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野狐飛:本譯文有三大特色——不信、不達、不雅，但大體意思還是譯出來了。譯這個文章也是和朋友一起玩，順便發在這里，向各位高手請教，不勝感激。有些段落只是揣摩大概意思譯了出來。原文還插了些非英語詞匯，讓人頭疼。我以前常罵現在學術著作翻譯得驢唇不對馬嘴，自己試著做一下，真是事非經過不知難！不過這決不是胡亂翻譯的理由，有時我就想自己受馬克思影響是不是因為馬列翻譯局的翻譯太好了？他們的翻譯對現代漢語肯定是有影響.   

        那么，事物如何才是自由的? 1922年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與布爾什維克就權力問題展開了爭論，下面是列寧對自己立場的闡述：

的確, 這種... 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所作的說教反映了他們的本性：“革命跑得太遠了。我們一直這么說，現在你也這么說了。讓我們再來重申這一點吧。”而我們對這一點回答說：“正因為這樣，讓我們槍斃你們吧。要么勞駕收起你們的觀點，要么你們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在我們的處境比遭到白衛分子直接進犯時困難得多的條件下，還要談自己的政治觀點，那對不起，我們就要把你們當作最可惡最有害的白衛分子來對待。”【注：參見《列寧選集》第四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文獻·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381頁】

列寧主義者的自由選擇——不是"生活或錢!" 而是 " 生活或批評!"——以及列寧對于“自由理念”的輕蔑態度解釋了他在自由主義者那里的差勁名譽。他們仍就排斥正統馬列主義者，因為這些人反對“形式的”和“真實的”自由：即使左翼自由主義者，例如Claude Lefort，一次又一次地強調，自由只在它的“形式”中，因此真實的自由等于自由的匱乏。更確切的說，在前面引述的對于孟什維克的所作所為，列寧為自己最為出名的辯護“是的，自由，但是誰的自由？做什么用的自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批評布爾什維克政府的“自由”也就是破壞工農政府的“自由”，是反革命的代表……今天，在經歷了現實社會主義的恐怖實踐之后，上述推論的荒謬不是顯然的嗎？那么又錯在哪里呢？首先，它將燦爛的歷史圖景縮小甚至關閉，完全將之置于前因后果的邏輯中，在這種情形下，行為的客觀結果是完全決定了的（“你的獨立意識，你的行為將會客觀的服務于……”）；其次，這種闡述篡奪了解釋你行為的客觀意義的權力，如此一來，他們外在的客觀主義（集中注意于客觀的意義），其實只不過是他們徹底的主觀主義的表現形式：由我決定你的行為的客觀意義，因為由我定義情形（也就是說，如果我把自己的權力直接的等同于工人階級的權力，那么，任何反對我的人就必定是工人階級的敵人）。與這種邏輯完全相反，應該強調的是，自由實際是且只是一種能力，超越給定的情形實現個人的能動性的想象（像黑格爾曾指出的那樣）。例如，重新定義真正的情形，其中哪個是能動的。此外，正如許多批評者指出的那樣，術語“現實社會主義”，雖然是被用來證明社會主義的勝利，卻成了社會主義全然失敗的證據。試圖宣告社會主義政權合法化的失敗的例子——術語“現實社會主義”在歷史的出現僅僅證明了社會主義曾經做為事實存在過……

然而,這就是整個的故事? 自由又如何在自由主義民主政治中有效地實現?雖然克林頓總統成為今日左翼第三條道路屈從于右翼意識形態勒索的縮影，但是他的健康保險改革計劃仍然會產生一些效果,至少在今日的情況中，因為它借以建立的基礎是拒絕那種霸權觀念——需要縮減大州的開支和行政機構——在某種意義上，它在做 “做不可能的事”。 不足為奇的的是，它失敗了: 它的失敗——也許那是唯一有意義的, 雖然是消極意義, 克林頓的容忍成為自由選擇這種意識形態具有強大物質力量的證據。也就是說，雖然所謂的 "平民百姓" 的大多數不清楚改革計劃, 醫保改革計劃的院外游說人員 ( 比國防部的游說人員還要聲名狼藉兩倍!)成功的欺騙了民眾，使其在基本信念上相信：普遍的健康保險免費選擇（這是關于醫保的關鍵）將會是某種威脅——對純粹虛構的“自由選擇”的威脅，于是所有過硬的證據（在加拿大，健康保險不是很昂貴而且相當有效）都毫無效果。

