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義(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起因于對20世紀60年代美國所謂自由主義“過度”的反動。在其理論的形成過程中,它糅合了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甚至社會主義的各種觀念,逐漸發展出一套獨特的邏輯體系。②在哲學基礎上,新保守主義深深扎根于列奧·施特勞斯(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的“自然正當”學說。
施特勞斯1899年生于德國一個中產階級正統猶太教家庭,是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之一。他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將歷史學和政治學結合起來,全面否定自17、18世紀以來的啟蒙運動成果,對以蘇格拉底、柏拉圖為代表的西方古典思想進行重新詮釋,使之恢復生機并適用于時代的新情況。施特勞斯一生著述甚豐,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成果,其中,《自然權利和歷史》(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1953)被認為是其“最為融貫而又完整地陳述自己觀點”的著作。要了解施特勞斯的思想特質,該書無疑是“一個最好的入口”。③
施特勞斯對西方古典思想的解讀是以對西方現代性或自由主義的批判審視為起點的。施特勞斯認為,西方現代性的進展給人類建構了一個全新的觀念即所謂的“歷史觀念”,人類自此開始用“進步還是反動”的分野代替了“好與壞”的區別。在歷史觀念的推動下,現代人在價值判斷上已經本末倒置,不是用“好的”標準去衡量某種新事物是否對,而是反過來用“新”本身來評估一切是否好。④由于現代性、特別是盧梭所闡發的現代性表明,人之為人的特質并非自然的賜予,乃是歷史過程的產物,它因此就相信人們能夠在歷史過程中找到行動的準繩。近代歷史觀念的潘多拉魔盒就此被打開了。既然各民族、各國家的歷史過程千差萬別、紛繁復雜,那么善惡對錯、是非好壞的標準也就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正義的準則從而就是歷史性的,也是反復無常的。既然歷史觀念認為“所有人類的思想都是歷史性的,因而對于把握任何永恒的東西來說都是無能為力的”,①那么它就不能、也不愿提供超越時空的客觀永恒的準則。于是,“永恒”隨歷史的演進而被棄置身后。在這樣一個變動不居的世界上,是否還存在不依時間、空間、人事為轉移的善惡好壞、正義與否的標準,或者是否還存在值得世人渴慕景仰、孜孜以求的永恒之事物呢?這正是施特勞斯在《自然權利與歷史》中提出并試圖解答的中心問題。
在《自然權利與歷史》一書中,ｒｉｇｈｔ一詞兼有“權利”與“正當、正確、正義”之意,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則指兩種相互對立的觀念,即一個是施特勞斯所謂的古典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學說,另一個是現代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學說。在論及前者時,施特勞斯的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用法意味著自蘇格拉底以降,古典哲學家對“自然正當”或“自然正義”的思索和追尋。這里的“自然正當”/“自然正義”大體上相當于他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學》(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Ｈｏｂｂｅｓ:ＩｔｓＢａｓｉｓ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1963.)一書中所說“自然法”,即獨立于人類意志的而又對人有約束力的客觀法則、尺度和秩序;②在談到后者時,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指的是人們耳熟能詳的近代“自然權利”或“天賦人權”說。施特勞斯就是巧妙地利用ｒｉｇｈｔ一詞的雙關語義來展開全書的論證框架的。