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態環境危急》連載之九：垃圾焚燒的困惑
蔣高明
城市垃圾的出路在哪里？用火攻，可減少了體積，并可以資源化利用，如垃圾發電，這是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近年來，北京市計劃在全市最大的垃圾阿蘇衛填埋場西側，新建一座亞洲最大的垃圾焚燒發電廠。但是這個消息一出來，馬上引發了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
阿蘇衛垃圾填埋場位于北京市北郊的小湯山鎮，這個鎮轄區內的村莊和小區共有5.1萬居民。填埋場幾公里外有保利壟上、納帕溪谷等多個別墅區。這里的居民首先發出了反對的聲音，他們擔心，垃圾焚燒會產生各種污染物，特別是一級致癌物二噁英。
當含氯塑料在低于850度燃燒時，會產生二噁英，這是已知的嚴重致癌物。國際禁止的化學物，又稱二氧雜芑(qǐ)，是一種無色無味、毒性嚴重的脂溶性物質，二噁英實際上是二噁英類（Dioxins）一個簡稱，它指的并不是一種單一物質，而是結構和性質都很相似的包含眾多同類物或異構體的兩大類有機化合物。二噁英包括210種化合物，這些物質非常穩定，熔點較高，極難溶于水，可以溶于大部分有機溶劑，是無色無味的脂溶性物質，所以非常容易在生物體內積累。環境中的二噁英很難自然降解消除。二噁英的毒性十分大，是砒霜的900倍，有“世紀之毒”之稱。國際癌癥研究中心已將其列為人類一級致癌物。日常生活所用的膠袋，PVC（聚氯乙烯）軟膠等物都含有氯，燃燒這些物品時便會釋放出二噁英，并懸浮于空氣中，垃圾焚燒廠周圍的人難免不呼吁這樣的有毒氣體。
居民們的抵制行動引起了北京市垃圾處理主管部門的注意。政府派出了工作組到小湯山鎮現場辦公，對居民作解釋。盡管官方承諾，高水平的焚燒廠是具有污染控制水平的，使得影響最大的這部分人群，也不會受到身體健康的損害。然而，政府的解釋難以打消居民的疑慮。一些居民代表搜集各種資料和數據，整理出了一本厚厚的研究報告，提交給多個相關部門，表達他們的觀點。
垃圾焚燒引發風波，不僅是在北京。過去兩年，全國有30多個城市發生了居民反對修建垃圾焚燒廠的事件。廣州番禺垃圾焚燒廠附近30萬居民“集體散步”，使得項目被迫緩建。
聶永豐，清華大學教授，垃圾處理問題專家。他認為，在經濟發達、人口密集的地區，垃圾焚燒是一種必然選擇。中國東部和中部的這些省份，特別是大城市，第一個，經濟水平發展，垃圾產生量多。第二，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短缺，沒地了。這個國情就決定了一點，焚燒在整個垃圾處理的減量里面占一個很重要的地步，不管你想要不想要。在主管部門看來，垃圾焚燒就是更好的方法之一，不僅能化解“垃圾圍城”的危機，焚燒的熱量還能轉化成電能。但是，居民們顯然不這么看。
趙章元，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退休研究員，是“反燒派”的主要代表。趙教授認為，垃圾焚燒，不僅產生二噁英，還有很多致癌物放出來，我們能不能控制是未知的。日本、德，焚燒爐附近都發生了比較多的癌癥，最后發現污染以后，就把大量的爐子都關停了。然而，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不同意這個說法，他很直接地表示，趙章元的很多說法沒有事實依據。什么歐洲多少國家焚燒禁令，日本焚燒爐關閉等等，二噁英多少癌癥，相當部分是無中生有。
聶永豐，清華大學教授，垃圾處理問題專家。他認為，在經濟發達、人口密集的地區，垃圾焚燒是一種必然選擇。中國東部和中部的這些省份，特別是大城市，第一個，經濟水平發展，垃圾產生量多。第二，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短缺，沒地了。這個國情就決定了一點，焚燒在整個垃圾處理的減量里面占一個很重要的地步，不管你想要不想要。在主管部門看來，垃圾焚燒就是更好的方法之一，不僅能化解“垃圾圍城”的危機，焚燒的熱量還能轉化成電能。但是，居民們顯然不這么看。
趙章元，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退休研究員，是“反燒派”的主要代表。趙教授認為，垃圾焚燒，不僅產生二噁英，還有很多致癌物放出來，我們能不能控制是未知的。日本、德，焚燒爐附近都發生了比較多的癌癥，最后發現污染以后，就把大量的爐子都關停了。然而，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不同意這個說法，他很直接地表示，趙章元的很多說法沒有事實依據。什么歐洲多少國家焚燒禁令，日本焚燒爐關閉等等，二噁英多少癌癥，相當部分是無中生有。
垃圾焚燒引發的爭議，讓各地焚燒廠的建與不建，陷入了兩難境地。困局中，2010年3月，北京市政府作出了一個舉動，邀請反焚燒居民代表參加政府組織的考察團，到日本、澳門考察垃圾處理。受邀的居民代表，就是黃小山，他是垃圾焚燒的激進反對者，自稱“垃圾黃”。日本之行，多少改變了他對垃圾焚燒的看法。
經過十天的考察，黃小山回到了國內。附近幾個小區的居民代表第一時間約黃小山交流，了解他的見聞和想法。在市中心，就有一個叫有銘垃圾焚燒廠，就類似北京的國貿，真是就在咱們國貿那個地兒，你以為是一個特別高級的寫字樓，結果一問，那是垃圾焚燒廠。聽說要去垃圾焚燒廠，總覺得垃圾廠太臟了，你進門感覺就成了什么呢？是害怕你們污染了我們這個垃圾廠。確實是，一開門一進去，換拖鞋，換白大褂。
