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論謀略戰爭與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

                     摘自楊斌著作《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

尼克松政府的國務卿基辛格精通國際政治謀略，他提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全世界” ，清楚表明尼克松政府已開始將經濟金融政策籌碼，視為影響、控制別國和維護美國霸權的戰略政策武器。美國著名地緣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恩道爾，依據基辛格提出依靠能源、糧食和貨幣武器控制世界的名言，撰寫了一系列關于美國謀求全球霸權國際戰略的著作，利用大量翔實豐富的資料揭露了美國策劃軟戰爭的事實。2009年中央電視臺策劃了關于恩道爾戰爭思維的對話，某些國際問題專家對恩道爾著作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如將戰爭從狹義軍事領域擴展到廣義經濟領域是否合理，恩道爾例舉的大量事實雖然真實但是否以偏概全，有些專家承認這些事實的真實性但將其視為“真理的顆粒”，質疑重視“真理的顆粒”是否會妨礙中國改革開放和對外交往。[1]

實際上，早在兩千年前《孫子兵法》這部世界權威軍事經典，就是從廣義謀略角度而不是狹義軍事角度來看待戰爭。孫子將謀略博弈、外交博弈均納入廣義戰爭范疇，提出“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將廣義謀略博弈列在比狹義軍事博弈更為重要的位置。《管子·輕重戊》也記載了春秋時期管仲輔佐齊桓公，運用貿易、糧食、價格杠桿等作為謀略武器，通過經濟戰爭巧妙征服、控制魯國、梁國的歷史。中國古代軍事家強調善于運用任何手段的謀攻，包括自然現象如四季變化、風雨雷電、山川地貌，社會現象如敵國內部矛盾、國情民心、商品物價，運籌幃幄的將帥善于借助自然、社會規律力量，對敵國造成的打擊、破壞不亞于百萬雄兵。至于國家之間的廣義謀略博弈較量是否重要并關乎全局，孫子將首先包含國家謀略博弈較量在內的廣義戰爭，稱為“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尼克松顯然重視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謀略思想，才能在《1999年，不戰而勝》等政治著作中，提出要將經濟聯系變成捆住國際對手的繩索，將貿易、先進技術等當作武器而不是禮物，利用緊張局勢緩和破壞共產黨政府理論等謀略，這些由美國總統親自構想并付諸實施的國際博弈謀略，客觀上導致了前蘇聯的思想混亂、經濟崩潰和國家分裂，無疑符合孫子所論述的廣義謀略戰爭博弈的范疇。至于重視經濟籌碼武器化是否妨礙經濟貿易往來，《管子·輕重戊》已回答了貿易利益與戰爭謀略的孰輕孰重，倘若魯國、梁國能夠識破齊國運用糧食武器的軟戰爭謀略，在保證基本耕地和糧食安全的條件下謀求服裝貿易利益，就能破解齊國謀略獲得較高收入并避免國破家亡，同陷入饑荒和國家敗落相比更有利于長期穩定貿易。中國重視美國的軟戰爭謀略并深入研究應對策略，無疑有利于更好推進改革開放并捍衛其寶貴成果。

