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皮貿易(Fur Trade)是北美歷史上一種重要的邊疆開發形式①。自白人殖民者踏上北美東岸的土地起，毛皮交換就開始了。直到19世紀70年代前，南從墨西哥灣，北至哈得遜灣沿岸，自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的廣闊范圍內，都曾經出現過這種經濟形式。毛皮貿易曾經是新法蘭西存在的基礎，也是列強爭霸和促使他們深入北美內陸的關鍵因素。這是一種同其他邊疆截然不同的開發模式，它不像其他邊疆那樣排斥印第安人，奪取其土地和生命，而是需要后者的合作。沒有土著人的合作，這種經濟形式一天也不可能在北美生存下去。而對于毛皮貿易問題的研究在我國學術界還沒有引起學者們足夠的重視，本文即試圖圍繞毛皮貿易對于印第安人的生態影響做一探討，以求拋磚引玉，帶動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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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研究毛皮貿易的經典成果包括：哈羅德·英尼斯：《加拿大毛皮貿易》(Harold Innis，The Fur Trade in Canada)，多倫多1956年版；戴維·維沙特：《美國西部的毛皮貿易》(David Wishart，The Fur Trade of the American West，1807—40：A Geographical Synthesis)，林肯1979年版；約翰·桑德：《1840—1865年間上密蘇里地區的毛皮貿易》(John Edward Sunder， The Fur Trade on the Upper Missouri，1840—1865)，諾曼1965年版。雖然許多著作在研究毛皮貿易時都必然要涉及到印第安人，但專門研究毛皮貿易對印第安人影響的著作并不多，比較著名的有：阿瑟·雷：《毛皮貿易中的印第安人：他們作為捕獵者和中間人在哈得遜灣西南地區的角色1660—1870》(Arthur J．Ray，Indiansin the Fur Trade：Their Role as Trappers，Hunters，andMiddlemen in the Lands Southwest of Hudson Bay，1660—1870)，多倫多1974年版；托比·莫蘭茲：《毛皮貿易對19世紀阿爾貢金人社會組織的影響》(Toby Elaine Morantz，The Impact of the Fur Trade o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Algonquian Social Organization)，多倫多大學博士論文，1981年。但上述作品主要是研究毛皮貿易對于土著人的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響，關于印第安人的生態和倫理方面的內容涉及并不很多。對于印第安人的生態倫理持肯定意見的最著名著作為：卡爾文·馬丁：《動物守護者》(Calvin Martin，Keepers of the Game)，伯克利1978年版；持相反意見的著作包括：謝波德·克雷奇三世：《印第安人、動物、毛皮貿易：對動物守護者的批判》(Shepard Krech Ⅲ，Indiarts，Animals，and the Fur Trade：A Critique of Keepers of the Game)，佐治亞州雅典市1981年版；謝波德·克雷奇：《生態的印第安人：神話與歷史》(Shepard Kreeh Ⅲ，TheEcological Indians：Mythand History)，紐約1999年版。目前，雙方的爭論還遠沒有停止，許多土著的環保主義者仍然固守生態的印第安人的觀念，批判北美白人到達美洲后所造成的生態災難。

一種白人與土著人合作的邊疆

    狹義上的北美毛皮貿易僅指獵取和交換品質優良的帶毛獸皮，尤其是海貍皮(beaver)的行為。當時海貍分布在北美的絕大部分地區，數目估計在1，000萬到4，000萬只之間①；而廣義上的毛皮貿易還包括交換其他動物皮革的行為，如北美東南部的白尾鹿皮、西北地區的馴鹿皮和麇鹿皮、大草原上的野牛皮等。不過，海貍皮貿易是整個毛皮貿易的核心，在交換的過程中，其他動物的毛皮和交換的商品都要換算成海貍皮來計算。如1733年哈得遜灣公司在詹姆斯灣的麋鹿河毛皮站，1張上好的海貍皮可以兌換下列物品：1／2磅米色的珠子，3／4磅彩色的珠子，1只黃銅壺，1磅鉛彈，1.5磅火藥或2磅糖②。

