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1章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

　　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

　　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

　　話說1965年10月20日，毛澤東會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黨政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你們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們，包括那些已經覺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覺悟的人。現在的世界是個不太平的世界。這并不是你們越南人到美國去侵略，也不是中國人到美國去侵略。”

　　“我們支持你們取得最后的勝利。勝利的信念是打出來的，是斗爭中間得出來的。比如，美國人是可以打的，這是一條經驗。這條經驗，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國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敗的。要打破那種美國人不可打、不可以打敗的神話。我們都有很多經驗。你們和我們都打過日本人，你們還打過法國人，現在你們正同美國人打。

　　美國人訓練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們，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沒有美國人就是不好，這個教員不可少。要打敗美國人，就要跟美國人學習。馬克思的著作里沒有教我們怎么打美國人，列寧的書里也沒有寫。這主要是靠我們向美國人學。

　　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們。朋友愈多愈好。”

　　1965年11月10日，中央發出通知，將楊尚昆調離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改任廣東省委書記;任命汪東興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1965年，楊尚昆被調離中央辦公廳以后，由誰來接任中辦主任的職位?當時劉少奇、鄧小平主張由田家英接任。總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傾向由龔子榮來擔任。龔子榮原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是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參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做過地下工作。但是他原來在北方局工作過，和劉少奇，彭真的關系很密切。江青跟我說，在這個關鍵時刻，是她投了汪東興一票。江青說，主席身邊有些人，像葉子龍，并不把她當回事的。但汪東興對江青卻始終是畢恭畢敬，惟命是從的。但是毛主席對汪東興有看法。江青說，主席跟她說，汪這個人表面上唯唯諾諾，其實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但江青覺得，汪是個直爽的人，是能夠掌握得住的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么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樣。后來毛主席才決定由汪東興來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所以江青說，她的一票是關鍵的一票。當然后來江青也正是為了這個關鍵的一票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的。”

　　且說11月10日這一天，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撰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

　　這篇文章是經毛澤東看過并同意發表的。姚文中說：《海瑞罷官》中的“退田”、“平冤獄”是影射對“單干風”、彭德懷的右傾“翻案風”的批判;作者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臺，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代表國內外敵人的利益，“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臺執政”。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最引人注目和發人深思之處，在于他尖銳的提出了“三面紅旗”問題，實質上是涉及到了1961年以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里的一些領導人在許多重大政策問題上的分歧。

　　本傳前面已經敘述過，毛澤東對“三面紅旗”的認識，與中央其他一些少數領導人之間，經歷了一致——分歧——勉強一致——嚴重對立的過程。毛澤東從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始終維護“三面紅旗”。在八屆十中全會和在這以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嚴厲的批判“黑暗風”、“單干風”和“翻案風”，批評劉少奇、鄧子恢、彭德懷等人。在八屆十中全會以后的幾年里，他又提出，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中央存在著兩個“獨立王國”，“出了修正主義”。實際上正是在尋找突破口。于是，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就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圖，推到了歷史發展的日程表上。

　　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這一天，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彭真囑令他的秘書，以最快的速度設法弄到一張11月10日的《文匯報》航空版。

　　原來，彭真這個人很多心，早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前，就曾經有人跟他提起過：“江青在找人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張春橋來北京肯定和這事有關。”所以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后，他就立即到處打聽有關批判《海瑞罷官》的事，追查有什么背景和后臺。他還在文化革命小組會議上問康生：

　　“你知道上海發表那篇文章的背景嗎?”

　　康生回答說：

　　“一無所知。我也是在文章發表后才看到的。”

　　彭真又問：

　　“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來北京是干什么的?”

　　康生說：

　　“研究《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上演問題。他找我談話都是說京劇革命，沒有談起批判《海瑞罷官》的事。”

　　彭真說：

　　“看來上海搞這些名堂連你也瞞著，這成什么話?老讓我們處于這樣的被動狀態，我們還怎么工作?”

