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勞動（勞動力）成為商品；貨幣轉化為工資
　　弗里德曼在其《價格理論》一書中說，各個不同時期固然有所不同，但是所有這些不同時期共同的東西卻是主要的。對這話我是相當不贊同的，這個觀點雖然與肇始于19世紀的某些經濟學一脈相承，但也實在是庸俗得可以。起碼有一點，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勞動（勞動力）是不能自由出賣的，勞動者是沒有人身自由的。而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區別。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力的自由買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的前提。
　　勞動與勞動力的區別，在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但與我們這里討論的問題無關。因為一般的主流經濟學都是談論勞動的買賣，我在這里姑且從俗。
　　在主流經濟學中，有四個生產要素：勞動，資本，土地，企業家才能。這四個生產要素分別對應四個收入源泉：工資，利息，地租，利潤。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沒有企業家才能的事情，也沒有利潤。
　　很顯然，在這里，其實主流經濟學與馬克思的經濟學有著同樣的認同：勞動（從而勞動者）是自由的。
　　只不過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了，所謂的自由有兩個含義：一個是勞動者有人身自由；一個是勞動與生產資料的分離。在《資本論》第一卷中中，有一章（“原始積累”）的內容是講述這個分離是怎么實現的。后邊我在談論到對勞動的立法保護時，還會引用這一章。
　　勞動者向資本家提供勞動，資本家支付給工人工資。古典政治經濟學把支付工人工資的部分和其它耗才的資本統稱為流動資本；而馬克思專門稱之為可變資本。但是流動資本這個概念馬克思也保留下來了，在社會再生產理論中流動資本的概念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微觀經濟學中，對此并沒有嚴格的定義。
　　二：從微觀經濟學的價格理論看工資
　　微觀經濟學以消費理論作為理論體系的開頭。布哈林認為這從理論上體現了當代資產階級的腐朽墮落。在消費理論中，有價格與供求關系的內容。
　　為了方便起見，這里我使用基數效用論。其實序數效用論也是一樣的，不過是改頭換面一翻罷了。單個的資本家作為勞動的購買者，勞動對其是有效用的。每增加購買一單位的勞動，總效用就會增加一些：這就是購買勞動的邊際效用。但是每購買一單位的勞動的同時，資本家也要支付一定量的貨幣，這些貨幣對資本家來說也是有效用的。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隨著勞動購買量的增加，貨幣支付的增加，對勞動的購買者（資本家）來說，勞動的邊際效用越來越小，而貨幣的效用越來越多。最終會達到一個平衡點，在這個點上，購買勞動的邊際效用等于支出的貨幣的效用。這時，一方面，資本家不會再購買勞動，另一方面，工資也就確定了。
　　但這個點并不同于微觀經濟學所說的均衡點。在整個市場上，自由的勞動供給和自由的勞動購買，最終會使價格達到這樣一個點，即：勞動的供給量等于勞動的購買量。這是整個市場的工資水準。高了，勞動的供給會增加而購買會減少；低了，勞動的供給會減少而購買會增加。總之，最后還將回到均衡的水平。
　　張五常反對立法保護最低工資，說來說去其實就是這么回事。什么催生獨立工會之類的，都是扯淡。
　　三：增加成本因素的經濟學理論
　　把對勞動的支付看作是商品生產的成本，這種觀點由來已久。
　　在亞當·斯密那里充斥著許多相互對立的觀念，其中就蘊涵著這種觀點。亞當·斯密有這么一種價值觀，即價值是生產該商品所支配的勞動量。當代微觀經濟學繼承了這個觀點。它認為（在假設只有資本和勞動兩種生產要素的前提下），生產一種商品的成本函數為C=wL+rK。其中w是勞動的價格即工資，L是使用的勞動量，r是資本的價格即利息率，K是使用的資本量。事實上微觀經濟學把認為工資是成本的觀念發揮到了及至，它把各種收入都看作了成本。它能夠做到這點，當然依靠著那神奇的“機會成本”。不過如果這里對“機會成本”詳加考慮未免離題太遠了。不過需要指出的一點是，除了一些概念的創新和論述方式的改變，當代微觀經濟學與馬克思時代的經濟學相比，并沒有本質的突破。
