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斌：我如何意識到隱蔽戰爭的威脅

當前，中國正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邁過千年之交、世紀之交的門檻，人們正滿懷希望迎接新世紀來臨，期盼著祖國變得更加繁榮昌盛。但是，我們要想將美好的憧憬變成現實，還應居安思危具有民族憂患意識，認真正視國家安全面臨的潛在威脅。有人也許會覺得，國家安全乃是領導人關心的大事，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無關，其實不然，它不僅同中國命運和國家安危，還同每一個普通人的切身利益，都有著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聯系。

　　美國野蠻轟炸南斯拉夫和中國大使館，無疑給人們上了極為生動的一課。人們在表示震驚和憤怒之后，心中不由也產生了種種困惑，感覺到有必要重新認識世界格局，以及中國作為大國所處的位置，隱約意識到"和平與發展潮流"背后，似乎隱藏著某種令人不安的危險趨勢。為何冷戰之后世界仍然不太平？為何千僖年之交和世紀之交的前夕，卻在喜慶時刻出現了不吉祥的兇兆？為何美國給世界送來充滿血腥氣的賀禮？北約宣布新干涉主義戰略居心究竟何在？為何李登輝發出分裂國家的狂妄言論？

　　從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實施的狂轟濫炸，人們感到了現代高科技戰爭的威脅，意識到中國應盡快加強國防工業建設，擁有更先進的飛機、軍艦和巡航導彈，保衛祖國統一和領空、領土不受侵犯，保衛和平的經濟建設和幸福安定生活。軍事戰爭題材一時成為熱門暢銷書籍，《誰能打贏下一場戰爭》、《超限戰》紛紛面世，走俏國內市場人們競相購買、閱讀。隨著臺灣海峽驟然出現緊張局勢，人們開始關心海峽兩岸的軍事實力對比，美國將會采取何種軍事手段進行干預，中國能否成功抗衡美國威脅維護國家統一。

　　但是，中國面臨的威脅難道僅僅來自戰爭嗎？難道僅靠更多的高科技武器就能保衛國家嗎？中國人在警惕來自美國的軍事威脅的同時，還沒有意識到有一種隱蔽的"軟戰爭"，甚至能產生超過核彈的巨大破壞威力，此時此刻正威脅著民族命運和國家安危。這樣說絕不是為了危言聳聽，事實上，這種"軟戰爭"比較軍事進攻的"硬戰爭"，對中國來說構成了更為現實的威脅。近代史上，西方列強對于貧窮軟弱的舊中國，可以憑借著"堅船利炮"進行軍事侵略，但是，今天中國已經掌握了核武器和洲際導彈，擁有強大武裝力量抗衡直接軍事威脅，美國不會輕易冒同中國爆發戰爭的危險。

　　越南戰爭慘敗后，美國被迫放棄了"冷戰"戰略，轉而實行"緩和"戰略的時期，其研究國際戰略的智囊紛紛提出，運用政治、外交、經濟等方面手腕，繼續遏制并且伺機瓦解社會主義國家，扭轉不利于美國的世界實力均衡變化，作為重新支配世界格局的新式政策武器。這些主張絕不是文人墨客的夸夸其談，而是亨廷頓之類國際戰略大師的杰作，后來果然化成了厲害的"軟戰爭"利器，變成了隱蔽經濟戰的"殺手锏暗器"。倘若說核武器能摧毀一、兩座城市，這種"軟戰爭"威力足以摧毀整個國家，令其龐大的工業金融命脈陷入癱瘓狀態，廉價落入西方壟斷資本的控制之中。八十年代，拉丁美洲經濟陷入"外債陷阱"，九十年代，俄羅斯經濟慘遭"休克療法"破壞，金融風暴橫掃亞洲、俄羅斯和拉美，充分顯示了這種"軟戰爭"的巨大威力。

