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馬克思主義作為非正統的、散漫的和具有顛覆性的話語，它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可 錯性”、“核心在于方法”、“必須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自身”等基本理論立場，以反 叛姿態拓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題和形式。不是其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判斷和個別成 果，而是其永不妥協的批判精神和自覺的理論意識為今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注入了 重要資源。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和發展史中，“新馬克思主義”似乎總是一種否定性命名。然 而，盡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理論問題，它卻以反叛姿態拓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題和 形式。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出場”成為一個理論口號時，我們應該認真關注這種 非正統的、散漫的和具有顛覆性的馬克思主義話語，審視其理論邏輯對當代中國馬克思 主義哲學建構的可能意義。用政治來比喻的話，如果20世紀50年代“一切按人民內部矛 盾處理”這個原則曾經有效地防止我國極“左”政策的過度后果，在主張“世紀寬容” 的今天理論界，我們更有理由保持對新馬克思主義的寬容和理解態度。當然，這絕不意 味著在理論上和稀泥、提倡折衷路線和混淆政治立場的界線，而是主張以“統一戰線” 來擴大馬克思主義哲學對當代世界的解釋力，從而達到捍衛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實現其歷 史使命這一理論目標。

　　一、我們應該怎樣定義“新馬克思主義”這個術語?

　　按照“屬加種差”的定義方式，在使用“新馬克思主義”這個術語時，我們完全可以 自信地宣布，“新馬克思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變體。這 種變體與馬克思主義的差異，就如“印第安人”與“人”的差異那樣，并且不同的新馬 克思主義變體之間的差異，就如印第安人與非洲黑人、歐洲白種人之間的差異那樣，無 論如何大家都是“人”，因此大家都是“馬克思主義者”。

　　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嗎?托克維爾在論及美式民主在美洲興起而不得不面對印第安人消 失時，他干脆把美洲大陸稱作為西方白種人準備的“空搖籃”，隱喻印第安人的不在場 性。(注：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8頁。)在馬 克思主義發展史中，我們不是面臨著類似事實：在有關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爭論，由于“ 正統”的排他性、惟一性和壟斷性，一切自以為由馬克思主義這個龍種所孕育出來變體 不都變成了跳蚤，而馬克思主義則是為某些人預留的“空搖籃”?因為這個原因，西方 馬克思主義肇始者之一柯爾施在1930年悲憤地發出嘆息：我們是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敵 對的哲學流派”。(注：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王南ｓｈí@①等譯，重慶出 版社，1989年，第72頁。)然而，他還是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他與盧卡奇不僅是 內部的反對派，而且是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反馬克思主義者。用政治術語來說，這不 是統一體內部的身份問題，而是對抗性中的階級問題。由此看來，新馬克思主義絕不是 唐僧披上一個新袈裟，如果那樣的話完全可以說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而是蓮花座上 的紅孩兒——假觀音。所以，“新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的 馬克思主義”或“假馬克思主義”等等術語都是等質的(也因此，本文使用“新馬克思 主義”這個術語統一指稱與“正統”相對的全部馬克思主義話語)，而對于它們，我們 總是要問：神仙，還是妖精?

　　問題一經提出，答案就已明了。就如電影《流浪者》所提供的著名例子，拉貢納特作 為一個法官，他堅持“法官的兒子一定是個好人而賊的兒子則一定是個壞蛋”這種邏輯 判案時，無論被告做或沒有做過什么不都已經是個罪犯?也因此，他本人最后也陷入那 種絕望，正是他本人把兒子拉茲逼上犯罪道路并成為試圖殺害自己的兇手。在此，雖然 “只有‘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是個顛倒的例子，但是結果不正 如拉茲那樣嗎。作為一名法官的兒子，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其父的“原罪”。因此，在 諸多爭論中，雖然我們善良地希望把爭論視為一種人民內部矛盾并試圖達到一種馬克思 主義的共識，但結果卻往往與愿望相反：不是一種和稀泥式的“大家都是馬克思主義者 ”，就是把辯論對手推向敵人的位置。而在邏輯的終結處，我們則遭受到了政治的懲罰 ：大家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時，馬克思主義不在場；而馬克思主義在場時，我們卻倒不在 場。所以，在這里，我引用《流浪者》中麗達為拉茲辯護時對拉貢納特說的第一句話： “老師，您常教導我，在法庭上不應該昧著良心說話，要公正。如果我在這里說的話使 你難過，引起你精神上的痛苦，您要原諒我。”(注：[印度]拉茲·卡普爾：《流浪者 》，長春電影制片廠1955年譯制。)我的基本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內部關于正統的 爭論使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場成為一個被不斷拖延的事件。

