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社會關鍵詞--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鄉村素描》是賀雪峰先生對20多個省的鄉村所做的調查。40多篇精短的調查筆記，呈現出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的真實狀況。在長期經驗觀察和深厚理論積淀的支撐下，作者敏銳地捕捉到鄉村巨變的蛛絲馬跡，金融危機時農民在城鄉之間進退有據，兩代農民工的差異，新型城市對農村的剝削，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情，農村老年人靜悄悄的自殺，喪禮上的狂歌勁舞與“灰公醋婆”，理性行動所導致的非理性后果。

這份真實而沉重的筆記體素描，將引領你重新審視我們的鄉村和中國的未來。

 

賀雪峰著：《鄉村社會關鍵詞——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鄉村素描》，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鄉村社會關鍵詞》自序

一

2000年前后，中國農村發生了巨變，這是中國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農村的巨變幾乎同時發生在三個層面，一是2001年開始的農村稅費改革，至2006年取消農業稅，千年皇糧國稅取消，國家與農民的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二是19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的滲透，農民的流動尤其是大規模外出務工經商，使封閉村莊的邊界大開，構成村莊內生秩序基礎的結構性力量快速變化，這種變化包括宗族、小親族等地緣和血緣相結合的超家庭單位的瓦解，也包括家庭結構本身的變化；三是農民價值系統或意義系統正在發生變化，農民以傳宗接代作為意義本源的價值系統受到現代性的全方位沖擊，且已與落后、封建、愚昧等負面詞匯劃上等號，農民意義世界中的歷史感被當下的現世利益所取代。一旦農民意義系統發生變化，構成中國農民數千年行為的基礎即被改變，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基本特征的諸多方面也就會隨之而變。

中國農村以上三變同時在2000年前后的世紀之交出現，既是一種巧合，又有一定必然性。之所以可以取消農業稅，是因為中國現代化已經發展到相當階段。現代化是西方發源而自外而內影響中國社會的，中國被迫進行的現代化同時又是現代性不斷侵蝕中國傳統的體制、文化和社會的過程。現代性的侵蝕一旦到了某個階段，中國社會中的傳統結構與傳統價值自然發生改變。首先是國家強力改造了傳統結構的外觀，比如宗族財產被沒收，宗族活動被限制，傳統宗教被宣布為封建迷信。接著是現代性的邏輯滲透到社會內部以及每個人的內心世界，改變了個人的意義、目標和行為邏輯，從而也改變了社會基本結構的面貌。

因此，一個半世紀以前入侵的西方現代性，到了二十世紀末就同時在中國的國家與農民關系，農村基本社會結構，和農民價值與意義系統三個層面開花結果。

二

也是在20世紀末，大致是1996年碩士研究生畢業的這一年，我正式進入到農村研究。1998年開始，持續10多年，我每年用2個月以上時間在全國不同的農村地區調研。剛開始到農村調研，既無時間的概念，也無空間的概念。在我眼里，農村是既十分熟悉，又相當陌生。熟悉是因為我生長在農村（湖北荊門農村），對農村的各個方面都可以說是極其熟悉，以至到了熟視無睹的程度。這是一種生活中的熟悉，是一種理所當然、自然而然的熟悉，是不問為什么的熟悉，而不是學術上的熟悉。等到了家鄉以外的農村調研，發現家鄉的理所當然，到了外地則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個邏輯，以前一切都是合理的必然的事情，現在則變得不確定起來。在外地農村調查越多，對家鄉農村就越是不熟悉，越是陌生起來。

