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首發：楊斌新著《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不容忽視的隱蔽戰爭

十年前，楊斌推出《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一書，成為中國的首部揭秘美國策劃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的著作，并預見到美國將會發生嚴重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十年后，楊斌又推出《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在原書基礎之上，又加入了近年最新研究成果，例舉了新發現的證明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存在的確鑿證據, 揭露并識破美國通過“軟戰爭”制造馬克思主義失效的假象，進而動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的戰略企圖，對于更好地堅持并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重要意義。

楊斌新書《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尚未上市，已經有許多網友預訂，并多次詢問新書是否到貨。現在終于正式上市了，烏有之鄉書店首發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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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斌新著：《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

封底

十年前揭秘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

準確預見美國將會爆發嚴重金融危機

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旨在遏制中國崛起

屈服美國壓力將會陷入全面金融戰爭

反擊美國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的輿論戰

反擊美元霸權根本解決全球經濟失衡

美國總統提供的“軟戰爭”宏觀證據

美國經濟殺手提供的“軟戰爭”微觀證據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提供的“軟戰爭”證據

美國中央情報局扶植新自由主義的證據

華爾街策劃“沒有硝煙的金融戰爭”證據

[ 封底 ]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孫子將謀略博弈、外交博弈均納入廣義戰爭范疇，提出“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將廣義謀略博弈列在比狹義軍事博弈更為重要的位置，將其稱之為“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美國揮舞著威脅對中國出口征收全面懲罰性關稅的大棒，目的是迫使中國接受遠比關稅更厲害的金融戰爭打擊——人民幣浮動升值和全面的金融自由化。中國應清醒意識到匯率武器的殺傷力遠遠超過關稅武器，能向國際投機熱錢發出金融襲擊信號并為更為復雜的金融武器攻擊創造條件。

美國政府高官稱無人能預見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其實是他們對這樣的預測有意采取置若罔聞的態度。《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十年前就預見到美國將會發生嚴重金融危機并引發全球經濟衰退。

美國通過寬松貨幣政策只能制造危機緩解和經濟復蘇的假象，促使經濟危機從“自然發作狀態”轉變成“人為壓抑狀態”，就仿佛將沸騰的水裝入密封容器一樣變得更加危險，最終無法壓抑利滾利形成的巨大債務泡沫更加猛烈地爆發。

中國應清醒地認識到美國經濟復蘇的泡沫性質，利用危機緩解的短暫平靜時期抓緊調整經濟結構，切不可盲目輕信美國經濟復蘇并收購美元資產，必須做好充分準備迎接更加猛烈的金融風暴來臨。

美國策劃的“軟戰爭”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攻擊性，揭露并識破美國通過“軟戰爭”制造馬克思主義失效的假象，進而動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的戰略企圖，對于更好地堅持并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幫助廣大干部群眾認識“六個為什么”具有重要意義。

內容簡介

《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作者：楊斌；56萬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十年前作者曾推出《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一書，成為中國的首部揭秘美國策劃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的著作。十年來國際形勢的發展和大量披露的材料證實了作者的分析、判斷。作者的新著收入了近年來撰寫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及《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的主要內容，例舉了新發現的證明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存在的確鑿證據，包括美國總統、高官提供的“軟戰爭”宏觀證據，美國經濟殺手提供的“軟戰爭”微觀證據，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提供的“軟戰爭”證據，美國中央情報局扶植新自由主義模式的證據，美國華爾街策劃“沒有硝煙的金融戰爭”的證據等等。這些確鑿證據令人信服地證實了作者的種種理論分析，向人們揭開了神秘“陰謀論”面紗掩蓋下的嚴酷現實。作者還繼承并發展馬列主義的帝國主義戰爭理論，以及權威軍事經典《孫子兵法》的傳統智慧，揭示了為何在越戰后特定的國際實力均衡格局條件下，戰爭形式必然依照孫子所論述的受經濟因素制約規律，發生從赤裸裸軍事侵略轉向謀略攻擊的創新形式變化。

作者新著論述了為何奧巴馬訪華后不久驟然改變了友好姿態，發動了逐步升級的全方位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的攻勢，美國對華政策反復多變背后的國際戰略根源，中國如何采取綜合措施應對美國霸權挑戰。作者新著還論述了從金融戰爭視角看預測和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的金融戰爭本質與遏制中國崛起戰略，為何中國屈服美國壓力將會陷入全面金融戰和貿易戰，中國如何反擊美國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的輿論戰，如何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減少對美國出口依賴，如何反擊美元霸權根本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等等。

作者新著論述了美國“軟戰爭”具有的強烈意識形態攻擊性，揭露了美國通過“軟戰爭”制造馬克思主義失效的假象，進而動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的戰略企圖，對于更好地堅持并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幫助廣大干部群眾認識“六個為什么”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楊斌曾長期留學日本、美國，歸國后參加多項國家重點科研課題。該書文筆流暢、通俗易懂，適合于社會各界人士閱讀。

作者簡介：

楊斌：

1980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從事科研工作。

1983前往日本留學，研修國際關系學、國際貿易金融、西方國際政治理論，導師為日本前外相、著名經濟學家大來佐武郎，1985年獲國際關系學碩士學位。

1986年前往美國留學，研修宏、微觀經濟學，比較經濟制度學，發展經濟學，勞動經濟學，以及工商管理課程。

1994年留學歸國后，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從事經濟金融安全、國有企業改革、宏觀經濟調控領域的研究。

2009年，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方法出發，研究當前中國面對的重大社會經濟和國際戰略問題。

參加了十多項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重大、重點課題，完成科研成果三百多萬字，個人撰寫、發表研究報告、論文、文章數百篇，有的引起了廣泛社會關注。

1995年撰文提出加強社會基礎建設擴大投資需求，解決生產過剩和職工下崗困難的政策建議。

1997年撰寫經濟金融安全方面的研究報告，分析美國建立經濟霸權秩序的謀略，策劃打擊國際對手的隱蔽經濟金融戰爭。

1999年撰寫專著《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論述中國應如何應對美國霸權挑戰并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準確預見到美國爆發嚴重金融危機并引發全球經濟衰退的危險，論述了中國應如何未雨綢繆防范全球危機沖擊。

2008年美國爆發嚴重金融危機之后，撰寫了一系列研究報告、論文和政策建議，論述中國如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沖擊，實行謹慎甄別的信貸政策遏制樓市、股市泡沫膨脹的危害，防范、抵御美國策劃金融戰爭向中國轉嫁危機損失，等等。

中國崛起必然遭遇美國霸權圍堵（代序）

中國必須應對軟、硬兩條戰線上的霸權挑戰

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的金融戰爭本質

從軟戰爭視角看預測和抵御國際金融危機

“華盛頓共識”是美國全球霸權戰略工具

我如何意識到隱蔽戰爭的威脅（第一版序言）

作者訪談錄：不唯洋的“老海歸”

第一章隱蔽戰爭、經濟殺手與當代帝國主義

一、美國總統、高官提供的“軟戰爭”宏觀證據

二、美國經濟殺手提供的“軟戰爭”微觀證據

三、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提供的“軟戰爭”證據

四、孫子論謀略戰爭與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

五、 “軟戰爭”的顯著特征與軟武器共振效應

六、美國通過隱蔽戰爭制造馬列主義失效假象

七、美英高官鼓吹新帝國主義證明列寧的理論并未失效

八、美國對華政策多變與冷戰思維揮之不去的深層原因

九、中國如何反擊美國挑戰中國戰略核心利益

附錄、 “剛柔并濟”應對美國的全球霸權戰略

一、中美關系為何出現一波三折的反復

二、美國“軟硬兼施”兩手戰略的威脅

三、 “剛柔并濟”應對美國霸權的挑戰

第二章反擊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的金融戰爭

一、美國制造站不住腳的借口施壓人民幣升值

二、堅持馬列主義理論剖析美國匯率戰本質

三、美國匯率武器破壞力遠遠超過關稅大棒

四、屈服美國壓力將會陷入全面金融戰和貿易戰

五、反擊美國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的輿論戰

六、反擊美元霸權根本解決全球經濟失衡

七、調整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減少對美國依賴

第三章、美國謀求世界霸權的嚴重威脅

一、美國炸彈和同胞鮮血敲響了警鐘

二、美、英兩國謀求霸權的歷史傳統

三、究竟是本性改變還是策略調整？

四、從“硬冷戰”到“軟熱戰”

五、勿以羔羊之心度豺狼之腹

第四章、美英謀求霸權的全球隱蔽經濟戰

一、美英鍛造隱蔽經濟戰的利劍

● 醞釀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戰略

● 對東方和南方發動猛烈的進攻

二、破壞威力大于核彈全球經濟滿目瘡痍

● 拉丁美洲淪為首批犧牲品

● 前蘇聯實力遭到徹底摧毀

● 日本落入金融全球化陷阱

● 亞洲慘遭金融風暴的重創

● 挫敗西方國家的社會改良運動

● 二十年間世界格局面目全非

第五章、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

一、超級大國的衰落：俄羅斯的慘痛教訓

二、揭開俄羅斯私有化改革失敗之謎

三、戳穿西方經濟理論和國際組織的誤導

四、前蘇聯為何倒退到資本主義初級階段？

五、警惕西方動搖我們制度信心的“軟戰爭”

第六章、剖析美國的隱蔽經濟戰暗器

一、隱蔽經濟戰的殺手锏與交叉火力

● “看不見的手”為何失靈了？

● “放開價格、管緊貨幣”的騙局

● “科斯產權定律”神話原形畢露

● 財政、金融、外貿改革的暗器

● 各種戰略暗器的相互配合

二、防范美國隱蔽經濟戰對我國的威脅

● 中國必須“防人之心不可無”