　　微觀經濟學既然想當然的認為所有的生產要素都生產價值，那么，顯然，就有了各種生產要素的最適當的比例。該比例為：MPL/MPK=w/r。
　　亞當·斯密的另外一種觀點，即勞動價值論，為李嘉圖所徹底發揮從而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占了決定性地位之后，為馬克思所改造。李嘉圖即已經從勞動價值論出發否定工資與商品價值有關，從而，否定了因為支付高工資所以導致商品價格增加。因為，商品價格既然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商品價值既然是其所蘊涵的勞動時間，那么，顯然，生產該種商品支付了多少勞動與這種商品的價值沒有一點關系。
　　這咋看起來似乎與經驗或者現實相悖。問題的關鍵在于，現實中存在的不是簡單商品經濟，而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在現實經濟中，發揮作用的不是價值規律，而是利潤規律。增加對勞動的支付，本身并沒有使商品價值增加，而是改變了勞動與資本的分配比例，也就是使更多的分額歸勞動（工資），更少的分額歸資本（利潤）。但是，在利潤率的規律下，利潤的減少是資本絕對不能接受的。因此，資本會以提高商品價格的方式重新獲得“合理”的利潤：這才是所謂“勞動成本推動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和邏輯。也就是說，通貨膨脹不是由于提高工資導致成本增加，而是資本為了提高利潤而提高價格。
　　四：勞動（勞動力）的特點；工資
　　應該回過頭來說說工資。工資是對工人勞動的報酬。當然不同的經濟學派會有各種極為不同的理解。微觀經濟學當然是“機會成本”，依靠著“機會成本”和“邊際分析”微觀經濟學，或者不如說某些濫用微觀經濟學的人，可以不費腦子的解釋任何現象。這里多介紹一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看法，因為馬克思主義論述得要詳細得多。
　　首先，工資，即勞動力價值，“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獨特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馬克思）。“或者說，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馬克思）。但是，一般的，由于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和勞動內容大體上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保持穩定，所以“生活資料的總和應當足以使勞動者個人能夠在正常生活狀況下維持自己”（馬克思）。注意，是正常情況下維持自己，而不是越來越差。我們應該注意到馬克思這樣的話：“由于一個國家的氣候和其他自然特點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本身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于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么條件下形成的，從而它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要素。但是，在一定的國家，在一定的時期，必要生活資料的平均范圍是一定的。”我國的“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形成的，是在下崗分流和破產重組中形成的，毋庸多說；在這樣的條件下形成的“自由工人階級”，其“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圍”，當然就多半“取決”于此了。
