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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魯迅先生逝世70周年紀念。70年來，魯迅作品以其獨有的魅力，吸引了一代代讀者，在魯迅的筆下，不管寫什么，嘻笑怒罵皆有個性；不管寫什么，都透著民族文化的底蘊，思想深刻，筆鋒犀利。70年來，魯迅被神化過，被批判過，又被還原過，但不管神化也好，還原也罷，若以對青年人的影響而論，在中國現代文學界，確實無人能出魯迅之右。
70年來，研究魯迅的文章、專著多如牛毛，不可勝數，要想說點新話，探幽發微，已大不易，但即使全是舊話，也想變換個說法，借名人的光，照照自己，也照照社會。
拿起“投槍”致力于國民性改造
清末民初，正是中國社會急劇轉型的歷史時期。在辛亥革命的沖擊下，中國封建君主專制黯然走到它的盡頭，取之于西方的近代民主政治體制迎風而立。但是，一種舊政治體制傾刻之間的瓦解，一種新政治體制陡然之間的自外移入，給社會造成的不適應癥無疑是多方面的，從社會秩序到精神世界，到處是血污、殘骸、失調、混亂、迷茫的景象，人性的弱點在混亂的世象中更是暴露無遺。
魯迅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急劇動蕩、急速轉型的大時代，親眼目睹中國社會的大變化。再加上紹興新臺門周家家道的突然中落，生活從小康跌入困頓，自己也從人見人羨的少爺突然變為靠典當田屋家產維持生計的窮孩兒，處處遭人白眼，這種生活的巨大落差，這種世態炎涼、人情冷暖，讓不諳世故的魯迅比常人要早體會到人生況味，也更早一些成熟，更早一些學會冷眼觀世，當然也因此埋下憤世嫉俗、反抗舊秩序的種子。
從被迫放棄舉業的無奈，到為生計所迫進入南京學水師、學路礦的不被理解，他開始叩問人性的善惡和個人的出路。而這時，維新派失敗了，義和團也失敗了，但嚴復譯《天演論》卻在社會上不脛而走。爬過桅桿、下過礦洞的魯迅受到“進化論”的感染，對不長進的祖國和受奴役的同胞愛恨交織，開始叩問國家的出路和民族的前途。特別是在留日習醫時，從課堂放映的幻燈片中看到新近發生的日俄戰爭，看到麻木的國民，魯迅終于體認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也正因為如此，魯迅作出了棄醫從文的大膽決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對國民性的改造上。此后，他即放下解剖肉體的手術刀，拿起解剖中國社會弊端和國民靈魂的“投槍”，在充滿黑暗、血污的精神荒原上發出最為激烈的戰叫。
革命在一夜之間發生了，也在出乎預料中勝利了。但是，舊的意識形態并沒有從根本上被摧毀，結果是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命者殷殷期盼的脫胎換骨的變化并未發生，中國社會依舊在嘈雜、混亂中前行。魯迅再一次體認到，光有武器的批判，改變的最多是中國社會的表層，要想徹底改變中國社會，還得拿起批判的武器，從事更為艱巨的韌性的戰斗，喚醒被舊意識漿糊住的國民，改變他們的精神，把一切舊的思想以及它的各式偽裝連根拔去。
在五四時期，魯迅寫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阿Q正傳》等文學作品，以詼諧幽默、辛辣諷刺的筆調痛揭愚弱的國民的爛瘡，在對狂人、孔乙己、華老栓、單四嫂子、阿Q等人物的塑造中，魯迅關心的焦點都是一個個普通人物身上反映出的國民性，也就是國民的精神。事實上，在此后的文學創作中，他把全副身心都傾注在對中國國民性的分析、診斷、療救上。為此，他不惜刨祖墳，探秘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不怕揭爛瘡，痛貶中國人的奴隸劣根性；不懼一切明的和暗的敵人，孜孜不倦地以國民性改造為己任。他的筆是冷的，冷得徹骨；但他的心是熱的，熱得發燙。
魯迅對國人的麻木、不覺悟從心底感到悲哀，但他對國民性的改造始終懷抱著無限希望。他清楚地看到殘酷的事實：“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進入死滅，卻也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醒了少數的幾個人，讓他們承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但最終得出的結論還是積極的：“既然有了幾個人起來，你也就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雖然，他對自己的努力也隱隱地感到幾分無奈：“一個人的主張，得到贊和，是促其前進的；遭到反對，是促其奮斗的。獨有叫喊于世人中間，而四圍并無反響，那才真的是一種無從措手足的悲哀……”