● 謹防美國用隱蔽經濟戰襲擊中國

第七章、時代呼喚富國強兵的大舉措

一、迎接國內外嚴峻形勢的新挑戰

● 美國謀求全球霸權的挑戰

● 防范全球經濟大蕭條的挑戰

二、國民經濟應進入局部動員狀態

三、借鑒羅斯福新政和動員經濟

四、實行局部動員經濟的意義

五、實行局部動員經濟的措施

六、實行局部動員經濟的好處

● 消除通貨緊縮鞏固社會穩定

● 加強國防建設抗衡美國威脅

● 促進我國國際地緣戰略利益

● 加強水利建設抵御洪災威脅

● 支援落后地區促進平衡發展

● 防范爆發全球大蕭條的沖擊

● 加速調整國有企業戰略布局

第八章、世紀之交的沉思：回顧滄桑變遷

一、全球化對世界來說并不陌生

二、回顧中華民族崛起的艱難歷程

三、改革開放良好環境須飲水思源

四、從戰后黃金時期到新霸權秩序

五、反思二十年改革開放經驗教訓

第九章、迎接新世紀的經濟安全挑戰

一、識別和防范美國隱蔽經濟戰暗器

二、如何避免改革開放中的潛伏風險

三、我國改革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

● 建立改革開放的“科學實驗室”

● 探索符合國情的完善民主之路

四、對外開放與保護民族工業的關系

五、世界貿易組織與維護經濟安全

六、團結世界各國共同反對美國霸權

第十章、私有制與公有制：孰優孰劣？

一、私有制企業的利弊剖析

二、公有制企業的歷史意義

三、公有制企業正是民族振興希望

四、各類民族企業的命運戚戚相關

第十一章、現代企業制度：不模仿西方靜態結果

一、伊索寓言的啟示：魚與鳥的對話

二、企業產權結構與“預算軟化”之間的關系

三、企業的產權結構與法律形態的演化規律

四、企業的組織結構與經營管理的創新過程

第十二章、企業改革的關鍵：責任制創新

一、斯蒂格利茨談產權與代理制

二、企業擴權與經濟責任制創新

三、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發展

四、投入產出總承包的改革實踐

五、關于承包制的若干爭論問題

第十三章、企業產權改革：漸進性與長期性

一、兩種不同的產權改革思路

二、中國式股份制改革的成績

三、股份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

四、股份合作制的發展與困難

五、建立和完善企業破產制度

六、各種形式的企業產權重組

第十四章、再析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難點問題

一、企業的產權多元化問題

二、企業的債務負擔及治理對策

三、建立和完善企業社會保障制度

四、企業的辦社會負擔及治理對策

五、企業職工下崗問題的治理對策

● 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和生產過剩的矛盾

● 經濟結構調整不應單純依靠市場機制

● 關鍵是疏通國民經濟的‘堵塞穴道’

附錄、

１、《國際貨幣基金政策促使東歐經濟惡化》

２、《保加利亞：悲慘的十年》

３、《探索解決當前就業矛盾的宏觀治理對策》

４、《適當擴大經濟建設規模積極改善宏觀經濟形勢》

書摘

第一章隱蔽戰爭、經濟殺手與當代帝國主義

2010年1月27日，奧巴馬在發表國情咨文演說時誓言捍衛美國的全球第一的地位，美國高層智庫首腦甚至警告美國將會通過戰爭手段來阻止全球權力向中國的轉移。中國必須高度重視發展高科技軍事技術和國防建設，確保美國無法獲得像當年大英帝國一樣的軍事技術絕對優勢，否則鴉片戰爭時代遭受西方列強掠奪的悲慘經歷還會重演。與此同時，中國還必須警惕美國運用謀略發動攻擊國際對手的隱蔽戰爭，因為，現已暴露出大量證據表明美國進行了運用軟政策武器攻擊國際對手的戰爭形式創新，通過隱蔽戰爭打擊了包括前蘇聯甚至日本等盟國在內的眾多國家。

近年來隨著對此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筆者發現了更為確鑿的證據表明，越戰時期美國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尼克松，確實采納了西方國際專家的軟戰爭構想，并且由美國情報機構、政府和經濟界的人士，將“軟戰爭”的宏觀戰略構想在微觀上付諸實施，從元帥到士兵都提供了確實存在“軟戰爭”的證據。據曾擁有跨國公司首席經濟師和經濟殺手雙重身份的約翰·珀金斯揭露，今天美國為謀求建立全球霸權，派遣經濟殺手發動的“軟戰爭”，到達了令人恐怖的空前巨大規模，幾乎牽扯到全世界的所有國家。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雇員彼得·施瓦茨的著作透露，美國政府實施針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牽涉到最高層官員，包括里根總統、中情局長、國防部長、國務卿、政府部長等等，美國政府還設有負責策劃和實施“軟戰爭”的專門機構，里根執政時期由總統直接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了具有協調、指揮“軟戰爭”能力的“國家安全規劃組”，統一調動中情局和政府外交、經濟部門力量。

筆者所論述的運用謀略攻擊國際對手的“軟戰爭”，雖然超出了狹義的經濟學和軍事學的研究范圍，但完全可以涵蓋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廣闊視野。兩千年前誕生的世界權威軍事經典《孫子兵法》，就是從廣義謀略角度而不是狹義軍事角度來看待戰爭。孫子將謀略博弈、外交博弈均納入廣義戰爭范疇，提出“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將廣義謀略博弈列在比狹義軍事博弈更為重要的位置，將其稱之為“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國古代軍事家強調善于運用任何手段的謀攻，包括自然現象如四季變化、風雨雷電、山川地貌，社會現象如敵國內部矛盾、國情民心、商品物價，運籌幃幄的將帥善于借助自然、社會規律力量，對敵國造成的打擊、破壞不亞于百萬雄兵。尼克松顯然重視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謀略思想，才能在《1999年，不戰而勝》等政治著作中，提出要將經濟聯系變成捆住國際對手的繩索，將貿易、先進技術等當作武器而不是禮物，這些由美國總統親自構想并付諸實施的國際博弈謀略，無疑符合孫子所論述的廣義謀略戰爭博弈的范疇。

約翰·珀金斯揭露的關于美國經濟殺手的大量事實，表明列寧關于壟斷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論述沒有過時，由大銀行和跨國公司融合而成的金融工業壟斷財團，仍然背后操縱美國政府和國際權威金融機構，通過擴大勢力范圍和建立全球帝國來謀求壟斷利潤，由于美國花費大量金錢作為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的偽裝，通過各種基金會慷慨資助文化交流和經濟研究項目，人們很容易誤以為當代資本主義已改邪歸正發生本質性變化，列寧關于帝國主義、金融寡頭和戰爭的理論已過時了，實際上，倘若人們揭開經濟殺手和國際貨幣基金提供貸款援助的偽裝，認識到國際貨幣基金推薦的所謂規范改革方案和貸款援助，其實就是當代美國謀求全球霸權的軟戰爭武器，隱蔽經濟金融戰爭乃是當代帝國主義謀求霸權的新戰爭形式，也是壟斷資本謀求超額利潤和掠奪財富的新剝削形式，就會更加體會到馬列主義理論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附錄、剛柔并濟應對美國的全球霸權戰略

該文系筆者2003-04年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一項國家經濟安全重大課題時撰寫的研究報告。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2001年美國國防部報告稱美國的戰略重點將從歐洲轉向亞洲，公開宣稱將中國作為頭號“戰略對手”，此后不久美國間諜飛機又在中國南海撞毀中國軍機，激起了中國民眾的強烈憤慨和愛國主義情緒。但是，筆者發現某些國內官員、企業家和學者，卻表現了同中國廣大民眾截然不同的態度，指責中國外交部門態度強硬導致中美關系惡化，甚至指責中國軍機維護主權行為引發中美沖突。筆者發現他們的子女往往在美國定居、經商，非常擔心中美關系惡化影響在國外的子女，主張中國屈從美國霸權和反華輿論壓力，殊不知美國右翼大肆鼓吹“中國威脅論”，通過編造類似李文和竊取核機密事件的手法，蓄意制造反華輿論并非為了冤枉某個人，而是為了通過全球霸權尋租獲得長期經濟利益，倘若中國遇到壓力就屈從美國霸權，恰恰會讓美國右翼勢力感到得逞嘗到甜頭，反而會變本加厲地更積極推動反華。

李光耀先生曾回憶到旅美華人曾長期遭受種族歧視，但是，中國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打敗了美國軍隊，美國人才放棄了以前的蔑視態度開始尊重中國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高鴻業也曾回憶到，他留學美國時長期遭受美國人的輕蔑對待，他感到中國抗美援朝之后才受到了美國人應有的尊重。中國人應清醒地認識到，西方人對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輕蔑態度，恰恰來自舊中國對西方霸道的軟弱無能，妥協退讓并未贏得西方列強的歡心和滿足，反而激起了帝國主義的更大貪欲和侵略掠奪。有些中國人正積極為李鴻章討好、安撫西方列強的政策辯護，但是，歷史事實證明日本為掠奪財富而不斷發動侵華戰爭，同李鴻章“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政策激發的貪欲有密切關系。高鴻業先生歷經滄桑深知中國人尊嚴的來之不易，因而不會像某些著名經濟學家沒有親身品嘗國恥之痛，很容易被西方慷慨資助中外文化交流所迷惑，盲目崇拜西方并主張中國改革效仿美歐市場經濟模式，殊不知復辟資本主義將再次導致中國陷入軟弱可欺境地。

該研究報告指出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經常“忽軟忽硬”變化，表面反復無常變化背后隱藏著“軟硬兼施”的攻心戰謀略，能夠產生強烈心理震撼引起國際對手內部發生分歧、矛盾，正像鋼鐵雖然堅硬不懼怕外部的硬撞擊，卻難以耐受反復彎折因缺乏韌性發生斷裂，主張中國“剛柔并濟”應對美國“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無論對美國“軟誘惑”和“硬恫嚇”，中國都應處變不驚、頭腦清醒、沉著應對。據2010年美國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民眾不支持奧巴馬連任總統，下一屆總統很可能采取強硬對外政策，甚至有意表演“非理性的瘋狂”來促進美國利益，中國對美國對外政策由軟變硬應有充分準備。