　　南斯拉夫有鐵托時代的武裝抵抗傳統，又有擁有核武庫的俄羅斯背后撐腰，為何美國不怕重蹈越戰失敗的覆轍，也不懼俄羅斯擁有核武庫的威脅，敢于粗暴軍事干涉炸南斯拉夫呢？其實，美國是先以隱蔽的"軟戰爭"開路，削弱了俄羅斯的強大軍事工業實力，控制住了其國民經濟命脈和政府高官，迫使南斯拉夫陷入經濟危機動蕩狀況，長期暗中扶植科索沃的武裝分裂勢力，然后待時機成熟后才發動"硬戰爭"，重新運用越南戰場上的野蠻狂轟濫炸，悍然提出北約的新干涉主義國際戰略，赤裸裸地公然謀求建立世界霸權秩序。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曾飽受西方列強的侵略欺辱，對于西方列強發動"硬戰爭"記憶猶新，但是，大多數中國人還不熟悉也不愿相信，美國會發動一場"沒有硝煙的軟戰爭"，其破壞威力甚至超過令人恐怖的核彈。近二十年來，西方主動改善對華關系表示友好姿態，善良的中國人早已不念昔日舊惡，相信曾捕殺自己的豺狼改邪歸正。因此，美國悍然轟炸我國駐南使館事件，頗為出乎善良中國人的意料，內心中難免產生種種困惑和不解。作為普通中國人中的一員，我非常理解善良同胞們的心情，自己也曾有與多數人相同的想法，只是經過漫長的留學和研究生涯，才逐漸意識到中國面臨的潛在威脅。

　　八十年代初，我曾留學日本研修國際關系學，那時很羨慕西方的市場經濟好處，但是，西方國際政治理論卻令人驚訝，主張通過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促進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理論，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而占據主流地位的"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際關系的基礎是"實力均衡"，明確提出運用任何戰略手段或籌碼，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任何領域，謀求擴大勢力范圍和世界霸權秩序。當時西方流行的國際"緩和"理論，明確提出"冷戰"遏制政策效果不好，主張應利用經濟利益培育戰略依賴性，通過貿易、資金、能源、糧食等籌碼，形成支配世界格局的新政策武器網絡。

　　當時我出于善良中國人的天性，認為追求和諧發展乃是天經地義，曾積極為"理想主義"的合理性辯護，倘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相信"和平與發展"的潮流，但是，美國教授卻說"理想主義"并非不好，只是從歷史上看統治者從來不把它當回事。于是，我對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產生反感，情愿陶醉于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那里可以找到"理想主義的共鳴"。后來，我又赴美國長期留學，專門研修西方的經濟學理論，有意躲開討厭的國際政治理論。我除了進修宏、微觀經濟學理論之外，還選擇了一些專業經濟學課程，如比較經濟制度學、發展經濟學，更多接觸到前蘇聯和第三世界的狀況，了解到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以及前蘇聯的工業軍事實力和福利狀況。

　　八十年代，隨著美、英右翼保守政府紛紛上臺，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盛行一時，國際權威機構達成"華盛頓共識"，強迫拉丁美洲推行自由化改革。但是，令人敬佩的是，我接觸的許多美國經濟學教授，他們非常關心發展中國家經濟，卻批評國際機構推薦的"規范改革"，促使我辯證地認識市場經濟的作用。發展經濟學乃是"冷戰時期"，西方為了同前蘇聯爭奪第三世界，才資助發展起來的新興學科，比較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困難，如改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政府推動工業化進程的作用，改善社會收入分配與貧富懸殊，跨國公司投資所造成的正負面影響，不適合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移，等等。令人遺憾的是，新自由主義排斥發展經濟學，認為自由市場能解決一切問題，反而令我對它產生了很大懷疑。

　　留學歸國后，我研究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始終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潮，國際權威組織推薦的"規范改革藥方"，采取了不盲從和適當批評的態度。但是，我只是認為這些改革藥方不符合國情，從未批評這些藥方是"蓄意誤導"。我曾撰寫關于前蘇聯改革失敗的文章，雖然批評美國推薦的激進"休克療法"，卻從未指責過美國搞陰謀蓄意進行破壞，也未將其同美國的國際戰略聯系起來。直到后來接觸到美國出版的《勝利》一書，才迫使我從驟然意識到潛在的威脅，開始將以前早就感到可疑的種種情形，提高到國際政治戰略的角度來進行分析。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雇員彼得·施瓦茨，96年出版了《勝利――美國政府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一書，透露了八十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雇傭一大批專家，策劃瓦解前蘇聯的秘密戰略的幕后活動，先千方百計迫使前蘇聯經濟陷入困境，動搖前蘇聯領導人對自身制度的信心，進而巧妙誘導其走上自殺性改革道路。他還在書中透露，"前蘇聯垮臺不是上帝青睞美國，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關于前蘇聯"客觀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興趣，他提出的任務就是，將這種生命力降低到零。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通過各種形式，積極介入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的改革，如指使索羅斯贊助和參與制訂"五百天計劃"，國際貨幣基金通過提供貸款的附加條件，規定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改革方向，等等。以前我從不贊成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方式，特別是采用沙塔林制訂的"五百天計劃"，也知道索羅斯積極資助參與了擬定計劃過程，甚至還知道索羅斯同中央情報局有特殊關系，八十年代曾因此而被中國政府據之門外，但是，卻從來沒有將這些種種可疑跡象，同熟悉的西方國際政治理論聯系起來，仿佛懷疑別人就是自己的罪過。

