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左派對于所謂的全球化的降臨所作的反應當中，充滿了沮喪、疑慮和敵意。對此，邁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內格里的《帝國》是一劑強有力的解毒劑。盡管對其破壞性的方面提出嚴厲的批判，哈特和內格里仍然把全球化視為新時代的曙光，認為它向“全世界受苦的人”提出了滿足其欲望的承諾。就像馬克思堅持認為資本主義與被其取代的那些社會形式相比較是進步的一樣，他們現在也宣稱帝國與以往由民族國家和互相競爭的帝國主義構成的世界相比較一個巨大的進步。
帝國是伴隨著經濟與文化交換的全球化而出現的新的統治邏輯和統治結構。它是實際調節控制全球經濟與文化交換、從而管理整個世界的至高無上的權力。與前現代和現代時期形形色色的帝國不同，后現代時期獨一無二的帝國是沒有領土邊界/邊疆的，也沒有一個權力中心。它是一個囊括整個地球的非中心化和非領土化的統治機器。
這個新的統治邏輯和統治結構的建立是和“世界市場的完成以及資本將全球社會盡收網底”同步發生的。現代時期由民族國家和互相競爭的帝國主義構成的世界是“服務于那個階段資本征服全球的需要和促進資本的利益的”。但是，“它同時也確立并且強化了國家邊界……阻礙了資本、勞動和商品的自由流動，從而必然要妨礙世界市場的充分實現”（p. 332)。由于資本的實現要依靠世界市場，它自然會“傾向于一個流動不受任何限制的、靈活的、不斷調整的、趨向于平均化的平滑的空間”(p. 327)。
作為一種“平滑的空間”的帝國觀念是全書的中心命題。所謂平滑不僅是指改變了把世界劃分為民族國家及其帝國，讓不同的民族色彩融合為“帝國的全球彩虹”。更重要的是，它還改變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北方與南方、中心與邊緣的劃分。盡管第二世界已經消失了，第三世界“卻進入了第一世界，作為貧民窟和棚戶區在它的心臟地帶安營扎寨”。反過來，第一世界“則以股票交易所、銀行、跨國公司的形式轉移的第三世界”。因此，“中心與邊緣、北方與南方不再表示一種國際秩序，而是越來越互相靠攏而莫辨彼此”(pp. xiii, 253-4, 334-7)。
和大多數全球化論述一樣，哈特和內格里將其起源歸結為由于計算機和信息革命資本手中掌握的新權力。由于有可能“在同一時間里將世界不同地區的不同勞動群體聯系起來”，這場革命使資本能夠“削弱勞動的結構性抵抗”并且“將時間的靈活性與空間的流動性強加于勞動”。投機資本和金融資本流向“勞動價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證剝削的力度最高的地方”，從而加劇了這種趨勢。因此“那些仍然對勞動實施嚴格管制，拒絕讓勞動保持充分的靈活性和流動性的國家受到懲罰和折磨，并最終被摧毀了”(pp. 337-8)。
然而，與大多數全球化論述不同的是，哈特和內格里并不認為勞動力是資本的上述趨勢迫不得已的接受者。一方面，無產階級的斗爭“直接導致”了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資本主義危機，從而“迫使資本更改其自身的結構并經歷一次范式轉換”(p. 261)。
如果沒有越南戰爭，如果沒有1960年代的工人和學生造反運動，如果沒有1968年和婦女運動的第二次浪潮，如果沒有此起彼伏的反帝斗爭，資本就會滿足于保持已有的權力安排……它之所以滿足是出于以下幾點充足的理由：因為發展的自然限制能夠很好地服務于資本的利益；因為它受到非物質勞動發展的威脅；因為它知道世界勞動力的橫向流動和混合雜交將會釋放出導致新的危機和階級沖突的前所未有的潛力。生產的結構重組……的先決條件是一種新的主體性的興起……它是由來自底層的力量推動的，即其構成已經發生變化的無產階級。 (pp. 275-6)
另一方面，這種新無產階級，或者是哈特和內格里所說的“大眾”（ multitude）及時地抓住全球化帶來的壯大力量和解放的機會。在這方面最重要的實踐就是移民。“大眾對奴役的抵抗--拒絕充當從屬于一個國家、一種認同和一個民族的奴隸的斗爭，拋棄主權及其強加于主體性的限制的斗爭--完全是積極的……今天第三世界解放的真正英雄恐怕正是那些摧毀了形形色色新舊邊界的移民和人口流動。”(pp. 361-3) 大眾既是摧毀國家邊界的主角又是其受益者，而正是這一點標志著帝國的來臨。
另外，資本的生產和控制網絡的全球化使每一個點上的反抗都獲得了力量。各種斗爭之間的橫向聯系使得領袖、工會和政黨的中介作用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只要在緊張的騷亂中完全專注于自己的力量，集中自己的精力……這些斗爭就直接在最高層面上打擊了帝國秩序” (pp. 56-9)。
正如哈特和內格里所承認，大眾在帝國之下獲得的這種雙重力量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什么樣的政治綱領能夠使大眾超越并粉碎帝國秩序對其解放欲望重新建立起來的限制。在這個問題上他們能夠告訴我們的僅僅是：全球公民身份是這種綱領的第一個要素，第二個要素是擴展到所有個人的社會工資和有保障的收入。“一旦這種全球公民身份擴展到所有的人，我們就可以說這種有保障的工資是一種公民工資，每一個人作為世界社會成員所應得的工資(pp. 399-403)。