　　然而，在理論實踐中，我們又不能沒有任何原則、缺乏任何標準地把一切馬克思主義 聲稱都視為馬克思主義。那我們如何走出這種僵局呢?我的基本立場是，正如馬克思亦 曾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人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可能存在既定的本真的馬克思 主義。在此，托克維爾關于“空搖籃”的比喻出現了戲劇性效果!去掉它的歐洲中心論 假設，去掉它的目的論和神學假設，“空搖籃”意味著一個對所有人開放的搖籃——它 既不在法律上也不在事實上屬于任何人，或者說，面對這個“空搖籃”，任何人都沒有 被先驗地賦予特權。這樣，上述邏輯僵局便在社會歷史中克服了，因為我們正是通過每 一種聲稱占據了那只“空搖籃”的具體話語來認識那只“空搖籃”本身的，熟悉黑格爾 哲學的讀者立即會想到他在《邏輯學》中關于科學之形式普遍性的說明，事實上正是如 此，真正的普遍性是一個有待填充的空的形式。在此，我們也理解了這個基本事實，馬 克思自己曾經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然而他卻是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同樣，列寧、毛澤 東都曾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最后他們都成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列寧，他最 初正是更多地通過車爾尼雪夫斯、普列漢諾夫的著作才逐步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并且 其后也正是在與“合法的馬克思主義”、“馬赫主義”等等各式各樣思潮的斗爭中才成 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既然如此，我們為什么不公開承認：我們可以通過列寧、毛 澤東能夠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亦能夠通過布哈林、托洛斯基成為一個馬克思 主義者，通過盧卡奇、阿多諾等其他“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甚至波普爾、海耶克這些 反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也可以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為什么只有一味地讀馬克思的書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為什么非馬克思主義的書讀多了，我們就一定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如果上述結論能夠成立，那為什么我們還要首先問一下“新馬克思主義究竟是不是馬 克思主義?”，答案是肯定，我們才認真面對它們，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就把它當成一 條死狗來打?不承認他們，就能夠證明我們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承認他們，我們 就永遠地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嗎?絕不是如此。那還有什么好說的呢?在此，我給出自己對 “新馬克思主義”這個術語的定義：新馬克思主義是搶占馬克思主義這個“空搖籃”的 一種沖動，這種沖動包括了諸多五花八門的形式，而這些形式折射出色彩斑斕的馬克思 主義光譜，照亮了各種各樣阻擋馬克思主義之光傳播的障礙，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的對象 一步一步突顯出來，從而為馬克思主義這只“空搖籃”獲得具體內容指明了可能性道路 。雖然每一種光譜的色彩和強度并不等質；雖然每一個棱鏡以黑格爾的方式、海德格爾 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分離出一種光譜時也不惜弄假成真把馬克思打扮成戴著滑稽小帽出場 的小丑；雖然它也許使我們名譽掃地，就像蘇聯的馬克思主義那樣，但誠如不少學者已 經充分注意到的那樣，革命年代感人的口號說得好“血不是白流的!”，這些為馬 克思付出的代價以及馬克思主義本身付出的代價，不是別的，正是馬克思主義在場的最 真實現象。這便是我要大聲說的：正是如此，成為新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惟一接近馬克思 主義的方式。沒有人能夠直接面對本真的馬克思，沒有人天生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只能通過別的棱鏡來窺探可能的馬克思主義，我們只能通過把自己變成棱鏡，使馬 克思主義在當代出場。這樣，我們無須因為自己被貼上“新馬克思主義”的標簽而自慚 形穢，更不會以為自己是個正宗的馬克思主義就夜郎自大，而是老老實實地學習研究我們時代給馬克思主義提出的問題。

　　二、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

　　在進一步探討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之前，有必要強調的是，當我們懸置“妖精還 是神仙”這個問題時，我們并非簡單地要求以同情和歡迎的態度擁抱各種新馬克思主義 主張，相反，我們把所有這些馬克思主義聲稱都視為競爭對手，并試圖迫使他們一步一 步接近馬克思，從而解放馬克思所受的歷史束縛。我們這樣做，只不過遵循了列寧的教 導，他認為競爭對手往往正確地指出了我們自己的缺點。這樣，我們就不會拘泥于問， 他們到底是否代表了馬克思主義，而是問他們究竟是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或按照當 今學術行話來問，他們的提問方法是什么。我們絕不能低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當年的 馬克思正確地提出歷史研究的科學前提從而描述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初步輪廓時，不正是 強調與他競爭哲學批判的青年黑格派之錯核心在于方法，與他競爭“政治經濟學”批判 的蒲魯東“問題提得非常錯誤，甚至無法給它一個正確的回答”?(注：馬克思對青年黑 格爾的批判參閱《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批判參閱《論蒲魯東》，《馬克思恩格斯 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5頁。)如果說，馬克思是在理論的競爭中 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注：一個有趣的歷史事實是，馬克思正是在與巴枯寧等人的理論 斗爭中被戴上“馬克思主義者”這頂帽子的。)那么在今天，除了競爭，我們還有其他 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嗎?這樣說來，我們研究其他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正是擊穿 他們“馬克思主義”理論外殼迫使馬克思再次出場從而產生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 徑嗎?而在這一過程中，邏輯(方法)不正是關鍵嗎?

　　與“正宗”的馬克思主義相比，新馬克思主義之“新”恐怕首要地在于堅持了以下三 個基本立場：第一，馬克思主義的可錯性；第二，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在于方法；第三， 必須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自身。這三個問題所針對的便是絕對的教條主義思維，而這恰 恰又是第二國際時代理論與實踐關系所引發的。眾所周知，由于資本主義在19世紀90年 代以后的急劇變化，第二國際以來，馬克思主義確實長期面臨著一個根本性的危機：理 論與實踐的脫節。在處理這個危機時，今天我們已經充分看到，馬克思主義內部產生了 三種重要的路線：要么為保全理論的純粹性而無視現實(考茨基路線)；要么為追求實踐 的功利性而犧牲理論(伯恩斯坦路線)；要么重新把理論與實踐統一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 (列寧路線)。在這三種路線中，列寧無疑代表著一種正確路線，這一點也為歷史經驗所 證明。但是，如何在理論上提煉和闡明列寧路線的科學原則卻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正如 葛蘭西在“十月革命”后以“反對《資本論》的勝利”來判斷它，新馬克思主義首先看 到了體現在正確實踐中的理論非教條性，即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可錯的。盧卡奇 正是試圖在這個問題上有所貢獻才出版了《歷史與階級意識》這一文本，然令他本人尷 尬的是，其論證方式恰恰在擊穿了教條主義思維的同時也使得堅持列寧主義不可能，從 而實際地開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道路。而更早，是伯恩斯坦率先提出了馬克思的可錯性 問題，在《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主義民主黨的任務》這個臭名昭著的文本中，他表白 ：“在這本書里第一次有一個屬于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社會主義者對于馬克思主義本身的 一系列原理進行批評，而在那以前，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討論幾乎永遠只是圍繞這些原理的解釋和由它們產生的結論進行的”。(注：伯恩斯坦：《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 黨的任務》，殷敘彝譯，三聯書店，1965年，第268頁。)在新馬克思主義姿態中，伯恩 斯坦只占據了這一條，因為他不懂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在于方法，因此只能援引外在的經 驗“事實”來批評馬克思主義。在正確地陳述了教條主義思維之弊端后，他亦未能走出 一條正確的道路。

　　青年盧卡奇確實在理論上極大地走出了一步，因為，他不僅正確地指出所謂馬克思主 義的“正統問題”僅僅是指方法而言的，而且實際上提出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的 理解問題，即馬克思主義科學的基礎問題。所以，即使青年盧卡奇的道路最終證明仍然 是一條失敗的道路，但說他指出了問題的所在是不過分的，正是從方法角度及其延伸出 的本體論問題構成20世紀捍衛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方向。而這個問題自然地與新馬克 思主義的第三重要論題——把歷史唯物主義運用于自身——直接聯系起來。