　　尤其令人感到震驚的是，彼得·施瓦茨，還居然在該書序言中露骨地說道，"談論前蘇聯崩潰而不知道美國秘密戰略的作用，就像調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慮謀殺。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對癥的藥方嗎？死亡事件是否存在著特殊反常和預謀？"彼得·施瓦茨的洋洋得意言辭，仿佛是嘲笑那些不幸遭到陰謀陷害，卻仍然不愿懷疑兇手的善良被害者。現在面對著彼得·施瓦茨的無情嘲諷，我開始對潛在威脅感到不寒而栗，被迫重新考慮自己的習慣思維方式，擔心同樣的命運也會降臨到中國身上。

　　施瓦茨不愧是經驗豐富的情報老手，一眼就看出了善良人容易犯的錯誤，面對這樣訓練有素老師的坦率指點，的確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粗心大意，明知別人被害卻不擔心謀殺威脅，也不懷疑存在預謀和病人吃錯了藥方。經過彼得·施瓦茨的指點迷津，我不再將自己局限于純粹經濟研究，而開始從更廣闊的視野分析問題，借鑒各種學科甚至偵探破案的方法，深入細致地觀察每個微細環節，不輕易放過不合邏輯的可疑之處。有趣的是，以前學術研究感到困惑的問題，許多始終感到難以解釋的現象，從新視角思考反而變得清晰明了。

　　以前我常常暗自納悶，新自由主義的"規范經濟改革藥方"，從經濟理論的邏輯分析上說漏洞百出，還遭到如此眾多西方經濟學家反對，特別是經過長期實踐檢驗明知效果不佳，很容易造成社會經濟災難性后果，為何國際權威機構卻仿佛視而不見，偏要固執地強迫俄羅斯、拉美推行呢？難道果真如此癡迷于"自由市場神話"嗎？現在拜讀了彼得·施瓦茨的大作，回想起熟悉的西方國際政治理論，如追求國家自私利益的"現實主義理論"，主張以新政策武器支配世界的"緩和理論"，深入考察西方的思維方式和行為動機，令人困惑不解的謎團也就昭然若揭。

　　其實，不需要妄加任何的猜測和推斷，西方戰略家已清楚吐露了戰略動機，公開宣稱將中國視為重大戰略威脅，甚至公布了自己搞陰謀破壞別國的前科，倘若我們對此視而不見無動于衷，蒙起眼睛一心作"善良的羔羊"，還擔心懷疑別人就會冤枉好人，那么遲早必將成為"豺狼喜愛的美餐"。彼得·施瓦茨洋洋得意地吹噓，他曾作為美國雇傭的大批專家之一，參加了策劃瓦解別國的秘密戰略。難道中國從事經濟工作的專家學者們，卻不恥于分析西方策劃地緣戰略陰謀，陶醉于作書齋學問傳播西方規范理論，而不顧民族命運和國家安危面臨威脅嗎？

　　我深深知道，許多善良的中國人閱讀這本書時，一定會感到不理解和觀點偏激，擔心如此懷疑別人會冤枉西方國家，擔心懷疑西方推薦藥方會影響改革開放。由于輕信了西方主流新聞媒體的誤導，許多中國人將俄羅斯和東南亞的不幸遭遇，統統歸罪于這些國家自身管理不善。爆發亞洲金融風暴之后，中國報刊上常常有為美國辯護的論調，如"金融危機是裙帶資本主義造成的"，"索羅斯只是為賺錢何罪有之？"，"蒼蠅不叮有孔的蛋嗎？""毛病出在雞蛋自身有孔，愛聞腥的蒼蠅何罪有之？"但是，按照"雞蛋有罪論"的邏輯推演下去，豈不是謀殺應該責怪被害人粗心大意，而謀財害命的狡猾兇手反而無罪了嗎？