最初吸引歐洲人到北美去的是紐芬蘭附近豐富的鱈魚資源，附近的印第安人對于漁民隨身攜帶的鐵器及小鏡子、小珠子等用品非常渴望，于是就拿出自己所擁有的海貍皮進行交換，這樣，最初的交易就開始了，而漁民們也就成為了最早的毛皮貿易商。1534年，法國探險家卡蒂埃在圣勞倫斯灣探險的時候就曾經同印第安人進行過交易③。自此以后，毛皮貿易從其他行業中脫穎而出，成為北美歷史上最具有傳奇色彩的行業，以至于“150年來，歐洲人對西部內陸地區的興趣幾乎一直僅限于毛皮貿易”④。

與北美的其他邊疆形式相比，毛皮貿易同樣具有極強的擴張性和脆弱性，它的獨特性還在于，它是惟一一種依靠印第安人合作的邊疆開發模式。毛皮貿易不同于農業邊疆，后者所垂涎的只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在美國歷史上，除了早期因需要土著人幫助，白人曾經對他們有過友好以外，其他大部分的邊疆開發時期，印第安人是被作為文明進化的阻力而被排斥的。美國的“拓荒者堅持認為：印第安人和那些森林一樣，必須當作文化進步的敵人而加以消滅”⑤。而在加拿大的毛皮邊疆中，“那句‘一個好的印第安人就是一名死去的印第安人’的口頭禪從來沒有被應用到毛皮貿易之中”⑥。毛皮貿易是“作為商人的白人和作為狩獵者的黃種人之間所進行的一項合作”⑦。“除了極個別的特例外，印第安人這邊對歐洲物品的渴望和歐洲人那邊對印第安毛皮的渴望是商人與西北地區的土著人之間的‘友誼’的唯一基礎”⑧。除了在19世紀落基山區的捕獵中，美國毛皮商人阿斯特曾經引入了利用白人捕獵的集會制度外，毛皮貿易在它存在的絕大部分時間里，都離不開土著人的合作。

法國人、英國人在相互爭奪毛皮資源的過程中，都有自己的印第安人盟友。早在尚普蘭時期，法國人就同休倫人結盟。1609年，他幫助休倫人襲擊了易落魁人的一個部落，從此與強大的易落魁人結仇；而后者則與英國人聯盟。休倫人是法國人在毛皮貿易中的第一批獵手和中間貿易商。隨著毛皮貿易不斷深入內地，法國人的獵手和中問商也不斷西移。17世紀40年代后，隨著休倫人的滅絕，渥太華人、奧吉布瓦人、達科塔人、曼丹人直至最西部的部族，大部分都先后卷入毛皮貿易之中，不是變成獵手，就是成為中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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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哈羅德·因尼斯：《加拿大毛皮貿易》，第4頁。

    ②瑪莉·桑托斯：《海貍人：帝國的前鋒》(Marl Sandoz，The Beaver Men：Spearheads of Empire)，林肯1964年版，第137頁。

    ③丹尼爾·弗朗西斯：《爭奪西部的戰斗：毛皮貿易與西部加拿大的誕生》(Daniel Francis，Battle for the West：Fur Trade and the Birth of Western Canada)，埃德蒙頓1982年版，第9頁。

④吉納德·弗里森：《加拿大草原地區史》(Genald Friesen，The Canadian Prairies：A History)，多倫多1984年版，第45頁。

⑤雷·艾倫·比林頓：《向西部擴張》，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8頁。

    ⑥哈羅德·因尼斯：《加拿大毛皮貿易》，第144頁。

    ⑦A．B麥克盧普：《加拿大的過去：W．L．莫頓論文選集》(A．R Mckilop，Contexts of Canada's Past：Selected Essays of W．L． Morton)，多倫多1980年版，第88頁。

⑧理查德·C．丹尼斯：《魯伯特地區文化集錦》(Richard C. Danis，Ruberts Land：A Cultural Tapestry)，安大略滑鐵盧1988年版，第68頁。