第二章反擊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的金融戰爭

盡管美國深知施壓國際對手實施匯率升值無助于解決貿易逆差，但實踐證明能夠產生破壞國際對手經濟的實實在在效果，因此，美國政界才不厭其煩地以消除中美貿易失衡為借口，頑固堅持毫無消除逆差成效的施壓匯率升值政策，以實現其維護世界霸權和遏制中國經濟崛起的國際戰略。中國即使承受美國懲罰性關稅也只會影響對美出口，但是，允許人民幣升值就會打擊中國對所有國家的出口貿易。人民幣升值20%就意味著美國金融投機資本獲利20%，它們當然希望繼續施壓人民幣升值獲取更多投機套利收益，這就意味著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是無止境的，倘若中國屈服于美國壓力就會激發金融資本的更大貪欲。數年前美國曾經指責中國人民幣匯率低估了30%，但當前人民幣已大幅度升值了20%之后，美國反而施壓中國將人民幣匯率進一步提高40%。美國國會揮舞著對中國出口全面征收懲罰性關稅的大棒，目的是迫使中國接受遠比關稅更厲害的金融戰打擊。中國應清醒地認識到匯率武器的殺傷力遠遠超過關稅武器，匯率波動不僅涉及成千上萬種商品的國際貿易，還能推動中國股市、樓市、期貨等各種資產泡沫膨脹，為國際資本利用更為復雜的各種金融武器攻擊創造條件。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披露在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前夜，美國華爾街重要金融機構曾在華盛頓召開了會議，主要議題是利用金融戰爭遏制中國經濟崛起，美國政界策劃對華實施金融戰爭攻擊的幕后力量，就是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以及該委員會的掌舵人——凱洛琳•巴塞洛繆。這次會議提出由金融機構與對沖基金組建所謂的“金融快速反應部隊”，針對中國發動一場“沒有硝煙的金融戰爭”。美國金融界專家認為，一個國家金融市場逐步開放的5年到8年時間內，實施金融襲擊相對脆弱的金融體系的成功可能性最大，因而未來3年到5年內是爭取“延緩中國崛起”的機會。美國策劃對華金融戰的重點是通過施加壓力和政策誤導，迫使中國實行匯率自由浮動和開放資本賬戶政策，為美國金融投機熱錢進入中國創造有利條件，同時誘迫中國實行刺激泡沫經濟的宏觀貨幣政策，向西方資本開放銀行領域和商品期貨、金融期貨等市場，通過炒作股市、樓市暴漲暴跌攫取投機暴利，然后趁泡沫破裂之機控制中國的銀行和戰略行業。

美國華爾街敢于以半公開的形式策劃這次會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覺得雖然已有大量類似信息曝光，許多中外學者也曾著書揭露美國的隱蔽經濟金融戰爭，如日本著名銀行家竹內宏的《日本金融敗戰》，美國地緣政治家恩道爾的著作《石油戰爭》，美國前國際金融家約翰·帕金斯的《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美國中情局前雇員施瓦茨關于里根政府瓦解前蘇聯秘密戰略的著作，筆者十年前撰寫的《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宋鴻賓先生風靡中國的暢銷書《貨幣戰爭》等等，但是，這些著作關于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的披露和預警，并未引起中國輿論界和有關方面的充分警惕和重視，許多人將其視為“極左慣性思維”甚至貶低為“陰謀論”，即使美國次貸泡沫瀕臨破裂跡象日趨明顯之后，美國還能順利地施壓中國匯率改革和人民幣升值，成功誘惑中國購買了大量次貸衍生金融有毒資產，誤導有關方面承諾金融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推進金融自由化政策”，華爾街金融財團紛紛成為中國金融機構的戰略投資者，美國壟斷企業紛紛收購大中型國有企業，滲透中國戰略行業并獲得許多行業的市場控制權，因此，美國華爾街金融機構才不敢于顧忌引起中國的警覺，有恃無恐地以半公開會議形式策劃遏制中國崛起的金融戰爭。

當前美國以中國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為借口施壓人民幣升值，中國應動員經濟理論和輿論戰線的力量進行有效反擊，這樣徹底搞清全球經濟失衡和爆發危機的罪魁禍首，才能為中國贏得道義優勢和世界各國的廣泛支持，迫使美國顧忌世界輿論壓力停止威脅中國，不敢任意栽贓嫁禍中國并動輒威脅進行經濟制裁，甚至在更強硬的右翼政客擔任總統后制造戰爭借口。中國應提高對美出口跨國企業、環境保護和碳排放等方面的征稅措施，特別是擴大中美貿易順差并支持反華的美國跨國企業，這樣比較調整匯率能夠更有針對性減少中美貿易順差，不會吸引國際熱錢偽裝成出口順差和直接投資涌入中國，有利于保護環境并節省寶貴資源用于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有利于降低外貿、外資依存度并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國依靠美元霸權濫發貨幣占有各國財富，因此，美國同世界上九十多個國家存在著貿易逆差，其他國家貨幣即使升值大幅度提高了出口商品價格，也不會影響美國依靠成本近乎為零的美元彌補財政、貿易赤字。世界各國解決同美國貿易失衡問題的根本辦法，是開展國際合作建立不依賴美元的國際貿易結算體系，并最終在聯合國框架下建立新型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動搖美元霸權從而削弱美國經濟軍事霸權對世界穩定的威脅。

第三章、美國謀求世界霸權的嚴重威脅

該章揭示了中國正面臨著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的威脅。該章揭示了美國策劃“軟戰爭”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美國遭受越南戰爭失敗后被迫放棄“冷戰”遏制戰略并轉向隱蔽攻擊的“緩和”戰略。大量歷史事實證明了筆者分析判斷的正確性，包括美國總統、高官提供的“軟戰爭”宏觀證據，以及美國經濟殺手提供的“軟戰爭”微觀證據。美國政要坦言實施“緩和”戰略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將經濟文化交流變成捆住國際對手繩索，動搖馬列主義作為共產黨政府的指導思想地位，因此，充分認識美國策劃的“軟戰爭”的意識形態攻擊性，識破美國通過“緩和”戰略制造的種種馬列主義失效假象，對于更好地堅持并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幫助廣大干部群眾認識“六個為什么”有重要意義。

第四章、美英謀求霸權的全球隱蔽經濟戰

該章揭露了美國為挽救越戰失敗后霸權衰落趨勢，策劃并發動了全球規模的隱蔽經濟金融戰爭。據曾擁有跨國公司首席經濟師和經濟殺手雙重身份的約翰·珀金斯揭露，今天美國為謀求建立全球霸權，派遣經濟殺手到世界各地發動的隱蔽經濟金融戰爭，其規模空前巨大，令人恐怖。美國著名地緣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恩道爾，以基辛格重視的控制世界的石油、糧食和貨幣武器為主線，撰寫了《石油戰爭》、《金融海嘯》等一系列著作，以豐富翔實資料揭露了美國的全方位“軟戰爭”。

該章還指出美國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目的，是蓄意重演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災難，人為制造瓦解別國工業金融體系的經濟危機，打擊威脅其建立全球霸權的潛在國際對手。隨著深入進行研究筆者發現了越來越多的確鑿證據，表明新自由主義流行同美國全球霸權戰略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根據福特執政時期美國參議院調查所披露的事實，早在根本沒有石油危機滯脹和“凱恩斯失靈”的1971年，中情局就資助芝加哥培養的經濟學家協助密謀政變的智利軍方，擬定軍事政變成功后推行新自由主義模式的計劃。智利、阿根廷等國都是由中情局策劃軍事政變開路，通過被稱為“骯臟戰爭”的大規模暗殺清除社會抵抗，然后在軍事獨裁政權支持下推行新自由主義，充分表明新自由主義是美國的國際戰略工具。美國一直施壓中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正確認識其金融戰爭本質直接關系到國家安危和百姓利益。

第五章、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

該章論述了美國如何策劃針對前蘇聯的“軟戰爭”，動搖前蘇聯領導人信心拋棄社會主義制度，導致國家分裂和經濟長期衰退的歷史教訓，對于幫助廣大干部群眾更好認識“六個為什么”，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有重要意義。該章還論述了美國如何推薦新自由主義政策誤導俄羅斯改革，巧施隱蔽經濟金融戰爭暗器造成俄羅斯經濟衰敗，提醒中國人必須“防人之心不可無”。筆者專著出版后不久，俄羅斯改革風向終于發生了變化，普京意識到俄羅斯改革受到了美國誤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糾正葉利欽時代的錯誤，包括打擊趁私有化浪潮暴富的金融寡頭，在經濟金融命脈領域重新推行國有化等等。

2008年俄羅斯總統大選期間，普京在回顧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并闡明政治綱領時，再三表示與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時期的“改革”徹底劃清界線。他對葉利欽時期的經濟政策進行了嚴厲抨擊，指責當年的政治家打著改革的旗號出賣俄羅斯利益，不顧百姓的疾苦，厚顏無恥、瘋狂斂財。普京尖銳指出：“10年前，政治投機者控制了聯邦會議和政府的關鍵席位，高官們為了迎合寡頭而不惜損害俄羅斯的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把國家財產揮霍殆盡，腐敗是他們的進行政治和經濟競爭的手段，導致我們負債累累，經濟崩潰，人民生活水平成倍地下降。”

俄羅斯改革的悲劇值得中國人引以為鑒，因為，當年俄羅斯許多經濟學家和干部、官員，也是懷著滿腔熱情和美好愿望投身改革的，他們希望通過解放思想拋棄教條主義束縛，進行全面、系統的改革并建立規范化的市場經濟，但難以料到由于對西方推薦的規范改革方案缺乏警惕，結果卻造成了經濟衰敗和腐敗泛濫的惡果，給國家、民眾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災難，當年許多名聲顯赫的改革家如今聲譽掃地，甚至因給國家造成深重災難而成為歷史罪人。

