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8章

　　“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革命繼續向著共產主義發展。另一種可能

　　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壞事，同帝國主義講和，讓蔣介石集團的殘余

　　分子回到大陸，站到國內仍然存在的極少數反革命分子一邊去。”

　　話說1965年1月，毛澤東為修改1941年撰寫的批判王明“左”右傾錯誤路線的《九篇文章》，將舊書稿印發給一些中央領導人征求意見，他在批語中寫道：

　　“……其中又提了總理(指周恩來——筆者注)的名字，也應該刪掉，因為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后)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

　　1月3日晚，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不點名的批評劉少奇說：

　　“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死開會。有同志提出打殲滅戰，怎么打?集中了15000人，搞一個縣，28萬人口，搞了幾個月還搞不開。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我看是搞了煩瑣哲學。我不贊成這種學習，到農村去可以學習嘛。

　　我跟前一個警衛員寫信來說，學了40天文件，根本沒有學懂。下去兩個禮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問題。聽說還有好多怕，怕扎錯根子，怕住錯人家，怕干部搗鬼。怕這個，怕那個，那怎么行?

　　你一個新縣城，28萬人口，下去15000人，還說人少了。哪里來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隊，為什么不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比如28個人有一兩個是壞的，還有二十六七個是好的嘛。為什么不依靠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幾個人就行了?？赡苁畮讉€人不行，但我們革命從來不是這么革的。你15000人扎根串聯，為什么扎根串聯!冷冷清清。”

　　“扎根串聯，冷冷清清，這個空氣太濃厚了。這種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殲滅不了敵人?，F在這個搞法同我們過去搞的不一樣。我看方法要改。

　　一進村就宣布幾條，開門見山。一條是對社員宣布，我們不是來整你們的，我們是整黨、整干部隊伍，不是整社員。”“對干部也要宣布來意。生產隊、大隊、公社干部，無非是大、中、小、無，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沒有的。貪污幾十、百把塊、兩百塊的，你們自己講出來，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眾批準，拉倒!其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大的怎么辦?坦白退賠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塊的也可以赦免。表現好的，群眾同意的，還可以當干部。”

　　與會者聽毛澤東如此一說，紛紛議論起來。毛澤東待大家平靜下來以后，接著說：

　　“真正的領導人要在斗爭中才能看得出來。你在訪貧問苦中看得出來?我不相信。要開大會搞斗爭。地縣社3級開大會搞斗爭，而不是讀文件?？傊?，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領導群眾起來斗爭，在斗爭中群眾會造出他們的領袖來。一是不要讀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樣扎根串聯。一去就開會，有事就開，無事就散。開會不要太長，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要讓群眾去搞。不相信群眾，只相信工作隊，不好。四清，要給群眾講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數人，不清社員。有不清者清之，無不清者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壞最厲害的。”

　　與會者都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鄧小平也說：

　　“方法問題很重要，我贊成主席的意見。”

　　1月5日下午，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繼續不點名的批評劉少奇，他說：

　　“我聽說有6怕，一怕扎錯根，二怕沾干部，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傾來的。怕右傾成為一種框框。還是江蘇那句話，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現在的問題是工作隊的人數很多，按兵不動，人海戰術。”

　　“現在，有些人好像馬克思主義都是對別人的，對自己就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貪污幾十元、百把元、幾百元的還是多數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爭取的。王光美去的那個大隊，我數來數去，貪污上千元的只有4個人，沒有第5個人嘛。”

　　有人提出文件中關于運動的時間是不是要縮短一些。毛澤東說：

　　“時間問題，全國67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這句話寫上去是為了防止急躁。事實上，一個單位只有幾個月就行了。你還是教育嘛。搞運動首先是依靠群眾，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數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隊。工作隊也要依靠前兩者。一個縣28萬人，總要依靠二十幾萬人才能搞起來。”

　　宋任窮說，現在形勢一年比一年好。毛澤東說：

　　“在人代會上講的一片光明，在工作會議上講的一片黑暗，對不起頭來嘛。”

　　陶鑄談到了當前形勢的新特點。毛澤東說：

　　“七屆二中全會指出，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那個時候還沒有修正主義。八大2次會議也是這樣說的。杭州會議制定10條，一直都是搞社會主義，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么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黨內外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關于四清運動，《戚本禹回憶錄》中是這樣說的：“正是針對當時已在上層領導及一些干部中出現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傾向，針對一些上層領導與干部從人民的公仆變成人民的主人，腐化變質，演變成特權官僚階級的傾向，毛主席發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毛主席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重點就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而劉少奇在具體指導這場運動的時候，又把它改變成了整肅下面廣大基層干部和普通群眾，所謂解決‘四清與四不清’矛盾的運動了。由此，劉少奇與毛主席在政治上產生了重大的分歧。”

　　1月6日，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人們陸續來到北京，會議繼續進行。毛澤東的兩次講話在各小組進行了傳達。爾后，各小組討論“十七條”，由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負責修改。

　　1月9日晚，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會見了斯諾。

　　斯諾是在1964年10月8日來到中國的，他首先和周恩來談了話，然后就到中國各地參觀訪問。斯諾在參觀中看到中國在3年自然災害后經濟好轉得這樣快，感到很驚奇。

　　斯諾這次見到毛澤東后，首先請求毛澤東準許他把采訪全過程拍成電視記錄片。他由衷的對毛澤東說：

　　“好多年前，我請你把你的生平告訴我。開始你反對，我爭論說，讓中國人民和外國人民知道你是怎樣的人，是什么力量推動你工作，這是有用處的。如今又有謠言說你病得很重，如果在屏幕上向全世界戳穿這些謠言是極大的夸張，那不是很好嗎?”

　　毛澤東帶著苦笑回答說：

　　“關于這個，可能是有些懷疑吧。我不久就要去見上帝了。”

　　經毛澤東同意后，進來了一位攝影記者，開始拍攝斯諾采訪毛澤東的全過程。這次會見和往常一樣，毛澤東一邊抽著煙，一邊回答斯諾提出的各種問題，兩個人無拘無束，海闊天空，氣氛相當輕松活躍。斯諾首先談到了中國革命對他的影響，他說：

　　“我22歲到中國，我的主要的政治教育是在中國得到的。”

　　“那是什么時候?”

　　斯諾回答說：

　　“1936年。最集中的是和主席一起的5個月。那時在保安的時間太短，不過那次旅行在很大方面改變了我的生活。那幾個月比我在俄國當戰地記者的兩年半學到的還要多。”

　　毛澤東點了點頭說：

　　“可能這是真的，你在中國比較自由些。”

　　斯諾說：

　　“我認為我能認識你，是極大的榮幸，也為我個人帶來許多好處，我也希望我能把你的思想轉告別人。我真心覺得你的成就是偉大的，當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但總之做了許多偉大的事情。你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環境。很多人發生疑問，在比較安逸的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將做出些什么來。你對這個問題是怎么想的?”

