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南《民主胡同40條》一書新近出版，書名和封面設計都很吸引人，但這只是一本書要吸引人的第一步，書中的內容有著明顯的司馬風格，通俗明快、生動精辟，同樣吸引人。兩年前，我看到司馬南在某大學一次演講的錄像，內容是關于其他一些國家的民主現象，便對司馬南說：可以把這個話題豐富一下，寫成一本書。司馬南當時說，沒時間啊。沒想到，后來他花了很多時間，居然寫成一本56萬字厚厚的書。從最初《北京民主胡同》的標題，到現在《民主胡同40條》的書名，似乎還有未盡之意。“民主胡同”一條條，有的能走出去，有的只是死胡同。
    我還沒有時間把司馬南這本書讀完，但大致內容有所了解，司馬南最初4萬多字的“北京民主胡同”，我是很認真地讀了。因此，也能對《民主胡同40條》說上幾句，甚至再加幾條胡同。但是，一開口說民主便有很多問題。民主有很多理解，很多歧義。當今世界最令人郁悶的是：只要針對民主的某種解釋發出不同的意見或看法，便會被擁有這種解釋的“民主專利”所有者指為“反民主”。“反民主”是什么？這一“民主專利”的標準解釋是：獨裁、專制。于是，本來應該是開放的民主，在“民主專利”的保護下，任何與“民主專利”不符的解釋，統統都是獨裁、專制。從而使得民主只能有一種聲音，從而確保民主只能有一種解釋，一種由暴力保護的“民主專利”。
    專利差不多就是專制。當民主也變成少數人的專利，或者說，對于民主的話語權變成少數人的特權時，它也就變成了民主的專制。對于很多反對“民主專利”、“民主專制”的人來說，只要反對它，就“被反民主”了，就“被專制”了。這實在是一種很被動的狀態。這就是“話語權”的巨大威力——說你是，不是也是；說你不是，是也不是。如埃及，如伊朗。這種被動、這種民主專制的蠻橫，讓很多人跳起來進行反抗。于是，有人用激將法在微博上說：你們這些反民主的人，敢不敢公開擁護專制？我替你們揚名！于是，“被反民主”的人在微博上真的公開說：專制比民主好一萬倍。于是，本來是反對“民主專制”的，現在都“被專制”了，在激將法面前，鐵證如山地“被專制”了。于是，有人拿出早就準備好的標簽，給這些“被專制”的人貼上——反民主就是反人類。于是，“民主后殺你全家”，因為，你們反人類。
    民主與專制，就像上帝與魔鬼，很多時候，它不能靠理性?！懊裰鹘獭币呀洶阉兂尚叛?，變成崇拜。在這種狀況下，反對“他”的民主，毫無例外都是專制。為了避免這種民主話語霸權下的專制，我在說到民主時，一般都會加上“西方”兩個字，“西方民主”這一拖沓的描述目的是顯示出，那是他們所謂的民主。當然，有時我也會忘記，也就經常在民主話語霸權的專制下，“被反民主”，“被專制”。因此，我現在越來越經常地對朋友們說：我們不要因為反對他們的假民主，無辜地“被專制”！我們要拿過民主的話語權。民主如果是一個神器，不能讓專制的假民主掌握，而應該讓真民主掌握。對于民主和專制的解釋，不能只是他們的專利。
    “他們”是誰？他們就是掌握話語權的人。他們靠什么掌握話語權？靠錢。這里再重復一遍我曾經說過的觀點。西方政治的“三權分立”是將一件事情切成三段，分別由不同的人負責。但是，在不同的負責人背后，都站著同一個“人”，這就是“他們”，就是錢。中國傳統政治的“三權分立”是暴力權、財富權、話語權的隔離，站在這三權背后的，是社會道德。這是我們的民主，是我們的話語權下的民主。不是他們用金錢維護的民主專利，而是我們用道德維護的真民主。
    長期以來，他們在臺上，有麥克風，他們是麥霸，聲音比我們大很多。如今，我們即便沒有到臺上去奪了麥克風，也應該買一個自己的麥克風，在臺下與他們唱一唱對臺戲。我們要爭奪民主的話語權，不能任由金錢壟斷了民主的話語權。不能任由金錢把我們抹黑為“專制”，而要放大我們的聲音——我們才是民主，他們才是專制，他們是金錢的專制，是金錢統治下盜用“民主”名義的專制。所以我認為，司馬南的《民主胡同40條》就是我們掌握麥克風、我們掌握民主話語權的一個行動。我們絕不該無辜地被指為反民主的專制，反而讓盜用民主的財主耀武揚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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