    在這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下面，我將自己在全國不同地區調查的感想記錄下來，并在2003年匯編在一起，以《新鄉土中國》為名出版了。《新鄉土中國》是我對中國農村首次的學術觀察，這個觀察可以說是既無時間，又無空間，是一種靜態的觀察。正如我在《新鄉土中國》后記中所寫，之所以將這些觀察取名《新鄉土中國》，是想沾費孝通先生的光。但也許我現在明白了，我將這些觀察取名《新鄉土中國》也是有道理的，因為中國之所以可以在20世紀末創造舉世公認的經濟奇跡，恰恰是因為鄉村社會在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將之概括為“九億農民生活于其中的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儲水池”。而且不僅如此，如果我們不能理解農村在中國快速經濟發展中的戰略性的基礎作用，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發生在20世紀末的所謂中國奇跡。本書第一篇的文字也許可以幫助我來回應為什么將20世紀末的中國仍然稱為鄉土中國——捆綁在土地上的中國——的原因吧！

出版《新鄉土中國》以后，我開始比較明確地意識到了中國巨型社會的區域差異問題，這個意義上講，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恰恰缺少區域的視角，而是將龐大復雜的中國農村當作了一個整體，作為了一種理想型，這種理想型顯然遠離中國的現實，既無時間概念，又無空間概念。說《鄉土中國》無空間概念好理解，因為費孝通并未區分中國不同地域的差異。說缺少時間概念，則似乎不妥。問題恰是，費孝通所描寫傳統中國被作為了一個整體，而其實這個傳統中國有5000年的文明，至少有3000年的明確歷史記載和2000年的皇權統治。而費孝通先生所觀察到的20世紀上半葉的變遷，卻大多還只是千年巨變的開始，這個巨變是到了20世紀末才變得明顯起來的。

我在2003—2007年的數年調研思考，最終以《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和《村治的邏輯——農民行動單位的視角》兩部書稿的出版，告一段落。這兩部書稿，一部是調查報告，一部是理論建構，兩部書稿試圖建立一個自下而上看問題的視角，而尤其重要的是區域差異的觀察方法或區域的視角。一旦有了區域的視角，我們再來看中國農村發生的一切，就會變得極其豐富、生動和有趣，在區域視角下面，我們可以更為細致也更為真實地討論中國農村和理解中國農民的生活，可以建立起更加切近實踐的中層概念和中觀理論。這幾年，我及我所在華中村治學者，應該都已經習慣使用區域視角這把銳利的工具，來更加深入細致地解剖中國農村和建立具有中國主體性的農村研究概念體系。

2007年以來，我繼續在農村行走，這一年我也主持一項大型農村調查，這些調查的成果于2009年1月由山東人民出版社以《新時期中國農村村治模式研究叢書》為名出版，一套十六種。在叢書總序中，我概括了當前中國農村的三大巨變，并為總序取名《巨變的圖景》，希望通過不同地域都在發生巨變的記錄，來說明中國當下農村的軌跡。我也自2007年開始，有意識地在每次田野調查之后，將調查感想用隨筆形式記錄下來。逐年累積，到了2009年，已經寫下70多篇30多萬字的調查隨筆。正是這段時間的田野工作和隨筆撰寫，使我恍然感到了農村不同區域都在共同邁向告別傳統中國的巨變的偉大歷程。中國農村正在發生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一個變局，使我們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時間的力量。在2009年7月，我將2007—2009年的調查隨筆以《巨變的圖景》為名匯編在一起，編印出來作為同學們的調研參考資料。在2010年1月的一次調查途中，我突然想到，這些年的調查隨筆可以結集出版，從而可能正好反映出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初的中國農村社會的這場巨變的某些片段。

至此，經過十年多一點時間，我對中國農村的理解，終于由一個既無時間又無空間的農村，進入到一個有了明確時空定位的中國農村。將一個籠統抽象的農村分解為若干生動具體的農村，再回到一個包含了具體的抽象農村。只有這個包含了具體的抽象，才能包容中國農村的復雜性，也才真實，也才能為理解中國的政策實踐和社會變遷提供有力依據。