　　盧卡奇反對自然(實體)本體論而試圖從社會存在(關系)本體論來解釋馬克思主義的科 學特征，其意義并不僅僅在于證明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終結性的歷史科學，因為后來反駁 這一路線的阿爾都塞試圖證明的是同一個東西。那這一路線的至關重要的貢獻是什么呢 ?我認為，在于徹底地捍衛歷史生成性的觀點，從而把歷史唯物主義置于歷史之中。在 青年盧卡奇看來，揚棄“完全獨立的、自我封閉的自律體系”之外觀，這正是歷史唯物 主義理論的基本貢獻，也是其區別于資產階級科學的基本特征。(注：參閱盧卡奇：《 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等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歷史唯物主義的功能變化》 。)更清晰地說，這一路線試圖把馬克思歷史化的同時使之擁有與歷史生成性一致的開 放性。而這一點恰恰是通過把馬克思黑格爾化來完成的，因為在形式普遍性上，正是黑 格爾的《邏輯學》正確地提出科學的開端問題和“自己創造自己的對象，自己提供自己 的對象”的具體科學問題。我們再說一遍，雖然盧卡奇從本體論角度提出這個問題混淆 了本體論與認識論之間的界限并以前者替代了后者，這是成問題的，但就這個問題與黑 格爾的關系來說，他抓住黑格爾是正確的。列寧不正是在閱讀《邏輯學》過程中發出這 樣的感慨：“不鉆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 》，特別是它的第1章。”(注：《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1 頁。)如果說列寧發出“半個世紀以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理解馬克思的!!”這 種感慨原因是馬克思主義者把黑格爾當成一條“死狗”給拋棄了，那么提出這個問題不 正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嗎?也正是這一原因，我們看到一種似乎貫穿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 史的宿命：馬克思和黑格爾成為相望卻不能分開的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馬克思主義的歷 史科學的起點是由他們之間的關系所維系的。而正因為此，阿爾都塞和盧卡奇這兩個冤 家在骨子里卻出奇地相似，它們是同一種基因孕育出來的孿生子，但是因為一前一后的 出生卻相互反對。然而，無論如何，盧卡奇說，“歷史唯物主義必須運用于自身”，( 注：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等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343頁。)阿 爾都塞同樣說，“必須把據以思考一般的現實理論形態(哲學意識形態、科學)的馬克思 主義理論概念運用于馬克思本身”(注：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商務印 書館，1984年，第13頁。)。也即是說，雖然他們一個試圖以黑格爾的姿態重塑主體性 哲學來為無產階級革命論證，另一個則相反要求正視馬克思主義哲學反人本主義特征理 解它的科學實質，但都同樣堅持“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自身”這個原則。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人本主義和反人本主義兩種對立的路線看，在馬克思身后， 各種“新馬克思主義”雖然給馬克思主義戴上五花八門的帽子，但上述三個對馬克思主 義理論的基本態度卻出奇地一致。從這一事實出發，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新馬克思 主義者被迫把馬克思打扮成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爾甚至弗洛伊德的形象?或者說， 他們為什么能夠讓馬克思戴上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爾、弗洛伊德等這些帽子?

　　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全部新馬克思主義中的獨特位置，或許與他們更明顯的自覺理論意 識有關。但無論如何，可錯性、理論方法和自我反思這三個由全部新馬克思主義共同提 出面對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其意義不只是使馬克思本身歷史化，更重要的，它迫使馬克 思主義進入一個有限的然而卻是開放的空間。在這樣的空間中，馬克思主義就不再是一 個純粹形式的“空的搖籃”、“沒有水的桶”，而是居有、統治、消耗并建筑著世界的 理性。當我們今天高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出場”，要做的不就是建構這樣的科學 嗎?

　　三、向“馬克思的幽靈們”致敬

　　由于馬克思喊出拿起武器做最后一次了斷的口號，馬克思主義便受到人類歷史上從未 有過的禮遇：一方面，它成功地動員了全球人口的多數，亦迫使自己的敵人空前地團結 起來；另一方面它以摧古拉朽的力量迫使各意識形態撤退或偷偷地挪用它，亦同時幾乎 在一切領域遭到各種甚至相互敵視思潮的共同攻擊、歪曲和誹謗。因此，整個馬克思主 義理論歷史上，它一次次地遭到各式各樣的“突然襲擊”便是一種常事：

　　――以最新科學發現的名義宣布馬克思過時。從以“物質消失”的名義批判唯物主義 到以“耗散結構”來改寫辯證法便是如此；

　　――找到馬克思的錯誤論調證明馬克思主義的不實。在經濟學領域對馬克思危機理論 的攻擊、對馬克思階級理論的歪曲等等；

　　――強調馬克思未曾考慮到或展開的事實。丹尼爾·貝爾從《資本論》第三卷的“社 會發展圖式”推導出的所謂“后工業社會”即是如此。

　　――夸大馬克思的內部矛盾。在這一點上，“西方馬克思學”關于兩個馬克思的神話 是最著名的。

　　面對這些突襲，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投降了，另一些堅定的馬克思主義捍衛者、正直的 馬克思主義同情者則采取不同的策略進行應戰，例如：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 》對唯心主義哲學的反擊；盧森堡從世界體系內的資本積累問題入手對馬克思主義科學 方法的解說；戴維·哈維從剩余價值理論對所謂現代性和后現代性說明；阿爾都塞從科 學認識論角度對馬克思歷史科學的辯護等等。

　　雖然并不能簡單地把全部新馬克思主義都視為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辯護的話語，但說它 們認真對面對了馬克思主義的外部挑戰和內部矛盾并不過分。而在這一意義上，不同的 新馬克思主義話語無疑具有“突圍”的意義，正因為此，馬克思主義的主題和形式因它 們大大地拓展了。

　　因為上述原因，我們難道不應該重新考慮自身捍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策略?用政治術 語來說，努力實現世紀團結、聯盟或統一戰線；用倫理的語言來講，以寬容的姿態包容 馬克思主義內部可能出現的多元化。事實上，西方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和團體已經充分 注意到這個問題。在此，我愿意從中國學者的立場提出這個問題，并且套用德里達的表 述，把它描述為“向馬克思的幽靈們致敬”。(注：雖然我并不認為在德里達那里存在 著一個從解構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立場問題，但我認為，正是在阿爾都塞所言策 略的意義上，經由解構構造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可能的。因此，國內學者給予德里達 甚至是過高的贊譽亦是可以理解的，這反映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向多元理論 姿態邁進。參閱陳學明的《走近馬克思》(東方出版社2002年)、楊耕的《德里達：從解 構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載《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第二輯，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1年)。)

