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柔并濟應對美國的全球霸權戰略

摘自楊斌著作《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

該文系筆者2003-04年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一項國家經濟安全重大課題時撰寫的研究報告。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2001年美國國防部報告稱美國的戰略重點將從歐洲轉向亞洲，公開宣稱將中國作為頭號“戰略對手”，此后不久美國間諜飛機又在中國南海撞毀中國軍機，激起了中國民眾的強烈憤慨和愛國主義情緒。但是，筆者發現某些國內官員、企業家和學者，卻表現了同中國廣大民眾截然不同的態度，指責中國外交部門態度強硬導致中美關系惡化，甚至指責中國軍機維護主權行為引發中美沖突。筆者發現他們的子女往往在美國定居、經商，非常擔心中美關系惡化影響在國外的子女，主張中國屈從美國霸權和反華輿論壓力，殊不知美國右翼大肆鼓吹“中國威脅論”，通過編造類似李文和竊取核機密事件的手法，蓄意制造反華輿論并非為了冤枉某個人，而是為了通過全球霸權尋租獲得長期經濟利益，倘若中國遇到壓力就屈從美國霸權，恰恰會讓美國右翼勢力感到得逞嘗到甜頭，反而會變本加厲地更積極推動反華。

李光耀先生曾回憶到旅美華人曾長期遭受種族歧視，但是，中國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打敗了美國軍隊，美國人才放棄了以前的蔑視態度開始尊重中國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高鴻業也曾回憶到，他留學美國時長期遭受美國人的輕蔑對待，他感到中國抗美援朝之后才受到了美國人應有的尊重。中國人應清醒地認識到，西方人對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輕蔑態度，恰恰來自舊中國對西方霸道的軟弱無能，妥協退讓并未贏得西方列強的歡心和滿足，反而激起了帝國主義的更大貪欲和侵略掠奪。有些中國人正積極為李鴻章討好、安撫西方列強的政策辯護，但是，歷史事實證明日本為掠奪財富而不斷發動侵華戰爭，同李鴻章“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政策激發的貪欲有密切關系。中國對列強的巨額賠款耗盡了清朝政府的財政收入，被迫向外國高息借貸并抵押海關征稅權償還，向民間橫征暴斂誘發了社會劇烈動蕩，清朝不少地方政府缺少財力賑濟受災的民眾，許多地方出現了慘絕人寰的“易子而食”悲劇，即民眾為了避免餓死彼此交換親生孩子以供食用。高鴻業先生歷經滄桑深知中國人尊嚴的來之不易，因而不會像某些著名經濟學家沒有親身品嘗國恥之痛，很容易被西方慷慨資助中外文化交流所迷惑，盲目崇拜西方并主張中國改革效仿美歐市場經濟模式，殊不知復辟資本主義將再次導致中國陷入軟弱可欺境地。

該研究報告指出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經常“忽軟忽硬”變化，表面反復無常變化背后隱藏著“軟硬兼施”的攻心戰謀略，能夠產生強烈心理震撼引起國際對手內部發生分歧、矛盾，正像鋼鐵雖然堅硬不懼怕外部的硬撞擊，卻難以耐受反復彎折因缺乏韌性發生斷裂，主張中國“剛柔并濟”應對美國“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無論對美國“軟誘惑”和“硬恫嚇”，中國都應處變不驚、頭腦清醒、沉著應對。據2010年美國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民眾不支持奧巴馬連任總統，下一屆總統很可能采取強硬對外政策，甚至有意表演“非理性的瘋狂”來促進美國利益，中國對美國對外政策由軟變硬應有充分準備。