    正是由于毛皮貿易中白人與土著人的這種相互關系，所以才在北美歷史上締造了一個特殊的混血種族——梅蒂人(Métis)。從事毛皮貿易的商人和雇員大多是孤身深入內地的年輕人，遠離歐洲的家庭和社會，許多人逐漸同土著婦女結婚。早在尚普蘭時期，種族通婚就已經開始，他曾經對印第安酋長說：“我們的年輕人同您們的女兒們結婚，我們就是一家人了。”①對白人來說，“如果一名毛皮商人想要確保土著人的領袖每年都把毛皮送到他的貿易站來，那么沒有比同他的女兒結婚更好的方法了”②。而對印第安人來說，想要持續得到白人的商品，尤其是槍支彈藥的供應(這在對付敵對的部落時特別重要)，維持自己部落在其他邊緣部落和白人毛皮商人之間的中間商地位，同白人聯姻也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手段③。

正是在這種雙方都相互需要的基礎上，法國毛皮商人與印第安婦女之問的婚姻逐漸流行起來，于是婦女成為毛皮站里面重要的人手和組成部分，“沒有鄉村妻子(指印第安婦女)與之分享居處的商人是很少的”④。英國的哈得遜灣公司起初為了約束自己的雇員，禁止他們像法裔商人那樣接納印第安婦女，但法國人由于同印第安人聯姻而在毛皮貿易中穩占上風。為了對付法國人的競爭和獲得優質的毛皮，哈得遜灣公司最后也不得不接受了種族通婚的事實。海灣公司的一名官員甚至向倫敦的董事會進言：“培育一小批有用的入手，使他們最終能夠代替歐洲出生的雇員是非常有益的。”⑤正是由于毛皮貿易中印第安人同白人之間的這種特殊的關系，梅蒂人作為加拿大一個特殊的民族集團逐漸形成，并最終定居在紅河地區，充當毛皮貿易的中間人和后勤保障，并在隨后的貿易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根據加拿大1870年對雷德河居住區的首次人口普查，在當時的11，963名人口中，白人只有1，565名，印第安人558名，法裔梅蒂人5，757名，英裔梅蒂人4，083名⑥。梅蒂人作為一支特殊的種族就這樣在加拿大生存延續下來。根據1996年的人口統計，加拿大的梅蒂人總數達到210，190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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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魯斯·艾登·考克斯編：《土著的人民、土著的土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因紐特人和梅蒂人》(Bruce Alden Cox，ed．，Native People，Native Lands：Canadian Indians，Inuitand Metis)，渥太華1991年版，第137頁。

②丹尼爾·弗朗西斯：《爭奪西部的戰斗：毛皮貿易與西部加拿大的誕生》，第64頁。

③吉納德·弗里森：《加拿大草原地區史》，第67頁。

    ④丹尼爾·弗朗西斯：《爭奪西部的戰斗：毛皮貿易與西部加拿大的誕生》，第64頁。

    ⑤丹·麥克萊恩：《山中的家園：加拿大西部的梅蒂人的歷史》(Don Mclean，Homefrom the Hill：A History of the Metis in Western Canada)，里賈納1987年版，第37頁。

    ⑥丹·麥克萊恩：《山中的家園：加拿大西部的梅蒂人的歷史》，第37頁。

⑦詹姆斯·H．馬什等編：《加拿大百科全書2000年版》(James H．Marsh，et al．，ed．，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Year 2000 Edition)，多倫多1999年版，第1479頁。

毛皮貿易改變了土著人的生存環境及其生態倫理

    為了能得到持續的毛皮供應，毛皮貿易這種經濟形式需要保存北美毛皮產地的原始狀態，與農業邊疆那種大規模的征服自然、改天換地的情形相比，可以說是在北美諸多經濟形式中對自然環境影響較小的一種。盡管如此，毛皮貿易以其特殊的方式同樣在北美歷史上制造了慘烈的生態災難。