　　毛澤東答道：

　　“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誰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革命繼續下去，向著共產主義發展。另一種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壞事，同帝國主義講和，讓蔣介石集團的殘余分子回到大陸，站到國內仍然存在的極少數反革命分子一邊去，這就叫反革命。你問我的意見，我當然不希望出現反革命。將來的事情要由將來的后代去決定。今天的青年和未來的青年，將按照他們自己的價值標準來評價革命工作。從長遠來看，將來的人要比我們聰明，如同資本主義時代的人比封建時代的人要聰明、要好一些。”

　　“主席一面搞革命，一面給許多教授提供了職業，現在可能很多人成為‘毛學’專家。”

　　“中國戰國時期有一個人寫了一部著作，叫《老子》，后來注解《老子》的在100家以上?，F在我的這些東西，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東西，在1000年以后大概會顯得可笑吧。”

　　“1000年是很長的時間。”

　　“今后的1000年比過去的1000年可能變化大。”

　　“深入的技術革命，征服宇宙空間。但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響將遠遠超出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

　　“你可能講得過分了，我自己都不相信。”

　　“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經歷過這么多的變革，從開始作為一個學生，到參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為歷史學家、哲學家。”

　　“我不能駁你，也不可能贊成。這要看后人、看幾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來，我是壞人是定了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不贊成我，包括蔣介石不贊成我。他不贊成我，我也不贊成他。這就要發生爭論，有時要寫文章，有時要動武。”

　　斯諾問：

　　“主席還是認為原子彈是紙老虎嗎?”

　　毛澤東說：

　　“我不過講講而已，真打起來會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滅的，那時就變成紙老虎了，它沒有了嘛!”

　　斯諾說：

　　“現在一分為二，二分為四，每個國家都要有自己的原子彈。”

　　毛澤東說：

　　“就是不許可中國有原子彈。中國并不想要一大堆原子彈，既然未必有哪一個國家敢于使用原子彈，它們實在是毫無用處的。為了進行科學實驗，有幾顆也就夠用了。中國手里連一顆原子彈都不想要。事實證明，到處興風作浪的不是‘竹幕’后面的中國人嘛!正是那些反對中國的帝國主義自己。說中國掌握了原子彈就是給世界帶來災難是不公平的。你也看到了，中國可沒有拿著那個東西到處嚇唬人，倒是那些對我不放心的人，在到處搞核威懾。什么‘大規模報復戰略’呀，‘靈活反應戰略’呀，都是用原子彈、氫彈威脅世界和平。美國人就沒有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國承諾了，從原子彈爆炸成功的第一天就承諾了。中國的這個政策，是不會變的。”

　　斯諾談到了赫魯曉夫，毛澤東說：

　　“我們這里赫魯曉夫的照片沒有多少，書店里照樣有赫魯曉夫的書。世界沒有赫魯曉夫還行!赫魯曉夫陰魂不散，他這種人總是有的。”

　　斯諾問：

　　“現在的蘇共新領導能不能說是三七開，七分是對的?”

　　“蘇共現在的領導?這很難說，我不講這個話。外面講他們要搞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

　　“赫魯曉夫下臺后，中蘇關系有什么改進?”

　　“可能有點，但是不多，使我們喪失了一個寫文章批評的對象。”

　　“在蘇聯有人說中國有個人迷信。”

　　“恐怕有一點。據說斯大林是有的，赫魯曉夫一點也沒有，中國人是有的。這也有點道理。赫魯曉夫倒臺了，大概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迷信。”

　　接著，斯諾談到了中美關系，他說：

　　“在過去的15年中，由于歷史的原因，中美兩國、兩國人民被分開了，對此我個人自然感到遺憾。今天，懸隔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但是，我自己并不認為這將演變成戰爭和歷史上的大悲劇。”

　　毛澤東說：

　　“這也可能你是對的。中國這個地方，美國軍隊來可以，不來也可以。來了沒有什么很大搞頭，我們不會讓美國軍隊得到好處。因為這點，也許他們就不來了。我們不會打到美國去，這我已經說了，你們可以放心。”

　　“在現在的情況下，你認為中美關系有改善的希望嗎?”

　　“是的，我看有希望。但這需要時間。要等候，總會有這么一天，歷史的力量一定會再次把兩國人民聯結起來。也許我這輩子沒有希望了，我快見上帝了，也許你們有希望。按照辯證法，生命總是有限的。”

　　“我看主席的身體很健康。”

　　“我準備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辦法!好多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說的戰爭中的危險，把我身邊的衛士炸死，血濺到我身上，可是炸彈就是沒有打到我。”

　　“希望在我走之前，請主席向美國人民說幾句話，美國人民對中國是有好感的。”

　　“祝他們進步。如果我說祝他們獲得解放，他們有些人可能不大贊成。我就祝那些認識到自己還沒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難的人獲得解放。”

　　“主席的話非常好，特別是同前面的話聯系起來，就是中國不會打出去，中國在忙于自己的事。我本人看到了這一點。”

　　“美國人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

　　交談已經進行了4個小時，毛澤東說著說著，半閉上眼睛，聲音慢慢低了下來。斯諾見毛澤東有點累了，就說：

　　“我從來沒有會見過約翰遜總統。但這次我回去，他可能找人讓我去見他一次。如果你有任何特別信息給他，我也許能夠轉交給他。你有愿意對他說的話嗎?”

　　毛澤東說：

　　“沒有。美國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們早已提過要他們收回去一點，他們照例不聽。”

　　談話結束后，毛澤東和斯諾一起共進了晚餐。斯諾起身告辭時，毛澤東一直把他送出人民大會堂門口。在大門附近，沒有衛士。毛澤東在零度下的夜晚沒有穿大衣，他不顧斯諾的反對，又要送斯諾去乘汽車。到了汽車跟前，毛澤東跟斯諾握手，要斯諾多保重，他說：

　　“天有不測風云。”

　　眼看著斯諾上了車，毛澤東還獨自在那里站了片刻，以傳統方式向斯諾揮手告別。直到斯諾乘坐的汽車開動后，他才轉身回去。

　　1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毛澤東會見斯諾的大幅照片。毛澤東在1960年會見斯諾后，中國的新聞機構沒有進行任何報道，這一次斯諾被《人民日報》的新聞介紹為《西行漫記》的作者。