一、 中美關系為何出現一波三折的反復

近年來，美國對華政策經歷了戲劇性變化，令許多中國人感到不安和困惑，為何美國對華忽而友善又忽而敵對？反復無常的變化背后究竟是什么緣由？中國是否也像前蘇聯一樣，面臨美國策劃“軟戰爭”秘密戰略的威脅？對于中國維護政治、經濟與軍事安全來說，抵御“軟戰爭”的威脅具有很大現實意義，因為，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而布什政府的21世紀新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提出，絕不允許任何國家再崛起挑戰美國優勢，將采取先發制人的手段來遏制國際對手。由于中國是擁有“兩彈一星”的大國，直接的軍事沖突可能付出重大代價，因此，美國很可能采取“軟戰爭”來對付中國。特別是布什再次當選總統之后，代表溫和派的國務卿鮑威爾宣布辭職，顯示出美國右翼鷹派勢力上升并全面掌權，新國務卿賴斯作為俄羅斯問題的專家，曾參與策劃瓦解前蘇聯的秘密戰略，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因竭力鼓動伊拉克戰爭聲譽不佳，如今竟被布什任命擔任了世界銀行行長的職務，這預示著在伊拉克戰爭后的復雜國際形勢下，布什政府不會放棄謀求全球霸權的目標，而是更可能在經濟、金融、外交諸多領域，以軟硬兼施手腕發動“軟戰爭”攻勢，以應對硬的軍事冒險后美國面臨的困難局面。美國在中亞地區頻繁策動的“顏色革命”，國務卿賴斯訪俄期間公開鼓動推翻白俄羅斯親俄政府，也表明美國正.更多采用軟謀略配合硬的霸權攻勢。里根政府策劃的瓦解前蘇聯秘密戰略顯示出，新型“軟戰爭” 的形式靈活多變，攻擊點可選擇國際對手的任何部位，但都是圍繞其薄弱環節和制度要害，往往采用外交、經濟、金融等軟政策武器，配合軍事包圍、遏制等傳統硬恫嚇手段，因而有可能產生致命性的破壞作用，值得我們從國際政治和經濟的綜合視角，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并且防患未然，以更好維護國家戰略利益和經濟金融安全。

回顧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美關系進入相對平穩發展的時期，當時江澤民同志應邀訪問了美國，同前總統克林頓會談并達成了共識，要建立面向新世紀的中美戰略伙伴關系。但是，人們不曾想到形勢很快就發生了驟變，1999年4月，美國發動了武力干涉南斯拉夫的戰爭，此時正值朱镕基同志應邀訪美的前夕，中國考慮到維護中美戰略關系的大局，按原定計劃執行國事訪問表示了友好姿態，并未像俄羅斯前總理普里馬科夫那樣，取消訪美計劃將飛機中途掉頭返回。但是，恰恰在朱镕基同志訪美歸國不久，就發生了美國從本土派遣戰略轟炸機，悍然轟炸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這一事件究竟是偶然誤炸還是蓄謀？是否預示著中美關系將遭遇更多麻煩？后來事態的發展證實了人們的擔憂。2001年小布什上臺執政后，明確拋棄了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公開稱中國不是“戰略伙伴”而是“戰略對手”。 2001年3月24日，外電廣泛報道了美國國防部剛提出的一份報告，稱美國的戰略重點將從歐洲轉向亞洲，將中國作為頭號“戰略對手”。此后不久的4月1日，發生了美國間諜飛機在我國沿海地區活動，在中國南海上空公然撞毀我軍機的事件，仿佛證實了美國對華戰略轉變的真實性。

1999年美國轟炸我駐南大使館后，有些善良中國人雖然明知不是“誤炸”，但希望這只是一個偶然挑釁事件。但是，現在將此后一系列事件串聯起來，可清楚看出轟炸我大使館絕非事出偶然，預示著美國對華戰略面臨著重大調整，乃是美國發動全球霸權新攻勢的前奏。筆者的專著《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曾詳細剖析的美國的戰略思維邏輯，并非是市場促進和諧發展的“理想主義”，而是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作為實力籌碼謀求霸權的“現實主義”，當軍事手段代價大時就側重玩軟手腕，而對手實力削弱后重新運用硬恫嚇。2002年，布什政府高官公開承認其戰略調整，正是根據所謂的“新現實主義”。據外電報道早在布什就任總統之前，高層右翼智囊就向他提出戰略轉變建議，根本放棄冷戰時期的力量均衡思考模式，因為，新的現實是前蘇聯衰敗后世界已經失衡，美國已經成為失去制衡的超強力量，應該運用超強力量盡情追求最大利益，還提出要“展開各種進攻性的軍事部屬”，明確提出以此確定美國的“霸主地位”，并通過全球霸權尋租謀求更大的超額壟斷利潤。

有些中國人擔心懷疑美國就是“冷戰思維”，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新現實主義思維”甚至比“冷戰思維”更惡劣，因為當時美國為對抗前蘇聯力量的制衡，還要考慮到利用盟國和中國搞戰略平衡，而“新現實主義”則意味著搞單邊霸權主義，企圖隨心所欲利用超強的軍事力量，打破以前國際利益格局追求更多利益。據海外報刊報道，美英政府高官正公開鼓吹新帝國主義論，提出了建立“新羅馬帝國”的宏偉藍圖，還利用學者制造“霸權永續”的“新帝國共識”，以求永遠無限制地擴大實力失衡格局，打擊遏制對手追求無限制的霸主利益。美國宣稱將奉行的“新現實主義”，乃是中國無法回避的“新現實”，這是由國際實力格局的失衡決定的，而不是由“中國惹不惹美國”來決定的。