首先，毛皮貿易導致了許多珍貴毛皮動物的加速滅絕，從而改變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環境。毛皮貿易一直處于一種高度的競爭狀態，最明智的方法是在其他競爭者到來前盡量獵捕。例如，19世紀20年代后，哈得遜灣公司總裁辛普森針對有爭議的落基山西南部地區而要求他的員工：“該地區海貍資源非常豐富，基于政治原因，我們應該設法盡可能快地去獵光它。”①這就是海灣公司所采取的著名的焦土政策(scorched earth policy)。毛皮貿易是法屬新法蘭西的經濟支柱。1743年，法國與加拿大進行毛皮貿易的重要港口拉羅謝爾進口了12.7萬張海貍皮、3萬張貂皮、1.2萬張海獺皮、11萬張浣熊皮和1.6萬張熊皮②。1742年，僅僅約克貿易站就交易了13萬張海貍皮和0.9萬張貂皮。甚至到了毛皮貿易已經衰竭的1854年，在倫敦市場上仍然交易了50.9萬張海貍皮③。

    瘋狂的滅絕式大屠殺導致了這種珍貴的毛皮動物數目銳減，并在多處滅絕。在1600年，圣勞倫斯河一帶的海貍就被捕完了；在1610年，哈得遜河上海貍還很常見，到1640年，它就在這一帶和馬薩諸塞海岸一帶都絕跡了；到17世紀末，新英格蘭的海貍幾乎完全絕跡了；到1831年，海貍在北部大草原上也滅絕了，捕獵的方向轉向太平洋地區。19世紀30年代，整個落基山區一年也只能捕獲到2，000張海貍皮了。到19世紀40年代，北美的海貍皮捕獵永遠地結束了。

    就在海貍相繼消失的同時，其他毛皮動物也遭遇了類似的滅頂災難。北美東南部的白尾鹿在白人到達時約為4，000萬只。1707年，有12萬張鹿皮被運離查爾斯頓；18世紀四五十年代，查爾斯頓每年平均運出17.8萬張鹿皮。有的研究者認為，在貿易的盛期，每年大概要屠殺100萬只鹿④。到19世紀末，曾經龐大的白尾鹿面臨著滅絕的危險。草原上的野牛也經歷了幾乎相同的命運。由于需要供應西北公司和哈得遜灣公司的牛肉餅需要，梅蒂人到1850年就已經把馬尼托巴省的野牛都殺光了。在1873年以后，隨著野牛皮制革的成功，野牛遭到了史無前例的大屠殺，在1872至1874年，每年被殺死的野牛高達300萬頭。結果，在短短的數年內，野牛的數量從原來的上千萬頭銳減到不足200頭，到1903年，整個北美還剩下34頭。

    在白人到達前，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曾經是北美印第安人重要的食物來源，而毛皮動物的滅絕等于切斷了北美土著人重要的食物來源，從而導致他們的貧困和對白人社會的依賴。野牛的滅絕成為草原印第安人被迫放下武器、遷入保留地的重要原因。

其次，毛皮貿易在給毛皮動物造成滅頂之災的同時，也深刻地改變了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態倫理。千百年來，印第安人通過自己的方式，已經在北美的土地上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雖然目前學術界對于印第安人是否可以被稱為維護生態平衡的居民仍然存在較大的爭議，但印第安人的確擁有非常優秀的一些生態倫理傳統，不能用我們現在的準則去苛求他們符合我們的規范。他們雖然有時會殺光整群野牛，但他們有自己的倫理依據。而且，有的部族還相信如果不把見到的動物都殺死，就是對動物的大不敬，甚至認為這些動物會越殺越多。他們在獵殺動物時還有一套嚴格的程序，比如根據著名的毛皮商人亞歷山大·亨利的記述，當一只海貍死后，奧吉布瓦人會把“它的頭拿在手里，數次拍打并親吻，由于拿走了它的生命而上千次地乞求原諒，稱她是自己的親戚和老祖母”⑤。雖然我們現代人并不認同印第安人的許多做法，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白人到來以前，印第安人通過遷移和根據季節轉換而更換食譜，從而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而且由于他們總體人數較少，被他們所改變的居住地周圍的自然環境在他們搬遷以后會迅速地恢復起來，而且他們獵捕的動物的數量遠遠低于動物自然更新的速度，不會對整個物種的延續造成太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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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丹尼爾·弗朗西斯：《爭奪西部的戰斗：毛皮貿易與西部加拿大的誕生》，第145頁。