　　斯諾于1月19日離開中國后，2月17日在巴黎的《新直言》周刊、東京的《朝日新聞》上刊登了他同毛澤東的談話。英、德、意等國的報刊相繼轉載，唯獨美國各大報未予登載。斯諾回到美國后，把他這次在中國整個采訪過程中拍攝的電影記錄片命名為：《人類的四分之一》，充分介紹了新中國在各方面的偉大成就，在美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他又經過多方努力，始得和約翰遜見面，但這位美國總統傲慢的應付了幾句，便讓送客。事實證明了毛澤東的估計是十分準確的。

　　且說1月11日，毛澤東將中央工作會議上華東組在8日那一天提出的意見，批給劉少奇閱。

　　華東組的意見是：“后十條”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實“十七條”就行了。華東組的意見還說：“不能否定蹲點，也不能否定過去調查研究的方法。”

　　1月12日，毛澤東對徐寅生的講話作了一個批示，他寫道：

　　“講話全文充滿了辯證唯物論，處處反對唯心主義和任何一種形而上學。多年以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好作品。他講的是打球。我們從他那里學習的是理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

　　如果我們不向小將們學習，我們就要完蛋了。這是小將們向我們這一大批老將挑戰了，難道我們不應該向他們學習一點什么東西嗎?”

　　這一天，毛澤東給周世釗寫了一封信，還寄去了500元錢。

　　原來在1月上旬，湖南一師一位姓田的老人因生活困難，曾向毛澤東寫信求助。毛澤東便通過周世釗來幫助這位姓田的老人。他在信中寫道：

　　惇元兄：

　　看了田仁尊兄的信，表示生活較為困難，似有求助之意。送上500元，請予轉交田仁尊兄為盼。如有其他窮師友因生活困難日子難過的事，請告我，應予援助，都由你經手，這是一種社會主義援助性質。

　　毛澤東

　　此后，毛澤東又給周世釗寄去3000元錢，請他酌情送給一些生活困難的過去的老師和學友。

　　毛澤東不僅對有學識的老人、對老師、對同學敬重關懷，對其他只要是作過一點好事的人，也無不給予關照。一位曾在譚延闿督湘時做過譚延闿幕僚的周姓老人，做過一些好事，晚年窮困潦倒，靠賣字為生，他寫信給毛澤東，請求在生活上予以照顧。毛澤東就給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兼省體委主任程星齡寫了一封親筆信，并把周姓老人的信轉給程星齡，要程星齡了解一下，如無其它問題，可給予適當的照顧。毛澤東在信中還說：

　　“人都要老的，誰也逃不脫這一自然規律。人老后精神上就不易自我解脫，再加之生活困難，就更為痛苦了。所以，我們要關心照顧老人，盡量幫助他們解決困苦。”

　　1月13日下午3點半，劉少奇召集了一個黨內生活會。原來，朱德、賀龍等人曾經找過劉少奇談話，勸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

　　參加黨內生活會的其他人是：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羅瑞卿、陳伯達、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謝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華、譚啟龍;一共17人。劉少奇在生活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1月13日這一天，高智因參加中國與印尼通航派往印尼的代表團提前來到北京，毛澤東馬上接見了他。

　　高智在離開毛澤東這兩年零八個月里，一直想著毛澤東要騎馬沿黃河走一趟的交代，想著老人家交代了的事情就一定要辦，所以他這次從西安經鄭州到北京時，對毛澤東沒有走過的西安至鄭州段的鐵路狀況，進行了詳細觀察，沿途有多少個涵洞?哪個最長?地形怎么樣?路好走不好走?一一都記在了本子上。

　　且說這天下午，高智進了中南海，經過懷仁堂、居仁堂，徑直來到毛澤東住的院落。此時毛澤東還在休息，高智就坐在衛士值班室等候。不一會兒，毛澤東睡醒了，機要秘書徐業夫給他倒好了茶水，向他報告說：

　　“高智來看望您了。”

　　毛澤東高興地說：

　　“讓他馬上來。”

　　高智隨著徐業夫快步來到毛澤東的臥室，見到了毛澤東，他雙手握著毛澤東伸過來的手，就那么握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流淚，好長時間才說了一句：

　　“主席，我想壞了……”

　　毛澤東拉著他坐在床邊的一張椅子上，詢問他在分別后的情況。高智給毛澤東點著了煙，回身坐在椅子上，匯報了陜西的外事活動，匯報了他的工作情況，傾訴了想念老人家的心情。毛澤東說：

　　“你給我的信和小米都收到了，由于工作忙，沒有親自復信給你。你過去在我身邊工作得很好，我很滿意。”

　　他還鼓勵高智在陜西要“積極工作，努力學習”。高智說：

　　“主席，我離開您時，您讓我寫了一個學習計劃，可到西安后學習計劃沒完成。當初有些好高騖遠。”

　　毛澤東說：

　　“我和你犯了一個毛病，也有些好高騖遠。我想騎馬沿黃河走一趟，可工作忙，脫不開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在延安住的時間長，對延安有感情。我在江西呆的時間短，只有7年，從1927年到1934年;在延安和陜北住了13年嘛!在那個時候，打了兩個仗，一是抗日戰爭，一是打蔣介石。陜北的人民好，我還是要回去看看，還要騎馬沿黃河走一趟。”

　　高智便把自己對西安至鄭州段鐵路狀況的觀察作了匯報。毛澤東聽后，點了點頭，滿意的笑了。他和高智一聊就是45分鐘，高智一看表，時針已經指向下午5時25分，便向毛澤東告辭。毛澤東要他把在西安的具體住址和電話留下，還拉著高智的手囑咐說：

　　“你從印尼回來后再來見我。”

　　他還說晚上春藕齋有舞會，要高智隨他一塊去。

　　高智萬萬沒有想到，這次北京之行竟是他和毛澤東的最后一次見面。

　　且說1月14日，“十七條”經過多次修改后，最后定稿為“二十三條”。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正式通過了“二十三條”。

　　《二十三條》基本上是把毛澤東的講話列成條文，有的作了文字加工，有的就是毛澤東的原話。這個文件雖然沒有公開點名批判劉少奇，實際上已經把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長時間存在的矛盾與斗爭公開化了。《二十三條》中規定說：

　　“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后一律簡稱為“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二十三條》對1964年下半年以來的“四清”運動中的“秘密串聯、大兵團作戰”的“左”的偏向作了糾正，規定：

　　要正確對待基層干部，干部中的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少數是問題多的和性質嚴重的。要盡快的解放干部，對干部一定要用一分為二的方法去對待。要以嚴肅、積極、熱情的態度，對犯錯誤的干部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要逐步做到依靠干部和群眾的大多數，從而實現群眾、干部、工作隊的三結合。不許用任何借口，去反對社員群眾。把政策交給群眾，不要在少數人中活動，反對搞神秘化和繁瑣哲學。嚴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體罰，防止逼、供、信。