美國間諜飛機撞毀我軍機的事件，激起了廣大中國人民的強烈義憤，但是，有些經濟界人士卻主張中國順從美國霸權，擔憂中美關系惡化影響到經濟利益，他們認為不斷擴大開放和加強經貿聯系，單純經濟利益就能遏制美國霸權和臺獨分裂勢力，但其實不然，某些擁有巨額對華投資和貿易額的跨國公司，其軍工生產部門也積極資助反華智囊團，推動美國政府將主要戰略目標轉向中國，以既親華又反華的兩面姿態謀求最大利潤。顯然，缺乏國際戰略眼光的單純經濟觀點，不利于維護國家戰略利益和長遠經濟利益，甚至可能為美國軟戰爭攻勢下的薄弱環節。里根政府策劃針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時期，前蘇聯的經濟精英特別是某些涉外經濟人士，迷戀尼克松“緩和”政策培育的經濟依賴性，曾經積極支持戈爾巴喬夫倡導的“新思維”，加速了前蘇聯的政權崩潰和國家解體。

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中國為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向美國提供了許多合作與幫助，這種做法是必要的、正確的，因為，恐怖主義違反基本文明準則，不是反對霸權主義的正確途徑，還會為推行霸權主義提供借口。美國出于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需要，的確做了改善中美關系的一些努力，中美關系進入了近年來最好的時期，這種情形有利于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但是，中國人也應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對外政策的理論基礎是現實主義，其政府高官曾反復宣稱其外交信條，乃是“只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恒的朋友或敵人”。正當西歐盟國和俄羅斯等許多國家，主動配合美國反對國際恐怖主義，贏得了阿富汗戰爭的勝利之后，美國的單邊霸權主義欲望再次抬頭，2002年推出了一系列戰略舉措，包括公然違反國際法的21世紀新國家安全戰略，威脅對主權國家進行“先發制人打擊”，美、英兩國高官公開鼓吹的“新帝國主義論”，聲稱可對中國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運用包括欺騙在內的“叢林競爭規則”，還不顧世界各國包括西歐盟國的強烈反對，發動侵伊戰爭威脅到法、德、俄羅斯利益。這種嚴峻國際形勢的大背景下，中國不能對中美關系的改善過于樂觀，必須深入研究美國全球戰略和對外政策的演變，做好應對各種復雜局面的充分準備。2005年5月據外電報道，美國右翼保守派認為反恐戰爭牽扯了布什政府太多精力，主張將關注點重新轉向制定對華戰略的呼聲強烈，美國國防部官員也認為“從長期看左右美國國家利益的是中國”，已將中國列為制定美國長期國家戰略的中心地位。美國曾操縱石油價格迫使前蘇聯陷入經濟困境，還逼迫日元升值誘導日本陷入長期金融危機。當前石油、原材料價格猛漲對中國經濟形成沖擊，美國國會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呼聲日益強烈，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超越單純經濟貿易的視角，從國際大環境的戰略高度進行深入考察，才能更好維護中國的戰略利益和經濟安全。

二、 美國“軟硬兼施”兩手戰略的威脅

    美國全球戰略始終有“硬”、“軟”兩手，有的時期側重于發動“硬”的攻勢，有的時期則側重于玩弄“軟”的手腕。布什上臺執政后，美國政府的全球戰略和對外政策，明顯地向右翼鷹派強硬路線傾斜。2002年6月1日，美國總統布什在西點軍校法發表演講，明確提出“這些在冷戰時期有效的戰略，即通過經濟、外交、軍事和道德壓力，而不是通過武力實現目標，已不適合21世紀的國家安全需要”。美國右翼高層智囊馬拉比則更明確提出，“那些非帝國主義的手段，特別是外援和各種扶植政權的努力都是靠不住的”，必須恢復帝國主義時代的強硬手段。

從表面上看，布什的強硬姿態是迫于嚴峻國際局勢，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冷戰時期，美國的經濟軍事地位遠不及今天強大，不僅面臨超級大國前蘇聯陣營的威脅，還面對頻繁爆發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挑戰，特別是越南戰爭遭到慘敗之后，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受到嚴重的削弱，那時美國全球戰略反而側重玩“軟”手腕，重視運用經濟、外交、人權民主戰略，間接地為實現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服務。今天美國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經濟、外交、文化手段的影響力本應更大，為何缺乏自信拋棄成功的“軟”謀略，反而轉向不得人心的帝國強硬政策呢？

