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
由于篇幅限制，我將原文中兩個較為枝節的段落略去（「基督教工會聯合會的立場：要參與，但是…」與「比利時總工會：理論與實踐之間」），但讀者仍可透過本譯文了解曼德爾的核心論點。
何謂工人監督？
要求實行工人監督（workers’ control），乃是當今要務。比利時總工會（Federation Generale des Travailleurs de Belgique，FGTB）正針對此議題召開特別會議。許多英國工會采納了這項措施。法國最左翼的工人與學生已把工人監督當成其中一項重要訴求。許多意大利的工廠內，先進的工人不只是要求工人監督，更盡了全力——如飛雅特（Fiat）——在正確時刻將這項要求付諸實行。
這項要求在國際工人階級中已提出經年。它誕生于俄國革命之中；共產國際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中采納了它；它也在德國1920-23年的革命斗爭中起了重要作用；比利時工會則在1920年代提出這項要求；托洛茨基也將之納進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到了1950年代末，黑納爾（Andre Renard）（比利時左翼工會領袖）亦再次提出。
然而，過去二十年來，更廣泛的工人與工會運動已不再提出工人監督的要求。整整兩代的工人在這個問題上都沒有接受任何的教育。因此，當務之急乃是將工人監督的意義與意涵界定清楚，以展示它在社會主義斗爭中的價值，并將其與各種改良主義的變體——共同決定（co-determination，勞方與管理階層在廠內共同進行決策）與「參與」（participation）——區別開來。
工人監督是一項過渡性的要求，一項標準的反資本主義結構性改良方案。這項要求源自于廣大群眾的當前需求，并引領群眾去發動斗爭，來挑戰資本主義體系與資產階級國家的存在本身。過去六十年來，資本主義消化吸收了各項當前的要求——從提高工資到八小時工時，從社福立法到假日給薪——但工人監督是資本主義絕對無法消化吸收的一種要求。
在這點上，我們可以駁斥那些宗派的「純粹主義者」（purists）所提出的反對意見：「提出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改良方案，會讓你變成一個改良主義者」。他們這樣說。「你們的要求不是包含了「改良」這個字嗎？」
這種反對意見是幼稚的。它也是不誠實的——至少就那些原則上不反對為改良奮斗的人來說是不誠實的。如果這種反對意見是出自某些反對爭取提高工資的無政府主義者，那么我們也許還可以理解（雖然還是不容易理解）。雖然這些人是錯誤的，但至少他們在邏輯上前后一貫。
但是有些人明明支持一切調升工資、縮減工作周、縮短退休年齡、假日給薪雙倍、爭取免費醫療照顧與藥物等斗爭，但同時卻拒絕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改良方案，那這又該怎么說呢？
他們并不了解自己其實也在爭取改良；但他們與我們之間的差別在于，他們所爭取的那些改良，都是資本主義已一再證明能夠給予的、能夠吸納進自身體系之中的改良，也就是不會顛覆體系本身的改良。
另一方面，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改良方案，卻具有以下特色：在正常運作的資本主義體系之中，這種方案是不能被實行的；它會將整個體系撕裂；它會創造出雙重權力（dual power）的環境；而且它會迅速導向革命的權力斗爭。調升工資——盡管對提升工人的戰斗精神、文化水平來說非常重要——便無法做到這點。
實際上，我們這些「純粹主義」的對手的整個立論，都建筑在一種幼稚的混淆之上。爭取改良，不必然使人變成改良主義者。如果真的是這樣，列寧本人就是第一號改良主義者了，因為他從來不反對去捍衛工人的當前利益。改良主義者相信，若要推翻資本主義，只需要爭取改良就夠了，只需一步一步逐漸為之，而非徹底推翻資產階級的權力。
