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某一時期生產出的貨品已告售，資本家便得到一筆錢，這筆錢的價值，相當于達成這項生產時耗費掉的不變資本，即相當于使用掉的原料的價值和機器工具次價值的耗損折舊。除此之外，另外一筆錢也必須到他手中，這筆錢的價值，對等于他為了進行生產而預先付出的工資。在這兩筆錢以外，他還占有了他手下工人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

        這剩余價值又如何處理呢？一部分，由資本家非生產性地消耗掉了，因為這位老兄也要生活，要養他的家人及從人；為了這類目的而花費掉的所有東西，都完全離開了生產過程。

        剩余價值的另一部分則被積累起來，在轉化資本后得到利用。因此，積累起來的剩余價值，就是整個剩余價值中沒有被統治階級為了滿足私人需要而非生產性地消耗掉的那一部分， 一部分剩余價值被轉化為資本——若非變成額外的不變資本（也就是變成比原有不變資本更大量的——更確切些說是更大價值的原料、機器、建筑），就是變成額外的可變資本，可以用來雇用更多的工人。

        我們現在了解了何以資本的積累是剩余價值的資本化，這也就是說，何以資本積累就是把剩余價值中主要的一部分轉化為額外資本。我們同時也了解，資本有機構成的增長，如何呈現了資本化過程的不斷連續，呈現了從工人生產剩余價值到剩余價值由資本家轉化為額外新添的建筑物、機器、原料及工人這種不斷連續的過程。

        由而，說是資本家創造就業機會的看法，乃是不確的。因為要添雇工人及開新工廠等等，必須先要有工人生產剩余價值，然后再由資本家將之資本化。實際上，這個世界中我們所看到的所有固定財富，所有的工廠、機器、道路、鐵路、港口、飛機庫、等等，等等無一不是工人創造出來的剩余價值的實體化，無一不是被轉化為私有財產，為了資本家而轉化為資本的無償勞動的實體化。易言之，這些財富整體，構成了一個龐大的證據，顯示了自從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來工人階級受到的不斷剝削。

        是不是所有的資本家都能不斷地增添設備，增加他們的不變資本和他們資本的有機構成呢？不！資本的機構成的增長，是在斗爭中進行的。它受一個規律所操縱，這個規律在佛萊明族的大畫家彼得布洛吉的一幅版畫中表現了出來：大魚吃小魚。

        因此，接踵互競斗爭而至的是資本的不斷集中，事業家數目的大大減少，以及一部分獨立商人變成了技術人員、經理、領班、乃至于公司屬下職員及工人。

競爭導致集中和壟斷

        資本的集中，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另一條永恒規律。一方面是資本集中，另一方面便是資產中部份人變成無產者，資產階級中少數人剝奪了另外一批人的資產階級身份。這就是何以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及恩格斯要強調，那以維護私有財產制為已任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是私有制財產的破壞者，實際上使少數擁有財產的人不斷剝奪大多數擁有財產的人。這種資本的集中，在某幾個工業部門中特別顯著。比方說，法國在十九世紀時，有好幾百家煤礦（當時比利時幾乎有二百家煤礦公司），美國及英國在本世紀初有一百家以上的汽車公司；但到了今天，這種公司大概最多只有四家、五家或六家了。

        當然，在某些工業中，集中現象沒有這么嚴重，比如說紡織業及食品業等。一般言之，資本的有機構成愈大的工業部門，其中資本的集中愈烈；反之，資本的有機構成愈小，則資本集中愈不顯。何以如此呢？因為資本的有機構成愈小，則起始打入此工業部門創業所需的資本愈少。建造一個紡織工廠需要一百萬或二百萬元，湊足這筆錢比較容易，但要拿出幾億元來開設一家小規模的鋼鐵廠，就要難得多了。

        資本主義是自由競爭的產物，沒有競爭，資本主義根本無法想象。但是自由競爭造成集中，而集中則造成自由競爭的反面，即壟斷。到了只剩幾家生產者的時候，他們之間可以很容易達成協議，劃分市場，防止價格下跌，結果吃虧的是消費者。

        所以，在一世紀之間，整個資本主義的動態似乎改變了其本性。首先我們看到，因為生產不斷增加，企業數目不斷增加，價格有不斷下降的趨勢。到了某一點，競爭的激烈化，造成企業的集中，企業數目減少。剩下來的公司，于是便可以達成協定，防止價格繼續下跌。要實現這個協定，當然之途是限制生產量。壟斷資本主義的時代，于是便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初取代了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

        自然，我們談到壟斷性的資本主義時，意思絕對不是指一種完全消除了競爭的資本主義——天下沒有這種東西。我們所謂的壟斷性的資本主義，只是指一種其基本行為有所改變的資本主義，即是說，它不復以不斷增產為手段謀取求價格不斷的下降。如今它的手段，是劃分市場，規定市場限額。但是這個過程卻在最后形成了一離奇的現象。何以以競爭者身份起家的資本家，現在為了要限制競爭、甚至限制生產而協同行動了呢？答案是：這乃是增加利潤的一種方法。只當這樣做能讓他們得到更多的利潤之時，他們才這樣干，限制產量可以使價格上漲，帶來更大的利潤，由而助長資本積累。

        如此積累得來的新資本，如今天不能再投資到同一個工業部門中去了，因為再投資，會使生產能量提高，導致產量增加，結果價格下跌。自從十九世紀末季以來，資本主義一直陷在這種矛盾中。隨之，它突然表現一種新性質；突然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擔任傳教士的任務；這一點，只有馬克思預見到了，其它經濟家如李嘉圖、亞當斯密之流則皆不曾見及。資本主義藉資本輸出而傳遍全世界，由而在壟斷制度尚未鞏固之處，開始設立資本主義企業。

        某些部門中的壟斷，以及壟斷資本主義在某些國家中的彌漫，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侵入尚未遭壟斷所控制的工業部門及國家。這說明了二十世紀初各種殖民主義何以能像炸藥引線似地在二、三十年間擴展開來，起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原先局處的世界的一隅，終而蔓延包括了整個世界。地圖上每一個國家，皆如此被納入了資本主義的勢力范圍，被變成了資本主義的投資區域。

平均利潤率下降的傾向

        先前我們談到，工人在工廠中生產了來的剩余價值，只是被‘禁固’在產品里；工廠主人資本家能不能實現這剩余價值，有賴于市場的條件，也就是說要看工廠有多少可能把成品在能容許這剩余價值實現的價格上賣掉。應用我們早先講過的價值規律，我們可以訂出下列規則：大略言之，凡是按平均生產率生產的企業，皆可實現其工人生產出的剩余價值，這也就是說，這種企業產品銷售的價格，會相等于這些產品的價值。

        但就生產率高于平均生產率的企業和生產率低于平均生產率的企業而言，情形就不同了。

        早先我們說過的那個懶鞋匠的情形，便是生產率低于平均生產率的企業的縮影。舉例以言之，當某一國內鋼鐵生產率只需要二百萬個工時來生產五十萬頓鋼鐵時，有一家鋼鐵廠卻要220萬、250萬、乃至300萬工時來生產50萬頓產品；這種情形下，這家鋼鐵廠的生產率，顯然較平均生產力為低了。這家工廠因此是在浪費社會勞動時間。它的主人無法把此工廠內工人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完全實現；它的營業利潤，曾比國內所有企業之平均利潤率來得低。

        但是社會中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總量，是一個固定的量，歸根到底言之，它是由參加生產的所有工人提供的勞動時間來決定的。由而，如果有某些企業，因為生產率低于一般標準，也就是說浪費了社會勞動時間，因此未能把其工人生產出來的所有剩余價值皆實現，那么，它們所沒有實現的剩余價值，便可以由生產率高于一般平均水平的工廠攫獲。這些高生產率的工廠，既然節省了社會勞動時間，社會也就會給它們報酬。

