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辯證法作品《矛盾論》寫于1937年，正式發表是在1952年，《矛盾論》與《實踐論》一起作為毛澤東的重要哲學作品而聞名于世。在我們看來，這是一部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作品。它聯系中國革命說明了矛盾的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辯證關系，說明了主要矛盾與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次要矛盾的次要方面之間的對立統一和辯證轉化。然而，圍繞這一作品，西方馬克思主義陣營中的不同學者卻通過其“復調式”解讀為讀者呈現出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論景觀。

　　1966年左右，法國學者阿爾都塞在其代表作之一《保衛馬克思》一書中對毛澤東的《矛盾論》做了多元決定式的理解，高度肯定了這一作品對于辯證法本質與核心的把握。認為《矛盾論》的偉大之處在于成功地清除了黑格爾主義因素對馬克思辯證法的干擾，使得馬克思哲學的本質得以澄明。阿氏強烈批評了以青年盧卡奇、葛蘭西等為代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人本主義線索，認為這一線索深受黑格爾主義因素的影響。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歪曲。因此，《保衛馬克思》的主旨就在于將黑格爾主義因素清除出去，從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而毛澤東的《矛盾論》一文正是在這一點上是反黑格爾主義的。與此相反，當代美國學者諾曼萊文則在其《辯證法的內部對話》(以下簡稱《對話》)中對毛澤東時代的辯證法問題加以研究后指出，毛澤東之所以成功，歸根到底是因為他成功地復活了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黑格爾主義因素。這實際上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線索的重新表述而已他在《對話》中。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對話》顯然不具有與《保衛馬克思》對等的學術地位。只有盧卡奇等人才是阿爾都塞真正的對話者，也就是說，萊文在這里不過是充當了盧卡奇等人思想的代言人而已。

　　如果說可以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概括為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兩條線索的話，那么這兩條線索中的人物都對毛澤東的《矛盾論》提出了自己的評價。雖然二者都高度肯定了毛澤東《矛盾論》中的辯證法的重大意義，但是雙方立論的出發點，或者說是基本的理論背景卻不盡相同。因此，本文的任務就是要通過說明他們雙方是如何從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視角出發來肯定毛澤東的辯證方法與本體論立場，從而對毛澤東的《矛盾論》作品中的哲學邏輯從辯證法與本體論的意義上加以辨明。

　　一、《矛盾論》：黑格爾主義辯證法的當代復活！

　　毫無疑問，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早期代表人物比如，盧卡奇、葛蘭西、柯爾施等人在他們的著作中初步闡述了在理論和實踐中重建黑格爾之于馬克思主義生命力的必要性，這是諾曼萊文《對話》一書立論的基礎。萊文在《對話》中同樣強調馬克思主義中的核心因素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因素，同樣強調正是黑格爾主義傳統的復活才導致馬克思的當代意義之所在。所以，從學理淵源傳承角度看，除了細節與方式的差異外，《對話》一文不過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人本主義線索的重述。也正是因為如此，雖然《對話》這一作品的形成在時間是在《保衛馬克思》之后，但這一作品中所蘊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思路則有著相對后者科學主義思路的邏輯在先性。

　　西方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線索以“歷史本體論”、“社會存在本體論”為基礎，借助于黑格爾的主客體同一基礎上構建起來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辯證法，試圖在重新激活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同時，尖銳地批判第二國際的“自然本體論”、“經濟決定論”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實證主義，以及斯大林的機械決定論。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樣的社會矛盾運動機制中，人本主義線索借助于黑格爾主義的復活，堅持后者對于前者的反作用。在萊文看來，這與毛澤東的思想和思路有著驚人的相似。《矛盾論》中強調重視辯證法的革命精神，強調非經濟因素的能動性作用，似乎是貫穿毛澤東一生，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這一時期在內的重要哲學理路。同時，這一哲學理路也間接成為西方六十年文化革命與學生造反運動勾畫“毛主義”形象的根據。