他認為,西方現代性及其歷史觀念的興起和發展,孕育了歷史主義和標榜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顛覆、消解了西方古典的“自然正當”或“自然正義”觀念,最終導致了徹底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歷史主義的頂峰就是虛無主義”,③亦即根本否認世界上存在任何善惡、好壞、對錯、是非標準,一切皆轉瞬即逝,人間再無任何永恒的東西,惟一能夠繼續存在的乃是純屬主觀性的、個人自由選擇的標準。這種歷史觀念因之無情地沖刷著靈魂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濃度,導致人類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釋化和空洞化,“使得人們完完全全地無家可歸了”。這就是施特勞斯所謂的“西方文明的危機”或“現代性的危機”。④
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核心是相信存在美好生活,并要求人們必須尋求美好生活。但由于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內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彼此之間經常發生沖突和戰爭。對此,西方現代性/自由主義做出的最大理論嘗試之一,就在于提出價值多元主義或價值相對主義,致力于顛覆古典政治哲學。它將解決美好生活的問題從政治中剝離出來,限定政治的任務只是提供秩序。它抽取了價值判斷上的永恒、絕對和惟一,把美好生活的問題轉變成個人信仰和個人選擇的問題,借此將美好生活降低為和平的同時也是平庸的生活。為了徹底批判西方現代性/自由主義,避免現代性的缺陷和進步的幻想,施特勞斯選取了一個超越西方現代性和自由主義的視野,即西方古典思想。他研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重申古希臘政治哲學的核心是要追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內容只有一種,并不是因人而異,那就是符合自然正當的生活,而自然正當是一種超歷史、跨不同社會的客觀永恒的是非善惡標準。在施特勞斯看來,這種對自然正當的追求是西方偉大的傳統,但近代以來逐步被拋棄了,罪魁禍首就是自由主義。⑤由于對自然正當的思考從來就是政治哲學的根本任務,所以現代性的危機就是政治哲學的危機。鑒于此,施特勞斯在《自然權利與歷史》中提出的綱領是:回到古希臘,回歸古典政治哲學,追求自然正當的美好生活,尋求合乎自然的最佳政制。
有感于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給政治價值判斷造成的困惑和混亂,施特勞斯特別強調“政治態度”的不可避免性。這種“政治態度”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態度,是對置身其中且自身為其一部分的社會文化及其外在表現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的根本性和恒久性的評價。“最重要的社會現象……乃是制度。”在這個主題面前,任何社會科學家都不應該回避做出道德判斷和規范評價的歷史責任,⑥而應該清楚地了解政體之間的差別以及每一種政體對在其中生活的人們的靈魂所施加的巨大影響。如果對政治現象不加以評價———例如它們是正義的或不正義的、殘忍的或仁慈的、破壞性的或建設性的,就不可能按照它們的本來面目來真正認識、把握和理解它們。所以,政治制度的區分在實踐上不僅是可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在施特勞斯看來,純粹的最佳制度———明智者的絕對統治———固然很難達到,但法律之下的高尚之士的統治卻是實際可行的最佳制度。①后者是高尚的、正當的、合法的,它超越政治反思對價值判斷的束縛和限制。當然,制度有好就有壞,制度規范下的政權同樣如此。政權有好也有壞,好壞之分同時也意味著敵我之別,這是古代哲人關于人類自然品性的政治教誨。好的政權有責任反對壞的政權,或換言之,公民社會的道德要求公正的人熱愛和保護他的朋友,傷害并仇恨他的敵人。②至此,施特勞斯完成了時空的巨大跳躍,穿過了啟蒙運動和文藝復興,跨越了中世紀的基督教,直接回到古希臘,把自然正當和以牙還牙作為至高的標準,將政治再度還原到敵我身份區分上來。