        這個理論上的說明，一般性地闡明了資本主義社會中決定物價變動的機械作用。不過，這個機械作用在實際中又是如何運作的呢？

        我們假定一部火車機車頭的平均銷售價格是一百萬元。那么就生產機車頭的工廠來說，一家生產率高于平均水平的機車廠和一家生產率低于平均水平的機車廠之間差別何在？我們假定低生產率的機車廠要花九十萬元生產一輛車頭，剩潤則為十萬元。另一方面，我們假定高生產率的那家工廠，要花75萬元生產一部機車頭，其利潤為25萬元，即利潤為動用生產資金的33%。至于平均利潤率，我們假定為18%；也就是說，按平均社會勞動的生產率工作的機車廠，要花85萬生產一部機車頭，而實現15萬元即18%的利潤（注）

        易言之，資本主義的競爭，有利于在技術上領先的企業；這種企業實現的利潤，和平均利潤相比，是超級利潤。基本上，一如價值，平均利潤也是一個抽象的觀念。它是一個平均數，各個部門和各個企業的實際利潤率繞著它變動。哪一個部門有超級利潤，資本就流到那一個部門去；哪一個部門利潤較平均為低，資本就從這個部門流走。藉著資本在各個部門之間的這種漲落，利潤率的趨向是接近該平均數，但它永不會絕對而機械地完全和這平均數相等。

        不同利潤率便是如此得到平均的。要決定這個抽象的平均利潤率，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拿某一年中某一國家所有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的總量，求出它和該國中所有資本投資總量的比例。

        利潤率的公式是什么？是剩余價值和整個資本的比率，即S／C+V。但另外尚有一個公式我們也要考慮到：S／V；這是剩余價值率，或者說得更明白些，是工人階級受剝削的比率。剩余價值率說明工人和資本家如何分取新生產出的價值。比方說，如果S／V等于100%，這就表示這新生產出來的價值分成了兩個相等的部分，一部分以工資的形式歸于工人，另一部分則以利潤、利息、分紅等形式歸于資產階級。

      如果工人階級受剝削的比率是100%，則一個八小時的工作日由兩個相等部分所構成：一個部分是四小時勞動，其間工人生產出和他的工資相等抵的價值，另一個部分也是四小時的勞動，其間工人提供無償勞動，資本家對這勞動不付任何代價，而占有其產品。

      初見之下，似乎若資本的有機構成C／V增加，則利潤率S／C+V會降低，因為C相對于V而言增加了，而S卻只是V的結果而不是C的結果。但是資本有機構成的增加所造成的作用，會受到一個因素的中和，那便正好是剩余價值率的增加。

      如果S除以V即剩余價值率增加了，那就表示在S／C+V這個分數中，分及分母都增加了；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它們的增加遵循某一比例，那么整個分數的值便不會改變。

      易言之，剩余價值率的增加，可以中和資本有機構成增加造成的影響。我們假設生產的價值C+V+S從100C+100V+100S變成了200C+100V+100S。資本的有機構成因此也是從100%變為200%，而利潤率則從50%降為33%。但是在這時候，如果剩余價值從100%變成150%：即剩余價值率自100%變為150%，那么利潤率150／300仍然是50%：剩余價值率的增加，中和了資本有機構成增加的效果。

      資本有機構成的增加，和剩余價值率的增加，能不能按照正好必要的比例出現，以使彼引能互相中和呢？這里，我們找到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弱點，它的致命要害。這兩種增加，在最后必然無法按比例進行。資本的有機構成增加，是不受什么限制的。就V而言，若假定全盤自動化時代的來臨，則理論上它的極限是零。但S／V也不能受任何限制地增加嗎？不！要生產剩余價值，就必須要有工作中的工人，而若如此，工作日中工人生產自己工資的那一個部分便不能降為零。它可以從八小時減為七小時減為六小時減為五小時為四小時減為三小時減為二小時減為一小時減為五十分鐘！工人如果能在五十分鐘內生產出等于他整個工資的價值，那種生產率已足以使人目瞪口呆了。可是，無論如何，工人絕對無法在零分為零秒鐘內生產出等于他工資的價值。這一點至微而不等于零的殘余差數，資本主義剝削是永遠無法消除掉的。

      這表示，平均利潤率的下降終久是無可避免的；同時我個人不同于少馬克思主義者的想法，我相信這種下降也可以用統計來顯示來證明，這就是說，我相信大資本主義國家中今天的平均利潤率，比起五十年、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前要低得多了。

      當然，如果我們只看較短的時期，那么會有高低的變動；有好幾因素在發揮作用（后面談新資本主義時，我們會討論它們）。但就長期而言，這種趨勢非常明白，無論就利息率或者利潤率來說皆如此。尤其者，我們應該指出，就資本主義所有的發展傾向來說，這個趨勢是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自己看得最清楚的。李嘉圓談到它；約翰·穆勒強調它；凱因斯極為明了它。十九世紀末期，英國有一名箴言，這箴言在當時實際上是一句人人知道的話：資本主義什么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平均利息率降到2%，因為那樣子一切投資動機都被消滅了。

      這句箴言顯然在推理上有一個錯誤。計算百分比、利潤率，當然都有其用，但對資本家來說，這些計算的意義畢竟只是相對的。他感興趣的，不僅僅是他資本賺了百分之多少，而是他賺到的數目。如果我們談的不是十萬元，而是一億元，那么2%就是兩百萬；在這種情況下，你問資本家他是要他的資本閑置呢？還是投資賺進那一年不過二百萬的不起眼利潤呢？他若寧愿閑置，那么在他如此回答之前，一定會殫思竭慮，難以取決的吧。

      因此可見在實際中，利潤率及利息率的降低，不會使投資活動完全停頓，隨首一工業部門中利潤率的降低的比率，投資活動在其中只會緩慢下來。另一方面，當某一工業部門中或某一時期內有較快速的擴張，利潤率有上升傾向，那么投資活動會恢復，會加速，然后整個過程好似自行推動前進，擴展好似沒有限制，直至利潤率上升傾向開始再度逆轉時為止。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和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

     資本主義有一種傾向，要無限制地擴大生產，要把它從事活動的競技場擴展到全世界，把全人類看作潛在的購買者。（順帶要提到一個值得強調的有趣的矛盾，這是馬克思早已提過的：任何一個資本家都樂于見到別的資本家提高他們工人的工資，因為這些工人的工資，也就等于是購買他的商品的購買力。但是，他無法容忍他自己的工人工資提高，因為這顯然會減少他的利潤。）

      整個世界因而形成一個極為特別的結構——變成了一個經濟單位，而其各個部分之間的互倚關系極端敏感。有不少用來描繪這種情形的老笑話，想大家都耳熟能詳，比方說：紐約股票市場有人打個噴嚏，結果馬來亞有一萬個農人傾家蕩產。

      資本主義在人的收入上造成了一種尋常的互倚關系，也統一了所有人類的喜愛嗜好。人突然意識到人類潛力的富足，而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個別地區的自然條件局限住了人的發展。中世紀時，歐洲吃不到鳳梨，只能吃當地的水果，但今天，我們可吃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生產的水果，甚至開始吃來自中國和印度的水果，雖然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我們根本不習慣吃這類水果。