    ②克萊夫·龐廷：《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頁。

③皮特·紐曼：《海灣帝國》(Peter C．Newman，Empire of the Bay)，德克薩斯阿靈頓1989年版，第14頁。

④謝波德·克雷奇：《生態的印第安人：神話與歷史》，紐約1999年版，第160頁。

⑤約翰·P．赫倫與安德魯·G．柯克：《人與自然：生物、文化與環境史》(John P．Herron and Andrew G．Kirk，eds．，Human and Nature：Biologv，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阿爾伯克基1999年版，第18頁。

    而毛皮貿易興起后，印第安人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變成了白人獵捕毛皮資源的殺戮工具，這“顯然背離了他們原有的價值觀”①。白人到來前，印第安人每年獵捕的毛皮一般以滿足自己和家庭需要為依據，如地處白尾鹿密集地區的克里克人在卷入毛皮貿易前，平均每個家庭每年需要25—30張鹿皮。阿爾貢金人對于所獵取的海貍一般不會浪費，食肉用皮，甚至連海貍的大牙也用來切割東西。草原印第安人也形成了同野牛緊密相連的關系，一切生活所需都來源于野牛。然而一旦涉足毛皮貿易，印第安人屠殺動物的性質就變了，“隨著毛皮貿易的繁榮，卷入其中的土著部落從為生計而捕獵轉向為海灣公司而捕獵，殺死的動物遠遠多于他們本身所需”②。到19世紀上半期，隨著越來越多的草原部落卷入毛皮貿易，他們“在把野牛當作賴以生存的基礎的同時，開始把它們當成一種交易的商品”③。在卷入毛皮貿易后，一名克里克人平均每年要獵殺200—400只鹿，換取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

    而且大部分印第安人都對歐洲的物品趨之若鶩，從而逐漸忘記自己傳統的生存技巧。最初卷入毛皮貿易的蒙塔格奈人曾經對法國神父保羅·勒熱納說道：“海貍把我們的一切都打點好了，它會帶來鍋、斧頭、刀劍和珠子，總之，它造就了所有的一切。”④歐洲工具的到來的確改變了一些部落的生活，使他們擁有了鐵器，獲得了暫時的富足等。然而，卷入毛皮貿易卻使不少土著人逐漸放棄自己傳統的生活方式，變得更加依賴歐洲商品，從而增加了自身經濟的脆弱性。許多有見識的印第安人也認識到依賴歐洲貨物給他們造成的危害。在18世紀，當問及歐洲商品的用途時，得到的回答是：“勾引我們的女人，腐化我們的民族，引導我們的女兒們走上邪路，使她們變得驕傲而又懶惰。”就在印第安人瘋狂屠殺海貍而富足的時候，一位溫尼伯湖邊的老人預言道：“我們如今不費力地去屠殺海貍，現在很富足，但很快就會變窮。”⑤

在毛皮貿易向內陸深入的過程中，毛皮商人和探險家給東部乃至歐洲提供第一手的資料，客觀上為后來的農業邊疆的擴張準備了條件。

槍支、酒水和瘟疫——白人的“饋贈”

毛皮貿易之所以在北美歷史上持續3個多世紀而經久不衰，關鍵就在于它的豐厚利潤，無數張被海貍的鮮血染紅的毛皮轉化成白人手中閃閃發光的金銀。有資料表明，一張海貍皮運到歐洲最高利潤可以達到200倍以上⑥。在海灣公司成立的頭20年里，每年向股東支付的股息達到298％。然而毛皮貿易帶給印第安人的卻是災難、恥辱和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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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劍鳴：《文化的邊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頁。

    ②皮特·紐曼：《海灣帝國》，第88頁。

    ③威廉·克羅農：《自然的大都會：芝加哥與大西部》(William Cronon，Naturgs Metropolis：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紐約1991年版，第216頁。

