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這次談話發表于1958年，也就是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可以說是對社會主義時期經濟建設的綱領性闡述）

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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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問題

　　毛主席說，第二、三章講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你們有什么意見？我相當贊成其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很有必要。

　　斯大林說，蘇聯某些同志斷定說，黨在我國取得了政權并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以后，還保存商品生產，是作得不對的，應當消除商品生產。他們引了恩格斯如下的話來作證明：“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那么商品生產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隨之消除。”(見《反杜林論》)這些同志大錯特錯。恩格斯的這段話沒有明確指出，究竟是一切還是一部分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在《反杜林論》的另一個地方，恩格斯講到占有“一切生產資料”，講到占有“生產資料的全部總和”。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這當然是正確的。

　　毛主席評論說，這一段分析的對.斯大林對恩格斯的公式的分析是正確的。斯大林說，在恩格斯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即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

　　我們的人民公社，現在是集體所有制，究竟是擴大自然經濟，還是擴大商品經濟？或是兩者都要擴大？現在，在有些人看來，人民公社經濟主要是自然經濟。他們認為人民公社只有自給自足，才是有名譽的，如果進行商品生產，就是不名譽的。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人民公社是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組織，有條件實行以糧為綱，發展多種經營，因地制宜地發展農業和發展工業同時并舉。人民公社應該按照滿足社會需要的原則，有計劃地從兩方面發展生產，既要大大發展直接滿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給性生產，又要盡可能廣泛地發展為國家、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產。通過商品交換，既可以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又可以換回等價物資，滿足公社生產上和社員生活上日益增長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給性生產，不搞商品生產，不進行商品交換，農民不把糧食等農產品和工人生產的工業品交換，那么工人怎么能有飯吃，農民怎么能夠有衣穿，怎么能夠得到拖拉機等農業生產資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產品賣給國家，賣給其他公社，怎么能夠得到貨幣收入，哪里有錢分給社員？京、津、滬郊區農村之所以比較富裕，是因為這些地方商品生產比較發展，商品交換比較發達。社會的需要是多種多樣的，社員的需要也是多種多樣的。因此，公社的生產不可太單調，不能只生產自己需要的東西。在發展自給性生產的同時，要多搞商品生產，要盡可能多地生產能夠交換的東西，向全省、全國、全世界交換。　　

　　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向往共產主義，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想不要商業了。我們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表現得更“左”，主張現在就消滅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是違反客觀規律的。他們沒有區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本質差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利用商品生產的重要性，不懂得社會主義的現階段，價值、價格和貨幣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中的積極作用。這些表明，他們根本不認識無產階級對五億農民應該采取什么態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一直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前，我們利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來團結幾億農民；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們還要利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來團結五億農民。有了人民公社，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有計劃地發展。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等等，都要發展。如果不實行商品交換，把陜西的核桃拿來吃，一個錢不給，陜西的農民干嗎？把七里營的棉花無代價地調出來行嗎？你如果這樣做，馬上就要打破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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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說，另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在奪取政權后，立即著手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把他們的生產資料公有化。這是一條荒謬和犯罪的道路，這樣做將會把農民長久地拋到無產階級的敵人的陣營里去，從而摧毀社會主義革命的任何可能性。

　　毛主席評論說，斯大林在這里說，在蘇聯有“另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我國現在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有的人雖然沒有像蘇聯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直截了當地說，要剝奪農村中的中小生產者，而是說廢除商業，實行調撥。如果這樣做，實質上就是剝奪農民，就會使臺灣高興。我們一九五四年犯過點錯誤，征購將近九百億斤糧食，過頭了一點，主要原因是不知道農民手里有多少糧，結果鬧得很厲害。人人說糧食，戶戶談統購。后來我們總結了這個經驗，改正了這個錯誤，一九五五年征購數字定為八百三十億斤糧食，比上一年減少近七十億斤糧食。第一個反對我們減少購糧數目的是×××。怪得很，資本家這樣“革命”，原來是陰謀，可見資產階級唯恐我們天下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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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說，有人說商品生產在任何條件下總還是要引導到而且一定會引導到資本主義。這是不對的。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資本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資本主義生產是在這樣的場合開始的，即生產資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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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評論說，斯大林說：“資本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這個說法對。我國現在的情況是，已經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變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經把資本家從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中排擠出去，現在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領域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國家和人民公社，這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質差別的。現在我們有些同志怕商品，無非是怕資本主義。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因為我們有共產黨的領導，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有工人階級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有各級黨組織，有成千成萬的黨員，有廣大的貧下中農作為我們的依靠，我們可以發展商品生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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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這句話說得正確：“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要看它與什么經濟相聯系。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相聯系，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相聯系，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從古就有。商朝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為有了商品生產，這是郭沫若考證出來的。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使商朝亡了國。史書說：周武王伐紂，“血流漂杵”，這是夸張的說法。孟子不相信這個說法，他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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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說，有人說，在我國生產資料公有制已經建立，而雇傭勞動制度和剝削制度已被消滅以后，商品生產的存在就失去了意義，因此就應該消除商品生產。這也是不對的。　　

　　毛主席評論說，把書中的“我國”兩字改為“中國”來讀，就十分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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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評論說，書里面的“現今”，指的是一九五二年，就是十月革命后的三十五年。我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才有九年。書里面提到兩種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形式。這個界限必須分清，不能混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又是一個界限，也必須分清，不能混淆。蘇聯宣布了土地國有，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斯大林不賣拖拉機等生產資料給集體農莊，我們賣給人民公社。所以在我們這里，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統都是集體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品也是集體所有的。我們國家能夠調撥的產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生產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公社的集體農民，只愿意用他們生產的商品來換取他們需要的商品。所有權還在他們那里，你不給他東西，不給他貨幣，不用買賣的形式同他們進行交換，他們就不愿意把東西讓給你。不要以為中國的農民特別進步，有些地方看起來好像要啥拿啥，實際上痛心得很。現在有人說，農民的共產主義精神很旺盛。他們下一次鄉，認為農民了不起，農民快上天了，農民比工人強了。我們要看到農民確有共產主義精神，但不要只看到這一面，還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他們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都還是集體所有。修武縣委書記的考慮是正確的，他不敢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他擔心宣布全民所有制實行供給制以后，災荒發生時，國家是否發工資；豐收時，國家把糧食調走，也發不起工資。災荒、豐收都有苦悶。他是代表農民考慮這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考慮這個問題。是輕率地對待這個問題好呢？還是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好呢？我認為還是應該像修武縣委書記那樣，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好，不要像徐水縣委書記那樣急急忙忙往前闖。我勸吳芝圃同志不要同陳伯達搞在一起，他的“馬克思主義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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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還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極其必要，極其有用。如果你們不同意，你們就來駁斯大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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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評論斯大林關于商品生產的理論時，特別指出，商品生產消亡的條件，除了單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外，還有有生產力高度發達，產品極大豐富這一條。毛主席說，這段里關于商品存在的條件，闡述得不完整。兩種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產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集體所有制如何過渡到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問題，斯大林自己也沒有解決。他很聰明，說要單獨討論，回避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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