　　《二十三條》又提出了搞好四清運動的6條標準。同時，對階級斗爭問題作了明確的論述：

　　“我國城市和農村都存在著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在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企圖利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恢復資本主義。這種階級斗爭勢必反映到黨內。有些社、隊、企業、單位的領導，受到腐蝕，或者被篡奪。我們的工作，在前進過程中存在著許多問題。實踐證明，只要全黨更深入的更正確的繼續貫徹執行黨中央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各項規定，抓住階級斗爭這個綱，抓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這個綱，依靠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革命干部、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團結95%以上的群眾，團結95%以上的干部，那么，城鄉存在的許多問題，并不難發現，也不難解決。”

　　《二十三條》中還說：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是十幾年來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

　　《二十三條》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陣地。這些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經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壞分子，也有漏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壞分子。在上面的，有社、區、縣、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

　　陳伯達把上面第二句改為：

　　“這些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

　　毛澤東表示贊賞。

　　在“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一句中，“部門”二字是周恩來提議加上的。毛澤東理解周恩來的用意，就同意了。

　　中共中央還為下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專門寫了一個通知，通知中寫道：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國工作會議，討論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出現的一些問題，并寫出了討論紀要。現在把這個文件發給你們。中央過去發出的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抵觸的，一律以這個為準。”

　　1月14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最后一次會議，他在講話中說：

　　“文件定了，那就無事了嘛，會就可以散了。開了1個月，反復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現在問題也解決了。黨內搞社會主義沒經驗，我也沒有呀?，F在這些經驗還不是大家創造的嗎?很集中的反映到中央。

　　現在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從八屆十中全會開始的。1963年5月搞了10條。為什么只隔了3個月，9月北京又搞出一個10條?只有3個月，有那么多經驗?第2個10條條文繁了，有些內容，就是太長太繁。前冬去春經驗比較多些。特別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講話(1964年8月1日推廣“桃園經驗”的講話——筆者注)，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點。我說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這次又來總結經驗，是因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別是有110萬工作隊下去，在戰線上有幾怕，怕群眾，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傾，怕犯錯誤。過去歷來行之有效的開大會向群眾說明來意也不搞了，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張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110萬人搞那么多的怕，怎么得了。群眾對我們有批評，很多批評嘛?？戳诉@個文件比較好一些，但是還需要實踐證明。同時，我又怕少奇同志講的話不靈了，又不去蹲點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轟大嗡?，F在這個規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開會講要點，不要那么繁瑣。根子就在運動中看出來。這個文件里扎根串聯沒有了，因為這樣扎，究竟何年扎出來?扎多少年也不成。”

　　毛澤東又談到了文學藝術界的問題，他說：

　　“你這個文藝，我說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講了一篇空話，二十幾年了，沒有抓，你怪陸定一、沈雁冰?我沒有抓，你們也有責任。總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觸及全面問題，只是解決個別問題，枝枝節節，修修補補不行。自從說文化部改為帝王將相部，要趕下鄉去，說用1個團不行，用1個師把他們趕下去以來，靈了些。不用兵也可以，這是極而言之。真正動口，不必動手。對章羅聯盟也沒有使用兵力，何況對文化部呢?天天講社會主義，搞成修正主義，這么多年黨教育了我們，蘇聯黨教育了我們。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指赫魯曉夫——筆者注)，被別人打倒，書也收了，像也收了。”

　　會議結束后，劉少奇找毛澤東談話，他檢討說：

　　“我對主席不夠尊重。沒有尊重主席的意見。”

　　毛澤東說：

　　“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重大原則問題，基本上是修正主義和反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不讓步的。”

　　1月15日，毛澤東看了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的信，信中說：“開始發現了廠里從不知道的許多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再讓其繼續發展，就一定會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企業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危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后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以至于發展到為所欲為。”薄一波在旁邊批道：“這是個問題。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于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很少抓階級斗爭的緣故。”毛澤東也在旁邊批示道：

　　“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么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斗爭的對象，革命的對象。”

　　陳正人在信中還說：“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干部和群眾生活距離如果不逐步縮小，群眾是必然會脫離我們的。”毛澤東又在旁邊批道：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筆者注)，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1月間，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關于長遠規劃設想匯報時說：

　　“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

　　周恩來立即指示二機部盡快研究提出加快氫彈研制的計劃。

　　1月間，毛澤東批轉了衛生部關于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的報告。很多醫療專家紛紛響應，著名的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等都曾加入其中，深入農村巡診。

　　1965年初，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點名批評了鄧小平。他說：

　　“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離我很遠的地方坐著。1959年以來，6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們不是說他很有能力嗎?李富春休息一年，計委誰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紀律的，有些事是對書記處講的，書記處沒有向我講，鄧小平對我是敬而遠之。”

　　1965年初，毛澤東寫了一個批示，他寫道：

　　將《黃瓊傳》、《李固傳》送劉、周、鄧、彭一閱。送陳毅同志一閱。

　　毛澤東

　　毛澤東批示中所說的劉、周、鄧、彭是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

　　李固、黃瓊是東漢人。李固仰慕黃瓊的才學，就勉勵他出仕。后來，黃瓊終于應召入朝，卻又在中途稱病不肯前往，經朝廷敦促后，才繼續向京城出發。當黃瓊到達洛陽近郊時，收到了李固寫給他的一封信。李固在這封信中，非常誠懇的啟發和開導了黃瓊。信中所寫的“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些名言，—方面批判了當時那些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以那些名士?？柯暶鋵嵅环灾卤蝗斯舻娜秉c，對黃瓊進行了告誡。

　　毛澤東之所以推薦這兩篇傳記，除了其它原因以外，還在于李固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為國家的利益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以及李固寧死不屈的氣節，深深感動了他。

　　再說1965年，周恩來率代表團去阿爾及爾參加亞非會議，在飛機即將飛臨開羅前，他突然接到電報通知說，阿爾及爾發生了軍事政變，布邁丁已經推翻了本貝拉總統，建立了臨時政府。周恩來趁飛機在開羅加油時，通過鄧小平向毛澤東報告了情況，建議臨時改變計劃，改為訪問開羅，以便觀察亞非會議能否繼續在阿爾及爾召開。毛澤東和書記處研究后，同意周恩來的意見，讓他們留在開羅一邊訪問，一邊觀察阿爾及爾的局勢。誰知此時已經先期到達阿爾及爾的外交部長陳毅，卻擅自放了一炮。

　　原來，陳毅提前到達阿爾及爾后，正好遇上了阿爾及爾政變。前來參加會議的許多亞非國家領導人都非常著急，他們出于對中國政府和對陳毅外長的信任，紛紛向陳毅打聽中國的態度。陳毅戎馬半生，性格剛直，是個有名的炮筒子，他看到各國朋友都著急，就未加思索的說道：

　　“這次亞非會議必須開!而且一定要開好!”

