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管仲改革和齊桓公稱霸是春秋歷史中的晨曦朝陽，那么城濮之戰晉楚爭霸無疑是春秋歷史的日中之天，而吳越爭霸則是春秋歷史中的黃昏斜陽。吳越爭霸雖有爭霸之名，但其本質不過是復仇二字而已，闔閭伐楚，本質是伍子胥、伯嚭的復仇之戰，夫差滅越，是為了一雪闔閭在槜李之戰中兵敗身亡之恥，勾踐滅吳則是報滅國之仇。這些復仇故事的主角除了吳王夫差和越王勾踐外，基本上是伍子胥、伯嚭、范蠡、文種等幾個楚國人。人說“春秋無義戰”，吳越爭霸便是明證。但是，正義是相對于當時的人民，相對于后世的歷史而言的，春秋戰爭沒有正義，那是宏觀而言，對于歷史中微觀個體的評判，更為客觀公正的標準應是做人的大義，而不是歷史的大義。而做人的大義，說白了只有兩句話，一是祖國利益高于個人利益，二是義與利發生沖突時應該舍利取義。所以，才有伍子胥的忠貞和智勇雙全，伯嚭的奸詐和有才無德，勾踐的臥薪嘗膽和心胸狹窄，夫差的忠奸不辨和婦人之仁，通讀以上人物的主要事跡，這些評價基本上是客觀公允的。

但是，賈志剛在《說春秋-吳越爭霸卷》中，從歷史求真的角度對伍子胥和伯嚭這一對生死冤家進行了重新解讀，并提出了和傳統觀點有所區別的評判標準。賈志剛在書博會舉行《說春秋》第五部首發簽售活動和講座時這樣說：“這本書顛覆了之前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伍子胥并非忠誠，死得不冤；伯嚭是歷史上所謂的奸臣，而我卻認為他通過自己的方式改變了命運”。

首先，賈志剛“還原”了歷史上伯嚭的真相，繼而通過對伯嚭和伍子胥兩人結局的比較，提出了在官場上，做人應該學習誰的疑問？作者認為，伯嚭的才華不在伍子胥之下，而且，在性格方面他不像伍子胥那樣草率和容易沖動，他處事沉穩，心思縝密。因為和伍子胥有著相似的遭遇所以來到了吳國，此后，和伍子胥共同輔佐吳王闔閭一度滅楚并報了家仇，但在吳王夫差時期，在如何對待越國這一關乎吳國未來國運的問題上，他和伍子胥完全對立。他大肆收受越國賄賂，為越國復興提供種種便利，最后終于導致吳國滅亡，而他本人卻將這一切歸結為夫差的昏庸和勾踐的堅貞與英明，關于他的結局，傳統觀點認為是伯嚭向勾踐投降，但勾踐因不齒其人格而將他殺害。而賈志剛經過論證認為，伯嚭投靠越國，得到勾踐的接納，別且在勾踐身邊同樣混得如魚得水。對此，賈志剛認為伯嚭的人生值得肯定，因為通過自己的方式改變了自己人生的軌跡。分析大致如下：伯嚭在逃亡到吳國后，對自己家族的命運進行了深刻的反省，為什么自己祖輩三代忠于楚國，但最終都落了個悲慘的結局，這不能說是巧合，也不能歸罪與環境，只能從自身找原因，而這個原因就是從前的自己，甚至父親和爺爺都沒有適應官場上的生存法則。所以，伯嚭的奸詐和無恥有了理由，為謀求個人利益一次次背叛主子也有了理論基礎，但不知這個理由是伯嚭本人的真實反省還是作者強加給古人的。在楚國遭人陷害，不得已逃亡吳國，這不能算是背叛祖國，但在吳國貴為人臣，以他的政治眼光和洞察力，不可能不知道越國君臣的險惡用心，但為了個人利益，在吳王面前一次次的進讒言，放勾踐、納西施、害伍子胥，這些關鍵事件的背后的決定因素都是伯嚭，吳國滅亡后他又厚顏無恥的賣國求榮，叫他“楚奸”吧，敗壞的卻是吳國，叫“吳奸”吧，他又是楚國人，反正伯嚭就是一個品行低劣的人，但如此人物，賈志剛還從還原歷史的高度，不但給他找了一個看似高尚的理由，而且，言外之意，官場中人不要學習伍子胥，而應該向伯嚭學習。面對如此無恥的邏輯，我只能說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隨后，作者接著語出驚人，“伍子胥并非忠臣，死得不冤。”作者認為，伍子胥到吳國后所做的一切，只是為了自己的復仇，并沒有造福于吳國，所以他算不上忠臣。誠然，伍子胥逃亡到吳國后，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舉薦孫武、伯嚭，包括策劃吳國政變，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鼓動吳國伐楚，并且最終也達到了目的。如果說吳國滅楚是直接結果，但沒有吳國的強大怎么會有楚國的滅亡？而且，吳國的強大不僅僅是靠窮兵黷武，更重要的是通過對人民的教化和戰略思想的改造，使吳國擺脫了蠻夷化，沒有伍子胥就沒有這一切。退一步講，即使伍子胥為報私仇而挑起吳楚戰爭有待討論，至少，吳國的強大，他功不可沒。伍子胥首先是吳國的功臣。再退一步講，如果真像賈志剛說的，伍子胥所做一切只是為了報個人私仇，那么，在對楚懷王鞭尸后，他的目的已經達到，后來的吳越爭霸按說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甚至可以像伯嚭那樣從中漁利，但為了吳國，他依然不顧自身安危，一次次的揭穿勾踐君臣的陰謀，一次次的冒險直諫，直至搭上自己的姓名，這樣的臣子，如果還不是忠臣，敢問作者，什么樣的人才算是忠臣？伍子胥的悲劇根源在于他的性格缺陷，而不是因為他的忠誠。“忠”是一種價值觀，特定的時代，價值觀有對錯之分，性格是一種個體差異，對于特定的人群特定的事業，性格只有缺陷和優異之別，而無錯對之分，人物命運是一種暫時性的結果，結果只有必然與偶然之分。決定命運的是性格，而不是做人的原則，堅持原則沒有錯，為原則付出代價更值得頌揚。賈志剛自認為顛覆了對伍子胥和伯嚭的歷史評價，但實際上混淆了原則、性格、命運三者的關系，并以命運結局來否定原則和道德操守的價值，其結果必然是荒唐的，也是經不住推敲的。

