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著作等身的歷史學家，但郭沫若從來也不是一個只在書齋中埋頭學問的歷史學家，在他的學術生涯中，他始終沒有脫離過對時代的熱切關注。

甲申年的《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是中國農歷的甲申年，就是在這一年，郭沫若揮筆寫就了一篇史論結合，不僅在歷史學界，同時，也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應的《甲申三百年祭》。

300年前的甲申年，也就是1644年，中國歷史上的兩個王朝相繼消亡，一個是朱明王朝，另一個則是李自成領導的大順王朝，朱明王朝的覆滅，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但是，由李自成領導的農民政權，則是在取得全面勝利的情況下，剛剛建立即宣告敗亡。這一段讓人驚心動魄的歷史，對每一個政黨和從事政治斗爭的人，都是不能不重視的前車之鑒。

正是基于對歷史的思索，在當時的重慶知識界，圍繞著甲申三百年這一主題，積極籌備著各項活動。1月15日，由我黨在重慶創辦的《新華日報》委派喬冠華，約請翦伯贊等人，來到郭沫若在重慶天官府4號的寓所，具體商討此事。被譽為當時革命文化界領袖的郭沫若當仁不讓，主動承擔了主要文章的寫作。

郭沫若花費了一個月的時間，以詩人的激情和歷史學家的沉思，搜集資料，精心研究，認真分析，反復思考， 3月10日，長篇史論《甲申三百年祭》終于脫稿。郭沫若又精心修改了幾天，送請中共駐重慶的南方局負責人董必武審閱后，即在朱明王朝最后一個皇帝崇禎死難之期的3月19日，開始在《新華日報》上分四期連載，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在郭沫若的文章之前，用大字排上了一段毛澤東的名言：“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

·35元一張木門:賺瘋了 ·99個暴利項目排行榜 ·失眠抑郁－輕松治療 ·高血壓糖尿病最新療法

同時，郭沫若在文章中歌頌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并沉痛地總結了起義的失敗原因，李自成可以說是一個英雄，他不但武藝高超，而且治軍嚴明，其起如風起云涌，但是，他們在極短的時間內取得巨大的軍事勝利后，也就在凱歌聲中滋長了驕傲的情緒，“在過短的時間之內獲得了過大的成功，這卻是李自成以下的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淪進了過分的陶醉里去了。”把明室的專制和腐敗接受過來，縱聲色，奪名利，掠財物，殺功臣，在戰略上、組織上、作風上都犯下了嚴重的錯誤，終于釀成歷史的大悲劇，其敗如風卷殘云。郭沫若在文章的最后說道：“三百年了，種族的遺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當事者的功罪是應該明白判斷的時候了”。

《甲申三百年祭》轟動山城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經發表，立即轟動重慶山城，這一史論結合的雄文，產生了極大的現實意義，不僅使人引發對歷史興亡的感嘆，同時，文章所論述的明王朝、李自成和清兵三方力量的此消彼長，使人們不難得出結論，像崇禎那樣的專制和腐敗的政權是必然要滅亡的，更激發人們對中國未來的思考。

當時，經過全民抗戰，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已經是日趨明顯，抗戰已處于勝利的前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空前壯大，而國民黨則竭力強化其專制統治，就在1943年，蔣介石拋出了《中國之命運》，公開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和一個領袖，特別引起人們注意的是，蔣介石在書中別有用心在搬出朱明王朝滅亡的事例，來為其獨裁理論作證。

因此，當郭沫若以甲申三百年明朝滅亡來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時，國民黨立刻感受到這篇文章鋒芒所指，馬上組織專人對文章進行圍攻。3月24日，為蔣介石執筆撰寫《中國之命運》的陶希圣在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社論《糾正一種思想》，指責郭沫若“為匪張目”，“將明之亡國的歷史影射當時的時局”，其后，4月13日、21日、26日、28日，《中央日報》又連續發表社論，表示不能“聽其謬種流傳”，指名道姓要“共同糾正這一種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葉青還在4月20日的《政治月刊》上發表長篇專論《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評議》，攻擊郭沫若的文章，并主編《關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一書，攻擊郭沫若“把已成為歷史陳跡的三百年前的甲申，從故紙堆里抽取出來”，“回味甲申，暗示新亡國的危機。這種回味宣傳，不過是應用聯想的心理手段，來引起國人的悲觀情緒。”“這篇文章對共產黨的宣傳十分和合，共產黨要反對政府，這篇文章就盡力指責明朝，企圖喚起人民的聯想作用。共產黨要煽動人民叛亂，這篇文章就根本以明末大亂為題材，希望三百年前的甲申重演于今日。共產黨要在‘二萬五千里長征’后以延安為根據地來‘取天下’，這篇文章就歌頌流寇，尤其那‘同隸延安府的李自成、張獻忠’（郭沫若語）而陳述勝利”。可以說，郭沫若的文章擊中了國民黨的要害。

面對國民黨的種種指責，郭沫若理直氣壯地回擊道：“我郭沫若就是要為‘匪’張目嘛！”

《甲申三百年祭》成為全黨整風文件

《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遭到國民黨的圍攻，但在延安的毛澤東卻從這篇文章引出了更多的思索，非常善于從中國歷史吸取經驗教訓的毛澤東一直對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這段歷史非常重視，早在1928年，他就以李自成為例，開導紅軍將士避免犯“流寇主義”的錯誤，在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他還專門讀了一本關于李自成起義的章回小說《永昌演義》。因此，當毛澤東讀到郭沫若這篇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文章后，當然格外興奮，密切關注和高度評價。

就在讀了《甲申三百年祭》后不久的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給高級干部作《學習和時局》報告時，特別提到 了郭沫若的這篇文章，他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同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報》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全文轉載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編者按，稱贊文章“充滿愛國愛民的熱情”，同時反擊了國民黨對郭沫若的圍攻，說“蚍蜉撼大樹，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歷史價值而已。”中央又決定將其作為全黨的整風文件，在解放區普遍印發，供黨內學習，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軍委政治部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專題向全黨、全軍發了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敗在于進北京后，忽略敵人，不講政策，脫離群眾，妄殺干部，實為明末農民起義留給我們的一大教訓。作品對我們的重大意義，就是要我們黨，首先是高級領導干部，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和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萬萬不可沖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

11月21日，毛澤東親筆復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于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正是基于對李自成農民起義失敗的總結，毛澤東在全國勝利前夕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這就是：“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在離開西柏坡向北京進發時，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訓。毛主席說：我們是進京趕考，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李自成進京后就變了，我們一定要考個好成績。

1991年，江澤民兩次提到要重新學習郭沫若的文章。可以說，郭沫若的這篇《甲申三百年祭》的影響已遠遠越出歷史界，整整影響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