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聯書店最近出版了梁曉聲先生的一本叫做《未死的沙威》的文集（2006年10月1版1次）。多年不讀梁先生的文章（我這里指的不是他的小說）了，翻了翻這本文集，感覺梁先生的文字和過去一樣，還是那樣的與眾不同——不過，我現在先不談梁先生這本新出版的文集了，這本新文集的出版倒讓我想起了1997年梁先生的一本《凝視九七》（陜西旅游出版社和經濟日報出版社聯合出版，1997年11月1版1次）的文集，這本近十年前出版的文集中，有一篇題為《毛澤東與“帝國主義”》的文章——這篇文章中，關于中美關系史的論述，錯誤不少，而且，絕不是一般的錯誤。1999年暑假，我曾經因梁先生的這篇文章，重新溫習了有關的歷史和著述，并寫下了萬余字的讀書筆記。近十年來，我從沒有看到過批評梁先生這篇文章的任何材料。下面的文字，就是從我當年的筆記中整理而成的，現在發表出來，也許仍然多少會有一點意義。

一、近代

梁先生在《毛澤東與“帝國主義”》一文的開始便給讀者上了一節“生動”的歷史課：“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在歷史上沒有過什么宿仇遺恨。中國與日本有，與俄國有，與英法有。甚至，連小小的葡萄牙，也占領了中國的澳門作殖民地。

“但是與美國卻沒有這種不睦的歷史關系。當然也談不上什么友好。美國的歷史太短。短得它還來不及在中國也占領一塊殖民地，‘二戰’就爆發了。

“更多的中國人，是由‘二戰’才知道世界上有美國這么一個國家的……” （第294頁）

梁先生這段話的意思就是：在歷史上，美國與中國的關系，雖然談不上什么友好，但它同日本、俄國、英國、法國、葡萄牙與中國的關系相比，還是不同的——話說白了也就是：在近代歷史上，美國沒有侵略過中國；中國人民過去喊了多少年、唱了多少年的“打倒列強”的“列強”中，是不包括美國的!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

近代以來直到20世紀的30年代，美國在上海就有租界；在1900年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就有美國軍隊！

如果在梁先生看來，這些離現在還都比較“近”，還算不上中國與美國的“宿仇遺恨”的話，那么就讓我們看看鴉片戰爭前后——英、法、日、俄等國成為中國人民的“宿敵’也就是從這時開始的——的事吧。

在罪惡的鴉片貿易中，美國煙販販運到中國的鴉片，其數量僅次于英國。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外國煙販販運到中國的鴉片，總量為4500箱（每箱50~60公斤），其中出自美國煙販手中的就有1900箱。當時在廣州的美商，幾乎都經營鴉片走私的勾當，臭名昭著的普金斯洋行和旗昌洋行，就是美國在中國的巨大的販毒組織。（參見陳旭麓主編：《近代中國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1版1次，第21頁）

1842年8月，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戰敗以后，被迫與英國政府簽定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獲得這一消息后，美國總統J•泰勒（1841~1845在任）立即派出一個叫加勒•顧盛的人（此人就是長期在中國經營鴉片走私的約翰•顧盛的本家兄弟）為特使，在三艘炮艦的武裝下，來到中國。1844年2月加勒•顧盛到澳門后，便給當時任清政府護理兩廣總督的程矞采發了一份“照會”，其中說道；“上次中英戰爭，實由于廣州當局漠視英國官吏的權利所致。……如果在過去五年經驗的面前，中國政府回復到已經招致災禍的途徑上去，我們只有把這種行徑，看作中國企圖再與一個大國戰爭的證據。”美國的武力威脅和強盜邏輯在中國清政府的投降主義面前，初試成功，5個月后，即1844年的7月，清政府便與美國政府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簽定了《中美望廈條約》（代表雙方簽字的分別是耆英和加勒R26;顧盛）。《望廈條約》是美國政府逼迫中國清政府簽定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它除了沒有割地賠款以外，幾乎包括了《南京條約》中的一切內容，而且有些內容，規定得比《南京條約》更具體，更多地損害了中國主權。比如，根據《望廈條約》，“倘中國日后欲將稅例更變，須與合眾國領事等官議允”——這就是在半殖民地中國存在了長時間的“協定關稅”制度。由于這一制度在《南京條約》中規定得還不是清楚的（用的是“秉公議定則例”這種含糊的說法），所以我國學者普遍認為，“協定關稅”制度是由美國人確立的。根據《望廈條約》，美國在中國有了領事裁判權，美國兵船在中國沿海港口有了航行權，美國人還可以在通商口岸修建教堂了，等等。

