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 莫里斯•邁斯納看五四運動

費正清,莫里斯·邁斯納看五四運動　　

摘者按：《劍橋中華民國史》，《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對五四運動前后的變化及五四運動的認識有一些獨特的見解?！　?/p>

費正清,崔瑞德:劍橋中華民國史（謝亮生譯）：　　

五四時期抨擊這時不僅指向傳統的儒家社會-政治制度，而且指向整個傳統，包括“儒道佛三教”，布爾什維克革命學說是五四時期匯集的學說中新近增加的一種，否則五四時期就只有較老的論題。在“凡爾賽出賣”之后，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的用語很快在許多集團當中流行開來，李大釗鮮明地代表了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這樣一種反應，即把這場革命當作世界歷史再次正在發展的證據。^①李大釗是新文化集團中更具特色的成員之一，甚至在暗淡的年代里，他也總是設法在他自己對歷史進步的詩一樣的看法中保持一種令人振奮的信念。在李大釗的思想中，這種更帶普遍性的想象與極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中國民族主義似乎設想了一種可能性，中國總會作為一個“人民-國家”參加世界的重大事件。五四時期學說的種種趨向有多次沖突，比較重要的沖突之一是胡適、李大釗等人關于“問題與主義”的爭論。載于《每周評論》1919年7月和8月號的胡適論“問題與主義”的文章，反映了他對他的朋友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進入共產主義陣營的煩惱。如他后來說的，“孔丘、朱熹的奴隸減少了，卻添上了一班馬克思克魯泡特金的奴隸”。另一方面，共產主義者（不只李大釗）準備致力于創建政治（終極是）軍事力量的問題，并根據當前難以改變的力量的實際情況行動，不管這些實際情況是否基本上符合馬克思主義分析的階級范疇。

不論就年齡還是就經歷而言，毛澤東都是五四運動那一代人中的一員。從1915年《新青年》創刊起，毛澤東就在新思潮的影響下，度過了他在政治組織和政治研究中的見習期。他作為革命者的經歷實際上是在五四示威游行之后開始的。

從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他發表在《湘江評論》上的《民眾的大聯合》和其他文章已閃爍著階級分析的光芒，也是后來構成毛澤東思想大廈的最初基石之一。[摘者注：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到了近世，強權者、貴族、資本家的聯合到了極點，因之國家也壞到了極點，人類也苦到了極點，社會也黑暗到了極點。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眾的大聯合。…平民既已將貴族資本家的三種方法窺破，并窺破他們實行這三種是用聯合的手段。又覺悟到他們的人數是那么少，我們的人數是這么多。便大大地聯合起來。聯合以后，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同他拚命的搗蛋。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的，叫作馬克思。一派是較為溫和的，不想急于見效，先以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點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貴族資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夠工作，能夠助人而不箐人，也不必殺他；這一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的一周，聯合人類作一家，和樂親善一一不是日本的親善一一共臻盛世。這派的首領為一個生于俄國的，斗作克魯泡特金。我們要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本極易為。有不易為的，便是因子歷史的勢力一一習慣一一我們倘能齊聲一呼，將這個歷史的勢力沖破，更大大的聯合，遇著我們所不以為然的，我們就列起隊伍，向對抗的方面大呼。我們已經得了實驗。陸榮廷的子彈，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們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來發抖，就要拚命的飛跑。我們要知道別國的同胞們，是乃常用這種方法，求到他們的利益。我們應該起而仿效，我們應該進行我們的大聯合！民眾的大聯合（二）：想要有一種大聯合，以與立在我們對面的強權者害人者相對抗，而求到我們的利益。都有各行各業的小聯合會，如運輸工人的聯合會，電車工人聯合會之類，到處都有，由許多小的聯合，進為一個大聯合，由許多大的聯合，進為一個最大的聯合。所以大聯合必要從小聯合入手，我們應當起而仿效別國的同胞們，我們應該多多進行我們的小聯合。民眾的大聯合（三）：及到近年，發生南北戰爭，和世界戰爭，可就更不同了，南北戰爭結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們，毒我們，剝削我們，越發得了鐵證。世界戰爭的結果，各國的民眾，為著生活痛苦問題，突然起了許多活動。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旌旗南向，過黃河而到長江、黃浦漢皋，屢演話劇，洞庭閩水，更起高潮。天地為之昭蘇，奸邪為之辟易?？?！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萬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于今卻不同了，種種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逾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遠，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榮燦爛的世界，就在面前！]。

在五四時期，對毛澤東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響是胡適的影響。已經指出，毛澤東1919年的幾篇文章發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評論》的熱情贊揚。一位評論家概括了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最初幾期的內容，說道：“《湘江評論》的長處在于探討。第二、三、四期的《民眾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②說這些話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胡適本人。

在　12月1日　給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1921年1月1—3日在長沙召開的新民學會的會議討論中，毛澤東卻堅持學會的宗旨應訂為“改造中國與世界”。有人分辯說，既然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沒有必要把它分開來提。但是對毛澤東來說，這卻是重要的。^④

至于政治變革的目的，和實現變革的方法，毛澤東在收到蔡和森、蕭旭東（蕭瑜）和其他人細談自己觀點的信件，收到學會會員間在法國辯論這些問題的情況的幾封來信之后，于　12月1日　回了信。蔡和森、蕭旭東，連同毛澤東，在湖南師范學校的幾年中組成三人小組，自稱“三個豪杰”。但是，隨著受到西方的影響，他們已分道揚鑣了，蔡和森走向布爾什維主義，蕭旭東走向更溫和的有模糊無政府主義色彩的革命幻景。毛澤東則不含糊地同意蔡和森的觀點——中國的道路必須是俄國的道路。但是，在這一時期，在批駁蕭旭東和羅素——這時他正在長沙沿著類似的路線演講，贊成非暴力革命，不要專政——的論點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范疇的理解是十分模糊不清的。于是，他把世界的總人口15億，分成5億是“資本家”，和10億是“無產階級”^①

很明白，毛澤東在這里使用的無產階級，反映他對這個詞的理解更接近“沒有財產的階級”的字面意思，而非馬克思主義的城市的和農村的無產階級的概念。在以后的幾年中，從理性上說，他開始理解得好一些，不過就本能的反應看，這一中文說法仍否對毛澤東意味著更像是“地球上的不幸者”，還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然而，盡管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范疇的理解還有點不明確，他在1920—1921年冬這一時期，肯定是朝著與列寧對政治的解釋和諧一致的方向前進的。最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條列寧主義的原則，即政權的決定性的重要性，這一點在他今后一生中一直居于他思想的中心點。在　1921年1月21日　回答蔡和森　1920年9月16日　說中國“要經俄國現在所用的方法，無產階級專政乃是唯一無二的方法，舍此無方法”^①的來信時，毛澤東寫道：

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夜虩o研究，但我現在不承認無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證實的原理，有很強固的理由。

一個工廠的政治組織（工廠生產分配管理等），與一國的政治組織，與世界的政治組織，只有大小不同，沒有性質不同。工團主義以國的政治組織與工廠的政治組織異性，謂為另一回事而舉以屬之另一種人……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況乎尚有非得政權則不能發動革命，不能保護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氵@一封信見地[按：中國“要經俄國現在所用的方法，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個唯一無二的方法，舍此無方法”。]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②

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的六年中，毛澤東的經驗很清楚地分成三個部分，前兩年他忙于組織湖南的工人運動，可以稱為他的工人時期。其后，在1923年和1924年，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和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在廣州和上海工作，這一時期可以稱為他的“組織員”時期。最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1925—1927年主要致力于組織農民運動，可以稱為他的農民時期。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杜蒲李玉玲譯)：　　

知識分子自身并不能創造歷史。由于割斷了他們與其所屬的社會階級之間的聯系，知識分子雖然成為一種獨立的力量，但在政治上和歷史上還是處于軟弱地位。只有當知識分子感覺到將自己與其他社會階級聯系起來的必要性并把握住這種時機，從而成為表達窮苦群眾的社會經濟不滿情緒的政治代言人，并將群眾的活動納入新的政治活動的形式中之時，知識分子才能夠認識和利用近代中國歷史環境提供的革命變革的潛力；也只有在這時，知識分子才能利用時機按照自己的觀念和理想改造社會現實。

20世紀20年代，隨著特定的東方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出現，這種極其重要的歷史關系才得以開始形成。然而，這類知識分子之突然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并不是由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榜樣與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同時傳播所導致的直接啟蒙這種簡單的行動的結果。那些將建立和領導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所以發現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啟蒙作用，是因為他們在這一理論中看到了解決中國社會危機的途徑。

在19世紀90年代，對傳統不滿的知識分子采取的政治行動和寫作的有影響的著作，都反映出一種希望中國在這個為掠奪成性的帝國主義國家所支配的世界中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新的民族主義愿望。因此，中國人民最為關注的事情，不是維護獨特的中國文化或獨特的中國社會制度（盡管一些人努力盡可能地挽救那些看來值得挽救的傳統），而是要建立一個能夠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生存和興旺的強大的國家和社會。正是這種關注，決定著中國知識分子對所有新思想的理解及其在政治上的應用，即使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也概莫能外。　　

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者卻出于純粹是反動的目的而玩世不恭地對儒家傳統的某些觀念加以擺弄，并將之作為維護腐敗的社會和寄生在這個社會上的腐敗官僚和軍閥的支柱。儒學家說與社會上和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的這種密切關系招致了人們對整個傳統文化遺產的猛烈抨擊，這種反對傳統的力量在今天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依然很有影響力?！　?/p>