最后，對于歷史的認識，作者再一次的偷換概念。賈志剛說“寫歷史首先要把屁股坐正，否則就是自欺欺人。”求真當然是歷史的生命線所在，但求真只是手段而不是終極目的，通過史料分析，推論出和傳統認知不同的歷史事實這是求真，但不同的史料有時可以否定已有的歷史觀點，有時僅僅是對事實的糾正而不影響歷史觀點本身。縱觀本書，作者在求真方面最大的貢獻應該是對伯嚭死于越王勾踐之手這一傳統結論的否定，但這和對伯嚭、伍子胥的評價基本上沒有什么關系。因為只要伯嚭暗通越國，伍子胥死死進諫是事實的話，其他的東西對兩人的評價都無關緊要。 賈志剛最后又說“歷史很真實，但是又很虛偽。要客觀地書寫歷史，最重要的一點要看清事物的本質，什么是本質？人性和利益。什么是虛偽的？什么是真實的？從人性和利益的角度出發去分析，就會得到正確的答案。”這句話說的確實有水平，因為他終于道出了作者的心聲，但其思維模式卻是典型的男盜女娼。作者言下之意，研究歷史，只要緊緊抓住“事事符合人的本性，處處滿足欲望和利益”這一關鍵點，基本等于抓住了歷史的本質，否則，一味的談道德和價值觀，便是虛無的。難怪作者建議官場中人要學習伯嚭。

人性和利益是一切矛盾的根源，但絕不是歷史的本質，更不是世界的本質；人性和利益是研究歷史的眾多工具之一，而不是開啟歷史之門的唯一鑰匙。歷史應該是一門社會科學，但它永遠不會成為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因為時光無法倒流注定了它無法模擬，無法實驗，甚至我們不能還原其真實性，但這無礙它的現實意義，因為歷史求真的目的是為了形成正確的歷史觀。就像相對于孰忠孰奸，伍子胥和伯嚭真實的人生結局如何并不重要一樣。正因為人本性自私，所以才需要高尚的道德和嚴峻的法律來約束。不能因為適應人性的自私來否定甚至顛倒道德價值的意義。賈志剛是一名體育記者卻不知體育競技雖然側重最終結果，但體育精神才是本質所在的基本道理，歷史和體育雖屬不同概念，但卻有相通的地方，遺憾的是，寫歷史的體育記者的賈志剛，對此卻毫無所知。作者貌似通過還原歷史真相來顛覆傳統觀點，實則顛倒黑白，扭曲價值，是典型的以考古的名義來盜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