反對垃圾焚燒派的代表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關心的反焚燒運動中，日本的口號并不反焚燒。它最重要的口號就是垃圾減量。黃小山是帶著技術觀點去的，他看完日本以后得出結論：衛生填埋也好，焚燒也好，還是高溫熱解也好，已經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必須立即開展垃圾分類，以減少垃圾排放量。
經過十天的考察，黃小山回到了國內。附近幾個小區的居民代表第一時間約黃小山交流，了解他的見聞和想法。在市中心，就有一個叫有銘垃圾焚燒廠，就類似北京的國貿，真是就在咱們國貿那個地兒，你以為是一個特別高級的寫字樓，結果一問，那是垃圾焚燒廠。聽說要去垃圾焚燒廠，總覺得垃圾廠太臟了，你進門感覺就成了什么呢？是害怕你們污染了我們這個垃圾廠。確實是，一開門一進去，換拖鞋，換白大褂。
反對垃圾焚燒派的代表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關心的反焚燒運動中，日本的口號并不反焚燒。它最重要的口號就是垃圾減量。黃小山是帶著技術觀點去的，他看完日本以后得出結論：衛生填埋也好，焚燒也好，還是高溫熱解也好，已經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必須立即開展垃圾分類，以減少垃圾排放量。
沒有分類，都往爐子里放，很危險，絕對不能支持。塑料不能燒，它是產生二噁英的一個根源。在日本，黃小山了解到塑料制品上都有一個數字標識，1到7分別代表不同的種類，便于進行垃圾分類，但分類之后無法回收的塑料，就是用焚燒來處理的。他去日本之前，當時也有誤解，原認為塑料這種東西就是有毒的，肯定不能燒的。那么到了焚燒廠，垃圾池里面都是白色的塑料。我們可能相對要注意的，就是這種3類的塑料，因為它含氯，二噁英產生的前提和溫床就是氯元素，你很難把它剔除干凈。二噁英在850度以上的高溫中停留兩秒鐘才能被分解，這就要求焚燒爐必須保持穩定的高溫。如果垃圾本身熱值不夠，必須添加輔助燃料才能保證爐溫。
然而，垃圾分類在中國容易進行嗎？10年前，廣州出現第一批分類垃圾桶；2000年，廣州被列為全國八個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之一，部分行政區的垃圾分類覆蓋率達到100%；2006年，廣州提出力爭2008年前完成中心城區生活垃圾回收網絡的建設；2009年4月，廣州宣布不再投放分類垃圾桶，原先雙色分類垃圾桶黯然退場，統一回收的藍色垃圾桶重上街頭。這一原因，就是，居民辛辛苦苦分類的垃圾，環衛工人又混合在一起了，這令居民十分心寒。
然而，垃圾分類在中國容易進行嗎？10年前，廣州出現第一批分類垃圾桶；2000年，廣州被列為全國八個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之一，部分行政區的垃圾分類覆蓋率達到100%；2006年，廣州提出力爭2008年前完成中心城區生活垃圾回收網絡的建設；2009年4月，廣州宣布不再投放分類垃圾桶，原先雙色分類垃圾桶黯然退場，統一回收的藍色垃圾桶重上街頭。這一原因，就是，居民辛辛苦苦分類的垃圾，環衛工人又混合在一起了，這令居民十分心寒。
只有垃圾分類的前提，垃圾才能焚燒，然而，在現實的城市生活中，做起來是很難的。未來的中國城市必受困于自己制作的垃圾：要么是找不到地方填埋，要么就是在不能充分分類的基礎上匆忙上垃圾焚燒爐，排放的污染物由重新回到環境。
自然界中的萬物在生長發育過程中是不排放垃圾，為什么人類要排放這么多的垃圾呢？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生態系統中的物種制作化學物質的條件是在常溫與常壓下，剩余的少量垃圾微生物以及食腐動物會將垃圾作為資源利用起來；而化學家發明的技術是在高溫高壓并在大量催化劑存在的前提下才能進行物質合成，這些物質一旦合成，就無法降解。自然界中的微生物等分解者無法降解人類制作的垃圾，如白色污染、電子垃圾、玻璃制品等等。
人與自然萬物，誰更聰明呢？
《中國生態環境危急》連載之十：不可再生資源變成建筑垃圾
蔣高明
在城市垃圾中，建筑垃圾占據了很大的比重，而造成建筑垃圾增大的原因，是盲目的房地產開發和建筑壽命過短，中國城市的建筑壽命平均30多年，一些好好的大樓以種種原因炸了重建。城市裝修熱更加劇了建筑垃圾的排放，這些垃圾與居民的生活垃圾堆放在一起，最終是填埋了之。政府主管部門帶頭制造建筑垃圾，一些地方超規標建設辦公場所，一個僅有三十幾人的“衙門”人均辦公面積300平方米以上；有些城市黨委和政府的辦公樓富麗堂皇程度令發達國家都吃驚。
2008年6月，我在中央電視臺新聞上看到這樣一條消息：為了掩蓋超標建辦公樓內幕，廣西某市向上級申請建筑用地和入住辦公樓單位（科室）的清單上，連“殯儀館”也赫然在列！
超標準建筑之風從黨政機關開始刮起，很快蔓延到學校、醫院、科研單位和幾乎所有擁有一定權力和財力的單位。你到中國任何地方，最好的辦公樓幾乎都是各級政府的“衙門”，其次是高校，再次是重點中學。然而，建了這么多的樓房滿足需求了么？遠沒有。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各級領導們的辦公和居住條件提高了，北京市某區區長的辦公室是300平方米；某研究所所長的辦公面積是100平方米。在居住方面，原來司局領導的三居室（50~70平方米）或四居室（70~90平方米）早就落伍了，他們的居住面積即使在北京、上海這樣住房面積緊張的城市，也超過了200平方米，更況他們還占據著幾處住房。
