內在原因，具體地說，就是以“四清”運動為例，考察文革前夕領導與群眾之間的關系。童小溪認為，這種關系的惡化正是產生文革的社會—歷史動因。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體現了一種整體性的歷史思維與意識。也就是說，在童小溪看來，一切歷史發展都有其內在的規律性和必然性——1966—1968年發生的那些事件并不是毛澤東拍著腦袋構想出來的權力計劃，而是文革“前史”的發展迫使毛不得不做出的政治決斷;群眾之所以能起來響應也并不是受了毛的蠱惑，而是文革“前史”的發展把他們推到了造反的潮頭。因此，無論是毛澤東本人還是廣大群眾，都是在共和國歷史發展的形勢下理性地選擇了文化大革命這一極端的政治實驗形式，毛和群眾之間并非欺騙與被欺騙、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相反，他們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當然，要理解這種內在一致性，還要回到童小溪這本書中對“群眾”一詞的闡釋上面。

　　對于“群眾”這個詞的含義，童小溪首先批判的是西方思想脈絡中固有的一種反民主的思想傳統，即把“群眾”的民主視為“多數人的暴政”。相反，他認為“群眾運動起著民族國家建設和現代化的助產士的作用。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群眾運動這一詞匯，使人們想起民主的擴大、工人成立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權利、婦女和少數民族的民權等等，意味著獨立于體制權勢和秩序之外的民間力量，總之，它代表著人類進步和啟蒙的方向。”這段話一方面體現出童小溪最基本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素養，即：支撐他的論述的不是主流文革史的“英雄史觀”或“精英史觀”，而是作為歷史唯物主義核心的“群眾史觀”;另一方面，童小溪在這里雖然強調的是“群眾”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歷史作用，但他在論述文革“前史”中的“群眾”時，卻并不是以西方歷史發展為參照，而是結合中國革命自身的歷史來討論的。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他對“四清”運動中黨內兩條路線——即“毛澤東路線”和“劉少奇路線”——的分歧的考察上。

　　鄒讜先生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一書中提出，中國革命不僅是一場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政治革命，更是一場以改造社會結構，重構基層秩序的社會革命。要取得這場革命的成功，必然要依靠對廣大群眾的有效的政治動員。這也就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政治不僅是一般意義上政黨政治，還是一種具有強大動員能力的“全能主義”(totalism)的政治。鄒先生認為，正是這種“全能主義政治”使中國革命獲得了成功：“中國政黨以它嚴密的組織和逐漸強大的能力去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引導群眾參加政治，于是在這一革命過程中，中國人民參與政治的格式起了數千年以來第一次根本變化，工農及貧苦大眾下層階級都變成了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不少上升為干部，最高層次的政治領袖也以他們為‘參考群體’這是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最根本的原因。這個大眾參與政治形式的變化，正是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高度民主不可缺少的基礎——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說，國民黨之所以敗，原因在于在它那里只有“黨”及其精英階層，他們由于是現存秩序的受益者，所以根本無力打破僵局，銳意求新，遑論徹底改造中國社會的結構，因此“黨”和“群眾”是對立的;而共產黨之所以勝，則是因為它在“黨”之外又設置了一個“群眾”的選項。“黨”領導“群眾”，發揮它的先鋒隊作用;“群眾”反過來又制約“黨”，防止“黨”蛻變為一個官僚集團，因此“黨”和“群眾”是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際上也就是人民群眾自己的革命。　　

鄒讜(1918—1999)