美國《洛杉磯時報》2006年10月8日撰文指出，“俄羅斯從共產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引發的經濟地震，使成千上萬的人一夜之間陷入貧困．許多人為生計而依賴的價值觀念也隨之崩潰。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期間，俄羅斯的自殺率上升了近50％。俄羅斯的人口正在迅速流失。艾滋病蔓延、肺結核卷土重來、心血管病發病率扶搖直上、酗酒和濫用藥物現象無處不在、自殺率急劇上揚．．．．．．。自從蘇聯在1991年解體以來，俄羅斯每年都減少70萬人。”這意味著俄羅斯人口自改革以來減少了一千多萬人，尤其令人擔憂的是普京執政以來這種局面仍未根本扭轉。普京上臺執政以來，采取了一系列糾正葉利欽時代錯誤的政策，打擊通過私有化掠奪國有資產暴發的金融寡頭，將俄羅斯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逮捕并判處重刑，并將他擁有的私有石油企業收歸國有，通過推行能源行業的重新國有化顯著增強了國家財力，促使國民經濟走出十年衰退的低谷出現復蘇。盡管俄羅斯經濟在普京時代出現了明顯好轉，但是，俄羅斯經濟面臨的一系列深層次困難仍難以解決，特別是私有化導致的兩級分化格局不改變，廣大民眾從經濟增長中獲得的利益非常有限，貧富懸殊和人口不斷減少的危機仍然十分嚴重。前些時，普京坦率指出，“俄羅斯幅員遼闊，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如果不改變目前的人口減少局面，將不再有人保護這個國家”。由此可見，俄羅斯改革推行復辟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私有化，其惡果絕不僅僅過渡時期的所謂“短期陣痛”，而是長期威脅到整個民族生存的歷史性災難。

第六章、剖析美國的隱蔽經濟戰暗器

美國操縱國際貨幣基金向世界各國推薦的“華盛頓共識”政策，涉及到市場、價格、企業產權、財政、金融、外貿等諸多方面，十年前該章論述了美國推薦的這一整套所謂規范改革政策，實質上是美國謀求霸權的隱蔽經濟金融戰爭暗器，并且深入剖析了這些政策暗器發揮作用的原理機制，如何給拉美、東南亞、俄羅斯等國造成了慘重損失。十年來“華盛頓共識”在全球造成的危害有目共睹，遭到了各國經濟學家越來越嚴厲的抨擊，2008年美國金融風暴引發了全球經濟危機，“華盛頓共識”政策在全球變得更加聲譽掃地，甚至曾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西方政要如英國首相布朗，也公開承認“華盛頓共識”的時代已經終結了。

美國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深刻指出“‘華盛頓共識’政策有時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政策，它是建立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基礎上，是十九世紀的統治階層曾竭力推動的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種復興”。美國政府通過操縱國際貨幣基金推行“華盛頓共識”政策，美國中情局通過策劃軍事政變推行新自由主義模式，因為其本質都是美國謀求全球霸權的國際戰略工具。根據世界銀行２００６年的統計數據，從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５年，在“華盛頓共識”倡導的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風靡全球的時期，一百零五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０．８％，遠低于二戰后發展中國家推行國有化并加強金融監管的年代。斯蒂格利茨指出“國際經濟組織聲稱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是為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但是實踐表明這些政策未能帶來許諾的效果，經濟增長或是陷入停滯，或是少數富人才能享受增長的成果，眾多國家更加頻繁地爆發經濟危機，過去三十年爆發了一百多次嚴重危機。”

令人遺憾的是，某些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和官員不久前仍然固執認為，“華盛頓共識”政策“是為了幫助解決世界各國的問題的”，是“全面、系統的規范改革方案”，是中國推進“改革開放和國際接軌的長期目標”。近年來在中國引起頗多爭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管理層收購（MBO）、國有股減持、廉價出售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改革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金融改革領域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在美國施壓下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引進高風險的金融衍生產品等等，同眾多發展中國家以及經濟轉軌國家爆發金融危機之前，推行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存在著驚人相似，都來源于“華盛頓共識”的一攬子所謂規范改革方案。因此，如何正確認識“華盛頓共識” 政策的本質與利弊得失，對于中國推進改革開放并維護百姓利益仍有重要現實意義。

第七章、時代呼喚富國強兵的大舉措

美國政府高官稱無人能預見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其實是他們對這樣的預測有意采取置若罔聞的態度。十年前該章就指出美國面臨著發生嚴重金融危機的危險，可能導致貨幣金融體系崩潰并引發全球經濟嚴重衰退，還論述了中國應如何未雨綢繆維護金融安全并防范全球危機沖擊。從軟戰爭的視角考察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能夠幫助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預測爆發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危險并且防范其產生的強烈沖擊。

當前美歐政府、央行不斷出臺各種大規模的挽救經濟計劃，主權債務泡沫和美元債務泡沫膨脹達到了空前規模，但是，遠遠不足以挽救天文數字的有毒資產和金融衍生品泡沫，美歐經濟尚未根本擺脫衰退并處于不穩定的震蕩狀態，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可能導致全球危機第二次探底，即使債務泡沫膨脹一時刺激國內生產總值恢復增長，也不是實質上擺脫了經濟衰退并進入經濟復蘇，而是從“自然發作狀態”轉變成“人為壓抑狀態”，就仿佛將沸騰的水裝入密封容器一樣變得更加危險，最終無法壓抑利滾利形成的巨大債務泡沫更加猛烈地爆發，從這種意義上說，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僅僅是歐元區乃至全球經濟動蕩的小插曲。

由于美歐的脆弱經濟復蘇隨時可能再次面臨惡化形勢，像大蕭條時期那樣出現雙底或多底型經濟衰退，中國效仿西方的天量信貸和財政赤字挽救危機辦法，無法應對全球經濟長期動蕩和危機爆發越來越頻繁的挑戰，還會給國民經濟埋下財政失衡和通貨膨脹的隱患。十年前該章提出中國面對美國將會爆發嚴重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和長期動蕩的嚴峻挑戰，應該建立一種常備不懈的有效應對經濟危機體制，隨時啟動市場無法利用的閑置資源用于有益社會用途，阻斷經濟危機造成的乘數擴大連鎖反應，抵御周期性危機沖擊并維護百姓利益和經濟金融安全，防止大規模失業和民眾財富損失引發社會動蕩。該章還論述了如何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國民經濟均衡發展理論，通過摸底調查和試點確定力度適當的經濟刺激計劃規模，實施謹慎甄別實體經濟和泡沫經濟的區別性信貸政策，提出了像精確武器一樣抑制泡沫和刺激實體經濟的融資辦法，無需實行天量信貸和財政赤字政策也能有效克服危機，對于當前中國應對美歐主權債務危機不斷深化和蔓延，可能引發全球經濟長期動蕩的復雜局面有現實意義。

當前有些經濟學家認為天量信貸是“非常時期”采取的“非常手段”，但是，全球經濟動蕩不會隨銀行天量貸款而消失，特大經濟泡沫破裂將帶來全球經濟的長期動蕩，“非常手段”不能應對長期持續的“非常時期”，甚至可能刺激股市、樓市泡沫膨脹釀成更大金融危機隱患。十年前該章明確提出中國應對危機沖擊和刺激經濟，“絕不應用刺激房地產泡沫擴大需求，鼓勵少數富人購買多套住宅投機，這樣必然步東南亞、日本泡沫后塵，重蹈我國１９９２年房地產泡沫覆轍。歷史經驗充分證明，人為制造股票、房地產泡沫，雖能暫時刺激虛假社會需求，最終必然造成更大經濟衰退”。該章還提出了一系列嚴格區別實體經濟與泡沫經濟，既能避免力度不足又能防止經濟過熱的政策措施，對于當前中國采取正確方法抵御全球危機的沖擊，避免天量信貸可能誘發泡沫經濟和通貨膨脹的負面作用，防止宏觀調控陷入兩難境地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八章、世紀之交的沉思：回顧滄桑變遷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從飽受同西方列強侵略掠奪的屈辱經歷，深知西方宣揚的自由主義理論是不現實的天方夜譚，馬克思主義理論才更加準確地反映了現實世界。但是，自從20世紀70年代初尼克松訪華以來，中國人對西方國家的感受發生了變化。昔日敵視、傲慢、封鎖遏制中國的帝國主義，仿佛變得友善、不吝嗇并主動擴大經濟文化交流，慷慨地資助中國人訪問并學習西方國家的經驗，列寧論述的貪婪、腐朽的西方壟斷資本主義，變成了令人羨慕的“美歐發達市場經濟模式”，被某些著名經濟學家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標方向，中國人在長期斗爭中相信的馬列主義，不言而喻在某些人眼中已經過時、失效了，有些人不僅喪失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甚至還重新發掘歷史材料的蛛絲馬跡，為當年西方列強掠奪和日本侵華大屠殺翻案。

十年前，該章結合中國面對改革道路的現實抉擇，回顧了一系列重大的歷史問題，論述了人們歷經曲折產生的種種疑問困惑，指出如何看待歷史直接關系到國家未來，對于幫助廣大干部、群眾認識中央強調的“六個為什么”，捍衛中國革命和改革開放的成就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古人云“亡人國先亡人史”，美國實施擴大經濟文化交流的“緩和”戰略，也是具有強烈意識形態攻擊性的“攻心戰”，隱含戰略目的是誤導人們無法正確看待自身歷史，動搖人們對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心，前蘇聯領導人正是誤入了美國“攻心戰”的陷阱，無法正確看待歷史和選擇改革道路，才導致了制度解體、經濟衰敗和國家分裂。 2010年新年前夕，筆者有幸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列寧專題文集》出版座談會，聆聽中央領導同志發表堅持馬列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的講話倍感鼓舞。黨中央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而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不搞資本主義，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而不搞私有化，堅持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而不搞西方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堅持走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道路不動搖、不走回頭路。這意味著中國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正日趨成熟堅定，尤其在國際金融危機彰顯“中國模式”優勢后，美國宣揚的“普世價值”、“憲政改革”、“華盛頓共識”正喪失誘惑力。中國必須清醒認識到美國“軟戰爭”的意識形態攻擊性，才能成功抵御美國“攻心戰”并避免重蹈前蘇聯覆轍。