魯迅斷言，一部中國歷史，簡單地說，無非是兩種時代的循環：一種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另一種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而令國人特別是國粹派陶醉的中國文明，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碩大的中國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但是，世界小了，時代變了，俄國的沙皇專制“覆宗絕祀”了，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也開始影響中國了，難道我們還要像古人一樣，永遠滿足于“古已有之”的時代么？永遠滿足于現在還在排著的這人肉的筵宴么？他認為，年歲大的人容易因循保守，只有初出茅廬的年輕人較易生出叛逆的心理、思想與行為，因此，能否改造好國民性，創造出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關鍵就在青年。為此，他甚至非常激憤地鼓勵年輕一代大膽地去破壞“中國的文明”，少讀或不讀中國書，把線裝書扔到茅廁里去。他堅信，只要青年們勇敢地向現實社會中享受這人肉的筵宴的闊人們發起攻擊，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一個新的時代就會到來。自然，魯迅也知道，要在兩千年封建專制的廢墟中改造國民，改造社會，是很難一蹴而就的，因此，他也提醒青年不能急躁，不要做無畏的犧牲，要堅持韌性的戰斗。“性急是不好的，既難于持久，又容易碰釘子，到頭來是自己吃虧。”
寫到這里，有三點必須指出，一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變動和發展，功不可沒，特別是他們從事的思想啟蒙、精神動員，猶如戰斗打響前的號角，極大地鼓舞了人們的士氣，人們的斗志。二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從五四運動開始，中國社會變革運動中的領導人越來越重視青年學生的力量，把能否運動青年看成他們發動運動、影響輿論、實現目標的關鍵。在這兩方面，魯迅均堪稱道。三是自近代以來，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科學文明對中國人的影響日深，先賢如梁啟超、魯迅等在國民性改造上付出了艱辛努力，但無奈中國文化中的君主專制傳統余緒未消，因而現代國民性的塑造工作迄今仍未完成，這是有待今人繼續努力的。
生命不息，戰斗不止
在坍塌的清王朝廢墟中建立起來的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名號雖換，但貨色依舊。一有需要，他們對西方近代的民主與科學也可渲染一番，欺世盜名，但內里搞的還是封建專制的一套舊把戲；對要求進步的青年，打壓起來，甚至比清政府還要殘酷。就是在革命隊伍內部，一些舊的文化積弊也仍舊被一些人利用，只不過借“革命”的冠冕堂而皇之地招搖過市罷了。面對政治的黑暗，面對無望無助的青年，面對“革命隊伍”內部的勾心斗角，魯迅不止是憤怒，不止是痛心，不止是同情，他是一個真的猛士，舉起手中的投槍，與愛國、進步的人們一起向黑惡勢力堅決抗爭。可以這樣說，魯迅的一生，是戰斗的一生。
在袁世凱時期，他反對祭孔，反對尊孔讀經；在五四時期，他抨擊新文化運動的反對派。魯迅認為，所謂傳統、所謂國粹，不能以民族性為標準，而應以時代性來估量。明明是現代人，就不能抱住傳統不放，“現在”才是最重要的，抹殺了“現在”，也就是抹殺“將來”。他批評學衡派，斥他們是“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罵他們“‘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于新文化無傷，于國粹也差得遠。”在女師大風潮中，他支持進步學生反對思想保守、不懂教育但好玩弄權術，把學校搞得一團糟的新校長楊蔭榆，為此，他不惜辭去在女師大的教職，與說閑話的陳西瀅斗，與罷免他教育部僉事職務的老虎總長章士釗斗。