      因此，在產品與產品之間、人與人之間，逐漸建立起一種相互的聯系。換個方式來說，所有的經濟生活，都在不斷地社會化之中，都在不斷變成一個單一的集合群體，納入一個單一的結構。但這個互倚關系的全盤運動，卻不健康，不正常地以私有財產、私人占有為重心；占有者是少數資本家，而已他們的私人利益愈來愈甚地和整個群體的數十億人的利益沖突。

      生產逐漸社會化，和私人占有之間，有一個矛盾關系，不過私人占有又是生產社會化的動力和支柱；在經濟危機之中，這矛盾便會以最不平常的方式爆發。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資本主義下經濟危機是史無先例的一種難以置信的現象。這種危機不是像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危機一樣，起自匱乏；反之，資本主義的危機肇因于生產過剩。失業者餓死，不是因為沒有食物吃，而是因為食物的供應相對而言太多了。

      表面上這委實無法理解。何以有人會因為食物、貨品供應太多而死？但是資本主義制度運作的機械作用，讓我們了解了這個看似離奇的現象。找不到買主的貨品，非特無法實現其剩余價值，就連投下的資本也找不回來。銷售量的下跌，迫使商人停止生產。由而他們必須辭退工人。被辭退的工人沒有儲蓄，他們只有在出賣勞動力的時候才能謀生，因此失業對工人來說便是最悲慘的貧困。可是造成銷售量下跌的原因，正好就是貨品太多啊！

      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內在于資本主義制度之內，它永遠也無法克服。后而我們即將看到，對我們今天的新資本主義來說，情況依然如此。雖然今天人們稱危機為‘衰退’。危機是資本主義內部基本矛盾的最清楚表現，周期性地提醒資本主義，它命中注定早晚要死掉。但是，它的死亡不會自動地來臨。它總是需要一點有意識的逼壓，來促成它的殞滅，而我們的工作、工人階級運動的工作，就是來進行這種逼壓。

注 實際上資本家計算利潤率時，不是根據動用生產資金來算，而是按照投入整個工廠的資本來算；為了避免復雜的計算，我們可以假想在生產一輛機車頭時整個資本都在上面用光了。
第三章       新資本主義

新資本主義的起源

        1929年的大經濟危機，首先改變了資產階級及其理論家對國家的態度；隨之，也改變了資產階級對他們這套制度的前途的看法。

        若干年之前，美國有過一次臭名昭彰的審判——審判希斯（ALGER HISS）。希斯在大戰期間是國務院里的一個助理，他受審的主要罪狀是他是共產黨黨員，涉嫌偷竊國務院的文件送往蘇聯。不過在控告他的罪名中，有一項是偽證罪；在進行審理這項偽證時，主要證人是他的一個密友，一個在魯斯出版事業系統中工作的錢博斯（W CHAMBERS）。這位錢博斯神經機能方面有些毛病。他年輕時，當過十年共產黨黨員，后來退黨，變成了時代周刊的宗教版編輯。他以《證人》為書名，寫了一本很長的自白。這書中有一段描寫1929—39年間情形的話，約略是這么說的：‘在歐洲，工人是社會主義者，而資產階級是保守派；在美國，中產階級是保守派，工人是民主派，而資產階級則是共產黨。’

        用這樣一種激動的方式來看問題，當然是很荒唐的。但是無疑，1929年以及1929至1932年大危機之后的一段時期，對美國資產階級來說，是一段傷創苦痛的經驗。在此之前，他們是全世界資產階級中唯一對‘自由企業’制度的前途充滿盲目而全盤信心的人。在1929至32年間的危機中，他們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這段時期，使美國社會開始意識到社會問題，開始質疑資本主義制度；就這一點來說，它對美國社會的意義，大致相當于在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誕生時歐洲所經歷的那一時期，即十九世紀自1865年至1890年間的時期。

        資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這種質疑，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出現。在一些西歐、中歐及南歐國家里，這種質疑的表現，在于企圖用法西斯主義或其它專制方式鞏固資本主義。在美國，它的表現方式沒有那么粗暴，而也就是這個1932—40年間的美國社會，預示了今天所謂的新資本主義。

        為什么法西斯的經驗不能推廣、普遍化，而變成新資本主義，而是由社會緊張局面中一種‘靜謐的緩和’實驗，給新資本主義提供它的基本特征？法西斯體制的所以產生，乃由于極端的社會、政治及經濟危機，由于階級關系中一種火爆的緊張局勢；而這種危機局面，歸根究底言之，是由一長期的經濟停滯所決定；在這種停滯情況下，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無法再有時時討論協商的余地。這種情況中，資本主義制度容不下任何較有獨立性的工人階級運動。

        看資本主義歷史，我們可以區分出每五年、七年或十年出現一次的周期性危機，和以二十五年到三十年為一個周期的循環周；這種也許可以稱之為長期循環周的現象首先是由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提出討論的。一個以高成長率為特色的長期循環周，其后常常隨著一個以低成長率為特色的長期循環周。我認為，1913到1940年這一個時期，很明顯地是一個資本主義生產停滯的長期循環周；這段時期中，從1913年的危機到1920年的危機，從1920年的危機到1929年危機，這些接續的循環，特色皆在于格外嚴重的不景氣，因為整個長時期的趨勢便是停滯。

        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迄今日的長期循環周——我們不妨稱之為1940—65循環周或1940—70循環周，其特色則相反，它在于擴張。因為這種擴張，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談判討論余地，就為之擴大了。這使資產階級有可能在向工人讓步的基礎上，鞏固資本主義制度；這個政策，在西歐和北美己以國際規模在進行，在最近的將來，甚至可推展到南歐的幾個國家中去。這個新資本主義的政策，靠的是擴展中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保守力量的密切合作，支撐這政策的，則基本上是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上升趨勢。

        不過，在這整個發展的背后，人們對于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前途所持的懷疑態度，卻依然存在，而就其前途言，那懷疑是已經充份肯定的了。資產階級內部所有具有決定意義的階層，都深深確認，經濟體制本身的自動性，所謂的‘市場機制’，無法確保資本主義體制的存活，資本主義經濟的內部自動運作，己不復可恃；如果要挽救這制度，必須實行一種有意識的、逐漸推廣的、愈來愈常規化與系統化的干涉。

        資產階級本身既如此失去信心，不再確信資本主義經濟的自動機制足以維持這體制的統治地位，那么，為了較為持久地拯救這制度，另外一種力量必定要干預其中，這個力量就是國家。新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的主要特色，就是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涉逐漸強大。自這個角度來看，當代歐洲的新資本主義，也不過是美國羅斯福時代經驗的一種擴延而己。

        不過，要了解今天新資本主義的起源，我們還必須要考慮另一個因素，以說明國家對經濟生活的日增干涉，這個因素便是冷戰。在更為一般的意義上，冷戰是反資本主義力量的整體對世界資本主義提出的挑戰。在這種挑戰的氣氛之下，資本主義完全不堪再見另一次1929—1933年式的嚴重經濟危機。我們假想一下，如果西德有五百萬人失業，而東德卻覺得勞動力不夠用，德國會發生什么現象？顯然，從政治觀點來說，這是完全不堪忍受的。這也就是何以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主要特性在于反循環——或者如果你歡喜用另一個詞兒的話，在于反危機。

不斷技術革命

        上面我們提到過長期擴張這個現象，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此現象。不了解這個長期擴張現象，十五年來我們在歐洲所見的這種特殊的新資本主義，無法得到解釋。