美國全球戰略從“軟”到“硬”的轉變，背后隱藏著壟斷財團追求最大利潤的貪欲，它不會滿足于對美國民主、強大的空洞贊美，而必然要求將實力籌碼兌換為無限財富，前蘇聯解體后的世界實力失衡格局，恰好為實現其野心提供了天賜良機，于是毫不顧及帝國主義的聲譽不佳，因為只有重新恢復帝國的強硬手段，才能隨心所欲最大限度追求超額利潤。越南戰爭失敗之時，美國深感實力均衡不利于自己，一概采取硬武力代價太大，于是轉向了軟的“緩和”戰略，現在前蘇聯解體后世界格局失衡，雖然競爭對手威脅已不存在，本是“和平與發展”的大好時機，軍工集團卻不愿放過超額利潤機遇，于是就制造“文明沖突”更危險的輿論，直接推動赤裸裸的帝國強硬政策。

    布什的強硬政策并不意味放棄軟謀略，相反是以強硬手段推進軟謀略，正可謂是“硬中有軟，以硬促軟”。布什上臺后曾聲稱，他最佩服美國前總統里根，將效仿他的作風處理國際事務。里根的國際戰略的最大特色，正是表面上處處顯露強硬姿態，實際上卻是裝扮牛仔的硬恫嚇，以攻心戰來推動背后的“軟謀略”。據美國媒體報道，設計里根對外政策的高層智囊，公開聲稱美國不應表現理性姿態，而應有意表現“非理性的瘋狂”，這樣才能最大限度促進美國利益，因為“凡有理性的人都不愿惹瘋子”。里根政府大肆宣揚的“星球大戰計劃”，有意透露可能對前蘇聯發動核打擊，后來都證明是精心策劃的“攻心戰”。同樣，今天布什政府大肆宣揚“導彈防御計劃”，盡管科學界抨擊其技術根本不成熟，其本質也是以硬恫嚇推進全球霸權戰略，為軍工綜合體提供巨額的訂單和利潤。

里根政府表面上采取強硬的對外政策，但實際上對于較有實力的國際對手，主要是通過硬恫嚇推動“攻心戰”，除了拉美后院的小國格林納達，并未輕易以武力作為解決國際沖突手段。例如，伊朗扣押美國使館人質事件，卡特政府曾打算武力解救遭到失敗后，里根政府暗地同伊朗進行秘密交易，通過向對手提供武器達成交換人質協議。里根政府對前蘇聯的硬恫嚇產生效果，成功動搖了前蘇聯領導人的制度信心，也是以上幾屆美國政府的軟謀略為基礎的。二次大戰后初期，美國曾擁有絕對的軍事經濟優勢，但是，更加強硬的冷戰遏制并未撼動前蘇聯，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執政時，美蘇之間軍事經濟差距已大大縮小，前蘇聯核武器數量上還占有優勢，里根的硬恫嚇反而卻產生了更大效果，同前幾屆美國政府的緩和謀略有很大關系。尼克松、基辛格制定的“緩和戰略”，是通過提供貿易、資金、技術等經濟好處，培育戰略依賴性作為牽制對手的籌碼，里根政府恰恰是充分利用了這些牽制軟籌碼，最大限度發揮硬恫嚇的攻心效果。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推行“緩和”政策的時期，前蘇聯接受西方的大量貸款，進口西方的技術和高檔消費品，產生了對西方的經濟依賴性。美國先通過有意培育經濟依賴性渙散前蘇聯人的斗志，到了八十年代，美國毫不留情地收縮繩套，通過各種經濟制裁卡住前蘇聯脖子，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動沙特阿拉伯，壓低石油價格導致前蘇聯外匯儲備劇減，同時經濟制裁限制前蘇聯進口技術，前蘇聯經濟增長趨緩進口消費品減少，便在前蘇聯領導人和中上階層中產生很大心理震撼。在后來披露的五角大樓絕密文件中，前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稱此為‘經濟戰’的一種方式，溫伯格堅定地認為，蘇聯如果從西方得不到貸款和技術，那么它的日子就無法過下去了。美國在“緩和”時期同前蘇聯的文化交流，在知識分子和青少年中培育了異己價值觀，“甲殼蟲”搖滾樂曾在前蘇聯引起轟動。據報道前蘇聯剛剛解體之后，“甲殼蟲”樂隊就再次訪問俄羅斯，搖滾樂手在幾乎瘋狂的觀眾中如醉如癡，仿佛驟然體會到扮演了特殊的歷史角色。過著有社會保障生活的前蘇聯民眾，并不知道資本主義生活的艱辛動蕩，對西方的自由和消費品抱有浪漫幻想，在對搖滾樂的狂熱中表現得淋漓至盡，但當通過激進改革置身于資本主義時，這種浪漫的自由幻想就很快破滅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外電報道有些俄羅斯人飽嘗生活艱辛，情愿有意犯一些小罪住進監獄，也不忍受受顛沛流離的自由生活。俄羅斯民眾通過親身體驗資本主義，終于領悟到美國推銷的新自由主義，并非“平民自由”而是“權貴自由”。