這里我們處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概念: 選擇的自由，根植于這樣一種信念，主體（subject）被賦予努力去認識自身的偏好的自由。這種觀念尤其存在于今天，社會學家Ulrich Beck稱為“風險社會”的時代。統治的意識形態盡力灌輸給我們一種由福利國家解體創造了自由的機會而導致的不安全感：你必須幾年換一份工組，依賴于短期合同，取代了長期穩定的合同，為什么不把它看作從強制固定的工作獲得的解放？得到徹底轉變自身的機會。意識到以及實現自身潛藏的能力。你不用依靠標準的健康保險和退休金保險計劃，這樣你可以選擇額外的花費方向。為什么不把它看作附加的選擇的機會或者是現在更好的生活或者是長期穩定的安全？如果這種困境導致了你的焦慮，后現代或“第二現代”的思想家馬上會譴責你無法適應完全的自由，從而“逃避自由”，幼稚地依附于陳舊穩定的社會……甚至，當描述主體（subject）自身的天生能力和偏好時，機械般的被解釋成所有這些變化都是自身個性的結果，而非市場力量的逼迫。

這些現象使重申對“形式的”和“真實”自由的批判，以新的更精確的理解極為必要。在今天這個自由主義的霸權時代我們需要的是“列寧主義者”特色de la奴隸狀態的解放，一個Boétie’s Traiti de la 奴隸狀態 volontaire的新版本，完全證明了顯然的矛盾體“自由極權主義”。在實驗心理學，Jean-Léon Beauvois邁出了第一步去準確的考察這種關于主體（subject）自由選擇的矛盾。重復做下列實驗：在獲得兩組志愿人員的一致同意參與，被告知實驗將會涉及一些不愉快的偶爾違背他們道德的行為，而且如果此時，提醒第一組人員他們可以自由的選擇說“不”，但是對第二組人員則什么也不提醒。在這兩組人員中，有相同的（相當高）比例會繼續實驗。

這意謂著提供形式上的自由選擇不會導致任何不同: 那些被給予自由的人和（含蓄地）喪失自由的人會做同樣的事。但是，并不意味著提醒或贈與自由選擇的權利不會有任何不同：被賦予自由選擇的人不會只是簡單地向于那些喪失自由的人，他們會趨向于使他們的“自由”的決定——繼續參加實驗——“合理化”——因為無法忍受這種被稱為認知的矛盾（他們明白他們的自由的行動違背了他們的趣味、傾向、品味、規范），他們會試圖對被要求完成的行為改變看法。       

讓我們看看：一個人被邀請參與變更飲食習慣的實驗，目的是為了對抗饑荒;獲得他的同意后,在實驗室的第一次，他將會被要求吞下一條活蟲, 這時有人坦率的提醒, 如果他覺得這很厭惡,他可以拒絕,現在他有了完全的自由選擇。在大部份的情形下，他將會吞掉這條蟲子, 然后經由自己對自己說: " 我被要求做這個是令人厭惡,但是我不是一個懦弱的人,1 我應該顯示一些勇氣和自我控制力,否則科學家將會認為我是一個軟弱的人，在第一個關口就被踢了出來！此外，一條蟲有許多蛋白質和可以有效的被用來幫助解決窮人飲食問題。難道因為我的不足道的敏感就要妨礙這么重要的實驗嗎？并且,最后，也許我對蟲厭惡只是偏見,也許一條蟲不是如此惡心——難道去嘗試它不是一種新的、大膽的經驗? 是否它會使我能夠發現料想不到的，不太合常規的潛力？這種潛力也許我本人從沒意識到。

Beauvois 列舉三種模式使人去做違背他們認知傾向和利益的行為：獨裁主義（單純的命令“你應該做這個因為這是我說的，不許質問”持續的獎賞如果主體（subject）服從，懲罰，主體（subject）不服從），極權主義（涉及一些更高的原因或普遍利益，超過了主體（subject）的認知能力“你應該這么做，雖然它不愉快，但是服務我們的民族、黨、人類！”）以及自由主義（涉及到主體（subject）內在的自然本性“被要求的事雖然顯得厭惡，但是仔細考慮的話，你會發現做這個符合你的真實本性，很有吸引力，你會發現新的想不到的你個性的尺度”）