在1915—1919年間，這種對傳統民族文化的批判在著名的新文化運動中表現為具有深遠意義的政治運動，這場運動要求在徹底摧毀舊的傳統和價值觀念的基礎上建立全新的中國文化。

《新青年》編輯部有兩個來自北京大學的教授即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早期共產黨的大部分成員都是追隨他們的年輕學生，這些學生受到了這價非同尋常的雜志所闡發的觀點的熏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以及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都是來自這個早期的年輕革命活動家的團體，當然，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澤東。他曾在李大釗的北大圖書館當過圖書館助理，并在政治上追隨李大釗。

這些由1915——1919年間的前馬克思主義的文化革命所提出的問題和所造成的緊張勢態，又以新的形式在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出現在最近由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兩次文化革命所涉及的中心問題都是反對和否定過去的傳統，都存在著協調反傳統的沖動與民族主義的感情這個問題，都相信人的精神力量能夠鑄造社會現實，并且都確信青年是道德更新的主要力量。青年毛澤東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精神產物，而老年毛澤東則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政治發動者?！　?/p>

1915—1919年間的新青年運動最突出地表現了知識分子對傳統的拋棄。新一代知識分子徹底的反傳統精神反映了他們在中國社會的無根性以及知識分子對舊傳統和舊制度的否定。對傳統的背叛也證實了知識分子的社會獨立性，因為知識分子的出現在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與任何社會階級都沒有聯系、也不代表任何社會階級的新社會階層。這樣，在垂死的豪紳地主階級陣營中，產生了一個肩負著建立新的社會制度的自主的知識分子階層，在這個新的社會制度中，他們所背叛的那個階級將不復存在?！　?/p>

導致在中國“無根”的知識分子與被壓迫群眾相聯合的一系列事件開始于　1919年5月4日　。這一天標志著現代中國革命的真正開端。這一天，北京學生 3000余人舉行示威游行，抗議西方協約國在凡爾賽和會上將德國原來在山東的勢力范圍和特權作為戰利品轉讓給日本?？棺h活動以學生包圍和焚燒北京政府親日的交通總長曹汝霖的住宅和官邸而達到頂點。政府派出軍警鎮壓學生并逮捕了一些學生，這激起舉國上下對軟弱腐敗的中國政府和長期以來剝削壓迫中國的外國政府和不滿和反抗情緒。示威抗議的規模越來越大，方式也越來越激烈，并很快擴展到全國所有的主要城市?！　?/p>

“五四”運動的政治意義在于它并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北京大學的許多教授也紛紛加入了學生斗爭的行列，而在別的地方它又得到了工人和商人的支持。大規模的群眾示威、罷工、抵制洋貨以及有時與當局的暴力對抗席卷了中國各個城市。“五四”運動促進了長期以來處于呆滯和死氣沉沉狀態的中國社會在政治上的覺醒。大規模的反帝浪潮席卷各個城市，整個國家（盡管不包括農村）都處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激烈動蕩之中。　　

這一重大的新的政治形勢從根本上使一批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政治化了。許多人原自認為是自由的世界主義者，而現在他們成了富有戰斗精神的民族主義者，并奮起保衛祖國，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威脅。許多人原來拒絕參加政治活動，因為他們把中國的悲慘現狀歸因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和價值觀念的那些根本缺陷，認為政治手段也只能解決表面問題，但現在這些人也開始熱衷于參加從外部威脅下拯救中國并解決來自內部威脅的社會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直接政治行動。滲透在城市地區的新型政治行動主義精神，為組織群眾進行有效的斗爭和知識分子有效地領導群眾進行斗爭提供了希望。與此同時，知識分子對西方的態度也發生了迅速的和重大的轉變。凡爾賽的的致命決定引起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憤恨情緒并導致了國內民族政治行動主義情緒的不斷增長，這就使“先進”的西方國家會按照民主和科學的原則指導中國這一信念迅速破滅。西方教師現在被看作是壓迫者，而被看作將為中國的復興提供先進模式這種西方世界的舊形象，也為西方世界的新形象取而代之，這一形象表明，西方世界是由不可信的、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國家所構成，并直接威脅著中國的生存。由于擯棄了中國的傳統思想與政治價值觀念，因而知識分子依然面向西方尋找指導，但是，他們現在開始把目光主要投向那些其本身就是批判西方社會的的西方社會主義理論上，而不是投向那些維護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西方傳統自由觀念上?！　?/p>

正是在“五四”運動所產生的這種新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中，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轉向了俄國革命的模式和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范圍的革命性變革的理論。在此之前，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的勝利引起了知識分子的極大興趣，但真正皈依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人并不多。隨著對西方民主的信仰的破滅，隨著國內的政治覺醒為在中國舞臺上采取有效直接的行動提供了新的希望，布爾什維克的十月革命為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新的精神信仰和新的政治模式。馬克思主義不僅被看作是現代西方最先進的精神產品，而且還被作是對具有資本主義形式的西方世界及其與中國的帝國主義關系的否定。后面這一點在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國際革命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論述民族主義的要求的有關部分和新蘇維埃政權放棄老沙皇在中國的特權這一事實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證明。對于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既要否定中國過去的傳統，又要否定西方對中國現在的統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并且，接受俄國革命的經驗從而變成共產主義者，是尋求改變中國社會的具體政治行動方針的出路所在，也是在國際范圍內的革命變革進程中為中華民族謀求一席之地的出路所在。　　

雖然早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是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所預告的國際革命的理想的鼓舞下產生的，但他們是通過一條有著深遠意義的民族主義道路而走向新的社會主義理想的。正如20年前在民族主義者背叛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念的長期進程中產生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一樣，現在，民族主義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觀念所抱理想的破滅，也促成了新一代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的成長，兩種歷史環境的中心問題都是外國帝國主義的直接威脅和繼之而來的民族主義者對中國的命運和前途的優慮。在產生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民族主義必將轉而指向社會革命的目標，但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民族主義起源將始終制約著解釋和運用這種新理論的方式?！　?/p>

這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因為中國是一個既需要社會革命也要求民族獨立的國家——這兩項任務被證明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　?/p>

由于“五四”運動造成了民族主義的并在政治上表現為行動主義的沖動，并且這種沖動又與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其著作中提出的即將到來的國際革命高潮的樂觀期望結合在一起，這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便在這個基礎上承擔起了組建共產黨的任務。1920年，年輕的馬克思主義活動家們在中國的各主要城市建立了各種共產主義小團體（它們具有不同的名稱），從而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基礎。正在巴黎、東京和柏林留學的激進的中國學生，也建立了類似的團體。1921年7 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了，來自各共產主義小組的12名代表在上海一所女子學校召開了秘密的全國代表大會，由于租界巡捕的搜查，大會的最后一天是在杭州附近的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舉行的。在新成立的（以莫斯科為大本營）第三國際（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大會正式通過了標準的列寧主義組織原則，規定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目標。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人數很少，成員也很年輕，他們缺乏革命實踐的經驗的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立大會代表的全國黨員總人數僅有57名，在一個缺乏社會主義傳統的國家里，對于建設一個新組織來說人數的確太少了。黨的領袖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吸收了許多追隨自己的學生參加了共產黨。由于中國缺乏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思想的傳統，因此，黨的領導人及其追隨者對于指導革命行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可避免地只有表面的了解。這似乎并不是一個充滿希望的開端?！　?/p>

1926年下半年，隨著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工人組織和農民組織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他們的目標和手段也越來越激進，尤其是在農村地區。自下而上的且主要是自發的農民運動的突發浪潮和力量，使最為激進的共產黨人也不免感到驚奇。這種驚奇的感受（以及興奮的心情），反映在毛澤東寫于1927年3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書中。在本書中，毛澤東將農民自發的革命行動說成是一種自然的和根本的力量，“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是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①。［注：《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3頁。以下凡引《毛澤東選集》均為四卷橫排合訂本，不再——標明?！g者］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　?/p>

在1927年—1930年間的白色恐怖中喪生的人數則必須以十萬數來計。　　

中國共產黨本身實際上幾乎被消滅了。在國民軍一系列急風暴雨式的打擊下，共產黨的組織結構已瀕于解體。為了逆轉這股反革命潮流，共產黨曾舉行了一系列為時已晚并且是鋌而走險的起義，但這些起義又使黨的隊伍遭到了重大損失。共產黨進行的最后一次起義，發生在1927年12月的廣州，起義者成立了廣州公社，后亦遭到血腥的鎮壓。這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城市進行的最后一次共產主義革命。1927年初，中國共產黨還是一個擁有5.8萬名黨員的強有力的組織，到了同年年底，只剩下不超過1萬名黨員，他們處于分散的無組織狀態，士氣低落，缺乏領導。一些黨員叛變了，但是大多數黨員不是戰死就是被簡單地處死了。那些死里逃生的黨員則轉移到了比較偏遠的農村地區，重新開始了新的革命?！　?/p>

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這個重大的事件，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忘記的一個教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總結出一個新的著名的原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雖然蔣介石在毛澤東提出這一論斷之前就已實踐了這個原理，但是，毛澤東吸取了蔣介石給他的教訓，因而他是一個更高明的實踐者。共產黨人現在認識到，必須建立自己的軍隊，革命必然要采取武裝斗爭的形式。毛澤東還認識到，莫斯科并不是革命智慧的唯一貯藏所，至少就涉及中國革命的情況是這樣，因為正是由莫斯科制定的那種“統一戰線”戰略，才使中國共產黨人慘遭敗績。中國共產黨決不是要否定統一戰線的戰略，但是，他們現在決心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獨立性。其后，他們又對農民的革命潛力作了新的估價。這一方面是出于需要，因為現在共產黨已無法在國民黨統治區有效地開展活動，另一方面也是新的革命的前提。盡管那種自認為是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一再強調農民革命的局限性，但現在，中國共產黨人已不再受這種教條的束縛了?！　?/p>

