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統治世界》自2009年出版以來，迅速被引進到中國，隨即在國內外引起廣泛反應。多數批評者認為，作者馬丁·雅克夸大其詞，言過其實，中國經濟學家批評尤其強烈，甚至有人目之為“充滿民族主義情緒的口號書”。

民族主義帽子不能亂扣

民族主義這項帽子有些大，也很好用，自“普世價值”1990年代在中國泛濫以來，但凡有什么人、什么事跟民族主義拉上了關系，就算完了。遠的不說，比如摩羅最近出版的新書題為《中國站起來》，甫一面世即被貼上民族主義標簽，隨即就有摩羅早前的朋友公開宣布與之斷交。還有稍微早一些的《中國不高興》，去年出版的《五百年來誰著史》，莫不如是。至于熱衷于批評的人們究竟是讀了書才寫的評論，還是望文生義，就是天知地知的事情了。

不過，平心而論，《當中國統治世界》首先是本嚴肅的作品，至少不能算是“口號書”。至于說民族主義，就更不知所謂了。作者馬丁·雅克是英國人，要說民族主義，那也得鼓吹當英國統治世界。一個英國人鼓吹當中國統治世界，算是哪門子的民族主義？

歐美國家對中國的看法歷來是兩派，無非是“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今天是東風壓倒西風，明天是西風壓倒東風。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威脅論”一度甚囂塵上。轉年到了2009年下半年，歐關穩住陣腳，經濟企穩回升，“中國崩潰論”又開始慢慢出現?！懂斨袊y治世界》引進到中國才一個月，著名的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就在媒體上大肆宣傳起“中國崩潰論”來了。國內主流媒體上一面猛批《當中國統治世界》，一面熱情宣傳索羅斯的“高論”，難怪摩羅要高呼“中國站起來”了。

無論別人是捧殺還是罵殺，其實都不重要，中國的事情還是要靠中國人自己辦。用一句老話說，就是“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但是，按《當中國統治世界》的論述，中國和世界的關系成了小沈陽改造過的那句名言：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

全球化已被中國改變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無論是中國崩潰論者還是中國威脅論者，都有一個基本的共識，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正是得益于加入WTO帶來的出口機會，中國經濟才保持了近十年來的持續高速增長。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不過12.5%，遠低于34.87%的世界平均水平；而到了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8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已達59.2%，高于53.3%的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廣東的外貿依存度2007年一度高達155%，2008年也高達133%。同時，中國的GDP總量排名也從第七位上升到第三位。2009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之年，中國更是趁勢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經濟大國。

受益于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是歐美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和以原材料出口為主的發展中國家，比如巴西、澳大利亞、非洲等國家和地區，甚至日本也搭上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順風車，走出了持續了二十多年的滯漲；而歐美發達國家和東南亞的制造業工人則成為主要的利益受損者。

金融危機爆發前，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就已在迅速增加，金融危機爆發后，更是雪上加霜。2010年第一季度，共有十個國家對中國發起十九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調查，直接涉及中國出口金額12億美元。美國對人民幣也是磨刀霍霍，頻頻施加壓力，要求升值。

頻發的貿易摩擦和歐洲主要市場保護主義風氣再起，加上多哈回合談判已告失敗，扳回的可能性幾近于無。因此，馬丁-雅克認為，全球化正面臨著衰退的危險。而且，目前還看不到這種衰退出現逆轉的可能性。

從前是歐美鼓吹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最起勁，而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的2009年，世人看到的是歐美發達國家高舉保護主義旗幟，動輒使用反傾銷大棒，倒是中國在到處宣講自由貿易，勸導歐美國家不要搞貿易保護。中國不僅宣講，還組團到歐洲采購，用實際行動捍衛自由貿易。

幾年前有人在國內鼓吹基督教，余敦康先生說，如果真的讓全中國的13億人都信了基督教，改變的不是中國，而是基督教。這話同樣適用于全球化。曾經有人以為，加入全球化會使中國被綁上歐美模式的十字架，如今看來，改變的不是中國，而是全球化。由于中國的加入，全球化已經岌岌可危了。

所以，馬丁·雅克認為，中國改變世界不是一個將來時的事情，而是正在進行時。

中國改造國際秩序

中國經濟的強勢崛起，已經對東亞的國際形勢產生了重大影響。對多數東亞國家來說，中國是一個讓他們又愛又怕的鄰居。一方面，他們希望中國能夠更多地進口他們的產品，同時享用來自中國的廉價消費品，另一方面，中國的強大讓他們備感壓力。如果說中國在東亞地區曾經有一個對手的話，那么這個手只可能是日本，而現在中國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日本。更何況，日本在東亞的影響長期以來僅限于經濟上的，在政治上幾乎沒有正面影響可言。

馬丁·雅克認為，隨著中國的日益強大和地區影響力增強，美國將不可避免地從東亞地區退出，美國在東亞的盟國都將逐步倒向中國，中國將毫無疑問地成為東亞地區的權力中心。在經濟上，這已經變成了現實，而在政治上，這也在不久的將來實現。

此外，中國在非洲的影響也已經越來越重要。非洲向中國出口了大量資源，而中國在非洲的投資也在與日俱增。在非洲，中國的投資規模已經僅次于美國和法國，位居第三。讓西方人更加感到緊張的是，整個歐美在非洲的移民才不過10萬人，而在非洲的中國人已經超過了50萬，而且這一數字仍然在迅速增加。與歐美相比，中國在非洲的優勢是明顯的，非洲對中國沒有痛苦的殖民主義歷史記憶，而且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大力支持過非洲民族解放運動。更重要的是，相比于歐美國家的投資總是附加著一些民主與人權之類的政治要求，而中國的投資幾乎沒有附加的政治要求。雖然與歐美一樣，中國在非洲的投資主要以取得資源為目標，但中國沒有販賣奴隸，沒有武力掠奪，還投資建設了大量醫院、學校、公路等非洲亟須的基礎設施。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數據是，在中國參加的聯合國維和行動中，有80%的兵力投放在非洲。