　　他把話講得太死了，沒留余地。那些國家的領導人很信任中國，以為中國外長講了話，會議一定會準時召開?？墒牵髞碛捎诎柤盃柧謩莶幻骼?，會議已經無法按時舉行了，于是，各國代表團就紛紛離去。

　　周恩來從開羅回到北京，聽說陳毅放了空炮，連連說：

　　“胡鬧臺，簡直是胡鬧臺!”

　　陳毅知道自己犯了錯誤，就到西花廳來見周恩來。他一進西花廳前院，工作人員熱情的向他打招呼，他卻連連說：

　　“負荊請罪，我是負荊請罪來了。”

　　他走到門口，悄悄問衛士：

　　“總理干什么呢?”

　　“等你呢。”衛士朝陳毅擠擠眼，吹風說：“生氣了。”

　　陳毅一步跨進西花廳，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像見毛澤東那樣，以軍人的標準姿勢報告說：

　　“總理，我來了。”

　　“你無組織無紀律!”

　　周恩來濃眉揚起，目光灼灼，當頭就是一棒。他朝陳毅疾走幾步，像是要有所動作，但他又猛的停住腳步，用力盯住陳毅，轉過身又是幾個疾步，立在辦公桌旁，背對著陳毅，以拳擊桌，砰砰砰三聲：

　　“這是不允許的!”

　　周恩來的敲擊并不算重，可陳毅的臉色已經發白了，他的頭猛的向上一抬，脖頸挺直，將本來已經立正的身體更加立正了，說：

　　“我負荊請罪，我一炮沒放好……”

　　“就這一句就完了?”周恩來轉過身，目光逼著陳毅，聲色俱厲：“你是中國的外交部長，不請示不報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態，都像你這樣還了得?誰給你的權力?這是國際影響問題!”

　　“我錯了，我向總理檢討。”

　　“不是向我檢討，要向毛主席，向黨中央檢討!”

　　周恩來起伏的胸脯漸漸恢復了常態，目光和聲音也緩和多了，他望著陳毅說：

　　“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會帶來國際影響，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開羅下了飛機就向毛主席、黨中央匯報請示，你在阿爾及爾就敢不匯報不請示擅自發表意見，革命大半輩子連這點組織紀律性都沒有?”

　　陳毅低下頭，說：

　　“我向毛主席、黨中央做檢討。”

　　陳毅走了，總參作戰部副部長、總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小心翼翼的向周恩來進言說：

　　“總理，您是不是批老總批得太重了?”

　　周恩來目光嚴肅的望了一圈在坐的人，說：

　　“他們都是各路諸侯，在這里我不嚴厲批評他，回去他的諸侯國誰還敢批評他?”

　　秘書也趁機小聲說：

　　“我聽一些部長、副部長說，一向你匯報工作就緊張害怕。”

　　周恩來的氣已經消了，他搖搖頭，說道：

　　“他們才不怕我哩。他們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義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當眾罰站。”

　　1965年2月10日，柯西金率領蘇聯代表團訪問越南后將路過北京，周恩來同意和他們進行接觸性會談。

　　2月11日凌晨，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信說：

　　“我們這次對蘇方過路接待規格也不算低、不算冷了。我今天上午9時至10時半的會談，還要涉及國際形勢和現代修正主義的錯誤立場和觀點，爭論不求解決，只為今后外交來往做一交代，否則要改進國家關系，即使3月1日會議取消也很難進行。”

　　周恩來還建議說：

　　“主席見蘇聯代表團一次，自有積極作用。”

　　毛澤東接受了周恩來的建議，同意接見柯西金一行。

　　2月11日上午11時，周恩來陪同柯西金去見毛澤東，這使柯西金非常高興，他認為自己在中國受到了最高規格的接待。

　　毛澤東拿起一支香煙，又抽出一支請柯西金吸，柯西金說：

　　“謝謝，我不會抽煙。”

　　毛澤東自己點燃了一支煙，吸了一口，說：

　　“你們都是講衛生的。”

　　柯西金開玩笑說：

　　“我是專門挑選了不抽煙的人組成代表團的。”

　　周恩來在旁邊插話說：

　　“他們兩位將軍不聽他的。”

　　毛澤東哈哈一笑，指著兩位蘇聯將軍說：

　　“噢，我還有朋友啊?”

　　毛澤東言歸正傳，似乎很認真的說道：

　　“蘇共二十大，我不贊成。什么斯大林那么壞，有個人迷信。到后來又搞成一個赫魯曉夫也搞個人迷信，我就不知道你們是怎么搞的。這個赫魯曉夫是個好人嘛，你們為什么把他整下去呀?”

　　柯西金說：

　　“我們當然可以談為什么把他解除了?？墒?，你們不是說，你們把他解除了嗎?”

　　毛澤東抽著煙，說：

　　“他身體不好?我們沒有把他解除，我們沒有收他的照片，也沒有收他的書，照樣發行。”

　　他彈了彈煙灰，似乎不無遺憾地說：

　　“就是銷路不行，可惜呀，銷路不行。赫魯曉夫這個同志怎么搞的?”

　　柯西金被弄得哭笑不得，便裝出無可奈何的樣子說：

　　“毛澤東同志，他怎么搞的，你們最好問赫魯曉夫他本人最方便。”

　　柯西金原想這一將，管教毛澤東無法還口，沒想到毛澤東竟然說：

　　“叫他來一下嘛!”

　　周恩來和劉少奇被毛澤東逗得哈哈大笑起來?？挛鹘鹨喾菬o能之輩，微微一笑，說：

　　“你去叫他來嘛!”

　　毛澤東順水推舟問道：

　　“我們現在發出邀請，你們代表團可以答應嗎?這是個寶貝呀!”

　　毛澤東這一將，柯西金沒有退路了，他哪里能做得了主啊?于是只好退回去說：

　　“赫魯曉夫的問題，我們已經給你們談過了，跟周恩來同志談過，詳細談了這個問題。”

　　毛澤東笑嘻嘻的問道：

　　“談過了嗎?”

　　周恩來插話說：

　　“我說，我們不滿意那個解釋，因為沒有談實質性問題。”

　　周恩來知道毛澤東再怎么將軍，柯西金是不會對赫魯曉夫下臺問題再露任何口風的，于是就轉換了話題，不料他和柯西金又在越南戰爭問題上爭論了起來。毛澤東笑著打圓場，說道：

　　“你們兩國總理吵起來了啊!”