建筑所需要水泥、沙子、石頭、磚頭、木材、甚至活生生的大樹、古樹等基本材料，都要向農村掠奪，城市以犧牲鄉村環境為代價。建筑資源中，沙子、石頭、黏土等用一點少一點，如不惜用，后患無窮。
在筆者家鄉沂蒙山區，我看到的一個現象令人觸目驚心。村里的一些有錢人，用廉價的價格將村里的河道承包了三十年，名義上種樹，實際上盜賣沙子。他們雇傭了挖掘機，大量沙子比較廉價地賣給鎮上，再由其它沙販子高價出售給城市。這種破壞從2005年春節就開始了，今年更變本加厲。據村里人介紹，10畝河道地一年賣下來，能賺10多萬元。就這樣，這個風氣愈演愈烈。
除了沙子，今年又發現改賣沂蒙山區的大石頭。一路上就見販賣石頭的大卡車往來穿梭，可見生意之火爆。
中國“快餐式”的城市化除了帶來村落的消失外，還將消失了很多寶貴的不可再生資源：沙子、石頭、土壤。蓋高樓肯定有很大的商業利潤，然而，有誰會想到，有一天，國民富裕了，再也不愿意住在這“鳥籠子”般高樓里的時候，還要推倒高樓建矮樓或者平房。因為，那些高樓本不是什么藝術品，多是些粗劣的產品。即使農民，如果富裕了，他們也不愿意繼續住在缺少人氣的高樓里。西方發達國家早就走過了這樣的彎路。
城市改造建筑一定要一次到位，要出精品，要成為文物，要能夠堅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人均辦公面積和居住面積要有個度，越節約越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節約下大量的不可再生資源，為后代留下一點不可再生的財富。對于不可再生資源的大肆浪費，暴殄天物，甚至將石頭等不可再生資源出口的做法，應當果斷叫停。
由于建筑粗糙，中國鄉村的房屋幾乎每十年一淘汰；城市樓房每二三十年就過時，炸掉了重來。發達國家城市樓房的平均壽命是100年，而我們不到50年，個別地方樓房壽命更短，經常看到城市里嶄新的高樓被炸的新聞。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我們擔心，今后我們的后代再蓋房子，在建筑材料里，他們首先缺少的是沙子，然后是黏土，最后是石頭。對于不可再生資源的保護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了。
《中國生態環境危急》連載之十一：城市中的“拾荒者”
蔣高明
筆者在上碩士研究生的時候，實驗室里有一個叫石萍的北京女孩，非常活潑可愛，研究生們總愛找她聊天。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小時候的故事，石萍竟背起了兒時的一首兒歌來，因為印象深刻，我也記住了這首兒歌來，聽起來很有意思。這首兒歌唱到：“星期天的早上大雪紛飛，揀垃圾的隊伍排成一隊，風一吹，紙一飛，揀垃圾的隊伍跟著追”。
當時的北京女孩編這首兒歌，顯然是嘲笑鄉下來的拾荒者的。但令今天的北京人不能理解的是，今天的垃圾已經遠遠不是什么“風一吹，紙就飛”的紙片或破布頭了，而是實實在在的垃圾了，這些垃圾足以要了北京人的命(如垃圾焚燒排放的二噁英)。這個垃圾內容之“豐富”，令今天的拾荒者成為億萬富翁也不在話下。
然而，拾荒者雖然在城市垃圾處理中功不可沒，但他們不是為了解決城市的垃圾問題而來的，而是想從垃圾中尋找財富，那些不能用的成分，將會成為徹底的垃圾，你最終拿它搞垃圾焚燒也點不著了，只有借助汽油。
1989年，來自四川巴中的兩個農民杜茂獻、許繼財找到在北京市環衛局工作的王維平，希望能進入北京市的大型垃圾處理場撿破爛。這有什么不合適呢？他們撿得越多，環衛局就越省事兒，因為垃圾的收集、運輸、轉運和處理不僅過程煩瑣，而且投入巨大，收益卻甚微，如果這些人能把垃圾都撿走，全部消化掉才好呢。王維平當時愉快地答應了。
不久，杜茂獻、許繼財就被通知獲準去北京城里撿垃圾。以后，他倆便率領500多位家鄉父老兄弟，興沖沖地奔赴北京市最大的垃圾處理場。
多年后的今天，這批進京的撿垃圾大軍已壯大到超過10萬人。隨著垃圾大軍的擴大，因利益而形成的垃圾分工也逐漸形成了：四川人只撿垃圾，不收廢品；河南人只收廢品，不撿垃圾；江蘇人只搞地溝油，半夜進城，最后將那些地溝油拉到城鄉結合部的地下作坊；河北人不進城，只負責在城鄉接合部接來自大城市里的各種有用垃圾。首都龐大的回收再生體系，靠這樣的江湖法則維系著。
他們中有人蹬著三輪車沿街區收購廢品，有人從賓館、飯店收泔水或從商場收廢品，也有人蹲守垃圾樓，或扒居民樓垃圾道撿垃圾。無一例外的是，人均年收入都在萬元以上。
這幫“拾荒大軍”可謂分工明確。整個軍中有13個“舵”，共分成了金屬組、塑料組、鞋底膠皮組、玻璃組、紙類包裝組，等等。獲得的廢品，經這些人集中分選后，金屬類運往河北霸縣；塑料運往河北文安縣；玻璃運往邯鄲市的國營或私營玻璃廠；膠皮鞋底運往定州市；紙類則運往保定造紙廠-儼然形成了完整的撿、運、銷、加工一條龍體系。而在這些靠垃圾吃飯的外地人中，更不乏因拾垃圾而發財、回家鄉蓋房、創辦垃圾回收公司的例子。如今，這些活躍在城市各個角落的拾荒、廢品收購大軍，更有2000萬之眾。