　　令人敬佩的是，許多美國著名學者卻看出了問題，還敢于站出來為亞洲國家辯護，指責國際貨幣基金的藥方加重危機。美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托賓，尖銳地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的所謂援助計劃，"同金融危機相比，'挽救'韓國、泰國和印尼的行動，將給更多人帶來更多的痛苦，歷時也更久"，"就像墨西哥在９４年和９５年那樣，韓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是由于自己沒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懲罰"。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則更為明確指出，七十年代以來，由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推薦的規范理論和改革政策，即被廣泛稱為"華盛頓共識"的改革藥方，涉及宏觀、價格、產權、財政、金融等方面，已被拉美、俄羅斯、亞洲的實踐證明是災難性的，斯蒂格利茨明確指責其"往壞里說是誤導"，現在應進入"后華盛頓共識的時代"，還意味深長、耐人尋味地說，"不論新的共識是什么，它都不能基于華盛頓"，直接點出了從華盛頓的立場出發，不可能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斯蒂格利茨身為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卻如此尖銳批評"華盛頓共識"，是因為這套所謂規范藥方危害如此之大，實在難以再用種種借口來遮掩了。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準確預言過東南亞將會爆發經濟危機，指出"墨西哥、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韓國，一個接一個陷入經濟衰退，它們都發現規范的政策工具只會令局面惡化"，他還指出，由于眾多西方經濟學家的強烈批評，國際貨幣基金曾被迫承認政策失誤，但是，９８年巴西爆發危機之后，經濟下降，失業增加，通貨膨脹已被通貨緊縮替代，而國際貨幣基金卻依然如故，強迫巴西"提高稅收，減少政府支出，維持高利率。這種極端的財政和金融緊縮政策，肯定會令巴西陷入劇烈的衰退"。顯而易見，美國操縱的國際貨幣基金，絕不是偶然失誤加重危機，而是明知故犯火上澆油。

　　近年來，金融風暴橫掃亞洲、俄羅斯和拉美大陸，國際貨幣基金不顧社會強烈批評的所作所為，不幸更加證實了我以前的分析判斷。盡管美國暗中策劃的"軟戰爭"謀略，屬于政府絕對機密外界無從得知，只有大獲全勝后才會由某些知情人，以類似《勝利》一書形式向外界披露，但是，從美國國際戰略家們公開發表的著作，可以清楚看出其思維方式和戰略動機，從二十多年來世界各地發生的經濟災難，可以感覺到這些智囊大師的宏偉謀略，絕不是紙上談兵的夸夸其談，正化為橫掃全球的"軟戰爭"攻勢，顯示其威力的證據幾乎俯拾皆是。

　　八十年代，美國從戰略考慮采取對華懷柔政策，先集中力量打擊超級大國前蘇聯，有重大經濟利害關系的第三世界，給中國人造成了"冷戰后天下太平"的錯覺。但是，隨著美國摧毀了前蘇聯的工業軍事實力，運用"軟戰爭"重新控制住了第三世界，謀求單極全球霸權的欲望日益膨脹。廣為流傳的《即將到來的美中沖突》一書，反映出美國已將中國視為重點戰略目標，蓄謀鏟除威脅其全球稱霸的任何障礙。美國轟炸南斯拉夫和我國大使館，令我深深感到威脅正在逼近國門，由此產生了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激勵我融匯多年的研究成果撰寫這本書，無論如何也要警惕美國制定秘密戰略，采取"軟戰爭"辦法來對付中國，絕不允許美國人再出版一本書，炫耀"瓦解中國秘密戰略的勝利"。

　　我隱約感到美國的隱蔽經濟戰炮口，正暗中瞄準著中國的經濟命脈要害，威脅著廣大人民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凡是誤吞西方推薦經濟改革藥方的國家，盡管它們遠隔萬里彼此國情相差很大，所患病癥卻幾乎都是完全相同的，到處都是工業企業紛紛破產，銀行體系壞賬成堆瀕臨崩潰邊緣，工人失業猛增造成社會動蕩。八十年代，中國走自己的改革道路欣欣向榮，但是，93年市場轉軌熱潮后，隨著西方規范經濟理論廣泛流行，反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潛伏隱患，這似乎不是一種偶然巧合，值得經濟學界重新進行反思。當前中國經濟中存在的許多潛伏隱患，同俄羅斯爆發金融危機前的征兆很相似，如三角債拖欠數額巨大，企業銀行紛紛陷入經營困難，社會失業人數不斷增長，等等。