這里， Beauvois 應該被修正:一個直接的獨裁主義實際是不存在的——最獨裁的政權在輿論上為了證明它統治的合法性也要涉及到一些高尚的利益，結果，“你必須服從，因為這是我說的”只是一種下流的補充、暗示。這標準的獨裁主義的特征，涉及高尚的利益（不管你的傾向是什么，你必須服從我的命令，為了高尚的利益）極權主義，像自由主義一樣，質詢主體（subject）是否明白他自己的利益（那些顯得對你是額外的壓力的東西其實是你客觀利益的表達，是你實際想要而還沒有意識到的東西），這兩種思路的區別是，極權主義欺騙主體（subject）什么是自身利益上，即使這違背了他的意志——想起了查爾斯國王的著名陳述——如果有人愚蠢到反對他們的國王、國家和他們的自身利益，上帝保佑，我要讓他們幸福——即使這違背了他的意志。（1644年8月6日，對艾塞克斯伯爵的話）這里我們遇到了后來雅各賓派政治行動的幸福主題，和圣Justian的想法強迫人民幸福……自由主義盡量避免（或者更合適的說掩蓋）這種矛盾的說辭，它會利用主體（subject）虛構的直接的自由感知，（我不聲稱比你所需求的更好——只不是讓你仔細的考慮然后自由的決定。）

對Beauvois的理論缺陷尚有爭論，因為他沒能解釋隱諱的同意反復的權威（主人命令說“因為這是我說的”）可以有效并不僅僅是因為它含蓄或明白的（通過懲罰/獎賞）獲得了同意。也就是說，是什么有效的使主體（subject）自由的選擇了那個欺騙了他的違背他利益或傾向的選項？這里，經驗主義的對“病態”動機的調查（康德哲學里的術語）并不充分：以符號般的約定/許諾來欺騙表明了我們自身內在的力量，也就是那個誘使我們服從的因素恰恰是有害的特點——“質疑”缺席了。這里，Lacan可以提供一些幫助：Lacanian主人—象征（Master-Signifier）正好指出了催眠的力量，符號指令，僅僅依賴于對自己行動的闡明——這里我們遇到了“符號效率”（symbolic efficiency）的純粹力量。使權威合法化的三種方法（獨裁、極權、自由）只不過是掩蓋，使我們對來自深處虛幻命令的誘人權力失去判斷力。在某種程度上，自由主義是這三種中最壞的。因為它把服從的理由移植到主體（subject）內在的心里結構中。這樣，矛盾就出現了——“自由的”主體（subject）卻處在最小的自由狀態中：他們改變自身真正的看法和感受，認可那些欺騙他們的理由，好像這就是他們的本性——他們甚至意識不到他們的從屬地位。

讓我們看看1990年東歐的國家的情形, 那時現實社會主義（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 ）正在土崩瓦解:突然，人們進入 "政治上自由選擇"的狀況——然而, 在關于哪種類型的新秩序是他們真正想要的這個基本原則問題上，他們真的被問過嗎？他們沒有發現他們就是Beauvois實驗里的主體（subject）犧牲品嗎？他們開始被告知將進入政治自由的幸福之鄉；不久，他們發覺這種自由就是野蠻的私有化、社會安全體系的肢解，等等。他們仍然有選擇的自由，如果他們愿意，他們可以加快腳步，但是，不，我們英勇的東歐人不會使他們的西方良師失望，他們堅忍的堅持他們從沒經歷過的選擇，相信他們將會成熟的主體（subject），這種主體（subject）明白自由是有代價的……這就是為什么這種的觀念——相信由于天生偏好，認識了真實的自己和潛能要最終對自己的失敗或成功負責——成為了自由主義的關鍵要素。這里，再次冒險引入列寧主義對"形式的" 和 "真實的" 自由的反對：在實際的自由中，人敢于打破符號效率的誘人的權力。在那里列寧對孟什維克的批評進行了尖酸的反駁并給了致命一擊：真實的自由選擇不是我在僅僅在預先給定條件下的兩個或更多的選項中選擇，而是我能改變這種給定的條件。從實際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轉變的關鍵是人民從來沒有機會去選擇這種躍遷的廣告（ad quem of this transition ）——突然，他們被扔到（簡直就是按著字面的意思）了新的狀況里去，這里他們要進行新的給定的選擇（純粹的自由主義、國家主義、保守主義……）這意味著有意義的改變狀況的自由選擇的行動卻僅僅發生在選擇被強迫的情形下，人們好似不是被強迫的進行選擇并且“選擇了難以忍受的東西”（“chooses the impossible.”）。