這可能是迄今為止激進左派就全球化的性質及其產生的后果所描繪的最樂觀的圖景了。兩位作者在掃蕩對于資本主義發展早期階段的權力結構的任何懷舊情緒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稱贊的。他們證明新的統治世界的邏輯和結構的出現，既是對被剝削和被壓迫者過去的斗爭的反應，又是反對新的剝削和壓迫形式的斗爭（比以往的權力結構）更有利的場域，這一點也是值得稱贊的。但是哈特和內格里提出這些值得稱贊的觀點的方式卻有著嚴重的問題。
大部分問題的根源在于哈特和內格里過分依賴于隱喻和理論，完全不顧及經驗證據。盡管許多讀者毫無疑問會折服于《帝國》一書的學識淵博，但那些更有懷疑眼光的讀者卻覺得作者是在用一些沒有經驗證據支持的、或者更糟糕，很容易為大量的經驗證據證明是錯誤的陳述敷衍了事。我在這里只涉及兩個關鍵的問題，一個是關于帝國空間的“平滑性”，另一個是關于當代資本與勞動的流動性使全球的生產和再生產條件趨于平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毋庸置疑，第二世界的消失使得繼續談論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了。同樣有大量證據表明，與前第一世界的財富相聯系的現代性跡象在前第三世界與日俱增；與二十年或三十年前相比較，與前第三世界的貧困相聯系的邊緣化跡象在前第一世界的存在也越來越難以掩飾了。然而，由此并不能得出結論說，前第三世界（或南方）的貧困和前第一世界（或北方）的財富之間的鴻溝有了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縮小。的確，所有證據都表明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計算的北-南方收入差距之間的鴻溝巋然不動。1999年前“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均收入只相當于前“第一世界”國家人均收入的4.6 %，也就是說，和1960年的4.5 %以及1980年的4.3 %相差無幾。如果將中國排除在外，這個平均數從1960年的6.4降到1980年的6.0，又降到1999年的5.5（根據世界銀行1984和2001）。
因此，哈特和內格里關于北-南分野日趨消失的論斷明顯是錯誤的。他們關于當代資本和勞動流動的方向和程度的論斷同樣是錯誤的。他們說這些流動達到了何等的前所未有的程度，這完全是漫無邊際的夸張。尤其是他們完全無視19世紀的移民堪與20世紀末的移民相媲美。實際上，19世紀移民的規模要大得多，特別是我們把亞洲內部和來自亞洲的移民考慮在內(Held et al 1999, chapter 6)。此外，說投機資本和金融資本流向“勞動價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證剝削的力度最高的地方”，也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才是正確的。這就是說，只有當其他條件相等時，首先而且主要是當人均國民收入相等時才是正確的。但是，大部分條件（尤其是人均國民收入）在世界的大多數地區和國家是根本不相等的。因此，和從富國實際流向窮國的那點資本相比較，資本流動的最大份額是在富裕國家之間進行的，而那里勞動的價格相對較高而政府保證剝削的力度相對較低。
《帝國》的敘事中的這些論述在仔細的考察之下不僅是錯誤的，它們不僅關系到這本書對當前世界形勢的趨勢的重構能否站得住腳，而且關系到它的政治結論是否可靠。因為哈特和內格里的樂觀主義，即全球化為大眾開啟了解放的機會，主要是建立在下述假設的基礎之上的：帝國秩序下的資本有一種使大眾的生存條件趨向于雙重平均化的傾向：資本從北方流向南方造成的平均化以及勞動從南方向北方的流動造成的平均化。如果事實并非如此--至少目前似乎并非如此--那么通向全球公民身份以及為所有公民提供有保障的收入的道路，就比哈特和內格里讓我們相信的要更為漫長和艱難，也更為前途莫測。
二
哈特和內格里對我關于現代早期和現代歷史資本主義發展演變的論述提出了批評，我將以回應他們的批評的方式來探索這場艱難而又前途莫測的長征可能的形態。哈特和內格里把我包括在那些“為分析和批判帝國清掃場地的作者”當中(p. 471 n 5)。同時，他們又把我在《漫長的二十世紀》(Arrighi 1994)中闡述的體系性積累周期視為一種關于資本主義的循環理論。這種循環理論模糊了當代發生的巨大轉變的新穎性（“從帝國主義到帝國和從民族國家到全球市場的政治調控”）以及這些轉變的推動力（“推動民族國家走向消亡并超越它所設置的障礙的階級斗爭，將作為分析和沖突場所的帝國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pp. 237-8)。尤其重要的是，他們認為：