三

2008年7月以《巨變的圖景》為名來編輯這幾年所寫調查隨筆時，是以調查時間和地點為順序編排的。每在一個地方做調查，都會形成一些觀感和想法，因此會集中寫若干篇隨筆。2007年以來，我主要的調查點有遼寧沈陽、河南汝南、四川綿竹、湖北英山、湖北建始、湖北京山、貴州湄潭、湖北大冶、浙江奉化、江西贛州、湖北沙洋等農村，均是吃住在農戶家中。遺憾的是，有些農村調研之后，因為雜務繁多，未能及時成文。一段時間之后再想寫作，卻因為沒有了現場感而竟寫不出來。而這些年寫出來的70多篇，加上2004年在陜西關中農村調查所寫幾篇隨筆，一共選出45篇，分為七篇，分別按經濟、社會的排序，編輯成目錄上的樣子出版。

因為調查隨筆所寫內容細碎零亂，我有意將書名改為《鄉村社會關鍵詞》，意思是，凡是關心農村某個方面問題的讀者，都可以從本書的目錄中找自己關心的問題，從而可以直接查閱到自己關心問題在本書的描述。我相信，這些具有強烈經驗情緒的描述，可以深化我們對至今仍有九億農民依托其生活的鄉村社會的理解。

四、

我和我所在華中村治學者一直有一個夢想，這個夢想就是經過長期努力，撰寫出一部中國人自己的《農村社會學》，建構一套可以讓中國大眾和政策官員真正理解中國農村的概念體系，從而實現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社會科學本土化本身并非目的，我們的目的是讓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主體性，讓中國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具有主體性。我們希望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可以服務于對中國社會的理解和服務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從而，服務于13億中國人民福祉增進的事業。

2010年6月18日下午

后記

《鄉村社會關鍵詞》是我最近幾年農村調查隨筆的匯編。最近幾年，也就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最初10年，恰好這10年，中國鄉村社會正在發生千年未有之巨變。本書希望借近年農村調查的體驗，來對這個千年之變做幾點素描。

本書的大部分調查都是以“集體調查”的形式進行的。集體調查，就是多人匯聚一處，白天調查，晚上討論，這樣一來，每次十天半月的調查，也就變成了十天半月的研討。這樣的調查，最容易擴展視野，也最方便訓練學生。近年來，我所主持的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每年都會組織三、四次這樣的集體調查，尤其是每年暑假，更是形成了進行集體調查的慣例。

因為是集體調查，書中觀點就不只是我一個人的，而是要歸功于集體智慧。這些年的農村研究，得到眾多師友的幫助，尤其是得到了中心同學們的幫助。中心博士、碩士生，和我擔任顧問的華中科技大學三農研究讀書會本科生同學，可謂人數眾多，大家將“頂天立地、長期堅持”和“陽光、陽剛”作為座右銘。這是一個朝氣蓬勃熱情向上的理想主義團隊。中心博士生中，已經有同學畢業留在武漢高校繼續從事農村研究，如陳柏峰、申端鋒、呂德文、郭亮、楊華等，有同學分配到外地高校從事農村研究，如劉勤、李德瑞、田先紅、歐陽靜等。他們結束在中心的學習，意味著他們走上了從事中國農村研究的大道。我們相信，20年后，我們這個習慣于“集體調查”，有志于“集體學術”的團隊，將有所作為。

本書出版，要感謝這些年來一直為我們提供調查方便的各方朋友，尤其是要感謝接受過我們訪談的農民兄弟。

一如既往，感謝已經出版我們多部著作的山東人民出版社，感謝老朋友王海玲女士。

《鄉村社會關鍵詞》是我出版的第二本農村調查隨筆集。第一本調查隨筆集《新鄉土中國——轉型期鄉村社會調查筆記》（廣西師范大學2003年版），市面早已無售。常有讀者問起《新鄉土中國》，出版社也曾希望重印，但是我希望經過修訂后再重印面世。因為缺少足夠時間，也因為對其中一些重大問題的思考不夠成熟，就一直沒有動手修改。本書可以看做《新鄉土中國》的續篇。也許還要再過幾年，我才可以著手《新鄉土中國》的修訂，從而可以與本書一起，為讀者提供一個比較完整的對鄉村中國的素描。