　　向幽靈們致敬，當然不是對他們結論的無條件歡迎，而是在本文第二部分理論邏輯上 說的。這意味著把這種邏輯視為溝通馬克思主義的基始問題和新馬克思主義自己提出的 問題之間差異的中心線索。如果說差異是理論意義所在，那么真正的幽靈不在于某種精 神氣質，而正是隱含在差異背后的以自發方式呈現的歷史條件。因為，面對思想史，最 難解的不是為什么在某一時刻突然某一哲學家提出某種哲學觀點，而是為什么差異萬千 的理論觀點總是指向某種朦朧曖昧的內核，這使我們感到多樣紛繁的理論外觀只是那個 內核的具體表現，而內核則是捉摸不定的幽靈。這樣的幽靈有不少，“存在”、“主體 ”等，而現代社會最終的基礎則是“資本”。按照馬克思的理解，共產主義不是觀念而 是現實的運動，因此它是確鑿的，但是正由于這一點，我們亦必須把它視為一個幽靈， 因為它必須隨著“資本”顯形的方式變化而變化。這就好比是二郎神追逐孫悟空，如果 沒有七十二變的本事，那么他就只能望著孫悟空的變化無可奈何地嘆息。因此，在今天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遭遇的一個現實問題是，當我們面對2000種金融衍生工具每日推動 著2萬億以上美元流動，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理論眼光，我們就看不到資本的存在。至 少，把比爾·蓋茨的成功當成“資本雇傭勞動”這一資本定律的終結，與此相反，一提 到資本家，想到只是貪婪奸詐的威尼斯商人，最多是老洛克菲勒，這種理論水平與馬克 思的要求相差不知有多少。例子當然可以舉出許多，道理只有一條，資本變了的時候， 我們中的許多人還堅守著一兩個19世紀的教條。美國學者德里克在反思社會主義挫折時 ，他強調20世紀的社會主義沒有跟上時空變化，災難性地模仿了19世紀的工業化道路，此言并不虛。事實上，這讓人重新想起列寧在新經濟政策執行過程反復強調過的“更大 的靈活性”，他把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比喻成“換車”，這種換車并不轉換路標走資本主 義的道路，而是“向資產階級學習”，走的仍然是“共產黨員要走的路”，這正是辯證 法的基本要求。在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問，如果資本主義不斷變化，我們是否也應該持 續地“換車”?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在兩種目標競賽的事實面前，只有到社會主義獲得 全部勝利的那一天，或許我們才可以稍許停下來息一口氣，“謝天謝地，總算不需要追 趕資本主義這個幽靈了”。

　　面對無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還是蘇東的馬克思主義都沒有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替代提供 一條有效的道路這個基本事實，或許我們不應該談論經由新馬克思主義捍衛馬克思主義 的可能性。但是，我們同樣應該看到，新馬克思主義確實在理論姿態上提出了馬克思主 義的靈活性這個問題，并且他們自己面對的問題也并不是虛幻的。我們以生產力問題為 例。眾所周知，馬克思強調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物化問題源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 ，他從來沒有直接批評過生產力本身，然而貫穿于西方馬克思主義主線的卻有生產力批 判這一條。在這種差異中，究竟孰是孰非?他們是否故意把馬克思主義引上了歧途?當然 不是，首先，他們從來沒有放棄資本主義制度不合理性這個前提，并把替代資本主義作 為實際的政治目標；其次，在20世紀，核武器的出現、人造衛星的上天、能源危機、生 態災難發生時，技術的過度發展并沒有帶來生產關系的徹底變化，按照安東尼奧尼的《 紅色沙漠》男主人公科拉多的臺詞來講，現代社會是“公正不夠，而進步過多了”。在 此背景下，總體的社會革命恰恰因為過度解放的技術而更加復雜化了。也就是說，雖然 西方馬克思主義最終沒能開出一個有效的藥方，但其對現代社會的診斷卻沒有錯。當然 ，我們也不能說馬克思錯了，因為他沒有遇到這個問題!正是因為這一原因，青年盧卡 奇強調的當代社會遭受生產力奴役問題、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啟蒙理性―工具理性的哲學批判、馬爾庫塞對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技術的政治批判等等，都已經成為當代理論的重要資源。在此，從這樣的例子中，我們能夠得出的結論仍然是，現成的答案是不存在的，在與資本主義這個幽靈的斗爭中，我們需要更大的靈活性。

　　在這一立場上，在關注新馬克思主義的當代發展時，必須注意由于當代資本主義及其 對立面社會主義的復雜變化所造成的復雜全球勢態：一方面，由于社會主義的挫折，馬 克思主義的主題急劇收縮撒退至《共產黨宣言》――全球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及其克服 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當代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散裂又迫使馬克思主義形式離開《共產黨 宣言》以突出的非中心化方式擴散――無產者之外的全球其他階級、種族、社群的聯合 。或者可以這樣來說，雖然在工人階級這個中心點上，馬克思主義退縮了，但在一切敲 詐資本主義的新社會運動和理論中，我們似乎都可以看到馬克思被肆無忌憚地用作炸彈 ，這便有了馬克思主義之后現代、后殖民、女性主義、生態主義等等不同的變體。