　　康生回答：

　　“那你就趕快變被動為主動，也開始批判那出戲算了。《海瑞罷官》確實有問題，我聽好多同志反映過這出戲的問題，起碼在政治上對我們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彭真對此極大不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劉少奇、陳云、鄧小平也都對此持抵制態度。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鄧小平也是反對這篇文章的，他曾對吳晗說過，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們照樣打牌。”

　　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北京日報》社社長范瑾，兩度打電話問彭真，請示他是否在《北京日報》上轉載姚文元的文章。

　　范瑾就是黃敬的夫人。本傳在第七卷中已經交代過，黃敬在1958年2月10日因精神病復發，病逝于廣州，年僅46歲。范瑾后來再婚。

　　彭真對范瑾說：

　　“《北京日報》不必轉載，除了《人民日報》的重要社論各地必須轉載外，像上海《文匯報》上的文章沒有必要轉載。”

　　11月12日，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經天津南下。他在天津聽取了河北省委負責人的工作匯報。

　　11月13日，毛澤東看了毛澤榮的來信，就叫秘書處給他寄去200元錢;還讓秘書室另復一信，信中寫道：

　　毛澤榮同志：

　　10月25日寄給毛主席的信，主席已經看過。他送給你200元，作為對你生活困難的補助。此款已交郵局匯去，請查收。

　　此致敬禮

　　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

　　1965年11月13日

　　11月13日晚，毛澤東抵達徐州。這是毛澤東在建國后先后7次到徐州的最后一次。

　　11月14日，海軍司令員蕭勁光指揮海軍在福建崇武海戰中擊沉了國民黨軍護衛艦永昌號和擊傷大型獵潛艇永泰號。

　　11月14日下午1時至2時40分，毛澤東接見了徐州地市負責人丁平、關明政，詢問了工農業生產和戰備情況。爾后，毛澤東問道：

　　“沛縣還有劉邦的什么遺址?”

　　丁平、關明政一一作了介紹。毛澤東提議去看看，他還饒有興趣的講述韓信點將臺、黃樓、戲馬臺、蘇東坡、燕子樓的故事和一些景觀的來歷。

　　此后，毛澤東又驅車去了江蘇南京。

　　毛澤東此次出行，是一路視察，一路提醒人們警惕修正主義。

　　11月17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批轉了中央組織部《關于目前黨員的情況和今后六年接收新黨員意見的報告》。報告中提出，培養提拔新生力量是目前黨在建設方面的重大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關于全局和革命長遠利益的戰略問題。報告還要求改變由于這幾年基本上停止接收黨員，造成的青年黨員過少、第一線黨員過少、高等學校學生中黨員更少的狀況，在今后6年中，在堅持高標準的前提下，積極的、較多的接收一些新黨員。要求各級黨委訂出具體的規劃和辦法，認真貫徹執行。

　　正是在毛澤東和中央指示精神的指導下，1965年，全國提拔了400多名地委以上干部，其中省、部級干部達幾十名之多。此外，還挑選了一批優秀大學畢業生到基層鍛煉，以培養年輕后備干部。1965年全國新發展黨員94.3萬人，1966年發展319萬人，充實了一批新生力量。

　　11月17日這一天，毛澤東乘專列抵達上海，下榻在西郊的一棟舊式別墅里。

　　周谷城應邀來到了毛澤東在西郊的下榻處，他一進門，正和陳丕顯談話的毛澤東就起身相迎，笑著說：

　　“又碰到了。”

　　這是毛澤東每次見到周谷城時的常用語，話雖平淡無奇，卻透出了老朋友之間的親切和自然。周谷城同毛澤東握手問候之后，兩人便天馬行空的聊起來。毛澤東談到了哲學史的寫作，他說：

　　“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只寫了一半，就沒有下文了。”

　　周谷城說：

　　“胡的白話文學史，也只寫了一半，就沒有了下文。”

　　毛澤東話題一轉，說：

　　“中國佛教史沒有人寫，也是一個問題。”

　　他們又談到舊體詩，談到了晚唐的李商隱。周谷城說著說著就有點忘乎所以了，他仰靠在沙發上，隨口用湖南腔哼起了李商隱的一首七言詩：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

　　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

　　周谷城把前幾句反復吟誦了幾遍，可那最后兩句竟然怎么也想不起來了。毛澤東在一旁聽著，知道老朋友忘了，便笑著用同樣的湖南腔調吟道：

　　“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周谷城在毛澤東面前，不經意的吟唱這首諷喻帝王末路的詩篇，是不太妥當的，而他竟然輕輕松松的念了出來，毛澤東也自自然然的接了下去。毛澤東念出最后一句時，周谷城又跟在他的后面哼，而且感到心情舒暢，超乎尋常。毛澤東和周谷城一樣，心情也很舒暢。可周谷城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他此生和毛澤東的最后一次晤談。