但是我們這些支持反資本主義結構性改良方案的人，絕對不抱這種幻想。我們既不相信社會主義會慢慢降臨，也不相信可透過議會選舉來奪取權力。我們深信，若要推翻資本主義，所需的是斗志高昂的工人與資產階級國家在議會之外的全面交鋒。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改良方案恰恰具有此目標——帶領工人展開斗爭，以促成這種交鋒。批評我們的「純粹主義」者，一般來說僅滿足于立即要求的斗爭，同時又抽象地談論革命，而不會問問自己，要怎樣才能真的革命？一個絕佳的例子：1968年的法國。
接續在1960年12月1961年1月的比利時總罷工之后，1968年五月的總罷工便是很好的例子，告訴我們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一千萬的工人罷了工。他們占領了工廠。如果他們想要消除戴高樂政權十年統治下所累積的社會不正義，那么他們的目標已明顯超出了工資范圍內的簡單要求。他們一同拒絕了起初的「格雷內爾協議」（Grenelle agreements）（戴高樂政府與工會于5月27日達成的協議），但如果他們接受此協議，將可使他們的平均薪資提高百分之十四，因此這已清楚反映了他們希望繼續向前推進。
但是如果工人不滿足于當前的要求，他們也不完全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如果他們在先前的年月當中受過工人監督方面的教育，就會知道該怎么做了：在每個廠中選出一個委員會，開始公開公司的帳目；自己來計算各家公司實際的生產成本與利潤率；針對雇用、解雇與其它一切工作組織方式上的改變，建立一套否決權；選舉出自己的工作伙伴，來取代由老板選出來的工頭與監工（或由所有工作人員輪流負責）。
這種委員會，在所有的層次上都自然會抵觸雇主的權威。工人可能很快就必須由工人監督轉移為工人管理（workers’ management）。但是這可用來譴責雇主們的武斷、不公義、詭詐以及對整個國家來說的浪費，并且可藉此來組織地方、區域、全國的罷工會議與工人監督委員會。這回過頭來又會藉組織與自我防衛的的手段來壯大罷工工人，而這對對付資本主義國家與資產階級整體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法國1968年5月的經驗告訴我們，為何在以推翻工業國家的資本主義為目標的社會主義戰略中，工人監督占據了首要地位。
若要以當前要求為中心的聯合斗爭發展到高潮階段即總罷工，占領工廠，進而導致奪取政權的斗爭，那么，工人所發起的最先進形式，不能由革命團體的宣傳活動去抽象、人為地引進到工人的戰斗之中。最先進的形式，必須從工人戰斗的需要當中產生。工人監督的要求（在所有層次上挑戰資產階級的權力，并且可能催生——首先在工廠，隨后是整個國家——雛形的工人階級權力，以與資產階級權力抗衡），就是爭取當前要求的斗爭與爭取政權的斗爭之間最好的橋梁。
另外還有兩個原因告訴我們，為何這種要求對現階段的資本主義與工人反資本主義斗爭來說是如此重要。
資本主義的集中；壟斷集團與資產階級國家日趨融合；國家的角色逐漸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中壟斷利潤的保證人；在新資本主義之下，經濟越來越有組織與計劃（programming）——目前經濟的這一切特色，都越來越將階級斗爭的重心從廠內與產業部門（industrial branch）轉移到經濟整體之中。
在「受到管理」（managed）的資本主義經濟中，一切事物都緊密地相連。工資雖然增加，但卻會因物價與稅金上升或受到間接的財政操弄（例如提高社會保障稅或減少工人福利）而被抵銷。各區域的雇用水平則受到資本主義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或投資外移所沖擊。官方無所不用其極地去執行「所得政策」（incomes policy），將工資與生產力綁在一起，但同時又讓工人無法準確地測定生產力。