　　當然，馬克思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敲詐者而是其死亡的預言者，故它從不以新社會運 動的局部勝利為滿足。但是，我們仍然需要向這些馬克思的幽靈們致敬。因為，在現實 中，沒有人像阿里巴巴那樣擁有開啟寶藏之門的秘語，喊一聲“芝麻開門”而直接站到 歷史的終結點。如果把馬克思主義視為少數人走捷徑的固定口令，迫使大多數人在尋找 解放之途時必須穿過這條小路，那么它將以自身的神秘性而荒蕪。事實上，從馬克思主 義誕生以來，當它公開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是無產階級的，并且強調“只有無產階級是 真正革命的階級”時，(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 995年，第282、307頁。)它只是堅持自己的歷史使命保證其不被其他任何特殊的權利運 動污染，但它從未排斥其他階級及其權利聲稱，因此當拉薩爾派斷言“勞動的解放應當 是工人階級的事情，對它說來，其他一切階級只是反動的一幫”，馬克思堅定說，這是 “荒謬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第282、307頁。)因此，在今天，在共同反對全球資本主義運動中，如果有馬克思主義 者對女性主義者、生態主義者、同性戀者或其他非無產階級派別說，你們只能和資產階 級一道組成反動的一幫，這同樣是荒謬的，他肯定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既如此， 向存在于這些運動和理論中的馬克思幽靈致敬又何妨呢?為什么我們不能指望馬克思主 義借由這些運動而得到普遍化的認可呢?在所謂后現代語境中，我們到哪里去找阿爾都 塞所言的那種“十分特殊的”“大知識分子”來發展馬克思主義呢?(注：阿爾都塞所言 的“大知識分子”是一個專門化的特稱，它指“作為活動家出現的，在許多方面具備空 前才能的一類十分特殊的知識分子。他們是真正的學者，有很高的科學造詣和理論修養 ，對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各種形式，對這些形式的現實和變化，他們都十分熟悉， 并時時刻同這些形式作斗爭，他們敢于在理論實踐中進行反潮流，敢于同‘官方真理’ 相抗衡，并且能不顧各種流行偏見的禁止和阻撓，斷然走上由馬克思開辟的寬廣大道。 如果他們對工人階級沒有清醒的和堅定不移的信任，如果他們沒有直接參加工人階級的 戰斗，從事這種性質的和這樣的事業真正是不可想像的。”(《保衛馬克思》，顧良譯 ，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8頁。))
在此，我斗膽批評哲學市場中一個怪現狀：許多人一旦戴上“馬克思主義”這頂小帽 ，他既不愿意為它的榮譽而戰，又不愿意把它施舍給別人。這不僅不能保證馬克思主義 的純潔性，相反，它把許多可能通向馬克思主義的小道給堵死了。而事實上，我們已經 反復強調，既不存在一成不變的馬克思主義，也不存在著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就 像從不同的地頭在一塊地里尋找食糧的田鼠，我們各自挖洞在偶然間遭遇到馬克思主義 。如果是這樣，那為什么我們不能指望女性主義者、后殖民主義者甚至同性戀等等這些 所有的田鼠共同把資本主義這塊田翻個遍，以偶然的方式使馬克思主義必然化?

　　因此，別吝嗇“馬克思主義”這頂帽子，愉快地把它獎賞給那些以它為榮的理論家們 吧，我們亦因此不再為“馬克思主義”之“新舊問題”而做無謂的爭論，把眼光真正投 入到當代提出的那些問題上。

　　四、尋找“馬克思當代性”之阿基米德支點

　　在本文中，由于我寬泛地定義“新馬克思主義”這個術語，無疑，它亦帶來這樣一個 問題：如果流行的含義主要指涉本土之外的語境，我們這里便包含了本土語境，那么， 本土語境的新馬克思主義究竟指怎樣一種理論立場呢?它與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具有何 種關聯呢?在新近與張一兵教授和張亮博士合作完成的一個項目中，我們探討了西方馬 克思主義在近20世紀中國語境中的遭遇問題，在其中已經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邏輯在 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影響進行了評估。我們認為，除了包括“異化”、“實踐 ”等一些具體觀點外，在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術界影響很大的突破傳統哲學教科書框 架以及“重新解讀”或“重建”“馬克思的當代性”的努力受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 的實質性影響。而在根本上，這種影響又表現為當代中國學者自身理論研究方式的進步 。(注：參閱張一兵、胡大平、張亮：《我國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邏輯轉換和當 前課題》(未發表)。)在某種意義上，我把這項研究看作是對這兩個問題的部分回答。 因為從我的定義出發，由于教科書的“正統性”，凡是對它提出挑戰的理論觀點都可在 邏輯上視為本土新馬克思主義沖動。所以，在此，我繼續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例，來探 討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步形成的“地平意識”的意味。雖然在大多數時候這個地平意 識并未以清晰形式來表達，而代之以諸如“當代視野中的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 存在論境域”等等這樣飄忽或者堅硬的形式，但它確實已經成為支撐中國馬克思主義哲 學界理論繁榮的基石。

　　“地平”作為一個比喻，其意義每個人都不會讀錯：作為我站立的土地，既是理論的 出發點，又是它的落腳點。因此，以實踐為旨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必然把現實作為自身 的地平，正是這一原因，馬克思非常明確地說：“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 ，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 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注：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頁。)然而，理論總會溢出現實，在它自我劃定的圈子中 作循環往復的運動，即使馬克思主義哲學亦不例外。雖然我們并沒有發展到拿它來討論 鬼神問題，但是畢竟沒有人阻止把它作為終極關懷問題討論的一個注腳這種做法，更不 必說讓它糾纏于絕對體系夢想和形而上學的“實踐”觀討論了。因此，“地平”在相當 長一段時間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界是一個缺失的東西，人們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 點都是教條，從教條出發為教條論證。也因此，當中國學者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最初遭遇 時，大聲說出的是“這種修正主義!”，小心翼翼地問道的是“馬克思主義與否?”。

　　現在，我們無須對這種第一次親密接觸時不可避免的狐疑和唐突感到不安，雖然尚有 人仍然停留在判斷的水平上。因為，畢竟，戴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頭上的那頂滑稽小帽( “西方馬克思主義”)因多數人感到不適而摘掉了。(注：說它滑稽，是因為在邏輯上， 正確的方法是把引號打在“馬克思主義”頭上――即西方“馬克思主義”，當然，這又 會失去“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術語的意義，稱“西方‘馬克思主義’”吧又 太煩。)人們充分意識到，直接轉述傳統教科書的觀點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否定 性宣判，這種做法的合法性是值得懷疑的。與之相對，深度解讀開始成為一種技術選擇 。(注：張一兵：《深度解讀：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盧卡奇》，載《哲學動態》1999年第8 期。衣俊卿：《20世紀的文化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深層解讀》，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3年。)正是在這種技術模式下，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的內在合理性才會激發我 們自己的創新動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才會成為一種內在的理論需要。今天，開 始為人們普遍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出場”這個口號無疑表明了這一點，而這 個口號本身的西方語法則暗示著它與西方哲學的關系。