美國策劃“軟戰爭”的大量事實表明帝國主義本質未變，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和戰爭的理論并未過時、失效，但美國從冷戰遏制轉向實施“緩和”戰略之后，帝國主義戰爭的形式確實發生了很大變化，美國一度減少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恐嚇威脅，以及在全球范圍進行的軍事干涉、入侵行動。美國為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進行了戰爭形式創新，采取了同傳統戰爭有很大區別的“軟戰爭”形式。由于美國運用“軟戰爭”打擊國際對手時，往往先制造緩和氣氛麻痹對手令其放松警惕，主動給予對手一些貿易、經濟、文化交往方面的好處，作為引誘其落入經濟陷阱和培養戰略依賴性的誘餌，因此，“軟戰爭”的出現容易給人們造成很大的錯覺，誤以為帝國主義已改邪歸正發生了本質變化，戰爭的危險已經大大減少甚至將會完全消失，曾被證明正確的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和戰爭的理論已失效了。約翰·珀金斯揭露美國派遣的經濟殺手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友善面目出現，他們所運用的巨額貸款等金融武器和經濟模型等誤導性理論武器，同帝國主義進行殖民擴張時期的堅船利炮相比確實有很大欺騙性，發展中國家一開始會嘗到甜頭直到債務陷阱引發嚴重經濟危機。尼克松提出將貿易、貸款、先進技術作為武器而不是禮物，但經濟政策武器同傳統戰爭武器相比具有很大迷惑性，這種美國在越戰失敗后進行的政策武器和戰爭形式創新，致使人們容易僅僅看到獲得經濟貿易利益的一面，而忽視美國利用經濟籌碼作為隱蔽軟戰爭政策武器的一面，容易促使人們將這些本應證明帝國主義本質未變的證據，誤認為是證明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已經失效的證據。

列寧所處的時代帝國主義國家在經濟軍事上擁有壓倒性優勢，西方列強總是毫不猶豫地運用先進軍事武器發動赤裸裸的侵略戰爭。西方列強不屑于選擇謀攻方式是因為武力征服具有更大確定性，動用堅船利炮輕易征服弱小民族后就可以任意掠奪財富，當年英國憑借先進武器甚至戰勝了國內生產總值大得多的中國。謀攻方式是否發揮作用受多種因素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倘若魯國、梁國能夠識破詭計齊國的糧食戰爭謀略就無法奏效。春秋時期盛行謀攻方式也是因為各諸侯國實力相差不大，運用謀攻方式雖然無法保證獲勝但可降低戰爭風險代價。資本主義發展的數百年歷史中，西方列強始終擁有壓倒性的先進軍事技術優勢，壟斷資本擁有更大的操縱國家軍事機器能力，因此，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和戰爭的理論沒有論述“軟戰爭”，但是，馬克思、列寧都預見到資本主義的虛擬金融化的趨勢，謀利貪欲可能促使其演化為最純粹最巨大的欺詐制度，這就意味著一旦帝國主義不再擁有壓倒性軍事優勢，發動赤裸裸侵略戰爭的成本代價遠遠超過所獲收益，帝國主義謀求霸權的貪欲必然促使其進行戰爭形式創新，運用欺詐、謀略攻擊國際對手的“軟戰爭”也就會應運而生。

“軟戰爭”是在特定的國際政治環境中出現的特殊現象，它是帝國主義在傳統的“硬戰爭”侵略政策屢遭失敗，國際實力均衡格局變得越來越不利于霸權主義，全世界進步力量對“硬戰爭”侵略形成強大阻力，“硬戰爭”的代價變得難以承受的情況下被迫作出的選擇。“軟戰爭”的出現暫時減少了“硬戰爭”爆發的頻率，但它并不代表壟斷資本主義棄惡從善發生了本質變化，相反它代表著壟斷資本在新國際形勢下的靈活多變，善于不斷采取了新的手腕繼續追求最大壟斷利潤，貌似溫柔的外表下其貪婪謀求霸權利益的本質絲毫沒有改變。“軟戰爭”的出現并不意味著“硬戰爭”的危險減少了，“軟戰爭”與“硬戰爭”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當美國發現運用“硬戰爭”攻擊國際對手付出的代價太大時，就可能被迫放棄“硬戰爭”轉而采取“軟戰爭”的形式，但是，一旦美國運用“軟戰爭”攻擊國際對手獲得成功，大大削弱了國際對手擁有的經濟、軍事實力，從局部或整體上改變了國際實力均衡的格局，就隨時可能重新運用“硬戰爭”作為攻擊國際對手的手段，爆發“硬戰爭”的危險就會重新大大增加，美國實施“軟戰爭”瓦解前蘇聯并改變世界格局之后，又重新采取了帝國主義強硬姿態并進行軍事干涉，先后發動了入侵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這就意味著識別和抵御新帝國主義的“軟戰爭”，對于防止“硬戰爭”和維護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義。