如果真的有一天，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世界的統治者，中國將如何行使這一權力？馬丁·雅克預言，中國崛起后，曾經在中國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朝貢貿易模式將會復興，至少在東亞幾乎不存在多少懸念。包括在非洲、南美、澳大利亞等地，可能都會成為朝貢貿易模式的覆蓋范圍，由此進而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新秩序。這也就是他所說的中國統治世界。

這種新的國際秩序的核心就是，中國為發展中國家的原材料出口提供市場，同時提供價格低廉的消費產品，中國成為全世界的經濟中心，但在政治上并不過多干預別國，允許他們按照自己的國情選擇自己的政治制度，全世界都在這個體系中共享繁榮與發展。這與當下美國動輒以槍炮向“邪惡國家”輸出民主與人權形成鮮明對照。

但同時，即使中國的經濟規模和國家實力達到甚至超過美國的水平，中國的人均生活水平仍然會處于全球中上水平。這就意味著，中國仍然可能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大于與發達國家的共同利益。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民主在國家發展水平中并不處于絕對主導的地位，國家安定、主權獨立、經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民族一族群關系和睦等同樣重要，甚至在多數時候要比民主更重要。

馬丁·雅克指出，與歐美國家的“不同文明、一種制度”的傳統相反，中國在歷史上長期處于“一種文明、不同制度”的狀態之中。這一模式同樣被運用到了解決香港和澳門回歸的問題中，中國恢復對香港和澳門行使主權，但卻允許他們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允許資本主義制度繼續存在，而且承諾使他們的民主權利逐步增加，直至最后實現地區領導人直選。他認為，中國在解決臺灣問題上，最終也可能會采用這一模式。同樣，即使中國成為全球霸權，也不會要求別的國家采用與自己相同的制度。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當然會受到歡迎。

在歷史上，除了個別時期外，中國對已經臣服于自己的民族和區域都采取羈縻政策，并不過多干預，給以高度自治權利，僅僅當他們發生重大政治變故的時候才出面干預。在文化上，也并不排斥其他形態的文化，允許甚至鼓勵其他文化與中國文化相互交流、學習，至于是否融合，則完全采取自愿態度，并不強求。所以，馬丁·雅克認為現代中國的外交政策也會延續這種古老的傳統。

兩點批評

總體而言，如前文所述，《當中國統治世界》并不是一本嘩眾取寵的書，而是一本嚴肅的書，是對中國不戴意識形態眼鏡的觀察。無論其數據的搜集，還是對中國政治、歷史與文化的分析，都相當嚴謹，令人敬佩，值得國內的時政評論者們學習。

但是，該書也存在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該書對中國崛起的判斷主要建立在高盛的一個研究報告上，該報告稱，到2025年，中國的GDP規模將趕上甚至超過美國，從而成為全球第一大國。并且，該報告還提到了許多國家，包括日本、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墨西哥、越南和巴基斯坦等國家，他們預測，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在未來將會全面超過歐洲的單體民族國家。

如果沒有這個名單，我們也許不會產生什么疑問，但是看到這個名單，就會發現，高盛的分析主要建立在人口增長及規模的基礎上。換句話說，高盛的這個分析的前提假設是，在未來的十五年，各國的人口規模將與其經濟規模成正比，人口多少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潛力大小。

應該說，這樣的分析是有其道理的，中國的崛起就是最好的注腳。但是，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絕對的，中國過去近百年的歷史同樣也提供了證據。人口規模能夠轉化為經濟增長潛力，至少需要注意到幾個條件，人口素質、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和人口結構。目前，在美國就有人認為，雖然中國經濟增長確實成就斐然，但并不會取代美國的霸權。因為中國正在進入老齡化社會，勞動力的有效供給已經接近極限，而美國的人口在未來五十年可能會再增加1億，這將會為美國在未來的發展提供支持。

還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的第一代農民工已經正在逐漸進入中老年，而出生于1980甚至是1990年代的“新一代農民工”遠不可能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吃苦耐勞、勤儉節約。新一代農民工們不僅想要掙更多錢，也在意生活質量的提高。上一輩農民工的選擇余地小得多，所以他們可以忍受極端艱苦的工作條件和環境，但新一代顯然不會，時代給了他們用腳投票的權利。

第二個問題是對朝貢貿易模式存在過度闡釋。當然，這并不是馬丁·雅克的問題，而是許多歐美的中國觀察家們都或多或少存在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朝貢貿易只是一種交往方式，而不是全部。傳統的中國對外交往方式有一套復雜的觀念支撐體系，比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守在四夷”、“羈縻”、“戎狄與草木禽獸無異”等，都是這個觀念體系的組成部分，有些還是相互矛盾的。但對中國人來說，這種內在的矛盾并不是壞事，而是為其處理事情留出了回旋余地。而這對未來的中國來說，就意味著，中國如果崛起，朝貢并不是唯一的模式，中國有可能會在這些觀念的指導下，發展出另外一種模式。

最后，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該書似乎忽略了一個歷史的和現實的事實，那就是中國曾經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現在也仍然是，而且曾經有過毛澤東思想。如果中國有機會重塑國際秩序，這將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蕭武，學者，現居上海。曾在本刊發表《早產的全球化批判》、《面向未來的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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