1927年事實上，中國無產階級所表現出來的革命干勁、有組織的創造性、非凡的英雄主義、自我犧牲精神和對革命事業的忠誠獻身精神、是20世紀其他任何國家的工人運動所無法比擬的。此外，中國的城市工人階級運動是在一種各方面條件都非常有利于革命的環境中進行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軟弱性，中國政治力量的四分五裂，再加上一場伴隨著強有力的農民革命運動的富有戰斗精神的無產階級運動，這些有利因素都使得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革命運動完全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其所缺少的，與其說是革命的客觀條件，不如說是革命的主觀條件。中國共產黨由于其政治的不成熟且缺乏革命經驗，因而把自己束縛在共產國際制定的政策內并在行動上依靠國民黨。在中國共產黨內，沒有出現一個像列寧或托洛茨基那樣的勇敢果斷和遠見卓識的領袖，因而他們未能捕捉到革命形勢提供的勝利的可能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但沒有領導群眾，相反，無論他們怎樣地不情愿和出于無意，他們都接受并執行了莫斯科制定的政策，從而給群眾運動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1927年降臨到工人運動和中國共產黨身上的災難在任何意義上說都不是歷史的必然。蘇聯人創造了一支現代中國軍隊并把這支軍隊交到一個用它來摧毀中國革命的人手中，這也決非預先注定的。這一諷刺性的歷史悲劇之所以能夠成為現實，并不是因為群眾運動的軟弱無能，而是由于共產黨領導人的軟弱性和局限性，歸根到底是由于莫斯科制定的關鍵性決策和政策?！　?/p>

但是，1927年所發生的事件（即便它并不是必然發生的）是決定革命的未來和革命的性質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城市中的工人運動和黨的力量的損失被證明是無法挽回的。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的幾年里，黨的革命活動再次得到了發展，但這是在偏遠的農村地區并以農民為基本力量的革命形式中進行的。經歷了1927年血腥鎮壓的城市無產階級，在其后的20年時間內一直保持著政治上的沉默。直到1949年共產黨率領其獲勝的農民軍隊進入城市以前，共產黨人一直未能重新獲得他們在城市地區的力量。　　

如果說1927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現實的，那么資產階級革命也被證明是不成功的。誠然，在1927—1928年間，國民黨軍隊北伐的勝利確實獲得了某種國家統一的外觀，盡管它是建立在群眾運動的廢墟之上的。但是，南京的新國民政府沒有為城市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任何推動力和機會，盡管資本主義是其政權的基礎。它在農村則力圖維持社會現狀，滿足于將權力建立在傳統的地主豪紳的現存地方勢力的基礎上。因而即使只把國民革命當作一場純粹的民族主義革命，國民黨的勝利也只有表面的和不完全的。因為“國家統一”并不是建立在消滅軍閥的基礎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與中國北方較為強大的各軍閥武裝結成不同的、脆弱的聯盟的基礎之上的。而“民族獨立”則意味著與帝國主義列強握手言和并讓外國經濟繼續左右著本民族的經濟發展。這樣，資產階級革命依然沒有完成，這一任務歷史地落到了共產黨人肩上。　　

這兩本書的上述論識比那些重復什么先生和僅僅歸結為愛國主義的某些人們不知高明多少倍，這也是對當前中國精英和主流媒體的言行(包括那些啟蒙說等，以及不宣傳李大釗和毛澤東, 大力宣傳胡適等)的一種批判?！　?/p>

[參見：“新啟蒙”開啟的“思想解放”是對“五四”傳統的全面反動

　 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5/82133.html] 　

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　　

辛亥革命和“新文化”

中國的辛亥革命常常被認為是“表面的”。它沒有引起社會的革命。不過這一事件仍然結束了整個君主政體，使之合法化的宇宙論思想也崩潰了；政權分散并軍事化，全社會的職權往往降低到地方水平；道德威嚴在社會許多層面上下降；地方上新舊有權有勢的人都極不安全；新的共和政體未能建立其合法基礎——所有這一切必然有力地沖擊知識分子有關上述論題的觀念。以上的種種趨勢很多在1911年以前已在發展。廢除科舉對文人的社會作用有巨大影響。君主政體的宇宙論基礎已被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等人的進化學說削弱；按照林毓生的恰當說法，“堤的閘門經過長時間可能腐蝕；當堤最終潰決時，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止住毀滅和破壞堤外原有景象的洪水的沖擊”。^①毫無疑問，客觀地研究1911和1919年間中國所有地區的變化將能揭示出多種多樣的情況，甚至某些積極的發展。不過在多數“高級”知識分子的心目中，整個社會卻是一種墮落、殘破、腐敗、野蠻的景象。中國的發展趨勢似乎總要陷入絕境。

嚴復和康有為這時都更加確信進化不可力迫之，在中國進化的現階段，共和主義革命是巨大的錯誤。梁啟超承認革命和君主政體覆滅的不可逆性是歷史法則。他最初站在他一貫堅持的立場上，支持袁世凱建立“共和”獨裁政治的嘗試，認為能夠實現現代化的任務?？涤袨橐舱驹谒回瀳猿值倪M化立場上，仍然相信在這一點上，只有君主政體的象征作用能夠恢復崩潰了的中心。^② 這三人這一時期的共同傾向是，更樂意接受作為推理根據的文化民族主義。當然，長期以來康有為一直在為他自己的看法鼓吹，即在小康這一中間的歷史階段儒教是必需的。嚴復和梁啟超在日益分崩離析的環境中，這時越來越堅信，中國需要能夠穩定共同信念的起碼的基本要素。我們發現嚴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在“孔教會”的請愿書上簽了字，要求承認儒教為國教。^①他認為，令人悲痛的是，中國社會仍處于由“父權”階段向“軍事”階段轉變的時期，^②而中國仍然需要父權信仰。

積極的革命者們的反應是多種多樣的。很多人很快就表明，他們的思想信仰是旗幟鮮明的，但卻不是深刻的。他們很快就卷入聲名狼藉的軍閥時期的政治斗爭中。孫逸仙在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后的暗淡歲月里，繼續（積極地，但沒有多少效果）尋求政治權力的基礎?！皣狻迸傻闹С终卟痪帽惆l現，腐敗的滿族人下臺以后，漢族并不就能自然而然地實現全面的“復興”。就劉師培這樣一些人來說，他們仍然專心致志于維護民族文化的特點，但通過政治手段來加以維護的信心已逐漸喪失。用勞倫斯·施奈德的話來說，“這一批人的文化使命是他們這時團結一致的唯一原因”。^③他們關于文化的觀念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學和傳統學術上，這使他們成了激烈地反對五四時期語言和文學革命的人。

可是，對革命后這一時期所受挫折的最重要的反應是以陳獨秀于1915年創辦的《新青年》為其最突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我們在其所反對的方面看到的是對全部文化遺產更徹底的——更全面的抨擊，這是整個運動的特點。陳獨秀倡導“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①這并沒有什么新奇之處，但這種種抨擊這時不僅指向傳統的儒家社會-政治制度，而且指向整個傳統，包括“儒道佛三教”（更不用說民間的迷信文化）。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用語仍被援用，但“舊社會”和“舊文化”這時在某種意義上是被當作一種巨大的、毫無生氣的沉重負擔，一種使民族精神麻痹了的沉重負擔。革命已經證明，人們雖然能夠推翻整個傳統的政治結構，卻不能影響遍及整個社會的腐敗現象。事實上，陳腐的舊勢力不僅僅有能力繼續存在，似乎還有能力恢復生機（例如袁世凱試圖恢復帝制）。擺在面前的任務因而就是改變民族的全部精神生活。“新文化”的領袖們認為，這項工作是任何政治行動或體制改革的絕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年輕的胡適在1917年從美國歸來時所表示的決心“二十年不談論政治”，似乎表達了整個新文化界的普遍情緒。正如他們主要刊物的名稱所表明的，他們認為他們的主要讀者是還沒有被“陳舊之物、腐臭之物”^②完全腐蝕的受過教育的青年。

在這一點上，《新青年》的觀點和先驅思想家們的觀點之間也似乎只有程度上的差別。面對我前面所說的列寧主義的困境，先驅們逐漸強調觀念意識在改變社會方面所起的作用。不過在清朝維新運動期間，支持他們教育觀點的想法是，社會基礎設施方面實際上正在發生變化或將要發生變化。進化在某些意識幫助下那時似乎正在進行之中。與此相似，1919年以前新文化界的判斷導致他們認為只有改變意識才能推動社會。

1919年以前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方面是在政治家和知識分子之間劃了一條清晰的界線，這對將來有持久的影響。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已預示了這種分離。盡管歷來有“士大夫”的說法，但過去顯然也一直有一些文人基本上是知識分子，而另一些文人則基本上是政治家。在1919年以后的那個時期中，也有許多知識分子再次卷入政治生活。不過，知識分子（尤其是學術和文學方面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階層的自我意識，即使在1949年以后也仍然存在，甚至帶有某種智力生活有自治“權利”的意識。