有些中國著名經濟學家非常羨慕所謂“美歐市場經濟模式”，就積極宣揚美國推薦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將其視為中國推行市場經濟改革的最終目標模式，殊不知自己應邀訪問西方看到的富裕景象，其實完全不能歸功于是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而應歸功于西方國家在社會主義的強大壓力下，被迫借鑒馬克思主義而非依據凱恩斯主義理論，進行的違反壟斷資本主義貪婪本性的社會改良。盡管二戰后西方國家在冷戰壓力下推行的一系列社會改良政策，包括國有化、金融管制化、政府干預和劫富濟貧的財稅政策，同“華盛頓共識”倡導的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取消政府干預和偏袒富人的財稅政策截然相反，遭到哈耶克等著名新自由主義學者的激烈抨擊，被貶低為浪費資源、效率低下甚至是“通向奴役之路”，但事實上，幸虧實行這些社會改良政策才挽救了資本主義瀕臨失敗的命運，改善了舊自由主義時期資本主義的野蠻、丑陋形象，出現了資本主義誕生數百年以來歷史上罕見的 “黃金時期”。十年前該章強調中國不可盲目羨慕美歐市場經濟模式，同是美歐市場經濟模式也有仿佛天堂和地獄般的巨大反差，必須嚴格區分社會改良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對于中國抵御美國在經濟誘惑下竭力推薦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第九章：迎接新世紀的經濟安全挑戰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之后，筆者同一位美國著名學者交流時，坦率地提出美國濫發美元挽救金融壟斷財團，不僅威脅到美國民眾財產還威脅到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美國迫切需要進行深入的民主改革，因為金錢操縱政治的局面正威脅到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這位美國著名學者對筆者的意見深表贊同，他說金融危機給美國民眾養老金造成了數萬億美元損失，由于石油壟斷財團操縱美國某些州選舉，許多環境保護法案遲遲得不到通過和實施，給當地民眾的生活和健康造成了嚴重危害。2010年美國高盛公司遭到美國證券委員會起訴，揭露出大量高盛公司在金融創新過程中的欺詐行為。盡管早有大量證據表明金融衍生品存在巨大危害，美國國會和政府卻難以抵擋華爾街數十億美元游說賄賂，在明知危害的情況下仍然通過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法案。美國金融壟斷財團還花費大量金錢資助經濟研究，炮制出了種種欺騙公眾的虛假經濟理論和計量模型，證明不受政府監管的自由金融市場效率最高。據中央電視臺制作的節目報道，高盛公司還將金錢操縱政治的游戲延伸到中國，能夠公然從事一系列違反中國有關法規的業務，致使中國眾多大型企業和私人富豪蒙受巨大損失。

十年前，該章指出西方民主仿佛是“點廚子不點菜”的民主，可供民眾選擇的 “廚子”是靠金錢“包裝炒作”出來的，盡管政客選舉時能吹得天花亂墜，一旦選舉結束后卻可以自行其是，并不承擔具體的社會責任義務，仿佛是老百姓僅僅“點了廚子”，“真正點菜”的卻是金融壟斷財團。當前美國受金錢操縱的民主制度的弱點暴露得淋漓盡致，這種美式民主的弱點絕非無傷大雅而是極為致命的，甚至已經威脅到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財產和生存。該章還指出，資本主義的歷史演化進程中，充滿了為了貪婪追求狹隘的私人利益，將整個社會乃至全世界作為試驗場的殘酷事實。西方學者聲稱資本主義進行分散的私人試驗，能夠遏制風險相對來說社會代價較小，但事實上，資本主義將試驗方向服從于狹隘的私利，充分釋放出私人競爭謀利的貪婪欲望，累加起來往往會造成巨大社會破壞。近年來，全世界都淪為了美國華爾街財團進行金融創新的試驗場，華爾街財團創造的次貸金融衍生產品短短數年就泛濫全世界，形成了具有摧毀全球經濟巨大能量的天文數字“有毒資產”，美國政府和議會在明知金融衍生品巨大危害的情況下，非但不立法加強監管反而廢除了以前尚不完善的監管法律，充分暴露了美式民主受金錢操縱并為壟斷財團服務的本質。

該章還指出，社會主義制度能夠擺脫階級對立和資本狹隘私利的束縛，創造出一種社會公眾“既能點廚子又能點菜”的實惠民主，確保社會公眾不僅能直接“點自己現在想吃的菜”，還能“嘗試各種新的做菜方式”，選拔“確實可靠的、能干的廚師”，“監督廚師”踏踏實實而不偷工減料，采用成熟方法高效率地為自己“做菜”，源源不斷地“吃到越來越多的美味好菜”，滿足廣大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和當家作主愿望。該章認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民主制度，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揚長避短”，探索出一種不僅能充分發表不同意見，而且還能對不同方案進行科學試驗，建立社會科學的“可控制實驗室”，通過實踐不斷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識，有效化解改革開放中潛伏的種種風險，避免主觀主義倉促推行不成熟的政策，產生不良社會后果影響領導人威信，幫助黨內外消除意見分歧和統一認識，促使社會主義能夠自覺調整生產關系并進行制度創新的廣闊前景，源源不斷轉化為造福全體社會民眾利益的美好現實。當前美式民主受金錢操縱弊端威脅到全球民眾利益的情況下，中國進行改革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積極探索，對于全人類擺脫危機困擾并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具有深遠意義。

該章還指出，中國實現改革開放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能夠更好探索復雜的社會經濟規律并試驗不同的政策方案，對于幫助人們識別美國的隱蔽經濟戰暗器和陷阱，避免改革開放的潛在風險并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該章指出，美國炮制的所謂規范經濟學理論體系，往往隱含著各種各樣的前提、假設，似乎僅僅是為了抽象演繹的需要，實際上卻經過了精心篩選設計，因為這樣才能證明事先安排的結論。當善良學者們沉溺于貌似科學的論證時，早已忘記了其前提假設根本是荒唐的，因而迷惑了不少經濟學家紛紛受騙上當。該章認為，改革決策關系到千百萬民眾的切身利益，而西方的所謂規范經濟理論布滿陷阱，因此，經濟學家不能滿足于書齋式學術研究。該章提出經濟學家應借鑒偵探破案的方法，不能滿足于建立各種抽象理論假說，陶醉于論述市場如何美妙的數學模型之中，而必須仔細核實理論的前提假設和推理過程，反復求證其能否準確反映客觀現實，因為，只有假設和推理都準確反映現實的，才能保證抓住真正兇手而不冤枉好人，才能找到促進廣大民眾利益的改革開放政策，而不是像俄羅斯“休克療法”那樣造成經濟災難。當前，美國鼓吹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華盛頓共識”政策，不僅已被俄羅斯東歐國家的經濟轉軌實踐證明是災難性的，而且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英國首相布朗也承認“華盛頓共識”的時代結束了，這充分說明人們切切不可盲目輕信西方經濟學理論，必須進行深入科學分析以去蕪存菁地借鑒其合理內容，謹防為美國的隱蔽經濟戰暗器和陷阱所傷害。

有些經濟工作者可能對筆者的觀點心存疑慮，擔心懷疑西方經濟學是否不利于搞市場經濟？是否會沖擊自己已掌握的市場經濟知識？偏離西方經濟學的結論是否無法到達最佳狀態？其實，這種擔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就像不知道商場上的陷阱詐術，很容易受騙而無法成為成熟的生意人，該章幫助人們認識西方經濟學的潛伏陷阱，能夠更好地掌握駕馭市場經濟的知識，西方經濟學關于自由市場經濟才能達到最佳狀態的結論，是以不存在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欺詐暴力等種種不現實假設為前提的，該章幫助人們認識到現實條件下自由市場無法達到最佳狀態，可以促使人們認真思考各種經濟理論的假設和推理是否反映客觀現實，如何通過改革決策科學化和局部可控試驗降低推行各種經濟理論和政策的風險代價，如何通過改革決策的民主化讓廣大民眾選擇符合自身利益的成熟可靠方案，這樣能更好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并識別隱含的各種陷阱，探索出一條充分發揮市場經濟潛力并真正達到最佳狀態的科學途徑。從這種意義上說，筆者專著的作用仿佛是“殺毒軟件”，幫助人們識別和殺滅 “計算機病毒”，其目的非但不是否定計算機，而是確保計算機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幫助人們識別美國推薦經濟理論和政策的隱含陷阱，其目的非但不是否定市場經濟，而是為了促使市場經濟更好地發揮積極作用。

第十章、私有制與公有制：孰優孰劣？

黨中央強調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搞私有化，有些人認為私有企業效率高并不理解中央方針的重要性。該章所論述內容對于幫助廣大干部、群眾認識“六個為什么”，增強對公有制企業的信心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該章回顧了私有制和公有制企業的誕生和發展歷程，論述了私有制企業的歷史積極作用和局限性，為何一個世紀以來未能完成實現中國工業化的歷史任務，為何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歷史責任落在了公有制企業的肩上。該章還著重論述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和意義，指出將現代企業制度簡單歸結為公司制是不正確的，評價什么企業形態屬于現代企業制度應依據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從這種意義上說，公有制企業正是成功完成了實現中國工業化歷史使命的現代企業制度。美國著名管理學家錢德勒對現代企業制度的論述，為世界各國研究企業管理的學者所普遍接受，他認為工業革命前的傳統私人企業，一般是缺乏管理分工的家族式企業，而工業革命后為適應大規模生產和銷售的需要，企業進行了制度創新和“職業經理人革命”，實行管理分工并且由職業經理人負責管理。二戰后西方社會迫于冷戰壓力進行廣泛社會改良，提出“現代企業”應承擔更加廣泛的“社會責任”，為企業的所有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服務，包括投資者、消費者、企業職工和關聯企業，還應考慮到環境保護和社會公益事業等等。中國公有制企業所具備的“現代企業制度特征”，無論是適應工業革命時代的社會生產力發展需要，還是在管理分工、職業經理人和社會責任等方面，都完全符合西方管理學權威關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定義，許多方面都遠遠超過了難以擺脫家族式管理的私有企業。