        這次的長斯循環周，于二次大戰時起于美國。要了解這一次的擴張現象，我們要記得，資本主義歷史中其它幾次的擴張性循環周里，都有一個共通因素重復出現：技術革命。那么樣在1913—1940年間那次的停滯與危機的時期之前，也出現過具備有這種性質的擴張性循環周，當非偶然。十九世紀的末葉，在資本主義歷史中，是一個極端和平的時期，其間除了殖民地戰爭外，再無或幾無烽煙，完成于前一時期的技術研究和發現，此時也開始得到了應用。而在今天的這個擴張期中，我們目擊了更加速的技術進步，一場真正的工技革命，對這次大躍進，連‘第二次工業革命’或‘第三次工業革命’之類的稱呼都不太適用。我們事實上所面對的，是一場幾乎不曾間斷的生產技術大變革。但這個現象，實際上乃是二次大戰一經結束便把我們都卷了進去的軍備競賽及冷戰的副產品。

        事實上，你如果仔細考察應用于生產上的技術變革，你會發現，其中99%的起源都和軍事有關。你將看出，這些變革幾乎都是首先在軍事領域得到應用的新技術的副產品。這些新技術要待過了或長或短的一段時期之后，才在某種程度上進入公眾領域，應用于民間生產。

        這個事實之真確，使得法國核子攻擊力量的辯護者，今天要取之作為他們的一個主要論據。他們解釋道，如果不發展這種攻擊力量，決定未來十五年到二十年大部分工業生產過程的技術，將無法得見于法國，因為這些技術，將是核子科技和工業中相關科技的副產品。

        雖然我認為這個說法其它方面來說，是不能接受的，但在此我不擬對之有所爭論；我只是要強調指出，這種即使‘偏激’的論調，證實了我們在工業領域以及一般生產技術中見到的工技革命，大部分都是軍事領域內科技革新的副產品。

        持久的冷戰，使人們不斷地在軍備方面尋求技術革新；就這一點言之，它構成了一個新的因素，一個或可稱之為超經濟的來源，不停地促使生產技術得到改革。在過去，工技研究缺乏自主性，從屬于工業公司，那時候工技研究周期循環式的進步，受一個主要因子的控制。工業家會說：新發明要慢一點出來，因為我們現有的設備極其昂貴，先得把成本分期完全收回來；這些設備一定要把可圖之利潤賺到，裝設這些設備所耗的成本一定要賺回來，然后，我們才可以開始另一時期的技術革新。

        許多經濟學家都有見于這個事實，譬如說熊彼德（A SCHUMPETER），便曾拿技術革命的這種周期性節奏，當作連續的擴張性長斯循環周或停滯性長斯循環周的根本說明。

        但是今天，這種經濟動機對技術革新無法再有同樣的影響了。在軍事領域里，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停止新武器的研究。相反，敵人可能會先發明出一種新武器，乃是一種無時無刻不在的危險。因此，在這種實在的刺激之下，必須進行不斷的、無歇的、無視任何經濟考慮（至少在美國是如此）的研究，藉使江河長流，一無阻塞。這表示，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在生產領域中有不間斷的工技革命的時代。要了解這種變革，這種不間斷的工技革命，你只回顧過去十到十五年間發明了多少東西：從核能釋放開始，中經自動控制、電子計算機的發展、縮影技術、直至激光等一系列現象。

        ‘不間斷的技革命’一詞，換個方式來說，所指也不外就是這一個事實：固定資本的更新期，現在己大為縮短了。這說明了資本主義全世界性的蓬勃擴張。而一如資本主義制度歷次長周期擴張，當今這個擴張的限制，也取決于固定投資的量。

        固定資本的快速更新，也說明了基本的經濟循環周期何以縮短了它的長度。這種循環周期，通常是由固定資本的壽命來決定的。

        現在既然固定資本更新的速度加快，周期的長度也就隨之減短。如今不再是每七年或十年來一次危機，而是每四年或五年就出現一次衰退。比起二次大戰以前，今天的循環周一個接一個來得較快，每一個循環周持續的時間也大為縮短。

        最后，資本主義得以存在及發展的諸條件，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改變，這個改變的規模是世界性的。要結束我們對今天新資本主義發展諸條件的檢討，我們必須要來談談這個改變。

        一方面，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擴大了，另一方面，我們見到了殖民地的革命。雖然‘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大，對世界資本主義來說是一大損失——損失了原料、資本的投資機會、市場、及其它等等，但看來好像離奇，殖民地革命卻確不會使資本主義世界蒙受重大損失。相反，只要殖民地革命仍舊停留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框框里（若殖民地革命產生的是所謂社會主義國家，那就又當別論），它反而對帝國主義國家重工業產品如工業設備等的生產和外銷有刺激作用；這個隨殖民地地革命而生的事實，正是解釋這一時期帝國主義經濟擴張程度的因素之一。

        這就是說，除了工技革命以外，低度開發國家的工業化、新殖民主義、殖民地國家中新資產階級的發展，在在都更進一步地幫助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長周期擴張的趨勢。因為基本言之，這些因素能產生同樣的影響，它們也能促進重工業和機器制造工業在生產上的成長。這些制造出來的機器中，有一部分供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固定資本的加速更新之用。另一部分，即供新獨立的殖民地國家的工業化、機械化之用。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正在討論的問題，我們便能掌握我們正在經歷的新資本主義階段的較深意義；這個階段，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長周期的擴張階段，而我相信，這個階段，一如過去同樣性質的階段，在時間上也是有限制的。我決不相信這個擴張的時期能夠一直繼續下去，我也一點都不相信資本主義己經找到了點金石，讓它不僅能夠避免掉循環性的危機，還能躲掉相繼的相對擴張與停滯的長期循環周。但正是目前的這個擴張階段，造成了西歐工人階級運動面臨的特殊問題。

        現在，我們來看看政府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干預，有著什么基本特性。

軍備開支的重要性

        冷戰及軍備競賽的持續，構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助長了資本主義國家中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涉；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第一個客觀現象。冷戰的持續、軍備競賽的持續、非常高的軍事預算的持續，意味著國家控制了全國所得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拿今天所有先進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來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各先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作一比較，立刻我們就會發現，其間己發生了非常重要的一種結構上的改變，同時這種改變和一切理論上的考慮及研究都無關。這改變來自軍事預算的增長。1914年以前，整個國家預算僅占全國所得的5%、6%、4%或7%，但今天，資本主義國家的預算，占了全國所得的15%、20%、25%甚至有達30%者。

        即使我們暫不考慮干涉問題，單就持久軍備支出的這種增長來說，也足以表明國家業己控制全國所得的一大部分了。

        我己說過，冷戰可能會照目前這樣子持續很久。這是我個人的信念。冷戰會持久，因為在全世界對抗的兩個陣營之間的階級矛盾是持久的；因為沒有邏輯上的理由能讓我們假定——不論就短期或長期而論——國際資產階級會在他們的全球性敵人面前自顧地繳械，或者蘇聯和美國能達成協議，好使軍備支出能很快地減少一半、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

        因此，持久的軍事開支相對于全國的所得將日增其數額與重要性，或者將對等于這個階段內全國所得的擴張而增加——由而它相對于國民所得的比重是穩定的。我們將從這一點開始我們的討論。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好就是軍費擴張這個事實造成的。

        你們也許知道幾年前，比哀·納維（PIERRE NAVILLE）在《新馬克思主義評論》上發表的那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轉載了法國1956年預算主持人提出的一套數據，這套數據顯示出軍事支出對一系列工業部門的實際重要意義。有許多任務業部門，都是具有關鍵性及在技術發展中居領導地位的，如航空、電子、造船、電訊、甚至工程業，而當然還有核子工業，它們的工作，主要都是靠國家的合同，如果這些合同消失，它們注定會很快萎滅。

