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經濟改革論——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模式創新》是李炳炎（1945年2月13日生，1945年2月13日出生，著名工人階級經濟學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江蘇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江蘇省行政學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江蘇省市場營銷學會會長，中國社科院財貿所兼職研究員、南京理工大學研究生導師，南京經濟學院顧問教授，中央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曾任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最新力作，該書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是“執政者之師文庫”之一，書中作者著重闡述了自己多年來形成的關于改革的性質、原則、理論基礎、路徑等方面的，完全區別于國內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內容。

    多年來，作者無時無刻不懷著焦慮的心情關注祖國的改革，跟隨它的腳步力圖觀察它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著力提出警示和對策，力圖防止它重蹈前蘇聯改革的覆轍。經過多年的思考，逐步形成了與眾不同的、論據扎實的看法和理論觀點，總括起來可以稱為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模式”的新的經濟改革理論。筆者的這一新的理論的形成，其前提是確認中國的改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種模式。這種模式具有鮮明的特征，完全區別于前蘇聯的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改革，也完全區別于國內新自由主義精英們所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改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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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章節摘選

社會主義經濟改革與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本質區別[1]

黨中央多次強調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痹谖覈洕鐣l展的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的改革開放能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成敗的關鍵，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一要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有科學的理解；二要善于識別和抵制那種不屬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所謂“改革”。在這里，前者是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后者是指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改革，兩者存在著根本區別。

一、改革的性質、理論基礎的區別

1. 改革性質的區別。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自我完善，目的是通過改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某些環節、部分，使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適應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性質，是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取代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目的是消滅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

首先必須牢牢把握中國改革的性質。我們黨的重要文件對此作過一系列深刻的表述：“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苯洕w制改革“不是要改變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它也不是原有經濟體制的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吧鐣髁x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边@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闡述，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但是在改革的進程中，出現了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割裂開來的新自由主義傾向，嚴重妨礙改革的健康發展。

新自由主義以利己的“理性經濟人”這種歷史唯心主義的假設，作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前提，崇尚市場機制自發調節，反對政府宏觀調控，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公然采取敵視態度，竭力主張并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是一種極其鮮明的具有私有制意識形態性質的經濟思想。新自由主義在蘇聯、東歐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付諸實施，造成了嚴重危害。前文提出的俄羅斯實施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宗杰弗里·薩克斯所倡導的“休克療法”所產生的嚴重后果就是很好的例子。

如果中國的改革也采用新自由主義的那一套辦法，后果必將與俄羅斯相同，這是沒有疑問的。近年來，我國一些地方已經發生了國有資產流失嚴重、公有制經濟比重急劇下降、居民收入差距明顯拉大等現象，新自由主義片面強調“私有化、自由化”的危害性在我國開始明顯暴露。

2. 改革理論基礎的區別。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礎，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包括新自由主義的產權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一個時期以來，我們改革的理論基礎出現了偏差，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大行其道，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與作用被削弱和邊緣化。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市場原教旨主義” “自由化”和“私有化”三個方面。