　　11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為斯特朗80壽辰，派人送給她兩張祝賀卡。

　　11月22日，有關部門特意為斯特朗包了一架專機，滿載著她和她的30位中外朋友飛抵上海，住進了古樸典雅的錦江飯店。毛澤東將在這里會見她，祝賀她的80大壽。起初，毛澤東只打算會見斯特朗一個人，斯特朗不同意，她說：

　　“我的朋友們這么大老遠和我一起來，假如毛主席見我，也應見他們。”

　　11月24日，是斯特朗的80周歲生日。毛澤東將在上海錦江飯店會見斯特朗和她的朋友們。

　　天將近午，毛澤東、周恩來在一個大房間的門口迎接客人，江青也站在毛澤東身旁一同迎接客人。毛澤東看上去身體很好，精神愉快，他首先祝賀斯特朗生日愉快!然后同客人們一一握手，說：

　　“我已經認識你們中的好幾位。但大多數人是新的。”

　　當毛澤東與中宣部領導包括副部長吳冷西在內的幾位干部握手時，氣不打一處來，頓時面有不豫之色。他把客人領進了接待室。這里鋪著一個大的地毯，擺放著一個大的橢圓型桌子。毛澤東仔細的觀賞墻壁上的一幅竹雕，到第2幅作品前看了一下，又走向第3幅作品;爾后他讓斯特朗坐了首席，自己在相鄰的椅子上坐下來。他掏出香煙，點燃了一支，慢悠悠地說：

　　“我，一個吸煙者，是一派，而斯特朗同志是對立的一派，不吸煙派。”

　　斯特朗對毛澤東的這個開場白感到吃驚。身為醫生的馬海德以為毛澤東是在開玩笑，便挑戰似的說道：

　　“你把這個問題看成是派別問題嗎?”

　　毛澤東說：

　　“當然，在我和醫生之間，醫生說我不應該吸煙，我說我要吸。我行我素嘛!”

　　他用目光巡視了一下所有在座的人，又說：

　　“你們有多少人吸煙?吸煙的人拿一支香煙舉起手來。手里拿一支煙就是吸煙者的標志。”

　　毛澤東說話的口氣很輕松。在場的外國朋友不知毛澤東何出此言，而幾位中宣部領導干部卻深知個中原因：毛澤東還在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事生氣呢。他們面面相覷、惶惑不安。

　　原來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后，從11月12日開始，上海的《解放日報》、浙江的《浙江日報》、山東的《大眾日報》、江蘇的《新華日報》、福建的《福建日報》、安徽的《安徽日報》、江西的《江西日報》，都先后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而《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和北京市各家報刊及全國其它各地報刊卻都拒絕轉載《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自然是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之外，使他非常憤慨，于是他就指示上海人民出版社將這篇文章印成單行本，向全國發行。結果，北京連這種單行本也不予以發行。

　　且說毛澤東看了看在座的人，沒有幾個人拿起煙舉手，他笑了笑，旁敲側擊地說：

　　“好吧，看來在這方面我也是少數派嘍。不管怎樣，我還是吸煙，并且勸你們也吸。”

　　午宴開始后，毛澤東以傳統的主人姿態，從第一道菜拼盤中，夾了一些，放在斯特朗的碟子里。午宴的氣氛雖然并不十分熱烈，但毛澤東對斯特朗的關懷與盛情，卻是顯而易見的。因而，斯特朗還是感到很滿意、很愉快。

　　11月26日，周恩來和羅瑞卿在上海接見14日在福建崇武海戰中，擊沉蔣軍炮艦“永昌號”和擊傷大型獵潛艇“永泰號”的有功人員。接見結束后，江青對羅瑞卿說：

　　“姚文元在上海寫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匯報》發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都不理睬。”

　　羅瑞卿當場表示說：

　　“我們《解放軍報》支持。”

　　他馬上打電話給劉志堅，說《海瑞罷官》是大毒草，叫《解放軍報》在第一版上全文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一個態度鮮明的編者按。