　　諾曼萊文認為，毛澤東在1937年前后直接閱讀的馬克思經典哲學著作并不多，他的哲學思想的興起和發展主要是與“黑格爾化的列寧主義”，或者說與《哲學筆記》中所體現的列寧主義哲學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在認真考察了毛澤東1937年在創作《矛盾論》時思想背景與閱讀背景之后認為，毛澤東沒有簡單抄襲斯大林教科書體系的基本觀點，真正影響毛澤東的不是斯大林的教科書體系，也不是列寧的《唯批》，而是列寧的《哲學筆記》。他引用了澳大利亞毛澤東研究專家尼克奈特的考證，指出《哲學筆記》完整的俄文版出版于1933年，直到1949年后，整個《哲學筆記》還沒有譯成中文。但是，中國在1936年以《黑格爾倫理學大綱》為標題翻譯出版了《哲學筆記》中的部分文章，這其中包括：“談談辯證法問題”、“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和“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一書摘要”。由于這些文章是由中共理論家主持翻譯的，文章一經譯出之后，毛澤東就能在第一時間完成閱讀。因此，盡管毛澤東沒有直接閱讀黑格爾，但是黑格爾主義的思想還是通過列寧的《哲學筆記》間接地“涌向”了毛澤東。用他的話說，“不是黑格爾的出現而是黑格爾的缺席影響了毛澤東，……在毛澤東主義哲學的演化中，黑格爾沒有起直接作用，而列寧是決定性的中介”，“毛澤東按照列寧的著作向他表述的樣子去理解馬克思的辯證的方法論”。這樣一來，要想了解毛澤東的哲學思想，首先就必須弄清的問題就是“黑格爾化的列寧主義”的內涵與要義。

　　萊文在這里所提出的所謂“黑格爾化的列寧主義”，主要是指列寧主義哲學中對黑格爾在馬克思哲學中基礎性地位的強調和重視。也就是說，馬克思在克服黑格爾哲學的唯心主義基礎后，把黑格爾的辯證法理解為行動的辯證法而不是“自然辯證法”。所謂的“黑格爾化的列寧主義”只承認歷史唯物主義而不象恩格斯那樣承認辯證唯物主義。同時，《唯批》不是列寧哲學的最后定論，它還殘存著自然辯證法的影子。列寧在1914-1915年寫作、1929年發表的《哲學筆記》才是“真正記載了列寧繼承馬克思主義哲學遺產的著作……《哲學筆記》中的觀點與辯證唯物主義的許多基本原則不同”。顯然，萊文的觀點就可以概括為：在辯證法思想發展史上存在兩條對立的線索：即，馬克思反對恩格斯，列寧的《哲學筆記》反對列寧的《唯批》，列寧反對斯大林，而毛澤東則是與馬克思、《哲學筆記》中的列寧堅決地站在同一理論立場上的。

　　從這一理論立場出發，萊文考察了1937年前后毛澤東所閱讀的馬克思主義文獻構成，得出的結論是：盡管斯大林主持編寫的教科書體系在文獻中占據主導位置，盡管毛澤東沒有直接接觸德波林——黑格爾化的列寧主義的代言人——的著作，盡管他的主要哲學顧問陳伯達、艾思奇等人皆屬于反德波林陣營，但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中的許多東西確有親德波林傾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毛澤東閱讀了列寧哲學筆記中最重要的部分，毛澤東直接接觸了黑格爾主義化的列寧主義。因此，《矛盾論》“這篇論文主要是從列寧的《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引申出來的。……在方法論的層次上，《矛盾論》也是從列寧在他的《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中所信奉的社會分析方法引申出來的，雖然毛澤東從《摘要》中提煉的矛盾概念與列寧的形式不同。”

　　在萊文看來，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矛盾論》中完成對“經濟決定論”和“教條主義”的批判，所依據的就是馬克思辯證法中的黑格爾主義因素，因而該作品是毛澤東將黑格爾主義因素在辯證法中復活的一個精彩范例。萊文指出，在毛澤東寫作《矛盾論》時，他已經達到了政治上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就是說，毛澤東迫切期望確立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不再惟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之命是從。由于這一時期蘇共的思路受經濟決定論所束縛，認為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權應當屬于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因此蘇共并不看好中共在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中的地位，因而并未將實質性援助直接給予共產黨。然而，毛澤東卻強調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基礎薄弱的條件下由無產階級來領導中國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這不能不是對經濟決定論的重要反駁。萊文認為，在這種背景下，《矛盾論》的創作就是要為這種政治上的“中國化”——而不是“俄國化”——提供哲學基礎。