施特勞斯本人仰慕大英帝國,敬佩二戰英雄丘吉爾。但大英帝國已成過眼煙云。關于現實政制,他認為美國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人類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比之更好的替代方案,以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考慮到不同國家/政體之間競爭的必然性,施特勞斯強調“強者取勝的自然法則”。他宣稱,“有的人生而比其他人優越,因此,按照自然權利,他乃是統治別人的人。”③施特勞斯特殊的自身經歷———從納粹德國死里逃生,后輾轉到達美國,執教于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造就了他關于國際問題的極端現實的思想。他認為,“公共安全乃是至高無上的法律。”④他對任何潛在的威脅都抱著異常警惕的態度,相信美國的強大軍事力量是使敵對勢力產生敬畏、進而是保持西方世界安全和信心的惟一途徑。由于美國/西方民主是好的、符合自然正當的,其他政制是不正當的,所以,對于施特勞斯來說,保衛美國民主,對抗野蠻敵人也是符合自然正當的。這不僅是一個自然權利,而且是一項責任和義務。在這樣的視界下,代表自然正當的美國文明與其他文明之爭,就不再是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之間的斗爭,而是高尚與卑鄙、美好與丑惡、文明與野蠻之間的較量。⑤
施特勞斯的政治思想和學說原本屬于象牙塔內的新異之作,很少直接關涉美國現實政治。施特勞斯生前從不參與美國當代的任何政治辯論或政治活動,他似乎完全沉浸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世界。不僅如施特勞斯的政治思想和學說原本屬于象牙塔內的新異之作,很少直接關涉美國現實政治。施特勞斯生前從不參與美國當代的任何政治辯論或政治活動,他似乎完全沉浸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世界。不僅如
從意識形態上說,新保守派最初屬于自由派、“社會主義者”甚至托派。因對民主黨和自由主義感到“幻滅”,后于20世紀60、70年代紛紛趨向保守,轉投共和黨陣營,遂被貼上“新保守派”(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的標簽。⑦若以粗線條來描畫,不難發現新保守派在美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發展演變的軌跡。新保守派的教條———新保守主義興起于上個世紀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創始人主要包括歐文·克里斯托爾(ＩｒｖｉｎｇＫｒｉｓｔｏｌ,有新保守主義“教父”之稱)、⑧諾曼·波多雷茲(ＮｏｒｍａｎＰｏｄｈｏｒｅｔｚ)、珍妮·柯克帕特里克(Ｊｅａｎｅ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等。作為施特勞斯的崇拜者,克里斯托爾等人自里根時代起開始成為政策制定人的座上賓,或忙于為已經決定的外交政策提供思想根據,或直接參與政策實踐,為里根外交沖鋒陷陣。⑨新保守派元老淡出政壇后,其新生代逐漸填補了前輩騰出的政治空間。在當前美國政治中,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ＰａｕｌＷｏｌｆｏｗｉｔｚ)、前國防部國防政策委員會(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Ｂｏａｒｄ)主席理查德·珀爾(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ｅｒｌｅ)、美國新世紀計劃(Ｐｒｏｊｅ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從意識形態上說,新保守派最初屬于自由派、“社會主義者”甚至托派。因對民主黨和自由主義感到“幻滅”,后于20世紀60、70年代紛紛趨向保守,轉投共和黨陣營,遂被貼上“新保守派”(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的標簽。⑦若以粗線條來描畫,不難發現新保守派在美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發展演變的軌跡。新保守派的教條———新保守主義興起于上個世紀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創始人主要包括歐文·克里斯托爾(ＩｒｖｉｎｇＫｒｉｓｔｏｌ,有新保守主義“教父”之稱)、⑧諾曼·波多雷茲(ＮｏｒｍａｎＰｏｄｈｏｒｅｔｚ)、珍妮·柯克帕特里克(Ｊｅａｎｅ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等。