　　可惜俄羅斯并未充分重視上述經濟病癥，反而輕信西方宣揚的規范化經濟理論，將其歸咎于"改革陣痛"和產權不明晰，誤以為加快市場改革和私有化就能度過難關，結果爆發了全面的財政金融危機，政府財政枯竭甚至無法支付軍隊工資，銀行體系因壞賬積累陷入全面癱瘓，社會民眾無法提取存款大規模擠兌銀行，新興資產階級的股票、存款也損失慘重，戈爾巴喬夫損失了全部的私人財產。由此可見，中國應該充分吸取俄羅斯教訓，切不可麻痹大意，因為，"軟戰爭"不僅威脅到國家經濟安全，也直接威脅到我們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包括自己的工資、就業、存款、股票等等。倘若中國不能及時消除重大隱患，一旦時機成熟美國很可能趁虛而入，不僅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受到損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也會面臨威脅，甚至像南斯拉夫那樣慘遭武力干涉肢解。

　　撰寫本書不是為煽動反美的民族情緒，而恰恰是為了維護正常的中美交流，防止像俄羅斯人那樣盲目崇拜美國，遭到欺騙之后產生強烈的反美情緒。美國《波士頓環球報》專欄作家威廉撰文寫道，改革初期，俄羅斯人曾對美國滿懷熱情，但是，由于改革六年以來事態的發展，"現在人們普遍抱有這樣的看法，美國蓄意要毀掉俄羅斯，故意出了導致經濟和體制癱瘓的壞主意，為的是使它不再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

　　美國處理國際關系中的一貫作風，乃是尊重有實力和智謀的對手，而玩弄容易受騙上當的朋友。中國人天性善良"不存害人之心"，但是，也必須"防人之心不可無"。須知道，善良的人可以原諒公開的敵人，卻難以原諒暗中欺騙的朋友。倘若中國人受到"軟戰爭"傷害，中美關系必遭難以彌補的損失。中國人通過吸取俄羅斯的教訓，應該變得更加的成熟起來，避免上當受騙更好維護自身利益，擴大國際交往中立于不敗之地，從而更好實現改革開放的大業。

　　以下扼要介紹本書的結構和主要內容。

　　本書共分上、下兩篇。上篇共有五章，論述中國面臨的國內外嚴峻挑戰，美國謀求霸權的全球隱蔽經濟戰攻勢，時代呼喚中國實施富國強兵的大舉措。

　　上篇的第一章，從美國悍然用武力干涉南斯拉夫，野蠻轟炸我駐南大使館事件談起，講述了美英兩國謀求霸權的歷史傳統，二戰以來謀求霸權國際戰略的演變，為何從"冷戰"轉變到"緩和"戰略，指出"緩和"并不意味著"韜光養晦"，而是富有隱蔽性的攻其不備謀略。本書認為，美國并未贏得"硬冷戰"的勝利，但是，后來精心策劃了"緩和"戰略，出其不意發動了"軟熱戰"，卻反而攻其不備大獲全勝，成功地瓦解了超級大國前蘇聯，扭轉了不利于美國的實力均衡變化。本書還從歷史、文化淵源的角度，分析了為何中國沒有稱霸的野心，為何難以理解西方國際戰略的攻擊性。

　　第二章講述了越戰失敗導致美國衰落，世界格局一度出現了多極化趨勢，東西對峙下蓬勃發展起來了南北斗爭。但是，美國為謀求重建世界霸權秩序，暗中策劃全球隱蔽經濟戰攻勢，醞釀"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戰略，向東方和南方發動了猛烈進攻。二十年來，美國謀求霸權的全球隱蔽經濟戰攻勢，先是橫掃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大陸，緊接著摧毀了前蘇聯這個超級大國，隨后又猛烈襲擊了曾生機勃勃的亞洲，所到之處無不傷痕累累、滿目瘡痍，令昔日的世界戰略格局面目全非。美國"軟戰爭"改變世界實力均衡后，才再次顯露出險惡面目公開追求霸權。

　　第三章論述了超級大國前蘇聯衰落的慘重教訓，為何前蘇聯瓦解未發生在體制僵化的時期，而恰恰發生在戈爾巴喬夫大膽改革的年代，美國策劃瓦解前蘇聯秘密戰略所起的作用，誤導俄羅斯推行激進改革造成的災難，深入剖析了俄羅斯私有化改革失敗之謎，為何股份制改革導致了資產掠奪狂潮。本書認為，美國采取了"軟硬兼施"的攻心戰略，集中于動搖前蘇聯領導人的制度信心，這是西方深入研究了前蘇聯制度的優缺點，專門攻擊其薄弱環節的一種精明厲害戰略。前蘇聯同美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戰爭，而新中國成立后與美國發生過多次沖突，美國右翼對中國的仇恨絕不會亞于前蘇聯，肯定也會制訂針對中國的"攻心戰"秘密戰略，值得引起我國政府和廣大人民的高度警惕。