新文化運動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新文學”的出現，這適宜在本書的另一章論述（見第9章）。在這里，我們看到文學也是作為人類經驗的一個重要自主領域。^①雖然詩歌和純文學長期以來一直是文人雅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但在觀念上它們從來沒有與自我修養的整個進程分開。總有一些像歐陽修那樣的文人，但把文學（就純文學來說）當作一種高雅的、自主的職業的觀念卻并不普遍。小說是文學的一個門類，而寫作小說尤其不是一種值得重視的高雅文化活動。梁啟超在這方面，像他在其他許多領域一樣，也是先驅；他提倡利用小說作為一種有效的動人感情的媒介，從而宣傳他的社會-政治思想。年輕的周樹人（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兩人也是先驅，1911年以前當他們在日本的時候，就想利用文學作為醫治中國民眾精神痼疾的手段。可是，有效地開展新的白話“雅文化”文學的卻是新文化運動。不過，如果說新文化把小說這種體裁提高到了雅文化的地位，它做到這一點，在極大程度上是由于把小說和小說應“為生活服務”的看法結合了起來。中國的新文學從一開始就達到這樣的程度，基本上傾向于文學應為社會道德目標服務的看法。當然，這個總傾向并不妨礙一些偉大的作家熱中于純文學事業，但總的目標仍起支配作用。

即使是浪漫派創造社郭沫若、郁達夫等人，表面上采用“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也對一些并非純屬藝術的事情深感興趣。^①如我們所了解的，要擺脫壓抑人的傳統生活結構的浪漫主義，在1911年以前就出現了，即使在那時，它也是既和探究個人人生的意義有關，同樣也和革命的浪漫情調有關。在1911年以后的那個時期，當政治救亡的希望戲劇性地破滅時，在人們很快失去國家和個人兩方面的傳統價值信念的社會里，年輕知識分子對個人人生意義的關注成了新文化的一個因素。在某種意義上，“個人主義”就其自由主義和浪漫主義兩方面的含義說，似乎這時對個人生活有很大的直接影響；對于先驅者一代，這樣說無疑是不正確的，先驅者一代仍然十分安適地生活在傳統的儒家家族準則的限度之內。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對個人主義的關注因而似乎并不完全有助于社會-政治目標。載于胡適主編的《新青年》的易卜生?？囊撞飞锻媾贾摇返淖g文，是這種關注的標志。“創造社”浪漫主義的作家們著迷地熱中于他們不能滿足的情感上的渴求，這也決不是對“為藝術而藝術”的關注。用李歐梵的話說，“法國象征主義者的看法是，藝術不僅重建生活，而且建造了藝術家可以在其中逃避生活的新大廈，與此相去甚遠，成（仿吾）的論點指向另一個方向”，^②指向壓倒一切的對生活的關注，不管這種關注表現為郁達夫感傷的自我放縱還是表現為郭沫若飄然的自我陶醉。

另一個與新文化運動有明顯聯系的發展，可以叫做對傳統遺產的“更高層次的批判”，以胡適、顧頡剛、錢玄同等人為代表。

關于各種傳統和經典的可靠性和真實性的爭執是中國思想長期以來的一個特點。清代考據學派的杰出訓詁學者們促進了對一些重要典籍的整理，盡管他們的工作是否具有懷疑主義的-反傳統觀念的含義很值得懷疑，而20世紀推崇他們的人則認為他們的工作具有這種含義?？涤袨椤麤Q不是一個批判性學者——在20世紀初曾試圖利用對某些古文經典的系統性抨擊來支持他自己的今文經學看法。

和康有為的學術活動一樣，胡適所說的“整理國故”運動也具有深刻的意識形態動機。用勞倫斯·施奈德的話說，“科學”方法可以被用來“削弱傳統史學和經典之歷史基礎的可信性”。^①要消除過去傳統對現今的影響，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消除把神話當作事實的做法，這些神話是這種傳統的依據。最后，許多其他的“國學”學者——甚至包括“新傳統主義”學者，他們未必具有胡適和顧頡剛那種反傳統觀念的先入之見——都從事這種批判性的工作，使史學研究從盡信經典和沿襲傳統這樣一種看待歷史的方式的重負中解放出來。

甚至就反傳統觀念的“新文化”學者來說，他們的意圖也并不完全是破壞性的。盡管胡適、顧頡剛和傅斯年專心致志于可以在當代西方找到其模式的遠景，但他們和中國民族主義者一樣，決非完全不希望在中國歷史中找到現代文化可以從中發展出來的胡適所說的“正宗”。胡適的導師約翰·杜威提倡的科學觀念，以其漸次增進的進化觀點，支持這樣一種看法，即現在總是由過去發展而來。顧頡剛和胡適兩人的確都能滿意地找到中國思想中有現代性傾向的組成部分。這里有據認為是清代學術研究的“科學”方法；中國古代思想中的倫理學的起源；以及對胡適來說，歷代生動的白話文學作品，它們與高貴人物頹廢的、形式主義的古典文學作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把高貴者那種喪失了信任的、壓制人的“雅文化”和民眾活力相對比的民粹主義主題，最終導致顧頡剛廣泛研究民俗學（見下文）。同等地關心新文學和新學術這兩個方面的胡適，后來能夠在他對過去白話小說的學術性研究中把這兩方面的興趣結合起來。所有這些努力，不管是文學方面的，學術方面的，或者只是時事評論方面的，都貫串了新文化運動的共同前提。

盡管共同具有新文化運動的前提，當我們并列地提出這一運動的一些主要倡導者——胡適、陳獨秀和魯迅——的名字時，我們也明明知道他們之間的深刻差別。1911年以前胡適還是青年學生，已經受到嚴復和梁啟超的社會達爾文思想的深刻影響。他作為留美學生的幸運經歷，以及他那時和早期杜威哲學的接觸，似乎使他相當容易地形成了他自己對陳獨秀“德先生和賽先生”這一著名提法的看法，陳獨秀的提法提出后基本上就保持不變。嚴復介紹的培根-穆勒的科學概念，作為一種簡單的歸納主義，有助于理解杜威的實驗主義概念，而胡適自己20世紀早期在美國的生活經歷又給他留下了現行民主的愉快印象，甚至他還熱情地接受了杜威關于真正民主的更先進的、批判的看法。

按照杜威的看法，科學和民主是不可分的。依賴試驗性的假設、應用于研究“未可預斷情況”的科學實驗方法，意味著否定所有精神權威和預定的教條——不管是宗教的，政治的，或形而上學的。因而它是維護自由的真正基礎。這種科學方法已非常成功地應用于自然，如果人們能互相協作，把科學方法應用于人類社會和文化問題——這個領域仍然受到教條的絕對統治——的研究，那么，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目的就終將實現。因而可以想象，科學知識通過教育普及全社會，將使人們有效地分析和處理他們共同的問題，甚至調解他們之間相互沖突的利益。盡管杜威尖銳批判了只不過是形式的“政治民主”和立憲主義，但他整個觀點的前提似乎無疑是以共同接受立憲民主作為“競賽規則”。

雖然胡適似乎接受了杜威把科學作為方法論的看法，但他似乎完全疏忽了作為哲學家的杜威提出的精深的認識論問題，而且他覺得完全有可能把杜威的實用主義和簡單的、教條主義的機械論-自然主義的形而上學結合起來。^①在這個領域里，他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嚴復和梁啟超的傳統，盡管他的自然主義不帶道-佛的色彩。再者，杜威在論述社會-政治問題時對“科學調查”和教育的強調，他對“純政治”的反對，似乎增強了胡適以前就有的傾向，即認為中國混亂的、“荒唐的”政治沖突與中國真正的進步毫不相干。

杜威對科學知識和教育的強調，和整個新文化對改變精神生活的強調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當胡適1917年返回中國時，他必然要和新文化運動發生緊密的聯系。他對語言改革的濃厚興趣和新文化運動普及教育的目的完全一致。他對新文學的興趣既反映了個人對文學的強烈愛好，也反映了一種確信，即文學具有感染力，是傳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媒介。當我們回顧地評述他的一生時，我們只能認為，他堅定地關注文學和學術，這反映了他個人的愛好，無疑也反映了他真誠地相信“整理國故”是至關重要的文化任務。這并不是說在那些年里他沒有在著作中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于社會和政治問題，但是他在極大的程度上無力影響政治事務的實際進程，因而他覺得把“科學知識”運用于文化遺產的評論更切實可行。

當我們轉而研究陳獨秀時，我們發現，他最早提出“賽先生和德先生”這一口號時，他對這兩個范疇的看法和胡適有微妙的不同。他的性情不像胡適，熱情而急躁。他所受的西方影響主要來自法國，而不是來自英美，這一事實并不是沒有意義的。他對科學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種達爾文主義形而上學的粗淺看法?？茖W是一種可以用來削弱傳統道德價值的基礎的腐蝕劑。進化的力量在中國似乎一直完全陷入困境，這一事實使他不時極為沮喪，不過和胡適一樣，他基本上能把他的“科學”決定論和對知識精英的能力的強烈信任結合起來。和胡適不同的是，作為一項一項實驗的方法論的科學實證原則并沒有滲透進陳獨秀意識的深處，因而他后來能夠把科學一詞從達爾文主義轉用于馬克思主義，而沒有喪失其明確表達的任何意義。

胡適關于科學方法的概念似乎使他對全面變革的革命觀點的呼吁無動于衷；而極力稱贊法國革命是現代民主起源的陳獨秀，盡管在1919年以前的那個時期他持徹底反政治的“文化”觀點，但他可能本來就更容易受革命性變革呼吁的影響。不過在他們兩個密切合作的期間（1917—1919年），他們關于個人和關于民主的種種要素的看法仍有許多相似之處。