作為施特勞斯的崇拜者,克里斯托爾等人自里根時代起開始成為政策制定人的座上賓,或忙于為已經決定的外交政策提供思想根據,或直接參與政策實踐,為里根外交沖鋒陷陣。⑨新保守派元老淡出政壇后,其新生代逐漸填補了前輩騰出的政治空間。在當前美國政治中,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ＰａｕｌＷｏｌｆｏｗｉｔｚ)、前國防部國防政策委員會(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Ｂｏａｒｄ)主席理查德·珀爾(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ｅｒｌｅ)、美國新世紀計劃(Ｐｒｏｊｅ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ＮＡＣ)思想庫主席、《旗幟周刊》(ＴｈｅＷｅｅｋｌ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主編威廉·克里斯托爾(ＷｉｌｌｉａｍＫｒｉｓｔｏｌ,系歐文·克里斯托爾之子)等。沃爾福威茨是位高權重的國防部二號人物,直接參與外交決策。他早在1992年起草的《防務計劃指南》(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Ｇｕｉｄｅ)中就已經提出了先發制人、美國保持絕對軍事優勢等現今布什主義的基本戰略思想。①他對美國外交政策和世界局勢有一套根深蒂固的觀念,美國外交傳統中的強權政治和道德主義在他的思想里得到了高度的統一。沃爾福威茨在外交政策上的道德主義和樂觀精神深為布什總統贊賞,他因此被輿論譽為布什政府的“首席戰略家”,“實際決定布什政府軍事和外交戰略”;②與沃氏不同,威廉·克里斯托爾則另辟蹊徑,從外圍對美國外交施加影響。他不僅參與謀劃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影響深遠的共和黨“保守革命”,而且通過其主持的思想庫和論壇不斷地為布什外交提供理念支持,如發揮積極的全球領導作用,謀求“無賴國家”的政權變革以及在全球推進自由、民主和人權等,③幫助詮釋和完善布什主義,由此奠定了他作為共和黨主要戰略家和策略家的地位。
新保守主義與施特勞斯主義的內在關聯,不僅在于后者是前者的哲學基礎,而且在于前者自始至終都貫穿著施特勞斯主義的精神氣質。新保守主義的“教父”歐文·克里斯托爾在他的自傳中坦承,促使他開展新保守主義運動的學術動因是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和萊昂內爾·特里林(ＬｉｏｎｅｌＴｒｉｌｌｉｎｇ)的文學批評。的確,克里斯托爾的思想深受施特勞斯的影響,以致兩者從思想特質到論證方式都有許多雷同之處。例如二人在各自的著述中都多次提及虛無主義(ｎｉｈｉｌｉｓｍ),后者用來警告歷史主義的危險后果,前者借以抨擊自由主義對美國社會的危害。④此外,同施特勞斯視宗教為維持大眾幻想的工具的看法如出一轍,克里斯托爾和波多雷茲也致力于把宗教引入美國政治,特別是共和黨內和基督教右翼陣營,期望教化和凝聚美國民眾。如果說新保守主義與施特勞斯主義的關聯在源頭上還較多地局限于學術思想層面,因而不太容易看清的話,那么,在其后期的發展過程中,新保守主義與施特勞斯主義的姻親關系就令人一目了然了。新保守派的后起之秀不僅在思想淵源上,而且在人際關系上都與施特勞斯主義者保持著異乎尋常的密切聯系。僅以前文述及的當下新保守派代表人物為例。沃爾福威茨1972年獲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學位,他既是施特勞斯的真傳大弟子阿蘭·布魯姆(ＡｌｌａｎＢｌｏｏｍ)的學生,又師從施特勞斯主義者、芝加哥大學數學家和核戰略學家阿爾伯特·沃爾斯泰特(ＡｌｂｅｒｔＷｏｈｌｓｔｅｔｔｅｒ);珀爾是沃爾斯泰特的得意門生;威廉·克里斯托爾是施特勞斯的東部大弟子哈維·曼斯菲爾德(ＨａｒｖｅｙＣ.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Ｊｒ)的高徒。珀爾和克里斯托爾同時也上過布魯姆的課。正是這些繼承施特勞斯衣缽的新保守派把施特勞斯主義注入了布什政府的戰略思維之中。因此,如果說歐文·克里斯托爾是新保守主義的政治“教父”,列奧·施特勞斯可謂新保守主義的精神“教父”,而《自然權利與歷史》就是新保守派的“圣經”。