所謂“市場原教旨主義”，是指市場是萬能的，市場經濟是一部能自動運轉的配置社會資源的萬能的機器。一切生產要素、產品、勞務都商品化，全部經濟運行依靠市場機制自發調節。所謂“自由化”，就是非調控化，反對一切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讓市場放任自由發展，認為充分的經濟自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在認為市場機制作用能形成一種“自然秩序”的同時，還認為個人自由是市場制度的保證和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基礎，只有保證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利，才能使經濟效率達到最高。新自由主義將市場規律的自發作用和個人自由主義奉為至高無上的信條。因此，新自由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反對任何形式的計劃，推行無政府主義經濟模式。所謂“私有化”，就是極力主張全面的私有制，把資本主義私有制視為惟一合理的永恒的經濟制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都是極力主張和推銷徹底的私有化的。他們認為，實行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就不能對私人的經濟行為加以限制，從而可以使個人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極大地提高經濟效率。而且實行私有制能夠自動實現經濟的均衡發展。他們認為私有制比公有制有太多的優越性，因而總是竭力反對公有制，視公有制為萬惡之源。他們的目標是使所有的國家都實行私有制，使資本主義制度全球化、永恒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嶄新的命題或范疇，包括以下三層含義：一是現代市場經濟；二是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或計劃市場經濟；三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規定性。從第一層含義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選擇現代市場經濟這一類型，而不能選擇古代市場經濟或近代市場經濟類型。這是時代的要求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必然要求?，F代市場經濟是二戰后至今當代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市場經濟類型，它是一個中性范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都屬于現代市場經濟這一類型。通常把我國的經濟改革稱為“市場取向改革”，就是指要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例如，關于強化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作用，開放市場，使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放開價格，由市場來決定價格，由價格引導要素流動，提高經濟效率，等等。從第二層含義看，在處理政府干預與市場機制的作用、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我們的觀點是與新自由主義直接對立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始終清醒地堅持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政府的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不是要削弱而是要改善。取消政府的宏觀調控，等于走向無政府狀態的自由市場經濟，使改革走入歧途。從第三層含義看，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的立國之本，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決不能搞私有化。通過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將不斷再生產出更多的物質財富和不斷再生產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保證社會主義的持續發展。

二、改革的目標、對象和依靠力量的區別

1. 改革目標的區別。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共同富裕、國家強盛。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目標是，通過“改革”推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全面建立生產資料私有制（私有財產制度）。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起來。就是在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在效率上的優越性的同時，在基本制度上則著力體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從而實現人民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正義。而新自由主義片面強調市場的作用，無視市場機制本身所存在的根本缺陷，把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拋在一邊。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銳地批評新自由主義在發展中國家的實踐。他認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調整可分為四步曲：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準確地說，就是腐敗化。當地領導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壓制對他們的批評以推行私有化。削價出售國有資產的回扣率會達到10%，而這些資產動輒價值數億美元。私有化之后，第二步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的“拯救經濟計劃——資本市場自由化”。理論上講，就是對資本市場解除管制，即允許資本自由流進流出。不幸的是，投機的“熱錢”只是單方向地不斷流出。一個國家的儲備在幾小時、幾天內就蒸發干凈。而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為了吸引資金以恢復這個國家的金融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會要求這些國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結果可想而知：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資本的價值，打擊了工業生產并耗光了國家財富。在這一關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這些國家拖入第三步：價格市場化，從而進入一個糧食、水、燃氣價格飛漲的時期。這又可預見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稱之為騷亂。像1998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削減對窮人的食品和燃料補貼后，印度尼西亞爆發了騷亂。這些騷亂和動蕩又引起了新的資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潰。當然，這種經濟“縱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對外國公司來說，他們可以以“跳樓價”買到那些價值連城的東西，比如礦山開采權或港口占有權。最后就走到第四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把這一步叫做“消滅貧困計劃”——自由貿易。作為一個內幕參與者，斯氏把這種自由貿易比作用金融和財政手段所進行的鴉片戰爭。

拉美地區是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其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了一系列嚴重問題。如國有企業私有化，使一些產業向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集中，導致失業問題更為嚴重；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兩極分化和貧困化十分嚴重；民族企業陷入困境；國家職能明顯削弱，社會協調發展被嚴重忽視；金融自由化導致金融危機頻發，如1994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 年的巴西貨幣危機和2001年的阿根廷債務危機等。GDP 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經淪為該地區的貧窮國家。拉美國家的經濟至今處于停滯之中。

中國的經濟改革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某些誤導，目前經濟的“拉美化”特征已有所顯現，如不明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也有可能導致社會危機的爆發。

2. 改革對象的區別。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對象是舊的經濟管理體制，即產品經濟體制，而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即公有制；不是要改掉公有制，而是要完善公有制及其實現形式。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對象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要消滅公有制。我國的改革，就是要在堅持公有制為主的前提下完善生產關系，是通過理順公有產權關系來理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不是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變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不是將公有制變為私有制。而按照一些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去搞國有經濟改革，就會導致相反的結果，使公有財產私有化。在新自由主義者的“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和“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等似是而非的理論誤導下，20 多年來有數以萬億元計的國有資產流失，3000 萬出生于20 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國企工人下崗。很短時間內，近90%的中小國企實現了私有化。