        在美國，情形也相同；但因為在美國這些領導性的工業部門要來得更發達，同時美國的經濟規模也更大，所以這些部門往往構成一個地理區域的經濟軸心。加州——這是目前擴張最快的一個州——我們可以說大部分是賴美國軍事預算為生的。如果美國要解除軍備，同時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那對飛彈工業、軍事航空工業及電子工業集中的加州來說，實不啻一場大災難。我們沒有必要費詞來描繪這情形對加州資產階級政客的政治影響了——你不會在呼吁裁軍的斗爭中看到他領銜的。

        以上，我們談的是這一擴張時期的第一個現象——軍備支出的劇增。這一擴張時期的第二個現象，乍見之下，好似和前一現象矛盾，那就是可稱之為社會支出那項費用的增加；社會支出，即指一切和社會保險多少密切相關的支出。這類支出，普遍地在政府預算中一直增加，在過去25年到30年間，在全國所得中，占了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危機如何藉衰退而‘分期發散’

        社會福利開支的這種增加，是好幾個相伴隨的現象的結果。

        第一個現象，是工人階級運動的壓力；這運動的目的，一直是想改善無產階級狀況中一個最明顯的特點：無保障。既然勞動力的價值，只敷工人一時生存之需，那么一旦勞動力的出賣受阻礙——失業、疾病、傷殘、老年等任何有礙工人常態工作的小事——便會把無產者擲入貧困的深淵。在資本主義制度起始之時，沒有工作機會的工人，在困窘的痛苦中，唯一可求助的地方，只是私營或公營的‘慈善團體’以他們人的尊嚴受嚴重打擊為代價，換取無足輕重的物質幫助。點滴累積，工人階級運動逼出了社會保險這個原則，起先是志愿性的，后來變成強迫性的，以和命運的打擊相抗爭：醫療保險、失業補償、老年保險。工人階級運動的這場斗爭，最終達于社會保障這個原則，在理論上，它應保障賺工資及薪水的人當前收入的任何損失。

        后來國家方面對此也發生某種興趣，那些接受用以支持社會保障計劃的大筆款項的機構，往往擁有大量流動基金。它們可以把這些基金借給政府，貸款給國家（通則是短期合同。）納粹政權應用了這個方法，后來這個方法也被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采行。

        這些社會保障基金數量不斷增加，又進一步造成了一個特別的情況，給工人階級運動提出了一個既具理論性又極實際的問題。工人階級運動正確地認為，所有付給社會保障基金的款項，無論是由雇主付的、國家付的、或由工人自身工資扣出的，都仍然是工資的一個部分，或可謂之‘間接工資’、‘展期工資’。這是唯一合理的觀點，也是一個符合馬克思價值論的觀點，因為工人用勞動力換取來的任何東西，都應該列為此勞動力的價格的一部分，無論是當時就付給他（直接工資），抑或以后才付給他的（展期工資）。因此之故，對社會保障基金的‘對等管理’（工會——國家對等或工會——雇主對等）充其量只是對工人權利的一種侵犯。既然工人才是這些基金的唯一主人，那么除了工會之外，其它任何未經授權的社會團體，若想干涉這些基金的管理，都當予以拒絕。一如資本家不會讓他們的銀行賬戶受‘對等管理’，工人也不應同意他們的工資受‘對等管理’。

        但是支付進社會保障的錢愈來愈多，造成了直接工資和展期工資之間的某種‘緊張狀態’，因為展期工資有時達到了全部工資的40%。許多任務會總部，反對再增加展期工資，而集中于要求新的所得立刻兌現的形式直接付給工人。不過，我們一定要了解，在‘展期工資’和社會保障的背后，是階級連帶這個原則，實際上，疾病、意外事件等預備金，根據的不是‘個人所得’（每個人都終于得到了他本人或雇主或國家為了他的緣故而付出的錢）原則，而是保險原則。沒有遭到意外事件的人付出，為的是使遭到意外事件的人得到補助。這種作法所根據的原則，是階級連帶，也就是說，工人的利益之一，是要避免一個次無產階級的產生，一則，以防損傷到勞動群眾的戰斗性（每個人都害怕自己有一旦會被逼變成次無產階級），再則，也防對職業的競爭及隨之而起的工資下跌。在這些情況下，非特不應抱怨展期工資的‘過多’，我們反應明白展示其可憫的不足狀態，因為即使在最繁榮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這種不足狀態也造成了大部分年老工人生活水平的大幅下跌。

        唯一對付直接工資和展期工資之間沖突的有效辦法，就是要求用廣及全體公民的連帶，來代替僅僅限于勞動階級的連帶，把社會保障，轉變為依課累進所得稅為財源的全民服務（健康服務、充分就業、老年服務）。唯有如此，‘展期工資’才能發揮作用，成為真正有意義的工資增加，在對工資收入者有利的條件下，真正重新分配國民所得。

        我們必須要充分地看清楚，到目前為上，這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并沒有得到大規模的實現；我們甚至有必要來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否實現上面所述的要求，無可避免地曾激起資產階級的一種反應，而這種反應的強烈性質，會把我們立即帶人一個革命危機的階段。就事實言之，社會保障最有意思的幾次經歷，如1944年以后在法國實行者，尤其是1945年起英國實施的全民醫療服務，其資金來源中，自課征工人本身的稅得來的部分（主要是增加間接稅，及對就是很普通的工資也增加稅額——如在比利時），要遠超過對資產階級課征的稅。這就是何以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我們從來看不到靠課稅而真正地、根本地重新分配國民所得，以為在資本主義下可以靠課稅而改變所得的分配，那只是改良主義的諸大神話之一罷了。

        ‘展斯工資’、社會保險對業己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所得這種日增的重要性，尚有另一意義，那就是它們的反循環特性。在這里，我們找到了何以資產階級國家、新資本主義樂于見到‘展期工資’的量得到增加的另一理由。那是因為展期工資量的增加，產生了吸震墊的作用，防止了危機發生時國民所得太突然、太劇烈下跌。

        從前，一個工人若是失去了工作，他的收入便減為零。一個國家里勞動人口四分之一失業，全部賺工資領薪水的工人的總收入，也會隨之自動地減少四分之一。所得的這種下降，也就是‘總需求’的這種下降，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嚴重后果，己屢屢見之于書了。它給資本主義的危機造成了一種連鎖反應的現象，以懾人的邏輯與必然性不斷繼續下去。

        讓我們假定，危機是在一個制造機器的部門中發生的。這個部門于焉被迫關閉工廠、遣散工人。但被遣散的工人在收入上受到損失，由而劇烈地消減了他們對消費品的購買。因此，很快地，在生產消費品的部門中，出了生產過剩，這類部門便也被迫關閉工廠、遣散人員。由之，隨著更多任務人失業，消費品的銷售愈發下跌，滯銷庫存品反告增加。此時，制造消費品的工廠因為受到了嚴重打擊，便須減少或根本取消訂購機器。這樣一來，又造成重工業部門中更多的工廠關門，以及再一批工人的遣散，于是又使得對消費品的購買力又一度下跌，于是又更進一步地加劇輕工業部門里的危機，于是又迫得解雇另一批工人，如是者一直蔓延下去。

        但是，如果已經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失業保險制度，危機的這些累積效應便可以得到抑制；失業補償愈多，也就有愈強的抑制危機的效果。

        我們再回頭從危機的起始階段看起。制造機器的部門發生了生產過剩，必須要遣散一些人員了。但如果失業救濟金達到遭遣散工人工資的60%，那么這遣散不致于造成失業者收入完全喪失，而只是使他的收入減少40%。這樣子，一個國家中10%的失業率，就不至于導致需求減少10%，而只是4%，25%的失業率，也不過使所得減少10%。所得的減少造成的累積效應（學院派經濟學用一乘數乘需求的減少來表示此效應）于是相對地減低，這場危機對消費品部門的打擊便緩和多了。于是消費品部門便不須要解雇太多任務人，對機器的訂購也多少可以繼續，等等。簡言之，危機不會如螺旋狀擴散開來，而會在中途被‘遏止‘。然后，可以開始解決它。