從美國經濟殺手約翰·珀金斯的自白中可清楚看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國際對手的核武器使得美國訴諸于軍事對抗太過冒險，世界各國人民在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指導下進行斗爭，運用落后武器抵抗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能力大大增強，美國雖擁有先進武器也在越南戰場上遭受了慘重失敗，但是，美國壟斷資本追求超額壟斷利潤的貪欲并未改變，操縱國家“爭奪全球霸權和構建全球帝國的野心”沒有改變，這就促使美國迫于國際格局變化壓力進行戰爭形式創新，尋找比軍事入侵風險代價更小的隱蔽戰爭方式。約翰·珀金斯揭露，美國政府、大銀行、大企業融合構成的“公司王國”，是派遣經濟殺手進行全球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的幕后元兇。約翰·珀金斯創造了一個新名詞“corporatocracy” （譯為公司王國或公司帝國），意指美國大銀行、大企業同政府融合而成的權力核心，海外媒體稱約翰·珀金斯對公司王國的揭露使人大開眼界，但是，當年列寧早在帝國主義理論中對此進行過詳細論述，約翰·珀金斯揭露的內幕充分證明馬列主義理論沒有過時，“經濟殺手”所發動的“軟戰爭”依然體現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本質。

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以各種不現實的假設為前提，如不存在運用欺詐、暴力手段等種種道德風險，不僅難以反映舊帝國主義時代的充滿掠奪戰爭的殘酷現實，也無法反映新帝國主義時代運用欺詐謀攻方式進行的“軟戰爭”。約翰·珀金斯運用的計量經濟預測模型，甚至本身就是經濟殺手的“軟戰爭”理論武器，專門用來誤導發展中國家落入巨額債務陷阱。馬列主義理論從來正視資本主義充滿欺詐、暴力和戰爭的殘酷現實，因此，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曾準確預見到爆發大規模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成為世界各國人民抵御帝國主義戰爭的有力理論武器。西方經濟學將研究欺詐謀利行為斥之為違反學術規范的“陰謀論”，但是，壟斷融資本不會害怕違反不存在道德風險的經濟學假設，就節制貪欲并高尚地放棄運用欺詐手段謀取暴利的機會，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以價值中立為借口回避道德風險是虛偽的，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重視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正視國際政治與壟斷資本經濟利益之間的密切聯系，能夠為我們研究當代壟斷資本操縱國家機器的欺詐謀攻行為，新帝國主義攻擊國際對手的隱蔽經濟戰爭提供科學的理論框架。深入研究美國壟斷資本為謀求全球霸權策劃的“軟戰爭”，有利于我們抵御美國攻擊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戰爭，有利于我們在繼承并創造性發展馬列主義的基礎上，更好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并維護國家的經濟金融安全。