垃圾大軍的形成，說明了垃圾中其實也蘊藏著巨大的經濟價值。垃圾就是一種放錯了地方的資源，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它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利潤和生態利益。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以紙張舉例，說明了垃圾是可以再次利用的。按照當前的技術，回收利用一噸廢紙可再造出800公斤好紙，可以挽救17棵大樹，節省3立方米的垃圾填埋場空間，少用純堿240公斤，降低造紙的污染排放75%，節約造紙能源消耗40%至50%。北京每天扔掉的廢紙達1500噸，如果將這些廢紙回收利用，1200噸紙張將會重新回到書桌上。
其實，中國是全世界最早提出垃圾分類收集的國家之一。解放初期，在勤儉治國方針的指導下，中國就建立了世界上一流的廢品回收網絡。如1965年，北京二環路以內的國營廢品回收站就有2000多個。但進入80年代后，計劃經濟下的廢品回收已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由于管理、稅收、離退休負擔等矛盾，這個行業也嚴重地萎縮了。 到了1997年，三環路以內的國營廢品回收站僅僅剩下了16個。城里人找工作，再也看不起那些垃圾了，留給農民去發財吧。
北京有2.3萬名環衛職工，清掃、處理了279萬噸生活垃圾，政府為此付出7.5億元的代價。北京市日產生活垃圾總量達近2萬噸。每運一噸垃圾，從垃圾中轉站到垃圾堆放場至少得花一百多元人民幣。一年光運這些垃圾就得耗去6億多元的市財政收入，其中還不包括垃圾無害化處理的費用(每噸100元左右)。可見，“垃圾大軍”們從垃圾中拿走有用的成分，總體是符合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原理的，垃圾大軍們充當了生態系統中分解者的角色，他們的工作是應當得到人們尊重的。
問題是，必須對這些“垃圾大軍”進行管理，從垃圾中提取有用的東西固然是好事，但將餐館中的泔水運出城市，加工制作地溝油后再運回城市餐館，坑害別人，無論如何也不能鼓勵。那些泔水怎么辦？過去是喂豬，現在政府規定不能用泔水喂豬，總得給餐館里的殘羹冷炙找出路吧？然而，路又在何方呢？
《中國生態環境危急》連載之十二：拒絕白色污染誰來帶頭？
蔣高明
由于工作關系，筆者經常接到國內出版機構寄來的圖書，許多書討論中國境內發生的重大環保事件，并介紹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所做的努力。出版這樣一本好書的目的旨在喚醒國人的環保意識。然而，遺憾的是，該書在出售時，每本書外卻籠罩了一層毫無意義的塑料包裝膜。既增加了白色污染，還增加了拆裝的麻煩。
目前中國出版界，乃至學術界，為追求所謂的豪華奢侈，圖書雜志塑封或塑料膜包裝成風。除此之外，光盤、磁帶等電子影像制品外也多封了一層塑料膜。甚至還有些出版社或雜志社，向訂戶郵寄雜志或圖書時，使用的也是無法降解的塑料信封。
出版業之外，消費行業“塑封”現象更是觸目驚心。撲克、香煙、藥品、玩具、甚至襪子、化妝品等等都毫無例外地實行“白色”包裝。酒店里的一次性牙刷、梳子、拖鞋、肥皂、浴帽等都大量使用塑料膜包裝。飛機上，乘客吃一頓飯后，就留下來一堆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汽車修理行業，修理廠為了取悅顧客“上帝”，竟然使用大面積的塑料膜包住車座，僅使用一次就扔到垃圾堆。桶裝礦泉水的水桶外依然籠罩一層塑料膜，就連農民種地也廣泛使用塑料膜，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政府竟鼓勵這一做法。白色污染充斥了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如我們不果斷采取禁塑措施，我們的生存空間將會被自己制造的塑料垃圾所覆蓋，嚴重影響到我們的身體健康。
盡管中國政府制定了嚴格的措施，如控制城市超市和商場使用一次性塑料袋，但縣級以下地區依然沒有禁止塑料袋使用。在農貿市場、集市上，塑料袋照樣大行其道，且使用的是再生的塑料袋，造成的環境污染更大。
因自然界沒有微生物能夠降解塑料袋，目前對塑料膜和塑料袋的處理，一是再生使用，二是焚燒，三是掩埋。焚燒塑料膜會釋放出多種有害化學氣體，其中以二惡英毒性最大。它們在自然界中滯留時間很長，毒性極強，并可通過呼吸和食物鏈進入人體，導致生殖系統、呼吸系統、神經系統等中毒、癌變或畸形，甚至死亡。2004年正式生效的《斯德哥爾摩公約》，把六氯代苯等化合物列為首批對人類危害極大的持久性化合物，在世界范圍內禁用或嚴格限用，這些禁限物質中就包括焚燒塑料膜產生的二惡英。但前兩者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后者則在長期填埋過程中污染地下水。制造塑料袋消耗許多化石資源，排放很多溫室氣體。簽于此，一些發達國家的公民自覺抵制塑料袋這一嚴重的白色污染制品。
最新數據現實，目前中國城鄉癌癥死亡率較30年前增加了80%以上；每4-5個死亡的人中，就有一個是死于癌癥；中國每年因癌癥死亡的人口接近200萬人。癌癥死亡率的上升說明我們生存的環境在變差，污染物在增多，其中，很可能就有燃燒塑料膜形成的污染物在內。燃燒塑料制品形成的二惡英是世界上公認的惡性致癌物，面對如此惡劣的致癌物，最明智的辦法就是減少乃至逐步告別塑料膜使用。
比起龐大的“登月計劃”來，環境保護并不是什么十分了不起的難事，困難的是堅持，這要求每個公民從具體細節做起。如果中國在全世界率先消除了白色污染，這對于人類社會的進步意義并不亞于我們登上了月亮。然而，嚴酷的現實是：消除白色污染遠比“上天”還難。