工會運動若僅局限在定期爭取調整或調升工資，那么就不可能取得重要的進展。國內（與國際）的階級斗爭的一切邏輯，都會讓工會去挑戰價格與工資、工資與貨幣、工資提升與生產力提升之間的關系，而這些關系，雇主們——以及被雇主收買的政府——都企圖使之成為「不可避免」的關系。但是這種挑戰是無法被有效（亦即以一種有根有據的方式）發動的，除非帳目能被公開，除非銀行業務的秘密能被廢除，除非工人能將一切利潤與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機制都攤在陽光下。
當然，從同樣的精神出發，考慮到整個工人階級與整個國家，工人監督也必須由選舉產生的工人代表來執行，而不是讓少數的工會領袖和雇主領袖們秘密會面。后文會再回到這點，因為這種區別極為重要。
我們正身處一個技術快速變遷的時期——第三次工業革命。在變遷的過程中，形形色色的產業部門、職業、工作，都在幾年之間消失了。資本家不斷力圖使人們的工作服從于更昂貴復雜的機械的要求。
同時，體力勞動逐漸從工廠中消失，直接參與生產的技術人員也正在減少。訓練與教育工人的水平正迅速提升。益加普及的學校教育（提升到十七或十八歲）便清楚地指出了這點。
然而，工人受越多教育，就越有可能為自己的權利奮斗——也就越不會忍受以下的事實：那些管理社會的人，也就是主管與經理，就生產與機械運作的知識而言，通常比工人自己知道的要少，但是卻告訴工人該生產什么、該如何生產。當工人與雇主兩者的技術知識的差距縮?。ㄟ@樣的差距之所以還能維持，只是因為雇主小心翼翼地壟斷了企業整體的運作細節，不讓別人知道）時，企業的層級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就會更重地壓在工人身上。
關于罷工成因的統計資料（英國與意大利皆然）顯示，勞資沖突越來越不是與工資問題本身相關，而是越來越涉及工作的組織與生產的過程。比利時在這方面有點落后，但很快就會趕上！
工人監督的要求涉及了工人在企業生命的各種層面中的直接檢查權與否決權，這樣便能迎合從社會與經濟生活中產生的需求。在工人監督的同時，工人要拒絕為管理階層負上任何責任；只要私有財產和資產階級國家仍然存在便要這樣做。企業的結構已經既不再適應經濟的需求，也不符合工人的希望。
在這個意義上，工人監督的要求明顯是反資本主義的，因為資本主義的特色不必然是低工資，甚至也不必然是大量的失業工人（雖然周期性的衰退仍然不可避免且極為重要）。資本主義的特點是：資本與資本家統治人與機器。挑戰這種統治權，并且用另一種權力來對抗之，便意味著采取具體的行動來推翻資本主義體系。
不要參與，要監督！
歷史經驗告訴工人，他們當前與未來的命運取決于整體經濟的運作。工人漸漸從中得出結論，如果僅去捍衛自己的購買力或提高工資，卻不關心物價、生活費指數（cost-of-living index）、財政問題、投資問題與企業的資本主義「合理化」，那么終究是沒有用的。
事實上，資產階級經常藉提高物價或提高直接、間接稅，使工人負擔增加，來設法「補償」因工資提高而帶來的損失。
資產階級在伸縮條款（escalator clause）的游戲中作弊，方式是在指數上作假，或采行惡名昭彰的「指數政策」（物價上漲時避開或繞過那些被選來計算指數的產品）。
資產階級有計劃地將投資與企業外移，以吞蝕工會的力量，也因此重新造成失業（列日〔Liege〕的金屬工人或多或少知道這點）。資產階級總是讓快速成長的區域與低度發展或衰落的區域共存，以確保自己擁有勞動供應的后備軍。
簡言之，資產階級在幕后操縱了一切的經濟生活與經濟政策，以捍衛自己的階級利益。
如果工人從現在開始只滿足于提高工資，他們必然會受騙上當。這不表示爭取工資與當前要求的斗爭不再必要或一無是處——恰恰相反。但是這意味著我們不能自我設限，不能只是讓勞工去爭取他們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新價值中的更多百分比。這意味著勞工必須挑戰資本主義經濟整體的運作。