在阿瑞吉的循環論語境中根本不可能辨別出一種體系的斷裂、一種范式的轉換、一個事件。相反，所有的東西都必然死灰復燃，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成了同一物的永恒輪回。結果，這種循環論分析掩蓋了危機和重構過程的動力……1970年代的危機似乎只是資本主義積累客觀的和必然的周期運動，而不是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和從屬地位的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反資本主義力量發動的進攻的結果。這些斗爭的積累是危機的原動力，它們決定了資本主義重組的條件和性質……我們必須致力于識別在生產的跨國網絡、世界市場的流通運轉和資本主義統治的全球結構中的什么地方存在著斷裂的潛在可能性，以及通向未來而不僅僅是注定重復資本主義過去的周期的原動力。(p. 239)
出于兩種理由我認為這樣的評價是非常可笑的。首先，在過去的30年里我始終不渝地堅持一種關于1970年代危機的理論，這個理論在許多方面與哈特和內格里認為《漫長的二十世紀》所模糊了的東西非常相似。其次，《漫長的二十世紀》確實建構了資本積累的周期，但它的觀點決不是循環論的，它與我以前關于1970年代危機的理論也不矛盾。它只是在更長期的歷史視野中闡述這個理論。讓我對以上兩點分別作出說明。
1972年在一篇最初用意大利語發表的文章里，我指出1970年代剛剛出現的資本主義危機與1873-1896年的危機和1930年代的危機之間存在著一些重要的差異。這些差異中最重要的是工人的斗爭對于加速1970年代危機所起的作用。我還進一步指出，這個以及其他的差異表明剛剛出現的危機不會像以往的危機那樣導致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競爭的加劇，從而導致世界市場的崩潰。相反，這次危機可能的結果是進一步強化統一的世界市場，以及通過向全球經濟的“不發達地區”轉移而導致工業生產非中心化的趨勢(Arrighi [1972] 1978)。
在6年以后出版的《帝國主義地理學》里，我把這個分析又向前推進了一步。我再一次強調，在美國霸權下發展起來的對外直接投資所導致的世界經濟一體化，是不大可能會像19世紀英國霸權下通過商品和金融流動形成的世界經濟一體化那樣在資本主義列強普遍的戰爭狀態下土崩瓦解。此外，我還指出工人的斗爭進一步加強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這種新形式，隨著時間的推移，民族國家作為世界資本主義的政治組織的基本形式將有可能受到削弱(Arrighi 1983 [1978], 146-8)。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20世紀上半葉成功地預測過世界形勢的“帝國主義”理論 (最突出的是霍布森,1932 [1902]；希法亭1981 [1910]；和列寧 1952 [1916])無可挽回到過時了。這些理論之所以過時的原因很簡單：美國霸權下的世界資本主義不再產生導致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發生戰爭的趨勢。由于民族國家體系實際上不再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政治組織的基本形式，這些理論也將永遠過時(Arrighi 1983 [1978], 149-173)。
12年之后(Arrighi 1990)我在論述“漫長”的20世紀的一篇文章里重新闡述了這些觀點。這篇文章的重點是19世紀下半葉世界工人運動的興起，它在20世紀初分裂為社會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兩個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這兩個傳統領導下的工人斗爭所取得的勝利迫使世界資本主義在美國的霸權下進行了深刻的“改良主義”重組，社會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領導的工人運動在1980年代面對的危機是它們以往取得的勝利的未預期的后果。與哈特和內格里的觀點差不多， 我也認為這個危機，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對于世界無產階級的未來是一種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發展。由于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是沿著和馬克思的預見和主張相反的方向發展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正在發生的轉變，首先而且主要是全球市場前所未有的一體化，使得馬克思的預言和教誨對于世界工人運動的現在和未來都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從不同的前提出發并且采用不同的論證方式，我得出的結論和《帝國》的主要觀點基本一致。與哈特和內格里不同的是，我在得出這些結論的時候告誡人們對馬克思分析框架的過分自信保持警惕。