美國采取強硬的“硬恫嚇”政策時，也精明地善于計算成本和收益。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時期，由于伊拉克尚有大規模殺傷武器，美國并不急于推翻薩達姆政權，等通過聯合國核查銷毀了大部分武器，反而放心大膽地發動侵伊戰爭。正是考慮到伊朗、朝鮮的軍事力量，美國不愿冒太大風險動用武力。中國是擁有“兩彈一星”的核大國，即使布什政府采取硬恫嚇的政策，也是像對付前蘇聯那樣“以硬促軟”，主攻方向是動搖中國意志的攻心戰，“軟戰爭”乃是更加厲害的殺手锏。美國對華友好的“緩和”政策時期，正常外交、經貿、文化交流的背后，也是“柔中帶剛”暗藏著重重殺機。克林頓是對華比較友好的美國領導人，他曾倡導建立中美戰略伙伴關系，但據外電報道，克林頓同一時期曾公開對記者說，“柏林墻已經倒下去了，現在該輪到紫禁城了”。克林頓一次在國會發表講話時還聲稱，中國本來早應像前蘇聯那樣陷入垮臺，但卻依然存在并獲得較快的發展，這對美國來說是個有待解決的問題。由此可見，中國固然不應害怕美國的硬恫嚇，但對美國的軟謀略也不可掉以輕心。

倘若美國一直采取“硬”或“軟”的戰略，對手就可能逐漸熟悉并且適應其戰略，摸索出削弱其戰略破壞力的對付辦法。殖民主義時代，盡管帝國主義國家擁有絕對優勢，采取強硬軍事手段侵略亞非拉國家，但是，亞非拉民族雖處劣勢卻不屈服壓迫，通過長期反抗斗爭終于戰勝了強敵。中國的革命斗爭更是以弱勝強的典范，曾經打敗了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還在朝鮮、越南戰爭中讓美國飽嘗苦頭，迫使美國放棄了“冷戰”遏制戰略，轉而采取新的軟硬兼施“緩和”戰略。美國“緩和”戰略具有攻擊性和破壞力，恰恰在于瓦解對方的警惕性和抵抗力，出人意料反復地大幅度調整戰略，驟然“從硬變軟”或“從軟變硬”，使對手忽而麻痹大意忽而過度恐懼，無所適從并摸索有效的應對策略，然后攻其不備打擊對手的薄弱環節。

    英國的著名戰略家亨利·利德爾，曾精辟闡述過“軟戰爭”的精髓。他在《間接路線戰略》一書中寫道，冷戰時期當權的西方政治家們，誤以為通過軍事競賽中的優勢，就能贏得自身利益和確保和平，眼光始終沒有超出直接戰略目標。他認為，軍事戰略必須接受“大戰略”指導，因為只有“大戰略”，才會有更深遠的預見和更廣博的觀點。利德爾還寫道，人類歷史上，攻擊對手戰爭所采取的“路線”，如果不具有某種程度的“間接性”，不能使敵人感到措手不及，難以應付，那么，也就難于使戰爭取得有效的結果。這種“間接路線”，既有物質性的，也有心理性的，但終歸總是心理性的。如同在戰爭中一樣，在制服敵人以前，應首先削弱他的抵抗力，而達到這個目的的最好辦法，就是把對方誘出其防御陣地。利德爾認為戰略學的最重要原則是，既要經常保持固定的目標，而在追求這個目標時，則應該適應環境變化，隨時改變路線，避免向堅固的陣地作正面的突擊，盡量從側翼采取迂回行動，猛擊對方最薄弱、要害之處，這就是所謂“間接路線戰略”。戰略上，最漫長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達到目的的最短途徑。