以往雇主只須捍衛自己作為「船長」的神圣權利——神圣的財產權——就行了。如果工會的要求會干涉到企業的管理（更別提整個經濟的管理了），就會被雇主義憤填膺地拒絕，被視為「篡奪」，即邁向「財產充公」、「盜竊」的第一步。
但是今天資本家們的說法變得更有彈性了。以往談的是雇主的神圣權利，但現在老板們則精明地向后退了一步，談的是「捍衛企業」。他們隱約（有時是明顯地）承認工人對企業、對當地、甚至整個國家的經濟生活應「擁有發言空間」。
產業擁有者的這種思想演變，明顯和力量對比關系的演變相適應。當資本力量龐大而勞工弱小分裂時，雇主便能以蠻力來統治。但若資本體系進入世界范圍的嚴重結構性危機，而資本因此逐漸變弱，且勞工也組織、強大了起來，那么這時就必須發明更為細致的統治手段；否則整個統治的體系就有解體的危險。
因此我們幾乎毫無覺察地從「神圣財產權」的犬儒信條（亦即「力即理」〔might makes right〕），過渡到裹著糖衣的、虛偽造作的「人群關系」（human relations）的信條。因此誕生了「工廠共同體」的幻想，以為在這樣的共同體之中，資本與勞動應當聯合起來「關注自己的正當權益」。
但是產業信條的演變并不只是被動反映了社會階級力量關系的演變。它還反映了資產階級的策略性目標。該策略企圖將工會組織，甚至是工人選出來的代表，納入階級合作的日常實踐之中。它要緩和社會沖突的爆炸性，并使工人階級沈浸在和解與協議的永久氣候之中——這樣的氣候削弱了一切的戰斗力，并讓工人無法憑借組織化的力量來對抗資本家的金融力量。
我們也可在資產階級1914年起的態度轉變之中看到類似之處，起先是對社會民主的態度，然后是對工會領袖的態度，以及目前對「私有財產的獨占與神圣權利」的更為彈性的態度。
在這三個例子中，當資產階級用暴力、鎮壓或經濟壓力來打擊階級敵人卻徒勞無功之際，都企圖用誘惑的方式來削弱他們。因此社會民主的部長們已被「整合」進聯合政府之中；工會領袖已被「整合」進勞工管理委員會之中；那么為什么不把工人代表「整合」進「與管理階層聯合」的工廠會議之中呢？
西德關于共同決定（co-determination）的經驗尤其能給人啟示。共同決定是一種特別有效的手段，來削弱工會的力量與工人的戰斗力。
當時工人幻想著能夠在廠內獲得「權利」；在他們看來，工廠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他們」的工廠。但是當經濟情勢有所轉變，工人失去的不只是（資本家在勞工短缺時期給予他們的）紅利，更失去了一部份的「正常」收入，如果還沒丟掉工作的話。
資本家的工廠再度顯露了本性：意思是說，在這塊區域內，雇主是統治的君王，只把「聯合」的幻覺留給他所寵愛的工人們——布滿陷阱的「聯合」。
戴高樂發明的「參與」其實也了無新意。工人仍然是無產階級，因為他們必須將勞動力出賣給那些可自由雇用他們——在符合「企業獲利」的需求時——的雇主。雇主仍然與以往無異——他們仍是資本家，因為他們可以自由地控制人與機器（經常是用別人的錢——也就是國家的錢——來獲取這些東西的）。
那些天真的博學之士，那些階級合作的倡議者，會反駁道：「你們這些邪惡的馬克思主義者，當親切又講理的資本家們愿意讓步、愿意放下階級斗爭的時候，竟然在拼命鼓吹階級戰爭。」事實顯然不是如此。
為了要誘使工人組織與工人落入階級合作的陷阱之中，雇主從自己的立場出發，不斷進行著殘酷的階級斗爭。他們的武器完好無恙：金融財力、資本家對產業與銀行的所有權、使經濟生活從屬于自己的利潤需求。
但同時他們也癱瘓或設法摧毀工人唯一能掌握的武器：工人組織起來、為自己的階級利益共同發動斗爭的能力，也就是為了工人的利益來運作工人組織。當經濟較諸以往更受資本家的利潤支配時，資本家便試圖將這些組織臣服于「普遍利益」，并在階級斗爭中重重擊敗了薪資勞動者。
這就是為什么工會與工人必須拒絕對雇主宣傳的「團隊精神」做出任何一點讓步。工人必須有系統地拒絕承擔管理資本主義企業與資本主義經濟的任何一點責任。以挑戰為目的來進行檢查，我們要；參與或分擔管理，我們不要。這就是工人的利益所在。
