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形勢》一書重磅觀點大匯總　　

1、   中國是西方文明的思想教父，西學中漸是歷史的回流，在西方流行一兩百年的“中國潮”也應該寫入歷史課本。　　

中國影響西方是歷史的主流，而西方影響中國是歷史的回流，中國先是西方的老師后是西方的學生，明末、清初，西方一批批的傳教士進入了中國，并將中國思想文化帶到了西方，曾經掀起了長達一兩百年的“中國潮”，這成為西方啟蒙運動的思想來源。中國思想的傳播，發酵，終于在18世紀初演變成了聲勢浩大的“啟蒙運動”，當時西方的學者大部分都是漢學家，都有中國專著，即使是當時標新立異的學者，也要從對中國的批判中樹立自己的學術合法性及社會影響力。中國思想對西方最具實質意義的影響主要為四個方面：人文社會的形成、現代民族國家結構的建立、現代文官制度的制定和西方經濟思想的產生，這四方面幫助西方國家走出了中世紀的陰霾，構成了現代思想文明的根基，這段歷史也應該寫入我國的歷史教科書。　　

2、趕超戰略時代發展重工業符合產業規律 ，沒有發展輕工業主要是原材料短缺，羊吃人的圈地悲劇不能在中國重演。　　

當時的輕工業主要是指紡織和塑料兩大行業，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之所以沒有重點發展輕工業，不是國家不重視，最根本的在于原料短缺，當年英國為了解決紡織工業的原料問題，曾經出現了“羊吃人”的圈地運動悲劇。當時中國糧食都不夠吃，哪有土地種棉花，總不能用種糧食的耕地種棉花吧，另外紡織業的主要原料是化纖，其原材料是石油，沒有石油工業，根本就沒有紡織業的大發展，如果全國人民都現穿純棉面料的衣服，現在也穿不起衣服。只有糧食產量提高了，才會有更多的耕地種棉花，只有石化工業發展起來了才可以生存塑料產品，香港的李嘉誠、臺灣的王永慶都是塑料大王。中國前30年將經濟建設的重點都放到了水利建設以及重化工業上，是非常正確的。　　

3、次債危機是美國陰謀，華爾街金融危機是玩火自焚，本次危機美國受的是內傷，并非最大受益國，二戰以來積累的國際信譽被揮霍殆盡。　　

很多憂國人士說美國是本次華爾街金融危機的最大受益者，但是大家看不到的是美國受的是內傷，美國只想搞出個次債危機，次債危機演變成華爾街金融危機是美國預料之外的，屬于玩火自焚，如果只是發生次債危機，那美國絕對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發生了金融危機，事態的性質就不同了，主要表現為美國的支柱產業金融業受到了巨大的打擊，美國的救市加大了財政赤字，另外最大的在于美國國家形象的受損，更重要的是美國的模式及美國信譽的受損，這才是美國最大的損失，這些損失是很難用金錢彌補過來的，美國二戰以來積累的信譽可能被徹底揮霍掉。　　

4、中國毒奶粉事件、美國華爾街金融危機的根源都在于社會治理失靈，我們要跳出“小政府、大政府”的思維誤區，解決政府與社會的脫節問題才是根本。　　

中國的毒奶粉事件，美國的華爾街金融危機等商業災難，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商業事件，如果單純的從商業事件的角度來解釋或解決也不可能得到滿意的答案，因為他們暴露出的是整個社會的治理缺陷，這種缺陷也只能從社會治理的角度才可以得到解釋和解決。可以毫不夸張的說，現在全世界都面臨著社會治理危機。小政府主義不等于無政府主義，政府在退出其社會管理職能的同時，必須以社會自治為基礎，如果政府放棄了進行社會管理的功能，而社會自治又跟不上，那么就會演變成社會失控，進一步可能演變成社會災難，現在不是小政府還是大政府的問題，而是政府與社會脫節的問題。世界不能在小政府和大政府之間進行搖擺，而是要解決政府與社會脫節的問題，這才是根本，這個問題解決了，這些商業災難才可以避免。　　