美國被迫放棄直接的硬“冷戰”戰略，轉而采取間接路線的“緩和”戰略，并不意味放棄征服對手的固定目標，而僅僅意味著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隨時改變進攻路線采取側翼的迂回行動，這種驟然“從硬到軟”的戰略改變，能令對手難以適應產生巨大的破壞力，其原理仿佛在遠古的“冰河”時期，眾多動物如猛犸象為適應寒冷的天氣，已進化出厚厚的脂肪和長長的絨毛，一旦“冰河”時期過去寒冷氣候消失，從前適應惡劣環境的脂肪和絨毛，反而變成了無法適應溫暖氣候的障礙，面臨著在夏季被氣溫升高熱死的危險。生物進化史上環境驟然發生變化，曾導致大量物種因難以適應而滅絕，同樣，社會進化過程中環境發生的驟變，也可能導致國家瓦解和社會制度的消亡。

當美國突然轉向軟的“緩和”戰略，給予昔日對手種種經濟貿易的好處，這種積極的環境變化也帶來了負效應，令對手為適應惡劣環境進化的制度特征，似乎突然變得過時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倘若對手不能認識這種變化的原因，向黨政干部和民眾作出合理的解釋，就難以有效地利用環境的積極變化，甚至導致意識形態上的混亂和斷裂帶，產生懷疑和否定自己歷史的社會思潮。當政府官員和學者紛紛應邀訪問西方，被西方國家奉為上賓受到熱情款待時，很容易令人感到以前批判資本主義弊病，統統都是意識形態教條和政治宣傳，進而在進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不愿意進行客觀、冷靜的歷史比較，出現全盤效仿西方模式的盲目沖動。其實，美國被迫放棄“冷戰”封鎖遏制，擴大經濟文化交流并且給予種種優惠，恰恰證明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只有堅持并不斷完善自身制度的優越性，才能成功進行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否則將會造成國家瓦解和經濟崩潰的災難。

美國采取利德爾的“間接路線戰略”，通過“緩和”擴大經濟文化交流，是為將對手引誘出“堅固的防御陣地”，一旦條件成熟和國際形勢發生變化，隨時都可能變換貌似溫和的面孔，驟然進行“從軟到硬”戰略調整，重新啟用經濟制裁和軍事威脅，正像里根政府制定的“星球大戰”計劃，故意表現非理智瘋狂恫嚇前蘇聯領導人，以及隨著前蘇聯解體和世界格局改變，突然轉移戰略目標將中國作為主要對手。倘若對手不充分認識美國的謀略，放棄了“堅固的防御陣地”，缺乏應對策略進行有效的抵抗，“從軟到硬”的驟然戰略轉變，就能夠產生巨大的心理震撼，很容易造成內部分歧矛盾發生分裂，正像鋼鐵雖然堅硬不懼怕硬撞擊，卻難以耐受“忽軟忽硬”的反復彎折，容易因缺乏韌性發生內部斷裂一樣。美國通過“緩和”培育的戰略依賴性，很容易使一些人無法清醒判斷形勢，看不清美國硬恫嚇的“攻心為上”計謀，屈服于美國施壓的政治和經濟壓力，期待以重大讓步來緩和美國的威嚇。美國發動攻心戰削弱對手抵抗力后，便會趁機攻擊對手的薄弱、要害之處，根本動搖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基礎，利用全盤效仿西方的盲目社會思潮，推銷新自由主義的災難改革藥方，誘迫完全取消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調節，推行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放棄經濟金融主權全面開放市場，人為釀造經濟金融危機削弱對手實力，進而廉價收購并控制對手的經濟命脈，達到摧毀對手實力和謀求霸權的目的。

三、 “剛柔并濟”應對美國霸權的挑戰

美國的“緩和”戰略的厲害之處，在于為征服對手的“固定目標”，運用隱蔽迂回的“間接攻擊路線”，時而“笑里藏刀”，時而“虛張聲勢”，“忽軟忽硬”令對手捉摸不定、無所適從，出其不意攻擊對手的薄弱、要害環節。中國對付美國軟硬兼施的兩面攻勢，不能采取單純“軟”或“硬”的辦法，而必須既要保持“剛性”，又要增加“韌性”，以耐受對手忽軟忽硬的反復彎折，采取“剛柔并濟”的“太極拳”策略，避實就虛閃過對手的攻擊鋒芒，頭腦清醒、認清形勢、站穩腳跟，保護自身要害不給對手可乘之機，靈活應變、借力打力、趁勢反擊。當美國對中國表示比較友好的姿態時，中國也應冷靜認識到美國的戰略考慮，一方面充分抓住國際環境改善的機遇，積極借鑒國外經驗推動改革開放事業，一方面應對中外差距做客觀的縱橫比較，避免全盤效仿西方模式的盲目沖動，防止意識形態上的混亂和錯誤思潮，警惕美國鼓吹的新自由主義誤導改革，重視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當美國突然再次對中國進行硬恫嚇時，中國也應處變不驚、沉著應對，認清美國的“軟硬兼施”兩手策略，不被其故扮瘋狂牛仔的攻心戰嚇倒，不幻想以順從、讓步來換取太平，軟弱退讓只能讓對手變本加厲，但是，中國也不應獨自采取強硬對抗辦法，而應廣泛聯合世界各國形成統一戰線，在發展壯大經濟、國防力量的基礎上，盡量采取“軟牽制”來抗衡美國霸權。