　　最初，我們小心翼翼地肯定西方馬克思主義時，我們只是說：“‘西方馬克思主義’ 已經成為現代西方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研究當代世界的新變化，努力吸取各門科學發 展的最新成果，是它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特征。即使當它以現代唯心主義的歪曲形式出現 時，有時也還包含有一些真正由實踐產生的實際的、迫切的科學問題。”(注：徐崇溫 ：《“五月風暴”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動態》1988年第9期。)而我們今 天已經認識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并不是簡單地發展出幾個概念，事實上，不僅它用 新概念描述的是西方社會歷史變化的基本事實，如上面提到的生產力問題；而且它所采 用的理論戰略也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例如，法蘭克福學派的干將們繞開了官方的馬克 思主義，取道尼采、弗洛伊德來討論人與時代之間的關系，在形式當然與馬克思主義幾 乎不相關。但如果我們注意到在30年代霍克海默擔任所長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后的成 果，這些成果包含了一系列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結論的改寫，例如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 間關系的改寫，那么他關于批判理論的見解恰恰是作為一個總結出現的。在其中，馬克 思的政治經濟批判雖然沒有在前臺出現，但是卻仍然是退隱在后臺的基礎。(注：霍克 海默非常明確地強調，批判的社會理論是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批判為基礎的，參閱《批 判理論》(李小兵譯，重慶出版社，1989年)。)由此可見，法蘭克福學派把文化問題作 為中心提出，不是否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地位，不是簡單地否定生產力對生 產關系的歸根結底的作用，而是指出當代資本主義變化已經使得文化的地位發生了極大 的改變。在豐裕社會條件下，由于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作為革命基礎的生產力不僅不再是匱乏問題，而且成為過剩問題；與之一致，另一方面，文化成為維系資本主 義統治的基本手段，成為革命必須加以重視的一個問題。這顯然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逐 步明了的資本主義現實。同樣，我們可以肯定，多斯桑托斯所論“帝國主義與依附”、 阿明所論世界范圍內的“不平等交換”以及其他以馬克思主義名義進行言說的話語，直 到最近關于“全球資本主義”的話語，都不是妄言。當我們從邏輯上理解諸種新馬克思 主義話語的合理性源自其自身面對的經驗事實，我們自己馬克思主義言說的經驗基礎不 就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了嗎?

　　更重要的是，馬克思身后的馬克思主義，無論是伯恩斯坦及其后的社會民主黨人“修 正主義”路線，還是盧森堡和盧卡奇之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無論是列寧―毛 澤東―鄧小平正確的實踐立場，還是斯大林教條主義綱領；無論對與錯或正宗與異端， 凡是冠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沒有一種是馬克思本人思想的簡單復制。在此，我們似 乎遭遇到一個無法解開的理論悖結，仿佛一種正確的學說一發端就開始了自我否定的過 程。然而，我們必須大聲說：正是如此!因為，“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 ，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于意識的空 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 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 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注：馬克思：《馬克思 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4頁。)馬克思說，那些試圖獨立于 現實生活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哲學，是一種意識形態。相反，“客觀地運用的靈活性，即 反映物質過程的全面性及其統一性的靈活性，就是辯證法，就是世界的永恒發展的正確 反映。”(注：列寧：《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1頁。)正因為歷史的經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所以 我們無須在走入一個馬克思本人不曾遭遇的歷史環境之際，總是小心問“如此這般行否 ?”。我們必須強調，正是馬克思主義科學迫使我們自己學會面對現實。

　　所以，當人們真正理解新馬克思主義哲學邏輯，基于自身地平建構服務于自身當代社 會歷史需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就成為一種自覺的意識。這樣看，如果最初有學者假借 西方馬克思主義戰袍嚇退教科書體系，這是出于一種無意識，那么在今天，闡述馬克思 哲學之當代意義、澄清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語境、探索全球化時代馬克思主 義哲學的出場路徑等等研究不正代表著一種自覺的理論追求嗎?

　　因此，我們可以概括，如果新馬克思主義在其精神中包括了“當代性”的自覺意識， 那么中國學者從中悟到的正是：我們自己必須尋找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性的阿基米德支 點。

　　五、后退，再后退

　　從經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看，1968年，理論經歷了判決性檢驗。結果是殘酷的：雖然 作為總體稱謂的新馬克思主義在學術和思想中仍然延續著，但它的過去，無論是狹義的 “西方馬克思主義”、前蘇東的“新馬克思主義”等等卻都已經成破碎的鏡子。在此背 景下，我們如何繼續言說馬克思主義之“新”呢?在此，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這種 “新的言說”總是向前的，永遠指向正在物化的現實或即將出現然而注定要物化的將來 。相反，理論往往要回溯性地面對過去――在我們的批判指尖悄悄溜走的另外一種可能 性，這種可能性既以曇花一現的現實樣態存在過，又散落在各種為自由打開空間的概念 工具中。因此，我們總會在某些時刻感到“返回”、“重溫”、“反思”的迫切性。基 于此，我在本文中提出一個聽起來過激的觀點：在今天，我們馬克思主義哲學所面臨的 形勢不是創新，特別不是當代市場中那種為維持競爭而刻意制造差異假象的那種創新， (注：這種創新既表現為三菱公司與本田公司同一類型產品(如SUV運動型汽車)之間的“ 品質差異”，也表現為同一公司同一類產品(如聯想公司的微機)的“代際差異”，然而 正如阿多諾早就指出的那樣，這些差別“不過是好奇心不同的孩子們所產生的幻覺而已 。鑒賞家們之所以能夠指出各種產品的優劣，只不過是為了維持競爭的假象和選擇的范 圍罷了。”(《啟蒙的辯證法》，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8 頁))而是“后退、再后退”。