　　柯西金說：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面，兩個總理是不會吵起來的。”

　　毛澤東頻頻擺手，不以為然地說：

　　“你們兩個總理總打仗，而且看來柯西金總是打勝仗。”

　　柯西金一笑置之。毛澤東繼續追問說：

　　“你這次又得到不少勝利回去吧?”

　　柯西金搖搖頭，說：

　　“毛澤東同志，我們沒有打仗，我也沒有取得勝利的任務。而且，如果有這種任務，也是無法實現的。”

　　毛澤東側過臉問：

　　“噢，無法實現?”

　　“像周恩來這樣的同志，是無法戰勝的，全世界都說周恩來同志是最偉大的政治家。”柯西金說罷，看看毛澤東，又望望周恩來，為自己的一箭雙雕頗為得意，就接著說：“前天美國報紙上就是這樣登的。”

　　11日中午，柯西金在蘇聯駐華使館設宴，答謝周恩來對他的熱情招待。下午1時半，柯西金一行離開北京回國，周恩來到機場為他們送行。

　　此后，勃列日涅夫在1965年3月不顧中國共產黨的反對，召開了制造分裂的共產黨、工人黨會議。至此，中蘇兩黨關系不可挽回的再次徹底破裂。

　　2月18日，廖沫沙在《北京日報》上發表一篇題目為《我的<有鬼無害論>是錯誤的》的文章，公開作了自我批評。

　　2月19日下午4時，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在周恩來陪同下，在人民大會堂第一次會見了毛澤東。毛澤東手舉著香煙，幽默地說：

　　“中國人民歡迎你們。我們見到你們很高興，我們都是自己人。我們不想打你們的主意，你們也不想打我們的主意，我們不是誰要剝削誰，我們是互相幫助。我們都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帝國主義是不懷好心的，要提防。”

　　毛澤東突然把話題一轉，問起坦桑尼亞發生的兵變。周恩來插話說：

　　“在他們發生兵變時，我正在非洲訪問。”

　　毛澤東笑著問：

　　“那次兵變是不是他搞的?”

　　眾人都笑了起來，尼雷爾急忙否認。周恩來說：

　　“當時，坦噶尼喀、烏干達、肯尼亞接連發生兵變，3國都請了他們的軍隊進行平息，但坦噶尼喀是頭一個把他們的軍隊送走了。”

　　毛澤東突然問尼雷爾：

　　“聽說你們那里野獸很多，有斑馬嗎?有老虎嗎?有獅子嗎?”

　　尼雷爾作了詳細回答，又說：

　　“周恩來總理訪問我國的時候，我要陪同他看看我們的野獸。”

　　2月20日至26日，毛澤東在長沙，此后回到了北京。

　　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西南三線建設體制問題的決定》，決定成立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加強對整個西南三線建設的領導。

　　1965年3月2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討論研究了文藝界的整風，試圖盡早把文藝界的批判運動風停下來。鄧小平在會上說：

　　“現在有人不敢寫文章了，新華社每天只收到兩篇稿子。戲臺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電影哪有那么完善?這個不讓演，那個不讓演。那些‘革命派’就是想靠批判別人出名，踏著別人肩膀自己上臺。對文藝界的錯誤批判要趕快剎車。”

　　身為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的彭真，也提出學術討論要降溫。

　　這樣，《人民日報》先后發表編者評論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學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點的現代文藝作品。

　　3月間，江青從上海回到北京，一心要打開批判《海瑞罷官》的突破口，她便找到康生，問：

　　“你那里有懂文藝的好筆桿子嗎?思想和政治上都要非常可靠的。”

　　康生一連說了幾個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批判《紅樓夢研究》的李希凡。江青搖搖頭，說：

　　“這場斗爭，可能會引起大的政治風波。作者要準備撤職、判刑甚至殺頭和被人暗算。作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把我們給端出來，當然在形勢發生變化的時候我們才會出來講話。所以作者一定要有政治覺悟和政治水平。一般的水平是不能勝任這場斗爭的。而且這場斗爭要像中蘇大論戰那樣有聲勢，有氣魄。”

　　康生說：

　　“如果這樣，作者就太難找了。”

　　江青看出在彭真主持工作的北京是攻不下《海瑞罷官》的，于是她又來到上海，找到上海市委候補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借上海攻北京。江青在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支持下，與張春橋商定，由上?！督夥拧冯s志編委姚文元執筆撰寫《評(海瑞罷官)》。

　　關于這件事，《戚本禹回憶錄》中是這樣說的：“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通過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兼市委宣傳部長傳部長張春橋找到姚文元，要他寫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并交給他一本刊登吳晗《海瑞罷有》劇本的《北京文協》雜志。這件事得到了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的大力支持。當時上海市委的陳丕顯、曹荻秋也都是積極參與和支持寫作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的。文革結束后把這件事說成是江青他們瞞著上海市委‘秘密’進行的。 這是不對的。在1966年上海工人起來造反的時候，曹荻秋還叫人到北京找過我，說上海市委是積極支持批判《海瑞罷官》的，所以他們是‘紅線’上的人，不是‘黑線’上的人，希望中央文革出面對上海造反的工人做工作。還有的人說，江青開始時是找李希凡批《海瑞罷官》的，但被李希凡拒絕了。這也是胡說。李希凡跟我很熟，上世紀90年代我當面問過他。他說，哪有的事!江青交給我任務，我當時是很高興的。他說，別說是江青叫我寫，就是總編來叫我寫，我也不能不寫啊。可是他當時手頭確實還有別的任務，一下子抽不出時間來。而且他那時對吳晗的《海瑞罷官》根本不了解，他怕完不成這個任務。而江青也不能等到他完成手里的工作再去熟悉材料，再來寫這個文章。所以就另外找人了。我跟李希凡一直都很好，我相信他的話。我建議他把這個過程寫出來，他答應了。不知道現在他寫出來沒有?江青后來跟我說過，本來曾想到讓你一起來參加寫的，但當時你正在參加批判李秀成的討論。李秀成討論結束后，你又去農村搞四清了，四清回來后你又生病住院了。江青是在1965年12月，我發表了《為革命而研究歷史》這篇文章之后，跟我說這番話的。她說，我沒找你，你自己倒參加進來了，這也挺好。還有人說《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預先的布置寫的，而后他還親自改了3遍。這種說法應不符合事實。江青跟我說過，她是和主席商量過組織人寫這篇文章的。但具體怎么寫?主席并不很清楚。主席后來說，這篇文章‘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如果主席看過文章后并親自改過3遍，怎么會對文章未擊中要害這點不加以修改呢?據我所知，姚文元的文章寫好后，江青確實送請主席審閲，毛主席也說他看過3遍。但從現有檔案看并未看到主席對姚文元文章的文字作過修改，現存的文革回憶文章中也沒有任何人能引述主席對姚文元的文字修改。毛主席看過姚文元的文章但未動筆修改，應該是真實的。”