值得指出，二戰后西方強調企業“社會責任”的社會改良，是借鑒馬克思關于社會社會化的產權理論，借鑒社會主義優越性進行的有進步意義的制度創新。馬克思指出生產社會化要求企業為整個社會服務，而私人產權追求狹隘私利必然同職工和社會利益發生矛盾，導致脫離實體經濟的虛擬金融膨脹和欺詐投機泛濫，各種矛盾醞釀積累到一定程度必然爆發經濟金融危機。二戰后西方推行的許多社會改良政策，如強調企業承擔更廣泛的“社會責任”，實行嚴厲金融監管打擊投機，鼓勵工人維權斗爭并改善收入分配，遠遠超出了凱恩斯的貨幣財政政策范圍，更多借鑒了馬克思的產權、金融和危機理論，因而緩和了收入分配和經濟周期波動，改善了資本主義自由放任時代的野蠻形象，出現了資本主義數百年歷史上的罕見“黃金時期”。但是，20世紀80年多美國策劃隱蔽經濟金融戰爭，將新自由主義的科斯產權理論作為國際戰略武器，推行大規模私有化幫助壟斷資本控制各國經濟金融命脈。隨著新自由主義恢復自由放任時代的經濟政策，以效率為借口鼓吹“股東和私有產權利益至上”的科斯產權理論，自由放任時代的野蠻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病又重新回歸。

二戰前日本企業制造的產品質量很差，舊中國人們普遍將“東洋貨”視為劣質產品，當年財閥家族壟斷企業有很多辦法追求利潤，包括壓榨職工、壟斷市場和對外侵略擴張，但是，二戰后日本財閥家族被剝奪了大部分企業產權，企業開始重視職工利益并實行終身雇用制，強調消費者利益、質量管理和社會責任，出現了以“豐田質量管理”為標志的日本經濟奇跡。但是，20世紀80年代，美國誘迫日本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實行浮動匯率和金融自由化刺激泡沫經濟，企業重新不受約束追求最大利潤和股東利益，豐田公司也不擇手段削減成本并雇傭臨時工，拋棄了社會改良時期非常成功的一整套管理辦法，資本貪婪本性重新萌發并忽視職工、消費者利益，甚至在大量質量問題暴露后不去解決而刻意隱瞞，最終導致豐田優質汽車重新變成了劣質“東洋貨”，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陷入二十年長期停滯，當年社會改良跡造就了日本經濟奇跡和和“一億人總中流”社會，今天日本媒體則將新自由主義改革稱為“社會改惡”，指責其導致了“一億人總下流”和社會經濟沉淪。

日本豐田汽車事件、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充分說明中國不應盲目羨慕所謂“美歐市場經濟模式”，必須嚴格區分二戰后西方借鑒馬克思理論推行的“社會改良”，以及新自由主義復辟自由放任政策造成的“社會改惡”。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擴大同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人們訪問西方看到實際上是社會改良帶來的成果，而被傳授的卻是美國竭力推薦的新自由主義，正如中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老前輩陳岱蓀指出，以前中國有盲目批判西方經濟學的傾向，忽視了西方社會改良時期值得借鑒的經驗，而改革開放后又出現了盲目崇拜西方的傾向，特別是盲目崇拜主張復古倒退的新自由主義。

這方面中國應充分吸取俄羅斯改革的教訓。前蘇聯醞釀改革的早期階段，人們很羨慕瑞典的社會福利國家制度，曾將其視為理想的市場經濟模式，但后來受到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的誘導，為了推行所謂“最徹底的規范改革”，又轉向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方案。但是，經歷了十年改革的曲折歷程后，人們紛紛指責美國推薦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表面上是“最徹底的全面、系統改革方案”，實際上是搞“最原始、最野蠻的資本主義”，給俄羅斯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災難，導致了國有企業瓦解和經濟實力衰敗，大規模私有化過程中腐敗、掠奪泛濫，形成了操縱經濟的暴富權貴、寡頭階層，巨額掠奪資產通過各種非法途徑流失海外，廣大民眾生活困苦和社會嚴重兩級分化，惡性傳染病死灰復燃而人口出現持續下降。改革結果與期盼的反差巨大令人驚嘆，但這種結局并不意外而且盡在情理之中，眾所周知，新自由主義倡導者早已公開聲稱，他們反對社會改良時期的福利國家制度，主張恢復亞當·斯密時代的資本主義，試想依照這樣的返古復辟的理論搞改革，自然只能得到最原始、最野蠻的資本主義的結果。

第十一章、現代企業制度：不模仿西方的靜態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政府官員和學者紛紛訪問西方，考察了西方國家企業制度演化的現狀，詳細介紹了關于股份制、公司制的情況。許多學者主張國有企業改革應效仿西方企業制度模式。十年前，該章認為這種思路存在著局限性，側重于借鑒西方企業制度演化的靜態結果，忽略了其復雜的、漫長的動態演化過程。該章結合馬克思關于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論述，以及西方財務理論、代理理論的研究成果，從動態角度考察了企業的產權結構和法律形態的演化規律，以及企業的組織結構和經營管理的創新過程。

該章指出，人們在羨慕西方富裕生活的利益驅動之下，很容易盲目崇拜西方的政治、經濟、企業制度，而忽略了這些制度產生的歷史環境背景，誤以為只要模仿西方就無需經歷漫長的演化過程，直接獲得其物質生活富裕的靜態結果，就像伊索寓言中的魚兒忽略了鳥兒進化的漫長過程，誤以為只要勇敢離開大海就能自由翱翔，享受天空中和陸地上的豐富的食物一樣，結果自己成為了不懷好意的鳥兒的食物。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國有企業的“產權虛置”造成了“預算軟化”問題，給企業改革、市場體系培育以及宏觀調控造成了困難。十年前，該章結合馬克思產權理論和西方企業理論的新成果，指出“預算軟化”實質上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所必然產生的代理成本，即使在股權分散程度很小的私有合伙企業也存在同樣的問題，而且股份公司中的“預算軟化”現象比較私有合伙企業更為嚴重，如果從“產權虛置”角度根本解決預算軟化問題，那樣只有回到“兩權合一”的私人業主企業，但這意味著不是建立適應社會化生產的現代企業制度，而是倒退到實行私人家族式管理的原始企業制度。

近年來中國各地國企改革流行的管理層收購，導致許多大型國有企業和上市股份公司，逐步退化為私人家族式管理并排斥專業管理人才，某家大型醫藥企業改制后重要管理職位均為私人家族把持，不擇手段追求暴利而忽視科學質量管理，結果因劣質藥品造成了致人死亡的醫藥安全事故，以血的教訓證明了該章揭示的模仿西方制度風險，不是空洞、抽象的理論闡述而是活生生的現實。該章指出美國推薦的新自由主義產權理論，以不現實假設為前提并缺乏實際應用意義，因此，堅持并發展馬克思強調生產社會化的產權理論，能夠更好借鑒西方企業理論中比較貼近現實的研究成果。美國竭力推薦的科斯產權理論和大規模私有化政策，實質上是美國策劃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的政策武器，繼續依據新自由主義產權理論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還有可能出現類似俄羅斯金融寡頭控制經濟局面，甚至倒退到中國解放前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時代。

第十二章、企業改革的關鍵：責任制創新

2004年8月28日，筆者參加了引發 “郎旋風”的關于國有資產流失的研討會，會上有記者責問為何經濟學家對國企產權改革的公開掠奪和腐敗現象集體失語，左大培教授指出他早就對國企產權改革提出了類似郎咸平的批評，但令人遺憾的是未能引起媒體和有關方面的重視。十年前該章也曾明確指出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是責任制創新，這是中國改革成功和俄羅斯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國效仿俄羅斯轉向以國企產權改革為目標，可能滑向隱蔽私有化并重蹈俄羅斯失敗覆轍。那次會議上某位著名經濟學家反駁郎咸平為各地產權改革的辯護格外引人注意，他承認產權改革造成了痛苦代價和大量腐敗現象，但他稱“無論在哪個國家，國企改革都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不僅僅會引來國資賤賣的爭議，而且極有可能帶來社會動蕩”，英國、東德和俄羅斯的國有企業改革都是如此，為向市場經濟轉軌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這位經濟學家雖然表達了不惜代價堅持改革的強烈決心，但是，他沒有區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國企改革具有的完全不同性質，將不同國家的國企改革混為一談將會導致改革大方向的迷失，確實“極有可能帶來社會動蕩”和嚴重的政治惡果。

筆者在那次會議上發言指出，市場轉軌和國企改革的痛苦代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中國和匈牙利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改革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依據馬克思的產權理論，強調調動企業職工的勞動積極性而非產權利益，企業擴權促進了職工收入增長和消費品市場繁榮，旺盛購買力支撐了不依賴出口的經濟高速增長，根本沒有裁員、下崗、無法報銷醫藥費等痛苦代價，但是，有些學者將20世紀80年代國企改革貶低為“放權讓利”，主張依據科斯產權理論推行深層次的明晰產權改革，片面追求產權利益導致忽視職工利益和社會利益現象，開始出現職工下崗、內需不振和勞動收入比例下降，甚至出現嚴重危害生命安全的礦難、有毒奶粉等惡性事件。