　　其次，“勞動力所有者是會死的。因此，要使他不斷出現在市場上（這是貨幣不斷轉化為資本的前提），勞動力的賣者就必須‘像任何活的個體一樣，依靠繁殖使自己永遠延續下去’（配第）。因損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場的勞動力，至少要不斷由同樣數目的新勞動力來補充。因此，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總和，包括工人的補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資料，只有這樣，這種獨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種族才能在商品市場上永遠延續下去。”（馬克思）我國的“自由工人階級”，在自己“必不可少的需要”尚且食不果腹的情況下，其補充者的生活資料當然更加無法得到保證。特別是，我們知道，我國工人權利保障問題最嚴重的多半是民工，這些民工的后代隨著父母在外，其生活水準如何更加可以想象。
　　第三，勞動的培訓。“勞動力的教育費用隨著勞動力性質的復雜程度而不同。因此，這種教育費用——對于普通勞動力來說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產勞動力所耗費的價值總和中。”（馬克思）隨著對勞動復雜程度要求的提高，這種教育費用就越來越高；而那些從事不需要或者只需要微少教育的勞動的人，當然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這種教育費用；而他們不需要付出這種教育費用就得不到補償，較高的工資；而得不到較高的工資他們就不可能進行，或者對下一代進行這種教育。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對那些底層的勞動者來說尤其如此。長期下去，必然在社會上形成一個被淘汰的階層，這個階層只能在夾縫中，在最鄙夷的行業中茍延殘喘。直到這個階層自然消失。對整個民族來說，這個惡性循環對民族素質，對整個勞動階級素質的影響是極端惡劣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政府或者工會的強行介入，絕對是必要的。
　　市場規律是資本的規律，但是世界上除了資本還有其它許多東西。
　　第四,生活資料的價值。“勞動力的價值可以歸結為一定量生活資料的價值。因此，它也隨著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即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量的改變而改變。”
　　五：工資
　　工資是勞動的報酬。對勞動報酬的內在涵義的各種不同的經濟學解釋，不是這里需要介紹和評價的。需要說明的是，作為與資本對立的一種生產要素，關于勞動是否獲得了全部報酬一直是個爭執不休的問題。在古典政治經濟學那里，如果接受勞動價值論，那么必然，勞動獲得了全部報酬；而如果接受商品價值是生產商品所推動的勞動量這樣的觀點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其它價值觀點，那么，很容易得到這樣的結論：勞動沒有獲得全部報酬。這就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中雖然一直不是主流，但卻也是一直有著相當影響的一股思潮。比如，為凱恩斯所推崇的馬爾薩斯，其實就是這樣的觀點。他認為，工人為換取構成他的工資的貨幣付出的勞動比這些貨幣中包含的勞動要多。工人是唯一高于商品價值來支付一切商品的買者。這樣就出現了困難，由于其它買者都是按照商品價值購買商品，而工人購買則需要支付得高于商品價值，那么就有一部分商品無法實現（銷售）。因此，馬爾薩斯提出了需要有食利者，就是那些不從事生產但是消費商品的人存在。到了1929年經濟大危機，這種本來被新古典主義所拋棄的觀點又重新為凱恩斯挖掘，改造之后用來解釋經濟危機，并企圖由此推導出解決經濟危機的辦法。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站在效用和邊際效用理論的基礎上，徹底拋棄了，也回避了所有這些可能導致階級對立和沖突的觀點。在它那里，勞動獲得的，無疑是它所付出的，或者更嚴格的說，是勞動的（各種）成本。
　　這里還需要說明的是，在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中，是勞動預付給資本的關系。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有些腦子不清爽的家伙，在那里研究為什么是資本雇傭勞動而不是勞動雇傭資本，卻想都沒有想過，這是一個多么可笑的假命題，比研究為什么螞蟻這個好戰的物種為什么造不出來原子彈更可笑。
　　六：最低工資
　　應該說，既然談到最低工資，那么必然有外界權威的介入。或者是政府，或者是工會。