　　11月29 日，在彭真壓下姚文元的文章19天之后，當他得知《解放軍報》要轉載姚文元的文章時，不得不給范瑾打去電話，要《北京日報》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就這樣，在《解放軍報》轉載姚文元的文章的第二天，《北京日報》也轉載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還加上了彭真親授的按語。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后來還聽說，周總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匯報工作。周總理得知姚文寫作與發表是毛主席同意與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講明，并與他一起審定《人民日報》轉載姚文的按語，在11月30日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上作了轉載。”

　　11月30日，林彪派葉群帶著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專機趕到杭州，單獨向毛澤東作了幾個小時的匯報。

　　原來在11月27日，林彪授意海軍副司令員李作鵬組織人寫關于近年來海軍思想斗爭的材料，他特意囑咐李作鵬要在這份材料中說明羅瑞卿的表現。

　　此前，羅瑞卿對林彪的“頂峰論”、大搞“突出政治”提出了不同意見，林彪拉攏他無效，便認為他是妨礙自己向上爬的障礙，就決定除掉他。李作鵬立即召集王宏坤、張秀川等人，秘密整理了材料，說羅瑞卿“懷有巨大的陰謀”;說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想當國防部部長”。

　　1965年12月1日，《光明日報》也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

　　各報在轉載姚文元的文章時，均仿照《北京日報》加了編者按語。這些按語，強調要根據“雙百”方針進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討論，力圖把這一討論局限在學術領域。此后，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向陽生和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主持下的協作組“方求”等，接二連三的發表批駁姚文的文章。

　　就在江青、張春橋等人積極物色左派，以便組織文章還擊時，《紅旗》雜志的編委關鋒和戚本禹站了出來。戚本禹表示說：

　　“若有人攻姚，我們就出來反攻。”

　　此后，關鋒、戚本禹二人來到了上海，與姚文元商談此事。張春橋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見。就這樣，姚文元的文章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論戰。而這場論戰正是后來爆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容筆者以后慢慢細述。

　　12月2日，毛澤東在蘭州軍區黨委關于55師在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情況的報告上批示道：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于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12月6日，戚本禹在《紅旗》雜志1965年第13期上發表了《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不點名的批判了翦伯贊鼓吹的所謂的“歷史主義”。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我看到了翦伯贊不斷在倡導他的反對用階級觀點看待歷史的所謂‘歷史主義’。我就想，這種脫離階級觀點的歷史主義，其實也就是資產階級的歷史主義。毛主席強調階級斗爭，并充分肯定和贊揚農民革命對歷史發展的進步作用。可他們這些教授卻認為農民革命，在歷史上只起到了破壞和倒退的作用。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歷史觀。于是，我就在文章中寫道：

　　‘你看，從孔夫子以來，大家都說農民造反無理。眾多的是史學家，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無數的明槍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業中死去的農民英雄，把他們描寫成為暴戾咨睢、罪大惡極的犯上作亂者。就是五四運動中的一些新文化戰士，在這樣一種千百年來習慣輿論的壓力下，也覺得沒法子否認那個加在叛逆者頭上的亂字。轟然一聲，馬克思主義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聲宣告：造反有理!’”

　　12月8日，毛澤東從杭州回到上海，在錦江飯店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各兵種和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都參加了，吳冷西也列席了會議。

　　葉群在會議上分3次作了約10個小時的發言，說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彪“不要擋路”，“一切交給羅負責”。

　　12月11日，羅瑞卿被召到上海會議上，但他沒有得到申辯的機會。

　　在這次會議期間，林彪提出要打倒羅瑞卿。毛澤東說：

　　“他羅瑞卿只是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嘛!他也只是反對我到長江里游泳，那還是一片好意嘛。”

　　林彪說：

　　“他反對突出政治就是反對主席。”

　　毛澤東見林彪如此堅持，只好退了一步，說道：

　　“可以先掛起來么。10年不行，20年，掛1萬年行不行?”