20世紀60年代，匈牙利依據馬克思理論進行社會主義市場改革時期，市場調節和企業擴權提高了國有、集體經濟比重，迅速形成了商品琳瑯滿目、供應豐富的買方市場，職工收入、社會保障與商品供應水漲船高，肉禽、家電、住宅人均擁有、消費數量位居歐洲前茅，全國每年有一半以上人口享受出國旅游，享有社會保障的公民從人口的38%上升到97%，根本沒有出現裁員、失業、侵權和腐敗現象，甚至被西方記者譽為“東方巴黎”和“消費者天堂”。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匈牙利農村改革是從個體經濟轉變為集體經濟，新型合作社擁有規模優勢并面向市場自主經營，能應用先進農業技術并進行食品深度加工，農業生產迅速增長且效率高于大多數西歐國家，產品質量優良、大量出口且從未發生危害公眾安全事件，能向農民、消費者保證采購、銷售的質量和價格低廉，明顯越于缺乏企業自主權的集中計劃時期，優越于匈牙利事件后被迫分田到戶的時期，更是優越于大規模私有化導致農業生產崩潰的時期。

值得指出，匈牙利經濟學家科奈爾也曾提出“預算軟化”、“放權讓利”之類指責，批評匈牙利的社會主義市場改革沒有解決深層次產權問題，但是，后來事實表明他倡導產權改革目的就是復辟資本主義。匈牙利制度劇變后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時期，市場轉軌和國企私有化帶來了巨大的痛苦代價，表明科斯產權理論同馬克思產權理論相比，嚴重損害了廣大勞動者利益并降低了經濟效率。根據奧地利費塞爾公司進行的劇變后民意測驗，匈牙利74%的接受測驗者認為劇變前的經濟制度要比現在的好，73%的人認為生活水平比過去低。2009年英國廣播公司(BBC)在柏林墻倒塌20周年之際進行了一項調查，表明匈牙利多數人仍然表示贊成社會主義。中國和匈牙利推行社會主義市場改革的成功實踐說明，公有制企業完全能夠同市場經濟結合、兼容，依據馬克思的產權理論充分調動勞動者積極性，就能促進勞動者收入和社會購買力的迅速增長，就能避免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和大規模失業，就能比西方資本主義更加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潛力，就完全能消除所謂不可避免的市場轉軌代價、陣痛。

第十三章、企業產權改革：長期性與漸進性

2008年美國金融風暴引發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以來，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正在成為世界輿論的熱點。新加坡著名學者鄭永年撰文指出，“西方國家在拯救經濟危機過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桿，而缺少經濟杠桿。因為存在著龐大的國有經濟體，中國政府具有金融和經濟兩種杠桿來實施其危機拯救計劃。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一些同中國經濟體緊密相關的經濟體都開始出現增長的勢頭”。的確，西方爆發嚴重金融危機之后回顧改革，中國應該為堅持走自己的改革道路和擁有強大的國有經濟感到慶幸，因為，全世界都已意識到這恰恰是中國成功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的優勢。

十年前，該章指出中國改革已走到關鍵的十字路口，主張國有企業推行更為激進產權改革，直接效仿西方、俄羅斯的呼聲高漲，但是，人們應該認真反思一下俄羅斯的產權改革，仔細考察各種產權改革措施的豐富實踐。倘若人們沉不住氣“病急亂投醫”，只顧不斷深化改革而不問方向，結果很可能是不激進的產權改革不奏效，而越激進的產權改革卻越糟糕，結果不是跨入規范市場經濟的“天堂”，而是重蹈俄羅斯激進私有化失敗的覆轍。幾年后各地果然興起管理層收購和賤賣國有企業浪潮，幸虧“郎旋風”激起全國對掠奪國有資產腐敗現象的強烈反對，政府采取措施制止大中型國有企業的管理層收購，中央明確提出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而不搞私有化，才避免了中國重蹈俄羅斯私有化失敗覆轍的悲劇。

十年前該章指出中國堅持以公有產權為主的股份公司，雖然似乎違反了西方規范企業模式，但實際上不是壞事而是一件好事，如果中國依據馬克思的股份制和產權理論，將公有產權與股份公司兩種優勢結合起來，發揮公有產權服從大局、配合政府宏觀調控的優勢，發揮股份公司廣泛籌集資金、經營靈活的優勢，那么以公有產權為主體的股份公司，完全能成為優越于西方私有股份公司的嶄新企業，相反西方私有股份公司將會面臨很大的問題。當前全球危機中西方私有股份公司的弊病得到充分暴露，美歐爆發嚴重金融危機后將許多大銀行、大企業收歸國有，是因為其公司治理結構已無力改善其混亂腐敗狀況。

當前西方股份公司治理結構正面臨著巨大危機，特別是在金融衍生品創新的巨大誘惑力之下，股份公司的治理結構難以遏制來自內部的腐敗，現在金融衍生品一次交易規模動輒就成百上千億美元，即使高層經理在股份公司里擁有比較大比重的股權，其一年收益也遠遠小于一次金融衍生品作弊收益。許多少公司衍生品交易損失都涉及串謀欺詐。政府不擁有企業產權無法深入到股份公司內部，無法掌握會計審計、重大交易的詳細信息。政府無論怎樣監管也深入不到公司內部，僅僅從外部監管不僅成本很高而且難以奏效。政府高官、美聯儲本身也是壟斷財團利益的代理人，即使在風險充分曝光后仍繼續縱容金融衍生品投機。西方的代議制民主政體架構，現代企業制度的公司治理架構，現在都無法抵御金融衍生品創新的腐蝕。華爾街花了50億美元游說、賄絡美國國會，最后紙里包不住火，美國主流媒體都發表了文章稱“華府和華爾街勾結起來把美國給賣了”。

美國在危機爆發后采取的國有化和政府干預做法，同其強迫發展中國家推行的私有化和取消政府干預截然相反，這種雙重標準表露了其鼓吹“華盛頓共識”的虛偽。西班牙駐華使館前商務參贊恩里克·凡胡爾撰文指出，“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可能結果之一是‘中國模式’的浮現。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北京共識’可能會最終替代聲名狼藉的‘華盛頓共識’”。當海外學者高度重視和贊揚中國模式和國有經濟的重要性之時，中國更不應忽視該章所論述的依據馬克思產權理論推進本國改革的成功經驗，轉而依據科斯產權理論效仿俄羅斯的大規模私有化失敗改革。

美國推行作為“華盛頓共識”核心的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總是密切圍繞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命脈和戰略產業，首先通過私有化政策拆除國有企業形成的阻礙，再通過投資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資本市場自由化，為跨國公司控制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命脈打開大門。對于遇到民族主義抵制較小的國家和產業領域，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直接要求實行跨國公司直接收購兼并，對于遇到民族主義抵制較大的國家和產業領域，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會往往以產權多元化為借口，策略地先提出通過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這種看似中性的產權改革，讓跨國公司間接地參股涉及經濟金融命脈領域的國有企業，然后再通過各種途徑包括政府雙邊高層戰略會談施加壓力，以最終實現完全控制發展中國家的核心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目標。美國竭力推行作為“華盛頓共識”核心的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發動控制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經濟金融命脈的隱蔽經濟金融戰爭，是否也會誤導中國的國有企業、國有銀行改革，值得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并保持警惕。

中國應該遵循馬克思的產權理論而不是科斯產權理論，強調企業社會責任才能符合生產社會化的客觀經濟規律。考慮到私營企業和跨國公司具有不則手段謀利的貪婪本性，中國應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并嚴格執行國家憲法規定，重新確立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特別是涉及國民經濟命脈的金融行業和戰略性產業，以及涉及社會公益和人民生命、食品安全的行業，對于增強中國抵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能力，有效防止類似有毒奶粉的惡性事件發生有重要意義。許多行業在著導致市場失靈的正負外部經濟效應，如房地產市場存在著誘發泡沫經濟和經濟危機的宏觀負外部效應，企業的成本收益與社會成本收益之間存在較大差異，政府和公共企業介入矯正市場失靈才能達到最佳狀態。

中國應該探索建立一種新型的公有制企業，既能充分發揮公有制的生產社會化屬性，又能靈活經營并避免過于集權的弊端，公司治理應該體現廣泛社會代表性和經濟民主，股權結構融國有、集體合作和個人投資于一身，職工、消費者代表都能直接參與監督管理。德國的萊茵模式強調職工參與監督和經營，二戰后社會改良實踐中取得了不小成績，德國私營股份公司如此重視職工參與，中國公有股份公司改革更應以此為方向。倘若在三鹿奶粉造假的事件中，廣大職工和消費者作為全民股的代表人，直接參與監督企業質量管理和生產經營決策，或許就能避免導致許多嬰兒死亡的悲劇，股份公司也能避免蒙受巨大損失并陷入破產。中國應珍惜公有制企業提供的無與倫比的歷史機遇，即人類文明進行制度創新的歷史過程中，能夠擺脫私有產權追求狹隘私利的束縛，消除各個社會階層利益之間的根本對立，創造出一個既能有效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又能充分發揮個人的主動性和首創精神，達到個人與社會利益高度和諧一致的理想制度。

第十四章、再析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難點問題

中國在推進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經濟學界提出了一系列國有企業配套改革思路，諸如實現企業產權結構多元化，減輕企業的債務、辦社會負擔等等。十年前該章指出這些配套改革思路雖然有合理性，但也一定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義產權理論影響，關鍵是主張企業目標是追求產權利益或股東利益，涉及職工及家屬生活、福利保障等責任應推向社會或市場，倘若中國不是借鑒西方社會改良時期經驗，轉而效仿西方新自由主義時期的經濟政策，就很可能加劇生產過剩和職工下崗、失業矛盾，不利于調整經濟結構并擴大國內市場需求，不利于抵御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并彌補出口需求萎縮。