　　第四章深入剖析了美國的隱蔽經濟戰暗器，為何能產生超過核彈的巨大破壞威力。美國趁俄羅斯向市場經濟轉軌之機，蓄意推薦了一整套規范改革藥方，結果導致俄羅斯陷入了巨大社會災難。書中深入剖析了其破壞原理和作用機制，如"看不見的手"為何失靈，"放開價格、管緊貨幣"的騙局，"科斯產權定律"的神話，財政、金融、外貿改革的誤導，上述各種戰略暗器如何相互密切配合，構成隱蔽經濟戰的殺手锏與交叉火力。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宣揚的所謂規范化經濟改革藥方，改革開放以來也曾在中國廣泛流傳，因此，對于親身品嘗西方藥方的種種前車之鑒，特別是俄羅斯市場改革的失敗教訓，我們應該深入研究以免重蹈覆轍。本書告誡中國人必須"防人之心不可無"，謹防美國隱蔽經濟戰暗器的襲擊，消除西方理論影響形成的種種改革誤區。

　　第五章論述了當前我國面臨的國內外嚴峻形勢，主張應果斷采取富國強兵的新宏偉謀略。當前國內外形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戰，包括通貨緊縮和社會失業的挑戰，美國謀求建立全球霸權戰略的挑戰，臺獨勢力制造海峽緊張局勢的挑戰，興修水利抵御頻繁洪澇災害的挑戰，防范爆發全球經濟大蕭條的挑戰。本書認為，時代呼喚著"富國強兵"的宏偉謀略，我們應不辱時代賦予的艱巨使命，將國內外種種嚴峻形勢的重大威脅，再次化為振興中華民族的歷史機遇。當前，我國應借鑒羅斯福的新政和動員經濟，吸取新政因力度不足重新陷入衰退的教訓，借鑒動員經濟迅速擺脫蕭條的成功經驗，果斷地擴大社會基礎建設的啟動力度，推動國民經濟進入局部動員的狀態，迅速消除通貨緊縮鞏固社會穩定，加強國防建設抗衡美國威脅，多年來難以治愈的種種社會頑癥，不難出現藥到病除的神奇療效。

　　本書下篇共有七章，論述了改革如何肩負新的時代重任，如何迎接新世紀的經濟安全挑戰，識別和防范美國的隱蔽經濟戰暗器，及時化解改革開放中潛伏的風險，實現改革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剖析了國有企業改革的種種誤區，探討了國有企業如何擺脫困難重振雄風。

　　第六章為展望新世紀的人類文明前景，回顧了千年、百年以來的滄桑變遷。該章回顧了千年以來中華文明的坎坷經歷，如何從繁榮輝煌走到生死存亡關頭，又再從逆境中進行頑強不屈的艱苦奮斗，迎來了近代史上最繁榮、強盛的時刻。本書認為，全球化對世界來說并不陌生，十九世紀也曾流行過"世界主義潮流"，舊中國也曾有上百年被迫開放門戶歷史，那段納入全球化體系的經歷頗值回味。本書還分析了二戰后資本主義的變化，那些因素促成了西方社會改良運動，為何會出現歷史少有的"黃金時期"，提醒人們西方世界的風向正在逆轉，壟斷資本為了遏制西方社會改良潮流，打擊第三世界的"南北斗爭"潮流，操縱社會輿論推出了"全球化"潮流，鼓吹新自由主義的"復古倒退"政策，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病正在重現，威脅著人類文明和各國人民的利益。

　　第七章論述如何迎接新世紀的經濟安全挑戰，涉及到關系國家前途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包括如何識別美國暗器防化解潛伏風險，實現改革開放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探索符合國情的完善政治民主之路，正確處理開放與保護民族工業的關系，加入世貿組織與維護我國經濟安全，團結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反對美國霸權，構成了本書中內容最為重要的章節，值得讀者耐心閱讀、研討其中的細節。