這里有關列寧反對“形式”自由的長篇演說中有今天值得拯救的核心理念: 當他強調沒有 "純粹的" 民主政治的時候, 我們應該總是考慮在階級斗爭中誰擁有特權（freedom），他的觀點恰好保持了激進選擇的可能性。形式的和真實的自由的區別最終歸結于：形式的自由是在現有的權力關系下相匹配的自由選擇，而真實的自由指出了破壞給定條件的干預地點。簡而言之，列寧的觀點不是有限的自由選擇，而是保證選擇的基礎——當列寧質問在階級斗爭中自由的角色時，他的問題恰好是：“這自由是有助于還是抑止根本革命的選擇？”

2000年秋天法國的最流行的電視秀是法國3臺的“C'est mon choix”（它是我的選擇）。收視率要比聲名狼藉的肥皂劇“老大哥”（Big Brother）還要高兩倍。托口秀邀請的客人一般是普通人(或例外的知名人士)，客人要做出特殊的關于他或她全部生活模式的選擇：其中有人決定從不穿內衣褲，另一個決定選擇一個合適的性伙伴給他的父親和母親——允許客人奢侈，有時甚至是懇求他們奢侈。但是那些會冒犯觀眾（例如，一個人選擇做一個種族主義者，是不被允許的）的選擇被明顯排除在外。在我們這個自由主義社會，一個人能夠想象更好的自由選擇困境嗎？我們可以繼續小小的選擇，徹底的“再投資我們自己”（reinvesting ourselves），如果這些選擇不會打亂社會和意識形態的平衡。對于"C'est mon choix"（它是我的選擇）真正激進的事物會把注意力放在恰好“冒犯”的選擇：邀請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例如，那些選擇（不同選擇的差別）確實會有差。這個也就是，今日民主越來越成為虛假的議題，這種支配的觀點——一個人應該承擔把選擇權交給敵人的風險——名譽掃地（a notion so discredited by its predominant use that, perhaps, one should take the risk of abandoning it to the enemy.）。哪里，如何，由誰來決定關于全球的關鍵社會議題?他們在公眾空間中經過公眾的廣泛參與被做出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在一黨制國家這是次要的問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在有議會民主政治和個人自由選擇的國家這也是次要的問題。

與自由主義的個體心理學相類似的東西在1920年代后期和1930 年代早期的蘇聯出現過嗎? 1920年代 (未來派,構成主義) 早期的俄國先鋒派藝術不但熱中地支持了工業化 , 它甚至努力重塑新的工業人類—不再是傳統的感傷的和固守傳統的舊人類 , 而是高興地接受他的角色，在巨人般的互相配合工業體系中充當一個門閂或螺絲釘。同樣地，它在顛復 "極端－正統" 的觀念,例如，在涉及官方意識形態核心的超越－認同（over-identification ）：我們在Eisenstein，Meyerhold等構成主義者繪畫中獲得的關于人類的印象是強調他/她的機械運動的美，他/她完全的depsychologization。在西方被視為個人自由主義的終極夢魘的東西，做為意識形態的對應物，對"Taylorization" 、Fordist 緞帶-工作，在蘇聯卻被當作烏托邦的解放前景歡呼：取消Meyerhold激烈鼓吹的在演戲中的“行動主義”——不再強調演員對角色的熟悉，但是為了冷酷的組織紀律而進行殘忍的身體訓練，使演員完成一系列的機械運動……這是無法忍受的對這種官方的斯大林主義，所以斯大林主義者“社會寫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有效地去嘗試宣傳“一種面孔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也就是再定義工業化過程，其中束縛傳統的個人主義：在社會現實主義者文本，繪畫和電影中，個體被不再描繪成全球機器一部份, 而是溫暖的、熱情的人。

對自我欺騙的明顯譴責當然是:今天 "后現代" 主題的基本特性不是反對自由的主體（subject）——富有經驗并對自己的最終命運負責，也就是，主體（subject）將他話語權威的基礎建立在自己是受害者的身份上，而這是因為環境不在自己的控制下。每一次和另外一個人的接觸都是潛在的威脅——如果這個人抽煙，如果如果他向我投來羨慕一瞥,他已經傷害我；這種欺騙的邏輯今天已經普遍化了，達到了超過標準的性別或種族折磨案例——放棄金融工業，美國煙草業，的發展的來支付賠償，對大屠殺和在納粹德國強迫勞動的受害者，以及美國應該賠償非洲裔美國人數十億元由于他們的過去奴隸的身份...這種觀念——做為一個不負責任的受害者，極端自戀的看法，每一次和別人的遭遇都是對自己假想的不穩定的平衡的潛在威脅——同樣不是反對而是對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主體（subject）的補充：今天這種個人主義的支配形式下，心理學上主體（subject）所斷言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成為環境犧牲品的感覺重疊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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