反對這種傳統工人階級運動立場——黑納爾在〈透過行動邁向社會主義〉（Vers le Socialisme par l’Action）一文中仍強烈捍衛這種立場——的人，通常有兩種說法。首先，他們宣稱，不論如何，企業的存續會影響到工人的利害：如果一個大廠消失了，這不是意味著會損失數以千計的工作、會使失業人數增加嗎？這種論點忽略的是，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競爭與資本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若將工人的命運與工廠的命運「聯合」在一起，這不只是在冒險將工人與激烈戰場上的輸家綁在一起。這種做法還會將資本主義的競爭帶進工人階級的隊伍之中，但是一切經驗都已顯示，工人唯有靠自己的階級組織與階級團結，才有一絲機會去抵御資本主義體系。同樣的說法，若應用到地區之上，也同樣無效。某些工會主義者說「我們不要墓地的社會化；所以我們必須加入老板來拯救我們（！）的產業」。
其中的悲哀之處在于，這些產業根本不是「我們」的，而是資本家的，即使十分之九的資本都來自于國家的補貼也一樣。這些產業服從于資本主義的競爭法則。把工人拉上這條路，就是讓他們服從于獲利與利潤的支配。這也就是要默許「合理化」、默許生產力的增加、默許工作步調加速、默許對工人的激烈剝削。這也意味著要接受就業機會的減少。從接受這點，到接受裁員，甚至到接受減薪，中間只有一步之遙。
一旦你踏上這條路，雇主的勒索就會變得力量龐大。若要粉碎這種勒索，必須從一開始就拒絕合作，并開始透過結構性的反資本主義改良方案來維持雇用水平。
「工人監督」恰恰與「參與」相反
接下來還有一種更為精巧的說法?！溉粢O督，就必須擁有信息。為什么不參與呢？只要我們的目的是搜集信息就好了?！乖庌q家們還會補充說明，監督與參與之間沒有絕對的區別。
答案很簡單：一切事物都取決于行動所欲達成的目標，以及接下來的實際過程。是否能夠「參與」，卻不接受企業管理的一丁點責任呢？但是我們該等到什么時機，才把那些費力「搜集到的信息」告訴所有工人？這種過程是不可能發生的；資本家會拒絕玩這種游戲；這會讓他們居于下風！沒錯！但是假如我們不揭露這種信息，假如我們接受秘密、「合作」或些許的「共同責任」，那我們不就在玩資本家的游戲了嗎？表面上看來，「參與」與「監督」似乎少有差別；但是若要了解其中的差別所在，我們只需在每次事例中把雇主的反應記錄下來，即使是那些最「開明」的雇主也一樣。
資產階級秩序的捍衛者會回答道：「那么，你們只是為了煽動而煽動，你們是在提出不可能的要求」。一點也不。我們是要用一個制度來取代另一個，用工人的階級力量來取代資本的階級力量。
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希望工人能夠清楚了解，在現存的體制之下，資產階級會用千百種方式來欺騙他們、剝削他們、掠奪他們。此即為何我們要求進行工人監督。而且如果力量對比關系出現了激烈變化，使得這個要求有可能實現——在一個短暫的過渡時期之中——那么為了實現這個要求，我們會希望工人組織起來，在廠內與整個經濟之中創造出一種反制的力量，而這樣的力量會迅速變成新的國家權力的核心。
「參與」意味著：把工人與資本聯合起來；接受與資本間的秘密安排、永遠的秘密會議、經濟「協調」委員會、甚至是「監督委員會」——工人實際上什么也無法監督，但在民意的眼里，工人卻必須一同為過高的索費和壟斷企業的利潤負起責任。
「工人監督」意味著：徹底而完全的揭露；在工人大會上討論一切企業「機密」與經濟；揭露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切錯綜復雜的機制；讓工人「非法」地干涉私有財產、管理階層與國家的特權。這本身便意味著一種新權力的誕生，它比資產階級「民主」要遠為民主與正義，而在這樣的權力之中，所有的工人（本國活動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將一同進行決策，決定自己的命運。
六點結論
工人監督這個觀念，要如何才能和工人發動的實際斗爭整合起來？工人監督的運動，要如何才會有助于激起勞苦大眾的戰斗力，并提升他們的階級意識，引發超越資本主義體系框架的斗爭，亦即創造出一個革命之前的形勢？
