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卡錫主義——美國的法西斯主義》

　　（一）

　　2009年11月8日發布

　　（按：現在發布1984年10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筆者的撰寫的《麥卡錫主義——美國的法西斯主義》歷史小叢書。筆者以為了解60多年前麥卡錫主義——美國的法西斯主義的由來、泛濫和反華逆流是重要的，這對于我們了解華人科學家當時的處境和某些科學家緣何選擇申請加入美國國籍等行為，也許是有幫助的。至于一個人當時申請加入美國國籍的具體情節和原因的歷史考查，僅僅依據某人的訪談敘述中的轉述是不夠的，需要有當事人和相關聽證會全部檔案記錄，否則難以搞清歷史真相。

　　筆者在2007年3月18日的博客上發布了該書的提要如下：

　　《麥卡錫主義——美國的法西斯主義》提要

　　學術交流網/美國著作提要/2006年12月15日首發

　　書名：麥卡錫主義——美國的法西斯主義

　　作者：黃安年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1984年10月第一版

　　字數：34000字

　　頁碼：68頁19cm

　　統一書號：11717.652

　　中圖法類號：D771.2

　　定價：0.21元

　　印數：20100冊

　　類別：外國歷史小叢書之一

　　目錄：

　　一、麥卡錫主義的由來

　　二、反共反民主思潮的泛濫

　　三、猖獗的反華逆流

　　四、統計階級內部的爭斗

　　五、麥卡錫主義的破產

　　提要：

　　本書闡述了美國的法西斯主義--麥卡錫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國際形勢新變化下的由來；分析了戰后初期美國反共反民主思潮的泛濫，尤其是1950-1954年麥卡錫主義泛濫高潮時期的情況；詳細揭露了這一期間美國猖狂的反華逆流；勾畫了杜魯門、艾森豪威爾政府同志階級內部的爭斗；指出了麥卡錫主義的特點及其破產的根本原因：“既使美國人民深受其害，也有損于壟斷資本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從而引出了若干必要的教訓。

　　說明：

　　1983年作者向中國美國史年會提交了《麥卡錫主義——美國的法西斯主義》論文稿，這份論文稿（油印），考慮到在這個基礎上修改出版，沒有在刊物上公開發表。對于該專題研究資料，作者無私地向某造訪的研究者提供詳盡的研究資料來源，遺憾的是該研究者在出版麥卡錫研究著作時絲毫沒有提到這一事實，并稱“《麥卡錫主義——美國的法西斯主義》沒有沒有公開發表，所以沒有說明。”

　　本書是國內最早研究介紹這一論題的普及知識讀物。

　　作者還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卷撰寫了《麥卡錫.J.R》條目（見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0年版外國歷史卷II第614-615頁）

　　2004年10月5-9日學術交流網美國論著研究欄目全文發表了《麥卡錫主義——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小叢書內容。

　　湖南理工學院白馬湖論壇(http://www.huas.cn/bbs)轉帖了《麥卡錫主義——美國的法西斯主義》一書全文，見http://220.168.209.131:82/bbs/dispbbs.asp?boardID=2&ID=2520&page=3，還有一些往網站摘要刊登了《麥卡錫主義——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內容。也有人大量摘取書中內容而在署名時不提來源于本書。

　　2.《麥卡錫主義——美國的法西斯主義》版權頁。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694

　　下面是小冊子的第一部分，2004年發表在學術交流網上

　　麥卡錫主義——美國的法西斯主義（一）

　　黃安年著發表：《麥卡錫主義》/商務印書館/1984；學術交流網/美國論著研究/2004年10月5日首發

　　目錄

　　麥卡錫主義的由來

　　反共反民主思潮的泛濫

　　猖獗的反華逆流

　　統治階級內部的爭斗

　　麥卡錫主義的破產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美國國內政治生活中出現了一股反共，反民主的反動逆流。這股逆流中的代表人物是參議員麥卡錫，因此，我們把這股逆流叫做麥卡錫主義。從1950年初麥卡錫主義開始泛濫，到1954年底徹底破產的前后五年里，它的影響波及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麥卡錫主義還打擊了許多進步人士，影響到美國與中國的關系。至今在美國，人們一談起麥卡錫主義還帶有鄙棄和驚恐的復雜心情。當時的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代表人物，現在都毫無顧忌地慷慨陳詞，競相譴責麥卡錫主義的丑惡，極力表白他們自己當年同麥卡錫主義的斗爭，盡力洗刷他們自己同麥卡錫主義的種種曖昧關系。人們有理由要問：在有著資產階級民主傳統的美國，居然滋生并泛濫了麥卡錫主義，這是為什么？然而過不了幾年，麥卡錫主義不僅為美國人民所厭棄；而且也為美國統治集團所不取，這又是為什么?我們寫這本小書的目的，在于幫助人們了解麥卡錫主義是如何滋生，猖獗和破產的，從而引出必要的教訓，這對于我們了解美國歷史和認識美國社會多少是有益的。

　　麥卡錫主義的由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成了世界超級大國。它以世界憲兵自居，推行稱霸世界的全球戰略計劃。1945年4月1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致國會的一份咨文中聲稱，美國“已取得世界的領導地位”，現在要鞏固這種地位。杜魯門還說過，在世界各國，美國將要展開與共產主義的斗爭。他說：“愷撒[1]、成吉思汗[2]、路易十四[3]、拿破侖[4]或其他任何十個偉大的領袖所擔負的責任都不能同美國總統今天所擔負的責任相比擬。”1945年12月29日，杜魯門在致國會的咨文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已使美國“有經常而迫切的必要來領導世界了”。1946年4月6日，杜魯門還在芝加哥發表了演說，他說：“美國今天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它更強大了”，“美國應保持強大，以便實現對世界的領導權”，杜魯門鼓吹“全世界應采取美國的制度。”

　　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總統在美國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兩院發表了對外政策咨文。咨文聲明：世界已分成兩個敵對營壘，蘇聯的“極權主義”“危害著美國的安全”；美國要承擔責任，通過經濟和財政援助的途徑，“支持各國的自由人民”，“采取果斷的行動”來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浪潮”。杜魯門的這篇咨文，被人們稱為“杜魯門主義”，它是一個妄圖稱霸世界的宣言，標志著美蘇間的同盟關系已被“冷戰”所代替。

　　“冷戰”作為一個政治術語的普遍使用，是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李普曼[5]在1947年9月出版了《冷戰——美國外交政策的研究》的小冊子以后的事。和美國的“冷戰”政策相呼應，美國政府同時加強了對國內的控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受到壓抑的美國的法西斯主義，這時就乘機抬頭了。

　　1947年3月21日，杜魯門總統頒布了第9835號行政命令，也就是《忠誠調查法》。根據這個法令，美國設立了聯邦忠誠調查委員會。先后有二百五十萬公務員，三百萬武裝部隊成員和國防訂貨廠商的三百萬雇員受到了“忠誠調查”。這些公務員，武裝部隊成員和雇員，必須宣誓“效忠政府”。如果政府一旦發現他們有任何“不忠”行為，這些人就要被解雇或被迫辭職。如果這些人拒絕宣誓效忠，拒絕聲明“不同情共產主義”，他們也同樣會被解雇，根據美國國會陸續透露的材料，受到“忠誠”調查的美國公民，累計有一千三百多萬人。許多人只是因為自己曾經認識一名美國共產黨黨員或對一名進步人士表示過同情，就遭到了不幸。有一位公務員，在“忠誠調查”后被解雇了，原因是“沒有一件事能證明他曾經批評過蘇聯”。還有一位女教師，只是因為她說過“蘇聯也有公共衛生設施”之類的話，也同樣遭到了厄運。當時，美國總檢察長曾告誡人們說：“不要參加可能有顛覆分子出席的會議，任何時候也不要同哪怕是你們親近的朋友談論尖銳的政治問題，不要出錢去保護犯有不忠誠罪的高等學校的舊相識或從前的朋友，不要發表批評法西斯主義分子或納粹分子的意見。”后來，杜魯門在他自己寫的回憶錄中也承認，當時美國的“忠誠調查”被“用來恐嚇和迷惑美國人民，這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悲劇”。

　　在美國政府和國會領導下從事“忠誠調查”的人員，常常根據蓄意捏造的罪名和道聽途說的“證詞”，對美國共產黨黨員和進步人士進行政治迫害。一個受到了“忠誠調查”的“嫌疑犯”，實際上就成了一名“罪犯”。這個人在最后被證明自己清白無辜之前，在人們心目中已經假定他有罪。鄰居們不敢和這個“嫌疑犯”打招呼，也不愿自己的孩子和“嫌疑犯”的子女接觸，以免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嫌疑犯”的子女，甚至連參加童子軍的資格也被取消了。美國獨立革命的先驅者托馬斯•潘恩[6]曾自豪地贊揚美國是歐洲各國被迫害的酷愛自由的人們的避難所。”這時，潘恩的話已經成了一句空話。美國統治者早已背叛了潘恩的上述革命原則。

　　1947年11月，美國總檢察長克拉克公布了取締九十個進步團體和組織的名單，宣稱這些團體和組織是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或顛覆性的組織”。半年以后，克拉克又宣布取締另外三十二個進步組織。當時，為非作歹的反動的三K黨[7]和其他三十九個右翼團體，都沒有被取締。為此，著名的耶魯大學有二十—二名法學教授給美國政府和國會寫了一封呼吁信，信中指出：“現在已有令人震驚的跡象，就是對言論的迫害，如不加制止，可能發展到我們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冊所未達到的程度。”

　　在杜魯門總統執政初期的“忠誠調查”活動中，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8]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它是美國眾議院在1938年5月26日成立的一個臨時機構，參加調查活動的委員，絕大多數是反共分子。這個委員會名義上是調查“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及其他組織。

　　所謂“違反美國利益”的“非美國”的活動，實際上它是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反共、反民主，迫害共產黨、進步工會和團體及其他進步人士的工具。到了1945年，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成了美國眾議院的常設機構。此后，它對美國共產黨、美國進步團體和人士加緊了法西斯的迫害活動。經過這個委員會的調查之后，有三千八百名政府雇員被解雇了，然而這三千八百人中經法律程序由美國法院宣判后被解雇的政府雇員卻只有三十六人。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對于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9]的“新政”措施深惡痛絕，攻擊“新政”是什么“搞共產主義”。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還對“新政”派人士大肆抨擊，對前助理財政部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美國執行董事，經濟學家哈里•懷特進行了長期的嚴厲的盤問和威逼，致使懷特精神極度緊張，終于在1948年8月16日心臟病猝發身死。

　　1947年下半年，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還對好萊塢十名著名電影工作者的所謂“共產黨滲透”活動進行了傳訊。這個委員會在調查中抓不到“共產黨滲透”的確鑿證據，卻以電影工作者拒絕答復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要他們回答自己的政治信仰為由，指控他們“藐視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犯有“藐視國會罪”。這時，電影公司的老板宣布辭退了這十名電影工作者，受這一案件株連的尚有文藝界人士二三百人。1948午7月，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還參與了聯邦最高法院非法逮捕、審訊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十二名領導人的事件，誣告美共十二名領導人犯有“陰謀顛覆罪”。1949年，聯邦最高法院宣布：美共領導人犯有“以陰謀煽動用暴力推翻美國政府”的罪行，決定分別判處他們以罰款和監禁。同時，聯邦最高法院還宣布，美國共產黨是“教唆人們以暴力推翻政府的陰謀組織”。