        今天我們所謂的衰退，便不過是特別藉社會保險制度來遏止住的一場標準資本主義危機。

        在我的《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書中，我引用了前幾次美國衰退時的數據，他們都從經驗上證實了上面的理論分析。事實上，按這些數據，1953年和1957年的兩次衰退，起始時都極為猛稅，其劇烈之勢，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都可以和以前最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1929年和1938年）相比擬。但迥異于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危機。戰后的衰退在出現后幾個月內便停止擴展，隨之在半途被遏住，開始退潮。現在，我們了解了把危機轉化為衰退的基本動因之一了。

        從國民所得在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分配的角度來看，軍備預算的巨額增長，與‘展期工資’的同樣增長相比，具有相反作用，因為不管怎么說，‘展期工資’里總有一個部分是由資產階級的額外支付中來的。不過從反循環效應的角度來看，軍備預算（甚至一般公共支出）的增長，和社會保險數額的增長一樣，都扮演了遏制危機破竹之勢的角色，構成了新資本主義的一項特性。

        總需要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對消費品的需要，另一類，則是對制造品（機器、設備等）的需要。社會保障預備金的提高，使得消費品項下的開支（對消費品的需要）在一場危機之后不致于極度下降。而公共開支（特別是軍備開支）的增加，則使得制造品項下的開支（對制造品的需要）在危機之后不致于大幅下跌。這樣子，新資本主義的這些特征，在兩個范疇中都能發生作用；其作用雖無法完全消泯資本主義的矛盾——危機照常發生，資本主義尚找不到什么方法確保一個多少較平衡、較連續的成長——但卻可以減低其矛盾的強度及嚴重性，至少可以一時如此。

這樣的進程，其骨架必定是一個長時期的加速成長，便其代價，則是不斷的通貨膨脹。

通貨不斷膨脹的趨向

        適才我們討論過的兩種現象，均具有反循環的作用，但它們形成的后果之一，卻是一種可以稱之為通貨不斷膨脹的趨勢。從1940年起（即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或前夕）這已經是資本主義世界中一個很明顯的現象了。

        軍事部門即武裝部門在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中居重要地位，是通貨膨脹的基本原因。和消費品、制造品的生產一樣，軍備的生產也創造出購買力。制造坦克車、火箭的工廠，一如制造機器或紡織品的工廠，都發工資給工人，擁有軍火工廠的資本家，和鋼鐵廠、紡織廠的老板一樣，都把利潤塞進自己的口袋。但是軍備生產有一個特點：這部分新添的購買力，在市場上卻沒有相應的新添貨品與之交換。古典經濟學的兩個基本領域——消費品部門和制造品部門，在一方面創造出購買力，在另一方面也給市場提供了一批貨品，足以吸收這些購買力。但是軍備部門雖然創造出了購買力，卻無論是在消費品方面或制造品方面皆無法提供一批貨品給市場，好吸收它創造出來的購買力。

        只有在一種情形下，軍事開支不會形成通貨膨脹，那就是假定軍事開支能完全由稅收來承擔，同時在比例上，要使資本家及工人的購買力，能和消費品及制造品的價值之間的比率，維持住完全不變(注)。可是這種情形，不僅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就是在稅率最高的那些國家也找不到。就美國而論，稅收絕對不敷總軍事開銷之用，軍備部門產生的購買力，并未藉課稅抵銷掉，所以，應之而生的不斷通貨膨脹趨勢始終存在。

        資本主義經濟進入壟斷時代后，另有一個隨此經濟制度而生的現象，也同樣有造成不斷通貨膨脹的效果，那就是很難使價格下降。

        從我們找不到古典意義之下的價值競爭一端，即足以窺出，龐大的壟斷性托辣斯己實際或完全控制了市場，特別是制造品和持久消費品的市場。供不敷求之時，價格定然上漲，可是到了供過于求的時候，價格卻依然停在原檔不下跌，或只下跌少許。這個現象，在重工業及持久消費品市場中，已經很明顯地存在25年了。尤有甚者，這個現象在其趨勢上就是和我們先前討論過的長期循環周連在一起的，因為必須坦白承認，我們根本不能預測耐久性消費品在這個長時擴張時期結束后的價格變化。

        當汽車工業要增加其超額生產能量時，價格上的新競爭、及大幅度降價，都不是不可能的事。被預言將在六十年代后五年（六五、六六、六七）發生的有名汽車業危機，如果說只要小型車在西歐的售價降低一半，便可以不太困難地消彌掉，這說法并非完全站不住腳。如果有一天，一輛CITVOEN4CV或2CV型的汽車，售價只是20萬舊法郎或25萬舊法郎，那么需求的增加，就可以在正常情形下把超額生產量消化掉。照現在的各種協議而言，這看來尚不可能，但是如果有見于五年或六年長期的死活競爭（這在歐洲汽車工業來說，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這種結局無法就此被否定。

        不過，我們馬上就要補充一點：另外尚有一種結局，是更有可能發生的，那就是隨著幾家汽車公司的關門消失，超額的生產能量也隨而消失。這種情形下，超額生產能量的消失，便會防止價格的巨幅下跌。這種情形，在壟斷資本主義中，正是對上述因生產能量增加而造成競爭時的典型反應。上面我們提到的另外那種反應（大幅減價），當然不是全無可能，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在任何領域里都還未見到過。例如石油工業，潛在的生產過剩現象業己存在了六年了，但是利潤率高達100%和150%的那些托辣斯所容許的減價，實不啻九牛一毛。他們容許的減價率大概是5%或6%，但事實上，只要他們樂意，他們至少可以把汽車售價降低一半。

‘經濟設計’

        新資本主義這枚銅板的另一面，牽涉到通常用‘管理經濟’、‘經濟企劃’或更進一步的所謂‘指導性的設計’等名稱來代表的一組現象。和資本主義的古典精神背道而馳，它是在另外一種形式下對于經濟的有意識干預。這種干預的特色，在于它不復只是以政府為主的一種行為，而更是由政府與資產階級團體雙方合作與結合而進行的一種活動。

        這種朝向‘指導性設計’、‘經濟企劃’‘管理經濟’發展的普遍趨勢，要如何才能說明呢？

        我們必須從大資本的一種實際需要來開始看。大資本的這種需要，正好來自本章開始處我們討論過的那個現象。在那里，我們談到了機器設備更新節奏的加速，提到了一場多少具有不間歇性的工技革命。而我們所說的固定資本更新節奏的加速，所指不外是在不斷縮短的一個一個時期中，人們一定要分期回收不斷變大的投資開支。當然，這種分期回收，必須要經過計劃，經過盡可能準確的計算，以防止經濟發生短期的波動；因為對于運用數字以數百萬元計的企業來說，經濟的波動有可能造成難以置信的紊亂。這一項基本事實，便是資本主義朝著一種管理經濟而企劃的原因。

        今日處在龐大的壟斷集團之下的資本主義，在投資時動輒集中數以千萬元計的資本，而又必須很迅速地分期回收。這種資本主義，蒙受不起巨大的周期性波動之險。因此，它需要得到保證，至少在約略相當于其固定資本分期回收的一個平均時期內，分期回收的耗費一定能賺得回來，收入能夠繼續；這種平均時期，在目前約為四年至五年。