賀雪峰

2010年6月21日下午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農民收入與消費

農民收入的構成

農民外出務工的邏輯

農民工返鄉的邏輯

農民的投資行為

農民消費與打工經濟

新城市剝削農村

土地與最基礎的人權

理解農作

“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

第二章 經濟分化與社會分層

農村的經濟分化

村莊的經濟社會分層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情

農村社會的競爭機制

經濟分化與婦女地位

第三章 婚姻與家庭

農民的婚姻與家庭

彩禮、嫁妝與家庭責任

分家與農村家庭結構

“操心”與農村代際關系

代際關系的平衡性

生活化的家庭觀

從“耙耳朵”說起

第四章 價值與信仰

農民價值的類型及其變遷

農民生育觀念的變遷

婚喪禮儀邏輯之變

農村老人為何自殺

地下基督教與農民信仰

家庭理性化的后果

第五章 公私觀念與公共空間

公與私

大私與小公：特殊主義邏輯的鍛造及運行

村莊里的公共性問題

酒席的性質

閑話與公共空間

公私觀念的區域差異

第六章 農民行動單位

關中農村的戶族

川西平原的院子

作為行動單位的村民組

房頭與新農村建設理事會

農村社區建設與傳統資源

第七章 理性與理性化

農村社會的半熟人化

鄉土邏輯與熟人社會

熟人社會的行動邏輯

農民的理性選擇行為

農民理性化的進程

熟人社會的治理

附錄

關于“田野的靈感”

作者簡介

賀雪峰，1968年生，湖北荊門人，現為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長期從事鄉村治理研究和鄉村建設實踐，著有《新鄉土中國》（2003）、《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2003）、《鄉村研究的國情意識》（2004）、《鄉村的前途》（2007）、《什么農村，什么問題》（2008）、《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2009）、《村治的邏輯——農民行動單位的視角》（2009）等多部著作。

書摘——

農村老人為何自殺

一

2008年國慶到京山縣沙嶺灣村作為期半個月的調查，最難過的是發現京山農村老年人自殺之嚴重，已經到了難以想象的程度。我們調查的沙嶺灣三組，總共只有30多戶，最近20年卻有10多例老年人的自殺。調查期間，全村有三例老年人死亡，全為自殺。問村里的老年人，最近他們所在村民組有無老年人非正常死亡，有兩個老年人的回答是，他們村民組最近這些年就沒有老年人是正常死亡的。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就是自殺，略有不同的是，有的老年人是因為得了重病而自殺，還有老年人則是因子女不孝而自殺。因為自殺問題比較敏感，我們也不方便老是追問。從所獲資料估計，有些村民組可能有一半的老年人是自殺死亡的，全村老年人自殺率估計也是高得驚人。不僅是沙嶺灣村老年人自殺率高，而且本次調查的孫橋和曹武兩鎮10個村，其他村老年人自殺率也都很高。沙嶺灣三組徐姓老人，今年60歲，身體健康，是全村公認豁達健談的老人，說話幽默，記憶力又好。他說自己20年前認為上吊自殺的人都是傻子，而現在則認為他們都是明白人，明智人，因為有病無錢醫。人老了，吃不起這個虧，受不起這個罪。人總有一死，不如一死。他又說，我認為自殺是自愿，病痛折磨，又要勞動，關鍵是沒有意義，那還活著干什么？

二

任何一個健全的文明都會發展出一套針對死亡的文化來，因為任何社會及任何個人最終都要面對死亡。正是一個健全而健康的文化，可以讓這個文化的成員可以泰然面對死亡。中國傳統文化中當然也是有這樣的應對死亡的態度的。但是，俗話說，好死不如賴活著，何況京山農村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已是遠高于溫飽，農村老年人很少是吃不飽飯的。即使生病，也并非不可以再拖一拖。為什么京山老年人這么輕易地就選擇了自殺呢？