　　在杜魯門施政初期，美國國會還通過了不少反對勞工運動的立法。這一類立法，僅1947年就有二十多個。例如工1947年6月23日，美國第八十屆國會正式通過了《塔夫脫-哈特萊法》[10]，即“勞資關系法”，規定：禁止同情罷工和工人的糾察活動，禁止工會與雇主訂立只能雇用工會會員的合同，禁止在工會中容納共產黨員，資方有權要求工會賠償因罷工而造成的損失。

　　《塔夫脫-哈特萊法》反勞工的性質十分明顯，杜魯門為了爭取1948年總統競選時能連任，需要工人的支持，于是杜魯門否決了它。但是，國會眾、參兩院緊接著又以壓倒的多數票通過決議，推翻了杜魯門總統的否決。在“勞資關系法”生效后的四年內，杜魯門總統本人就九次運用這個法案來對付工人的罷工。

　　以上情況，清楚地說明杜魯門政府的對外擴張侵略和對內的反共，反民主的政策，是麥卡錫主義賴以滋生的最適宜的土壤。麥卡錫主義的滋生，還同麥卡錫本人的政治誹謗和迫害活動分不開。

　　約瑟夫•雷蒙德•麥卡錫出生于1908年11月14日，父親是威斯康星州東北部小城市阿普爾頓附近的一個小農場主。麥卡錫兄弟姐妹七人中，他排行第五。1929年，麥卡錫離家到附近馬納瓦的蔬菜店工作。1930年，他在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的一所耶穌會開辦的馬克特大學學習土木工程，1935年畢業后，麥卡錫成了威斯康星州律師界的一名成員。1936年，他在一個地方選區擔任民主黨的社團青年俱樂部的主席。1939年，麥卡錫又以共和黨人的身份當選為威斯康星州地方巡回法院的法官。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麥卡錫于1942午8月14日參加了海軍陸戰隊，擔任空軍中尉。1944年，他離開了部隊。1945年，他在百事可樂公司當推銷員，為公司的贏利出了力。1946年11月，麥卡錫在羅伯特•拉福萊特發動的“進步運動”[11]基地威斯康星參加共和黨參議員競選，擊敗了對手羅伯特•拉福萊特的兒子小拉福萊特，當選為參議員。1952年，麥卡錫在競選中又連任參議員。接著，麥卡錫又擔任了參議院政府活動委員會主席及其附設的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擁有相當廣泛的權力。

　　麥卡錫從事政治誹謗活動，同希斯案件有著密切關系。阿爾杰•希斯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密友，羅斯福“新政”的擁護者。希斯作為羅斯福的顧問，參加過雅爾塔會議，[12]擔任過起草聯合國憲章的舊金山會議的秘書長，并在著名的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擔任主席。1948年8月，參加過美國共產黨的《時代》雜志編輯錢伯斯，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作證供認：希斯是一名美國共產黨黨員，在國務院任職期間曾私自復制美國國務院的文件，這些文件的復制品，是希斯通過錢伯斯之手轉送給蘇聯諜報部門的。因而錢伯斯確認，希斯是一名蘇聯間諜。希斯則矢口否認。在一段時間里，調查沒有取得進展。但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成員，眾議員理查德•尼克松[13]則一直揪住這個案件不放。尼克松認為，如果錢伯斯的供認屬實，那么就會使杜魯門政府和民主黨陷于極其狼狽的境地。在尼克松的極力推動和追究下，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安排了希斯同錢伯斯的公開對質。特別是后來，在馬里蘭州威斯敏斯特錢伯斯農場的南瓜地里，錢伯斯交出了“南瓜文件”。在一個南瓜里面，藏有三個很小的金屬微型膠卷筒，膠卷上有希斯交給錢伯斯的一部分國務院秘密文件的復制件共數百頁，其中有屬于絕密的大使級電文。這一物證，證實了錢伯斯的指控。1949年底，聯邦法院大陪審團以偽證[14]罪對希斯起訴。1950年1月21日第二次審判時，陪審團判定希斯有罪，處以五年徒刑。

　　這一案件的判決，使反共勢力如獲至寶。對共和黨攻擊民主黨政府來說，無疑是一發重型“炮彈”，尼克松從此發跡于政界。尼克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希斯案件無可懷疑地證實，在美國政府的最高級組織中存在著由蘇聯指揮的顛覆活動。”[15]前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在希斯被定罪后不久就打電報給尼克松稱贊說：“希斯的定罪全部應歸功于你的耐心和鍥而不舍的精神。我國政府中存在的叛國逆流終于以人人制艮的方式被揭露出來。”[16]當時，反共勢力準備以希斯案件為突破口，對民主進步勢力發動攻擊。正如有的歷史學家的評論說：“許多美國人認為，對美國過去幾年的動亂已有解釋了。這個國家已被象希斯這樣的人叛賣給它的敵人之手了。在國務院中，到底還有多少賣國賊據有重要位置呢？”但是，杜魯門認為，尼克松等共和黨人的這種做法是“采取轉移目標的手法”，“他們企圖，利用這個共產黨問題搞政治斗爭”。

　　就在希斯被聯邦法院定罪后的第十九天，1950年2月9日下午，麥卡錫在西弗吉尼亞州的惠林城共和黨舉行的一次會議上發表了煽動性的演說，聲稱美國的危險來自某些官員的背叛，整個國務院已經被共產黨搞得千瘡百孔。麥卡錫認為，美國在“冷戰”的每條戰線上都遭到了損失，因為“敵人來自內部”，“共產黨橫行于國務院”。麥卡錫揚言：“我手頭有國務院里二百零五名共產黨員的名單。國務卿知道他們是共產黨員，他們仍然在國務院工作，并且正在草擬和制訂國務院的政策。”麥卡錫還手舉一份清單說，這就是一份二百零五名共產黨員的名單。惠林城的電臺，當晚廣播了這條消息。麥卡錫的惠林演說，立即成了美國國內的頭條新聞，轟動了政界。麥卡錫接著就飛往猶他州的鹽湖城、內華達州的雷諾城等地，大放厥詞，重彈他在惠林城的所謂指控。不過那份名單有時變成了二百零五名“危險的嫌疑分子”，有時又變成了“五十七名持有黨證的美國共產黨黨員”。在麥卡錫沿途煽動反共活動期間，有一位新聞記者問麥卡錫，能否讓記者看看他手里的清單。麥卡錫說當然可以，但是他接著又說，名單已經放到行李包里去了。其實他手頭并沒有一份美共黨員的名單。麥卡錫為了擴大事態，還給白宮[17]發了電報，要求立即采取行動。麥卡錫的所謂指控，根本沒有什么新材料，•他所掌握的唯一“證據”，只是一份國務院早巳對聯邦政府公務員進行“忠誠調查”后所提出的甄別材料。原來，早在1946年7月，國務卿貝爾納曾寫信給美國眾議院，信中談到：國務院對三千名政府職員初步進行了甄別，認為有二百八十四人不宜長期在聯邦政府任職，這二百八十四人中有七十九人已經被解雇了。麥卡錫則把國務院的上述名單中其他尚未被解雇的二百零五人，統統稱之為“共產黨人”。

　　1950年2月20日下午，美國參議院開會前夕麥卡錫在這次會上作證。他信口開河，胡謅了幾乎六個小時，手里還不斷地翻動兩年前國會眾議院的一個小組委員會從國務院搞來的一百零八份檔案材料的影印本。這些影印材料，已經過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并作了正式結論。麥卡錫居然把這些材料當作所謂“國務院里已知的八十一名共產黨間諜”案的“確鑿證據”，其中一人還被指控為現在仍為白宮起草講演稿的人。其實麥卡錫所宣讀的上述材料，有的和國務院毫無關系，有的被他隨意篡改。例如麥卡錫把“三個象俄國人名字的人”改為“三個俄國人”，把“據報導說”、“據說”等詞全都刪去；把“可能曾是”和“可能是”改為“曾是”和“是”；把“有損名譽的材料”改為“共產黨活動的確鑿證據”。對原來檔案材料中聯邦調查局作出的可以錄用的結論，麥卡錫則避而不談，或者干脆篡改為聯邦調查局認為有問題的結論。還有一份材料，原始檔案是這樣記載的：“他的反省材料沒有公布1941年6月以前的歷史，沒有進行審查”，“這只是一份參考資料”，麥卡錫卻在會上宣稱：“根據這些材料，他是一個大家知道的共產黨人”。麥卡錫在參議院不擇手段地恣意篡改事實，連聯邦調查局，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里的一些反共老手也感到驚訝。

　　麥卡錫的反共叫囂，很快使他名噪一時，成了美國新聞的顯要人物。反共、反民主的政客和共和黨內反對羅斯福“新政”的人，都寄希望于麥卡錫。在這種情況下，麥卡錫接二連三地對美國共產黨、進步工會、團體進行猛烈抨擊和惡語中傷，同時又激烈地指責羅斯福和杜魯門執政以來的美國民主黨政府對美國共產黨和民主進步勢力的“放縱”。這時，麥卡錫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成了反共勢力的急先鋒。根據蓋洛普民意測驗所[18]的調查材料，約有50％的人認為麥卡錫的作為有利于美國，有29％的人不贊成麥卡錫。最支持麥卡錫的要算美國院外援華集團，他們當中的骨干，都是堅決反對共產主義，反對新中國的反共分子。此外，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從1938年以來所調查的大批材料，也都成了麥卡錫惡意傷人的重磅“炮彈”。

　　1950年3月，美國著名漫畫家赫伯特•布洛克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了一幅諷刺麥卡錫主義的漫畫。畫面上有一只象征專門從事誹謗活動的很大的圓形泥漿桶，上面寫著“麥卡錫主義”，下面還有十只濺滿泥漿的水桶支撐著這只大圓桶。這幅畫形象地告訴人們：麥卡錫主義就是毫無根據的誹謗和惡意中傷，它貼切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反共、反民主逆流的特征。從此，麥卡錫主義作為一個專有名詞，很快在美國國內流行。

　　注釋：

　　[1]愷撒(前100一前44)，古羅馬的統帥，政治家和作家，公元前46年建立獨裁統治，集大權于一身。

　　[2]成吉思汗(1162---1227)，即元太祖。名鐵術真。古代蒙古首領，軍事家和政治家。1206年被推為大汗，稱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國。版圖曾擴展到中亞地區和南俄。

　　[3]路易十四(1638--1715)，1643—1715午間的法國國王。1661年后在他親政期間，加強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

　　[4]拿破侖(1769—1821)，即拿破侖•波拿巴，法國資產階級政治家和軍事家，法蘭西第一帝國和百日皇朝皇帝(1804--1814，1815)。曾多次發動對外戰爭，嚴重打擊了歐洲封建反動勢力。

　　[5]沃爾特•李普曼(1889—1974)，美國最負盛名的專欄作家，政論家。他曾寫字總數達一千萬字，上萬篇的文章，經常由二百多家報刊轉載，受到了美國政界、新聞界的重視。

　　[6]托馬斯•潘恩(1737--1809)，十八世紀英屬北美十三個殖民地期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啟蒙思想家。1776年1月，在美國革命的緊要關頭發表了宜揚獨立和革命思想的《常識》，鼓舞了殖民地人民進行獨立革命的斗志。

　　[7]因Ku—K1ux—Klan的縮寫而得名，原名黑色騎兵團，1866年改稱三K黨。是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最老的種族主義恐怖組織之一。至今一直存在。