餐館里的一次性塑料膜，一次性餐桌布，一次性飯盒；香煙盒上多余的塑料膜；磁帶、光盤、精品服裝上的包裝膜；書本、雜志封面的塑封膜；酒店里的一次性牙刷、梳子、拖鞋；飛機和火車上塑料餐具和包裝盒；商場里顧客免費取走的塑料袋，當人們消費這些產品的時候，就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白色污染。那些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塑料制品無法通過生物的作用降解再利用，多被填埋或焚燒，造成更嚴重的環境污染。如果人們自覺地拒絕這些物品，則白色污染可在源頭上得到控制。
然而，消滅白色污染，保護生態環境，僅靠環境志愿者有限的呼吁和帶頭作用其力量顯然不足。懶惰是人類的天性，圖省事、圖方便才出現了過多的“一次性”制品面市。關鍵的是，在提供這些“一次性”的過程中，有人從中牟利，才使得消滅白色污染僅停留在“口號”階段。一些明不見經傳的小企業，給大飯店提供一次性洗刷用具賺足了大錢。酒店采購人員要回扣，小企業老板要效益，吃虧的是公眾的生態環境。要從源頭治理白色污染，政府必須下大力氣，必須重點整治制造白色污染的企業，“迫使”那些企業為環境保護“買單”。具體的做法包括：一是提高生產“一次性”用品的稅收，讓他們無利可圖；二要宣傳教育公眾拒絕使用那些對生態造成危害的產品；三是加強環境保護執法，對于危害公眾環境健康的行為予以法律制裁。
從2008年1月1日起，國家開始禁止所有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將提供免費塑料袋。然而，兩年半過去了，除了大中城市的大型超市外，、批發市場、農貿市場、菜市場、流動小販依然“我行我塑”，照樣大量使用超薄劣質塑料袋。菜場里曾經一度“絕跡”的白色、綠色、紅色等超薄塑料袋也出現在全國大小農貿市場的攤位上?？梢?，“限塑令”難以改變人們“犯懶”的習慣，不從源頭切斷污染源是沒有辦法的，關鍵是人們根本沒對其生存環境多看一眼。全社會關注環境，尤其名人帶頭拒絕使用“一次性”物品，讓環境保護成為一種時尚，我們的生態環境就會有希望。2008年，接待“兩會”代表的酒店不提供“一次性”洗刷用品，就是在環境保護具體細節上邁開了重要一步。然而，我們更關心的是，這樣好的舉措何時能在全國的各大飯店、賓館，尤其是星級賓館實施，并形成環保制度？
出版行業是傳播文化、知識、理念、時尚的產業，環境保護理念尤其值得宣傳。除宣傳外，在具體細節上做到不污染環境或少污染環境，出版人更應帶個好頭。從這一立場出發，追逐毫無意義的奢侈消費，迎合大眾庸俗需求，大量使用沒有任何用途的塑料包裝膜，就應當果斷停止。除此之外，那些時尚類的出版刊物，還具有引領社會消費的特殊功能，可以利用這一優勢，大力宣傳一些名人、要人綠色消費行為，逐步讓老百姓意識到，保護生態環境，減少乃至告別白色污染，完全是舉手之勞。
環境保護，必須從小事做起。
《中國生態環境危急》連載之十三：“洋垃圾”進軍中國
蔣高明
2007年6月，筆者在英國做博士后的學生劉美珍博士發來一則消息：英國大量向中國輸出洋垃圾。全球最大的貨輪愛瑪•馬士基號圣誕節后，一次就將滿載的17萬噸垃圾，傾倒在廣東佛山南海聯滘村。在散落的垃圾里，隨處可見英國著名超市“特易購”的塑料袋，還有花花綠綠的食品包裝袋。
中國的垃圾處理還沒有圓滿解決，有人又引進洋垃圾，而且是沒有辦法降解的電子垃圾和白色垃圾。
中國每年有價值160億英鎊的貨物運往英國，然而作為“回報”，英國竟破天荒地將190萬噸垃圾運回中國。過去短短8年間，英國運往中國的垃圾數量竟狂漲了158倍！這些垃圾中，以很難降解的廢塑料等為主。
自然界中，由于動物、植物、微生物長期協同進化的結果，基本不產生廢物。分解動植物產生的“垃圾”及其尸體的，是微生物和食腐動物。但是，對于人類制造的塑料、農藥顆粒以及結構復雜的有機化合物，微生物們卻“啃”不動。人們稱那些自然界不能分解的有機化合物，為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2004年正式生效的國際《斯德哥爾摩公約》，把艾氏劑、狄氏劑、異狄氏劑、滴滴涕、七氯、氯丹、滅蟻靈、毒殺芬、六氯代苯、二惡英、呋喃以及多氯聯二苯12種化合物列為首批對人類危害極大的POPs，在世界范圍內禁用或嚴格限用。它們在自然界中滯留時間很長，毒性極強，并可通過呼吸和食物鏈進入人體，導致生殖系統、呼吸系統、神經系統等中毒、癌變或畸形，甚至死亡。
在洋垃圾處理現場，工人們挑揀出廢塑料，把它們融化后再次利用。燃燒發出的陣陣濃煙刺激著人們的鼻腔，燃燒后的化學廢物直排放到附近的河水里，把河水都染成了黑色，直接影響了下游廣州的環境質量。但是，這還不是問題的終結，更嚴重的還在后頭。
焚燒塑料類垃圾過程極易產生上述12種POPs的至少5種，即列在清單上的后5類?？梢?，中英不法之徒在將洋垃圾傾倒中國的時候，同時將5種劇毒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也留在了中國。這些污染物的危害時間之久，用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的李國剛總工程師的話來講，即使現在停止引進，“最早也要在未來第7代人體內才不會檢出這些物質”。
將垃圾傾倒別國的做法是典型的“以鄰為壑”。美國人均消費包裝塑料量達23.4公斤，日本20.1公斤，歐洲15公斤，而我國最少，約為13公斤。發達國家早就意識到“白色污染”的危害，采取“回收和替代”雙管齊下的方式，基本上消除了其危害。但是，依然有一些國家如英國等，采取將別國當作“垃圾場”的做法，出口了之。既輸出了污染，還賺取了“黑心”錢。