    ④瑪莉·桑托斯：《海貍人：帝國的前鋒》，第129頁。

    ⑤謝波德·克雷奇：《生態的印第安人：神話與歷史》，第1189頁。

⑥J．M．S．卡爾雷斯：《加拿大：一部挑戰的歷史》(J．M．S．Careless，Canada：A History of Challenge)，多倫多1963年版，第27頁。

    在白人的所有商品中，有兩樣最為土著人所青睞，一是槍支，二是酒。最初土著人從尚普蘭那里領教到了槍支的威力。1609年6月，尚普蘭同3名法國人卷入了休倫人與易洛魁人的戰斗。在這次沖突中，白人的火器給土著人留下了很深的影響①。領教了火器威力的易洛魁人從荷蘭人那里得到了他們夢寐以求的槍支，從而“激起了易洛魁人進行征服和擴張的欲望”。到l630年，他們就擁有了足夠的槍支，把法國人的阿爾貢金人盟友趕出自己的領地。據稱，莫霍克人到1643年就擁有了400只毛瑟槍②。隨后，法國人也向他們的盟友提供槍支。擁有了槍支，就意味著自己的部族在同敵對的部族的對抗中，可以處于有利地位③。槍支成為所有交換品中最為貴重的商品，最早的時候，一摞與槍等高的毛皮才能換到一支槍，即便是在毛皮貿易的興盛期，在1718年，一支槍也得花費克里克人25張上好的毛皮。而且槍支的到來，不僅加快了獵殺的速度，使珍貴的毛皮動物加速消亡，而且還大大加劇了土著沖突中的殺傷力。卷入毛皮貿易中的各部落為了爭奪交易中間商的地位、歐洲商品和毛皮，相互侵入對方的領地，從而爆發沖突。18世紀早期，奇克托人殺光了自己領地內的鹿群，轉而進入奇克索人的地區獵殺，從而引起雙方的戰爭。而沖突爆發后，土著人更加依賴歐洲的商品，尤其是槍支彈藥的供應，形成惡性循環。據估計，從1620到1750年的130年間，新英格蘭有3.6萬印第安人死亡，其中有1萬人直接死于戰爭，占死亡總數的25％④。

而酒則被土著人當作救命神水。起初，印第安人對酒水還心存恐懼，當后來嘗到甜頭以后，對此渴望之極，從而給個人和整個部落都帶來十分消極的影響。1770年，一名印第安事務官寫道：“可以肯定的是，沒有比酒水更讓印第安人喜歡，而白人也更樂意給予的商品了。”雖然毛皮公司為了保證毛皮貿易的長遠利益，禁止向土著人大量出售白酒，但通常是在同印第安人交易前，先把他們灌得爛醉，然后再進行交易，而且公開和秘密的走私也一直泛濫不絕。比如，1799年，每季度大約有9，600加侖朗姆酒運往加拿大的西北地區；1803年，增加到21，000加侖。在賣給真正的消費者時，平均再兌上4倍的水，以致于酒占去了當時獨木舟所運送的貨物的1／3，成為“這一地區的流通貨幣”⑤。酒可以說是對印第安人危害最大的一種奢侈品，著名的毛皮商小亞歷山大·亨利說道：“我們完全可以斷言，酒是西北地區的萬惡之源。”⑥19世紀30年代，著名的畫家卡特林就曾經聽說過600名蘇族的武士用1，400條野牛舌頭僅僅換了幾加侖威士忌的事⑦。甚至連富蘭克林在目睹了印第安人酗酒的混亂場面后，也不禁感嘆：“如果上帝真是有心讓這些野蠻人滅絕，以便給耕作的人們騰出土地的話，看起來朗姆酒很可能就是指定的工具。它已經消滅了所有那些從前居住在海岸的部落。”飲酒還使不少印第安人尋釁滋事，擾亂了原來部落之間的團結和平的局面。飲酒的另一個害處是導致土著人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質退化。1753年10月3日，易落魁人酋長向賓夕法尼亞殖民地長官和派來的調查員痛斥白酒帶來的危害：“你們的商人們現在除了朗姆酒和面粉外，火藥、鉛彈或其他有價值的東西都不帶來。朗姆酒把我們都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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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ttp：WWW．thefurtrapper．com／trade guns．htm，2004年12月1日。