要理解京山農村老年人的自殺，首先要理清京山老年人自殺所引起的后果。問題是，京山老年人自殺后，往往引不起任何后果。有老人用調侃的語氣說，老年人死了還不如一條狗，這話雖然有點過，卻很說明京山老年人自殺所引發后果的實際情況。我們查看歷年來沙嶺灣村老年人死亡的登記，除個別例外，幾乎所有老年人死亡都登記為正常死亡，而據我們調查，其中大約1/3的老年人是自殺，或上吊，或喝農藥，而不是正常死亡的。在沙嶺灣村，若老年人因病自殺，則這樣的自殺是算不上自殺的。村民認為的自殺，一般指身體健康但子女不孝、生活無著所導致的自殺。即使子女不孝導致老年人自殺，也不大會對子女造成嚴重后果。首先是，從來不會發生老年人（如果是女性的話）娘家人過來討說法的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至少我調查的沙嶺灣村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其次是村民并不會因為老年人自殺而譴責他的子女：那是別人的家事，其他村民似乎沒有理由會干涉別人的家事。甚至，村民中往往會流傳對自殺老年人不利的輿論，比如說，她之所以自殺，是因為她太好強了，太多言了，太喜歡在外人面前說自己媳婦的壞話了，而全然不顧這個自殺老太太說的是否事實，及是否在理。老年人自殺了，但在村里似乎引不起反響，沒有漣漪，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也不去問為什么而死。而老年人自殺后，子女似乎也很少有人有內疚感，更不用說負罪感。老年人自殺后，他們的子女按一般程序來操辦喪事，完成任務，然后再正常地過自己生活，什么都沒有發生一樣，什么也沒有改變。

老年人自殺，采取的也往往是沒有任何反抗性的自殺，自殺的目的不是為了報復子女，不是為了達到某種個人死亡以外的目的，自殺就是為了解脫自己，就是認為自己活著沒有意思了，老了、病了，沒有用了，該死了。老年人往往是悄悄、平靜地自殺。上海大學的李晨說，老年人沒有任何反抗的自殺最可怕，因為一點震憾性的力量都沒有。是的，京山老年人的自殺并不表達他們反抗什么，他們已經心死。他們并不是要反抗，所以他們靜悄悄地自殺，他們的自殺除了他們自己的死亡以外，沒有留下任何改變，自然也產生不出震憾性的效果。在村莊中，老年人自殺已經不再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事件，甚至不再是一個值得談論的話題。

三

為什么京山農村老年人會如此普遍及如此沒有反抗地自殺呢？

首先，這與京山農村老年人所處的結構位置有關，他們在目前的結構中幾乎沒有地位。在沙嶺灣村調查期間，我們入住的房東家，房東的姐姐正好過來住幾天。再過幾天，我們即知道房東姐姐竟是被自己媳婦趕出來的，被趕出來的原因是她多話。前不久，她將自己與丈夫多年積攢的2萬元錢拿給兒子和媳婦，她給錢到兒子和媳婦，媳婦本來是高興的，不過，她自己有點忘形，對鄰居說了給媳婦2萬元積蓄的事情。她媳婦知道很惱火，喝斥她說“2萬元在現在算個屁啊，有本事將來不能動了，不要我們養”。因此將婆婆趕出門。房東的姐姐萬般無奈，只有到弟弟家過幾天，避避風頭。

房東并非一個沒有本事的人，他在成都做了10多年生意，交游十分廣泛，也很有能力。女兒考上大學后嫁到一個很有錢的老板。他有六個姊妹，其中來他家住的是大姐，今年剛好60歲，另外還有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且他的姐姐和兩個妹妹都嫁到本村，兩個弟弟也在本村。一家六姊妹，是六戶人家。去年，大姐的丈夫得病去世，大姐與姐夫關系一直很好，大姐為此很傷心。現在，大姐將夫妻倆多年積攢的2萬元錢交給媳婦，卻因為一時多言，而被媳婦趕出家門。房東大姐只有這一個兒子，兒子所娶媳婦，不僅是本村的，而且是本組的。在這樣親密，這樣熟悉的關系中，房東的大姐竟被趕出家門，無處可去。調查期間，房東大姐又到她的幺妹那里住了幾天。她幺妹信基督教，之前勸大姐信，大姐一直不信。這次，走投無路的大姐終于第一次走進了本村的家庭教會聚會點，我們到聚會點調查，又正好遇到。