19世紀葉，在侵略中國的列強中，美國的確沒有撈著像英國那樣的“排頭兵”的地位，但美國對于自己的作用，卻是從來沒有“低估”過的。《望廈條約》簽定后，加勒•顧盛在給美國國務院所寫的報告中就說：“美國及其他國家，必須感謝英國，因為它訂立了的南京條約，開放了中國門戶。但現在，英國和其他國家，也須感謝美國，因為，我們將這門戶開放得更寬闊了。”（轉引自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上冊，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2版，第64頁）帝國主義國家狼狽為奸，相互間各擺“戰功’的丑惡嘴臉，在此暴露無遺。

可見，在是否侵略過中國的問題上，美國與英、法、日、俄等帝國主義是沒有什么本質區別的；說美國與中國不像日本、俄國、英國、法國甚至葡萄牙與中國那樣，沒有過“不睦的歷史關系”，是絕對說不過去的。中國人民當然是愛好和平的，但這絕不意味著就可以忘記歷史，更不意味著可以允許某些人去篡改歷史。

二、現代

梁先生說：“更多的中國人，是由‘二戰’才知道世界上有美國這么一個國家的。美國一參戰，便當然是蘇聯的盟軍了。蘇聯是中國的近鄰，所以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似乎也離中國近了。蘇聯又是中國革命的榜樣，所以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并無敵意。”（第294頁） 在梁先生看來，美國不僅過去與中國無怨無仇，而且到了“二戰”期間，它簡直就成了中國人民的朋友和伙伴——因為美國幫助蘇聯，而蘇聯既是中國的近鄰，又是中國革命的榜樣——這樣，粱先生就按照他的邏輯，大膽地作了一個推論，“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并無敵意”！

眾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各自的利益，中國政府（即國民黨政府）與美國政府結成了同盟；為了抗日戰爭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中國共產黨也是支持這種同盟關系的。但是，如果以為這就說明中國共產黨（梁先生把這一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叫做“早期的中國共產黨”，這在黨史研究上是別出心裁的）對美國就沒有“敵意”了（梁先生用了“敵意” 一詞，真可謂煞費苦心。但他應該明白，這“敵意”也是互相的，退一步說，即使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政府并無敵意，美國政府就對中國共產黨人也沒有敵意了呢？），就失去了對美帝國主義的警惕，那就又是對歷史的不尊重了。

梁先生文章的題目是《毛澤東與“帝國主義”》，那就讓我們看看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是怎么說的吧：

1938年10月，在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說：“日本的深入進攻，進一步加深了日、美間的矛盾，蘇聯與中國的友誼是增長的，中、美、蘇三國有進一步親近的可能。但是我們第一不可忘記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區別，第二不可忘記資本主義國家之政府與資本主義國家之人民的區別，第三更加不可忘記現時與將來的區別，我們對前者不應寄以過高的希望。”（《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12月1版1次，第17頁）

1940年12月25日，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對黨內的指示中，毛澤東說： “我們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國民黨有區別的。在國民黨是所謂的‘敵人只有一個， 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國家一律平等看待，實際上是親英親美。 我們則應該加以區別，第一是蘇聯和資本主義各國的區別，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區別，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國主義政府的區別，第四是英美政策在遠東慕尼黑時期和在目前時期的區別。在這些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根本方針和國民黨相反，是在堅持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的原則下盡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國民黨那樣放棄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去依賴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國主義的集團。”（《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764~765頁）

“二戰”剛剛結束，美帝國主義的本性便很快暴露出來，它與蔣介石反動派勾結在一起，準備圍攻中國共產黨，支持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打內戰了。對此，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早有預料。