　　萊文進一步指出，由于把矛盾觀念當做社會分析方法的軸心，毛澤東便使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擺脫了經濟決定論的歷史觀的一切痕跡。因此，可以把《矛盾論》看作奠定了中國化的社會科學的基礎。在《矛盾論》這個文本中，毛澤東拒絕了一切形式的歷史決定論。顯然毛澤東也拒絕一切直線發展的歷史預示論，因為整個矛盾學說設想每個社會具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和不同的演化路徑。當毛澤東把一整套的社會分析方法建立在矛盾觀念上時，他的社會分析方法有著不同于機械決定論模式的基礎。毛澤東不是從經濟角度思考，而是從政治角度思考，不是從必然的技術或經濟發展的觀點分析社會，而是從對立面的斗爭和相互依賴的觀點分析社會。毛澤東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基礎——上層建筑的范式。因為按照這一范式，意識形態上的信念可以歸結為階級地位，而階級地位本身又可以歸結于收入水平。毛澤東堅決反對把意識和思想體系看作單純是收入水平附帶現象的觀點，從而主張使意識形態領域擺脫簡單地歸為經濟。矛盾處處存在，這是矛盾在空間上的本體論地位;矛盾時時存在，這是矛盾在時間(過程)上的本體論地位。毛澤東關于矛盾的本體論概念，不僅在他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而且在他的政治理論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如果矛盾是一個本體論范疇，那么政治社會就從來不能使自己擺脫階級矛盾。從矛盾的性質來看，又可分為對抗性矛盾與非對抗性矛盾，其中，在社會主義社會，對抗性矛盾將會消失，但非對抗性矛盾將永遠存在。這一點決定了毛澤東從來不當烏托邦主義的犧牲品。非對抗的矛盾必然永遠存在的思想，使他不致相信救世主或千年幸福王國的未來。這也使得毛澤東在某種程度上傾向于接受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論。由于從本體論上說，不可能消滅非對抗的矛盾，就有必要創立多種政治形式，以便這些矛盾、異議能夠得以表現出來。

　　在考察了毛澤東的辯證法思想以后，萊文判斷毛澤東深受“黑格爾化的主義”的影響，但是，比較矛盾的是，他發現了毛澤東哲學思想中的一個悖論：即，在歷史觀領域，毛澤東接受了黑格爾，但是在形而上學或者說是本體論層面上，毛澤東只是簡單完成了唯物論對黑格爾唯心論的顛倒，而沒有超出西方的經驗主義傳統，沒有放棄實體本體論的觀點，并由此而認定毛澤東在形而上學的層面上是保守的，其進一步的結論就是：“毛澤東的辯證唯物主義和他的歷史唯物主義之間，有著難以接合之點。”萊文指出，毛澤東的辯證唯物主義與他的歷史唯物主義之間存在兩個重要的分歧：第一，毛澤東的辯證唯物論具有還原主義性質，與他在歷史唯物主義中對實踐的強調是矛盾的。在歷史唯物主義中，毛澤東強調的是人的干預;而在他的辯證唯物主義中，毛澤東把發展與過程還原為非轉化的、獨立于精神的力量。毛澤東繼承了恩格斯的傳統，也覺得辯證法存在于物質之中，存在在自然之中，可以用物質及其運動來說明宇宙的發展與演變，唯物主義因而表現為一種“絕對實在論”。第二，在毛澤東的歷史唯物主義中，社會過程是由辯證的非決定性的矛盾原則支配的。而毛澤東的辯證唯物主義卻是一個受決定論所支配的世界。在這里，頭腦按照辯證法的方式思考，因為頭腦反映存在于自然和社會中的客觀辯證法。外部的客觀世界先于主觀世界，意識反映外部實在。“毛澤東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分割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古典經驗主義傳統之內。毛澤東從康德的框架出發，主張是外部的東西縫合了主觀與客觀的裂痕，因為外部的東西反映在人腦中，他試圖以此克服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分裂。其實，毛澤東甚至把大腦確定為自身就是運動中的物質。……對于毛澤東來說，物質的運動不但能說明宇宙的發展，而且能說明有機的和社會的世界。”在萊文看來，以上兩個分歧共同表明，在形而上學的層次上，“毛澤東繼承了從恩格斯到普列漢諾夫到列寧和米丁所延續的思想路線。”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層次上，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缺乏獨創性。盡管毛澤東在當時尚未讀過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中譯本1940年出版)一書，但是，“恩格斯的傳統繼續活在毛澤東那里。”

　　對于這樣一個理論上的悖論，究竟應當做何解釋呢!萊文的回答是：“毛澤東從來沒有描述一種系統的自然哲學，因為他無意于發展一種首尾一貫、包容一切的哲學體系”。作為實踐家的毛澤東更關注的是怎樣把馬克思主義用于分析社會歷史具體問題。馬克思主義在毛澤東那里只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門抽象思辨的學問。顯然，萊文的這個回答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他只是擱置了矛盾，而未提出解決矛盾的思路。

　　二、《矛盾論》：超越黑格爾、告別黑格爾!