魯迅（周樹人）是一個氣質很不相同的人，后來成為現代中國最著名的文學巨人。在他主要是作為文學家的一生中，他似乎對“黑暗勢力”特別敏感。在他的青年時代，他很容易地改信了進化論的信條，然而甚至在1911以前他就模糊地開始發生懷疑。他的個人家庭經歷、他對中國民眾的墮落和“奴性”的深刻了解，甚至在1911年以前似乎就已降低了他對進化力量能在中國起作用的信心。他接觸了尼采的著作，但這并沒有使他轉向真正的尼采哲學，而是給他提供了奔放不羈的、英勇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生動形象，也就是反對多數人的“奴性”的形象。他一度沉溺于尼采-拜倫式的詩人英雄的幼稚夢想，這樣的英雄能夠從精神的昏睡狀態中喚醒人類。也可能正是尼采和拜倫，使他很早就在一定程度上對西歐和美國的平凡的、“資產階級的”文化缺乏同感。盡管受到嚴復的影響，魯迅對于許多西方文學作品的超然的“現實主義”及其對人類道德生活的過分復雜的看法，對于西方專家治國的思想傾向，也仍然很冷淡。

辛亥革命以后的形勢使魯迅碰了絕望之壁。他那種尼采式文學英雄有能力塑造社會的幻想似乎很快消失了。他對中國糟糕的過去和現在的“全盤否定”的形象化描繪，和他的“新文化”同行的描繪相比，如果有什么區別，那就是更為陰暗。當代中國的殘暴、腐化、奴性和虛偽并不表示傳統社會準則的衰落，就某種意義而言，實際上倒是這些破壞性的社會準則的表現。在他的《狂人日記》中，他清楚地表達了這樣的看法：“吃人”的不僅僅是中國的社會現實，這個社會的理想就是“吃人”的理想；甚至1911年以前那個時期的青年革命者也很快屈從于這種夢魘般壓迫人的惡毒勢力。魯迅決定再次開始寫作，這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教育”目的的一種響應，但是似乎是一種有高度懷疑的響應。

盡管魯迅“全面”抨擊傳統觀念，不過就他的文學創造力來說，中國過去某些“反傳統”的方面仍然強烈地吸引了他，指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墒?，他所注意的歷史和胡適從中尋找“正宗”的歷史是完全不同的。他所注意的是南朝放蕩不羈的“新道家”文人的歷史，是民間志怪和傳說的歷史，甚至是某些涉及個人私事的評價的歷史。不過，這些誘人的方面似乎都沒有扭轉魯迅在整體上對文化遺產的否定。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入

布爾什維克革命學說是五四時期匯集的學說中新近增加的一種，否則五四時期就只有較老的論題。在“凡爾賽出賣”之后，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的用語很快在許多集團當中流行開來，但是，把蘇維埃共產主義當作一種完整的主義來接受卻是一個緩慢得多的過程，隨即改信這一主義的人很少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在論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吸引力時，我們決不應以共產主義運動早期的開端為限。

十月革命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于革命這一事實本身。漸進進化宇宙論曾是革命以前那個時期的主要信條，這種強烈的信念已經失去其活力。仍持今天的西方便是中國的未來這種看法的新文化領袖們，感到作為教育者不能不依靠他們自己的才智。甚至那些已經接受西方反資本主義概念而準備自稱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人，在似乎越來越穩定的西方也看不出多少有歷史意義的戲劇性變化的跡象。

李大釗鮮明地代表了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這樣一種反應，即把這場革命當作世界歷史再次正在發展的證據。^①李大釗是新文化集團中更具特色的成員之一，甚至在暗淡的年代里，他也總是設法在他自己對歷史進步的詩一樣的看法中保持一種令人振奮的信念。他特有的看法和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信條不同。他受到多種多樣來源如愛默生、柏格森、黑格爾和一種道-佛思想的啟發，把歷史想象為一種統一的、永遠年輕的世界精神，總能沖破它所造成的靜態結構。他為解放的大舉行動作好了準備，這使他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啟示非常敏感，把它當作新的有歷史意義的變化的預兆，這種新的變化將掃除“所有國界、全部階級差別、一切障礙”。如莫里斯·邁斯納所指出的，在李大釗的思想中，這種更帶普遍性的想象與極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中國民族主義似乎設想了一種可能性，中國總會作為一個“人民-國家”參加世界的重大事件。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學說及其對“落后”國家資產階級民主階段的民族主義的暫時作用所持的肯定態度，為李大釗的想象提供了余地，盡管李大釗是否真的接受了民族主義的暫時性質還一點也不清楚。不過，如李文遜所指出的，這種對歷史的新的想象——即使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動力理論還沒有任何深入的了解——現在就要把中國置于歷史變化的前鋒地位，這種歷史變化將超越腐朽的現代西方?？梢詮母叩牡鞘欠磦鹘y觀念的角度，拒斥西方。

如已多次指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對我們前面已經遇到并描述為列寧主義困境的這一問題很敏感。這個問題涉及兩個方面，即深信歷史“在我們一方”，又深深懷疑從現在到未來的變化能否倚靠非個人的力量。列寧曾面臨自覺的先驅這一問題——不僅過去嚴復和梁啟超，而且孫逸仙，甚至胡適和丁文江在五四時期也都面臨這個問題。但是列寧是以一種新的方式對待這個問題。共產黨作為產業無產階級總意志集中體現的典型；黨作為有高度紀律性的、堅如盤石般團結的“職業革命者”的總參謀部這種軍事比喻（正如將領們能夠說明他們作戰地區的空間地形，這個總參謀部能夠分析正在出現的客觀歷史情況的時間“地形”）——這些觀點將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不過，回顧起來，列寧主義作為政治策略的甚至更為重要的一點似乎是這種軍事比喻的另一個方面——它強調動員群眾是政治力量的源泉。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別的黨也可以模仿（如國民黨在1923年以后那樣）。可是，本質在于先鋒黨的概念和對動員群眾的關注這兩者的結合。列寧無疑真誠地相信布爾什維克黨體現了產業無產階級的總意志，這種信念使他積極地（但不總是成功地）把自己與黨的“階級基礎”的組織工作聯系在一起。但是除此以外，他還深刻了解權力來自與群眾急切需要的聯系，如在1917年他采用了“和平與土地”的口號。這并不意味著參加運動的個人在他們的組織活動中不為同情和憤怒這些直覺的感情所打動。這正意味著領導終究是“總參謀部”，其策略和看法在理論上就不會混同于群眾“有局限的”、眼前的看法。領導自信是根據長遠的歷史觀點而采取行動。上述軍事比喻還再次意味著一種決心，自己不但要關注動員群眾，而且要關注對周圍政治勢力的實力和性質繼續不斷地作出現實的客觀的估計。由于經常把這些政治勢力看作馬克思主義“階級關系”的反映，人們就能保持其信心，即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際聯系起來了。

我們要趕緊補充，這些主張中無論哪一種都不能保證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最后勝利?？斩吹墓讲⒉荒芙獯鹑绾潍@得群眾基礎這一問題。沒有偉大的領袖能否建立有效力的政黨，這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強調“現實主義”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保證中國或莫斯科采取的策略是正確的，而且誰也不能不考慮未可逆料的意外事件的決定性作用，如幾十年后日本的入侵。

還要說明，1919年以前對動員起來的群眾力量這種政治潛力，相對來說還不夠注意。中國在過去的起義中無疑知道動員群眾的威力。不過，盡管早就有“老百姓”是進步的受益者這種廣泛流傳的假定，但是在1911年以前，即使是革命者基本上也沒有想到群眾組織是政治力量的一個來源^①（多少有些可疑的他們與秘密會社的合作除外^②）。我們可以設想，就某種意義說，文人新的西方的觀念擴大了而不是縮小了他們與群眾的距離，增強了他們那種平民百姓是沉淪于無知和消極狀態的無能群氓的觀念。

盡管1911年以前的革命者著迷于俄國的“革命英雄主義”，但“走向民眾”的觀念在五四時期之前并沒有在當時的“社會運動”中真正出現。就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的工作看，知識分子和群眾之間直接接觸的觀點應有可觀的前景，但這并沒有涉及動員群眾是政治和軍事力量的源泉這種觀念。用不著多說，1919年以前那個時期的“新文化”看法幾乎還不是以群眾的政治動員為方向，盡管真誠地承擔教育群眾的根本義務。

問題與“主義”　　

五四時期學說的種種趨向有多次沖突，比較重要的沖突之一是胡適、李大釗等人關于“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在那些往往是在馬克思主義啟示下所寫的五四以后中國思想史教科書的記述中，我們看到一系列的爭論，每一次都導致一方的明顯勝利，并以一種漸進上升的方式逐漸導致馬克思主義的勝利，然后在馬克思主義陣營內導致“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勝利。對這些爭論不那么看重勝利的一種看法，則沒有那種指出明顯勝利者和明顯失敗者的自信?！　?/p>

載于《每周評論》1919年7月和8月號的胡適論“問題與主義”的文章，反映了他對他的朋友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進入共產主義陣營的煩惱。如他后來說的，“孔丘、朱熹的奴隸減少了，卻添上了一班馬克思克魯泡特金的奴隸”。^①在這些文章中，胡適在杜威對待社會的科學方法和總括的“主義”之間作了鮮明的對比，前者專注于具體的情況和問題，加以分析，從而為具體問題提供具體的解決辦法；后者卻聲稱要為一個社會的所有問題提供總的“終極解決方案”。如我們所能預料的，他的對手回答說，一個社會中分開的種種問題都和總的結構或制度有關，只有當作為整體的“制度”改變了時，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這時還沒有參加共產主義陣營的陳獨秀仍然傾向于支持胡適的觀點；注意到這一點是有趣的。而李大釗和許多學生則渴望在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為他們的熱切希望找到根據，對使中國困窘的種種問題，他們熱切希望真的能有一種“終極解決方案”，而且歷史將導致這種終極的解決。在1949年以后的中國，胡適當然會被明確地當作這場爭論的失敗者。　　