新保守派幾乎從不出國,也很少講外語,但卻精通拉丁語和希臘語。他們研究古希臘、古羅馬,解讀柏拉圖著作文本,許多人都是古典問題專家。他們認識到施特勞斯在詮釋希臘古典著作方面的博學,閱讀他的文章,借鑒他的思想,構建自己的理論框架。這種特殊的心路歷程決定了新保守主義在相當程度上奠基于深厚的哲學基礎之上,而不僅僅是一些鷹派人士的政治沖動。新保守派嫁接施特勞斯主義的方式是將自己置身于施特勞斯的兩條思想路徑的結合處。第一條思想路徑與施特勞斯的個人經歷有關。施特勞斯早年目睹了俄國十月革命和納粹德國的暴行,這使他極為深刻地意識到邪惡的可怕。他的結論是,正義需要用強大的武力來捍衛。第二條思想路徑是施特勞斯閱讀古典著作的結果。施特勞斯認為,對所有人而言,最基本的問題是塑造人性的政治制度。20世紀之所以造就了兩個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是因為現代性使人們抵制作為民主基礎的道德價值和美德,抵制“理性”和“文明”的歐洲價值。為了避免悲劇重演,施特勞斯呼吁超越現代性,回歸古典的自然正當。
經由施特勞斯主義的洗禮,新保守派在追求“自然正當”上比施特勞斯本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反對自19世紀以來的歷史主義與相對主義思潮,堅持形而上學的“價值普遍主義”立場和古典的“德行”概念,強烈信奉存在著超越歷史、民族、特定文化傳統的普遍價值和適用于—切社會的政治制度。同時,新保守派具有濃厚的尼采主義傾向,認為“價值普遍性”需要采取政治乃至軍事手段從外部強行輸入,主張對持有異議的社會進行干涉。新保守派不僅繼承了施特勞斯主義,而且將其“發揚光大”,直接把古典的自然正當觀念與現實政治掛鉤。在他們的思想意識中,自然正當等同于美國式自由民主價值觀。他們無視因不同歷史文化傳統所形成的特性,崇尚“美國第一”,相信美國民主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①是人類政治制度發展的終極形式。他們把美國看做西方文明自古希臘以來的正宗傳人,認為美國是普遍價值體系的體現者,美國價值超越階級、種族、宗教、國籍、歷史、文化的分隔,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人們只有分享美國價值才能過上美好生活,否則注定滑向生存的邊緣。因此,從新保守派的角度來看,美國價值觀無與倫比的優越性是無可置疑的,美國顯然是世界的領袖,是道德與德行的化身,是全人類普遍真理的代言人,肩負著在全球推行自由、民主和人權,拯救人類的歷史使命。②
在安全觀上,新保守派與施特勞斯一脈相承。新保守派從未當兵打過仗,但他們好戰,使用武力的門檻比軍方還低。他們迷信武力無所不能,極力鼓吹美國擁有壓倒優勢的絕對軍事力量。冷戰期間,他們堅決反對美蘇緩和及與蘇聯達成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力主取得對蘇全面優勢。冷戰結束后,美國一超獨霸。新保守派借機宣揚鞏固冷戰勝利的成果,呼吁繼續增加軍費開支,以確保美國無可匹敵的戰略和意識形態上的主導地位;同時主張撇開聯合國等多邊國際機制,利用美國的力量和價值觀重塑世界秩序。③
“自然正當”無疑預示了先發制人的打擊。受施特勞斯主義的耳濡目染,新保守派明確地將人類區分成“我們”和“他們”、“朋友”和“敵人”,把國家定性為“好”的和“壞”的、“正義”的和“邪惡”的。在新保守派看來,“敵友區分”的理念在國際政治中就意味著“沖突”乃至“戰爭”,而“政治上的成熟”則表明首先要認清自己的“政治敵人”,然后把自己變成那個敵人的敵人。④由于“我們”是自由民主的“好”國家,“他們”是專制獨裁的“壞”國家,“我們”對“他們”的一切行為都具有神圣性。所以,為了維護自然正當,對敵人和“邪惡”政權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不僅在技術上,而且在道義上都是天經地義的,更是符合自然正當的。
施特勞斯主義———新保守主義的邏輯是令人瞠目結舌的。新保守派都是國際主義者,強烈主張美國扮演全球干預主義角色。在冷戰后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中東地區成為新保守派施展全球抱負的第一個舞臺,而伊拉克又成為中東地區的首選。他們的推論是,薩達姆政權是邪惡的,它不僅“支持恐怖主義、訓練恐怖分子”和尋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且是“挑戰西方價值的象征”,⑤所以伊拉克非打不可。打下伊拉克既可以摧毀邪惡的薩達姆政權,捍衛受到“威脅”的自然正當/西方價值,又能把自然正當帶給伊拉克人民。他們說服了布什總統,伊拉克戰爭爆發了。布什是這樣評價對伊戰爭和呼應新保守派的:美國要“解放”飽受苦難和折磨的伊拉克人民,給他們帶去“統一、穩定和自由”的文明社會。⑥顯然,如果自由民主是自然正當的,那么強迫伊拉克人民接受自由民主也是自然的、正當的。