這里，我們不禁想起了160多年前的那場戰爭。當時，英國人為了獲得白銀，轉嫁國內經濟危機，竟將害人的鴉片輸入中國，造成了中國國力的衰弱。今天，他們故伎重演，堂而皇之地向中國輸出其高消費后的垃圾，污染別國環境。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兩次事件都是發生在廣東。而燒化洋垃圾比起“虎門硝煙”來，冒出的是不同的煙，出的是不同的氣。
我們是該警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新的大舉“入侵”的時候了。洋垃圾入侵中國，已為多年來的一個嚴肅話題。不僅英國，美國、日本等每年也將洋垃圾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而我國沿海的一些小港口，已是名副其實的“洋垃圾場”。中國的未來，決不能成為發達世界的“垃圾場”或“垃圾溝”，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拒絕洋垃圾！對于那些以犧牲中國13億人生態環境，謀求暴利的中外不法之徒，必須予以堅決的打擊。
《中國生態環境危急》連載之十四：不干凈的耕地
蔣高明
人類之所以能夠不斷繁衍并有所發明，正是因為人類掌握了生產食物的技術和方法，掌握了一年四季作物生長的規律，這就是農業的發明。畜牧業是人類直接利用動物，而作物需要在合理的水、肥、氣、熱、光、溫條件下，才能夠獲得糧食，其中害蟲與雜草還來與人類爭奪資源。農業是一門古老而永恒的話題，沒有了農業，人類社會肯定是不可持續的。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加上史前文明，人類與作物打交道的歷史有八九千年，中國農業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中國耕地連續利用幾千年不退化，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一個世紀前，美國有個姓King的農學家實地調查中發現：中國農民數千年來，如何成功地保持了土壤肥力和土壤健康；他們并沒有使用大量外部資源投入，但幾千年來的不間斷耕作并沒有讓土壤肥力降低，同時養活了高密度的人口。為什么美國這樣的國家僅僅耕作幾百年，就已經面臨著如何維持土壤健康的嚴重問題，并面臨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危機呢？中國人的智慧，讓黃毛藍眼的美國教授驚嘆不已。實際上，作為普通的中國農業大學生，都知道或至少聽說過中國的四大農書，即《氾勝之書》(西漢氾勝之著)、《齊民要術》(北魏賈思勰著)、《農書》(元代王禎著)、《農政全書》(明代徐光啟著)，這些書最早的成書歷史有兩千多年，最晚的也有五百多年，這些書都介紹了如何用地養地，要是金教授來中國知道這些書，他也許當時就不那樣奇怪了。
然而，遺憾的是，自從上世紀70年末以來，我們拋棄了傳統的農業技術，引進所謂的第一次綠色革命成果，即使用大量的化肥、農藥、除草劑、農膜，“鋤禾日當午”式的耕作方式，被機器替代了，人變得懶了，地變得饞了，農田充滿了污染物。短短幾十年，耕地肥力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全國土壤有機質平均不到1%，農田里每年聚集著不可降解的農膜。工業化農業，已經大大動搖了我們農業的根本。傳統的有機農業能夠堅持七八千年，而工業化農業恐怕連百年也堅持不下來。一百年前，美國金教授驚嘆的中國精耕細作農業，跟隨歐美腳步短短幾十年，暴露出來的各種問題，當代中國所謂的農業科學家難道不感到羞愧嗎？
讓我們來看看，我們采用工業化農業，即大量化肥、農藥、除草劑、添加劑、農膜、無機能投入下的中國耕地污染現實。短短三十多年的變化，就能夠說明筆者上述擔憂不是空穴來風。
國土資源部和國家環?？偩重撠熑司嘎?，目前我國土地污染尤其是耕地污染非常嚴重。據調查，全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幾乎占到了中國耕地總面積的十分之一，其中多數污染的耕地集中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1997年僅農業部記錄在案的重度土地污染事故就有1057起，直接經濟損失達1.5億元。
耕地一旦遭受污染，最直接、最表面的危害是不利于植物生長，導致農作物減產甚至絕收，嚴重污染的土地可能寸草不生。但危害決不僅僅如此，耕地污染還嚴重威脅到食品、糧食安全，因為有毒物質被植物吸收積累后，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并繼續在人體內聚集，極有可能使人中毒，引發各種疾病——繞了一個圈子，有毒物質最終要回到人體安營扎寨。比如，很多污水中含有重金屬元素鎘，它是一種劇毒物質。當土壤中鎘的含量在非常微量甚至還不足以使植物產生任何中毒癥狀時，植物籽實中積累的鎘就可能對人體產生危害；當每公斤土壤鎘的含量僅一毫克時，稻米中鎘的含量就超過國家規定的食品衛生標準(每公斤糧食鎘的含量不超過0.2毫克)而成為“鎘米“。人吃了“鎘米”會中毒，就會患上可怕的“疼痛病”，先是腰、背、膝關節疼痛，隨后遍及全身，數年后骨骼變形，身體縮短，疼痛難忍，呼吸困難，最終無治而亡。