任何社會，無論其社會-政治結構如何，勢必面臨各別的種種問題，這些問題不管它們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與其他種種問題糾纏在一起，也必須分開來加以考慮；這樣斷言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杜威“科學方法論”的信徒。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興起的確可能已經解決了某些根本問題（包括建立一種看來能維護其全面合法性的政治秩序），但即使按照其領導的看法，它也繼續面臨一些嚴重的——甚至是根本的——問題，有些是老問題也有一些是新問題，其中許多決不是容易解決的?！　?/p>

胡適的致命弱點和他對手的主要有力之處，在于胡適這樣的看法，即可以不正視悲劇性的政治勢力問題而著手解決社會-教育問題。按照他的看法，在當時的中國環境中使自己卷入創建自己政治勢力基礎的嘗試，也就是卷入非理性的情欲和自私自利的陰謀以及軍閥政治的暴力。這一切與解決這些問題所需的“科學的”合理態度毫不相干。和他的科學家朋友丁文江一樣，他自己和政治的聯系只達到這樣的程度，即只希望影響當權者，希望他們接受他的勸告?！　?/p>

這里涉及的不是那些掌握社會和政治力量的人能否在任何情況下都被說服實行改革的抽象問題。丁文江不像胡適那樣對軍閥抱道學家的羞怯態度，他能夠暫時影響江蘇軍閥孫傳芳在上海地區實行某些審慎的城市改革。^①可是，在中國這個時期那種野蠻而極不安全的政治環境中，很難使那些持有權力和特權的人從他們對政治生存的狹隘迷戀中轉變過來?！　?/p>

另一方面，共產主義者（不只李大釗）準備致力于創建政治（終極是）軍事力量的問題，并根據當前難以改變的力量的實際情況行動，不管這些實際情況是否基本上符合馬克思主義分析的階級范疇。這并不意味著李大釗或任何其他自許的共產主義者在1919年已經接近中國當時全部問題的某種“終極解決方案”，甚至也不意味著“革命”這一口號對中國政治有任何直接結果。法國和俄國的革命一直被看作社會性的而不只是政治性的，是因為其核心在于摧毀已建立起來的舊制度。在1919年分裂的中國，摧毀北京政府不會有多大影響，因而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他們以后幾年的任務是處理如何在中國建立新政治權威的基礎這一“問題”，而不是摧毀舊制度的問題。社會任務不能脫離政治任務，而政治任務是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而不是摧毀已牢固建立的舊政治秩序。　　

大眾文化的主題

五四事件沒有導致直接的政治結果，知識分子階層中有許多人，包括魯迅在內，對它的重大意義并沒有特別深刻的印象。有些人，如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仍然相信中國問題的根源在于文化方面，因而他們應當“整理國故”。

這項事業的一個新趨勢是出現了研究大眾文化的積極態度。胡適極力主張，過去的白話文學作品比雅文化枯燥無味的“古典”作品更生動活潑；連他在這一方面也在他的看法中采用了一種民粹派的主旨。他似乎愿意把“白話文學”歸入應予保存的“正宗”。這不包括對群眾宗教文化任何方面的一點興趣。不過，大眾文化有活力的主旨導致他鼓勵顧頡剛等人努力研究民間習俗和地方習俗，搜集民間故事和民歌。1919年以后學生中出現了“走向民眾”的新運動，顧頡剛很受感動，他還能把這一運動和他自己的論點聯系起來，他認為，過去的知識分子和舊貴族統治集團聯結在一起，他們現在則應當利用他們作為知識分子新近所獲得的自主權利，把自己和普通百姓聯系起來。可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堅持用科學研究的方法研究群眾的精神生活——民間傳說、習俗和民歌。^①

從這一運動一開始，就存在這樣的想法，利用通俗形式來表達啟蒙的新信息，如撰寫具有新教育內容的通俗歌謠。不過就顧頡剛來說，他對民歌、廟宇、節日的興趣逐漸表現出了更為積極的方面。他逐漸發現了大眾文化的形式中所體現的審美價值。顧頡剛抨擊國民黨政府1929年反迷信的政策（從整體來看，這種政策基本上反對大眾文化），他抱怨說：“先人的藝術遺產隨著反迷信一起被丟棄了，與其如此就根本沒必要反迷信”。^①顧頡剛對生動而有創造性的大眾文化的積極方面的評價與他越來越辛辣的對雅文化正統性的“科學”攻擊，是結合在一起進行的。他這時再次提出了先驅思想家揭露本來面目的論題，即從秦代到清代，正統文化一直被用來壓制民眾的創造精神。在他在《歌謠周刊》、《民俗周刊》這樣一些刊物的多年學術活動期間，他和其他大眾文化學者如鄭振鐸、鐘敬文，出版了給人深刻印象的研究著作。

對大眾文化新穎、純樸方面感興趣的不限于上述學者。魯迅對中國大眾文化的書畫刻印藝術和民間戲劇等多方面的又愛又憎的矛盾心理仍然使他的所有小說作品生輝增色；在湘西邊區度過少年時代的沈從文，則詳細地描述了漢、苗人民一起生活的這一地區的生活和習俗，他同樣在大眾文化中找到了一種粗悍活力的源泉。

我們幾乎沒有發現知識分子表現出這樣的傾向，即以任何同感看待當時非西化居民中盛行的一些活動，如佛教或信仰駁雜教派的活動或秘密結社。不可能在這些人當中進行政治啟蒙。

就共產主義者瞿秋白來說，這種看法尤其明顯，他嚴厲批評他的同行馬克思主義作家崇尚“西方古典主義”。他的論點很簡單。要是在中國應當寫喚起群眾（這里他主要指城市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作品，那就應當以群眾所熟悉的語言，用群眾所熟悉的生活方式來寫。不過，這些通俗的形式應當基本上用來為新的內容服務，利用它們不是由于它們本身具有什么內在的價值。瞿秋白的注意力集中于城市勞動人民，他深信他論述的基本上就是“現代的”普通人。他對“大眾文化”學者的工作的批評，從整體來看是嚴厲的。胡適贊揚的白話文學作品大體上是文人的作品，群眾的文化包含大量使人民繼續受奴役的迷信。毛澤東后來在延安時期提出完全為現代政治目的而利用大眾文化（指農民群眾的文化）形式的論題。然而毛澤東強調民族主義，這導致他對過去大眾文化的價值作出略為有利的評價，導致他對其內容有更廣泛的理解。他像胡適那樣承認中國白話小說屬于民眾文化的范圍，不管其作者的“民間”身份怎樣可疑。

“新傳統主義”——從傳統中找真理

五四運動導致的另一個后果是，“新傳統主義”反對這一運動“全盤否定”傳統的主張；這一點相對來說在西方著作中最近以前很少受到注意。忽視與這種傾向有聯系的人物，是基于這樣一種假定，即其在1949年的挫折已使這種思想完全不值得注意了。我們首先要指出，這里要論述的人物和上面討論的大眾文化傾向幾乎沒有關系。他們毫不難為情地面向過去的雅文化，甚至當他們傾向于把雅文化等同于籠統的“中國精神”時也是如此。他們在不同程度上也熟悉現代西方思想，并且毫不猶豫地利用西方思想來維護他們的主張。按照李文遜的看法，從西方哲人尋求支持再次表明了他們思想的“新傳統主義”性質。這暴露出他們并不相信傳統中國思想能夠堅持自己的價值。依靠尋找相當于西方觀念的中國觀念來挽救民族自尊心，這又是一個例子?？墒牵m然這種“浪漫的”文化民族主義多次出現（最顯著的例子是1927年以后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我們卻不能先就斷言這種情況是不可避免的。

李文遜的看法，對五四時期以前劉師培、柳亞子等人的革命的“國粹”派來說，可能是適用的。不過，這個老“國粹”派五四以后的后繼者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集團。梅光迪、吳宓這樣一些人曾經在哈佛大學著名的白璧德的指導下學習；雖和老“國粹”集團保持親密關系，卻采取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觀點，這表現于他們的刊物《學衡》中。他們通過白璧德接觸到文學批評家充當生活批評家這一西方傳統。白璧德把“古典的”和“浪漫的”范疇提高到主要生活態度的重要地位?！肮诺涞摹保硎境瑲v史的審美和倫理標準以及個人道德生活中的“內心反省”。它意味著秩序和結構?！袄寺摹保硎救∠袦蕜t，在個人和集體生活中放縱感情，等等?！秾W衡》的領導者相信這些便是貫穿于文化差異的范疇；他們還相信，儒家的社會準則和中國的經典著作在中國是最“古典的”，這一點他們受到了白璧德的鼓勵。這是“文化民族主義”，還是對跨越不同文化的精神類似性的真知灼見，這個問題還不能斷定。事實上，這種特殊的“新傳統主義”沒有表現出多大活力。把自己看作真正儒家學說代言人的梁漱溟，把整個“國粹”派的學術和審美興趣的中心當作“撿拾來的僵化腐朽貨色”而不予考慮。^①