　　[8]以反美著稱的得克薩斯州參議員馬丁•戴斯（1900-1972）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故又稱戴斯委員會，1962年改名為國內委員會。由于它臭名昭著，受到了多方面的抨擊，1975年1月被撇消。

　　[9]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1882--1945)，1933年起為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1937、1941、1945年三次連任。1929一1933年美國發生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羅斯福上臺后宣布實行“新政”，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挽救資本主義制度，加強國家干預，緩和階級矛盾的改革措施。

　　[10]由共和黨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和共和黨眾議員弗雷德•哈特萊聯合提出的法案。

　　[11]羅伯特•拉福萊特(1855--1925)，1885--1891年間任國會眾議員。1901-1905年連任威斯康星州州長。1905年后四次連任國會參議員。從十九世紀末起，以威斯康星州為基地；發動了改革運動，歷史上稱“進步運動”。1924年他又組織了進步黨，參加總統競選失敗。

　　[12]1945年2月4—11日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塔召開了美、英，蘇三國政府首腦會議。會議期間，羅斯福和斯大林單獨討論了蘇聯對日作戰的條件問題，并達成協議。

　　[13]理查德•尼克松(1913~1994年)，1947--1950年任美國第八十、八十一屆國會眾議員，1951--1952年任美國參議員，1953--1961年連任副總統，1969--1974年為美國第三十七任總統。1974年8月9日因“水門事件”下臺。尼克松總統曾于1972年初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訪華，2月27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了著名的聯合公報，開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過程。

　　[14]法律用語。這里指證人希斯在案件調查和法庭審理時故意進行虛假的證明。

　　[15]《尼克松回憶錄》，上冊，第95頁，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

　　[16]《尼克松回憶錄》，上冊，第94頁，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

　　[17]白宮是美國總統的官邸，開始建于1792年，1800年時尚未完全建成，1814年對莢戰爭中被英軍所毀，1815--1817年重建。

　　[18]它的正式名稱是美國輿論研究所。1935年由喬治•蓋洛普創立于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現設在華盛頓，是美國最大的民意測驗組織。

　　　　　（二）

　　反共反民主思潮的泛濫

　　麥卡錫主義是1950——1954年間美國反共、反民主逆流的典型代表，它惡意誹謗、肆意迫害共產黨人和民主進步人士直至有不同意見的人。麥卡錫的言行，是麥卡錫主義的集中體現。麥卡錫利用國會議員所享有的種種特權[1]和國會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放肆地煽動反共輿論，收集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材料，并對他們進行迫害。當時美國上至黨、政、軍、財、文及各界知名人士，下至社會各個角落的普通老百姓，都遭到了麥卡錫的攻擊，無一幸免。有人把麥卡錫稱為“我們時代的最大的蠱惑家”，“無情的和不負責任的政治投機家，一個極權主義者，一個法西斯主義分子”，還有人揭露麥卡錫的言行是“謊言的標志”。1976年出版的英國《牛津大辭典》，在解釋麥卡錫主義的定義時，就強調了它的反共特點。上述詞條指出“麥卡錫主義是一種反共活動，它力圖“從政府中搜查出共產黨嫌疑犯，并把他們清除出去。”在麥卡錫主義泛濫時，它實際上已經成了排斥異己，破壞法制，政治迫害的同義詞。當時，就有人寫了《麥卡錫主義和大謊言》一書，揭露它是用殘忍而可惡的方法，強迫人們去接受美國的政策。麥卡錫本人則公然宣稱，他的主張就是“準備斗爭的美國主義”。他在1952年出版了一本《麥卡錫主義：為美國而斗爭》[2]的書，系統地記載了麥卡錫的反共、反民主的言行。

　　無論是杜魯門的民主黨政府，還是施政初期的艾森豪威爾的共和黨政府，對麥卡錫主義的泛濫，都沒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后來，杜魯門在他的回憶錄里承認，麥卡錫主義橫行時是“美國群眾性的歇斯底里時期，這種歇斯底里導致了政治迫害事件”’“給許多無辜的人扣上了罪名”。但是，杜魯門卻強調，麥卡錫主義的歇斯底里，是由于某些煽動家“利用國際恐怖和陰謀的氣氛”來為他們自己撈取政治資本，杜魯門抱怨麥卡錫不該指責他反共不力。杜魯門聲稱，他自己不能對非法調查負責。他認為，早在羅斯福執政時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就開創了非法調查的先例，從此以后，這種做法充斥了整個國會。艾森豪威爾后來在自己寫的回憶錄中則強調，杜魯門政府要對麥卡錫主義的泛濫負責。艾森豪威爾說“先于威斯康星州的約瑟夫，麥卡錫其人，麥卡錫主義就已問世了”，“麥卡錫主義是比麥卡錫其人大得多的一個問題。”歷史事實說明，不管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如何相互推諉，極力洗刷他們自己應對麥卡錫主義的泛濫負責，如果沒有杜魯門、艾森豪威爾政府推波助瀾，麥卡錫主義是不會泛濫成災的。

　　正是杜魯門自己，于1950年8月初向美國國會提出了攻擊美國共產黨的特別咨文。杜魯門還簽署了政府一些部、局有關解雇公務員的程序法案，并授權這些部、局的負責人，為了國家“安全利益”可以從相應機構中解雇任何人。1950年9月23日，美國第八十一屆國會通過了《麥卡倫法》，即“國內安全法[3]。根據這個法案，凡屬美國共產主義性質的組織及其外圍組織都要向美國司法部登記，并提供有關自己組織的財務等全部情況，還要逐個登記成員的名單，并禁止其成員在政府機關和國防企業中任職，也不準他們領取出國護照。如果違反上述規定，要判處五年以下徒刑或處以一萬美元以下罰款。這樣，美國共產黨及其他進步組織就不再受到法律保護，它們隨時都可能被宣布為“陰謀破壞性”的組織。

　　1950年底，杜魯門根據《麥卡倫法》，宣布美國全國處于緊急狀態，逮捕了不少反對美國侵朝戰爭的進步人士。根據《麥卡倫法》，美國政府分別給一百七十多個進步團體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杜魯門還批準成立了一個“顛覆活動管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從1951年4月到1952年8月，舉行了十六個月的聽證會，力圖把美國共產黨定為“受蘇聯支配和控制”的組織。根據《麥卡倫法》，凡參加“陰謀破壞性”組織的外國僑民，都將被驅逐出境。從1952年5月起，美國國務院在發給美國公民的出國護照中，還特別印上了這樣的字樣：“本護照對于持往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中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和蘇聯的旅行者無效。”1952年6月，美國第八十二屆國會又通過《1952年移民國籍法》[4]，規定：要嚴格限制那些“不可靠的”外國人移居美國，外來移民從每年入境三十四萬人減少到每年十五萬人，其中亞洲移民總數不超過兩千人。還規定：凡是沒有加入美國籍的外國僑民(當時有幾百萬人），必須隨時攜帶身份證，否則也要受罰甚至坐牢。即使已經入籍的美國公民，如果“行為不端”，也隨時可能被取消美國國籍。杜魯門鑒于這個法案的一些條文同1798年客籍法[5]幾乎相同，拒絕簽署。但是，杜魯門的這種姿態，并不妨礙國會對杜魯門拒絕簽署的否決。根據《麥卡倫法》，僅1953年上半年，就有四十八萬移民被攆出美國到了墨西哥。

　　從1950年3月下旬開始，美國國會組織了一個專門委員會，就麥卡錫指控歐文•拉鐵摩爾等十人的“共產黨間諜”案進行了調查。拉鐵摩爾是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美國第一流的遠東問題專家。1941—1942年間，他受羅斯福總統的委托，在重慶擔任過蔣介石的政治顧問。太平洋戰爭爆發后，1942——1944年間，拉鐵摩爾在美國戰略情報局太平洋戰區分局工作。毋庸置疑，拉鐵摩爾對美國壟斷資本的統治是忠心耿耿的。然而，麥卡錫卻駭人聽聞地指控拉鐵摩爾是“蘇聯在美國的頭號間諜”，是一個“超級間諜”。麥卡錫說：“有關拉鐵摩爾的檔案材料是爆炸性的，如果破了這個案，這將是我國歷史上最大的間諜案。”他還說：“在美國國務院的間諜網中，拉鐵摩爾是阿爾杰•希斯的上司。”麥卡錫表示，在審理拉鐵摩爾的案件中，他要不惜一切代價搞掉拉鐵摩爾。

　　1950午4月6日，正在阿富汗訪問的拉鐵摩爾奉召回國。在調查拉鐵摩爾案件的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拉鐵摩爾列舉大量事實，表明自己對美國的忠誠，并且公布了蔣介石和宋美齡贊揚拉鐵摩爾的私人信件。主持調查的委員會也拿不出充分的證據，來證實拉鐵摩爾的“罪行”。過了四天，麥卡錫把曾任美國共產黨機關報《工人日報》編輯主任、一個名叫路易斯•布登茲的人帶到委員會上作證。布登茲說：1944年，上級黨組織工作人員要他把拉鐵摩爾看成是共產黨人。拉鐵摩爾的辯護御幣對布登茲的證詞提出了疑問。布登茲后來承認，在他所知道的有關美國共產黨的活動中售從來不知道拉鐵摩爾是一名共產黨員。布登茲還說，他正在寫一本書，書中提到了拉鐵摩爾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調查拉鐵摩爾案件的委員會最后作出結論：“麥卡錫關于拉鐵摩爾是俄國超級間諜的指控是沒有根據的。”麥卡錫對這個結論很惱火，他指責調查委員會是“向美國紅色第五縱隊開了綠燈”。在麥卡錫的高壓下，拉鐵摩爾最后還是遭到了政府的清洗。從此，拉鐵摩爾的著作和論文被禁止發表；美國發行量很大的刊物《讀者文摘》[6]，在1951—1954年間只刊登了拉鐵摩爾寫的三篇文章；1955—1960年間，拉鐵摩爾的文章一篇也沒有發表。直到1968年，美國才出版了拉鐵摩爾的書。

　　美國侵朝戰爭爆發后，麥卡錫更加緊了政治誹謗和陰謀迫害活動。曾任美國駐蘇大使的查爾斯•波倫寫了一本《歷史的見證(1929——1968)》的回憶錄，書中談到了麥卡錫主義泛濫的背景。波倫在回憶錄中寫道：“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挫折和蠻不講理的威斯康星州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的惡意顛倒事實，產生了一種真正的恐懼狀態。”1951年，麥卡錫拚命攻擊杜魯門政府對外政策的主要決策人物喬治•馬歇爾和迪安•艾奇遜。馬歇爾(1880——1959)是羅斯福的得力助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美國陸軍參謀長，1947——1949年間又擔任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1951年6月麥卡錫在參議院的一次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說，指控馬歇爾“參與了一項巨大的陰謀”，“為克里姆林宮的政策服務”。艾奇遜(1893——1971)自1941年以來任助理國務卿，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任副國務卿，并繼馬歇爾任國務卿。麥卡錫稱艾奇遜是“紅色的迪安”，指責艾奇遜在亞洲“出賣了中國”，“雇用并保護了共產黨人”。由于麥卡錫的一再詆毀，馬歇爾和艾奇遜都被迫先后辭職。