因為在一個重要方面，馬克思主義分析框架有著嚴重的缺陷，即它未能正確處理年齡、性別、種族、民族、宗教、以及其他自然和歷史特征在形成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認同方面所起的作用……當然，1970年代和1980年代降低成本的競賽為馬克思的下述論斷提供了有說服力的證據：對于資本來說，無產階級的所有成員都是勞動工具，其費用根據他們的年齡、性別、膚色、民族和宗教而高低不等。但是它同時也表明，我們不能像馬克思那樣從資本的這種傾向中推論說，工人階級也有抹殺自然和歷史差異的傾向，以此證明他們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集體都具有一種獨特的社會認同。每當遇到資本把工人當作不分彼此的一堆東西，沒有個性而只有不同程度的為資本增值的能力時，無產階級就起來反抗。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利用自己的各種特征（年齡、性別、膚色、形形色色的地理歷史獨特性）迫使資本給予某種特殊待遇。因此，男權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始終是世界工人運動的內在組成部分，無論是社會民主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它們在大多數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組織中以這樣那樣的形式存在著。(Arrighi 1990, 63。)
可見，甚至在完成《漫長的二十世紀》之前，我在下述問題上就遠不像哈特和內格里那么樂觀：在世界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下無產階級“遠走高飛”（南-北移民）和“聲音”（反對剝削、排斥和壓迫的斗爭）將會促進超越民族、文明、種族和性別界限的團結、平等和民主。在我看來，1990年代既提供了大量的證據反駁哈特和內格里在《帝國》中提出的理想化的和唯心主義的大眾概念，又證明了我曾經提出的警告，即全球市場日益激烈的競爭，尤其是通過勞工移民而加劇的競爭，將會強化世界無產階級的男權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傾向。這就是我認為通向全球公民身份以及為所有公民提供有保障的收入的道路，要比哈特和內格里想像的更為漫長和艱難，也更為前途莫測的第一個重要理由。
另一個同樣重要的理由涉及哈特和內格里理想化的和唯心主義的觀點，不僅是關于大眾的，而且包括他們對資本和帝國的觀點。他們對我的體系性積累周期理論的誤讀也正是表現在這個方面。因為我的理論既沒有像哈特和內格里認為的那樣，否認體系斷裂和范式轉換，也沒有把資本主義的歷史描述成同一物的永恒輪回，更沒有掩蓋危機和重組過程的原動力。事實上我所做的事情正好相反：恰恰是在“同一物”（表現為周期性發生的體系范圍的金融擴張）似乎（而且在一定意義上確實是）復歸的時候，發生了世界歷史性的體系斷裂和范式轉換。另外，通過比較相繼發生的各個復歸/斷裂時期，我的理論還表明危機與重組的原動力（以及資本主義擴張的能動主體）是如何隨著時間而變化的，使目前的危機在一些關鍵方面具有全新的特點。
更為重要的是，重構體系性的積累周期旨在達到雙重目的。首先，它旨在確定世界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歷史的（與理想型相反）社會體系的基本特征。其次，從其整個生命史的角度確定世界資本主義目前狀態中真正的新特點，這和從時間和空間上有限的資本主義歷史視野所看到的新特點是不同的。在我看來這兩點至關重要，如果我們要像哈特和內格里所說的那樣，能夠識別什么地方存在著斷裂的潛在可能性，以及通向未來而不僅僅是注定重復資本主義過去的周期的原動力。這種觀點和我以前以及哈特和內格里現在對世界統治的新條件的理解并不怎么矛盾（盡管在一定程度是矛盾的），而是補充了重要的新維度。我僅僅簡單提及其中最重要的一些維度。
第一，盡管我承認一種世界國家（我決不反對稱之為“帝國”）正在形成之中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我所重構的體系性積累周期為正在發生的世界歷史從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階段向一個可能的但決不確定的世界國家階段的過渡增加了一種時間跨度和不確定因素。正如《漫長的二十世紀》和《世界體系的混亂與治理》所表明的，世界資本主義最初是嵌在一個城市國家體系里，從城市國家階段向民族國家階段的過渡持續了幾個世紀。在這個過渡階段的至少2個世紀里，城市國家（主要是威尼斯）或從城市國家游離出來的商人（主要是熱那亞）始終是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先鋒，盡管這次過渡的領頭羊是聯合省，一個國家把衰落中的城市國家和正在興起的民族國家的特點結合起來的國家。(Arrighi 1994, 11, 36-47, 82-158; Arrighi and Silver et al 1999, 37-58) 盡管我們也注意到世界體系轉換的步伐加快了，但過去的經驗似乎表明，目前正在進行的從民族國家向世界國家的過渡至少要持續一個世紀才能完成。它還表明至少某些民族國家或者是民族國家與世界國家的雜交形式可能會成為這次過渡的領頭羊。