 “軟戰爭”的顯著特征與軟武器共振效應

從近年來西方媒體暴露出的大量材料來看，當代帝國主義策劃并發動的“軟戰爭”具有一些顯著特點：首先，“軟戰爭”的規模巨大涉及全球范圍，幾乎牽扯到全世界的所有國家。里根執政時期的美國空軍部長兼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托馬斯·C·里德，著書透露當時的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在里根總統領導下對蘇聯展開了“冷酷無情的經濟戰”，但由此同時，美國經濟殺手約翰·帕金斯的著作揭露，1981年里根政府還策劃了針對厄瓜多爾前總統和巴拿馬前總統暗殺事件，兩位拉美小國總統遭遇空難并不是意外事故而是謀殺，因為這兩位總統拒絕幫助美國成為全球性帝國，而且兩國擁有美國覬覦的石油資源和巴拿馬運河。這兩起暗殺恰逢里根實施針對前蘇聯秘密戰略的高潮時期，證明當年里根政府發動了規模巨大的“軟戰爭”，打擊對象不僅有社會主義大國而且有資本主義小國，其最終目標顯然是建立美國的單極全球霸權秩序，為此不會放過任何阻礙美國全球稱霸的國家。約翰·珀金斯揭露，今天美國為謀求建立全球霸權，派遣經濟殺手發動的“軟戰爭”，到達了令人恐怖的空前巨大規模，證明了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就意味著戰爭的著名論斷：“帝國主義戰爭，即爭奪世界霸權、爭奪銀行資本的市場和扼殺弱小民族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美國參與策劃和實施“軟戰爭”的人員非常廣泛，涉及政府、大企業、大銀行、大學、會計公司等各種組織。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雇員彼得·施瓦茨的著作透露，美國政府實施針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牽涉到最高層官員，包括里根總統、中情局長、國防部長、國務卿、政府部長等等，美國政府還設有負責策劃和實施“軟戰爭”的專門機構，里根執政時期由總統直接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了具有協調、指揮“軟戰爭”能力的“國家安全規劃組”，統一調動中情局和政府外交、經濟部門力量，實施了通過隱蔽經濟戰爭加速前蘇聯解體的秘密戰略，但是，前蘇聯僅擁有應對傳統戰爭和間諜活動的國防、安全部門，難以應對超出其管轄范圍的政治、經濟、外交和攻心戰新式政策武器。約翰·帕金斯親歷三十年美國經濟殺手生涯，他的著作揭露美國經濟殺手總以冠冕堂皇的身份出現，諸如“首席經濟師、經濟與區域規劃總監，財務分析師、社會學家、計量經濟師、影子定價專家”等等，“現在這個系統日益龐大，人員日益龐雜。他們擁有更多優雅的頭銜，他們穿梭于孟山都（農業跨國壟斷企業）、通用電器、耐克、通用汽車、沃爾瑪和全球幾乎所有主要企業”，“這些人，紛紛從紐約、芝加哥、舊金山、倫敦和東京等大城市的企業里走出來，涌向全球每一個大洲，勸說腐敗的政客接受他們貸款，讓公司王國為他們的國家套上永遠打不開的枷鎖”。約翰·帕金斯雖然是美國“軟戰爭”的普通士兵，但他以跨國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身份穿梭全球時，卻經常同國際金融組織和亞非拉國家的高級政要交往，如世界銀行總裁、厄瓜多爾和巴拿馬的總統、政府部長、行業協會會長等等。約翰·帕金斯運用的武器雖然是經濟預測模型和巨額貸款，但通過誤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規劃和產業投資計劃，能夠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金融命脈并產生巨大破壞作用。美國經濟殺手通過“軟戰爭”掠奪全世界的巨大財富，絲毫不亞于殖民擴張時代帝國主義士兵通過侵略戰爭掠奪的財富。

再次，美國為謀求全球霸權實施的是全方位“軟戰爭”，可以運用任何政策武器并且在任何戰線上展開，任何領域的政策籌碼都可改造成“軟戰爭”的利器。英國的著名戰略家亨利·利德爾，曾精辟闡述過“軟戰爭”的精髓。他在《間接路線戰略》一書中寫道，冷戰時期當權的西方政治家們，誤以為軍事競賽起決定性作用。利德爾還寫道，攻擊對手戰爭所采取的“路線”，如果不具有某種程度的“間接性”，不能使敵人感到措手不及，難以應付，那么也就難于取得有效的結果。《荷馬史詩》所記述的特洛伊戰爭中決定勝負的恰恰是似乎同戰爭無關的木馬，管仲輔佐齊桓公征服魯國、梁國運用的也是似乎同戰爭無關的糧食武器。越南戰爭失敗后美國面臨著經濟軍事霸權全面衰敗的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導致美元出現喪失國際主導貨幣地位的危險，美國為挽救美元霸權運用的竟然是似乎同金融無關的石油武器。1973年，美國政府、金融、能源巨頭聯合伊朗、沙特等中東盟友，推動以美元計價的石油價格暴漲了400%，促使石油貿易對美元需求猛增以挽救美元衰敗。美國還利用石油漲價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的經濟困難，先將回流石油美元以低息貸給發展中國家，然后驟然提高浮動利率促使眾多國家落入了外債陷阱。美國著名國際地緣政治學家恩道爾的著作《石油戰爭》，記述了這一時期基辛格等美國高官在中東斡旋的歷史過程，1973年石油危機期間擔任沙特石油部長的亞馬尼王子，稱《石油戰爭》“講述了1973年石油價格發生變動的真相”。[2] 美國經濟殺手約翰·帕金斯的著作，也講述了他以參戰士兵身份運用石油、債務武器，為挽救美元霸權穿梭于中東、拉美地區的親身經歷。