　　1952年，在美國總統競選中，麥卡錫起勁地抨擊羅斯福和杜魯門在1933——1952年民主黨執政期間是“賣國的二十年”。由于艾森豪威爾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競選得到了勝利，1953年1月，共和黨上臺執政。美國《華盛頓郵報》[7]在1952年3月24日預言：“如果艾森豪威爾昨夜當選，麥卡錫主義今天就會消失”。然而，事實并非如此。艾森豪威爾上臺后，他在施政之初，對麥卡錫主義的縱容和姑息，比杜魯門當政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1953年4月27日，艾森豪威爾總統發布了10450號行政命令，命令宣布：凡有“叛國嫌疑”，“與國家安全要求不一致”的工作人員，都應予以解雇。據艾森豪威爾自己提供的材料，在這一命令公布后四個月內，就有一千四百多名政府官只被解雇。1953——1954年間，有八千人被專門的調查委員會確定為“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物”，有五千人被迫“自動辭職”；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受到各種名目的審查。•艾森豪威爾的上述命令，為麥卡錫式的政治迫害活動提供了法律依據。

　　1954年8月24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又簽署了第八十三屆國會通過的《1954年共產黨管制法》，宣布：美國共產黨是“非法組織”，“不受法律保護”。參議院一致通過了這一法案，在眾議院也只有兩票反對。這個法案列舉了十四種情況，作為確定某人是否是共產黨員的依據。這樣，某人只要同任何一個進步團體的活動稍有聯系，他就有被捕的可能。

　　早在1953年，艾森豪威爾總統已參與了對美國“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的迫害活動。奧本海默(1906——1967)是聞名全球的科學家，主持過1945年7月16日美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試爆工作。奧本海默曾是美國政府所屬的三十五個各種委員會的成員。后來，奧本海默辭去了美國原子能顧問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自艾森豪威爾總統執政以后，奧本海默仍是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的所長，并且擔任了政府的顧問，持有參與政府絕密機要工作的許可證，幾乎極少有人懷疑奧本海默對美國的忠誠。盡管這樣，奧本海默最后還是遭到了清洗。

　　1953年11月，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兩院的原子能聯合委員會前執行秘書威廉•博登，向美國聯邦調查局頭子埃德加•胡佛[8]告密，指控奧本海默“非常可能是蘇聯間諜”，理由是“奧本海默的妻子和妻弟都是美共黨員”。在艾森豪威爾的同意下，埃德加•胡佛立即把奧本海默當作“叛國嫌疑犯”進行專案審查。當時，奧本海默正應邀在英國講學，接受英國牛津大學授予他的榮譽博士的稱號。奧本海默接受這樣的稱號已經是第六次了。當奧本海默從英國一回到華盛頓，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施特勞斯就通知奧本海默接受審查。1953年圣誕節前夕，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保安人員取走了由奧本海默保存的全部機密文件。麥卡錫還揚言，要在參議院內公布奧本海默的“罪行材料”。

　　1954年春季，美國原于能委員會奧本海默案件五人調查小組舉行了一系列聽證會。在聽取了四十個證人的證詞以后，調查小組得出結論，認為奧本海默是一位“忠于美國的公民”，把他當作蘇聯間諜是不能成立的。但是調查小組仍然拒絕恢復奧本海默參與政府絕密工作的要求，理由是他“對發展氫彈的態度冷淡”、“他的社會關系使人極其不安”。艾森豪威爾在日記里也寫下了這樣一段話：“總的結論一直是沒有任何證據，足以說明奧本海默博士本人有不忠誠的情況。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他可能不是一個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物。”經過幾個星期的審查，五人調查小組就奧本海默案件投票，確認奧本海默是一個“危險人物”。

　　麥卡錫的誹謗和陰謀迫害活動，并沒有局限在艾森豪威爾政府容許的范圍內。麥卡錫抨擊的對象，還對準了艾森豪威爾任命的一批有經驗的外交官，并且干涉政府的其他外交事務。例如艾森豪威爾準備挑選，詹姆斯•科南特擔任美國駐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高級專員，麥卡錫則極力反對，理由是科南特在擔任哈佛大學校長時沒有表明他的反共見解。艾森豪威爾準備提名沃爾特•史密斯將軍為副國務卿，麥卡錫也拒不贊成。史密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擔任過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長，后來又當了中央情報局局長和美國駐蘇大使。麥卡錫不贊成的理由是，史密斯曾在一次控告麥卡錫犯有誹謗罪的預審聽證會上作過證。

　　1953年3月，麥卡錫還特別阻撓艾森豪威爾提名波倫任美國駐蘇聯的大使。波倫在1945年擔任過羅斯福的顧問。麥卡錫聲稱，根據他所掌握的檔案材料，波倫起碼是一個“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危險分子”，因為波倫有個親戚是美國駐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慕尼黑的總領事，這個親戚與一個蘇聯女人有牽連。所以波倫不宜再當駐國外的外交官。麥卡錫還說，波倫在艾奇遜的國務院班子里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因此波倫也不宜在美國駐蘇大使這個關鍵性的崗位上工作。艾森豪威爾總統和國務卿杜勒斯感到，麥卡錫這樣不分青紅皂白地干涉美國政府對外交官員的任命，對美國共和黨是很不利的。于是，艾森豪威爾政府不理會麥卡錫的反對，還是讓波倫當了駐蘇大使。

　　在這前后，麥卡錫還派自己的主要助手羅伊•科恩和戴維•沙因去調查“美國之音”[9]的活動。麥卡錫指責“美國之音”的工作人員是“共產黨的同情者”。調查結果，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美國之音”的工作人員對美國政府有什么不忠誠的行為，但最后仍以各種名目解雇了幾十名“美國之音”的雇員。

　　麥卡錫的上述行為，開始引起國內外輿論的不滿。1953年5月，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在一次會議上談到：“人們會懷疑，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究竟是艾森豪威爾還是麥卡錫有更大的權力？”麥卡錫對此老羞成怒，指責艾德禮是英國工黨里的一名“共產黨員”。

　　注釋：

　　[1]議員在任期內，出席國會期間及來往于國會途中，除叛逆和破壞治安等重罪外不受逮捕，在國會會議上或官方出版物上的一切言論，不受國會外任何人的責問。

　　[2]此書在紐約出版。1977年重印。

　　[3]又稱麥卡倫——伍德法。是民主黨參議員麥卡倫和眾議員伍德聯合提出的。

　　[4]即麥卡倫——華爾特移民法。由參議員麥卡倫和華爾特聯合提出。

　　[5]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于1798年6月25日頒布了摧殘人民民主權利的客籍法。根據這個法案，總統有權在兩年內驅逐對美國有危險的外僑出境，并有權下令逮捕外僑。

　　[6]《讀者文摘》是1922年創刊的美國資產階級刊物，摘錄各種書籍和雜志的文章。用幾十種文字出版。發行量國內高達一千萬份左右。

　　[7]美國重要的資產階級報紙。創刊于1877年，在華盛頓出版。與《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同為美國有影響的“三大報”。1952年總統競選時，明顯地支持共和黨。

　　[8]埃德加•胡佛(1895--1972)，美國前聯邦調查局局長。1921——1924年任司法部調查局副局長，1924年起任局長，他任局長期間改組了該局，1935年改稱聯邦調查局。

　　[9]“美國之音“成立于1942年2月24日，當時是一家私營廣播公司，以多種語言向世界各國廣播。1948年，為美國國務院國際宣傳署所接管，1953年8月歸美國新聞署領導。

　（三）

    猖獗的反華逆流

　　在麥卡錫主義的反共、反民主活動中，麥卡錫瘋狂地反對新中國，同時抨擊羅斯福和杜魯門執政時期的對華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亞洲形勢發生了不利于美國稱霸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重大轉折。美國扶植的蔣介石政權的失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以及蘇聯試制原子彈的成功，對于美國稱霸亞洲的企圖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在這期間，美國統治集團內部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圍繞美國的遠東和對華政策展開了自羅斯福執政以來的幾次大辯論[1]。在野的共和黨，力圖把美國在亞洲政策的失利歸咎于共產黨的“滲透”和民主黨政府的“退讓”；他們揚言要追究羅斯福、杜魯門民主黨政府的“賣國政策”。美國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對于麥卡錫主義恰恰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時就有人說：“美軍在朝鮮登陸，麥卡錫主義就在華盛頓登陸。”

　　1953年5月，麥卡錫和指揮侵朝戰爭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沆瀣一氣，建議美國政府封鎖中國海岸，并進攻中國大陸。6月，麥卡錫在一份報告中極力反對結束侵朝戰爭，阻撓朝鮮停戰協定的簽訂。7月28日，麥卡錫又在另一份報告中反對承認人民中國，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1月，麥卡錫在一次演說中，對英國同新中國保持外交和商務貿易關系還進行了攻擊。

　　與此同時，麥卡錫全面抨擊美國民主黨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對華政策。麥卡錫認為，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杜魯門在波茨坦會議[2]上都把中國“出賣”給了蘇聯。麥卡錫還認為，羅斯福委派史迪威[3]去中國的活動，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勝利的基礎；而1945——1947年杜魯門派馬歇爾使華，又幫助了中國共產黨。麥卡錫斷言，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美國政府推行了有利于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政策。在麥卡錫掀起的歇斯底里的反華逆流中，美國國務院的不少“中國通”和負責中國問題的外交官都遭到了清洗。

　　1949年下半年，在美國統治集團內部，圍繞美國國務院1949年8月5日發表的《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的白皮書[4]發生了一場大辯論。美國共和黨和院外援華集團內的反共分子，指責杜魯門政府拋棄了國民黨。他們說白皮書“是國務院中親共分子的絕妙的辯護詞”，他們指責“親共分子”“圖謀推翻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并協助共產黨“征服”中國。院外援華集團的反共分子還認為，白皮書所反映的民主黨政府的政策，“把亞洲置于被蘇聯征服的危險之中”。有人甚至說，是“四個約翰搞垮了中國”。這四個約翰是指約翰•戴維斯(史迪威的幕僚，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約翰•謝偉思(史迪威的幕僚，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美國駐華大使館三等秘書)；約翰•金•費正清(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美國駐華大使館顧問)以及約翰•介石(即蔣介石，因“約翰”與“蔣”是諧音)。當時，史迪威是戴維斯、謝偉思的頂頭上司。史迪威認為，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腐敗不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富有生氣，史迪威主張美國應當改變一意扶蔣反共的對華政策。于是，蔣介石對史迪威嚴重不滿。美國院外援華集團的一些人還認為，在史迪威的指揮下，戴維斯，謝偉思等人“與中國共產黨勾結”，戴維斯、謝偉思的行動適應了蘇聯、中國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需要。

　　1950年2月，麥卡錫拋出一個所謂“五十七名美國共產黨黨員名單”，其中就有謝偉思。3月，麥卡錫危言聳聽地宣布，謝偉思是“眾所周知的共產黨的同伙”。到了1951年冬，謝偉思就遭到了清洗，罪名是謝偉思盜竊美國國務院的機密文件。謝偉思被免職以后，準備在紐約租一套公寓房子，當日寸美國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臘斯克[5]也愿作他的保人，但是，謝偉思的房子還是沒有租到。因為鄰居和房東認為他是一個“可疑人物”，害怕牽連自己。