　　如果說有人呼吁最低工資，無論這種呼吁是否合理，必然是工資水平較低，與社會財富的聚集產生了較大的反差。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除了問一問這種意識是否合理，還要問一問這種意識是否符合經濟規律。
　　前邊已經說過，勞動力這種商品，和其它任何商品一樣，都有其內在的價值。如果現行工資水平已經低于這個價值，那么顯然，提高工資就是正當的，符合經濟規律的；如果工資水平經常被壓低到這個價值水平以下，那么顯然，要求最低工資（無論是通過立法還是其它什么形式），同樣是正當的，合乎經濟規律的。
　　至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工資觀點，即張五常用來反駁最低工資的那些東西，凱恩斯在《通論》中早已經證明其觀點的不正確性。凱恩斯已經證明，貨幣工資的減少將直接導致有效需要的減少，引起經濟衰退。（參見我的帖子，《凱恩斯的基本思路》）
　　馬克思說，“把工資強行壓低到這一價值[即勞動力價值]以下，在實際運動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在一定限度內，這實際上就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費基金轉化為資本的積累基金。”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有啟示性的觀點。這個觀點可以解釋，為什么在資本主義的早期總是伴隨著對勞動者的駭人聽聞的剝削和迫害，而在資本主義成熟了以后，在資本的積累已經大到天文數字甚至如何利用積累起來的龐大資本牟利已經成了一個傷透腦筋的問題之后，勞動和勞動者的地位卻大大提高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沖突反而不明顯了。同樣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中國，在發展中國家，重復著18世紀和19世紀西歐的所有罪惡；不同的是，當這些國家的資本在重復這些罪惡的時候，可以用20世紀的理論來為自己辯護。
　　七：對勞動的保護
　　對勞動的損害，實際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費基金轉化為資本的積累基金”，其實許多右派也已經承認。但是他們辯解到，在早期的西歐，資本原始積累的時候，并沒有什么最低工資之類的保護措施。
　　這里且不說這些保護措施是否合理，我想我上邊已經說明了。這里就歷史的考察一下，在資本主義的早期，是否對勞動和勞動者進行過保護。
　　由于資料有限，我這里主要依靠《資本論》第一卷。
　　在1349年愛德華三世二十三年，英國頒布了第一個勞工法。不過，與資本主義成熟后的勞工法恰恰相反，這個勞動法當時不論從動機上還是效果上都有利于資本。頒布這個法律的借口是，鼠疫猖獗，人口大大減少，當時“要用合理的價格[即能保證雇主得到合理的剩余勞動量的價格——馬克思]雇傭工人，已經困難到了實在難以忍受的地步”。這個勞動法在法律上強制規定了“合理的”工資，以及工作日界限。
　　馬克思認為鼠疫的說法是個借口，因為這個法令存在了幾百年。他這樣解釋這個法令的實施：資本在它的萌芽時期，由于剛剛出世，不能單純依靠經濟關系的力量，還要依靠國家政權的幫助才能確保自己吮吸足夠數量的剩余勞動的權利。幾個世紀之后，資本主義才成熟到了自由工人自愿出賣勞動力。
　　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指出，雖然這個法令是有利于資本的，但是與后來的限制資本權利的勞動法比起來，勞動的景況還是好很多。例如，“在馬薩諸塞州，這個知道最近還是北美共和國最自由的州，今天國家頒布的12歲以下兒童的勞動時間的界限，在17世紀中葉還曾經是英國的健壯的手工業者、結實的雇農和大力士般的鐵匠的正常工作日。”
　　在英國，1349年頒布的這個法令，是1813年才正式廢除的。因為此時工作日早已經大大的超出了這個法令規定的“正常”工作日。
　　1496年，英國又頒布了一項法令，要求，所有手藝人和農業工人的工作日，從3月到9月，應該是從早上5點到晚上7-8點，其中吃飯時間是早飯1小時，午飯1.5小時，午后小餐0.5小時，1562年伊立莎白法令，設法把夏季休息時間限制為2.5小時，冬季為2小時。曠工1小時扣工資1便士。（寫到這里我突然想起許多盜版光碟把beatles的penny lane翻譯成‘小便士’，真是讓人吐血）但實際上，工人的待遇比法令規定的好得多。配第在1691年出版的《愛爾蘭的政治解剖》中寫到：工人（農業工人）一天工作10小時，平時每天吃飯3次，星期日2頓。午飯從中午11時到下午1時。（抄到這里，我不禁感慨，媽的，這工作環境，比我都好。）