　　在一個創新成風的時代，提出“后退”口號可能不適時宜，但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卻不 必害怕。無論是革命領袖的策略指示，還是久經時間考驗的生活常識，不都是說“退一 步是為了進兩步”嗎?因此，后退不是別的，而正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策略。
讓我們看看為什么要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研究中提出“后退”策略吧。首先，在理 論態度上，嚴峻的政治現實要求我們直面這個問題：前蘇聯的失敗給理論研究提出了什 么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在本能上辯護，說這絕不意味著馬克思主 義的失敗，理論不應該為之負責。誠然如此，但是僅僅由此提出創新口號就夠了嗎?反 觀蘇聯和東歐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歷史，從20世紀40年代以鐵托“自治”為核心的新理論 、到后來南斯拉夫的“實踐派”運動、波蘭的人道主義運動，創新一直不都是個事實嗎 ?更不要說戈爾巴喬夫臭名昭著的“新思維”了。然而，隨著實踐的失敗，這些創新也 煙消云散了。為什么會這樣?當然，這其中包含著許多復雜的社會歷史因素，但是我們 不應該反過來考慮一下自己的理論態度嗎?我們的理論家真的理解了毛澤東在20世紀40 年代有關學風問題的討論，落實了“把豐富的實際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這個理論研 究的基本態度，貫徹了“實事求是”原則?(注：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 民出版社，1994年，第813頁。)看一看現實吧，一方面，令人嘆為觀止的體系構想、驚 人的創新論調、華美的篇章每年消耗著上千噸的紙張，另一方面而頤僑詞歉芯躉共還?nbsp;完善、問題還沒有說到點子上、與實際需要還有很大的距離。在這其中，除了時代變化 太快，除了我們的水平有限，難道和我們的理論中仍然存在著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 和黨八股”這三種弊端就沒有關系?而要從根子上“把產生這種歪風的洞塞死”，正確 的方法不就是從宏大理論回到現實問題、從自滿式的理論自我創新向“實事求是”這個 馬克思主義基本態度的后退、從無節制的向前跑向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后退?

　　其次，在理論觀點上，我們必須問自己：馬克思到底支持和反對什么樣的“主義”?在 這個問題上，鄧小平曾經對有關人道主義觀點提出一個批評意見，他指出這些觀點“不 是向前發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馬克思主義以前去了。”(注：鄧小平：《鄧小平 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頁。)我認為，這個意見并沒有被我們充分 重視，因為我們在“創新”過程中，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反諷地倒退到馬克思主義之前去 。關鍵原因在于，我們對“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之前”(事實上，也即是什么是馬克思主 義)根本就沒有自覺的意識，總以為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鄧小平的個別段落發揮 一下就是創新。而事實上呢，無論是在西方還是中國流行的許多幾成教條的陳辭濫調， 如關于“人”、“人的本質”和“人的存在”，它們正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自己學說 過程中加以克服和清除的。對此，孫伯@②先生有一個樸素然而極其重要的提示，他說 ：“只要認真地研究一下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就可以獲得明確無誤的證明。”(注 ：孫伯@②：《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9頁。)這不就是回 到經典著作本身的重要意義嗎?

　　最后，在理論方法上，我們不僅必須問“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而且必須問“ 我們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本身”這個問題，我們不正是通過回溯的方法來解決這兩個對 創新具有至關重大作用的問題的嗎?如果列寧在《哲學筆記》中關于辯證法、關于理解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的論述是正確的，那我們應該問自己：列寧之后為什么我們仍然 不斷地重復列寧所批評的錯誤?而正是這個問題使我們認真地面對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 史，重溫馬克思主義在被實踐圍困、被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突襲時一次次的突圍。實踐方 面的例子無須多說，讓我們還是關注一下西方馬克思主義吧。當盧卡奇從本體論入手實 際開辟西方馬克思主義道路時，在哲學史上，提問方式并不是新的，它的“新”只是相 對于第二國際時代流行的馬克思主義解釋缺乏本體論維度這一點而言的，事實上呢，這 種從本體論維度重建被第二國際毀壞的馬克思主義的努力最多是一種自我退縮――通過 退回到前馬克思主義的基地(黑格爾)――從而為理論的重新展開打開一個缺口。如果我 們正確理解由馬克思闡明的理論以及實踐策略的條件性，那我們就會把“問題本身的普 遍性與答案的相對性”作為一個自覺的理論意識，就會認識到：在理論進步過程中，在 給出具體答案時重新提出基本問題本身，這是一個正常現象。回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 不正是正確理解“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這個根本問題的基本手段，并且也正是在 回顧過程中我們將獲得自身對“我們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本身”這個問題的正確理解?

　　當然，在理論上，誠如大多數人擔心的那樣，“后退”或者“回到”往往是維護“原 教旨”的行動。在這一點上，新馬克思主義也不是例外。當盧卡奇強調“我們堅持馬克 思的學說，決不想偏離它、改進或改正它。這些論述的目的是按馬克思所理解的意思來 解釋、闡明馬克思的學說”，他的“退縮”不正是為了維護原教旨嗎?(注：盧卡奇：《 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等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1頁。在這里，必須進一步 強調的是，盧卡奇在1922年寫下這段話的時候，他是完全自愿的，并沒有受到任何意識 形態的直接強制。)因此，當前有學者重提“回到馬克思”這個口號時，關于它的原教 旨性質的批評也就應聲而起。我是屬于這個“回到馬克思”的學派成員之一，在此，我 有義務為這個學派進行辯護。前面已經闡述了對“回到”這個問題意義的理解，接下來 ，我進一步對當前可能的選擇進行定位。需要說明的是，在本文這一部分的辯護中，我 并沒有嚴格地堅持學派的整體立場而試圖從純粹個人立場的出發而對這一口號進行發揮 。我的觀點包括下述三個方面：

　　第一，正如這個口號所蘊含的“退一步”與“進兩步”的辯證法，張一兵在其最重要 的著作《回到馬克思》中已經對這一口號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因此，只要注意到他關于 自己以及我們這個學派的非原教旨性質的辯護，就不會繼續向他提出“既要‘回到’( 過去)，又何來‘面向’(未來)”這樣的問題。在此，我堅持認為，這類問題不是蒲魯 東式的幼稚，就是別有用心。因為，“回到”是對創新基礎――我們創新的前提和出發 點、我們進行創新的基本方法、我們面臨的實際任務以及我們自身的理論意識等――的 審理，而不是反對創新本身。缺乏上述基礎的保證，創新就僅僅是一種意識的騷動、詞 句的造反、理論叫嚷。讓我們重溫一下馬克思在第一次正面闡述其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思 想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篇首是如何評論這種“創新”的吧，他說“正如德國的玄想家 們所宣告的，德國在最近幾年里經歷了一次空前的變革。從施特勞斯開始的黑格爾體系 的解體過程發展為一種席卷一切‘過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騷動。在普遍的混亂中，一些 強大的王國產生了，又匆匆消逝了，瞬息之間出現了許多英雄，但是馬上又因為出現了 更勇敢更強悍的對手而銷聲匿跡。這是一次革命，法國革命同它相比只不過是兒戲；這 是一次世界斗爭，狄亞多希的斗爭在它面前簡直微不足道。一些原則為另一些原則所代 替，一些思想勇士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殲滅，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聞的。在1842―1845 年這三年中間，在德國進行的清洗比過去三個世紀都要徹底得多。據說這一切都是在純 粹的思想領域中發生的。”(注：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62頁。)在所謂知識經濟條件下，我們所經歷的與此沒有相似之處嗎?