　　在阿爾都塞看來，為了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僅僅對黑格爾進行“費爾巴哈”式的顛倒是不夠的，還必須同時對辯證法中的黑格爾主義因素進行馬克思主義式的改造。這種改造不僅是在辯證法的層面上“引入”黑格爾的“合理內核”，而且應當是在本體論上徹底改造黑格爾、超越黑格爾甚至是告別黑格爾。阿爾都塞在這里對馬克思的“保衛”只不過是借馬克思之口而抒己意而已，他對馬克思科學性的闡釋有其濃烈的結構主義意味。在此背景下，阿爾都塞對毛澤東《矛盾論》的解讀就先在賦有了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視角。

　　阿爾都塞試圖從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立場出發反對一元論辯證法。他在寫作《保衛馬克思》一書時，同時面對的是兩個對象：一是斯大林的“經濟決定論”;一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思路。這兩個對象之間在本體論層次上是存在根本對立的，一個屬實體本體論，一個屬精神本體論。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思路看來，斯大林模式或斯大林主義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黑格爾辯證法因素喪失。因此，復活黑格爾是馬克思主義擺脫教條主義、實體決定論的重要前提。但是，在阿爾都塞看來，如果從因果觀的角度加以考察的話，斯大林主義與黑格爾主義是完全同質的，不過是表現式因果觀的兩種表達形式而已，都是黑格爾所謂矛盾本質的“母型理論”的犧牲品。所謂表現性因果律，就是通過把各種層次的東西看成是一個隱蔽的單質的表現，而將其聯系起來，這個單質就是一個概念或者一種精神。如果從本體論角度進一步對此加以推論的話，就可以形成以下的判斷，即：前者是物質實體決定論，后者則是精神理念決定論;后者批評前者是合理的。前者是見物不見人，后者則將人的主體因素從“物”當中拯救出來。然而，在阿爾都塞看來，二者在本質上又是同一的，都是還原式的、本質主義的“一元論”。因此，惟一的出路就是走向以結構因果觀為基礎的“多元決定論”。當然，在阿爾都塞看來，告別傳統本質主義，并不是徹底推翻本質主義。實際上，完全超越本質主義是不可能的。同時，阿爾都塞也拒絕別人將其“多元決定論”當做“二元論”。一般地說，二元論是指承認精神與物質共同具有本體地位。但阿爾都塞從來都沒有在任何意義上給予精神以本體地位。阿爾都塞雖然聲稱拒絕一切本體論，但他又承認在多元結構中物質因素在歸根到底意義上所具有的決定性。正是在這一點上，他的“反本質主義”立場被后來許多學者指責為不夠徹底。我們以為，這不僅不是阿爾都塞的缺點，反而是他的優點所在。

　　由于非經濟因素本身具有半自律性，社會生產力的變遷并不能直接影響思想、政治上層建筑。思想、政治與意識形態同樣都是物質生產的一個組成部分。這里，對阿爾都塞“半自律性”這一概念的理解很關鍵。在反對經濟決定論上，毛澤東沒有簡單地肯定非經濟因素的重要性，而是明確肯定了非經濟因素的不可還原性，將非經濟因素提升到了本體的地位。傳統教科書體系在這一點上的錯誤一是重復或者退回到了決定的地位;二是重復了資產階級經濟人的假設，為抽象的主體保留了空間。這一思維方式必將會為人本主義思路復活創造契機。在這些方面，毛澤東都堅決避免了黑格爾主義的復活。阿爾都塞指出，毛澤東肯定非經濟因素的重要性，并不一定要退回到黑格爾主義。毛澤東在吸取黑格爾主義合理因素的同時，并沒有被黑格爾主義所同化，相反，毛澤東有保留地接受黑格爾，并在本體論層次上，堅持拒絕或者清除了黑格爾主義因素。這就是非經濟因素的“半自律性地位”、相對獨立性地位的確認。人本主義思路存在的問題是，它盡管肯定了非經濟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是它對人的中心地位、主體地位的張揚過于夸張，以致動搖了經濟因素的基礎地位，把非經濟因素具有的半自律性當成了完整的自律性，讓經濟因素不得不處在屈從和臣屬的地位。在阿爾都塞看來，正確的解決方法是將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共同置放于一個共時性、結構性的構成中。這樣，既不妨礙因素在歸根到底意義上的決定性，又能給非經濟因素相對的“半自律性”;既克服了經濟決定論，又克服了信仰唯心主義。在這種結構性構成中，非經濟因素的這種半自律性，與經濟因素的決定性、基礎性并不矛盾，二者通過地位的變化和轉化共同促進事物的運動變化和發展。