　　童小溪正是沿著中國革命內部的黨群關系這條線索，指出了“四清”運動中“毛澤東路線”和“劉少奇路線”的巨大分歧。這個分歧涉及在“黨—群眾”這個構圖中的價值取向問題，也涉及對中國共產黨革命傳統的繼承問題：到底是群眾高于黨?還是黨高于群眾?到底是繼承黨群一家的光榮傳統?還是退化到國民黨時代的那種官僚主義作風?劉少奇及其妻子王光美在“四清”運動中推廣的所謂“桃園經驗”事實上就是后一種思路的體現，即“以壓倒數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隊伍，浩浩蕩蕩地進村，集中火力向農村基層干部展開圍攻，將當地權力秩序取而代之……如此數量眾多的城市官僚精英從天而降，雖然號稱是發動群眾，但難免在實際上搞包辦代替。”在這種情況下，“黨”和“群眾”之間形成了一種新的權力和等級關系，“群眾”只有被“黨”的精英規訓、“拯救”的份，而沒有主動參與政治運動，表達政治訴求的權利。用雅克·朗西埃在《歧義》一書中的話來說，“群眾”只是在政治領域內有待被區分、排列的一個個分子，他們是否有資格被“計算”在“黨”的民主體制之內，是由黨所派遣的精英的主觀意志決定的，而不是取決于“群眾”本身在黨的政治傳統中的合法性——這是典型的國家治理的思維，而不是真正意義上以塑造群眾主體的政治實踐。因此，劉少奇、王光美領導下的，以派遣工作組、秘密扎根串連、大兵團作戰為特點“四清”運動，更像是中國古代那些朝廷欽差代天巡狩，微服私訪的模式。

　　相形之下，毛澤東倡導的路線更看重“群眾”本身在政治運動中的主體地位，他強調的是為“群眾”“賦權”，“讓群眾組織起來、學會自己管理自己”。從積極的方面講，毛澤東堅信“群眾”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不僅具有主動要求革命的政治覺悟，也具有創造新的革命組織形式的能力。這種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無需靠黨的精英來界定。這從他所說的“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等名言中都可見一斑。因此，他所希望的，是以群眾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運動方式，是群眾自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而非萬馬齊喑、死氣沉沉的官僚統治。從消極方面來講，毛澤東那“不斷革命”的氣質決定了他又有理由把“群眾”當作一種防止“黨”變質的制約性力量。也就是說，毛澤東在“黨—群眾”這個在民主革命階段尚且統一的構圖中看到了分裂的可能，看到了“黨”被“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擊中，騎在群眾頭上作威作福的可能，而為了維護這個構圖的統一性，毛澤東完全逆轉了黨和群眾在劉少奇、王光美那里的權力等級關系，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反過來教育“黨”，甚至“踢開黨委鬧革命”。總而言之，這是一種為求統一，不惜擴大對立，不惜以“大亂”達到“大治”的辨證思維的集中體現。毛澤東思想的前衛性就在這里，但同時，這也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最終失敗的一個根源，即“政治”和“治理”究竟該保持一種怎樣的平衡?以群眾首創性為主導的巴黎公社原則是否可能直接代替由列寧開創的黨國體制的原則?對此，毛澤東似乎也沒有獲得最終的答案，這也促使毛澤東最終做出了回歸國家治理，重建國家秩序這個艱難的決定并為思考文革困局留下了廣闊的空間。

文革“十六條”

　　童小溪在理論和情感上無疑贊同毛澤東的這條“自下而上”的路線。由此也就延伸出本書在劃定文革時限時需要注意的第二個問題，即童小溪并沒有把1966—1968年視為一個整體來看待，而是在其內部又進行了時間上的劃分。這指的是他把1966年文革開始(以《五·一六通知》的發表為起點)之后的“五十天”作為單獨的一個時段拿出來進行考察。童小溪認為，這“五十天”實際上是1958年“反右”運動、1963—1965年“四清”運動模式的延續，它走的仍然是劉少奇、王光美的“自上而下”的路線，即向下派遣工作組，在各機關單位揪斗異己分子。因之，在童小溪看來，事實上存在著“兩個文革”，一個是官僚階層主導的以鎮壓革命群眾和造反派為目的的文革，另一個是革命群眾和造反派反對官僚階層，實行大民主的文革，而后一個文革才是真正的群眾版本的文革，它的標志并非《五·一六》通知的出臺，而應該是經過“五十天”之后，于1966年8月8日發表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因為：第一，“十六條”是通過廣播的形式向全國公開發布的，而不是像《五·一六通知》那樣只在政治高層互相傳遞;第二，正是“十六條”這份文件明確了運動的目標是“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確定了“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的運動方針，間接表達了對派遣工作組的極度不滿。“兩個文革論”在理論上是否站得住腳暫且不論——事實上，它仍有上文提到的那種把十年文革割裂開來的嫌疑——它的貢獻在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一樣的文革敘述，讓我們知道1966年有一個“五十天”的存在，這個“五十天”的受害者恰恰是那些批判精英并被精英視為“暴民”的群眾，而不是精英分子們自己。借此，精英分子的文革敘述就受到了顛覆和質疑，通過童小溪對“五十天”的描述，我們更有可能相信，在當代，那些極力主張否定文革的精英分子，很可能就是當時假借文革名義鎮壓群眾運動最積極、最兇悍的人;精英分子現在極力批判的那些過火行動，很有可能正是他們自己在當時一手導演的，只不過事后隨著角色的轉變，不好承認罷了。