　　史迪威的另一名高級助手戴維斯，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到了1953年底，美國國務院里的幾個中國問題專家和熟悉中國問題的外交官都先后被免了職，但麥卡錫還是沒有放過戴維斯。麥卡錫指責艾森豪威爾政府包庇戴維斯。1954年11月，國務卿杜勒斯終于被迫解雇了戴維斯。當時，戴維斯還不滿五十歲，連領取養老金的資格也沒有，他就靠制作家具來勉強養活他的妻子和七個子女。直到中美聯合公報發表后，1972年12月，戴維斯才被美國司法機關宣布無罪。

　　由于同情中國共產黨而蒙受不白之冤的美國外交官，是為數不少的。1942——1943年間，美國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原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科長，遠東司司長約翰•卡特•文森特(又譯范宣德)即是其中之一。1947年，杜魯門曾提名文森特為美國駐外公使，但是國會不予通過。1950年3月，麥卡錫拋出的所謂“十一名共產黨嫌疑犯”的名單中，為首的是拉鐵摩爾，接著就是文森特。麥卡錫說：文森特是蘇聯在美國國務院間諜網中的一員，“是一個應該解雇而且是應該立即予以起訴的人”。專門的調查小組委員會對文森特進行了長達三年的專案審查，文森特受盡了屈辱，最后還是被迫辭職。文森特的夫人后來回憶說：文森特曾在沈陽、長沙兩次遭遇嚴重的危險，那是在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時期，終于安全度過了。而這一次的專案審查，差點送了命。直到1972年，中美聯合公報發表的前夕，才恢復了文森特的名譽。

　　柯樂布是美國國務院負責中國問題的一名官員，也受到了迫害。他曾直率地向國務院報告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如果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中國就會出兵朝鮮參戰。1951年1月，柯樂布就接到了國務院的忠誠調查委員會的通知，對他的“忠誠問題”要進行審查。接著，停止了他在國務院的工作。同年6月，國務院忠誠調查委員會列舉了好幾項對柯樂布的指控。在7月1日開始的聽證會上，有人指責柯樂布是“共產黨的一名黨員，或者是與共產黨保持來往的人。”到了1951年末，忠誠調查委員會對他的調查仍然一無所獲，不過委員會還是宣布：雖然沒有理由懷疑柯樂布對美國的“忠誠”，但是已經可以斷定他是一個危險人物，因此柯樂布應該離開美國國務院。1952年2月，柯樂布被迫退休。后來，他回憶說：“這個忠誠訴訟案，雖然最后宣布我無罪，但它還是斷送了我在外交界的前程。”

　　對謝偉思，戴維斯、文森特，柯樂布遭到的迫害，美國有的歷史學者評論說：“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可恥的插曲之一”，“他們四人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保證高于那些譴責他們的人。但是對他們所造成的人身損害是永遠無法彌補的。”

　　由于同情中國共產黨或者客觀地評論中國問題，因而遭受迫害的學者、作家也是為數不少的。凡是參加了太平洋學會[6]的學者，差不多都受到了迫害。194l——1946年間在美國戰略情報局、美國駐華大使館和美國新聞處工作，1947——1951年在哈佛大學任教的費正清，也遭到了懷疑。因此從195l——1957年間，美國《讀者文摘》只刊登了費正清的兩篇通俗性的文章。直到1966年，美國《生活》雜志才發表了費正清的一篇有關中國的特寫。

　　進步女作家、新聞記者史沫特萊(1890——1950)，1949年2月初突然被指控為一名“仍然逍遙法外的蘇聯間諜”。指控史沫特萊為蘇聯間諜的主要根據是：麥克阿瑟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部”的情報部門所掌握的當年日本秘密警察的檔案材料，以及史沫特萊自己寫的贊揚中國解放區的著作[7]。從此，史沫特萊的文章和著作，不得在美國的任何刊物上發表和出版，也不準她在公共場合講演。史沫特萊甚至很難在美國國內找到一所住房。因為當時人人自危，生怕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前來糾纏。后來，她提出去英國的申請，美國當局又不準她出國。護照局的一名官員說得很明白即使日本的檔案不能證明她是“蘇聯間諜”，護照局仍然確信史沫特萊是共產黨人，不然她怎么會寫贊揚中國紅軍的書呢?

　　1949年10月初，史沫特萊寫信給朱德總司令，揭露美國當局對她的法西斯主義的迫害。信中寫道：“我之所以落到這個境地，純粹是因為我的關于中國的著作、講演和廣播，也因為我多年來一直支持、現在仍然支持新中國。”信中還寫道：“任何進步的、甚至自由主義的或中立的活動，都被叫做共產黨活動，即使美國人民不相信這類事他們也不敢對此說一句話。”“我對美國的情況是如此沮喪。我看到的只是法西斯主義。”在這以前，1949年8月，美國克諾夫出版社撕毀了原定出版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8]一書的合同，理由是史沫特萊對中國革命的見解是“教條的”。美國當局還拒絕批準史沫特萊到中國的申請，后來她被迫遷居倫敦。1950年5月，史沫特萊在長期抑郁中積憤成疾，不幸患胃癌去世。臨死時史沫特萊遺囑把她的骨灰埋在中國的土地上。

　　《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的作者埃德加•斯諾(1905—1972)，也遭到了迫害。斯諾于1928——1941年間在中國從事采訪工作，1930年專門訪問了陜北根據地，次年寫了《西行漫記》一書。美國聯邦調查局把斯諾視為“危險分子”，禁止發表他的文稿，并吊銷了他到中國旅行的護照。后來，他被迫遷居瑞士。直到1960年，斯諾才被允許到中國訪問。進步女作家，埃德加•斯諾的前妻海倫•福斯特•斯諾，也受到了麥卡錫的迫害。她寫的文章和書不能發表和出版。她的朋友對1980年訪美的一個中國代表團成員說她精神上受到的創傷至今還沒有恢復過來。

　　黑人歌手保羅•羅伯遜(1898—1976)1941年在美國演出時曾用中文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熱情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1950年，美國政府吊銷了羅伯遜的出國護照，一度還不準他在國內演唱，因此唱片公司再也不敢為他灌音。羅伯遜向法院提出申訴，但是法院以無管轄權為由予以駁回。1952年10月，羅伯遜以出席亞太區域和平會議的美國代表團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但羅伯遜回國后，美國政府又一次吊銷了他的出國護照。

　　在麥卡錫主義的迫害下，美籍華人和旅美華僑的遭遇也是很慘的。留美中國學者返回祖國大陸的正當要求，被美國當局無理拒絕。1951年，有九名留美中國學者回國，途經檀香山被扣留，理由是他們的學識為共產黨中國利用，“美國是不能容忍的”。隨后，美國當局又禁止一百五十名留美中國專家回國。美國政府還切斷了美籍華人和旅美華僑同中國大陸的正常通訊聯系。1948年，華僑從美國匯回祖國的僑匯有七百萬美元，1949年下降到只有六十萬美元。

　　注釋：

　　[1]即1947——1948年關于對華援助的辯論；1949年夏關于美中關系白皮書的辯論；1949年秋關于是否承認新中國的辯論以及1951年春關于美國侵朝戰爭期間對華政策的辯論。

　　[2]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美、英、蘇三國政府首腦在柏林的波茨坦宮舉行了會議。會議期間，7月26日，美、英、中三國發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主持會議的是美國總統杜魯門。

　　[3]約瑟夫•史迪威(1883——1946)，曾任美國陸軍準將。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任中、印、緬戰區美軍中將司令并兼任蔣介石的參謀長。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斗爭持較客觀的態度，后與蔣介石發生矛盾，1944年10月被美國政府調回美國。

　　[4]美國政府和國會用白色封面發表的重要文件或報告書。這次發表的白皮書，長達一千另五十四頁，敘述了從1844年美國迫使中國政府簽訂《望廈條約》起，到1949年的中美關系。它是美國侵華政策失敗的自供狀。杜魯門政府為了回擊共和黨的指責，在文件中也透露了一些真相。

　　[5]迪安•臘斯克(1909——1994年)，1949年2月起任國務卿。

　　[6]1925年成立于夏威夷，是研究太平洋地區各國經濟、社會和政治關系問題的學術團體，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卡內基鋼鐵公司等壟斷資本資助，定期出版《太平洋事務》季刊和《遠東文摘》月刊。1961年7月解散。

　　[7]史沫特萊于1928年年底以記者身分動身來中國。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期間，她先后去延安、山西前錢等地采訪，并隨新四軍轉戰華東和華中。1941年底因病回到美國。著作有《中國紅軍在前進》等。

　　[8]此書于1955年以日文譯本初版問世，先于英文原著出版。到1979年，已有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麥、意大利和中文等譯本。

　　　　（四）

　　統治階級內部的爭斗

　　在1952年的美國總統競選中，共和黨人稱贊麥卡錫是他們的“寶貴財產”。當時，艾森豪威爾是有求于麥卡錫的。在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城，艾森豪威爾曾發表了一篇競選演說，講演稿中原來有一段贊揚他的上級、五星上將馬歇爾的話。由于馬歇爾是麥卡錫激烈攻擊的對象，艾森豪威爾為了取得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麥卡錫的支持，于是刪去了講演稿中這段贊揚馬歇爾的話。

　　1953年春，麥卡錫發動了一場查禁進步書刊的運動。麥卡錫指派他的兩名主要助手科恩和沙因去調查美國國務院駐歐洲各國使館及其他駐外單位的圖書館藏書情況。麥卡錫指控有二百八十五個單位的圖書館內藏有三萬冊贊揚共產黨和親共產主義的書籍，他主張從圖書館的藏書中剔除這類圖書。美國國務院為此曾發布命令，不準美國駐外單位的圖書館在任何情況下收藏共產黨人及其同路人的著作。這次查禁的結果，有四十多位名作家和學者的著作被列為“禁書”，其中包括托瑪斯•杰斐遜[1]的選集，菲利普•豐納[2]的史學著作以及馬克•吐溫的文學作品等等。在美國國內的一些城市和學校，也發生了“禁書”以致“焚書”活動。例如在得克薩斯州的圣安東尼奧市，有人竟建議在公共圖書館內，凡共產黨人或同情共產黨的人，其著作的封面上都印上紅色標記，把字寫得“大到一眼可以看到的程度”；還要標明作者是否共產黨員以及作者的政治態度，并附上作者被傳訊的次數。1953年6月14日，艾森豪威爾在達特默思學院的開學典禮上發表了演說，雖然他批評了“焚書”活動，但是為了避免同麥卡錫正面沖突，沒有點麥卡錫的名。

　　艾森豪威爾的反共、反民主措施，和麥卡錫的陰謀迫害活動可謂狼狽為奸，不過他倆各有打算。艾森豪威爾指望麥卡錫的活動會有所節制，不至危及美國政府的利益。但麥卡錫則不受約束，自行其事。隨著麥卡錫在美國政界的影響日益擴大，他的個人野心也惡性膨脹，于是艾森豪威爾同麥卡錫之間的爭斗也就越來越尖銳了。

　　早在1953年初，在外交官任命問題上，麥卡錫和艾森豪威爾政府間的斗爭就已經展開。麥卡錫在反對政府任命波倫為美國駐蘇大使的問題上，雖然碰了個硬釘子，但并不回頭。波倫在回憶錄中寫道：麥卡錫的這一失敗，“帶來了最后的災難的預兆”。從1953年底起，麥卡錫和艾森豪威爾政府間的矛盾日趨激化。1953年11月，麥卡錫在一次廣播演說中宣稱“共產主義還是一個問題，到了1954年也還是一個問題。”他在一次公開演講時，包藏禍心地提到了美國政府“賣國的二十一年”，實際上把矛頭對準了艾森豪威爾本人。在這以前，華盛頓政界中已經有人把麥卡錫稱為美國第二號最有權力的人物了。還有人說：“自富蘭克林•羅斯福去世以來，在美國公共生活中；沒有一個人有麥卡錫那么大的影響。”“老大黨[3]一半是麥卡錫的，一半是艾森豪威爾的。”有的人攻擊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措施“簡直與‘新政’無異”；個別人竟把艾森豪威爾本人也看成共產黨的嫌疑犯”。于是，艾森豪威爾授權白宮發言人發表了兩篇措詞強硬的聲明：“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像麥卡錫那樣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