然而,伊拉克只是新保守派國際戰略征程的第一站。新保守派在美國外交政策上表現為一種激進的道德帝國主義,追求“美利堅———新羅馬”帝國是他們的理想所系。他們的帝國夢想集中體現在美國新世紀計劃于2000年9月推出的《重建美國的國防》(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ｓ)研究報告上。該報告明確提出建立美國軍事力量的四項“核心使命”:保衛美國本土;同時在多個全球主要戰區作戰的能力;執行國際警察職能,塑造關鍵區域的安全環境;改革美國部隊組織以充分發揮新軍事技術革命的潛力。⑦新保守派的帝國沖動同樣根植于自然正當的窠臼。在他們看來,古羅馬帝國是自然正當的典范,但現在,西方文明以外的人們忘卻了這一點。他們過著邪惡的生活,受了蒙蔽而不自知。因而,新保守派認為美國有責任在世界上建立一個“美利堅———新羅馬”帝國。這是一個全新的帝國,完全可以超過古羅馬和大英帝國。它既能體現人類美德,又能拯救全世界人脫離邪惡文化的影響,使之過上美好生活。①
施特勞斯主義之所以對華盛頓產生很大影響,除了新保守派的牽線搭橋外,從某種程度上說,也緣于它和美國總統布什的世界觀有暗合默契之處。事實上,布什的“邪惡軸心論”、黑白分明的道德觀及不能容忍模棱兩可的心態,已經透漏出濃重的施特勞斯主義氣息。也許,最能令人頓悟的還是施特勞斯和布什本人對各自思想的宣示。施特勞斯說:“諸如正義之類的根本問題,無論它們可能會被某些時候對它們的合理性所做的否認弄得多么含糊,也無論人類對這些問題所提出的一切解決辦法是多么地變化不定,它們仍然在一切歷史變遷之中保持著其同一性。”②同樣,布什2002年6月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中宣稱:“有些人擔心大是大非的語言不夠禮貌或外交辭令。我不同意這種看法。不同的環境需要不同的方法,但并不需要不同的道德。道德真理在每一種文化、每一個時代和每一個地方都是同一的。”③在精神氣質上,兩者何其相似乃爾!可謂不謀而合,異曲同工。
施特勞斯主義———新保守主義由于高舉理想主義和道德主義旗幟,又有深厚的哲學基礎,因而對標榜“道德主義”的布什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這種感召力在政策層面的表現就是新保守派對布什外交的巨大影響力。事實上,布什是如此地認同和倚重新保守派,以致毫不掩飾對他們的溢美之情。他稱贊新保守派是美國“最杰出的大腦”,感謝他們對美國“面臨的一些最嚴峻的挑戰進行研究”。④因為有施特勞斯主義———新保守主義的理論支撐,布什政府除“最保守”外還得到了“最有思想”的雅號。
但是,施特勞斯主義———新保守主義的表面風光卻掩蓋、彌補不了內里的薄弱。作為施特勞斯主義的核心概念,“自然正當”本身具有難以克服的不確定性。究竟何謂自然正當?由誰來定義自然正當?人認識的自然正當是否是真正的自然正當?不同人的自然正當之間是否有交集的可能和對話的必要?對于這些問題,施特勞斯沒有、也不可能給出一勞永逸的答案。另一方面,自然正當本質上是理性的。這種理性的源頭是蘇格拉底的那種理性,它是以信仰的、不可證偽的形式出現的。它與啟蒙運動以后的理性的最大區別,在于它具有神圣性。從歷史上看,只有不可戰勝的武力才能保證一種自認的“真理”不被“證偽”和“神圣不可侵犯”。否則,其真理性和神性是無從談起的。換句話說,自然正當的神化和普世化,是以軍事力量為后盾的。對此,施特勞斯倒并不諱言,但問題恰恰出在這里。
在相當程度上,正如新保守派的許多思想觀念與施特勞斯主義一脈相承一樣,施特勞斯與柏拉圖的“自負”也是一脈相承的。柏拉圖宣揚“哲人王”理論,在隱約間,自己代表了哲人王。施特勞斯宣揚“自然正當”,在潛意識中,自己代表了自然,為自然立法。這種哲人式的“自負”若僅只是哲人的“自負”,也許并不可怕,但當這種“自負”落到實處時,就難免會帶上一股血腥味和殺伐氣,如柏拉圖稱許斯巴達、加爾文燒死異端、美國“輸出自由論”等。所有這些都傳遞出一個信息:“我”代表真理,因此“我”不同意“你”的選擇,并且也有力量阻止你的選擇。強權政治的邏輯在此顯露無遺。
至此,大概可以就政治層面為施特勞斯主義———新保守主義下一個簡短的評語了。如果一種“真理”自詡帶給人類和平繁榮的美好生活,卻在原則上不能克服自身的不確定性,在技術上復歸于“以武力立言”的原始模式,那么,可以說它仍遠未超越種種“救世良方”的固有局限,它所許諾的世界和平依然充滿危險和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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