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報告即《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義正詞嚴地指出：“我們要求各同盟國政府，首先是美英兩國政府，對于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呼聲，加以嚴重的注意，不要使他們自己的外交政策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因而損害同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我們認為任何外國政府，如果援助中國反動分子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同上書，第3卷，第1085頁）

1945年6月11日，在中共七大的閉幕詞即《愚公移山》中，毛澤東說：“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說明了美國反動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動派的阻止中國人民勝利的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同上書，第3卷，第1103頁）

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所作的講演《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毛澤東說：“美國帝國主義要幫助蔣介石打內戰，要把中國變成美國的附庸，它的這個方針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國帝國主義是外強中干的。”（同上書，第4卷，第1132~1133頁） 美帝國主義在二戰前和二戰后的表演，早已成為歷史了，難道這一歷史能證明梁先生所說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并無敵意”嗎?這一歷史只能證明，“二戰”期間，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帝國主義本質的分析和揭露是極其正確的；而且，正是依靠這一正確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礎上制定的正確方針，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才取得了1946~1949年的解放戰爭的勝利，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三、紙老虎

梁先生說：

“毛澤東在1946年曾經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當年，在國際上，他主要指法西斯國家德、意、日而言；在國內主要指蔣介石及其軍隊而言。 “十年后他提出了‘美帝國主義也是紙老虎，原子彈也是紙老虎。”（第301頁）

這當然又是錯的。

1946年6月，美國進步作家、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五次到中國訪問。8月，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會見了她，并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后的國際國內形勢發表了重要談話。毛澤東這次談話的內容，收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上。按照先后順序，毛澤東談話中涉及到“紙老虎”的論斷，依次為：

“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只紙老虎”（《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194頁）；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同上，第1195頁）；

“蔣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國反動派也都是紙老虎。”（同上）。

白紙黑字，清清楚楚，毛澤東在這里是一口氣給原子彈、一切反動派（包括蔣介石反動派和美國反動派等）下了一個“紙老虎”的論斷的，這哪里存在什么毛澤東在1946年先有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只是到了“十年后”，才有了“美帝國主義也是紙老虎，原子彈也是紙老虎”的論斷這樣一個發展過程呢?1946年，新中國尚未成立，十年后，已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七年，即1956年。按照梁先生的說法，只是從1956年起，毛澤東才有了“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論斷，這豈不是咄咄怪事！不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一段時間里，毛澤東的確多次提到過他的這一著名論斷，但那只是重復他在1946年的觀點呀！

梁先生對1946年8月毛澤東說的“一切反動派”作了自己的解釋：“在國際上，他主要指法西斯國德、意、日而言；在國內主要指蔣介石及其軍隊而言”——也就是說，毛澤東1946年所說的“反動派”，在國際上，是不包括美國的。

筆者實在不理解，梁先生為什么要有意歪曲毛澤東的話。如上所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美帝國主義便開始幫助蔣介石反動派，為蔣介石反動派打內戰做準備，企圖把中國變成它的附庸； 1946年6月，“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借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毛澤東語，同上書，第1491頁）終于全面爆發了——這就是毛澤東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的歷史背景。上引關于“紙老虎”論斷的話，就是毛澤東在回答斯特朗所提的“如果美國使用原子炸彈呢?如果美國從冰島、沖繩島以及中國的基地轟炸蘇聯呢?”的問題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只紙老虎”——顯而易見，毛澤東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首先就是針對美帝國主義說的。毛澤東在回答斯特朗提出的問題時提到，沙皇、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他要說明的問題是，“美國反動派也將要同一切歷史上的反動派一樣，被證明為并沒有什么力量”（同上書，第1195頁），也是“紙老虎”。

如果梁先生認為毛澤東說的某些話，在當時就不正確，或者說在當時是正確的而放在現在不正確了，他完全可以提出來批評，但他沒有權利篡改毛澤東的話，任何人都沒有這個權利！

（1999年暑假一稿，2006年10月9日二稿，2006年10月20日三稿，陜西師范大學長安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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