在斗爭取得勝利后，他堅決反對一些人提出的“費厄潑賴”口號，認為在當下的中國，“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并提出著名的“痛打落水狗”口號。這很容易使人聯想起20多年后毛澤東提出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主張和“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名句。隨后，魯迅又與前來尋釁的現代評論派的陳源、徐志摩等發生一場筆戰，把對手潑過來的臟水一古腦再潑回去。遠走廈門時，不料后院起火，自己曾經扶植的、期望能夠共同戰斗的年輕人如高長虹輩，和《狂飚》的一群屢屢對他施以攻擊，他感到寒心，始而忍讓，忍讓不得已而回擊之；對廈大當局亦官亦商的作派也有所抨擊。本來是抱著對革命的希望南徙廣州，但當國民黨借清黨搞黨天下時，他對打著“革命”旗號的國民黨當局也徹底地失望了，敏感地覺悟到國民黨沒有能力拯救中國于危難之中，因此，一有機會，他就號召青年把“無聲的中國”變成“有聲的中國”。
在上海，他度過了生命的最后10年。他以徹底的不妥協的態度抗擊著國民黨的高壓，捍衛著人性的尊嚴，為爭取民主、自由和人權而戰。此間，他與梁實秋討論“文學的階級性”，揭露新月派的奴才嘴臉；他批判“自由人”、“第三種人”；他加入宋慶齡主盟的中國民主保障同盟，為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而戰；他控訴國民黨的特務統治，為犧牲的柔石、瞿秋白、被暗殺的楊杏佛等鳴不平，“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到滬之初，為了反抗當局的黑暗，他多么希望能把創造社、太陽社等從事革命文學活動的青年團結起來，組成一支可觀的力量，但可悲的是，內耗發生了。他不僅要對付“壕塹”外的敵人，還要提防“壕塹”內同人的“暗箭”。那些自稱是把握了最時髦的革命理論的青年，由于受到外來左傾思潮和傳統文人的流氓習氣的影響，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確認自己對“革命文學”的指導者地位，居然把魯迅由“旗幟”變為“靶子”，展開無情的圍攻。魯迅再一次被迫反擊。最有意思的是，魯迅在論爭中對“革命文學”青年的批評，在今天仍不失其震撼力。可以這樣說，在這一次論戰中，魯迅對“革命文學”青年的觀察真是火眼金睛，看透他們的爭正統、爭名聲、唯我革命的“英雄嘴臉”、徒作空言的“空嚷嚷”，因而反擊起來也格外有力，又格外沉痛。而此后的中國歷史也一再證明，魯迅對空頭革命家的批評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的，他的這些批評，今天讀來，仍如逆耳忠言、苦口良藥，使人們更加堅信所謂“越左越革命”的理論其實對革命是害莫大焉，是借著“革命”的名義斷送“革命”。在“左聯”時期，這種“左”的影響依然存在，斗爭依然在繼續，魯迅雖為盟主，但內部的分歧和爭論一直分散著他的精力，到了后來，“左聯”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甚至把魯迅也關在了門外。即使在“左聯”解散后，在病危中，局面也未好轉。這種境遇，讓他吃盡了苦頭，也讓一個先覺者充分地體會了“獨戰”的悲哀。而魯迅的偉大之處，就是即使在這種內外交攻的困難局面之下，他也沒有退縮，沒有放棄自己的主張和信仰，一直堅持著“韌”的戰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曾這樣高度地評價魯迅：“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應該說，這一評價，到今天仍然是令人信服的。在中華民族解放的偉業中，魯迅是真的戰士。他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為了塑造新的國民，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戰斗，而且一點私心雜念都沒有，真正是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樣的民族英雄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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