　　關于識別和防范美國的隱蔽經濟戰暗器，本書分析了其各種暗器容易奏效的原因，如設計巧妙、隱蔽性強，引誘對手落入圈套后再發動猛攻，精心炮制真假難辨的誤導理論，等等。本書認為，經濟學家不僅應掌握必要的經濟知識，還應熟悉西方統治階層的思維方式，了解真正支配其決策的地緣戰略思想，這樣才能看穿西方設置的經濟理論陷阱，及時根據美國的戰略利益動機和行為，準確判斷美國謀求霸權的國際戰略攻勢，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其隱蔽經濟戰的偷襲。此外，還必須改善我們的經濟工作思想方法，提高辯證認識客觀經濟規律的能力，特別是克服簡單、片面的思維方式，因為，美國暗器往往利用片面合理性迷惑人。

　　本書認為，政治改革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容易導致社會經濟秩序陷入混亂。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民主制度，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揚長避短"，發揮公有制條件下群眾能廣泛參與，民主范圍可涉及到一切領域的優勢，探索出一種不僅能充分發表不同意見，而且還能對不同方案進行科學試驗，建立社會科學的"可控制實驗室"，通過實踐不斷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識，有效化解改革開放中潛伏的種種風險，避免主觀主義倉促推行不成熟政策，產生不良社會后果影響領導人威信，幫助黨內外消除意見分歧并統一認識，促進制度創新的廣闊前景和巨大潛力，源源不斷轉化為造福社會的美好現實。本書還探討了實現上述構想的途徑。

　　本書認為，當此全世界面臨美國霸權挑戰之際，中華文明應責無旁貸肩負起反霸責任。中華文明曾為人類作出重大貢獻，樹立了各種文明和睦相處的典范，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反抗強權歷史，曾經同全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反對西方列強，成功地擊敗了野蠻的舊殖民主義統治。現在，無論是出于愛好正義的優秀品質，還是維護民族利益的迫切現實需要，中國都應廣泛團結世界各國人民，再次形成反對美國霸權的統一戰線，共同鏟除美、英地緣權謀文化的毒瘤，這樣才能創造各種文明和諧發展的環境，爭取"和平與發展"的世界潮流。

　　第八至十二章，詳細討論了國有企業改革問題，指出改革成敗關乎國家命運，深入剖析了改革中潛伏的種種風險，西方產權理論影響形成的種種誤區，如何避免出現掠奪資產的腐敗風潮，闡述了現代企業的動態成長過程中，產權結構與組織形態的演化規律，總結了企業改革中積累的豐富成功經驗，探討了國有企業應如何發揮獨特優勢，"揚長避短"尋找出擺脫困難的途徑，如何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如何才能擺脫沉重債務負擔輕裝上陣，如何解決職工下崗困難維護社會穩定，等等。

　　第八章剖析了私有制企業的內在利弊，重溫了中國私營企業昔日繁榮歷史，一個世紀多來所經歷的不幸遭遇，進而論述了公有制企業誕生的原因，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歷史作用，挽救中華民族命運樹立的豐功偉績。該章還回顧了舊中國的股份制發展過程，為何未能成功建立起現代的大工業，公有制企業為何僅用短短數十年時間，成功完成了西方數個世紀的工業化歷程，還再析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定義，為何說公有制企業正是民族振興希望。

　　該章認為，倘若國有企業陷入了崩潰，意味著數萬億銀行貸款和百姓存款的損失，意味著喪失維系國家實力的工業命脈，意味著民營企業將喪失生存市場和發展機遇，意味著竭力贊揚私有制的政府官員和學者，將失去曾為之提供工資、教育的衣食父母。當前在通貨緊縮和市場疲軟的形勢下，國有企業才能從社會利益出發"力挽狂瀾"，發揮分布在國民經濟關鍵性產業的優勢，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擺脫疲軟的困境，才能為民營企業提供不可替代的廣闊市場。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同屬民族企業，兩者的生存與發展是戚戚相關的。

　　第九章從一則伊索寓言的啟示談起，闡述了中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何不能簡單模仿西方企業制度模式。改革以來，我國的政府官員和學者紛紛訪問西方，考察了西方國家企業制度發展的現狀，詳細介紹了關于股份制、公司制的情況，主張也模仿西方的現代企業制度模式，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化、公司化改造。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思路存在著局限性，側重于借鑒西方企業制度演化的靜態結果，而忽略了其復雜的、漫長的動態演化過程。