工人監督這個問題越是在工人之間被討論，就會激起越多爭論，也就會有越來越多的藍領、白領、技術人員的眼界開闊起來，超越改良主義與新改良主義的局限。
但是光有理論討論、抽象討論（如果我們是要抓住整個問題，那么兩者間就沒有多少不同）不足以激發我們前面提及的那種使眼光轉變的討論。還需要其它的東西，需要一種補充的要素，也就是實際的提議，而我非?？释眠@些提議來結束這一系列的文章。
這些提議必須符合我們的分析所提出的標準；必須以工人的當前需求為基礎；提議必須具有這樣的特性，讓資本主義無法將其整合到自身體系的正常運作之中；因此必須創造出一種雙重權力的形勢，讓資本與勞動傾向進行全面的交鋒；必須增強工人的實際經驗，讓工人了解資本主義體系的本質，并了解整個資本主義是可能被挑戰的，也就是說，必須讓大眾準備在最優良的意識與組織條件下著手進行這樣的挑戰。
1.公開帳目
有無數的資料證明——絕大多數為非馬克思主義的資料，甚至本來是資產階級的資料——我們絕對無法仰賴雇主的統計數字來獲知國家（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生活的真相。雇主的資產負債表、財務報告、遺產申報等等，都歪曲了經濟現實。這些造假并不是無緣無故被制造出來的。他們有非常特定的目的，可能是要逃稅；少報利潤以拒絕加薪；或欺瞞大眾某個工會的特殊要求背后的真相。
每當與雇主的協商被公開時，不論談的是加薪、提高生產力或工會要求的經濟后果，我們都要一再重復：「我們拒絕在被蒙蔽的狀況下討論。攤牌吧！公開帳目！」
如果能夠加上三項條件，這種要求——作為一種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改良方案，也就是作為一種過渡性的要求——的價值就會更大：
首先，我們必須公開地把公司的帳目打開，而不是限于少數工會領袖的秘密會議，畢竟我們非常清楚，這些工會領袖傾向與老板保持良好的交情。第二，必須采取法律手段來幫助分析資產負債表與分析簿記系統，以確保會計程序的統一。最后尤其重要的是，核對資產負債表與一般賬戶（general account）時，不一定要以數字為基礎，而是必須在廠內來完成，這樣一來工人大眾才能參與檢查。
雇主很輕易就可以藉由低估供應原料的價值來竄改資產負債表。但是該價值雖然從數字上消失了，但在那些不斷收取、存放、保養、檢查該貨物的工人面前卻無所遁形。我們經常聽到的反對意見是工人沒有能力核對資產負債表。一般來說，這些反對意見是被那些希望財產「權」不被觸碰的人給夸大的了。這些反對意見，根本與那些反動政權反對普選權的說法無異：工人過于「無知」、「教育低落」、「還沒有準備好去承擔這個重大責任」云云。
2.針對解雇與關廠的否決權
過去幾年來，工人斗爭背后的主要驅動力量，無疑是害怕失業、解雇與減少雇用量。
重新分類（reclassification）與職業再訓練計劃已經證明失敗。它無法阻止有關區域中雇用水平的大幅下滑。就產業重建（industrial reconversion）而言，經驗也告訴我們，若要讓產業重建，你無法仰賴大企業或國家，也無法仰賴各資產階級政府或資產階級之間的聯合。
在這些情況下，工人越來越感覺到，他們對這個經濟體系絲毫沒有責任要負，但卻必須承擔產業變遷所帶來的沖擊，這實在是錯誤的一件事。為了要確保雇用量，工人從現在起必須對解雇與關廠擁有有效的否決權。
將工人監督的原則進行這種具體的應用，便可強行把那些被所有者關掉的工廠重新打開，工人也可靠自己來管理工廠。這也讓這些工廠得以募集資金，在損害資產階級整體的情況下，讓這些工廠能夠在過渡階段——在新建、公有、受工人監督管理的現代工廠取代這些老爺車之前——運轉。
3.對廠內的工作組織方式進行工人監督
由于工人的技術與文化能力已被提升，故工廠的層級結構似乎越來越不合時宜。