當前人們正重新反思那種推向社會或市場的改革做法，抱怨醫療、住房、教育成為了新的“三座大山”，成為了民眾的沉重包袱并限制了生活水平改善，社會群體事件不斷上升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個體積怨得不到關懷不斷引發惡性死亡事件，襲擊幼兒園、小學事件和富士康“十連跳”震驚了社會，因此，重溫該章有利于從理論和政策上反思社會不穩定根源，有利于思考當前中國如何提高廣大民眾的購買力，更好應對全球經濟危機沖擊導致出口下降的困難，更好擴大國內市場、調整結構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貫徹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精神并建立和諧社會。

關于國有企業的辦社會負擔和社會保障改革，該章指出，西方國家在古典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盛行私有企業不受限制追求利潤的作法，曾經嚴重侵犯工人利益并造成社會沖突，二戰后西方國家普遍進行了社會改良運動，提倡私有企業也應更多照顧工人的利益，承擔保護環境和服務公眾等社會責任。由此可見，現代企業制度的標志不是單純追求利潤，而是更好地兼顧職工、企業和社會的利益，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企業來說更應如此。但是，新自由主義盛行的時期，西方壟斷資本主張恢復“股東利益至上”原則，西方壟斷大眾媒體的廣泛宣傳，對我國經濟學界也產生了誤導作用，許多人將國有企業面臨的經營困難，歸罪于其承擔的各種社會義務，包括提供各種職工福利和社會保障。

事實上，１９２９年美國泡沫經濟破滅后爆發大蕭條時，私有企業提供的非工資社會福利所占比重，僅僅為20世紀70年代流行標準的十幾分之一，但是，私有企業單純追求最大利潤和產權利益，忽視職工利益導致了社會購買力低下，大大加深了生產過剩危機的嚴重程度，導致了大批企業破產和嚴重社會失業。二戰后西方社會改良時期，企業提供的非工資社會福利比重大幅度上升，社會收入分配改善緩解了社會矛盾和經濟周期。據統計，１９２９年，美國企業職工非工資性福利費為七千萬美元，占全部收入的比重為１．３％；至１９８２年，非工資性福利費上升到了２９５８億美元，占全部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到了１５．９％。

馬克思曾用“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來描述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二戰后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社會改良的時期，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社會相對收入差距也獲得了一定改善，有些人認為馬克思的貧困化理論已經過時了，但是，隨著新自由主義恢復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西方不僅出現了相對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而且普通職工的絕對收入水平也呈現下降趨勢。美國經濟學家盧特沃克曾是反對前蘇聯的冷戰鼓吹者，今天他認為新自由主義改革純系一場“令人不快的惡作劇”，使得一百年前馬克思經濟理論的著名論斷，“資本家越來越富，工人階級卻越來越窮”，雖然在二戰后冷戰時期似乎已經失效，今天竟然又重新變成了現實。

當年豐田公司關心職工并提供細致入微的服務，雖然增加成本卻促使職工敬業并關心企業長期發展，職工也細致入微關心企業并不斷改進產品質量，創造豐田汽車奇跡并為企業贏得了更多的長期利潤。但是，日本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改惡”時期，科斯產權理論崇尚“股東利益至上”恢復了資本貪婪，重新將關心職工生活的各種措施視為企業包袱，豐田公司大量雇傭臨時工以減少社會福利負擔，職工后顧之憂增加并無法細致入微關心企業發展，削減成本、增加利潤卻埋下了長期質量安全隱患，最終導致豐田汽車聲譽掃地并付出了沉重代價。近二十年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改惡”導致日本經濟社會沉淪，自殺人數比較二戰后的困難時期呈現大幅度上升，頻繁發生故意殺人報復社會的惡性事件令人深思。

關于如何解決國有企業的沉重債務負擔問題，該章指出問題根源不是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從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始終存在著眾多體制和微觀問題，但以前這些因素對國有企業債務并未產生很大影響。事實上，國有企業的高負債和國有銀行的不良債權，同貨幣政策大松大緊以及宏觀經濟波動有密切關系，如1989年為控制通貨膨脹實行緊縮政策，企業間債務拖欠從１９８８年僅有３２０億元，猛增三倍達到１９９０年的1000億元，1992—93年信貸猛增刺激了經濟過熱和泡沫經濟，1994年全面緊縮導致企業間債務拖欠猛增到近一萬億元，國有銀行也隨著首次出現改革以來的嚴重不良債權問題。有些人認為國企債務負擔的根源是產權不明晰，主張加快產權改革并推行大規模私有化，但是，2008年美歐爆發金融和經濟危機之后，私有股份公司和私有銀行也面臨著嚴重債務危機，甚至比較中國企業的債務問題有過之而無不及，充分說明宏觀經濟波動和貨幣政策才是問題的關鍵。

當前美歐經濟呈現出的微弱活力和復蘇跡象，幾乎全部來自政府和央行挽救金融部門的巨額注資，為了刺激一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美歐政府和央行對金融部門至少注入十倍金額以上資金，當美歐經濟嚴重依賴輸血措施時其實談不上真正復蘇。美國為挽救一個百分點的經濟衰退，付出的救市代價相當于大蕭條時期的54倍，美歐經濟蓄積的經濟危機能量遠遠超過大蕭條時期，正處于一個隨時可能噴發的巨大債務泡沫火山口之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只是拉開了全球債務危機的序幕，其背后隱藏著金融衍生品賭博形成的巨額銀行有毒資產。2009年7月20日，美國財政部“不良資產援助計劃”特別督察長巴洛夫斯基表示，目前聯邦政府各項援助計劃僅僅挽救銀行行動的開始，未來救助銀行的總金額可能高達23.7萬億美元，遠遠超過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4萬億美元規模，這表明他間接承認已經暴露的問題不過是“冰山一角”。美國過去十多年來一直采用注資救市辦法，但是，美歐采取凱恩斯主義的財政赤字和天量信貸刺激經濟，本質上是利用新債務泡沫延緩舊債務泡沫破裂后的危機，最終無法阻止債務泡沫利滾利釀成更大規模的危機。

十年前，該章提出的處理債務危機和刺激經濟融資辦法，對中國今天抵御全球經濟危機沖擊，避免出現類似美歐的銀行、企業和主權債務危機仍有重要意義。該章指出，中國應警惕美國操縱國際組織向各國推薦的經濟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為維護金融投機資本的利益，不惜動用大量納稅人的金錢向私有銀行注資，以挽救金融投機泡沫破滅形成的巨額不良債權，一方面卻對實質經濟領域的生產企業毫不關心，任憑其在嚴重的市場蕭條中自生自滅，甚至采取嚴厲的緊縮政策加速其陷入破產，上述單純挽救銀行體系的辦法是‘飲鳩止渴’”。美歐政府和央行不惜巨額財政赤字借貸和發放天量信貸，目的是在籠統的宏觀寬松政策掩蓋下挽救虛擬金融部門，為金融壟斷資本謀取暴利刺激更大的泡沫經濟，并且打著穩定經濟的幌子向民眾轉嫁危機代價損失。中國一度采取籠統的天量信貸政策刺激經濟，結果導致了股市、樓市泡沫經濟的過度膨脹，轉而采取區別性信貸政策才抑制了房價過快上漲，充分說明切切不可效仿美歐偏袒金融投機資本的刺激經濟政策。該章指出中國應采取同美國推薦政策相反的做法，不采用凱恩斯主義或貨幣主義的籠統寬松或緊縮貨幣財政政策，而是采取謹慎甄別的宏觀貨幣財政政策，嚴格區分實體經濟和泡沫經濟形成的債務負擔，實行差別性的信貸、注資、融資和債務處理政策，積極扶植實體經濟部門的企業減輕負擔、恢復運轉，嚴格限制股市、樓市泡沫和金融投機活動，防止泡沫投機暴利誤導信貸投向導致銀行危機。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說明籠統的凱恩斯主義刺激經濟政策，長期實行之后代價越來越大而效果越來越差。為了應對美歐刺激經濟政策難以為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不斷蔓延的復雜局面，該章所論述的刺激經濟融資辦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該章主張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民經濟均衡發展理論，繼承陳云同志運用“四平”理論治理經濟的經驗，探索一條在保持財政平衡和信貸平衡的基礎上，根據經濟危機沖擊造成的市場閑置資源數量，不實行可能刺激泡沫經濟和通貨膨脹的籠統寬松貨幣政策，而是發放有充分人力、物力資源保證的生產性信貸，在政府計劃調節指導下專門用于啟動閑置資源，解決社會就業困難實現充分就業和人力資源平衡，解決企業經營困難提高納稅能力實現財政平衡，改善企業償貸能力實現信貸平衡消除金融風險隱患，充分啟動內需轉變增長方式實現外貿、外匯平衡。

美國積極誤導世界各國央行發放天量信貸刺激經濟，其戰略目的是準備利用民眾對惡性通貨膨脹的恐懼，嫁禍各國央行并徹底剝奪各國的貨幣發行主權，推行由少數金融寡頭控制的超主權世界貨幣，為濫發貨幣導致美元衰敗后繼續控制世界金融作鋪墊。中國不應效仿美國的天量信貸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因為籠統的寬松貨幣政策的副作用很大，難以有效甄別實體經濟與樓市、股市的投機泡沫，倘若美歐泡沫經濟破裂再次引發全球經濟危機之時，中國繼續延續這種天量信貸政策刺激經濟，就很可能同外部沖擊發生共振引發惡性通貨膨脹，為美國制造輿論嫁禍各國央行和主權貨幣提供借口。中國應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宣揚的所謂經濟復蘇的泡沫性質，利用危機緩解的短暫平靜時期抓緊調整經濟結構，建立起常備不懈抵御西方危機沖擊的經濟機制，切不可盲目輕信美國經濟復蘇并收購美元資產，不可效仿美國誘發了次貸危機的濫發信貸失敗貨幣政策，不可長期實行西方誘發了主權債務危機的財政赤字政策，必須做好充分準備迎接更加猛烈的金融風暴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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