第二，在對第一種立場進行辯護的過程，我逐漸比張一兵教授走得更遠，現在我堅持 認為，必須重新強調原教旨才能保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出場”這個口號所推動出 場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原教旨不是別的，而是對資本及其造成的物化永不妥協的 批判精神。本文第三部分通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例子已經充分說明這一點，由于這個保 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比許多批評他們的正宗馬克思主義者不知要馬克思主義多少倍! 他們不僅在理論上堅持了這一點，而且實際地在政治立場上堅持了這一點，所以他們采 取了自覺的邊緣化策略，不準備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當成在物化社會中的通行證，把它當 成商品社會中用以兌換自己所需要生存資料的商品。與之相反，許多自由主義的斗士， 雖然他們是馬克思的敵人，但亦體現了這種可敬的品質，如果沒有他們對自由主義原教 旨――斯密傳統、馮·米瑟斯傳統――的捍衛，自由主義亦不可能有今天的現實。由此 ，我們可以反問，不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是否能夠擁有馬克思主義的未來?在這里 ，被“原教旨”指責嚇怕的理論家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

　　更進一步。第三，一個表面上看起來的更為矛盾然而卻比其他任何可能立場都更現實 的選擇是：通過對原教旨教條的內部顛覆來捍衛原教旨本身。這不是一個學理的推論， 也不是一種被迫的選擇，而是積極的主動的策略。如果人們常說的“人最大的敵人在于 自身”是一種真理，那么，一種理論或學說實現自身的最大障礙恰恰也在于它的教條， 正是這些教條在它自身與它所欲改變的對象世界之間劃出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無論是 馬克思主義還是其他的主義，都已經用鐵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本文對新馬克思主義的 基本理解正是從這一邏輯出發的。盧卡奇身上體現的這種“原教旨”和“修正主義”奇 怪的結合提出了這個令人驚異的問題：必須通過毀壞原教旨的方式來實現對原教旨的忠 誠。阿多諾亦以某種不被人理解的方式開啟了“晚期馬克思主義”先河。而從實踐的角 度，我們從列寧、毛澤東身上不同樣地看到這一點嗎?在此，如果存在著矛盾，矛盾的 不是理論，而是現實。這種現實是，一種科學理論在耗盡其全部的生命之前在實現自身 之前必然反復遭遇“惡的循環”。如果這一點成立，那在當代，我們在捍衛馬克思主義 時不同樣面臨著這樣一個“惡的循環”：回到―顛覆―重建。

　　如果我們不是在表面上談論這個貌似黑格爾的“揚棄”的辯證法路線，而是在新時代 所造成的空間中踏實地工作，那么在當代“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運動中，不僅它的 回答，而且連它所提出的問題本身，都包含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

　　六、結語(注：在初稿中，為使論述完整，我專門討論了在當代重建過程中如 何避免“后馬克思主義”悖論的問題。由于篇幅，現在我必須收住話頭，而尋找另外的 機會來公開這一部分內容。)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公開提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出場”，這是一個激動 人心的口號。要完成上述目標，我們必須面臨兩個重要而困難的理論任務：一方面必須 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話語的內在思維方式進行診斷；另一方面則必須對當代中國 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的生長環境進行定位。說它們重要，是因為如果離開這兩點，我們 便無法在一種自覺意識層面上來討論理論的發展，在鑒別每年公開出版的成千上萬篇有 關馬克思主義文章的實際意義時，我們也就缺乏最基本的平臺。這樣，我們便習慣流于 以數量來壓倒質量，滿足于空洞無物的議論。說它們困難，是因為，只要我們仍然滿足 于以既定體系的眼光來看待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新形式探索，以已經獲得權力的權威來評 判新內容的闡述，那么在根本上，我們便缺乏對當代中國語境的自我判斷。然而，只要 肯定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需要發展，不管怎樣困難，總得要有人來做這樣的事 。本文即是嘗試從一個側面來理解第一個問題，通過對新馬克思主義問題進行評估，提 倡一種理論立場：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拋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思維方式，以寬容的姿 態鼓勵多種可能性形式。

　　在我看來，阿爾都塞下列說法是正確的，“青年馬克思的確在向著馬克思主義發展， 但這要以馬克思努力挖掘自己的老根為代價，要以對德國歷史所灌輸給他的種種幻覺作 英勇戰斗為代價，要以全神貫注地發現被這些幻覺所掩蓋的現實為代價”。(注：阿爾 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64、17、66頁。)因此，我 們在努力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過程中，不拋棄教條主義、唯意志論、神目觀的真理以及 各種各樣西方先知們所灌輸給我們的幻覺，我們也不能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新 馬克思主義，雖然它們是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一種反叛，雖然它包含著理論錯誤，但其以 問題為導向而不是以集大成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體系為導向研究，其以自覺的理論 意識而不是照搬教條這種做法，恰恰也能夠給我們提供積極意義。

　　當然，同樣套用阿爾都塞用過的一個比喻，“閃電的光只能眩目，而不能照明；對于 劃破夜空的閃光，再沒有比確定它的位置更困難的事情了”。(注：阿爾都塞：《保衛 馬克思》，顧良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64、17、66頁。)如果說，新馬克思主義 在積極的意義上是這樣一種閃光，或更準確地說，是一根根已經擦亮的火柴(這意味著 注定要熄滅)，那么，我們也不能僅僅憑借這樣的亮光便看清未來。相反，如果有未來 的話，我們自己必須戰勝眼前的幻覺，直接面對像一堵墻一樣的事實。因此，我最后仍 然以用阿爾都塞的一句話來闡明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所面臨的基本態勢。“假如大家同 意暫且不談馬克思的發現，先肯定馬克思創立了一門新的科學學說，肯定這一學說的出 現與歷史上所有重大科學發現相似，我們必定也會同意，如果沒有闡明一個新的對象領 域，如果沒有創造一個把舊的幻影和神話清除掉的新的境界，就談不上實現了任何新的 偉大發現。”(注：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64 、17、66頁。)馬克思經歷了這種宿命，我們這些旨在捍衛馬克思從而也捍衛我們自己 立場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也必然經歷這種宿命，并且這一歷史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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