5、西方政黨分贓制是世界經濟大敗局的根源，政客經濟是不能吃的糖衣毒藥，把好人變成了壞人，把聰明人變成愚蠢的人，把有前瞻性的人變成短視的人。　　

一個國家一旦實行了多黨制，特別是極端多黨制，國家在經濟政策上也就表現出政客經濟的特征，政客經濟都有著相同或類似的癖好，那就是：喜歡靠舉債發展經濟；喜歡高匯率；喜歡享受泡沫式繁榮；喜歡低利率、喜歡激進的改革和不重視勞動生存率的提高。難道日本人不知道泡沫經濟的危害？難道俄羅斯人不懂休克療法的危險？難道美國沒有人意識到空心化產業的弊端？難道拉美及東南亞國家不懂長期貿易赤字的可怕？難道希臘人不明白借錢要還的道理？這些問題已經用經濟學原理或是經濟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根本解釋不了，這些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壞的制度將好人變成了壞人，把聰明人，變成了愚蠢的人，把有前瞻性的人變成短視的人，這個邪惡的制度就是政黨分贓制度。

6、貨幣升值比GDP增長更重要，如果與日元同步，中國已成世界上最富國家。提高勞動生產率，讓貨幣實現真正的升值，才發展經濟的根本之道。　　

在貨幣的對外購買力方面，雖然近年我國的貨幣有所升值。但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總體來看，中國的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了六、七倍，如果將人民幣與日元進行比較，那么人民幣在改革開放后已經貶值了幾十倍。經濟增長歸根結底是靠勞動生產率的改善，如果勞動生產率提高了，這個國家的貨幣幣值自然處于上升態勢，對于民眾來說，則是貨幣的購買力提高了。人民幣在計劃經濟時代與美元的匯率是一比一，如果我們一直保持人民幣對美元一比一，中國早已成為發達國家，如果我們與日元同步升值，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貨幣自身的升值比單純的實現GDP增長更重要，而貨幣升值又要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必然到回到依靠勞動生產率提升上來，這才是良性增長，是發展經濟的根本之道。當然這里所指的貨幣升值都是以勞動生產率為基礎的內外統一的升值，而非在外力壓迫下的被動升值。　　

7、堅決反對打著“藏富于民”的幌子行“藏富于精英”之實，私有化和減稅只能藏富于精英，這種假藏富于民要不得。　　

我不反動藏富于民，而是反對打著藏富于民的幌子藏富于精英，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一直是往藏富于精英的方向發展，而這種發展卻是打著藏富于民的幌子。近年又有學者提出了分國企股票、分外匯儲備、分國有土地、為民營企業減稅等措施，這些都是赤裸裸的謊言，這些根本就達不到藏富于民的目的，其結果就是藏富于精英，將導致中國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我們回顧一下西方的發展史，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靠推行私有化實現了藏富于民，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減稅的同時實現了藏富于民，其結果都是“藏富于精英”，使社會貧富分化更加嚴重，拉美國家的私有化失敗以及美國的里根小布什減稅失敗無不說明了這一點。　　

8、國企污名化讓中國離真正的權貴資本主義只有一步之遙，壟斷行業改革不是私有化而是回歸公益。　　

在中國，有少數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為了“闖大關”，也就是達到他們將中國大型國有企業徹底私有化的最終目的，給我國的國有企業扣上了權貴資本主義的帽子，并進而推行私有化及外資化，如果壟斷行業私營化其結果就是東南亞化，壟斷行業外資化其結果就是和拉美一樣，無論是東南亞化還是拉美化，都是貴資本主義，我們不需要在中國刻意新制造出一批石油富豪，電信大鱷、軍工大王等，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國企趕緊回歸公益。中國國企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完全以贏利為目的，而忘記了其應該從事公益化經營的社會責任， 壟斷行業外資化及私營化，絕對不能成為我國壟斷行業企改革的取向，在國外東南亞及拉美的案例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在國內外資水務問題和煤礦私有化問題也具有警醒意義。而我們在痛罵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同時又再次掉入了他們新設的圈套。　　

9、人民幣升值對高科技產業危害更大，日本悲劇不能在中國重演，限制低增加值產品出口才是唯一出路。　　

人民幣升值不僅影響到中國的低端產品出口，而且對中國高端產品的出口影響會更大，中國的低端產品制造業雖然潤微薄，但在多年的國際產業競爭中已經積累了一定的優勢，存在著巨大的外部需求，已經“樹大根深”，抗風雨能力強，在國際上存在的競爭也小，短期內基本上沒有國家可以取代我們，但是中國的高端技術產品制造業則剛剛起步，對外出口還面臨著美、日、德等傳統工業強國的激烈競爭，尚處于非常幼稚的階段，禁不起風吹雨打，如果人民幣貿然升值，那些在國際市場上剛剛嶄露頭角，而且仍然面臨巨大競爭壓力的高端技術產品則很可能面臨滅頂之災，當年日本貨幣升值導致日本企業失去了消費電子大發展的良機，這個教訓值得中國研究，日本悲劇不能在中國重演。　　