如果房東的大姐是被其他人趕得走投無路，我相信，包括房東在內的他們六姊妹，是有力量為大姐討回公道的。問題是，大姐是被自己媳婦趕出家門的，清官難斷家務事。房東也曾到大姐的媳婦家說好話，但媳婦仍在氣頭上，不肯原諒，大姐也只得再在幾個弟妹家里輪流住，等著她媳婦消氣。

房東之所以對自己姐姐被媳婦趕出門的事情忍氣吞聲，是因為他認為，自己不應該管別人的家事。姐姐是自己的親姐姐，但姐姐的兒子也是親兒子。母子關系之親，恐怕是親于姐弟關系的。對于更為親密的母子關系，姐弟關系似乎是說不上話，講不成狠的。講狠之后，最終，自己也不可能養姐姐一輩子。正如大姐的媳婦所說，將來大姐老了，病了，還得兒女養，去世了還得兒子媳婦安葬。

更重要的是，京山農村似乎存在著一種對老年人十分不利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似乎認為，人老了就不值錢了，欺老不欺少，因為最終老年人總是要去世的，而未來的日子是年輕人的。徐姓老人說，老年人身體好，可以為子女做點事情時，他們就接納你，你若老病，他就會拋棄你。他說這個情況，恐怕全國都一樣，胡錦濤來這里也解決不了老年人的問題。他自嘲地引用五句話來形容老年人的處境：生個兒子喜一跳，收個媳婦打個灶（分家），分家分到雞子叫，兩個老的沒人要，一頭母豬還走俏。他說前四句在全國通用，后一句則是村里的一個真實故事。

在京山調查發現，凡是老年人能動，就一定要勞動。人們似乎認為，老年人不應該有什么特別地享受，手上不應該有錢，應該一切為子女好，一切圍繞子女來。甚至老年人得了病，也要計算治病可能的花費與老年人治好病后，可以為子女繼續勞動所創造收益進行比較，若治好病后可以創造更大收益，這個病就值得去治。這種計算方法，不獨是子女，而且老年人也是如此計算，這種計算是一種地方性的共識。如果有老人不這樣計算，那就是不懂得做老人，不知道珍惜自己的子女。

也就是說，在京山農村，已經形成了一種強有力的地方性規范，一種對老年人十分不利的意識形態，這個意識形態強調，老年父母不應該對子女抱有太多的期待，應該多從子女的角度考慮問題，不能在自己病痛時拖累子女，不應該在超出子女經濟能力情況下治病，不應花費除了必需生活品以外的閑錢，不應參加多余的娛樂，能勞動則要天天勞動以減輕子女負擔。總之是父母雖然生養了子女，卻似乎沒有理所當然要求子女養老的義務，沒有子女應該將老年人供給起來的義務——若有子女特別孝順，甚至在超出自己經濟能力的條件下改善老年人的處境，則村莊輿論一方面會評價子女很孝順，是正面評價，一方面又說父母不會做人，不懂得憐惜自己子女，是負面評價。用京山一位老人的話來說：人老了，想過得舒服一點，是不可能的事。

問題是，京山農村，為什么不僅會出現對老年人十分不利的輿論，而且老年人還會接受這種對自己不利的輿論。

四

陳柏峰、歐陽靜等人調查龔灣村的一個老年婦女，這個老人對媳婦很不滿。歐陽靜問她相不相信鬼神，她說這個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神啊！要是有鬼，我死了就變成厲鬼，將媳婦搞死。正是這個說死后若能變成鬼，就將媳婦搞死的老人，過了幾天就喝農藥自殺了。她當然是不信鬼的，就是能變成鬼，她也未必會將媳婦搞死。說要將媳婦搞死，只是她心中有對媳婦的不滿，但還不是仇恨——這里的輿論或政治正確，不允許父母對子女有仇恨。若她真的有這種仇恨，她大可不必等死后變厲鬼來將媳婦搞死，而可以先毒死媳婦，再自己喝農藥——在河南安陽調查，我們就碰到這樣的例子。