　　總而言之，由于引入了“群眾”這個視角，童小溪擺脫了精英史觀主導下的兩種敘述文革史的模式，一是“高層權力斗爭說”，二是“精英分子受難論”。相反，他更傾向于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這個角度，結合中國革命的政治傳統，把文革的爆發視為建國后“政治”和“治理”、“群眾”和“黨”、“人民民主”和“官僚統治”種種矛盾發展、變異、激化的必然結果，把文革的歷史視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群眾路線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精英路線進行對決的場域。這樣，童小溪的文革史論述也就上升到了一種政治理論的高度，開拓出了一個比較宏大的格局。

　　對文革的歷史內容的判斷，同時也決定了童小溪在本書的材料選擇上獨辟蹊徑，異于主流。作者不僅抱著懷疑態度使用已有的那些官方的或精英分子的文革敘述，更把大量的精力都花費在了搜尋、研讀、分析那些文革中的原始文獻上，即群眾張貼的各種大字報，群眾主辦的各種政治簡報、小報、傳單、手冊等等。作者坦承，這種方法受到了六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歷史研究的“話語轉向”的影響。通常，人們對這些大字報和宣傳手冊是不屑一顧的，因為這些材料經常被人們認為是當時的群眾在非理性狀態下配合政治斗爭制造出來的宣傳品，并無任何特別的價值。但是，無法回避的問題是，當同時出現成千上萬的這種材料的時候——它們并非像人們通常所想象的那樣，只附和某一種權威的政治聲音，而是充滿了矛盾與交鋒——我們是否只能把它當作一種偶然的歷史產物?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童小溪的可貴之處在于，他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本身所創造出的大量原始文獻，人們當時當地的主體訴說，構成了歷史行動者在當時所體驗的意義，這是真實的歷史，這種真實性，是當代人們以今天的體驗、今天的語言和今天的意識形態偏見來詮釋過去所無法獲得的。”這種以“群眾”為中心的視角，正如作者自己所說的那樣，受到了西方史學界以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的“走向下層”運動的深刻影響，試圖在既有的以官方為主導，以精英分子為主體的歷史敘述框架之外，通過尋找并解讀那些底層的原始文獻材料來重構群眾真切的歷史體驗，發現歷史發展的深層動力。如果把歷史比做一條河流，這種研究方法關注的就不是河流表面那洶涌的波濤，而是它那深厚的河床，也就是所謂“長時段”的歷史。這樣做的好處是能夠讓那些被主流敘述壓抑的聲音充分釋放出來，把對文革歷史的解釋權從上層轉移到下層，從精英轉移到群眾，從而為我們講述一個不同于高層權力斗爭和精英受苦受難的文革史;同時，它還有助于我們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理解文革發生的深層原因，而不是僅僅把文革的爆發理解為一個與建國以來的歷史相割裂的短時段事件或者單純的“政治時間”。正因此，作者才要在本書第一章對文革的“前史”——“四清”運動進行追溯。只有詳細考察了這一“前史”，才能揭示出在文革前就已經形成的一種再等級化的社會結構，才能探尋出毛澤東發動文革并能得到群眾響應的歷史合理性，反駁主流敘述中把文革理解為“非理性”的神話。　　