　　艾森豪威爾同麥卡錫之間斗爭的激化，突出反映在軍隊的控制權上，具體問題從一些軍事人員的處理開始的。1953年底，麥卡錫制造了一起聳人聽聞的間諜陰謀案，指控美國陸軍駐新澤西州蒙默思堡的一個雷達中心站內有“共產黨的間諜”。經過長期調查，上述指控并不能成立。但是，麥卡錫仍不甘心。1954年1月，他又揪住一位名叫歐文•佩雷斯的陸軍牙科醫生不放。佩雷斯是1952年10月應征入伍的，他在新澤西州基爾默營服役。麥卡錫指控佩雷斯是進步的美國勞工黨成員，并對佩雷斯發出了一份忠誠調查表。在調查期間，佩雷斯所在的部隊不理會麥卡錫的調查，根據《醫生服役法》，將佩雷斯的上尉軍銜自然晉升為少校，隨后又準備按佩雷斯本人的意愿，批準他在九十天內退役。麥卡錫聞訊大怒，立即通過調查小組把佩雷斯召到紐約詢問。佩雷斯進行了答辯，隨后向所在部隊申請退役，很快即得到了批準。在麥卡錫看來，這件事足以說明陸軍里面已經有共產黨人滲透進去了。麥卡錫揚言羅要追究提升佩雷斯的決策人的責任。聯系到1953年11月，麥卡錫的一名主要助手沙因被征入伍，麥卡錫曾要求美國陸軍部任命沙因為陸軍部長助理，并在陸軍中享有某些特權，但陸軍部斷然拒絕了麥卡錫無理要求。于是，麥卡錫和陸軍部的矛盾日益尖銳。

　　1954年2月18日，麥卡錫的調查小組在紐約舉行—了一次聽證會，出席作證的除了佩雷斯以外，還有基爾默營的司令官，立有戰功的拉夫爾•茲維克準將。在聽證會上，佩雷斯拒絕回答調查小組的各種挑釁性的提問。麥卡錫盛氣凌人，命令代表陸軍軍部的法律顧問在二十四小時內提供涉及這一案件的全部人員名單。茲維克準將拒絕了這個無理要求。麥卡錫便指責茲維克準將包庇共產黨陰謀分子，并當眾污蔑這位準將“不配穿軍裝”，“連五歲小孩的腦子也沒有”，“應該解除司令官的職務”。陸軍部長史蒂文斯聞訊后指示茲維克準將及其他有關人員：不要在麥卡錫的調查小組里露面，并聲明史蒂文斯本人要出席聽證會作證。這時，麥卡錫打電話給史蒂文斯威脅說：“誰要是保護共產黨，我就要砸爛他的腦袋。”

　　1954年2月24日，麥卡錫設下了一個圈套，他在參議院千名議員的辦公室內舉行了一次秘密午餐會。麥卡錫和調查小組里的全體共和黨議員，邀請陸軍部長史蒂文斯赴宴。雙方事先商定，午餐會上談的內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在午餐會上，麥卡錫誘導史蒂文斯同麥卡錫的調查小組簽訂了所謂諒解備忘錄。備忘錄寫著：“我們已經取得了完全的諒解”，“陸軍部長將把佩雷斯的提升和光榮退役的有關人員名單全部提交調查小組委員會，這些人將要出席調查小組委員會作證。如果委員會需要，茲維克將軍也將負責出庭。”這份備忘錄，麥卡錫當即在記者中散發。第二天，報紙披露了諒解備忘錄的內容，并且用了使陸軍軍部極其難堪的大標題，諸如陸軍部“投降”、“屈服”和“退卻”等詞句。當時，英國《泰晤士報》評論說：“參議員麥卡錫今天下午獲得了柏高英和康華利[4]所無法獲得的事業——使美國陸軍投降”。《紐約時報》的一位軍事記者也說：“不管艾森豪威爾總統是否承認，麥卡錫參議員分享了軍隊的指揮權”。漫畫家布洛克畫了一幅漫畫，畫面是：艾森豪威爾從刀鞘中拔出一根白羽毛，對麥卡錫說，“先生，請手下留情”！這幅畫表現了艾森豪威爾和美國陸軍部向麥卡錫投降。麥卡錫本人更是得意洋洋，在下面散布說：史蒂文斯在簽字時低聲下氣，“即使下跪也不過如此。”史蒂文斯和艾森豪威爾對此極其惱火。艾森豪威爾授權史蒂文斯發表了一項聲明：史蒂文斯從未在原則上退卻，也不能容忍侮辱軍方人員的事件發生。接著，陸軍部在艾森豪威爾直接支持下，準備對麥卡錫的挑釁進行反擊。

　　1954年3月11日，美國陸軍部發布了一份文件，說明戴維嚴沙因事件的真相，公布了自1953年11月沙因入伍后的一系列惡劣表現。沙因被派往狄克斯堡受訓期間，麥卡錫及其法律顧問科恩曾要求陸軍部給沙因以種種特權，并要挾陸軍部，如果不滿足這些要求，就要“搞垮陸軍”。在陸軍部公布上述文件的第二天，麥卡錫反咬一口說，陸軍部公布文件的用意是想把沙因當人質，以威脅麥卡錫不要揭發陸軍軍部內的共產黨間諜問題。于是，國會決定舉行陸軍部和麥卡錫的聽證會。

　　聽證會從1954年4月22日開始，延續了五十七天，一共舉行了三十六次。美國的電視臺轉播了這次聽證會的實況。聽證會上，雙方各持己見，爭執不下。開始時形勢似乎對麥卡錫有利，他猶如會議主持人那樣控制著會場。但是到了第九天，陸軍部的特別法律顧問，波士頓的高級律師約瑟夫•韋爾奇出其不意地提出了一份有力的證據。韋爾奇質問麥卡錫有一份聯邦調查局的秘密文件，是怎樣到了你手里的？這份秘密文件是重新打字的，從法律上說，這樣就等于重新發表。麥卡錫自知理虧，拒絕回答這個問題。這樣，韋爾奇實際上就揭發了麥卡錫是個違法分子，因為麥卡錫有一份偷竊來的文件，所以他違反了聯邦法律。而麥卡錫拒絕答復韋爾奇提出的問題，他又犯了藐視國會罪。面對著觀看聽證會實況的全國兩千多萬電視觀眾，韋爾奇還出示一幅照片原件，當眾揭露麥卡錫改頭換面的卑劣手法。原來是麥卡錫的助手羅伊•科恩，始了聽證會主持人詹金斯一幅照片：史蒂文斯在一個空軍基地對著戴維，沙因微笑。實則史蒂文斯根本沒有同沙因在一起拍過照。照片原件上同史蒂文斯在一起的是另外一個人，根本不是沙因。韋爾奇指出，是科恩把那個人像剪了下來，換上了沙因的像。對韋爾奇豹揭發，科恩矢口否認。科恩說他不知道這張照片是被剪過的，更不知道這張照片是從哪里來的。韋爾奇不客氣地責問麥卡錫：“你是不是認為它是從一個屁精[5]那里來的?”麥卡錫厚著臉皮反問韋爾奇說：“我想你本人可能是這方面的專家，什么叫屁精?”韋爾奇答道：“參議員先生，‘屁精就是神仙的近親”這次舌戰，使麥卡錫當眾出丑，是麥卡錫的一次挫折。

　　麥卡錫失利后，心懷叵測，一意要搞臭韋爾奇。在6月9日的聽證會上，麥卡錫突然提出約瑟夫•韋爾奇的律師事務所雇用的一個名叫費希爾的青年的政治身份問題。麥卡錫指責費希爾參加了美國共產黨控制的律師協會，韋爾奇“不自覺地幫助了費希爾”。其實費希爾一度參加過的律師協會根本不是美國共產黨控制的，對此，麥卡錫也向韋爾奇表示過相同的見解。韋爾奇對麥卡錫的出爾反爾，當場給予反擊。韋爾奇說明了上述事實真相，并指著麥卡錫說：“參議員先生，我還沒有真正搞清楚你的殘酷無情和不擇手段會到什么程度。我幾乎沒有想到你對這個青年竟然會這樣不擇手段，這樣殘酷無情。”韋爾奇還說：“如果天上有個上帝的話，他不會對你，對你的事業有什么好處的。”韋爾奇對麥卡錫的斥責，博得了在場聽眾的鼓掌。按照聽證會的規定，與會的人是不準鼓掌的。但是，在場的法警并沒有把鼓掌的人攆走。

　　6月17日，陸軍部和麥卡錫的聽證會結束了。盡管最后的結論對陸軍部和麥卡錫都進行了指責，但是麥卡錫從此一蹶不振。鑒于科恩已經聲名狼藉，7月19日，他退出了參議院的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這時，麥卡錫已相當孤立了。

　　注釋：

　　[1]托瑪斯•杰斐遜（1743-1826），美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杰出代表，1776年《獨立宣言》的主要執筆人，1801-1809年美國第三任總統。

　　[2]菲利普•豐納，舊譯方納，美國著名進步史學家，著作有《美國勞工運動史》等近百部。

　　[3]美國共和黨的別名。

　　[4]柏高英、康華利都是十八世紀中期北美獨立革命時期入侵英屬北美十三個殖民地的英軍將領。他們先后于1777年10月，l781年10月向美國革命軍隊投降。

　　[5]英語中屁精(Pixie)一詞與照片諧音，和妖精，男子同性戀同義。這里韋爾奇一語雙關，暗指科恩和沙因搞同性戀。

　（五）

　　麥卡錫主義的破產

　　麥卡錫的活動，引起了美國朝野上下許多人的嚴重不滿。壟斷資本統治集團擔心，如果不同麥卡錫適當劃清界線，將不利于美國壟斷資本的統治。1954年的某一天，參議員斯圖亞特•賽明頓當面嘲笑麥卡錫說：“美國人民早已注意你了”“誰也沒有你那樣愚蠢”。科羅拉多州的共和黨議員帕爾默•霍伊特說：“現在該是共和黨聲明與麥卡錫斷絕關系的時候了，不要等到他把我們拖垮為止”。俄亥俄州共和黨的保守派眾議員喬治•本德也承認麥卡錫主義已經成為政治迫害、專橫武斷和剝奪民權的同義詞。

　　還在1954年春，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已經向艾森豪威爾發出警告“麥卡錫實際上已發展到了妨礙對共產黨進行調查的地步”。杜魯門認為，“麥卡錫是克里姆林宮里最寶貴的人”。艾森豪威爾則說：“麥卡錫可能是馬林科夫[1]在美國最好的一個助助手”。后來艾森豪威爾在回憶錄中還寫道：“麥卡錫主義損害了不少人，也損害了美國。沒有一個人能夠安全地不受到享有國會豁免權的人濫用權力所作出的輕率指控的危險。教師、政府雇員、乃至部長閣員也動輒得咎。被指控為與共產黨有牽連或為共產黨的成員的無辜善良的人，直到今天還無法給自己完全洗掉污名”。美國一位歷史學家編了一本題為《麥卡錫主義》的書，書中指出，“麥卡錫意味著恥辱”，“他給美國帶來的危害大于任何國外的共產黨人。他敗壞了憲法，潔律、總統、國會和國務院，軍隊以至每一件他企圖改變的事物的名聲”。