值得注意的是，指出五四時期以后的“新傳統主義”思想主線的人還是極為善辯的梁啟超。他曾作為出席巴黎和平會議的中國代表團的非正式成員去歐洲，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災難之后許多歐洲大陸思想家的憂郁感和沮喪感。和歐洲思想家的接觸導致他寫了《歐游心影錄》，這一著作簡直就是對“東西方文明”本質的全面的再評價。嚴復、陳獨秀等人的著作中進行過的這種討論，總是以簡單的易于處理的二分法把叫做文明的巨大綜合體大大加以簡化。西方文明的本質——對梁啟超來說過去本來一直如此——就是“物質”文明（如他這時所稱呼的），這種文明只求通過科學和技術征服自然；也就是個人、階級、民族間無情斗爭的達爾文主義的世界。完全改變了的是他對這種文明的評價。過去他熱情地把社會達爾文主義當作積極的應當遵循的行為準則來接受?，F在，按照西方批判的思想家自己的看法，正是這種行為準則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浩劫。既然這是西方文明的本質（因為其侵略的、好戰的本性甚至有更早的歷史根源），這時無論在西方的什么地方他都發現有像倭鏗或柏格森這樣更具精神傾向的批評家；梁啟超這時傾向于探索東方的力量。

可是，和我們的論題關系更密切的問題是，梁啟超在哪一點上找到了中國精神之所在。他發現，中國精神并不在于那些過去研究所謂“外在領域”的學說中——有關正當行為的標準（禮）、制度和社會組織的學說，有關自然界結構的學說。在這方面，中國還需大量學習西方有關物質和社會的技術。相反他發現中國精神，一點不錯，就在于那些強調“內在領域”的思想方式——在于朱熹和王陽明的宋明新儒學；除此以外，也在于大乘佛教哲學；他青年時代曾被大乘佛教哲學所吸引。中國這種獨特文化的核心，在于它那種人有良知的信念，良知使人和廣大無邊、不可名狀的萬物之源結合成一體，人從萬物之源獲得精神和道德方面自我改造的力量。西方自由思想只談生物性需要的滿足——不談以宇宙論為基礎的道德自律。

就梁啟超——一個多變的人——來說，誰也不能完全弄清他思想的根源。李文遜假定，梁啟超從他關于中國精神優越性的新看法中獲得了民族主義的滿足感；這可能是完全正確的。而梁啟超發現中國思想的核心在于新儒學，這預示了下一個時期整個新傳統運動的主要傾向。

科學與人生的論戰

在新傳統的出現和在澄清中國科學一詞的意義當中，1923年由張君勱發起的“科學與人生的論戰”^①是另一個重要環節，張君勱是梁啟超的年輕伙伴，研究德國哲學的學者。他主張科學不能解釋人，因為人生是主觀的、直覺的、自由意志的，而且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獨一無二的，這種主張反映了他對新康德主義的研究，也反映了德國“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的論戰。和梁啟超不同，張君勱深知與英美經驗主義傳統相反的德國哲學。不過，他似乎能很快地從康德認識論的懷疑主義轉到王陽明宇宙論的直覺主義。

知識分子當中最具體地講述科學的丁文江，接受了張君勱非難科學普遍性的挑戰。從嚴復著作中最初論述這一問題起，“科學”一詞在中國就表達了一種必然真實的確定意義。從一開始，關于科學的流行的概念是培根歸納主義的概念，這種概念在《穆勒名學》（嚴復譯）中表述得最全面。杜威的科學方法論及其集中注意力于經驗和實驗，無疑符合這一傳統，盡管他對英國感覺論的經驗主義很有保留。從嚴復到毛澤東，對赫伯特·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樣的思想體系是以歸納法的觀察得出的概念為基礎的信念，不管怎樣，似乎還沒有什么懷疑。自然科學的力量更多地在于數學-演繹假設的力量而不僅僅在于觀察和實驗的方法，這種認識在中國沒有贏得多少擁護者。

丁文江的觀點的基礎是畢爾生《科學的語法》的實證主義認識論，畢爾生堅決主張，科學提供了人對感性材料進行組織和分類的唯一方法，感性材料是人和他決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外在世界之間的唯一聯系。這種觀點與西方認識論的懷疑主義少有關系，它對科學的看法并沒有離開歸納主義傳統。如費俠莉在第7章所指出的，丁文江的地質學科學研究正是一種觀察-分類的科學研究。這次論戰的其他參加者如吳稚暉、胡適和這時已成為共產主義者的陳獨秀，傾向于不理丁文江的（和杜威的）認識論，堅決主張，科學支持吳稚暉所提倡的那種夾雜有道-佛思想的空想的機械唯物論，或者支持馬克思主義真正的新社會科學。胡適和陳獨秀同意科學是控制自然界和社會的工具，同意科學動搖了張君勱那種個人具有“內在”精神道德改造力量的信念的基礎。除此以外，這場論戰只不過表明了這樣的事實，即科學一詞本身不再提供任何共同一致的基礎。

張君勱的論點和他隨后的發展再次表明，更有生命力的新傳統主義的核心總的來說是新儒學思想，尤其是王陽明的思想。

對于王陽明在五四以后傳統思想中的中心地位這一點，應略加說明。不打算對這位明代的哲人和他的追隨者進行分析，要說的是他對梁漱溟、熊十力，甚至蔣介石這樣一些不同人物的吸引力。首先是這樣一種信念，即聯系人和宇宙存在終極原因的精神-道德良知是精神-道德生活的源泉。這里我們所了解的，是以直覺為根據來否定西方笛卡爾以后的認識論的懷疑論和“無價值”宇宙的觀念。雖然王陽明的直覺使他得出與儒家道德-政治價值協調一致的結論，但他對“內省”的依賴本身便有可能脫離傳統儒家對“外在領域”的看法。對比之下，朱熹強調必須“格物”以致知，似乎使他牢牢地和傳統體系的“物”結合在一起。最后，王陽明強調，個人只有在具體社會情況下活動的過程中才能致良知，這至少為在世上發揮作用提供了相當強烈的動機。

新傳統運動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梁漱溟。他在少年時代受的是嚴復和梁啟超提出的全盤西化方針的教育；在1911年以后的令人沮喪的年代里，他沒有被卷進“新文化”陣營。他的父親梁濟是儒家道德的相當生動的榜樣，這個權威性的榜樣足以使他拒斥魯迅對傳統的全盤否定的看法。相反，他先是在佛教，然后是在王陽明學派的新儒學觀點中尋求慰藉。

我們在這里將不詳述他1921年的名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①只是說明，它對西方的概念在主要方面近似梁啟超。中國文化的精髓在于它很早就發現，人類根本的特點是其精神-道德的本性，如果不受阻礙，這種本性既可導致內在的和諧，也可導致人與人之間親密無間的同情。中國文化在歷史上很早就獲致這種直覺理論，付出了它的代價。雖然西方重視物力的文明導致梁漱溟所認為的畸形的資本主義消費社會，但也導致它發現了滿足人類基本需要的方法。中國需要這些方法的幫助，但不能以喪失它的精神基礎為代價。梁漱溟完全同意王陽明哲學的積極行動的推論，也似乎和王陽明一樣，確信儒家學說對社會和個人的真實性質的明確推論，也就是儒家學說對“外在”和“內在”領域的推論。正是這種確信導致他逐漸對已經在進行的“鄉村運動”發生了興趣，這一運動是晏陽初、陶行知等“西化人物”支持的。按照他的看法，中國農村的廣大群眾還沒有被城市資本主義的腐蝕性影響敗壞，但卻因貧窮、貪污腐化、動亂這無數的弊端而受苦。

1930年以后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縣的教育和改革活動，是以反對政治官僚主義道路為基礎。蔣介石試圖把王陽明“自我修養”的觀念和他自己那種合理化的現代官僚主義-軍事化國家的夢想結合起來，在梁漱溟看來，這似乎不解決問題。在貪污腐化、軍事脅迫和暴力極為普遍的情況下，哲人只有通過與農村群眾直接接觸才能施加道德影響。從某個方面看，梁漱溟和延安時期毛澤東的一些想法多少有點相似。蓋伊·阿利多認為梁漱溟關于道德上反省或小組上聽取自白、關于農村教育重新確定方向的某些看法，在他們1938年那次著名的會晤之后，可能的確對他的朋友毛澤東有很大影響。^①不過分歧仍然很大。梁漱溟綱領的基礎不是回避現存政治結構，就是由于別無選擇而支持好心的掌權者（在這方面而不是在其他方面他和胡適有相似之處）。毛澤東的綱領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無保留地承認殘酷的權力競賽為前提。對梁漱溟來說，試圖建立他自己的政治組織就是否定他自己關于權力的道德基礎的儒家看法。當然，在這一點上，他很像先前的孟子，孟子設法掩蓋“三代”盛世的暴力起源。毛澤東主義利用改造農村作為建立軍事和政治權力基地手段的這一意向，無疑已經使梁漱溟聯想到共產黨的工作將來有敗壞的可能，盡管他贊揚共產黨的工作。1953年梁漱溟果然指責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采用一種斯大林主義的發展模式正是這樣一種官僚主義的敗壞的表現。不過他自己卻找不到把他改造農村的活動從政治環境的變遷中隔離開來的辦法。