第二，正在發生的轉換的不確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下述事實，以前發生金融擴張和霸權過渡的時期都伴隨著日益加劇的不穩定和資本主義意想不到的自我毀滅。盡管過去的不穩定和自我毀滅的一個重要因素（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現在不大可能發生了，但今天正在衰落的霸權（美國）企圖強加于全世界的那種統治仍然可能成為不穩定和自我毀滅的一個重要源泉，比它的前輩毫不遜色(Arrighi and Silver 2001, 976-9, 982-3)。我在《漫長的二十世紀》中借用熊彼特的話來結束這本書：“人類在地獄般的（天堂般的）資本主義后的世界帝國或資本主義后的世界市場社會里窒息（或享福）之前，很可能會在伴隨著冷戰世界秩序的瓦解而出現的不斷升級的暴力恐怖（或榮光）中化為灰燼”(Arrighi 1994, 356)。
第三，把現在的和過去的過渡加以比較的確可以證明，無論是在占統治地位還是從屬地位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反資本主義斗爭，在加劇1970年代的危機方面發揮了新的重要歷史作用。的確，目前的金融擴張（與以往的金融擴張不同）在一個非常實際的意義上主要是一種遏制非西方世界人民和西方工人階級結合起來的需求的工具。同時，金融擴張以及全球政治經濟的重組相當成功地瓦解了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大動蕩時期作為這些需求之載體的社會力量。這個成功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是保持住了北-南收入差距的鴻溝，我在上文已經指出這種鴻溝在今天和20年或40年前一樣大。很難想像這個巨大的頑固的鴻溝在決定無產階級的認同和北-南關系上會不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它在形成世界國家的過程中同樣會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在西雅圖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突出地表明，圍繞著正在形成的世界國家的斗爭既是北方與南方的斗爭，也是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斗爭。由于資本的所有者集中于北方，而龐大的且日益增長的世界無產階級主要集中于南方，所以這兩種斗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Silver and Arrighi 2001； Silver forthcoming)。
最后，盡管北方與南方之間的鴻溝在整體上相當穩定，但在過去的40年里制造業以及北美和西歐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有相當大一部分轉移到了東亞。在1960年到1999年期間東亞在世界附加值中的份額（這是衡量本地區居民所掌握的世界市場份額的一個有效的尺度）從13%上升到25.9%, 而北美的份額從35.2%下降到 29.8% ，西歐的份額從40.5%下降到32.3%。更重要的是世界制造業附加值的變化，在同一時期東亞的份額從16.4%上升到35.2%, 北美從42.2%下降到29.9% 以及西歐從32.4%下降到23.4% (所有這些百分比都來自世界銀行1984 and 2001)。說這些變化不會影響帝國的構成，那是決不可能的，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國家和市場在東亞的歷史要比歐洲和北美長得多(Arrighi and Silver 1999, ch. 4)。哈特和內格里的眼睛里卻只有歐美帝國的譜系，甚至不考慮它們與亞洲的譜系混合雜交的可能性。
總之，帝國可能正在形成過程中，如果確實是這樣，人類也需要一個世紀或更多的時間才能斷定它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以及如果它成功了，將具有什么樣的社會和文化內涵。同時，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全球經濟中那些正在衰落和正在上升的中心的統治階級能夠表現出比迄今為止更高的智力水平；無產階級的斗爭能夠擺脫男權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的誘惑；進步的活動家和知識分子能夠更好地理解帝國來自何處，它將可以走向哪里和不可以走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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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烏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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