 10、中國經濟基數足夠大，即將闖過中美經濟增量平衡點 ，中國人均GDP年凈增量將超過美國，中美經濟差距將從“不斷拉大”區間，進入了“不斷縮小”的區間，趕超美國真正開始。　　

人都說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很快，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并不快，快的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加速度”，而且這種“加速度”還是在不斷增加的，以前美國經濟增長1%比我們增長10%增長的絕對值都要大，因此我們與美國的經濟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加大，而以后這個局面就要扭轉過來了，因為美國的人均GDP為4萬美元左右，中國人均GDP為4000美元左右，如果美國經濟平均保持1%的增長，我們保持平均10%左右的增長，那么在短期內我們就可以實現兩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持平，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臨界點，過了這個臨界點，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差距也就從“不斷拉大”，進入了“不斷縮小”的區間，這是真正的趕超美國的開始。以后中國的高速增長既表現在絕對值上，也表現在相對值上。經中國人均GDP從幾十美元躍增到4000美元左右，用了60年的時間，但是再實現下一個4000美元的增長，也許只需要七、八年的時間，因此中國即將進入一個高速發展期。　　

11、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中，有兩大產業振興規劃明確提到了自動化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中也包含自動化，用自動化撬動中國經濟的時候到了。　　

發展工業自動化，是提升國家整體國力的主要手段。日本和德國的經濟起飛，就是從這里開始的，在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中，有兩大產業振興規劃明確提到了自動化產業，這種殊榮是任何行業都沒有得到的，因為自動化產業既屬于“裝備制造業”，又屬于“電子信息產業”，還屬于國家最新提出的六大新興戰略產業之一的“高端生產性服務業”，如果我們要問，哪個行業對工業發展的推動作用最大，那絕對非自動化行業莫屬。如果說工業是撬動中國經濟的杠桿的話，那么自動化產業就這個杠桿的支點。自動化行業是否強大是衡量一個國家工業是否強大的主要標志。　　

12、在信息時代，信托責任和辯方舉證已經解決不了中國金融問題，投機造成的財富轉移速度及數量驚人，中國應該制定《反投機法》，像反知識產權侵犯和反壟斷那樣反投機。 　　

郎咸平教授一直主張，用信托責任和辯方舉證這兩大法寶來解決中國的金融問題，但是筆者認為這兩樣在信息革命爆發前，也行管用，但是現在是信息時代，市場投機前所未有的厲害，僅靠信托責任和辯方舉證已經搞不定了，這兩樣在美國已經做的很好了吧，但是美國還是發生了華爾街金融危機這樣的重大災難，這就足以說明僅僅靠信托責任和辯方舉證根本就解決不了問題，市場投機空前泛濫是信息革命的結果， 對于居民來說，金融造成的財富轉移也相當可怕，股價波動關系到民眾幾年的財政收入，房價波動就關系到幾十年的收入，現在 “投機”已經超越知識產權侵犯和壟斷成為經濟社會的頭號危害，如果資本主義時代經濟要健康發展，就必須反投機，投機的識別不存在技術問題， 現在是法制時代，知識產權保護、反壟斷靠立法，同樣反投機也要靠立法。　　

13、中國經濟制定大目標的時候到了，我們只要實現勞動生產率和民眾收入的五倍增，就可以一舉成為發達國家。　　

國民收入倍增不是在分配領域實行 “限高、擴中、補低”一套增加收入的措施。它是一個全方位的社會變革，對國家來說是脫胎換骨式的進步。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實行成功實行，我國就可以一舉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因此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對國家發展、民族崛起的意義，都不可小覷。 國民收入倍增的前提必須是勞動生產率的倍增，若沒有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國民收入也不過是通脹與擠壓企業利潤的代名詞，中國只要將現在的勞動生產率提升五倍，就可以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因此中國應該制定勞動生產率及國民收入的雙五倍增計劃，這才是中國應該實現的大目標，針對這個大目標中國應該有大的規劃。 　　