中國應善于全面統籌考慮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讓更多的經濟工作者具有國際戰略眼光，這樣才能識破美國軟戰爭手腕維護經濟金融安全，同時反過來利用經濟措施牽制西方反華勢力和臺獨分裂勢力。某些外國大財團和跨國公司為了謀求最大利潤，既為對華投資貿易作出友好姿態，又為高額軍火利潤支持右翼勢力反華，包括蓄意夸大所謂中國的軍事威脅，慫恿政府將中國作為戰略對手和假想敵，制造反華輿論或資助歪曲歷史的教科書，支持臺灣分裂勢力搞漸進臺獨的舉措等等。中國也應將戰略利益目標同經濟貿易掛鉤，促使其明白不能既賺中國的錢又搞反華，從自身經濟利益出發也要謹慎行事，否則不可能獲得最大利潤和中國巨大市場的商機。例如前幾年某些臺灣的大財團和企業，一方面在大陸大量投資賺了大錢，卻又積極支持陳水扁和民進黨上臺，但近來發生了轉變公開表明反對臺獨態度，這充分說明將國家戰略目標同經濟貿易掛鉤，不僅是必要的同時也是非常奏效的，而某些經濟界精英人士缺乏國際戰略眼光，單純強調擴大開放和加強經濟貿易聯系，有可能損害國家戰略目標和長遠經濟利益。

某些經濟界人士單純考慮經濟貿易利益，還擔心中美關系惡化影響在國外的子女，主張中國屈從美國霸權和反華輿論壓力，殊不知美國右翼大肆鼓吹“中國威脅論”，通過編造類似李文和竊取核機密事件的手法，蓄意制造反華輿論并非為了冤枉某個人，而是為了通過全球霸權尋租獲得長期經濟利益，倘若中國遇到壓力就屈從美國霸權，恰恰會讓美國右翼勢力感到得逞嘗到甜頭，反而會變本加厲地更積極推動反華。國內某些主張自由化的人士和腐敗分子，甚至主張從政治到經濟全面追隨美國，政治制度上實現全盤“西化”，經濟上實現全面私有化，似乎這樣能確保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殊不知巴拿馬和智利的某些前國家領導人，曾經是積極配合美國的所謂“親密伙伴”，但時過境遷也遭美國拋棄淪為階下囚，獨聯體和中亞一些轉軌國家的精英人士，也曾在政治上推行美國倡導的民主選舉，在國際政策上討好、順從美國霸權，配合美國反恐戰爭允許設置境內軍事基地，在經濟上推行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通過大規模私有化掠取了巨額財富，建立了子女控制的龐大家族企業集團，但如今也被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拋棄，成為反對派以“反腐敗”為借口的清算對象。美國的精明之處在于一方面推廣“華盛頓共識”，誤導、縱容轉軌國家的私有化及其產生的腐敗現象，一方面利用私有化造成的貧富懸殊和民眾不滿，時機成熟后大灑金錢支持反對派鬧事，制造社會動蕩和政權更迭以謀求更大戰略利益。我們應該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流行，防止私有化產生的腐敗和兩極分化，建立和諧社會并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消除美國利用軟謀略制造“顏色革命”的土壤。

由于美國的霸權戰略是針對全世界，因此，或遲或早會侵犯不同國家的利益，必然激起越來越多的國家的反抗。法國、德國都是美國的傳統盟國，但是，布什上臺外交政策轉向單邊主義，很快引起了它們的警覺和批評，迅速采取行動對抗美國的單邊外交政策，以“軟牽制”辦法遏制美國稱霸野心膨脹。例如，2001年初聯合許多歐盟和第三世界國家，投票將美國逐出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有些中國人不理解法國、德國的立場，美國似乎并未將矛頭指向它們，為何不韜光養晦保持沉默，反而要冒風險去惹美國？有些中國人甚至擔心美國惱羞成怒，誤認為中國在人權委員會搗亂進行報復。有些中國人認為躲還來不及，法國人卻居然大膽出頭打抱不平，動機何在似乎令人難以理解。