②布魯斯·艾登·考克斯編：《土著的人民，土著的土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因紐特人和梅蒂人》，第7—8頁。

③布魯斯·艾登·考克斯編：《土著的人民，土著的土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因紐特人和梅蒂人》，第1頁。

④邱惠林：《論印第安民族的衰落》，《四川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

⑤丹尼爾·弗朗西斯：《爭奪西部的戰斗：毛皮貿易與西部加拿大的誕生》，第79頁。

⑥丹尼爾·弗朗西斯：《爭奪西部的戰斗：毛皮貿易與西部加拿大的誕生》，第80頁。

⑦威廉·克羅農：《自然的大都會：芝加哥與大西部》，第216頁。

我們請求您通過規范商人而阻止如此大量的酒類運到我們這里。……酒販子們攜帶30到40公斤的酒放到我們面前讓我們大喝，然后騙走我們本來同正當商人簽約購買貨物的所有毛皮……印第安人一旦飲酒上癮，就會把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當掉。總之，如果這種事情繼續下去，我們將不可避免地被毀掉。”①

    此外，白人所帶來的傳染病不僅在沿海泛濫，而且還隨著毛皮貿易不斷深入內地，給整個北美的土著人造成滅頂之災。這些傳染病包括天花、肺炎、流感、霍亂、斑疹傷寒和痢疾等。其中以天花對土著人的危害最為深重。根據皮艾爾·比爾德的記載，早在1616年，傳染病已經在緬因和新斯克舍地區流行。1616年，天花第一次在新英格蘭南部地區流行了3年之久，深入內地二三十英里。此后，天花就經常在北美各地爆發，17世紀30年代在馬薩諸塞的阿爾貢金人中爆發，結果印第安人“整村整村地滅絕，在一些村莊里沒有一個人能夠逃脫厄運”②。1633年，在北美東北地區爆發的一次天花后果最為慘烈，受感染者死亡率高達95％。頻繁的疾病打擊使得印第安人的數量急劇減少，在17世紀的前3／4的時問里，新英格蘭土著人口的數量從7萬多人下降到不足1.2萬，東北部曾經強大的阿本乃吉印第安人(Abenaki Indian)的人口從1萬人下降到了不足500人。

    白人所帶來的這些傳染病隨著毛皮貿易的不斷向西延伸而深入北美大陸內部，給那里的印第安人帶來災難。例如，著名的草原部落——黑腳人由于卷入毛皮貿易而導致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1780年，白人帶到西北地區的天花使得90％的奇帕維安人(Chipwyan)喪生；1818—1820年，百日咳和麻疹襲擊了草原，致使阿西比尼亞人的一半(3000人)死去，克里人死掉了1／3③。多次被援引的下述事件是毛皮貿易傳播瘟疫的最佳例證：1837年4月，一艘美國毛皮公司的汽船“圣皮特號”離開圣路易向密蘇里河上游航行，船上有人感染了天花。6月5日，該船到達蘇人的毛皮代理站，并卸貨給等待在那里的揚克頓人和桑迪蘇人。14天后，船上的兩名阿里卡拉人婦女在克拉克堡下船。5天后，“圣皮特號”到達尤寧堡。該船所到之處，傳染病都流行起來。在一個曼丹人的村落，600人中只有14人幸免于難，致使曼丹人在草原上幾乎絕跡。另有3／4的黑腳人，1／2的阿西比尼亞人和阿里卡拉人，1／4的波尼人，總共有17，000名印第安人被這次瘟疫奪去了生命④。