　　值得注意的是，童小溪的這本書雖然借鑒了法國年鑒學派或者所謂“新文化史”、“社會史”的方法，但他的這種借鑒也僅止于“方法”而已，并沒有因為引入這種方法而喪失自己的問題意識和研究立場。這恰恰是當下史學研究最需要注意的一點。就拿在年鑒學派影響下的新文化史而言，由于它們比較注重搜尋冷門、生僻的史料，所以往往能滿足那些工于考據的學者的胃口。但這種研究如果沒有明確的史觀和清晰的問題意識作支撐，就很容易變成一大堆歷史材料的堆積，從而放棄討論重大的理論問題，消解宏大敘事，而只在無足輕重的地方用力，其結果或者是用新材料說明老問題，或者是根本提不出什么問題，這極大地損害了歷史研究的質量。童小溪的這本書避免了這樣的誤區。雖然作者苦心搜集了許多原始材料，但他對歷史的敘述卻沒有迷失其中：首先，支撐這本書的依然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文革敘述權一直被上層精英把持著的今天，這種群眾史觀的回歸難能可貴。它強有力地質疑了精英書寫歷史的正當性，使得“人類對自己流逝歲月的回憶權和敘述權，從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變成一個高度爭議性的問題，揭示出：不同社會主體的不同歷史體驗，能建構出不同的乃至對立的意義詮釋。”另外，童小溪通過對文革歷史的重構，展示了他對政治理論的濃厚興趣。這不僅包括上文提到的他對兩條不同的政治路線的描述，還包括他對毛澤東提出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理論創造的理解。童小溪在本書最后一章試圖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脈絡中找到對毛澤東這一創造的定位。為此他勾勒出了一條從馬克思與巴枯寧的辯論，經由列寧、盧森堡，再到葛蘭西，最后到毛澤東的理論發展線索，指出毛澤東的這一理論實際上涉及到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固有的“暴力統治和說服政治的辯證法、精英與群眾的辯證法”，它“將階級、群眾和思想文化領導權這些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概念貫穿在一起”。這個判斷提示我們，思考文革，不僅應該厘清文革中具體事件的來龍去脈，辨明其中的是非曲直，更應該從理論層面思考文革留給我們的遺產——既有它的偉大經驗，當然也應該包括它之所以失敗的歷史教訓。

　　總之，童小溪的這本《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是一部較為獨特的文革史著作，它的出色之處一是在于回歸到了群眾史觀，用群眾的視角來描述文革，把文革史的敘述從精英分子的話語霸權中解放了出來，釋放了那些被壓抑的話語能量，從而為讀者展示了“兩個文革”的不同圖景，直接顛覆了主流話語對文革歷史內容的理解與判斷;二是在材料的選擇上獨辟蹊徑，從那些不起眼的文獻入手，還原了革命群眾當時當地的所思所想，把這些表達作為一種理性的政治訴求來看待，進而肯定了文革發生的歷史合理性。當然，這部著作并非毫無瑕疵。最顯著的缺點在于所謂“兩個文革論”過于急切地割斷了十年文革的歷史連續性，從而把七十年代變成了一種歷史的“真空狀態”。另外，雖然作者在前言中提出：“對于這些原始材料，本書采取的兩個策略是：文字為憑，懷疑主義。文字為憑，就是歷史事件的敘述，盡量以原始文獻為依據;對于其他著作中沒有給出處信息，一般不去引用。懷疑主義，即對原始文獻所提供的信息，一般采取懷疑主義的態度，而不是假定為事實”，但是，在實際敘述中，作者又似乎對群眾書寫的那些材料過分地依賴，而對官方的、主流的敘述過分地不信任。這帶來的問題是，群眾的這些“潛在寫作”和主流敘述是否決然對立?如果單憑群眾的歷史敘述，會不會又使得對文革的研究劍走偏鋒?或許，較為穩妥的態度是不把群眾聲音和主流敘述對立起來，而是把這兩者視為同一歷史過程中互相影響的兩個因子。與其用一方否定另一方，不如去研究二者之間的動態關系。但童小溪對這一點的認識似乎略有不足。但不管怎樣，仍然要承認，這是一本兼具豐富的史料和理論，并對文革研究極具啟發性的優秀的歷史著作。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