　　麥卡錫主義的泛濫，大大地損害了美國作為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櫥窗”的形象。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一家報紙評論說：人們不知道麥卡錫參議員是否在有意幫助蘇聯。法國巴黎的一家報紙，對麥卡錫指責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是“共產黨員”的演說發表了評論：“麥卡錫有失體面地攻擊艾德禮，來自于他的前輩戈培爾[2]的誹謗，麥卡錫不會有比戈培爾更好的下場”。一位美國教授從歐洲旅行回國后得到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傷害美國最厲害的人，就是參議員麥卡錫。當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有一份民眾對麥卡錫活動的反映的材料，這份材料寫道“當德國人想到麥卡錫，他們馬上想起了希特勒犯罪情景的再現”。有的人把希特勒稱作“德國的麥卡錫”，把墨索里尼[3]叫做“意大利的麥卡錫”，把佛朗哥[4]叫做“西班牙的麥卡錫”。還有的人說：“麥卡錫同希特勒一樣，是政治兇手、強盜頭子，民主恐怖的制造者”。

　　麥卡錫在美國國內越來越不得人心。民意測驗顯示，1954年3月，贊成麥卡錫的人有46％，反對的占36％，同年8月，反對的上升到51％，贊成的下降為36％。人們為了表達對麥卡錫主義的深惡痛絕，在麥卡錫的名字上刻—上了希特勒納粹黨的黨徽卐字的標記。在紐約，有六千多人舉行了對麥卡錫缺席審訊的大會。在威斯康星州，有四十三個縣的代表組織了“麥卡錫必須滾蛋俱樂部”，開展了“喬[5]必須滾蛋”運動。許多工人、黑人、農民、青年、婦女、教授等群眾組織和教會團體，通過各種形式譴責麥卡錫。在馬薩諸塞召開的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會議上，通過了譴責麥卡錫的決議。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在達拉斯召開會議，也通過了譴責麥卡錫的決議。決議寫道：“麥卡錫主義是侵犯人民權利的行為”。美國共產黨在競選中開展了強烈譴責麥卡錫主義的宣傳攻勢，指出：麥卡錫主義就是美國的法西斯主義，是美國人民的大敵。

　　在陸軍部和麥卡錫的聽證會后不幾天，七十三歲的佛蒙特州共和黨參議員拉爾夫•弗蘭德斯提出動議，要求參議院撤銷麥卡錫在參議院各個委員會的主席職務。當時，這項動議沒有通過。1954年7月30日，弗蘭德斯又提出了一項譴責麥卡錫的第301號參議院議案草案。議案草案寫著：“參議院決定，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麥卡錫先生違反了參議院的傳統，對參議院的聲譽可能有所損害，因此，這種行為應受到譴責。”8月2日，參議院一個專門委員會以七十五票比十二票的多數通過了議案草案，提交一個特別委員會審議。這個特別委員會由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各三人組成，主席是共和黨人阿瑟•沃特金斯，委員會的成員中沒有一個人曾公開支持過麥卡錫。經過一個多月的聽證調查，特別委員會一致通過上述議案草案，要求參議院就麥卡錫蔑視參議院和無理凌辱茲維克將軍進行不信任投票。11月14日，麥卡錫在參議院會議上極力為自己的丑惡行徑辯解，但是這已無濟于事了。

　　1954年12月1日，美國參議院就譴責麥卡錫的動議又展開了辯論。在辯論中，路易斯安那州民主黨參議員羅素•朗發言表示，南方民主黨參議員將投票贊成譴責威斯康星州的資淺[6]參議員麥卡錫，因為他一再無理地攻擊參議院組織的委員會是在“為共產主義事業服務”，但是麥卡錫“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他的這種指控。共和黨領袖、加利福尼亞的參議員威廉•諾蘭發言，反對譴責麥卡錫。諾蘭不同意麥卡錫指責參議院任命的委員會是什么“受人擺布的女仆”的說法，但是，諾蘭也不主張“利用多數力量去譴責少數派的一個成員”。民主黨領袖林登•約翰遜[7]發言，反對諾蘭的上述意見。約翰遜強調，麥卡錫攻擊參議院任命的特別委員會，這是不能容忍的，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妥協余地。但是約翰遜認為，譴責麥卡錫的決議的措詞，可以斟酌修改。

　　12月2日下午，參議院就譴責麥卡錫的決議草案進行了投票，結果以六十七票比二十二票通過了譴責麥卡錫的決議。民主黨的參議員全部投了贊成票，共和黨的參議員有一半也投了贊成票。譴責麥卡錫的決議，列舉了麥卡錫攻擊參議院和參議院任命的委員會的一些事實，決議寫著：麥卡錫“身為參議員，但其行為業已影響參議院的榮譽”，“干擾了參議院的憲法程序”，“違背參議院的傳統，據此，特予譴責”。在美國歷史上，一個參議員受到了參議院通過的決議的公開譴責，這是罕見的。

　　參議院通過了譴責麥卡錫的決議后，很快麥卡錫就失去了在參議院各個委員會里的主席職務。但是，麥卡錫并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1955年9月，麥卡錫還給艾森豪威爾寫信，頑固地堅持關于美國“面臨共產主義巨大威脅”的讕言。同年10月，白宮回信拒絕了麥卡錫的這種沒有根據的斷語。

　　1957年4月28日，麥卡錫患重病住進了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海軍醫療中心。在病中，麥卡錫歇斯底里大發作，狂叫“他們要謀殺我!他們要謀殺我!”1957年5月2日下午六時，麥卡錫病故。守在麥卡錫身旁的，只有他的妻子也是他的秘書一個人。后來，麥卡錫的妻子在收音機旁聽到了關于麥卡錫死亡的廣播，她抱怨說：廣播的都是相同的話，“他們全都錯了錯了!錯了!他們厭惡麥卡錫，但是麥卡錫對美國是真摯的。”對麥卡錫的死，很少有人表示同情。有人發表評論：“麥卡錫是一個卑鄙的人，人們不能忘記他，也不能原諒他”。

　　雖然麥卡錫受到了美國參議院決議案的譴責，麥卡錫本人也已死去，但是，作為一種社會思潮，麥卡錫主義依然存在。美國政府和壟斷集團只是制止了麥卡錫主義的某些無恥行徑，但不可能同麥卡錫主義徹底決裂。多年來，美國的民主進步勢力不時遭到迫害，美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仍然被美國政府視為是對美國的不忠誠，美國人民的民主權利也經常被踐踏，當年遭到麥卡錫主義迫害的人的名譽很晚才得以恢復，所有這些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麥卡錫主義的陰魂不散。

　　麥卡錫主義是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它代表美國壟斷資本統治集團極右勢力的利益。麥卡錫主義的基本特征是：極權和獨裁。在麥卡錫主義的迫害下，美國早年《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8]的民主精神被拋到了九霄云外。美國資產階級常把民主的政府形式、生活方式作為口頭禪，以掩蓋其階級專政的實質。南北戰爭期間，林肯總統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發表演說，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著名口號。羅斯福在1941年1月6日致國會的咨文中也提出過“四大自由”(即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貧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懼的自由)的響亮口號。現在，這一切動聽的言詞已成了極權所有，專制所治，獨裁所享了。羅斯福夫人在談到麥卡錫主義思潮時說：“據我看來，麥卡錫的方法同希特勒的方法一樣”。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兄弟阿瑟•艾森豪威爾也說過；“當我想到麥卡錫，我自然想到了希特勒”。

　　麥卡錫主義和美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義逆流，是一脈相承的。在1929——1933年美國嚴重經濟危機和1933——1939年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面臨著法西斯主義的現實威脅。當時，美國部分壟斷資本集團企圖仿效德國的希特勒，以法西斯暴力來壓制國內勞動群眾，借以度過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這些極右勢力，制造恐怖氣氛，扶植法西斯團體，鼓吹“寧要希特勒，不要羅斯福”。1936年，柯林神父領導的反猶太人、反共的基督教陣線宣稱：“美國所有的工會都是莫斯科在背后操縱的”，“要把美國從共產主義的威脅下拯救出來”。柯林神父還公開叫嚷：“我要走法西斯的道路”。當時，馬丁•戴斯主持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宣布：要“肅清一切非美國的活動”。美國的右翼團體“美國軍團”甚至圖謀發動法西斯政變。美國軍團宣稱，“美國需要的是徹底地變換一個政府，以便將國家從共產主義的威脅下拯救出來。”五十年代初，麥卡錫主義也打出了“反對共產主義威脅”的旗號，不僅在策略手法上顯得更加狡猾，而且它的影響遠比美國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義要大得多。

　　麥卡錫主義的恐怖政治，與古羅馬奴隸制時代的恐怖政治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古羅馬史學家塔西佗[9]在他所著的羅馬歷史中寫道：“這個時代最可怕的特征，就是元老院的領袖人物，他們有的公開地有的秘密地親自參加告密者的極卑鄙的工作。人們不能辨別出來誰是外人，誰是親戚，誰是朋友，誰是生客，述說最近發生或因時間長久而記憶模糊的事件。在會議上或飯桌上偶然脫口而出的言論會因而遭禍，因為許多人，或者為庇護自己，但大多數因為患了這種傳染病，爭先恐后地指責別人。”他還寫道：“到處充滿著猜疑，就連家庭內部也免不掉恐懼。但感覺到最恐懼的地方是公共場所。人們的面色和情緒隨著謠傳帶來的情報而變化，盡力表現不為兇兆而喪氣，不為成功而歡樂。……閉口不言會認為反抗，坦白胸懷會引起猜疑”。“羅馬人從來沒有這般心煩意亂和心驚膽寒過。在會議中，在見面時，不敢向朋友們和生人們開口。就連沒有生命和無聲無臭的東西，如屋頂和墻壁，使人看了也發生猜疑。”

　　在麥卡錫主義猖獗時，到處充斥“共產主義威脅”和“共產黨的滲透”的濫調。麥卡錫全盤否定第二次界大戰期間羅斯福聯合蘇聯、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政策，制造了“共產黨滲透二十年”，“民主黨賣國二十年”的謊言。按照麥卡錫的邏輯是，“戰后初期的蘇聯要征服全世界”，“美國共產黨是蘇聯的第五縱隊”，“共產黨的活動就是賣國活動”。按照麥卡錫的策略，先是說“共產主義勢力威脅美國的安全”，然后說“共產主義已經滲透到美國政府機構”，接著聲言要揪出混入政府內部的共產黨分子，于是就誣指一些人是共產黨，下令要把這些人清除出政府機關。在各種名目的調查和審訊中，主要問題往往變成某個人現在或過去是不是共產黨人，是不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在麥卡錫的詞匯里，共產黨人實際上就是“間諜”、“賣國賊”的同義詞。