    疾病不僅使土著人的人口銳減，還徹底摧毀了印第安人的社會秩序和生存基礎。原來，巫醫在部落中享有很高的地位，現在，不僅普通的印第安人大量死去，甚至連巫醫自己也難逃染病死亡的命運，整個社會的宗教和精神基礎就這樣被動搖。與此同時，東部的白人則大肆散布印第安人野蠻、是異教徒的謬論，加緊推行文化同化政策，從而加速了東部印第安人社會的崩潰。雖然有些土著領袖認識到了毛皮貿易帶給他們的危害，也有極個別的像加拿大西北部的奇帕維安人堅持依靠獵取馴鹿為生，拒絕插足毛皮貿易。但北美大陸上的大多數部落都身不由己地卷入毛皮貿易之中，深受其害。有的學者估計，天花等傳染病造成北美80％的土著人死亡，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計也在65％左右⑤。

    總之，通過分析毛皮貿易對印第安人的生態影響，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毛皮邊疆開創了兩種文化接觸和交往的新模式，是北美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邊疆。毛皮商人的腳步幾乎踏遍了整個北美大陸，綿延三個多世紀，大多數的北美印第安人都先后被拉入了這個體系之中。同南部農業邊疆中那種公然懸賞土著人的頭蓋骨和為了謀取土著人的土地而發動的戰爭相比，毛皮邊疆創造了白人與土著人“合作交往”的新模式，締造了一個新的種族——梅蒂人，從而深刻地影響了北美，尤其是加拿大的歷史發展。同時，毛皮貿易也深刻地改變了印第安人的社會生活和文化觀念。毛皮貿易商為印第安人帶來了白人的商品與文化觀念，這些商品從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印第安人社會進化的步伐，使他們從前鐵器時代一躍發展到火器時代。隨著這種變化的發生，在印第安人內部也出現了兩派不同的意見，一派要求印第安人恢復到過去自給自足的傳統生活方式，而另一派則主張采納白人文化的一些先進因素，實行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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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ttp：www．ohiohistorycentral．org／ohc／history／h_indian／life／furtrade．shtml，2004年12月10日。

②艾爾弗雷德·克羅斯比：《生態擴張主義：歐洲900年到1900年的生態擴張》，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頁。

③吉納德·弗里森：《加拿大草原地區史》，第44頁。

④謝波德·克雷奇：《生態的印第安人：神話與歷史》，第81—82頁。

⑤http：www．thefurtrapper．corn／indian_smallpox.htm,2004年12月9日。

第二，毛皮邊疆同北美歷史上其他邊疆開發形式，如漁業邊疆、畜牧業邊疆等一樣，是一種所謂的大宗產品經濟(staple economy)，這種經濟的特點是大規模地開發一種或幾種自然資源，供應出口。而毛皮貿易所主要賴以存在的是海貍、白尾鹿等少數幾種動物資源。由于當時整個北美盛行的是基督教文明所鼓吹的人類征服自然、萬物為人類所用的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同其他形式的邊疆開發一樣，毛皮邊疆也深深地改變了北美的自然環境，帶來了空前的生態災難，使無數動物滅絕或瀕臨滅絕。

第三，毛皮貿易改變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環境和生態倫理，這使他們墮落為白人的牟利工具，不僅飽受白人所帶來的瘟疫的危害，而且變得更加脆弱，因而，印第安人是毛皮貿易中的犧牲品而不是獲利者。在當今學術界，有些學者片面看到毛皮貿易帶給印第安人的暫時繁榮和進步，而漠視它給印第安人帶來的沉重災難，聲稱：“毛皮貿易沒有摧毀土著人的文化，印第安人是貿易中的參加者，而非犧牲品”①。通過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印第安人自從卷入了毛皮貿易以后，傳統的倫理觀念和社會秩序受到嚴重沖擊，淪落為白人謀取毛皮的殺戮工具，原來的生存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原先的自給自足的經濟難以維持。同時，卷入毛皮貿易的印第安人更容易受到白人所攜帶傳染病的危害，連當時的白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1640年，耶穌會會士杰羅姆·拉勒芒寫道：“無論我們在哪里駐足，死亡和疾病都與我們形影相隨……人們上百次地提到，我們在那兒最受歡迎，在那兒施洗禮最多，事實上那里的人死得最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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