        再者，我們討論的這個現象，在資本主義企業本身內部，便已經開始直接出了。生產程序愈益復雜，便需要愈益精確的設計工夫，否則，整個企業便不能像一個整體般運行。歸根到底言之，資本主義的企劃，不外乎把在大資本主義企業或企業群（如包含許多公司的托辣斯或卡特爾）內部早己進行的工作，擴充到全國范圍，或更準確地說，在全國范圍內協調進行。

        這種指導性設計的基本特色是什么？在本性上，它迥異于社會主義的計劃，它主要所關切的，不是設定一組以生產數字來表示的目標，并求保證能達成這些目標。相反，它的關心所在，乃是協調各私有企業早己擬定的投資計劃，并藉提供若干至多自政府角度言之有優先性的目標，來進行這種必要的協調。當然，這些目標都是符合資產階級共同利益的目標。

        在如比利時、英國等國家中，這種工作進行得斧鑿彰明；在法國，任何事都在一個大為精致的學理層次上出現，又輔以大量的偽裝，所以整套作法的階級性沒有那么明顯。但是法國的這套經濟設計，和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仍無二致。在本質上，‘設計委員會’、‘設計局’‘企劃局’的活動，都在于咨詢各個雇主集團的代表，考查他們的投資計劃和市場預測，‘調和’不同部門之間的預測，并求避免瓶頸和重復。

        吉爾勃·馬丟（GILBERT MATHIEU）在這個問題上發表了三篇好文章（世界報，1962年3月2日、3日、6日）在其中，他指出，在各個計劃委員會及下屬小組委員會的工作中，雖然有280位工會代表參加，但公司頭子及雇主組織的代表，卻達1280人。‘法朗素亞·貝魯（FRANCOIS PERROUX）先生相信，在實際上，法國的計劃往往是在大公司及金融機構的優勢影響下設定、進行的。’即使最溫和的工會領袖如勒·勃倫（LE BRUN），也斷言法國的計劃‘基本上是在資本的高級代理人和政府高級行政人員之間安排定的，而兩者之間，前者的力量又常超過后者。’

        再者，各公司決策之間的這種對抗和協調，對資本主義經理人員也是很有用的。它構成了一種以全國為范圍的長期市場探測，而依目前技術來說，這種探測還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但所有這些研究、計算，所根據的仍不出由雇主當作預測而提供的數字。

        因此，這種計劃或‘指導性的設計’便具有兩個特殊的、基本的方面。

        一方面，它很偏狹地專注于雇主的利益，他們的這些利益，是計算的起始根據。同時，這里所謂的雇主，并非指所有的雇主，而只是資產階級中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階層，即壟斷集團和托辣斯。當極有力量的壟斷要團之間發生利益沖突時（請回想一下1962年旱在美國鋼鐵制造業托辣斯和鋼鐵消費業托辣斯之間關于鋼鐵價格的沖突），政府便在資本家集團之間扮演著某種仲裁者的角色。從某些方面來說，政府是資產階級的一個管理公會，代表所有股票執有人、所有資產階級成員而行動，但它關注的利益，仍然只是居支配地位的團體的利益，而不是民主、不是大多數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利益。

        另一方面，所有的這些計算，在根底上都帶著一種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之所在，在于作計劃時，根據的純粹是預測，同時也在于政府無能執行這些計劃。事實上，就是私人企業也無法保證他們的預測能夠實現。

        1956年到1960年間，歐洲煤鋼共同體及比利時經濟部的‘計劃師’，在對西歐特別是對比利時的煤消耗量作預測時，兩度慘重失誤。第一次，是在因蘇伊士運河事件而導致的供應危機之前及之中，他們預測1960年消費量將激增，也預測了煤產量會隨之上升，就中比利時的煤年產量將自三千萬噸增至四千萬噸。但是，事實上，1960年比利時煤產量是自三千萬噸降至二千萬噸；結果，‘計劃師’們犯了雙重大錯。可是，這一個錯誤記錄上的墨潘方干，他們又往相反方向犯了一個錯誤。當煤的消耗量正在下降時，他們預測這個下降的趨勢會繼續，同時宣稱有必要進一步關閉煤礦。無奈1960年到1963年間發生的情形正好相反：比利時煤的年消耗量自二千萬噸增至二千五百噸；結果，因為經營的產煤能量己遭削減三分之一，造成了煤的嚴重缺乏，特別是1962年到1963年的那個冬季，必須十萬火急地——甚至遠自越南——進口煤。

        這個例子，鮮活地讓我們見到‘計劃師’們在為工業部門進行計算時十分之九的時間都必須用到的一種技術。這技術，簡言之就是一種投射，把目前的趨勢，投射到未來，至多再藉一個表示需求之伸縮性的因子來校正，而這個因子，又是根據對于一般擴張率的預測而得出來的。

國家對于利潤的保證

        這種‘管理經濟’尚有另外一面，使得它對于工人階級運動來說格外危險；那就是在‘經濟計劃’這個觀念中，涵蘊了‘社會計劃’或‘所得政策’這樣的概念。若不保證托辣斯的薪資支出的穩定，便根本無法保證它們的開支及收入在五年期——這是分期回收它們新設備所必須的時間——中間的穩定。如果沒有辦法‘設計’出‘勞動耗費’（即預知和管束工資的增加）則也無法‘計劃’出‘耗費’。

        在西歐每一個國家中，雇主和政府都在盡力把這樣的一種趨勢加在工會身上。從合同期限的延長，從使得停工愈困難及野貓罷工違法的立法（譯注：野貓罷工即工自發而未經工會組織正式同意的罷工），從認為‘所得政策’乃是抵制‘通貨膨脹’的‘唯一保證’的喧囂宣傳，都可以反映出政府和雇主的這種努力。

        所謂我們必須要朝著‘所得政策’走，所謂工資的增加率可以準確地計算出來，所謂我們必須如此以避免罷工帶來的損失，因為罷工‘對誰都不利，對工人不利，對整個國家也不利’——這些說法現在在法國正十分普遍。這些說法所涵蘊的意思，不外是要把工會深深地融到資本主義制度中。從這個角度來說，工會運動在根本上己不復是工人改變國民所得之分配的一個斗爭武器了。它變成了‘社會和平’的一個守護者，保證雇主在資本的運行再生產過程中能得到穩定，保證固定資本在整個更新期中能分期回收。

        顯然，這對于工人及工人運動來說，是一個陷阱。何以如此，有許多理由，在此無法細論。但有一個基本的理由，來自資本主義經濟及一般市場經濟的本質；當今法國經濟計劃的主持人馬塞先生（MR MASSE），最近在布魯塞爾的一次演說中，也承認了這一點。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工資乃是勞動力的價格。這個價格，遵循供求率，環繞著勞動力的價值而變動。那么，在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經濟循環中，各種力量的關系，勞動的供與求之間的變動，有著怎樣的常態發展呢？在衰退和恢復的時期，會有失業情形，對工資有不利影響，工人隨而發現這時候爭取工資大量增加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可是，在這個循環周中，對爭取工資增加最有利的時期又何在呢？顯然，那是在充份就業甚至發生勞動短缺的時候；易言之，在最后的繁榮期，即在行情的預峰或在‘沸點’上。

        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在這個時期最容易成功；在這個時期，處于勞動力短缺的壓力之下，就是沒有罷工，雇主也最容易同意增加工資。不過，每一個熟悉這種行情轉變期的資本主義專家都會告訴你，從‘穩定’的角度來看，從維持資本家利潤率所需要的限度（這一點始終是這類推理的基點）這個觀點來看，在這個時期發動罷工和增加工資，恰恰是最危險的。因為在所有的‘生產因素’都充分運行時，你若提出額外需求，這一部分自動地就會造成通貨膨脹。