　　所謂“共產主義的威脅”，完全是麥卡錫虛構的。杜魯門后來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承認：“美國并沒有被人從內部顛覆的危險”。1946年8月，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指出了美國政府的反蘇，反共宣傳的策略：“一方面，美國帝國主義確是在準備著反蘇戰爭”，“另一方面，這種宣傳，是美國反動派用以掩蓋當前美國帝國主義所直接面對著的許多實際矛盾所放的煙幕”，并且強調它當時的實際意義是美帝國主義“壓迫美國人民和向資本主義世界擴張它的侵略勢力”，“他們從政治上、經濟上壓迫美國的工人和民主分子，準備在美國實行法西斯主義。”[10]

　　在麥卡錫主義猖獗時，一個人受到了懷疑就等于有罪，如果這個人對政府或麥卡錫的指控有不同意見，這個人就是“不忠誠”。杜魯門后來在談到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對美國國務院的安全問題的調查時說：“委員會把整個國務院置于懷疑之下，因為這樣作就好象對聚在一間房里的一群人說，‘你們中間有個騙子’，但又沒有把罪犯指出來，也沒有拿出證據證明哪些罪行。結果是那間房里的每個人都是嫌疑犯；直到問題澄清為止。”在這種情況下，“常常有人把道聽途說的東西當作事實真相，并且以這樣的方式利用這種東西來攻訐政府工作人員，使被害者無法自白。”

　　在麥卡錫主義猖獗時；人們往往只能按一個人——麥卡錫的言論來行動，按一個主義——麥卡錫主義來思考。羅斯福的夫人埃利娜•羅斯福當時就說：“人們不敢把他們所想的說出來，人們不敢集會討論不受歡迎的問題，人們怕被人看見和某些人談話，人們怕被人知道在看某些書——他們怕，并不是因為怕做錯了事，而是想象中的后果。”

　　美國作家海倫•尼爾林夫婦1952——1955年間曾在美國各地考察，后來寫了一本《今日美國》的書。書中詳盡地記述了在麥卡錫主義猖獗的年代里，美國人人自危的恐怖情景。作者寫道：“我們國家有一種在法律保護下變相的恐怖統治”。“美國的男女老少都陷入了一種大恐怖的氣氛中他們被有計劃地驚動起來。”

　　在麥卡錫主義猖獗時，弄虛作假，不擇手段是司空見慣的事。美國的一家工會報紙曾寫道：“麥卡錫主義是那些最野蠻的部落才具有的肆無忌憚的瘋狂行為，它決心要撲滅所有一切的抗議和批評，鎮壓異端思想，清除各種議論。”馬里蘭州民主黨參議員米勒德•泰丁斯；1950年春主持過一個調查拉鐵摩爾案件的小組委員會，泰丁斯認為，麥卡錫對拉鐵摩爾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從此，麥卡錫就記恨在心，伺機報復。1950年4月底，在國會議員中期選舉競選時，麥卡錫用偷梁換柱的辦法，在報刊上刊登了一幅偽造的照片：泰丁斯同美國共產黨領導人白勞德[11]握手。這樣，泰丁斯在競選中落選了。有—位公職人員突然被解雇了，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開過小差(那時他才九歲)。還有一家雜志發表了一篇恐嚇性的文章，含沙射影地誣蔑科學家都可能是危害國家安全的嫌疑分子。這樣，聯邦政府幾乎很難招聘到年輕的核物理學家。總之，如果麥卡錫蓄謀迫害一個人，即使這個人同美國共產黨或其他進步團體毫無關系，麥卡錫也會雞蛋里面挑出骨頭來。

　　在麥卡錫主義猖獗時，一人遭難，親友株連的事也是屢見不鮮的。有一位青年，他在一般人心目中既不左傾也不搗亂，只是因為他母親在要求釋放羅森堡夫婦[12]委員會里積極活動過，這位青年終于被解雇了。一位密執安大學的四年級學生米洛•拉杜羅維奇，曾在空軍后備部隊服役了八年。1953年有一天，他突然被列為危害畫家安全的可疑人物，并被取消了他的中尉軍銜，理由是有人指控他“和共產黨人或共產黨同情者有密切來往”。后來查明，所謂“密切來往”者就是他的父親和姐姐，但他的父親和姐姐只閱讀過一份南斯拉夫塞爾維亞文的報紙。這位學生的不幸遭遇，在1953年10月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次電視節目里，著名廣播員愛德華•默羅曾廣播過。在1954年3月9日晚上的另一次廣播節目里，默羅又揭露麥卡錫是個騙子。默羅說：“對反對參議員麥卡錫那套做法的個們來說，現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時候。我們可以不顧我們的傳統和我們的歷史，但我們對后果不能回避責任。”從此，默羅災禍臨頭，被扣上了“極左”分子的帽子。有一位新聞廣播員，當時只說了一句“我支持愛德華•默羅所說的每一句話”，結果就被迫害致死。1980年11月，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臺放映了《可怕的審訊》的戲劇片，主要內容就是描寫一個很有作為的新聞廣播員是怎樣被主卡錫主義迫害致死的。

　　在麥卡錫主義猖獗時，一個告密者，為了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隨時可以告發另一個人。一旦這個人被列入“黑名單”，這個人就要遭殃。一位名叫瓊•米爾的女士，她曾是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受人歡迎的一項聯播節目的女主角。一天，她的名字突然被列入“共產黨嫌疑犯”的黑名單”，結果公司的老板當天就辭退了她。老板對她說：“你對國家一貫是忠誠的，不幸的是弓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見。”

　　在麥卡錫主義猖獗時，麥卡錫專門豢養了一批假證人，這些假證人專在各種案件中出庭作偽證，哈維•馬圖索就是這么一個人。馬圖索于1946年參加過美國共產黨，1950年底馬圖索被開除出黨，1950年2月，他和聯邦調查局就掛上了鉤。一次，在麥卡錫的導演下，馬圖索在有關歐文•拉鐵摩爾案件的聽證會上作證說：美國共產黨利用了拉鐵摩爾的著作來攻擊美國。在麥卡錫調查美國國務院駐外單位圖書館案件時，麥卡錫對馬圖索說：“你正是我所需要的”。后采，馬圖索寫了《假證人》一書，承認自己在許多案件中作了假證。例如，他在一篇關于共產主義與青年的報告中，點了許多教授、學生、工會工作人員，少數民族人士，甚至參加童子軍的一些少年的名，只要馬圖索能想起的任何人，馬圖索統統都給他們戴上了“紅帽子”。由于馬圖索多次按麥卡錫的指示出庭作偽證有功，麥卡錫特意將自己的《麥卡錫主義，為美國而斗爭》一書送給馬圖索，并親筆在封面題詞：“給哈維•馬圖索，一個偉大的美國人。”

　　美國是一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相互制約”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從表面上看，麥卡錫主義似乎披了—件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合法外衣，實際上它恰好利用了國會的立法權、總統的行政權和法院的司法權來掩飾其扼殺民主的行徑。這比赤裸裸的法西斯主義暴行，要隱蔽得多。美國壟斷資本統治集團內的各種派別，在維護壟斷資本根本利益方面無疑是一致的，然而具體的統治方法又不完全一致，但是不管他們之間的爭吵多么激烈，它們的立法、執法，都具有鮮明的資產階級性質。

　　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下面，設立了各種名目的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它們都是“依法”成立的。但這些組織在根本上又都是維護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在各個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的調查過程中，有些人因為拒絕承認對自己的陷害，往往就被判以“撒謊罪”；有的人因事隔多年作證時遺忘了一些情節，往往就被判以“偽證罪”；有的因拒絕回答一些毫不相干的問題或拒絕提供親友的名字，往往就被判以“藐視法庭罪”；有的作證時援引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13]拒絕自證有罪，往往就被指責為利用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的“共產黨人”。1951年，美國最高法院曾公布：各級法院可以自行決定取消被告援引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的權利。同年，最高法院又作出裁決：取消美國共產黨援引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的權利。1954年，美國國會還通過一項法律規定：凡案件涉及國防或國家安全時，聯邦法院有權強迫被告向國會、陪審員和聯邦法院提供證詞。這樣，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賦予公民的權利，實際上被剝奪了。杜魯門后來在回憶錄中也承認，“麥卡錫之流的做法，使人覺得只要要求享有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的權利，那就是犯罪。麥卡錫甚至猖狂到這種地步，把那些想援用憲法權利的人，也說成是援用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的共產黨人。”

　　由國會出面組織的不少“調查”，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逼供。被告人面前坐著懷有敵意的檢察官，新聞攝影記者在弧光燈的刺人燈光下，開動攝影機隨時準備拍攝被告人出洋相的鏡頭，再加上好奇的聽眾，這樣使被告人的神經極度緊張。一連幾天的“調查”，隨時可能被抓住把柄，給被告人扣上“偽證”，“藐視法庭”之類的罪名。1953年11月16日，已經下臺的杜魯門為了表白自己對麥卡錫主義的不滿并攻擊共和黨政府發表了一篇演說，他說：“為了政治上的便利，現政府已經浸透了麥卡錫主義。它放棄了法律的正當程序，它以‘美國主義’或者安全為名義，散布彌天大謊和對任何公民進行毫無根據的指控。”不少人在談到麥卡錫主義猖獗的年代時說，那是“恐懼的年代”，“憂慮的年代”和“惡夢的年代”。

　　麥卡錫主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帝國主義妄圖稱霸世界，對外擴張、侵略和對內反共、反民主政策的特殊產物。它是對美國傳統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反動。麥卡錫主義的泛濫說明，美國壟斷資本統治集團的右翼企圖變換統治手法，在美國實行法西斯主義。然而麥卡錫主義的極端措施，既使美國人民深受其害，也有損于壟斷資本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這是美國壟斷資本統治集團最終摒棄麥卡錫主義的原因。麥卡錫主義得以在美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滋生，說明它也是壟斷資本統治集團的一種統治手段。麥卡錫主義的一度猖獗，它也提醒人們切勿放松對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義的警惕。

　　注釋：

　　[1]格•馬•馬林科夫(1902--)，1946年3月至1952年3月，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至1955年2月，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1953年3月一度兼任蘇共中央書記。

　　[2]保羅•戈培爾(1897——1945)，納粹德國的宣傳機構首腦，以造謠惑眾而臭名昭著。人們常把戈培爾當作造謠、誹謗的同義詞。

　　[3]本尼利•墨索里尼(1883——1945)，意大的獨裁者，法西斯黨黨魁，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戰犯之一。

　　[4]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獨裁者。長槍黨首領。1936年發動法西斯軍人叛亂，1939年自任國家“元首”，施行獨裁統治。

　　[5]喬(Joe)指約瑟夫•麥卡錫。

　　[6]指參議員的任期不長。

　　[7]林登•約翰遜（1908-1937），1953年起，任參議院民主黨領袖。1963年11月——1969年1月為美國第三十六任總統。

　　[8]即美國憲法前十條修正案。

　　[9]塔西佗(約55-約120)，古羅馬歷史學家。元老派貴族共和思想的最后代表人物。反對帝制，主張建立共和政體。

　　[10]《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1191頁，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11]白勞德（1891-1973），1932——1945年曾任美共總書記。1944年發表了《德黑蘭——我們在戰爭與和平中的道路》一書，系統地宣揚了他的政治觀點。

　　[12]朱利葉斯•羅森堡，美籍猶太人，電氣工程師。1950年7月，羅森堡和他的妻子伊斯爾•羅森堡被指控犯有“盜竊原子秘密供給蘇聯”的“原子間諜”罪，經法院判決于1953年6月19日被電刑處死。

　　[13]1791年12月15日開始生效的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有這樣的規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強迫自證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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