　　人們很容易落入認識論的誤區，容易觀察到現存的某種靜止狀態，而往往忽略復雜的動態演化過程，就像魚兒忽略了鳥兒的漫長進化過程，誤以為只要勇敢地跳躍岸上就能飛翔。西方的私有企業是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才從簡單的私人業主型企業，逐漸產生了合伙制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最終演化為股權分散的大型股份公司的。為了彌補上述缺陷，該章考察了西方企業的動態成長過程中，企業的產權結構和法律形態的演化規律，以及企業的組織結構和經營管理的創新過程，以便更好在改革中借鑒股份制的合理內涵，避免俄羅斯推行激進產權改革遭到的失敗。

　　第十章論述了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所在，究竟應選擇責任制創新還是產權制度創新。中國和俄羅斯企業改革的一個顯著區別，就是中國的企業改革是從責任制創新起步，而俄羅斯企業改革則依據科斯產權定律，從一開始就以深層次的產權改革為主。許多西方經濟學家批評中國改革不規范，沒有觸及到更深層次的產權不明晰問題，但是，轉眼間時光如梭，俄羅斯改革已有十個年頭，兩種改革思路的究竟孰優孰劣？世界銀行副行長斯蒂格利茨先生，對此有一番頗為精彩的深刻論述。

　　該章從斯蒂格利茨談產權與代理制開始，總結了中國企業改革積累的豐富經驗，論述了為何中國的"不規范改革"成效顯著，而俄羅斯的規范產權改革卻遭到慘痛失敗。中國的企業改革從經營責任制創新入手，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和擴大經營自主權，改善激勵機制調動企業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加強國有企業的自我積累和技術改造，同時在保留原有責任制框架的基礎上創新，有充分的監督約束防止代理人濫用職權，避免急劇的產權變革引起經營秩序混亂，不僅不排斥還能加速正確的產權改革，即隨著企業經營能力提高和效益改善，創造出更多的吸收法人和社會投資的條件，有條不紊地進行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鞏固和發展公有制適應社會大生產的優越性。本書還以生物進化規律為生動的例子，形象揭示了現代企業制度演化的客觀規律。

　　第十一章論述國有企業應該如何搞產權改革，指出有必要區別兩種不同的產權改革思路，一種產權改革思路符合客觀經濟規律，能通過調整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發展，提高廣大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還有一種產權改革思路不符合客觀經濟規律，將會造成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導致社會分配的兩極分化和貧富懸殊，甚至形成控制經濟命脈的寡頭家族統治，重溫解放前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噩夢。本書結合我國改革實踐積累的經驗教訓，深入分析了各種形式的產權改革，如股份制、公司制、股份合作制，建立和完善企業的破產整頓制度，各種形式的企業產權重組，等等。本書認為，產權改革既然屬于深層次的改革，就意味著有更大的難度和風險性，必須謹慎地采取符合客觀規律的辦法，才能避免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的覆轍。

　　第十二章再析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難點問題，如產權結構的多元化問題，企業的沉重債務負擔問題，企業的社會保障與辦社會問題，企業的冗員負擔與職工下崗問題等，提出了與學術界流行觀點不同的看法。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個重要設想，是將國有企業改造成多元投資主體的有限責任公司，但由于國有企業普遍經濟效益不佳，吸收外來法人多元投資的條件不成熟，負債率普遍較高自有資金尚不充裕，很難有動力將資金投入外部企業。企業產權結構多元化不能急于求成，應根據不同企業的具體情況長期逐漸進行。倘若急于求成地加速產權多元化改革，就只能采用行政辦法搞"拉郎配"，這種作法不僅難以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還可能造成矛盾糾紛干擾正常經營秩序。

　　八十年代，我國國有企業的職工福利不斷提高，包括住宅福利和各種非工資生活補貼，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費用支出也增長很快，社會購買力提高保證了旺盛的市場需求，有力調動了廣大職工多創效益的積極性，從未妨礙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大幅度增長，也未造成國有企業虧損和職工下崗現象。近年來，盡管我們不斷減員增效和下崗分流，削減國有企業承擔的各種社會義務，但是，國有企業的效益未能好轉反而大幅度滑坡，因社會需求不斷萎縮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人民銀行多次降低利息也未能促進市場需求，原因之一是職工缺乏社會保障的安全感。我們應警惕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誤導，反思導致國有企業陷入困境的真正原因，適當調整國有企業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思路。

　　本書附錄中收入一些有價值的參考資料，揭露了國際貨幣基金強加的改革方案，給亞洲、拉美、東歐國家造成的社會災難。此外，還收入了作者撰寫的一些研究報告，涉及到宏觀調控、社會失業和企業改革等問題，僅供讀者參考。

本文選自：楊斌新著：《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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