　　3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批復》，同意以李井泉為主任，程子華、閻秀峰為副主任。

　　1965年4月7日，中共中央在《關于調整文化部領導問題的批復》中，免去齊燕銘、夏衍的文化部副部長職務。

　　4月9日，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病逝于成都。

　　4月27日，江青在談到柯慶施的時候說：

　　“柯慶施同志應該永遠紀念他。他始終是站在第一線的。柯慶施同志曾經說：‘我喜歡京劇，可是現在不看了’。我說還是要看，我們要把它救活。”

　　4月28日、29日，主持軍委工作的賀龍、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和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備戰計劃。

　　此前，國防部在1965年2月18日曾發出通知說：中央已批準取消軍銜制度，正在辦理法律手續，決定從即日起停止授予和晉升軍銜。1965年4月21日，軍委辦公會議又審定了總參謀部、總后勤部有關部門提出的軍隊新服裝方案和由總參謀部代軍委起草報送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改革現行帽徽、領章和軍帽樣式的請示》的報告。

　　毛澤東在同賀龍、羅瑞卿和楊成武的談話中說：

　　“戰爭仍有發生和不發生兩種可能性，但我們必須做到有備無患。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

　　他還說：

　　“現在蔣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錢，什么反攻大陸都是假的。”“不僅蔣介石是機會主義，美國也是機會主義，它才不那么冒險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當然，我們要準備他們冒險。”

　　關于改變人民解放軍的帽徽、領章問題，毛澤東說：

　　“我贊成走回頭路，恢復到老紅軍的樣子，只要一顆紅星、一面紅旗，其他的統統都吹了。”

　　他還說：

　　“過去搞什么將、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興趣的。”

　　就在4月29日這一天，毛澤東在《關于改革現行帽徽、領章和軍帽樣式的請示》報告上批示：“:照辦。”

　　后來在1965年5月22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舉行第9次會議，討論國務院提出的關于取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制度的建議，通過了《關于取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制度的決定》。這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發布了取消軍銜制的命令。5月24日，國務院公布了《關于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的帽徽、領章和部分軍服樣式的決定》?！兑幎ā分姓f：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已經通過了取消中國人民解放軍現行的軍銜制度。為了能夠充分體現出我軍是偉大的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領導下的偉大軍隊的革命精神和光榮傳統，做到三軍一樣、官兵一樣，國務院對新的帽徽、領章和部分軍服樣式決定如下：”“陸、海、空軍、公安部隊一律佩帶新的全紅五角星帽徽和全紅領章?，F行的帽徽、軍銜肩章、軍銜領章和軍種、兵種、勤務符號，均予以廢止。”“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現行的大沿帽、女無沿軟帽、水兵大頂帽，均予以廢止。”“官兵每人發腰帶一條。原軍官武裝帶予以廢止。”“原校以上軍官的西式大禮服和女裙服予以廢止。”5月25日，《解放軍報》發表了題為：《促進我軍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的社論，社論說：“取消我軍的軍銜制度”，“是促進我軍更加革命化的一項重大措施，完全符合我軍的革命精神和光榮傳統，反映了廣大干部戰士的愿望和要求。”“我軍是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締造、領導的人民軍隊。官兵一致，上下一致，軍民一致是我軍固有的優良傳統。我們的干部和戰士，都是親密的戰友和階級兄弟。我們軍隊和人民血肉相聯，魚水相親。”“10年的實踐證明，實行軍銜制度，與我軍的光榮傳統是不相符合的，與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軍民之間的親密關系也是不相適應的。我軍的建設，最根本的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全體指戰員的階級覺悟，培養優良作風，提高軍事素質，使我軍更加無產階級化，更加戰斗化。因此，取消軍銜制度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取消軍銜制度，也有利于促進我軍指戰員思想的進一步革命化。”“取消了等級表面化的軍銜制度，有利于消除助長等級觀念和名利思想的一些客觀條件，可以促使我們更加自覺的把自己放在普通一兵、普通勞動者的地位，更加自覺的進行思想改造，進一步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6月6日，國防部就關于軍人間和軍隊上下級間稱呼問題發出通知。通知規定：廢除原按軍銜的稱呼，如“元帥”、“將軍”、“校官”、“尉官”、“上士”、“列兵”和不成文的習慣稱呼，如“某某總”等。軍人間和軍隊上下級間的相互稱呼，可稱姓名加同志，或姓加職務和姓名加職務，或職務加同志，如不知道對方的姓名和職務時，可簡稱“同志”。

　　且說4月29日這一天，毛澤東在武漢看到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于4月18日編印的《文電摘要》第58號上刊登的《關于棉花收購、分配和戰略儲備情況》后，給江青寫了一個批語：

　　江青：

　　此件可閱。形勢大好。

　　毛澤東

　　我今日離此去別地爬山。又及。

　　4月29日晚，毛澤東到了長沙，他在這里住了22天，一直到5月21日上午。

　　1965年5月7日，空軍司令員、上將劉亞樓因積勞成疾，醫治無效，英年早逝，享年55歲。

　　毛澤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痛悼劉亞樓，按大將規格極其隆重的為他舉辦了葬禮。

　　5月9日，林彪在上海召見了吳法憲，他說：

　　“空軍司令這個職務很重要，誰都想當，我考慮由你改任空軍司令員，不要傳出去，還沒有報告毛主席批準。賀龍知道了，他會提別人任空軍司令員。這個職務是塊肥肉，誰都想吃。我要爭取報告毛主席。”

　　吳法憲說：

　　“我一定不辜負林副主席的期望。”

　　林彪說：

　　“空軍司令是個實權，不能放棄。”

　　吳法憲馬上說：

　　“我這個空軍司令是掛名的。真正的空軍司令是林副主席。”

　　不久，林彪在和毛澤東談話的時候，建議說：

　　“空軍政委吳法憲對空軍的工作比較熟悉，多年來在抓突出政治和活學活用主席著作方面成績很大，他是一個既懂政治又精通軍事的空軍干部，由他擔任司令員我放心。”

　　毛澤東同意了林彪的建議。

　　林彪立即再次召見吳法憲，他說：

　　“空軍司令員的位置，我已經說服了毛主席，有些人企圖爭奪這個位置，把它當作了肥肉，但是毛主席已經同意了我的意見，由你改任空軍司令。”