在京山農村，我們問農民信什么，他們的標準答案是既不信鬼，又不信神，唯一信的是科學。他們說，這個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和神啊，誰見過？因為缺少對鬼神世界的想象，缺少對死后世界的想象，人們有了病痛，有了委屈，有了心酸，他們就可能覺得這個世界沒有值得留戀的，沒有意思。何苦忍受煎熬，一死百了。

因為只信科學，不信鬼神，老年人就缺少對死后世界的想象，就不必考慮下地獄或上天堂，就不擔心成為野鬼或孤魂，就缺乏了對生命的基本敬畏，因此在選擇自殺與否時，就顯得自然、從容甚至冷酷。有老年人說，人總是要死的，這是自然規律，是新陳代謝。這種唯物主義的態度，使京山農村老年人可以坦然接受死亡，也可以坦然接受火化。

既然京山農村老年人不信鬼又不信神，缺少對死后世界的想象，他們是否自殺，就只取決對現實的權衡，而其中最重要的考慮是在對自己不利的意識形態下進行的。老年人自殺邏輯大致如下：

當自己能勞動時，老年人會辛勤勞動，以為子女提供更好一些的條件，至少要減輕子女的負擔。如楊華所說，在京山農村，若老年人不能為子女做事情，他們就會有虧欠感，就覺得自己該死。一旦老年人生病，即使子女要給自己治病，老年人也會覺得不應該浪費子女錢財，否則，萬一治病花了錢，病又沒有治好，或病雖治好了，自己卻未能為子女再創造更多收益，這樣就會“人財兩空”，就對不起子女。這時候，比較應該的選擇就是自殺，而非賴活著。

同樣，老年人即使沒有生病，但已經喪失勞動能力，不能為子女做事情，他也可能選擇自殺。

這樣，在京山農村，老年人自殺，除子女不孝引起的利己型自殺以外，老年人自殺的主導方向是利他型自殺。他們自殺是利他的（利子女），同時，他們的唯物主義態度，他們對于自己已經完成人生任務，對一死百了的計算，等等，也促使京山農村老年人容易選擇自殺。

五

京山農村老年人自殺，與全國其他地方有若干差別。以下我們選幾個地區來作點比較：江西、四川、福建、河南、湖南。

呂德文是閩西客家人，他父親在49歲時就向家人宣布退休。從此不再參加家里的主要農業勞動，最多只做些輔助性的工作。在呂德文的父親看來，自己生養了子女，子女都已經成人，自己也該享福了。呂德文父親宣布退休的做法未必就是閩西客家農村的常規，但至少可以說明，在閩西的客家地區，老年人可以心安理得地退休。而京山農村，農民只要能動，就得勞動，否則輿論就會說他們不懂得憐惜子女，自己也覺得愧疚。因為可以心安理得地宣布退休，閩西老年人在老年生活安排上就有很大自主性和發言權，在代際關系中處于相對較好的位置，他們也完全不必走自殺這一條路。

閩西農村老年人自殺少，還與他們對自殺的恐懼有關。呂德文說，閩西客家農村，農民認為，自殺的人在死后會變成厲鬼，厲鬼一幅恐怖的面孔，整天想著報復仇人。死后做厲鬼遠不如做家神好。同時，張牙舞爪的厲鬼使含恨而死的死者，具有懲罰相關他人的能力，從而引起相關他人的恐懼。閩西農村關于含怨和含恨自殺者的死后想象，不僅給自殺者設置了界限，而且為可能自殺者提供了以自殺變成厲鬼來復仇的想象，并因此使相關他人在做事情時不要太絕。