美國發動 “軟戰爭”運用的不同領域的政策武器，相互之間往往存在密切聯系并能產生共振效應，如美國推行能源金融化政策放開相關金融衍生品投機，石油價格暴漲暴跌導致能源危機并擴大了能源武器威力，同時石油投機所獲暴利又進一步擴大金融投機領域，高盛等投行趁機以對沖、保值為名運用金融武器，誘惑眾多中國企業因落入金融衍生品陷阱蒙受巨大損失。美國為操控全球糧價大力推行生物能源政策，消耗大量玉米等作物推動了糧食價格持續不斷上漲，能源價格暴漲也擴大能源生產消耗糧食加劇糧食危機，石油武器和糧食武器之間相互作用并產生了強烈共振效應。20世紀70年代，美國前總統福特簽署的美國國家安全備忘錄200號，提出美國應通過各種方式限制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避免消耗大量自然資源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和海外利益。自然資源消耗減少只能被動地延長資源使用期限，不能從根本上避免自然資源被耗盡所帶來的危機，根本解決辦法是以科技進步方式推動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全人類的創造性智慧源源不斷開發新資源，但是，當代美國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同工業資本主導的時代比較具有更大的腐朽性，為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并獲取高額壟斷利潤，有意采取損人利己的方式限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發展，為此美國不斷運用糧食、能源武器制造糧食、能源危機，作為控制全球人口增長的國際戰略的重要政策武器。

  美國通過隱蔽戰爭制造馬列主義失效假象

美國在越戰失敗后從“冷戰遏制”轉向“緩和”戰略，放棄經濟貿易封鎖轉而擴大經濟文化交流，是一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 “軟戰爭”謀略，其重要的戰略目標之一就是動搖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讓人們誤認為馬列主義理論特別是帝國主義理論已經失效，進而推動社會主義國家走資本主義改革道路并發生制度解體，喪失社會、民族凝聚力并出現社會動蕩和民族分裂主義。尼克松的重要政治著作《1999年，不戰而勝》，明確表述了美國政府推動“緩和”政策的戰略目的，他稱“緊張局勢的緩和破壞了共產黨政府的理論，這無情地推動共產黨人通過實行改革或獲得更大的民族獨立性來尋求合法化。” [3]由此可見，尼克松特別重視利用經濟文化交流促使緊張局勢緩和的表象，來動搖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指導思想的重要地位，拋棄馬列主義理論難以繼續認清當代美帝國主義的本質，從而迷失方向無法制定有效政策應對美國的“緩和”戰略。尼克松提出要將經濟文化交流變成捆住國際對手繩索的政策，經濟金融往來中不僅有明確的經濟價碼，背后還有暗藏的推動美國國際戰略的政治價碼，包括實施經濟制裁并最終推動社會主義國家分裂解體。戈爾巴喬夫不清楚美國越戰后的重大戰略轉變，拋棄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轉向民主社會主義，拋棄了馬克思的國家、階級理論轉而追求所謂全人類的“普世價值”，為此付出了制度解體、經濟崩潰和國家分裂的代價。前蘇聯解體時戈爾巴喬夫對布什沮喪地宣稱美國“贏得了冷戰”，他全然不知道美國早就輸掉了“冷戰”并轉向“緩和”戰略，導致前蘇聯解體的是美國策劃的軟硬兼施的“軟戰爭”。