構建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的產權關系，是要使公有制產權關系有機地融入市場經濟體制之中。市場經濟以生產勞動的社會性只能通過交換間接地實現為前提，只承認市場交換和市場競爭中的平等權利，經濟主體利益相互獨立，自主經營，這是一種橫向的自發的社會分工制度。這種社會分工制度有利于社會主體個性的發展，調動分散、獨立的社會主體的積極性，因而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它在社會生產的組織上天然具有滯后性和自發性。公有制經濟由自主聯合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具有共同的利益，貫徹按勞分配的利益平等原則。

公有制經濟必須具有協作勞動的本質要求，就是要使生產勞動過程的聯系和統一服從一個中心的指揮和調節，因而其內部分工具有自上而下組織安排的特征。這是一種縱向的自覺的分工制度，有利于協調各方面利益。但是，這種縱向分工在社會歷史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也會產生脫離實際的主觀性，壓抑社會主體個性的積極性，因而導致不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后果，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的弊病正在于此。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在現存的歷史條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場經濟兩種制度的優點而克服計劃產品經濟體制和市場分工制度的弱點，促進形成既不同于計劃產品經濟體制下那種具有主觀性的公有制產權制度，又不同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權制度，并促使這種嶄新的產權關系人格化。

3. 改革依靠力量的區別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遵循黨的群眾路線，充分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等廣大勞動者，充分調動他們在改革中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將改革作為一場偉大的群眾性社會實踐。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改革，只依靠少數“精英”，同時依靠外國人的力量來推動。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廣大工人、農民是愚昧無知的，不僅不能參與改革的決策，反倒是需要他們這些“精英”人物來教訓和開導的。他們對下崗工人不僅不報以同情，反而說他們是在溫水里面被煮熟的青蛙，是競爭中的失敗者，活該受窮。農民太多，又懶惰，只能一直窮下去。而那些靠投機倒把、以權謀私先富起來的一批人則是社會的“精英”和時代的主宰者。一些新自由主義者赤裸裸地主張弱肉強食，宣揚早已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們宣稱：“要鼓勵剝削，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以腐敗來消解舊體制，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有的甚至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因為這樣才能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他們甚至認為，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 萬國企老工人。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這些說法已完全失去良知和道義，失去了為人的起碼常識，就連海外的一些新自由主義者也覺得不堪入耳。

其實，新自由主義者所宣揚的同歷來的統治者沒有兩樣。那就是統治者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卻總是宣傳自己是高貴的、智慧的和善良的。而廣大老百姓辛辛苦苦、逆來順受，卻被貶斥為低下的、愚蠢的和卑劣的。我們知道，在目前的中國，相當數量的有錢人發的都是不義之財，靠的是權錢交易、權力資本化、官商勾結，根本扯不上什么企業家才能。

中國的改革，必須徹底擺脫由少數權貴及其新自由主義者代言人為主導的局面，徹底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更多地依靠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勞動者的力量。否則的話，只能越改越糟，越改兩極分化越嚴重。

三、改革的方式和原則的區別

1. 改革方式的區別。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遵循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一切經過試驗，加以總結提高，然后由點到面，逐步推廣。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改革，脫離廣大勞動群眾，由少數精英出方案，依靠行政力量，不顧實際情況強行推動，大搞一刀切。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性力量，因此我們的改革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實踐表明，在具體改革上，凡是能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就能比較順利地達到目的。反之，就會受到挫折。例如，農村聯產承包制改革，首先在安徽鳳陽試點，成功之后再向全國推廣。同時，對于像華西村、南街村那樣集體經濟較發達的地方，也允許不搞聯產承包制，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搞一刀切。但是在城市，國有企業的改革卻走了彎路。一些地區沒有遵循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而是照搬照套在國外理論界也存有爭議的“管理層收購”的做法。在實際操作中，依靠的是少數地方政府官員和企業的管理層，結果把全體人民共有的財產，變成了少數企業管理層的私人財產。導致勞資對立，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引起社會上的強烈不滿。