　　吳法憲激動地說：

　　“我永遠也忘記不了林總對我的培養，我要世世代代忠于林總，不管林總什么時候需要我，我都會毫不猶豫的挺身而出，直至獻出我的生命。”

　　后來，林彪對江青和毛澤東提到這事的時候，曾經這樣說：

　　“吳法憲擔任了空軍司令員的時候，激動的對我說：‘我要永遠忠于林總，感謝林總對我的培養’。我對他說：‘應該感謝毛主席，是毛主席在培養你，你要永遠忠于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吳法憲這個人，戰爭年代是個干將，在和平年代的路線斗爭中也是一個干將，他會很好的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

　　關于吳法憲的為人，《戚本禹回憶錄》中是這樣說的：“吳法憲這個人，后來人家說他是‘草包司令’，那是大錯了，這個人聰明透頂，大家都挺喜歡他。他是南方人，口齒清楚，他常會說一些笑話給江青聽，江青見了他就很高興。吳法憲在他的回憶錄上寫了他和江青鬧矛盾，那都是夸大其詞的，而討好江青的另一面他就沒有寫。且有的地方則純是編造，那個時候他怎么可能與江青公開鬧矛盾，討好江青都來不及呢。”

　　5月12日，毛澤東發表了《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對美國武裝侵略的聲明》，嚴厲譴責了美帝國主義，堅決支持多米尼加人民的愛國斗爭。

　　5月12日這一天，毛澤東就修改后的《九篇文章》寫了一個批語：

　　“這篇文章是在延安寫的，曾經送給劉少奇、任弼時兩同志看過，沒有發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記了。1964年有人從檔案館里找出這篇文章的原稿，送給我看，方才記起確有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沒有發表，甚至沒有在中央委員內部傳閱，只給兩位政治局委員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為這篇文章寫得太尖銳，不利于團結犯錯誤的同志吧。現在年深月久，這個不利于團結的問題不存在了，干部不會因為看了這篇文篇怒發沖冠，不許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從而破壞黨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

　　5月中旬，毛澤東在離開長沙前，會見了秘密訪華的胡志明主席。

　　胡志明身著米黃色咔嘰布中山裝，灰白的長須，飄在胸前。毛澤東親切的和這位老朋友握手擁抱。賓主落座后，胡志明對毛澤東說：

　　“我這次到中國來，有3個目的，第一是問候你和中共中央其他同志的健康。第二是代表越南勞動黨、越南人民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表示感謝，感謝你們給予我們抗美斗爭的各項援助。第三是祝賀中國第二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毛澤東說：

　　“第一點、第三點我接受，第二點不接受。全世界人民都感謝你們。感謝越南，不是你們感謝我們。”

　　胡志明堅持說：

　　“我們要感謝你們。不只是我個人這樣看，全體越南人民都這樣看。有兩個中國同志，不署名捐款給我，一個寄100元，一個寄幾十元，并說明是他們節省下來的薪金，捐獻給越南，打美帝國主義。我們兩國的關系真正是唇齒相依，我們兩黨和兩國人民之間存在著真正的兄弟友誼。美軍要增加到10萬，要繼續升級，要炸越南的工廠，要炸海防，甚至河內。我們已下定決心，即使敵人炸壞河堤，淹沒許多地方，我們全黨，我國政府和全國人民仍然堅決打下去。越南人民知道，不打敗美國是抬不起頭來的。我們準備打5年、10年、20年。”

　　“美國打不了20年。”毛澤東說：“美國打不贏你們，他們怕你們，你們將打贏美國。美國人少，你們人多。他頂多來個十來萬人。”

　　胡志明說：

　　“美國來個十來萬人，我們不擔心。我們可以打敗美國的陸軍。我們不止有正規軍，有游擊隊，有人民，而且氣候、螞蟥、蜂子、螞蟻、沼澤都是我們的同盟軍。我們還有堅固的后方，這就是中國。”

　　毛澤東說：

　　“胡主席，你來自越南，我來自湖南，咱們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難?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不要客氣。”

　　胡志明從中山裝的口袋里摸出一張條子，遞給了毛澤東。毛澤東一看，原來是一張繪制著越南要搶修搶建的12條公路的示意圖。

　　該吃飯了，毛澤東邀請胡志明一同進餐。他突然萌生了一個奇特的想法，對胡志明說：

　　“我想到你們那里去，秘密去。”

　　胡志明說：

　　“歡迎你去，但現在局勢是這樣，敵機常轟炸。”

　　“我就是要去看轟炸，要去轟炸的地方。好幾年沒有看到轟炸了。”

　　“等形勢好一點請你去。”

　　毛澤東固執地說：

　　“形勢好轉我又不去了。我就是想現在去。以前，我被國民黨、日本、美國的飛機轟炸了幾十次，幾百次，就是沒有炸到我?，F在，我想到你們那里看看，即使到靠近的地方也好?？梢悦孛苋ァ?rdquo;

　　胡志明勸道：

　　“你目標太大，越南的孩子都認得出你來。”

　　“可以化裝成一個中國專家就行了。”

　　“怎么化裝都認得出來。等適當的時候，我會請你去的。”

　　“我就是想現在去。”

　　胡志明自然是不能答應的，他婉轉地說：

　　“等下半年，看情況如何再定吧。”

　　后來在5月25日上午，周恩來接到毛澤東與胡志明會談的電話通報后，立即召集總參和交通部、外交部等單位有關負責人，開會討論落實援越問題。6月9日夜晚，周恩來親自安排的援越部隊就要出發了。人民解放軍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和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代表中央軍委和3總部，歡送由王名輝率領的第一支中國援越部隊進入越南境內。

　　不久，中國援越部隊在約翰遜宣布美軍直接出兵參加越南戰爭的第二天，秘密抵達了越南北方。此后，大批的援越部隊先后進入越南，使越南北方能夠抽出大批部隊和青壯年，有組織的開赴老撾和越南南方，拓寬“胡志明小道”，進行抗美戰爭。大批中國解放牌汽車緊急運送軍火物資到越南南方，有力的支援了南方解放戰爭。

　　欲知毛澤東在會見胡志明后去向何方?有何特殊意義?且看下一章詳細敘述。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65年1月9日接見斯諾時候的心態，完全是一種大決戰前夕的狀態，斯諾是沒有也不可能猜想得到的。

　　毛澤東在1960年和這一次與斯諾的兩次談話中，都做出了準備與美國政府接觸的暗示，很遺憾，美國政要人員是不可能理解毛澤東的這種特有的處事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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