戈爾巴喬夫拋棄了馬列主義理論并非僅僅出于信仰動搖，還在于沒有認清美國實施“緩和”戰略給外交政策帶來的新變化，制造出掩蓋當代帝國主義本質的種種煙幕假象。美國從“冷戰遏制”轉向實施“緩和”戰略，改變了對社會主義國家一貫采取的敵視威脅態度，容易給人們形成帝國主義已經棄惡從善的假象；美國實施“緩和”戰略放棄了“冷戰”時期經濟封鎖政策，主動擴大同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社會主義國家獲得了比以前更有利的經濟發展條件，也容易讓人們誤認為美國已經放棄冷戰思維轉向和平共處；美國利用經濟、貿易、貸款等手段培育戰略依賴性，隨時可能利用經濟金融籌碼進行制裁或談判施壓，促使社會主義國家感受到喪失經濟利益的損失代價，從而比冷戰遏制時期更容易屈服于美國的政治壓力；尼克松提出將貿易、貸款、先進技術作為武器而不是禮物，但經濟政策武器同傳統戰爭武器相比具有很大迷惑性，這種美國在越戰失敗后進行的政策武器和戰爭形式創新，致使人們容易僅僅看到獲得經濟貿易利益的一面，而忽視美國利用經濟籌碼作為隱蔽軟戰爭政策武器的一面，容易促使人們將這些本應證明帝國主義本質未變的證據，誤認為是證明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已經失效的證據；美國通過擴大經濟文化交流展示其聚斂的物質財富，容易促使人們忽視造成東西方經濟差距的復雜歷史原因，羨慕資本主義模式并誤認為馬列主義理論失效、過時了；美國還操縱國際組織將貸款附加條件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掛鉤，同美國鼓吹的西方價值體系和政治制度改革掛鉤，誘導、脅迫符合美國意愿的大規模私有化改革，通過削弱國有經濟基礎動搖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等等。

 美英高官鼓吹新帝國主義證明列寧的理論并未失效

早在20世紀初，列寧曾作出了帝國主義就意味著戰爭的著名論斷，他認為，自由競爭產生生產集中，生產集中發展到一定程度就產生壟斷，銀行和工業資本日益融合或者說生長在一起，逐漸形成有能力控制整個經濟生活的金融資本財團。在金融資本的時代，私人壟斷組織和國家壟斷組織相互交織在一起，金融資本財團不滿足于獲取一般競爭利潤，為了追求超額壟斷利潤操縱國家軍事機器，發動戰爭以謀求世界霸權并征服、控制弱小民族。列寧論述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深刻剖析了壟斷資本主義的弊端，揭示了帝國主義頻繁發動侵略、掠奪戰爭的根源。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都能清楚感受到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比較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更準確反映了現實世界。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論述的美妙“看不見的手”，是以種種不現實的隱含假設為前提條件，如存在完善、充分的競爭而不存在壟斷，理性經濟人雖然追求自私利益卻不傷害別人，不存在運用欺詐、暴力手段等種種道德風險。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建立了種種數學模型，以貌似科學、嚴謹的推理論證資本主義市場的美好，但是，中國人從一百多年來同西方列強交往的屈辱經歷，深知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是不現實的天方夜譚，正因如此，陳岱蓀、高鴻業等前輩雖然留學西方精通西方經濟學，卻認為批判資本主義的馬列主義理論符合現實世界。

解放后，中國人從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長期封鎖圍堵，能夠清楚感受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敵視和破壞。但是，自從20世紀70年代初尼克松訪華以來，中國人對西方國家的感受發生了變化。昔日敵視、傲慢、封鎖遏制中國的帝國主義，變得友善、平等待人并主動擴大經濟文化交流，慷慨地資助中國人訪問并學習西方國家的經驗，列寧論述的貪婪、腐朽的西方壟斷資本主義，變成了令人羨慕的“美歐發達市場經濟模式”，被某些著名經濟學家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標方向，中國人在長期斗爭中相信的馬列主義，特別是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和戰爭的論述，不言而喻在某些人眼中已過時、失效了，有些人還重新發掘歷史材料的蛛絲馬跡，以證明西方國家其實一直對中國是文明、友好的，有人甚至為汪精衛叛國和日本侵華大屠殺翻案、辯護。