　　后來的資本的原始積累，“使英國工人階級沒有經過任何過渡階段就從自己的黃金時代陷入了黑鐵時代”（桑頓）。哈里遜在《英國概述》中寫到，“無數的房屋和小農戶消失了；現在土地供養的人口少得多了；雖然有一些新的城市繁榮起來，但是很多城市衰落了……城市和鄉村為了作牧羊場而被毀壞，只有領主的房屋保留下來。”“我們的大掠奪者什么也不在乎！”
　　培根在《亨利七世執政史》中說道：1488年“人們越來越多的抱怨把耕地轉化為少數牧人就可照管的牧場；定期租地、終身租地和年度租地（很多自耕農靠年度租地生活）轉化為領地。這使人民衰落，因而使城市、教會、什一稅也衰落……國王和當時的一會為醫治這一弊端表現出的智慧是值得贊嘆的……他們采取措施來制止對公有地的滅絕人口的掠奪，來制止隨之而來的滅絕人口的牧場的形成。”1489年亨利七世頒布第19號法令，禁止拆毀有20英畝以上土地的農民房屋。亨利八世二十五年頒布的法令重申這條法令，并說明道：“很多租地和大畜群，特別是大羊群，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因此地租飛漲，耕地荒蕪，教堂和房屋被毀，無力養家糊口的人多得驚人。”法令還規定重建那些荒廢了的農場，制定耕地和牧場的比例等等。1533年的一項法令抱怨不少所有者擁有24000只羊，于是限定不得超過2000只。（羊吃人）那時的法令規定，每個農民的房屋，必須至少有4英畝的附屬土地。但是所有這些法令都沒有實際效果，因為這些法令“為農場和農舍保持一定數量的土地，使它們能夠提供相當富裕的、不是處于奴隸地位的臣民，并能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雇工手中”（培根），“但是，資本主義制度卻正是要求人民處于奴隸地位，使他們本身轉化為雇工，使他們的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馬克思）。
　　16世紀，宗教改革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教會地產的大規模盜竊，使暴力剝奪人民群眾的過程得到新的驚人的推動。對修道院的壓迫，使住在里面的人成為了無產階級。很大一部分教會地產送給了貪得無厭的國王寵臣，或者非常便宜的賣給了投機的租地農場主和市民，這些人把舊的世襲佃農大批趕走，把他們的土地合并在一起。法律保證貧苦農民對一部分教會什一稅的所有權也被暗中取消了。伊麗莎白女王一次巡視英格蘭之后說道“窮人到處受苦難”。在她執政的第四十三年，終于不得不通過征收濟貧稅而正式承認有需要救濟的貧民，而且由于法律的起草者不好意思說明起草該法律的理由，因此一反慣例沒有附加任何說明性的序言就把該法律公布了。
　　17世紀最后幾十年，自耕農比租地農民人數還多。1750年左右，英國自耕農消失了。18世紀最后幾十年，農民公有地徹底消失了。“光榮革命”之后，新的統治者使對國有土地的盜竊達到了巨大的規模。土地被贈送了，非常便宜的賣掉了，用直接掠奪的方法合并到私人地產中去了。公有地（不同于國有地）則是被暴力掠奪的，立法曾經同這種暴力行為斗爭了150年，但是沒有效果。18世紀立法則干脆被利用成了剝奪公有地的工具。農業工人的生活受到了十分強烈的影響，農業工人的工資在1765-1780年之間開始降低到最低限度以下，必須由官方的濟貧費來補助。
　　圈地運動最后的也是最極端的方式，就是“清掃領地”。已經喪失了土地的農民這次連自己僅有的房屋也被清理了，這次甚至有了軍隊的參與。
　　這些被清理出去的貧民被法律禁止乞討。1547年的法令規定，拒絕勞動的人，如果被告發為游惰者，就要被判為告發者的奴隸。在16、17世紀，有許多針對勞動者的非常嚴酷的法律。還好我們的自由主義右派們，在反對“最低工資”保障的同時，在說西歐資本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早期對勞動沒有法律保護的同時，沒有補充上，要像那時英國對待貧民那樣，乞丐和游民可以被判為奴隸，可以被處死，工人工資不能超過最高限額，像法國1791年6月14日的一項法令那樣直接了當的宣布工人的一切結社都是“對自由和人權宣言的侵犯”！
　　現代工業中的正常工作日只是在1833年英國頒布了有關棉、毛、麻、絲工廠的工廠法起才出現的。這項法令規定，工廠的普通工作日從早晨5點半開始，到晚上8點半結束。在這15個小時中，使用少年（13歲到18歲）做工是合法的，但是同一個少年一天內做工不得超過12小時。在這15小時內，每人每天至少應有1.5小時的吃飯時間。議會還規定，未滿11歲的兒童從1834年起3月1日起，未滿12歲的兒童從1835年3月1日起，未滿13歲的兒童從1836年3月1日起，在工廠勞動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資本家們對次異常不滿，因此政府在1835年曾經建議把兒童時期的界限從13歲降為12歲，但是議會下院沒有采納。