    法國、德國所為并非單純出于正義感，而是深知美國全球戰略的趨勢，遲早必然會威脅、損害自身的利益，與其坐視形勢惡化不如先下手為強，選擇有利的時機、場合主動出擊，才能聯合更多國家共同遏制美國霸權。法國、德國都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都經歷過帝國主義擴張爭奪的歷史，深知帝國主義之間無法合作共享利益，對庫柏的新帝國主義論不抱幻想，不愿坐視美國全球擴張侵犯自身利益，因而堅決反對美英發動侵伊戰爭，從西方內部形成了反對美國霸權的陣營。[1]

    法國顯然知道對抗美國的霸權，必須廣泛聯合許多國家的力量，抵消美國向法國施壓的影響。2003年在巴黎舉行八國峰會期間，法國總統希拉克在特意邀請巴西、中國、印度等國領導人，舉行具有戰略意義的南北高峰對話，實質上是為聯合第三世界的反霸力量，開展牽制抗衡美國全球霸權的外交攻勢。中國應與法國開展廣泛的戰略合作，特別是在發展兩國的戰略性產業方面，如航空、航天、軍工、高科技產業，擴大貿易合作和技術交流的規模，增強兩國綜合國力有利于抵御美國霸權。中國還應同歐盟國家大力發展經貿關系，擴大歐元儲備減少對美元的過度依賴，減少美元貶值趨勢帶來的金融風險，削弱美國利用美元霸權對國際金融的操縱，共同維護歐亞大陸國家的金融貨幣穩定。

    法中兩國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也存在許多可以相互借鑒之處。法國和中國同屬大陸文明國家，價值觀念更為強調家庭、社會和諧，顯著不同于強調個人主義的英美文化，如法國重視政府宏觀指導和社會公平，國有企業在戰略性行業有很高比重。法國具有悠久的民主社會主義傳統，不贊成英美倡導的新自由主義政策。20世紀80年代初，正當英美兩國大肆鼓吹私有化之時，法國卻推行了最大規模的國有化運動。法國社會黨前總理若斯潘曾指出，美、英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潮流，對法國的價值觀和社會經濟制度，構成了不容忽視的嚴重威脅。近年來，在法國和歐洲社會黨的積極支持下，有150多個國家參加的社會黨國際，一致通過并發表了《圣保羅聯合宣言》，明確提出反對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法國總統希拉克邀請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舉行具有戰略意義的南北高峰對話，顯示出理解、同情發展中國家的立場。法中兩國應廣泛聯合亞、非、拉國家，在改革現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建立更公正的新秩序方面開展戰略合作。

    中國還應加強同亞洲國家的戰略合作，特別是東盟+3會談和上海合作組織。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有些國家提出了建立亞洲貨幣基金，以減少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依賴，從而幫助亞洲國家更好穩定金融體系，獨立制定更加符合自身情況的經濟政策。美國對亞洲貨幣基金極為敏感，表示堅決反對并施加壓力竭力阻撓。馬來西亞敢于反抗國際貨幣基金的壓力，加強了政府干預和資本流動的管制，結果金融危機造成的損失較輕，泰國官員總結發生金融危機以來的教訓，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的政策造成了很大危害，表示將盡快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的貸款，效仿馬來西亞維護主權自主制定經濟政策。中、韓、日和東盟國家應加強經濟合作，努力建立區域性貿易和貨幣金融組織，減少對美國市場依賴維持穩定增長，抵御下次爆發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同時還應將合作擴大到地區安全領域，防止地區不穩定和美國插手干涉。

中國同俄羅斯、中亞五國通過協商，共同建立了上海國際合作組織，在維護地區穩定和反對恐怖主義方面，已經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績，今后還應加強經濟貿易方面的合作，建立連接歐亞大陸的新絲綢之路，通過鐵路、管道、物流、信息等網絡，將合作區域向東擴大到朝、韓、日，向南擴大到印度和東南亞各國，通過多邊磋商達成互惠互利的協議，努力創造和諧環境避免激烈競爭，推動整個歐亞大陸發展跨上新臺階，通過發展經濟減少貧困和民族沖突，消除民族矛盾和恐怖主義滋生的根源。美英地緣戰略家一向重視歐亞大陸，視為控制世界的地緣戰略中心地帶，主張在巴爾干和中亞制造不穩定。歐盟國家領導人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已認識到美英地緣戰略的潛在威脅，針對其鼓吹的所謂“邪惡軸心”論調，提出要形成“歐亞大陸穩定弧線地帶”。中國、歐盟、俄羅斯和亞洲各國，存在共同利益開展全面戰略合作，挫敗美、英鷹派地緣戰略家的圖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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