 14、宏觀經濟政策都是“一藥三分毒”， 不能將藥品當成營養品來吃，GDP不代表生產力，中國經濟不僅要做加法，更要做乘法，走GDP與生產力同步發展的路子，才是正路。　　

宏觀經濟學是在處理經濟危機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其誕生就是為了解決危機，宏觀經濟學對付經濟危機還可以，但不可能促進經濟成長，我國的學者現在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將宏觀經濟學的一些主張當成了提升GDP的方法，也就是將藥品當成了營養品來吃，任何宏觀經濟政策都是“一藥三分毒”，長期實行就會扭曲經濟結構。真正的經濟增長必須“質的增長”與“量的增長”的結合，歸根結底要靠質的增長，經濟發展不是要做加法，而是要做乘法，這種質的增長就是提升勞動生產率，如果用公式進行表示，那就是“GDP=勞動生產率＊勞動人數”， GDP不代表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可以帶來GDP的增長，但是GDP的增長并非意味著生產力的提高，中國必須走GDP與生產力同步發展的路子，才是正路。　　

15、中國的“新五蠹”，造成了巨大的財富非正常轉移，是真正的貧富分化之源。　　

當前中國的貧富分化如此之嚴重，其核心原因不是中國人的勤奮程度不同，不是因為社會分工的不同，不是所謂的城鄉二元結構，也不是壟斷企業與民營企業職工的收入差距。因為只要收入來源于工薪收入、勞動收入，從根本上來講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的太離譜。筆者認為中國貧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國社會存在著巨大的“財富非正常轉移”，這是導致中國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這才是中國最應該警惕并進行徹底治理的。這些人的行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但不道德，但相同的是他們對社會都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財富轉移。這些人或行為包括職業投機客、政府及企業內的貪污受賄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業行為、黑社會及色情業、不受約束的高管薪酬，這些人或行為是造成當前中國貧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是當今中國的““新五蠹”，這些人收入是中國普通民眾收入的幾十倍、數百倍、甚至數千倍，是導致中國貧富分化的根源。　　

16、中國需要“創富于民”和“均富于民”，提高勞動生產率從根本上提高民眾的收入。打擊“新五蠹”、加強對富人的有效征稅、完善中國福利體制，從而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均富于民。　　

中國現在的根本矛盾，不是國家與民眾之間的矛盾，民窮的說法也不準確，現在中國有錢人多的是，中國很多人擁有多套住房，中國是世界奢侈品大國，怎么能說中國“民窮”呢，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貧富分化”，中國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窮，中國窮的只是最普通的民眾，“民窮”與“貧富分化”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國現在需要的是“創富于民”與“均富于民”，“創富于民”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者創造的價值，從而從根本上提高民眾的收入；而“均富于民”主要是縮小貧富差距，而縮小貧富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打擊“新五蠹”造成的財富非正常轉移，和加強對富人的有效征稅，完善中國的社會保障體制。　　

17、稅收政策是面照妖鏡，是當前中國階層利益博弈的核心陣地。　　

在美國代表富人利益的共和黨一上臺就減稅，而代表窮人利益的民主黨一上臺就加稅。民主黨的羅斯福新政的大規模征稅措施，導致貧富差距減小，中產階級成為了社會的主體，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了里根執政之前。而共和黨的里根和小布什減稅風潮是導致美國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社會解體。在任何國家富人永遠是減稅受益最大的群體，因此減稅無疑會加大的社會的貧富差距，這些道理在發達國家是常識，中國可能很多人還看不透其中的利害關系，在中國稅收政策也即將成為階層利益博弈的核心，

18、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才最大的社會福利，比福利社會模式更好。　　

現在人們總是迷信收入的增長，但是收入的增長并一定給民眾帶來幸福感，因為在收入增長的同時，民眾的生產成本也在增加，甚至增加的更快。在中國民生問題越來越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眾收入的增長趕不上民眾生存成本的升高。在美國、日本、歐洲可以算是世界上的高收入國家了吧，但是那里的民眾照樣面臨生存難題。因此要想讓民眾獲得幸福，降低民眾的生產成本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如果能夠在人們的工資水平保持固定不變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須品的價格，則相當于提高了民眾的購買力，可以大大舒緩民眾的生存壓力。“低生存成本型社會”也就是這樣一種從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減輕民眾生存負擔的社會模式。對普通民眾來說，低生存成本就是最大的福利。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模式并不反對和排斥福利社會，也不是福利社會的替代方案，而是福利社會的補充方案。福利社會相當于將一樣東西送給你，而低生存成本型社會則是打五折后賣給你，因此“低生存成本型社會”，不存在施舍的問題，也就從根本上不存在養懶漢的嫌疑。　　