        換句話說，‘管理經濟’的整個邏輯，正好就是要在整個循環圈中階級力量的對比有利于勞動階級的唯一時期，避免罷工和改善生活。可是，這是在整個循環圈中唯一的一個階段，其時對勞動的需求大大超過供應，其時工資可以上升，以變更國民所得在工資和利潤間不利于工資的分配傾向。

        由此可知，所謂‘管理’的意思，目標乃是防止工資在整個循環圈的這個特別時期發生所謂通貨膨脹性的增加，而其最終結局，不外是降低工資在整個循環圈中的總增加率。一個循環周由而得以保證：其中國民所得里屬于工資的相對部分，將有一個不斷的下降趨勢。在經濟復蘇時期，這部分所得早己有下降趨勢向，因為依定義來說，復蘇時期便是一個利潤率上升的時期（不然何得謂之復更？）而若在巔峰時期工人也不許改變此一趨勢，那么國民所得分配情況的惡化趨勢，自將保持不墜。

        我們可以舉出實際的例證，以觀在國家控制及工會合謀之下，完全僵硬的所得政策，會造成什么結果。1945年以還荷蘭實行著這個政策，其結果昭昭在案：工資對國民所得之比顯著下降，在歐洲各地——甚至西德——皆無可與之相匹擬者。

        再者，即使純粹從一個‘技術’層次來考慮，也有兩個論證，足以駁倒主張‘所得政策’的人：

一，如果你以‘行情性的’理由要求工資的增加不得超過充分就業時期生產率的增加，為何在有顯著失業現象的時期，你不要求工資較大幅度的增加？根據行情的理由，失業時期工資的這種增加是完全正當的，因為由之可藉總需求的提高而刺激整個經濟……

        二，如果在各項所得中只有來自工資的所得是一個己知數，那么‘所得政策’如何能有效地執行？任何‘所得政策’，單就為了找出資本家的確實所得及生產率真正的增加量，是否須以工人對生產的控制、公開公司的帳冊、廢止銀行帳戶的保密為先行條件？

        上述者，全然不意味我們必須接受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技術性論據。所謂在充分就業時期，工資的增加若超過生產率的增加，會自動造成通貨膨脹，乃是一種絕對錯誤的說法。工資的增加會造成通貨的膨脹，只有在一個情況下有可能，那就是利潤率穩定不變。但如果藉助于（如共產黨宣言所言）對私有財產的強制性的干涉，降低了利潤率，那么就不會再有什么通貨膨脹了；我們只是把購買力自資本家手中取過來交給工人而己。在這時，唯一可以成立的反對意見是投資會有變緩之可能。但我們無妨以其人之道還治于其人之身，告訴資本主義的辯護士們，在一個充分就業時期，繁榮在其‘沸點’之際，減少投資并不是一件太壞的事；反之，投資的減少，在其時早己開始，而從反循環的政策來考慮，降低利潤、增加工資，也是一個比較明智的作法，它可以讓受薪工人及消費者有較大的需求，藉以減輕投資所受的壓力，把行情保持在一個高水平上；不然，這個好的行情一定要受到生產性投資在某情況下無可避免的降低傾向的威脅。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從一種社會的觀點來看，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涉，管理經濟、經濟計劃、指導性的設計、等等，是一點也不中立的。它們都是掌握在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中統治集團手里干涉整個經濟的工具，它們絕對不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仲裁者。資本主義政府執行的唯一真實的仲裁，是在資產階級內部不同資本家集團之間的仲裁。

        新資本主義的實在本質，政府對經濟生活日增的干涉的本質，可以概括成如下公式：聽命于本身自動經濟機制的資本主義制度，愈來愈蹈于迅速滅亡的危險，而國家，日甚一日地變成資本家利潤的守護者，保證資產階級中居統治地位的壟斷階層的利潤。國家的保證，靠的是它能減少循環周的波動的震福。它的保證手段，是愈來愈形重要的軍事性或半軍事性的國家訂單。它保證利潤的手法，又有一些是特別只有在這種‘管理經濟’的架構中才能施用的。在法國的所謂‘準合同’（QUASI、CONTRACT），就表明了這一點。這種合同，很明白地保證利潤，其目的，則是要矯正區域性的或在不同工業部門之間的發展上的不平衡。國家告訴資本家：‘如果你在如此這般的一個地區投資，或在如此這般的一個部門中投資，不論成效如何，甚至即使你的賠本廢物連賣都賣不掉，甚至即使你完全失敗，我們都保證你的資本可以得到6%或7%的利潤。’這是國家保證壟斷利潤的最好、最明白的形式，但是這卻不是法國計劃師的發明；因為沙赫特、封克、戈林等人，在納粹的戰備經濟及其四年重整軍備計劃中，早就應用過這個方法了。

        歸根結蒂言之，一如資本主義制度中所有其它真正有效果的反循環措施，國家對利潤的保證，乃是經由國家為中介，在有利于領導性的壟斷集團的情況下，重新分配國民所得。它的執行，所賴不外平提供補助、減稅、以較低利息提供貸款。這些手段，最后累并造成利潤率上升。在一個正常運作的資本主義經濟架構下，特別是當這經濟處于長期擴張性的階段時，利潤率的此種上升，顯然能刺激投資，產生和計劃者所期待的相同結果。

        或者，我們合邏輯地、一貫地站定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架構之內，由而認定，增加利潤率，乃是保證投資增長、及造成此這種私人投資之增長為基的工業揚挺的不二法門；

        或則，我們拒絕那種看法，采取一個社會主義的立場，拒斥增加利潤率那條路，主張唯一的另外一條路，那就是在工業中發展出強有力的公共部門，與私有部門并存。這是走出資本主義架構及其邏輯的一條路，由這條路，我們走上競技場，開始我們所謂結構上反資本主義的改革。

        在近年的比利時工人運動史中，我們已經經歷過了這兩種趨向的沖突，而法國在未來幾年中，一旦失業人數上升，也必會遇到這個沖突。

        某些社會主義領袖（對他們為人的誠實我無意懷疑），實際上己正像我剛才那樣直截了當、那樣冷語譏誚地說了這樣的話：‘你要是想在現存制度中短期內解決失業問題，除了增加利潤率外，再無其它辦法。’可是他們忘了加上一句（雖然這句話本無待言）：這樣作的意思不外乎以賺工資的人為犧牲而進行國民所得的再分配。換句話說，除非你志在騙人，不然你無法一方面呼喚快速經濟擴張——這在資本主義之下不外是要私人投資增加，而又要求在有利于賺取工資的人的條件下，重新分配國民所得。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架構中，這兩個目標完全沖突，至少就短程及中程時期來說是如此。

        因此，工人階級運動面對的，是一個根本的抉擇：選一個在新資本主義結構中改良的政策，就表示把工會融入資本主義制度中，變成了固定資本分期回收時期中維持社會和平的憲兵；或者選取一個基本上反資本主義的政策，提出一個短期的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改革的綱領。

        這些改革的根本目標，應該是把經濟的控制桿杠，從金融集團、托辣斯、壟斷集團手中奪取過來，交給整個人民，在信貸、工業、運輸等業中，創造有決定性力量的公共部門，完全置于工人控制之下。這表示在公司層次上及整個經濟中，出現了雙重權力，并迅造成工人階級及資本家統治者之間政治權力的二元化。

        這個階段便導向工人奪取政權，締造工人政府，由之開始建設一個免于剝削及其一切罪惡的社會主義民主。

注:這個說法尚嫌不夠精確。為了簡單起見，我們沒有考慮到資本家的購買力中間用業（1）供資本家自身消費和（2）供在資本家再投資后新雇用的工人消費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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