　　毛澤東不愿意打倒羅瑞卿，但他又不能不同意撤銷羅瑞卿的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的職務，調離軍事領導崗位。

　　林彪建議由楊成武擔任總參謀長，毛澤東搖搖頭說：

　　“不要那么匆忙，還是讓他代代吧。”

　　于是，楊成武后來就出任了代理總參謀長職務。

　　12月16日，上海會議結束，會議決定了處理羅瑞卿問題的5條意見：

　　“1、性質嚴重，手段惡劣。2、與彭、黃有別。3、從長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績。4、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5、領導有責。”

　　另外決定：“處理兩步走，調動職務，不搞面對面，冷處理。”

　　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結束后，回到了杭州，下榻于杭州劉莊賓館。他在與劉莊賓館服務員孫丘珍等人拉家常時，詢問她們的家庭情況。當他問到孫丘珍時，孫丘珍說：父親原是一個建筑工人，因工傷失去了勞動能力，癱瘓在床。母親沒有職業，年幼的弟弟因無錢上學，只得呆在家里。全家4口人的生活，全靠她每月28元的工資維持。毛澤東十分同情孫丘珍的家境，關切的問：

　　“靠你這點工資能養家嗎?”

　　孫丘珍說：

　　“不能，但組織上照顧我，每月給我補助七八元。”

　　毛澤東說：

　　“那我來接濟一點吧。”

　　孫丘珍連忙推辭說：

　　“我怎么好用您老人家的錢呢!”

　　毛澤東說：

　　“這是我的稿費，你家里有困難，從我的稿費中拿一點錢來接濟你，又有什么關系呢?”

　　毛澤東交代秘書說：

　　“從我的稿費中拿一點錢，接濟一下小孫，她家非常困難。”

　　后來，秘書從毛澤東的稿費中取出500元錢，托護士長吳旭君交給了孫丘珍。孫丘珍捧著500元錢，激動得熱淚盈眶，周圍的人也都十分感動。

　　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見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田家英，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毛澤東搖了搖手中的1965年第6期工農兵哲學論文特輯，說道：

　　“這一期哲學研究我看了3篇文章。你們搞哲學的，要寫實際的哲學，才有人看，書本式的哲學難懂，寫給誰看?一些知識分子，什么吳晗啦，翦伯贊啦，越來越不行了。現在有個孫達人，他寫的文章是針對翦伯贊的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的。在農民戰爭之后，地主階級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讓步?地主階級對太平天國就沒有什么讓步，義和團先‘反清反洋’，后來變成‘扶清滅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國主義打敗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滅團’。《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為什么有人說它是愛國主義的?無非認為光緒皇帝是個可憐的人，和康有為一起開學校，立新軍，搞了一些開明措施。”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讓步政策’。只有革命勢力對于反動派的讓步，反動派總是反攻倒算的。歷史上每當出現一個新的王朝，因為人民艱苦，沒有什么東西可拿，就采取‘輕徭薄賦’的政策。‘輕徭薄賦’政策對地主階級有利。”

　　“希望搞哲學的人到工廠、農村去跑幾年，把哲學體系改造一下，不要照過去那樣寫，不要寫那么多。”

　　“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粱、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其實入學前的小孩子，1歲到7歲，接觸事物很多。兩歲學說話，3歲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勞動。這就是觀察世界。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區別，大人、小孩的區別，中國人、外國人的區別，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的區別，只剩下了區別于其它動物的特點。誰見過‘人’?只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只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樓，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歷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歷史學家搞不了歷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戚本禹的文章(指《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筆者注)很好，我看了3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筆者注)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我40天的娘，我罵你們20天的娘還不行!他就是要罵娘的。

　　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于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實際。

　　高中畢業后，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但光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它幾年，然后讀兩年書就行了。大學如果是5年的話，在下面搞3年。教員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學、文學、歷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樓里教嗎?

　　大發明家瓦特、愛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個發明電的富蘭克林是個賣報報童出身。從來的大學問家、大科學家很多都不是大學出來的。我們黨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的。”

　　“國民黨的軍官，陸軍大學畢業的，都不能打仗。黃埔軍校只學幾個月，出來的人就能打仗。我們的元帥、將軍，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的。我本來也沒讀過軍事書，讀過《左傳》，《資治通鑒》，還有《三國演義》。這些書上都講過打仗，可打起仗來一點印象都沒有了。我們打仗，一本書也不帶，只是分析敵我斗爭形勢，分析具體情況。”

　　“這幾年，青年有進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沒有辦法。吳晗當市長，不如下去當個縣長好。楊獻珍、張聞天也是下去好。這樣才是真正幫助他們。”