19、中國不要暴力革命，中國要學術革命  ，創新出自己的學術體系，“愛美國主義”文人及“套餐派”學者解決不了中國問題。　　

只有學術革命才能推動世界的發展，科技革命導致工業革命的根源是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革命，凱恩斯主義、福利社會理論是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革命，世界每次大的危機之后都會出現一次大的學術革命，資本主義早期的經濟危機誕生了馬克思主義，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誕生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上也稱之為凱恩斯革命，而本次經濟大危機必然也會導致學術界出現大的變革，中國的發展表明，暴力革命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實際上需要一場學術的革命。西方學術體系也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學術界的“愛美國主義者”推崇的美式套餐，實踐證明并非什么高營養食品，政黨分贓制度，極端私有化、聯邦制等都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　　

20、中國城市化不是剛剛開始加速，實際已經進入尾聲，專家用二、三十年的時間解決中國的住房問題的說法不靠譜。中國須用最多不能超過十年的時間解決中國的住房問題。　　

筆者認為，中國的城市化不是剛剛進入加速期，而是已經進入尾聲，目前中國的年輕人已經大部分在城市就業，農村都是些老弱人員。以戶籍為標準我們的城市人口已經占到了50%，如果以“常住”為標準，那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了70%左右，如果以就業為標準，中國的城市化率肯定在80以上，中國城市就業人口在以后將不可能大幅增加，而近年從沿海到內地不斷蔓延的用工荒則非常生動的說明了這一點。中國現在需要解決的是生活在城市中，而沒有住房的大量存量人口的住房問題，中國某些專家指出的中國需要用二、三十年的時間解決中國的城市化問題，是對中國形勢的重大誤判，很可能會誤導政府作出錯誤決策，中國現在是在補早期城市化過程中的欠賬，因此中國不是像個別專家所指出的要用二、三十年的時間解決中國的住房問題，而是要用5年左右，最多不能超過十年的時間解決中國的住房問題。政府對中國城市化形勢作出錯誤的判斷導致了“僧多粥少”，也是造成中國高房價的另一個原因。　　

21、80后對社會之痛感受最深  ，不能成為被犧牲的一代人　　

八零的的成長一直就伴隨著中國的改革，上小學時沒有趕上免費，上大學時卻趕上了收費，畢業后面臨著學歷貶值，房價高漲，中國房價開始飆升的2004年正好是第一批八零后畢業的時間，中國早就有學者叫嚷著中國改革要犧牲一代人，但是我們還小，不知道其他的利害，到現在才知道要犧牲一代人是怎么回事，而八零后就是這樣被社會轉型犧牲著，我們必須自己來爭取我們的權益。　　

《中國大形勢》序言：中國之問　　

為什么17世紀的西方可以讓宗教退出政治領域？為什么當時的知識分子爭著研究中國哲人的經典教義？為什么他們的農奴社會里也出現了國家一統的集權皇帝？為什么當時的思想領袖那么崇拜老子的“自然秩序”？而又是如何將其發展成了經濟思想中的自由放任主義？為什么資產階級革命帶來的只是政黨分贓的無邊貪欲？為什么英國會憑空出現那么多介紹中國文官制度的書籍？為什么伏爾泰等處于西方現代文明奠基時期的思想家如此的崇拜中國，甚至將自己看做是孔子的徒弟？這些都與“中學西漸”是什么關系？　　

為什么保持皇權制度的日本可以抓住工業革命的時機？而實現共和的中國卻一直吃洋務運動的老底？為什么抗戰時日本有了自己的坦克、飛機，而我們的軍隊還要使用“漢陽造”這些老式武器？為什么文革結束那么多年，民眾對毛澤東還是如此癡迷？為什么比較優勢戰略不能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為什么只有自主創新才能扛起民族復興的大旗？　　

為什么蘇聯會解體？為什么威權統治下的亞洲四小龍會出現經濟奇跡，為什么實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紛紛折戟于金融襲擊？為什么一黨執政的中國能夠成功崛起？為什么“華盛頓共識”和比較優勢理論會遭人唾棄？為什么西方經濟學如此的缺乏解釋力？　　