除了化肥造成的直接污染外，污染耕地的“元兇”大多是間接的，罪魁禍首是來自工礦業廢水的污灌。我國因污水灌溉而遭受污染的耕地達3250萬畝。目前全國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喪失了使用功能，流經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嚴重污染。綜合世界銀行、中科院和環保部的測算，我國每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約占GDP的10%左右。
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這條母親河已被污染所困，最終影響到黃河兩岸的耕地。黃河流域污水處理量僅占排放總量的14%左右，水利部將黃河干流20世紀80年代初至2004年末的水質監測資料進行了對比分析：上世紀90年代末，58%的干流河長未達到Ⅲ類水標準；2004年末，黃河干流水質未達到Ⅲ類標準的河長已經占到70%，其中劣五類水質（此類水已經沒有任何使用價值）河長占到了7.4%。再如長江，有人說現在的長江是一江“毒”水向東流，中國兩萬多家石化企業中有一萬家分布在長江流域，另外，沿江分布著五大鋼鐵基地、七大煉油廠。而全國每年大約3800億立方米農業灌溉用水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被嚴重污染的江河湖泊。用這樣的污水灌溉農田，能不減產嗎？還能指望污染的耕地結出什么好果子來呢？據來自國土資源部的估算，全國每年因重金屬污染的糧食達1200萬噸，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
再說農膜，農膜是現代農業最垃圾的發明。人們在得到一部分增產后，并沒有考慮到農膜的降解問題。在沒有有機肥、秸稈等養地，脫離了傳統鋤地做法，覆蓋一層農膜就實現了保溫、保水、除草、殺蟲，表面上看，這樣的好事是天下再好不過的了。但實際上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的，是加速耕地“死亡”，無異于“殺雞取卵”。我在河南、河北、山東等地農村看到，農田幾乎被清一色的白色塑料膜所覆蓋，田間地頭、渠溝路旁，甚至大街上、農戶的院落里，到處都是廢棄的農膜，真是“白色恐怖”。目前，我國每年約有50萬噸農膜殘留在土壤中，殘膜率達40%。這些農膜在15～20厘米土層形成不易透水、透氣的難耕作層。筆者曾實地考察過幾十個國家，從來沒有見到一個國家像我國這樣，大張旗鼓地推廣、應用農膜，弄得全國山河一片“白”。有些勤快的農民將農膜從地里撿出來就地焚燒，看似干凈了，實際上，低溫燃燒排放的劇毒二噁英進入了農民的身體和大氣中，成為難以除掉的惡性污染物。
由于耕地嚴重污染，加上整個社會趨利，化學合成物質不僅僅投入到耕地中，還直接投入到食品中去。無法容忍的事實是，一連串陌生的化學名詞，竟然是在頻頻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中為公眾所熟悉的，如牛奶、雞蛋中的三聚氰胺，動物肉中的瘦肉精、抗生素，大米中的黃曲霉（一級致癌物），面粉中的過氧化苯甲酰，溴酸鉀，禽蛋中的蘇丹紅，海鮮中的福爾馬林、硝基呋喃代謝物，多寶魚中的孔雀石綠，黃鱔中的避孕藥，金華火腿中的敵敵畏等等。蔬菜水果中，百菌清、倍硫磷、苯丁錫、草甘膦、除蟲脲、代森錳鋅、滴滴涕、敵百蟲、毒死蜱、對硫磷、多菌靈、二嗪磷、氟氰戊菊酯、甲拌磷、甲萘威、甲霜靈、抗蚜威、克菌丹、樂果、氟氯氫菊酯、氯菊酯、氰戊菊酯、炔蟎特、噻蟎酮、三唑錫、殺螟硫磷等等，對于這些異常專業的東西，連筆者這樣有生物學和化學背景的教授也倍覺陌生，更況普通消費者？
那么，為什么中國耕地在短短的三四十年時間內就出現了嚴重的退化，乃至耕地污染呢？從下一節開始，我們做一些深入的分析。
《中國生態環境危急》連載之十五：農戶的一筆賬
蔣高明
2009年春節期間，某網站上發表了子虛先生的文章《老農春節話三農》。文章作者稱，他平時很少下鄉，對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都是通過文件、報刊、電視了解的。只知道多年前就取消了農業稅，近年來國家又反哺農業，對種植水稻等作物給予補貼，因此一直以為農民多少得了一些實惠。
春節期間子虛先生回老家，一些兒時的朋友，亦即今天的老農，不免聚一聚。三句話不離本行，他們一聊起來，總離不開一個“農”字，話語中不時還來一點唉聲嘆氣，抑或憤憤不平。子虛先生不免奇怪起來，問道：“現在種田不上交，還給補貼，政策不是很好嗎？”
農民們說：“你住在城里，哪里曉得現在種田連個工錢都撈不回來，補貼同支出比起來，連根毛都算不上。” 這個話匣子一打開，于是你一言我一語，以種植一畝水稻的平均收入和支出為例，給子虛先生算了一本賬，也上了一堂課。就像小學生一樣，子虛先生對農民的一筆賬原原本本記錄于后：
表3-1 稻谷生產的投入與產出 (單位: 畝)
|
投入與產出 |
農資 |
質量（公斤） |
單價（元/公斤） |
合計（元） | ||
|
投入 |
種子 |
0.75 |
60 |
45 | ||
|
化肥 |
尿素 |
10 |
3 |
30 | ||
|
碳酸氫銨 |
50 |
0.6 |
30 | |||
|
磷肥 |
50 |
0.56 |
28 | |||
|
復合肥 |
25 |
3.2 |
80 | |||
|
鉀肥 |
10 |
5.4 |
54 | |||
|
農藥 |
2.5 |
40 |
100 | |||
|