　　從阿爾都塞本人的思想發展過程來看，黑格爾主義因素對其早期思想的影響是相當深刻的。但是他的思想在經過了類似“認識論斷裂”式的轉變后，也就必須徹底清除黑格爾主義因素的影響。早期追隨黑格爾主義，后期又堅決地與之分手。分手之后的阿爾都塞對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人本主義線索的實質深惡痛絕，其批判也就格外著力。在阿氏看來，人本主義批判經濟決定論、實體一元決定論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他們由此出走地太遠，以至于陷入了精神一元論。針對這種一元式決定論，阿氏提出“多元決定”的本體論概念。只有多元決定才能將辯證法真正貫徹到底。在阿氏看來，一元決定式的思維方式，本質上是一種還原論。相信在一切現象的背后，皆有一個且只有一個決定性的因素，這種因素要么是實體，要么是某種抽象的精神(絕對精神)或實體化的精神(上帝)。阿氏認為，世界是多元決定的。如果一定要說有一個一元論，那么這個一元也只能是一個復雜的結構性構成。這樣以來，這個結構性構成可以說是基始性的。

　　阿爾都塞意欲從一個新的結構主義的角度解決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問題，而且是從這個角度來堅持“最終的”因素的觀點。他力圖保留因果關系這一概念，但他要去掉在這個問題上過去長期存在的一一對應的傳統認知。一方面，阿爾都塞指出，在這個構成中，經濟因素在歸根到底的意義上處于基始性地位。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必須強調經濟的優先性，哪怕這個優先性十分微弱，否則就便不再是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說，“最終的”的因素里必然包含了某種程度的因果關系，必須堅持經濟基礎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上層建筑。另一方面，阿爾都塞同時又明確提出，在人類歷史的具體展開演進中，沒有任何一個因素可以恒久占有絕對的支配性地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正是到了毛澤東那里才第一次準確地指出了次要矛盾與矛盾的次要方面絕不是可有可無，可以不予重視的;矛盾體系內的不平衡會不斷被打破，不同方面在體系內的地位也不斷會發生變化。這是毛澤東《矛盾論》的重要特點。很明顯在這一點，阿氏與人本主義線索之間是沒有差別的。二者之間的不同在于，前者仍然強調社會存在特別是經濟存在的本體論地位，這是對經濟本體地位的重新肯定。

　　阿氏批評人本主義線索，主要在于本體論層面。保衛馬克思，實質上就是重建馬克思的哲學本體論。許多人認為阿氏是斯大林主義者，恰恰相反，他是斯大林的堅決批評者。同時，又是對毛澤東哲學思想予以高度評價的。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現實地改造了中國與世界。但是，由于他更多是一個革命理論的實踐家，而不是一個專門的理論生產者，這就決定了他的主要任務不是專門從學理探討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主義之間的關系，但是，這并不能說明毛澤東的政治實踐中以及圍繞這一實踐進行的理論思考就與此問題無關。美國學者杰姆遜在《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一書中就曾經指出：“在五、六十年代的法國，毛澤東的《矛盾論》對馬克思主義者的影響是很大的，是結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之一，特別體現在阿爾圖塞的著作之中。”

　　在阿爾都塞看來，毛澤東不僅沒有落入人本主義的泥坑，相反，毛找到了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之間的合理張力。毛最大的特點是反還原論，在本體的結構性構成中，毛雖然肯定了經濟基礎的歸根到底作用，但同時又說明，從開始到終端，從來都不是經濟一個因素在起作用，其它因素是始終并存的。阿爾都塞觀點的核心在于反對一切形式的還原論與歸納主義。這是實證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特征。阿爾都塞對毛澤東的結構主義解釋，直接影響了后來的美國學者杰姆遜、德里克以及后馬克思主義的一批人。在阿氏看來，毛澤東并不是簡單的文化多元論者，而是試圖構建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線索對毛澤東文化革命的肯定是膚淺的。西方68年學生風暴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前者是工業化與社會化大生產時代的產物，是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反思與批評;后者是在全球工業化時代為東方落后大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的新啟蒙運動，由于沒有給文化因素以正確的本體論解釋，所以其結局必將是導向唯心論。