　　“寫哲學能不能改變個方式?要寫通俗的文章，要用勞動人民的語言來寫。我們這些人都是‘學生腔’。”

　　陳伯達插話說：主席除外。毛澤東說：

　　“我做過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國民黨運動，做過二十幾年的軍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談話結束后，江青要艾思奇和關鋒整理毛澤東的談話記錄。艾思奇、關鋒花了一個通宵，寫出了《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紀要》。這個紀要交給田家英后，田家英因為對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有看法，就刪去了毛澤東關于彭德懷的那段話。艾思奇提醒他說：

　　“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于刪去。”

　　田家英說：

　　“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

　　12月22日，毛澤東將昨天評價《海瑞罷官》和彭德懷的那個話又向文化革命小組的康生、彭真等人說了一遍。彭真為此與毛澤東發生了頂撞。他還說：

　　“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和彭德懷有什么組織關系。”

　　彭真對毛澤東把吳晗同彭德懷聯系在一起一直表示不滿，早在11月28日，他在和北京市委書記鄧拓的談話中，聽鄧拓說：“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他就說：“什么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2月14日，彭真又對吳晗說：“你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12月26日，毛岸青和邵華在毛澤東72周歲壽辰之際，前去看望父親，毛澤東當即一字不錯的揮筆背錄了葉劍英寫的《遠望》一詩：

　　憂患元元憶逝翁，紅旗飄渺沒遙空。昏鴉三匝迷枯樹，回雁兼程溯舊蹤。

　　赤道彎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龍。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轉還憑革命功。

　　毛澤東寫好后贈給了兒子和兒媳。

　　后來，毛岸青、邵華夫婦曾經著文說：“1965年12月底，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72歲誕辰的時候，我們一起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為了教育我們這些孩子們，激勵我們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學習老一輩革命家的反修精神，欣然揮筆為我們書寫了一首七律《遠望》。我們看到毛主席非常喜歡這首詩，他老人家不僅可以十分清楚的背誦出來，而且連什么時間刊登在那家報紙上，都記得清清楚楚。”

　　葉劍英也曾為毛澤東手書的《遠望》作了說明，他寫道：“《遠望》一詩，為刺責‘北極熊’蛻化變修而作，時在1965年秋。”

　　1965年底，劉少奇寫信給毛澤東，并附上了毛澤東《論十大關系》講話的整理稿，他建議將《論十大關系》作為內部文件印發給縣、團以上各級黨委學習。

　　這份《論十大關系》整理稿，是以毛澤東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為基礎，又吸收了4月25日他在政治擴大會議上講話的部分內容，整理而成的。

　　毛澤東看了《論十大關系》的整理稿，批復道：

　　“此件看了，不太滿意，發下去征求意見，以為將來修改之助。此意請寫入中央批語中。”

　　12月27日，中共中央寫了一個通知，連同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印發到縣、團級以上各級黨委學習。

　　1966年1月5日，毛澤東同江西省黨政負責人楊尚奎、方志純談到了羅瑞卿的問題，他說：

　　“這個人就是盛氣凌人，鋒芒畢露。”“我也同羅瑞卿說過，要他到哪個省去搞個省長，他不干。軍隊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調動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調到江西來。”

　　爾后，毛澤東從杭州去了武漢。

　　1月9日，由艾思奇、關鋒整理又經田家英刪改的《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紀要》，經文化革命5人小組組長彭真批示后印發到各地。

　　據葉永烈記載：“關鋒把紀要交給田家英后，田把毛澤東談及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話刪去了。紀要印出來，陳伯達一看，冒火了。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跳腳了。江青馬上去問毛澤東：‘那一段話，是你刪的，還是田家英刪的?”“當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刪的，怒不可遏地罵道：‘老右傾!’”

　　欲知毛澤東后來還能像以前那樣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田家英否?且待第九卷中敘述。

　　東方翁曰：在《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紀要》作為中共中央一個重要文件下發前，田家英身為一個貼身秘書，為發泄私憤，竟然敢于擅自刪除毛澤東談話中的部分重要內容，可謂是膽大之至。他的理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系不大”。時人和后人都不難看出，這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的這種做法本身，無疑會使人們聯想到封建時代那些專了權的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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