與閩西相似，江西吉安農村，老年人關心的一件事情是死后能否進入祠堂。江西宗族型村莊，老年人死后，要在祠堂辦喪事，不能在祠堂辦喪事，不能算是善終，而死在村外的人是不能到祠堂辦喪事的。羅興佐是江西吉安人，據他講，江西人民醫院院長是他的家鄉人，院長的母親90多歲，住在南昌，一旦感到身體不適，就堅決要求回到家鄉等死，以可以在祠堂辦喪事，及死后進入家神榜。江西老年人很少會去主動談論死亡，自殺也是除非實在無奈（比如病痛），而不會冒然嘗試。而京山農村，老年人認為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對死亡持一種唯物的、無所謂的態度。

在北方農村，比如河南、山東、陜西農村，老年人自殺會造成極其嚴重的問題，尤其是其子女的聲名一定會被弄得一團糟。正是這樣一種自殺成為事件的結構性力量，可以防止老年人自殺，老年人即使真的想要自殺，他也不得不顧忌自殺會給子女留下什么樣的壞形象。同時，一旦子女不孝，老年人又可能通過自殺來報復子女。有老年人擔心達不到報復的效果，而會將自殺搞得十分地慘烈，唯恐人們不知道他是因為子女不孝而自殺的。

楊華調查的湘南農村，老年人自殺的情況與北方農村具有相同的轟轟烈烈的效果。只是湘南老年人自殺率要遠高于北方農村。

四川是一個老年人自殺率很低的地區，我們在四川綿竹五個村調查，很少聽到老年人自殺的報道。王玲是四川人，她說，四川老年人都很怕死，對死亡十分恐懼，不到萬不得已，老人們賴活著也會活著。

還有一些地區，比如郭于華所調查過的河北農村，老年人因為子女不孝，而活不下去自殺的情況，似乎比較普遍。老年人活不下去而自殺的情況，也有兩種，一種是帶著對子女的強烈怨恨情緒，因為他對子女具有很強的期待。他可能選擇自殺，但我死也不能讓你們好活，他要報復一下子女，他可能選擇戰斗，訴諸村莊的輿論，甚至法律，搞臭子女。還有一種情況則是帶著無奈，帶著失望而自殺，他們悄悄地離開這個世界。

六

顯然，自殺與老年人的處境有關，與村莊結構性力量有關，與鬼神信仰有關，與對死亡的態度有關，與地域主導輿論、意識形態或政治正確觀有關（父母應該象父母，老人應該象老人之類），與利己利他的考慮有關，還與代際關系及對代際關系的期待有關。

京山縣農村的代際期待，正由不平衡的代際關系向平衡的代際關系演變。目前的老一輩對子女付出多，而期待的回報少，或他們得不到期待的回報。他們對于子女的不孝，多采取沉默、認命，當然也是悲傷、無奈的態度，他們，認為自己已經老了，大半截身子已經埋在土里了，自殺不過是“順條道”，而子女還有幾十年人生要過。

在代際期待高的地方，即使父母沒有為子女作大貢獻，父母也認為子女應該對父母好，畢竟父母生養了你。子女不孝，就容易引起父母的激烈情緒，這種情緒不是悲傷，而是悲憤，而是憤恨，他們在該出手時就出手，無論是訴諸輿論還是法律或其他結構性力量。河南農村，老年人自殺率遠低于京山農村，但因為代際緊張后發生代際沖突的比例及沖突烈度都是相當高的。同時，河南農村中出現子女至孝的比例也相當高，正是因為存在代際之間的高度期待，而容易發生劇烈的代際沖突及容易出現代際之間的感人孝事這種相反相承的現象。

京山農村，因為代際期待少，至孝是極少見的，代際之間的劇烈沖突也是極少見的，甚至老年人用慘烈方式自殺的情況也是極少見的。因此可以理解“老年人死了還不如一條狗”。

2008年11月16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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