　　三、《矛盾論》的復調式解讀：分析與評價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從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這樣兩條基本線索出發，就毛澤東的《矛盾論》形成了不同的解讀。無形中將《矛盾論》一文的哲學邏輯推向了黑格爾主義與反黑格爾主義的兩難處境中。兩條線索在其解讀過程中涉及到的同一核心是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主義之間的關系問題。應當說，這一問題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一直存在著諸多的爭議與分歧。以上兩條線索是互相敵對的，阿爾都塞譴責人本主義、存在主義，譴責所謂黑格爾主義，而人本主義、存在主義也棄絕阿爾都塞，棄絕所謂的實證主義、科學主義思潮。但兩條線索共同的一點在于雙方都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兩條線索表面上看是相互對立的。實際上他們之間的區別也并不是很大。科學主義思潮不過是將人本主義稍微往左拉回來一點。我們知道，后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代言人已經開始批評阿爾都塞，說他還拖著一條還原論的尾巴。他還為經濟因素在歸根到底意義上的決定性所困。而杰姆遜則高度認可了阿爾都塞，認為，還原主義的總體化方法仍然在其意義，特別是政治經濟學分析對于解釋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仍然是有重要意義的。毛澤東重視矛盾的特殊性，重視差異的重要性，提出差異即矛盾，這不同于后現代對個體性特殊性的重視。至此，我們可以發現，以上兩條線索及其各自所批判的對象，實際上是在因果關系上涉及到以下三種因果觀。

　　首先，雙方共同批判的對象是線性因果觀。所謂線性因果觀，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機械決定論、經濟決定論，這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線索極力反對的對象。作為一種機械論的因果觀，它反映的是一物簡單地作用于另一物的因果性。這種因果觀只能描寫一個因素對于另一個因素的作用，卻忽略了整體對于局部的作用。在這種因果觀看來，任何整體都只是它的各個部分的合成結果或總和，當然也就無法想象整體對于局部的影響。在阿爾都塞看來，這種因果觀最初根源于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后來曾被考茨基和布哈林所推崇。接下來，很不幸的是，人本主義線索卻由此陷入了一種表現因果觀。這種因果觀一個理論舉措就是顛倒了黑格爾，使黑格爾主義在當代復活。西方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線索，強調黑格爾主義的核心因素是重視總體、全局對個體與局部的影響;強調在總體背后有一個可還原的、無差別的“同一”。它并不是把整體看作是一個結構，而是采取還原主義路線，把整體還原為某種簡單的性質和本質，試圖以此來解釋整體的復雜性，這是解決復雜性的一種懶惰的做法。這種因果觀由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首先提出，在黑格爾哲學中得到充分的發展，而在盧卡奇、科爾施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中得以延續下去。最后，與以上的兩種因果相對立，阿爾都塞提出了一種所謂的結構因果觀。也就是說，它不僅要在因果觀上顛倒黑格爾，更重要的是對其進行“改造”。結構主義、科學主義思潮強調《矛盾論》中的反黑格爾主義因素。強調總體的重要性，但總體不是無差別的“同一”，而是“非還原性的結構性并存”。二元并存，多元并存。但是阿爾都塞還有一個尾巴沒有清除。那就是經濟因素在歸根到底意義上的決定性。在阿爾都塞看來，科學已經放棄了本質這一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互有區別的聯系，也就是用“差異”而不是“同一”。在結構性構成中，每一種因素都具有半自律性，也就是說每一因素都擁有我們必須尊重的某種自律性。之所以叫半自律性，就是因為這種特定的效果是與其它因素的效果相聯系的，但其中仍有一定距離。

　　客觀地說，相比較萊文的《辯證法的內部對話》，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中對《矛盾論》的解讀更為深刻和全面。但是，阿爾都塞眼中的毛澤東，或者說是《保衛馬克思》對于《矛盾論》解讀，都沾染上的了濃厚的結構主義色彩，都對馬克思主義的物質本體論和唯物新方法構成了沖擊和挑戰。當然，也不能否認，無論是阿爾都塞對《矛盾論》的結構主義解讀，還是諾曼萊文對于《矛盾論》的人本主義解讀，都包含了內在的合理成分，相對于蘇聯教科書體系所提供的傳統閱讀模式，起到了開闊研究視域、拓寬研究空間、提供嶄新理論景觀的作用，對于當代學者進一步拓展和深化毛澤東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簡介：尚慶飛——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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