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是全世界人民斗爭的有力理論武器，曾經有效幫助過世界各國人民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但是，人們容易認清推行殖民擴張和戰爭侵略的帝國主義，容易認清推行經濟封鎖和“冷戰遏制”的帝國主義，卻很容易被擴大經濟文化交流和實施“緩和”戰略的帝國主義所迷惑。有些人將西方展示擴大經濟文化交流的友好姿態，視為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已經失效、過時的證據，但是，美國通過“緩和”戰略策劃隱蔽攻擊的“軟戰爭”，摧毀前蘇聯的經濟軍事實力并改變世界格局之后，又重新暴露出了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強硬擴張姿態，美英政府高官甚至重新鼓吹實行新帝國主義政策，證明了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事實上從未失效、過時。當前中國應對復雜的國際環境和美國霸權的挑戰，迫切需要堅持并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刻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新特點。

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外交政策顧問羅伯特·庫柏公開撰文鼓吹新帝國主義，他于2002年在英國《觀察家報》發表了題為《我們為什么仍然需要帝國》的文章。庫柏重新沿用帝國主義殖民擴張時代的語言，公開鼓吹運用包括欺詐在內的叢林規則對付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他明確提出“當我們與后現代歐洲大陸以外的老式國家打交道時，我們需要采取比舊時代更強硬的方式——武力、先發制人的進攻、欺詐以及一切必要的手段。我們遵守法律，但當我們生活在叢林中時，我們必須運用叢林規則”。庫柏還認為新帝國主義在現實中已經存在，如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貿易組織等等，就是所謂“全球經濟帝國主義”的實例。

值得指出，庫柏并不是西方傳統的右翼政治家，他是布萊爾領導的英國工黨政府的資深外交顧問，科索沃戰爭期間提出了“人權高于主權”等新干涉主義理論，但是，倡導“人權至上”的英國工黨政治家公開主張新帝國主義，更加充分說明壟斷資本利益始終需要推行帝國主義政策，動輒以人權、民主、普世價值為借口攻擊別國，本質上是以政治和意識形態籌碼作為軟戰爭武器，以達到通過制造政治經濟混亂伺機控制別國的目的，但是，一旦這種軟戰爭謀略成功改變了實力均衡格局，時機成熟后甚至不屑于繼續延用人權、民主的虛偽包裝，迫不及待地赤裸裸暴露出帝國主義的真面目。

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外交政策顧問羅伯特·庫柏，顯然非常仰慕當年的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竭力贊揚它們所謂“維護世界秩序的作用”，聲稱“秩序意味著帝國，只有在帝國的疆域內才有秩序、文化和文明。帝國之外只有野蠻、混亂和糾紛，．．．通過單一霸權國家建立和平和秩序的觀念一直延續至今”。但歷史證明，在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的時代，所謂“世界秩序”意味著強者意志，強者隨心所欲憑借武力進行侵略、掠奪，將別國財富竊為己有，將別國人民淪為奴隸，強行販賣本國禁止的鴉片，逼迫簽訂種種不平等的條約。從公元前１６７年起，羅馬帝國掠取的滾滾財源，甚至使羅馬人免去了納稅義務，因為納稅負擔轉嫁給了被征服民族。大英帝國喪失北美殖民地后，為彌補損失發動了鴉片戰爭，逼迫中國割讓土地償還巨額賠款，通過鴉片貿易掠奪了數億兩白銀。庫柏顯然忘記了不列顛人的祖先，曾頑強不屈地反抗羅馬帝國統治，堅決拒絕強加的所謂世界秩序，法國的高盧人，德國的日耳曼人，也同樣英勇不屈地反抗，正是這些曾遭蔑視的“野蠻民族”，最終導致了昔日羅馬帝國的崩潰。