農膜 |
— |
— |
10 | |||
|
灌溉 |
— |
— |
49 | |||
|
機耕 |
— |
— |
110 | |||
|
收割 |
— |
— |
130 | |||
|
產出 |
稻谷 |
500 |
1.8 |
900 | ||
|
毛利 |
234 | |||||
從上面的表可以看出，農民種植一畝水稻，毛利只有區區234元。算過賬后，他們又補充算道：200多元毛利，不含人工和自備固定資產（如小型抽水機）折舊。在當前生產水平下，包括浸種催芽、耕整秧田、播種育秧、耕整大田、插秧、施肥、治蟲、管水、中耕除草、抗災、收運曬儲等，每畝約需投工20個，就是說，不計自備固定資產折舊，每個工日不到12元。以每個勞動力年投工300個計（相當于種10畝田，復種指數為1.5），一個農村勞動力的年收入不到3600元，同一個科級干部稍微可以拿上桌面的月收入差不多。國家雖然對農業實施了傾斜政策，但實際落實到農民的糧食直補每畝約為80元，10畝田全部種水稻也只有800元，加上此項，每個工日也不足15元。這都是按正常年景和正常市場算的，如果年景和市場稍有不順，就成了負數。
現在，外出打一天小工收入70元，免稅又補貼，種田一天只有15元，誰還愿意種田？都說現在種田優惠多，但怎么也比不上生產成本增加多。如果真有優惠，種田的人應該越來越多，田應該越種越好。可是現在恰恰相反，青壯年寧肯外出打工也不愿在家種田，種田的都是“993861部隊”（老人、婦女、兒童），今后的農村，怕是沒得人種田了；過去田多一年種三季，現在耕地減少了，反而不到一季半，還到處拋荒。
聽了這番話，子虛先生又同他們比較了一下主要生產資料與糧食的價格漲幅，發現除鉀肥、燃油等外，大多并不比糧食的漲幅更大，看來產生高額成本的主要原因是兩條，一是過度且掠奪性生產的農業化學化，二是農業機械化程度的提高，也就是說，是農業現代化的結果。如同資本主義早期使用機器不僅沒有給工人造福，反而使工人更加困苦一樣，農業現代化帶給農民的是生產成本的大提高和勞動報酬的大幅度降低。
關于第一個問題，作者又問道：“過去施用農家肥，又能節約成本，又能改善土壤，又能降低病蟲害，又能增強水利排灌調蓄能力，又能減輕環境污染，既然成本那么高，為什么不用農家肥？”
這一問讓老農們竟來了氣：“誰不知道用農家肥好處多？誰不想多用農家肥？但是有條件嗎？過去是家家戶戶養豬積肥，正如毛主席說的，一頭豬就是一座小化肥廠，豬糞交集體，報酬比勞動工分還高?，F在都是大戶養豬，吃的都是加了激素的精飼料，豬糞都下堰塘養魚了去了。小家小戶缺本錢，根本養不起，養了也只能虧本。過去一到冬季就搞積肥運動，堰塘一年清一次淤，淤泥肥田長的稻子特別沉?，F在田土堰塘都分到了戶，一家一戶哪有能力干堰清塘？分田單干以來，除了少數作魚塘外，堰塘從來就沒有清過淤，全都快淤平了，基本上不能蓄水，落上幾點雨，到處一片白，旱得三五天，到處沒水抽。這還不打緊，滿堰滿塘都是革命草、農藥瓶，還有血吸蟲，連牛也不敢喝堰塘水了?，F在的人都只知道掙現錢，而且都會打小算盤，積一天肥遠不如打一天工掙錢多，因此寧可打工掙錢買化肥，也不愿積肥施用農家肥。”
關于機械成本問題，作者又問道：“不是說購買農機國家是給了補貼的嗎？一耕一收用去了全部收入的20%，怎么收費那么高？既然收費高，怎么不自己動手耕田割谷呢？”
老農們說：“現在的政策真正是窮不管，富要幫。農村能買大一點機械的，都是個別先富的，國家的補貼補給了他們，并沒叫他們少收咱們的錢。青壯年都打工去了，留守的老的老，小的小，哪有能力自己動手？農業生產季節性強，說種就要種，說收就要收，農時不能誤，你要耕時我也要耕，你要收時我也要收，就那么幾臺機器，搞市場經濟，按價值規律辦事，他不漲價不是違反規律了嗎？前面算賬割一畝稻收費100元，還是整整齊齊不倒禾的，倒禾的加倍，一畝200元呢！”
作者自稱子虛先生，用的是筆名，有些“虛無縹緲”的意思，其實他反映的農村情況，并非空穴來風，而是社會現實問題。子虛先生介紹的是南方農村的情況，北方農村的情況如何呢？筆者也做過下面的調查：
在北方農村，種地成本大概分布如下：以每畝計算，化肥需要200元；機械耕地100元，澆水100元；農藥20元；除草劑10元；機器收獲80元；種子50元，總共種地成本560元。那么，農民能夠收入多少呢？山東中產田小麥玉米大約都是800斤，價格0.95元/斤。我們就按最高的產量和最理想的價格計算，每畝地的凈收入只有960元。如遇天旱，化肥、農藥、地膜漲價，收入只有500～600元。種兩季只收一季，還不如出去打工一個月掙得多。種植大蒜、西瓜收入高些，農民紛紛棄糧種菜種瓜。即使如此，風險也很大，2008年大蒜只有5分錢一斤，連成本也收不回來。就是加上養的豬、喂的雞，再種植一半的經濟作物，一個四口之家全年的收入也不足6000元。
再看看花費情況：筆者老家村支書家里有兩個學生。上大學的兒子每年最低需1萬元，上高中的女兒最省也得5000元；人情往來1000元；留生產成本1000元；水電費50元，冬季取暖500元。這些簡單的開支就達17550元。而家里還不能有病人，否則就是傾家蕩產。因為，農民們壓根兒沒有將生病的開支考慮在內，小病小災完全是用身體扛過來的。
現在困惑中國糧食生產的最主要問題就是種地不掙錢，勞動力外流，而為了保證產量，但又無力精耕細作，只能大量使用工業化肥，而農業化工肥料的高成本使得種地更沒錢賺，就更沒有人愿意種地，最終中國農業形成了后面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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