體制的變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調整，涉及眾多人的利益，因而需要人民群眾對改革的廣泛參與。缺少群眾參與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時間內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改革的步伐似乎很快。但這樣一種改革，首先是無公平和公正可言，徹底摧毀人們道德的根基，必然會影響長遠和可持續發展。此外，還會導致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團的支配而偏離正確的方向。所以，當香港科技大學的郎咸平教授指出大陸的國有企業改革所存在的問題時，一些新自由主義者反而倒打一耙，指責郎咸平破壞學術秩序，是在搗亂，并一味地強調要保護“企業家”的積極性。當互聯網輿論對郎咸平大力支持時，他們卻說要頂住互聯網的壓力，要敢于站在大眾輿論的對立面?？梢娖淇裢潭?。

2. 改革原則的區別。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則是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使廣大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讓群眾得到看得見的實惠。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原則是以資本為主宰，為富人的利益著想，搞劫貧濟富，大肆損害廣大群眾的利益，失去社會公正。

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所要依靠的都不是一小部分人的積極性，而是全體國民的努力。阿馬蒂亞·森就認為，經濟的發展其實是一個自由權利的拓展過程。這些自由權利包括公民政治參與的自由、公民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公民享受醫療保障的權利、公民享有自由交易的權利等等?？傊?，人民有更多自由選擇的權利，整個社會有更高的參與度，社會經濟的發展就越快、越健康。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就在于依靠廣大農民的力量，充分體現他們在農業生產中的主人翁精神，調動起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而許多國企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拋開企業的真正主人——工人，剝奪他們對企業財產的擁有權，由少數幾個管理人員主導改革。

四、兩種改革、兩種前途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前途，是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和市場經濟的優點，從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快速提高，實現富民強國。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前途，是走向權貴市場經濟和淪為外國壟斷資本的殖民地經濟。新自由主義已經在一些國家通過“改革”達到了這種目的。為了避免這種前途，我們應當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義的“改革”。

北京大學陳岱孫教授曾指出：“西方各發達國家在國內甚至在國際生活中厲行國家干預主義政策，但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模式和經濟政策，取消國有企業，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特別是計劃管理，洞開國內市場，與西方國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經濟接軌，其目的無非是要在發展中國家恢復殖民主義統治，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演變為資本主義，或外圍資本主義?！币虼?，所謂新自由主義，在實際上不過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進攻和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的思想武器；而這新自由主義一旦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就必將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義的推行和發展。

在今天的中國，許多新自由主義者對改革中利益受到損害的勞動群眾麻木不仁，卻甘當國際壟斷資本的應聲蟲和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更重要的是，在改革中付出代價的恰恰不是那些在改革中依靠不法手段致富的人，而是生產價值、創造財富的勞動人民。新自由主義者總認為，改革中所付出的代價是不可避免的，而這種代價會在改革中所得到的收益增量中加以彌補，即所謂“帕累托改進”。他們還在概念上玩游戲，故意混淆公平與平均的概念，說什么強調公平會影響效率，要提高效率就要犧牲公平，目前應以效率為主（即先把蛋糕做大）。這種故意混淆公平與平均的概念，其目的就是引起人們對公平的反感，進而維護少數人的利益。當你聽到“當你把蛋糕切得更均勻時，你會發現到手的蛋糕已經變小了”這句話時，你一定會覺得公平是個應該拋棄的東西。新自由主義者在這里就是將公平偷換成平均（把蛋糕切得更均勻）。其實，新自由主義者那些貌似有理的觀點，都是些騙人的鬼話。由新自由主義者所主導的一些政策只是加劇了不平等，卻未能提高效率。因為不會有人在感到不公平的情況下，還有積極性去提高效率。公平與效率實際上不僅不矛盾，而且是相輔相成的。公平能夠促進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反過來增大公平的所得。

今天，中國的改革已處在攻堅階段。我們必須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才能走上改革的正確道路，才能避免陷入權貴市場經濟和外國壟斷資本殖民地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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