布什政府的一些高層智囊也發出了類似的新帝國主義鼓噪。2002年美國頗有影響的《外交事務》雜志３—４月號，刊登了美國國際智囊巴斯蒂安的文章，題為“不得不帝國主義”。布什政府的副總統切尼領導的新保守主義“美國新世紀”高層智囊機構（ＰＮＡＣ），大膽地發展了原先的謀求全球霸權設想，甚至赤裸裸地提出要建立新羅馬帝國，為美國享有“永續世界霸權”提供各種理論依據。美國副總統切尼領導的高層智囊機構，明確提出“21世紀美國的對外政策基本方針，是謀求建立在全球的永久絕對優勢地位，威懾企圖發揮更大全球或地區性作用的潛在競爭者，先發制人打擊被懷疑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國家．．．”，“阻止發達的工業國家挑戰我們的領導地位，甚至不要讓它們有發揮更大的地區或全球作用的野心”。美國副總統切尼領導的高層智囊機構，還特別強調重視中國的“政權更迭”問題，主張增加美國在亞洲地區的軍事部署遏制中國。

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美國究竟為何總渴望當世界霸主？甚至公開稱要建立新的羅馬帝國？難道真是好心想要維護世界秩序？還是想要炫耀蓋世武功當武林盟主？這實在令不少中國人感到困惑費解，似乎完全違背了“與時俱進”的精神，就仿佛唐·吉歌德效仿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倘若不是出自美英政界高官之口，恐怕會被誤當做左傾思潮的主觀臆斷。悠悠歷史長河中，盡管中華文明曾遙遙領先于西方，卻從沒有追求世界霸權的傳統，因此，中國人很難理解霸權背后隱藏的奧秘，即全球霸權尋租的巨大經濟利益。美國不怕世人譴責公開追求世界霸權，正是出于壟斷資本追求最大利潤的貪欲，因為，擁有世界霸權意味著不受任何約束，像大英帝國操縱國際貿易和全球化那樣，隨心所欲地強權尋租獲取超額利潤，一般國際貿易的獲利遠遠無法比擬，庫柏先生顯然深諳祖先斂財之道。

奧巴馬表面上是主張改革的美國民主黨總統，聲稱反對布什政府奉行的單邊主義國際政策，但是，無論是中國善良愿望還是美國民主選舉都無法改變帝國主義本質，因此，奧巴馬也必然繼承美國右翼政府一貫奉行的對華戰略，繼續支持威脅分裂中國的臺獨、藏獨和疆獨勢力，繼續施壓中國推行曾導致大批中小企業破產的匯率政策，這樣就不會對奧巴馬訪華不久后采取一系列政策感到困惑不解。美國對華政策多變的根源在于‘“冷戰“轉向“緩和”戰略，僅僅意味著帝國主義的攻擊手段變化而不是本質改變，美國不能容忍任何國家崛起對其世界霸權構成威脅，因此必然不斷變換軟硬手腕不斷對國際對手進行攻擊。2010年1月27日，奧巴馬在發表國情咨文演說時誓言捍衛美國的全球第一的地位，美國高層智庫首腦甚至警告美國將會通過戰爭手段來阻止全球權力向中國轉移。2010年4月22日，美國不顧國際社會反對太空軍事化的輿論壓力，進行了具有全球攻擊潛力的“宇宙戰機”試飛，表明美國在擁有核武器和常規武器優勢的情況下，仍在爭取獲得當年大英帝國享有的絕對軍事技術優勢，其目的顯然不是為了防御和保障美國自身安全，而是為了列寧論述的壟斷資本貪婪決定的攻擊性需要，通過世界霸權獲取源源不斷的尋租利益和超額壟斷利潤。當前美國正竭力開展高科技和太空武器的軍備競賽，一旦獲得軍事技術絕對優勢就隨時可能選擇硬戰爭，在此之前為避免軍事沖突代價太大則會更多選擇軟戰爭，一旦實施軟戰爭嚴重削弱國際對手實力時又會再次選擇硬戰爭。這就意味著中國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必須隨時做好準備應對新帝國主義在軟、硬兩條戰線上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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