為什么美國模式造成了那么多國家分崩離析？為什么啟蒙先賢和美國的國父們都與政黨制度勢不兩立？為什么說只有建立“公意型政府”才符合民主的真諦？　　

為什么最早的資本主義出現在威尼斯而非英吉利？為什么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都誕生于高緯度地區？為什么印度的貧民窟多數在孟買，而不是新德里？為什么西方發展過程中沒有遇到過糧食危機？為什么預測中國何時超過美國不能只當成個數學問題？　　

為什么亞當斯密要向魁奈學習重農主義？為什么李斯特要幫俾斯麥實現德國統一？為什么庇古主張實行社會福利？為什么凱恩斯支持羅斯福進行政府干預？為什么弗里德曼建議沃克緊縮貨幣？為什么說經濟學研究的本質不是玩數字游戲，而是從來沒有脫離過實際？　　

為什么“勞動價值論”總有分歧？為什么要引入“邊際分析”？為什么宏觀經濟總是搖擺于需求與供給？為什么經濟學家總是熱衷于爭論自由還是干預？為什么經濟學也像江湖一樣門派林立？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必將滅亡的預言是不是真理？難道經濟思想也要靠“和稀泥”才能實現統一？經濟學還有沒有尚未開墾的荒地？經濟學研究的出路在哪里？　　

為什么何新能成為國家領導人的左膀右臂？為什么張五常總是向“北京的朋友”提出建議？為什么郎咸平要放棄自己熟悉的公司治理，轉而致力于公開華爾街的秘密？為什么鐘慶要揭穿比較優勢的“皇帝新衣”？為什么宋鴻兵一直關注著美聯儲的印幣機器？為什么白益民總是諄諄告誡我們日本的投資動機？為什么說經濟學家不靠駭人之語也能出人頭地？　　

司馬遷的貨殖理論是如何變成了西方的供求關系？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中講了什么經濟道理？康有為為什么要將“以商滅國，民亡國隨”的道理講給清帝？孫中山提出“節制資本”是不是洞察到了企業“大到不能倒”的先機？為什么這些偉大的思想只是用來“壓箱底”？　　

從“中國崩潰論”到“中國致世界經濟崩潰論”，為什么我們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只能充當人家的傳播工具？為什么我國的經濟學界會形成被二道販子統治的格局？中國的“有識之士”到在何處隱居？誰才是中國真正的思想領袖？誰代表著中國學術界的自主創新能力？中國學術界的新勢力何時才能崛起？ 　　

為什么人類還不能消除經濟危機？為什么不能等著經濟自己恢復元氣？難道金融創新注定就是毀滅經濟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奧地利學派能否埋葬凱恩斯主義？政府應該從哪里對經濟進行干預？什么才是經濟的“發動機”和“減震器”？　　

為什么日本人痛恨“廣場協議”？為什么俄羅斯的碳排放量比蘇聯時期還低？為什么“亞洲四小虎”經濟至今低迷？為什么香港民眾對中央政府心存感激？為什么拉美政權重回左翼？為什么人們擔心金融海嘯第二波會發生在東歐地區？為什么以服務業為主的冰島和希臘會陷入債務危機？為什么說金融戰爭都毫無聲息，而它的危害卻超過原子武器？　　

為什么中國抗震救災井然有序？為什么一場颶風就讓美國一片狼藉？在金融海嘯面前，為什么美國信貸幾乎凍結，而中國信貸卻放量決堤？為什么美國對高失業率只是干著急，而中國卻出現了“高增長，用工荒”的經濟奇跡？為什么大多數中國人都認同社會主義？　　

為什么克林頓發展網絡信息，而布什卻忙著打仗賣武器？為什么高盛可以呼風喚雨，而政府沒救雷曼兄弟？ 為什么說里根減稅就已經為中產階級消失埋下伏筆？為什么說是伊拉克戰爭導致了華爾街金融危機？為什么說政客眼里永遠是短期利益？堡壘往往從內部崩潰，為什么美國人不敢承認這個道理？　　

為什么普洱茶被人高高供起？為什么中國人突然喜歡上了紅木家具？為什么當代油畫的價值超過了青花瓷器？為什么郎咸平建議中鋼協要與高盛、大摩搞好關系？是什么讓商品價格的變動如此離奇？即遠離成本價值，又不受制于供求關系？　　