在大多數高效率的現代工廠中，有高比例的技術人員，他們受過中級或高級的技術教育，而這種不合時宜的層級結構也就更為驚人了。但即使就整體產業而言，由于生產過程越來越復雜，這造就了一批維修人員，他們通常比高位階的工程師（更何況是董事會的成員?。┻€要了解生產的確切技術及不時出現的瓶頸——許多在職的沖突源自于白領∕藍領工人與主管∕領班之間的層級關系，除此之外，還有工人生活中的壓力，而這樣的壓力是工作組織方式越來越常改變所引起的。
技術的變遷經常會使日積月累而成的手藝與技術變成無用武之地。加速的工作步調讓工人神經緊張、疲累不已，并使工傷的數目上升。這些變遷的主要受害者，無法滿足于擁有在工廠會議和健康安全委員會中提出建議的卑微權利（經立法所賦予他們的權利）。他們必須要求讓全體工人對工作的組織方式進行監督，而這樣的監督不只包含被事先告知改變的權利，還包含反對及阻止這些改變的權利。
當工人開始習慣于用工人監督的要求來反對主管或領班時，就可能跨出一大步，去推翻層級關系，并用工作伙伴選出的工人來取代那些「工頭」，并且可隨時撤換，并只對基層負責，而不是對老板負責。
4.對消費者物價指數進行工人監督
我們所生活的比利時，是一個機動工資（sliding wage scale）的制度，也就是說，只要官方的生活費指數增加超過某個界線，工資就會隨之調整。這種制度部分保護了工人的工資與薪水的購買力，使之免受蠶食。我們在這份報紙中解釋過許多次為什么這種保證是不完全的。這篇文章只需指出其中一個理由：零售價格指數（retail price index）缺乏代表性與誠信度。
當然，這個指數是由政府發布的。而政府經常忍不住要往「指數政策」的方向推動（亦即是欺騙性的），不只為了取悅雇主，還為了攤延公務人員的薪資調整——薪資調整對預算是沉重的負擔。
因此，對消費者物價指數進行真正的工人監督——這是一項必不可少的手段，來有效保護工人的購買力，使之不受生活費不斷上升的影響——便表示工會具備某些權力去反制政府的指數（擁有否決權）。這種監督還必須由下而上地展開，讓工人與家庭主婦的隊伍在不同區域中定期測定真正的物價上升。
5.消滅銀行業務的機密
過去十五年來，對那些宣稱要使資本主義經濟管理合理化的人來說，財政操弄已變成一種發大財之源。這反映在這個制度最為驚人的詐騙行為之上，這個詐騙行為讓工資與薪水勞動者同時支付了大部分的間接與直接稅。
迅速增加的法律措施、財政改革、行政管制，說實在話，都無法消滅這種粗暴的不正義。但如果能夠消滅銀行業務的機密，并且在一切財務營運上引進工人監督，便能夠迅速終結此丑聞。
實際上，在私有財產制下，銀行家與存款大戶之間縱有秘密，但大型的財務營運還不至于絲毫不留下書面記錄。針對銀行記錄實施工人監督——尤其是由銀行雇員來實施，將結果公布給人民——便可迅速查出絕大多數的罪行。
6.對投資進行工人監督
新資本主義的一項最為驚人的特色是，有越來越多的生產與一般管理成本（overhead costs）已經社會化；過去二十年來，很大一部分的長期投資是由政府出資的?！?BR>
但是當越來越多的資金來源是納稅人的口袋（亦即大多來自工人的口袋），利潤、股票、債券等等卻都還停留在私人領域。區域性的投資分布及投資目的地等決策，都還是停留在私人領域。
因此，要求對這些投資進行工人監督，不是要讓工會領袖分擔資本家對產業管理的責任，而是要讓工會擁有針對這些投資的否決權，包括雇主所計劃的地理分配（geographical apportionment）、形式與目的地。
很清楚的是，這種監督開啟了一條道路，以工人自己所決定的優先級為基礎，去擘劃整體經濟的發展計劃?！?BR>
工人監督的運動構成了一個整體，能夠在不忽略工人日常問題的狀況下，朝特定的方向行動：強調工人不信任資本主義體制，讓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并毅然將自己的經濟前途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透過他們自己的反資本主義行動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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