　　1844年6月6日補充了工廠法，從1844年10月1日起生效。它要求18歲以上的婦女勞動時間不得超過12小時，不得做夜工，等等。13歲以下的兒童的工作日縮短為每天6.5小時，在有些條件下是7小時。但是同時，下院同意把可以雇傭的兒童的最低年齡從9歲減為8歲。
　　由于國內階級斗爭的結果，1847年6月8日的新工廠法規定，從1847年7月1日起，少年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日先縮短為11小時，而從1848年5月1日起，最終限制為10小時。
　　1848年革命之后的反動時期，使資本家們大肆破壞起了法律。1850年2月8日的一個案子的判決表明，十小時工作日的法律事實上被廢除了。勞資雙方斗爭的結果，是1850年8月5日補充的新工廠法。
　　1850年制定的工廠法規定，少年和婦女的工作日，一周的前5天為10.5小時，星期六為7.5小時。成年男子一周平均每個工作日為10小時，即一周的前5天為12小時，從早晨6點到晚上6點，其中包括法定的半小時早飯時間和一小時午飯時間。星期六為8小時，從早晨6點到午后2點，有半小時早飯時間。但是對兒童的勞動，則沒有新的規定。11-13歲的兒童勞動時間增加到了10.5小時，而且上班時間比成年人要早，下班時間則更晚。直到1853年才做了補充，禁止在少年和婦女上班前和下班后使用童工。為了監督法令的施行，任命了專門的直屬內務部的工廠視察員，議會每半年公布一次他們的報告。也許大家都聽說過馬克思閱讀這些“藍皮書”的著名故事。這些藍皮書表明，資本家想盡一切辦法使勞動時間超出法令的規定。他們寫道，“這里撈一點時間，那里撈一點時間，一天多出一小時，一年12個月就變成13個月了。”“有一位很可敬的工廠主對我說：如果你允許我每天只讓工人多干10分鐘的話，那你一年就把1000英鎊放進了我的口袋。”這還是施行了工廠法的勞動部門。
　　在那些沒有施行工廠法的勞動部門就更可怕了。1860年1月17日倫敦《每日電訊》說，“如果一個城市竟舉行公眾集會，要求把男子每天的勞動時間限制為18小時，那我們將作何感想呢！”在愛爾蘭的面包工人多次斗爭后，英國政府專門的調查委員會說：“老板們用解雇來威脅工人，迫使他們違背宗教信仰，違反國家法律，……挑起勞資之間的仇恨，提供了危害宗教、道德和社會秩序的先例……把工作日延長到12小時以上，是橫暴的侵犯工人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這就侵犯一個男人的家庭，使他不能履行他作為一個兒子、兄弟、丈夫和父親所應盡的家庭義務，以致造成道德上的非常不幸的后果。”
　　這是我隨便在《資本論》中查找出的資料，我完全沒有做事先的準備，因此我本來可以找到更多的關于勞動立法的資料。而且，在摘錄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些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東西，這些東西與現在的中國是那么相似！比如，對勞動的立法保護，反對立法保護勞動的各種理由，嚴酷的勞動條件，童工，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程中對國有土地和公有土地的侵占，勞動階級和資本階級的共同墮落，等等。但是，首先的，我想，我的直接目的已經達到，我已經向大家證明，即使在資本主義最野蠻黑暗的時代，也存在著對勞動的立法保護。在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資本對勞動的妥協明顯增加了，勞動階級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權利的勝利明顯加快了，十月革命之后，全世界的工人階級的景況則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有的一切都說明了《國際歌》的正確性：
　　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
　　全靠我們自己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