為什么國家在提到發展服務業時都加上了“生存性”這個定語？為什么政府否決了“利用外匯進行組合投資”的提議？為什么中國銀行對向西方學習突然失去了興趣？為什么沃克說華爾街的貢獻只限于發明自動提款機？為什么說金融監管不僅要審查創新是否存在意義，更要打擊投機？　　

為什么日本家電一蹶不起，而日本汽車成為世界第一？為什么福特能夠提前布局，而通用破產倒閉？為什么硅谷產生奇跡，而華爾街制造垃圾？為什么說職業經理人經營企業遲早沒戲，哪怕這個CEO被吹噓為“全球第一”？　　

為什么民眾要求國企上交紅利？為什么任志強、王石能夠薪酬第一？為什么很多民營企業要求員工薪酬保密？為什么平安處處向“國際標準”看齊？為什么美歐急著制定“限薪”法律？為什么公眾企業總是淪為職業經理人的“一畝三分地”？　　

為什么華為要保持神秘？為什么格力總宣傳自己品牌第一，而近期又突然更改了廣告創意？為什么海爾“講著故事”就能夠暢銷全球，為什么科龍被折騰的一敗涂地？為什么研祥實行“非經典管理”成為世界三甲？為什么國際化的聯想還不能盈利，而又放出風來說兩年內將有大手筆？為什么麥肯錫水土不服？為什么奧美鮮有成功案例？我國企業何時才能將“自主創新”當成第一生產力？　　

為什么我們中國經歷了6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仍然與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處于同一階梯？而與日本、亞洲四小龍比起來還有那么大的差距？為什么短短三十年中國就從“萬元戶”時代進入了“百萬不算富”的時期？為什么中國股市不能成為中產階層的提款機？而巨大的樓市泡沫是否會釀成一場人間慘劇？　　

為什么中國的銀行改革后壞賬率越來越低，而中小企業融資反而成為了難題？他們之間有何因果聯系？民間高利借貸究竟是應該合法化還是堅決取締？　　

為什么轉軌后的中國營商成本反而越來越高？為什么現在短缺的不再是商品而是購買力？為什么說資源短缺也能使勞動報酬占GDP比例降低？，為什么說“財產性收入”必然會擴大我們的貧富差距？　　

為什么社會上冒出了那么多的暴富群體？為什么政府對不道德的商業行為置之不理？缺乏法制的市場經濟發生著怎樣的非正常財富轉移？瘋狂攫取社會財富的蠹蟲到底藏在哪里？ 　　

為什么CPI與真實的通貨膨脹總有距離？為什么中國沒有勞動生產率數據？為什么我們還在用二十年前制定的統計體系？為什么外貿大量順差我們卻不敢升值自己的貨幣？為什么說高科技企業比低附加值產業更不能經受風雨？　　

為什么我們的投資趕不上我們的儲蓄？為什么說擴大內需不能單靠“破解消費難題”，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經濟增長方式，是永續增長，還是竭澤而漁？“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能否解決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局？　　

為什么GDP高速增長，而民眾卻對改革不斷質疑？為什么通鋼工人不肯放過他們的總經理？為什么有人認為張五常是奸細？為什么克魯格曼和索羅斯都驚嘆于中國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而正在推行的 “要素價格改革”會不會又是一場悲劇？　　

為什么美國經歷了大蕭條和殘酷的二戰后，貧富沒有趨向兩極，反而迅速壯大了象征繁榮與穩定的“中產階級”？為什么中產階級社會又迅速解體？今天的美國總統是否應該為重塑中產階級社會而努力？　　

為什么北歐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制，人民消費起來還是那么小氣？為什么高福利英法兩國充滿抗議？為什么美國不是福利國家但卻很少面臨民眾的不滿？而同樣學著實行低福利政策的東亞各經濟體卻民生不易？　　

為什么我們的白領不能成長為中產階級，反而成為了生活的奴隸？為什么重點大學的高才生也獲得了“全國優秀農民工”的榮譽？ 社保制度能否解決現在的民生難題？為什么說只有實現“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才有意義？　　

走向城市化的中國，如何才能制止國外金融大鱷的攻擊？如何才能保障我們的資源供給？如何才能將生活的成本降低？如何才能提高我們的生產效率？如何讓民眾的生活更有尊嚴？如何才能讓民族的力量更加凝聚？十字路口的中國出路在哪里？　　

以問求知，以問明理，寫本圖書，我來答疑，一家之言，拋磚引玉，歡迎指正，無須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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