梁漱溟的儒學直接把他導向行動的領域，而熊十力及其追隨者唐君毅、牟宗三等則不相同。熊十力（1885—1968年）是一個頗有個性的“邊際”人物，盡管他曾短時間卷入革命的政治斗爭，但他所受教育的主要內容沒有超出傳統文化的框架。和在他之前的一些人一樣，他最初為“唯識宗”所吸引，然后又受王陽明影響，回到儒家的信念，認為人類的道德生活至為重要。和梁漱溟不同，他和他的追隨者都不贊同立即行動的方案，盡管他們承認他們學說的社會含意。要闡明他們直覺主義哲學的基礎并為它辯護，他們似乎需要投入全部注意力；這和梁漱溟不同，梁漱溟似乎對自己的“賢明”十分自信。托馬斯·梅茨格認為，在唐君毅著作中看到的那種宗教-倫理樂觀主義和對“賢明”能力的信心，當其脫離了舊儒家外在的體系時，能夠成為一種狂熱信心的基礎，即相信改造整個社會是可能的。^①他認為，就一個未被承認的層面看，毛澤東也有這種“傳統的”信心。不過，事實上唐君毅、牟宗三和熊十力（他1968年去世之前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他們的夢想，繼續專注于與現存個人生活問題有關的他們的信念。

新儒學的一種完全不同的類型以馮友蘭為代表，他在美國接受訓練成為哲學家。和梅光迪一樣，他在哲學上受到西方盎格魯-撒克遜的啟發。如果說他是“新傳統主義者”，那么他的傳統主義顯然屬于一種世界性的類型。他曾專心致志于那種20世紀早期美國和英國一度盛行的柏拉圖學派的“新實在論”，他深信其范疇可以應用于朱熹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新實在論在西方強烈反對占優勢的認識論的懷疑主義傳統。新實在論的一些支持者的確準備接受一種柏拉圖學派的解釋，即數學和邏輯真理是客觀的、永恒的形式。馮友蘭似乎深受那種古希臘理想的影響，即理智的沉思是獲得崇高意識和超然于人類日常生活紛擾的意識的途徑。根據這種看法，科學不僅僅包括努力應用邏輯-數學概念來達到控制物質世界的目的。對“賢明的”人來說，科學還包括對數學和邏輯“形式”之美的沉思默想。按馮友蘭的看法，這包括理智的沉思，但不包括神秘主義。因此，馮友蘭在尋求與他的觀點相當的中國思想時，引起他注意的便是他所理解的朱熹的理學，而不是王陽明“反理智的”心學。他把朱熹的“理”解釋成柏拉圖學派的“范型”；這是否妥當，還是一個大有爭論的問題。不過我們不必懷疑，馮友蘭相信他已為他的基本觀點找到了一個中國的框架。

這種觀點一點也不意味著否定他同代人對社會和國家的關注。相反，馮友蘭在30年代很可能接受一種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的看法。歷史和自然一樣也有它自己的主導結構——它自己的發展“形式”，馮友蘭很可能按照基于經濟決定論觀念的歷史進程諸必然發展階段來考慮這些形式。根據這種看法，道德行為也就是適應特定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要求的行為。按照他關于實在的沉思，“哲人”是超越歷史變遷的人。在其道德-實踐的生活中，他能適應歷史的要求。這種哲學導致他欣然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這并不能使他免受后來的煩惱。^①

應當補充，所有這種種傳統思想在香港、臺灣，甚至在海外華人知識分子中仍有其影響，仍然是范圍更廣的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組成部分。

馬克思主義的優勢

在我們論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思想界上升到優勢地位之前，關于有些傾向，有些話需要說一說；這些傾向被叫做自由主義的傾向——其根據往往是可疑的。胡適在五四以后繼續堅守他的基本看法，盡管這時他在各個方面都受到敵對者的指責。1924—1927年間轟動一時的一些事件及隨之而來的激情都沒有使他動搖。非理性的政治激情總是和真理毫不相干。盡管他和他的導師杜威一樣，決不偏袒資本主義，但他仍然確信中國根本的災難不應歸之于外國帝國主義。他繼續抨擊孫逸仙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教條”。

在民國政府成立以后，胡適仍然抨擊國民黨思想體系的傳統主義成分，仍然號召把科學才智用于國家管理，仍然提倡立憲制度和公民權利，仍然鼓吹能夠造就一代開明優秀分子的“現代”教育制度。1932—1937年間，在日本威脅日益加重的陰云下，丁文江、歷史學家蔣廷黻這樣一些人加入胡適一邊，在這期間出版的《獨立評論》中，試圖影響民國政府的政策?？墒?，很快就變得很明顯，他們和胡適的共同之點更多的在于胡適對“科學”的信仰，而不在于他對民主的信仰。

丁文江從沒有像胡適那樣傾心于自由主義的社會準則，在暗淡的30年代，他和蔣廷黻一樣逐漸感到（很像他們之前的嚴復和梁啟超）中國需要的是“科學的”專政——一種能使官吏、國家的工業和教育體制現代化的專家政治。斯大林的俄國作為一種模式給了丁文江很深的印象。盡管民國政府表示了對專家政治目標的承諾，丁文江和蔣廷黻兩人對國民黨領導的能力評價都相當低。不過，他們仍然只能希望國民政府這個有組織的權力的唯一中心重視他們的意見。中國共產黨在湖南和江西以及后來在延安進行農村革命的一連串事件，對他們來說，似乎和民族的需要毫無關系，而且還會進一步削弱國家中樞的力量。胡適在他們有關科學精英的想象和他的立憲民主信念之間左右為難。可是，他也和別人一樣，只能希望對現有政權施加影響。面對他所認為的極權的共產主義與雖然腐敗但更受限制、最終有可能被推向更自由主義方向的國民黨的命令主義，在這兩者的極化過程中，最后，他覺得他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結果是，他作為一種政治運動的精神領袖，始終不能應付20世紀中國政治權力的悲劇性的、難以控制的現實。

無論如何，1924和1927年這幾年的特點，最重要的是作為知識分子一種主要觀點的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看法在城市知識分子當中引人注意的傳播。不過應當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最后勝利仍然是相互關聯但又可以分開的兩件事。

在1924—1927年的動亂年代里，已具有徹底的全面反傳統主義思想的五四時期年輕一代中的許多人，這時有了實際的機會參加一連串生氣勃勃的政治事件；由于國共合作，發生了這些事件。剛一開始，列寧主義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及其對西方世界的看法，就不僅在接近共產黨而且甚至在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當中得到廣泛承認。1925年的“五卅”事件似乎極其生動地證實了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新出現的產業無產階級所受剝削這兩者之間的聯系。城市居民的積極精神和中國共產黨與城市工人階級建立聯系的實際成就，似乎證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在歷史中的作用的看法。彭湃、毛澤東^①等人與農民建立聯系，這和列寧關于農民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看法是一致的。在1926—1927年的北伐時期，許多知識分子成了群眾組織的活動或新成立的武漢政府的機構的參加者。這樣的經歷既激發了他們的民族主義的激情，也激起了他們改造世界的普遍愿望。這場革命既能實現國家的統一，又能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新的社會。的確，莫斯科的激烈斗爭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給予現成啟示，但是只要革命的道路在向前發展，相信莫斯科是世界性智慧源泉這樣一種愿望就仍然是很強烈的。

在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當中，浪漫的《創造社》（見下一章）和新成立的《太陽社》的成員將起重要的作用。郭沫若、蔣光慈等人了解羅曼蒂克愛情的狂喜和絕望以及作家表達思想感情的感受，這時認為他們應當像英雄一樣作為革命領袖起重要的作用。他們對自己的看法因而很像1911以前那些浪漫的革命者對自己的看法。他們將通過新普羅文學作品這一媒介激發革命群眾的熱情。

魯迅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靠攏要痛苦而艱難得多。實際上，五四事件并沒有減輕他因舊文化“吃人”勢力而深深感到的沮喪。^①他對1911年以前那個時期許多年輕的理想主義者的遭遇的辛辣回顧，也許是他沒有響應五四的一個原因。他對接受人類進步的新理論猶猶豫豫，也可能是由于他認為他那些創造社的論敵們故作浪漫的革命姿態，他們幻想通過他們浮夸的普羅文學影響歷史的進程，對此他很反感。即使在他已轉向馬克思主義陣營時，他還想從普列漢諾夫等人尋找理論根據來支持他對他們的抨擊，他抨擊他們任性地夸大文學的作用，認為文學能引起社會革命。1927年以前他就開始應用馬克思主義的范疇，但最終促使他接近共產黨的原因，是民國政府處決他最親近的追隨中的一些年輕人，這引起了他極大的憤怒；這表明了他的特點。他更積極地，但也是遲疑地期望馬克思列寧主義比過去的種種進化學說能更準確地分析歷史，這無疑使他更加接近共產黨。

城市知識分子歸向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和國民黨內蔣介石領導的集團之間出現了鴻溝。盡管蔣介石曾經受到列寧主義言論中反對帝國主義這一方面的影響，但他在浙江和日本所受的教育早已把他導向一種文化民族主義，致使他對全面否定傳統觀念的五四無動于衷。他掌權的軍事基礎可能使他更進一步看輕城市知識分子的幫助，貶低他們的可靠性。他掌權的軍事基礎，在1927年以后，甚至還使他堅信，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軍事統一。他似乎認為，在所有這些信念方面他仍然是孫逸仙的忠實追隨者。國民黨內外所有反對他的人因此在他身上都看到了舊軍閥主義再次出現的跡象。軍隊尚未從屬于政權，他就是這一可悲事實的象征。他的文化民族主義和“全盤否定傳統觀念”之間的鴻溝也仍然存在。

1927年的大混亂沒有導致馬克思主義威信的下降。錯誤的政治策略基本上反映了錯誤的“革命理論”這一列寧主義觀點，促成了這樣一種看法，即有了正確的理論，革命就能向前邁進。對許多人（但不是所有人）來說，作為革命總部的蘇聯繼續存在，這便提供了有力的保證，歷史終將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前進。

因此，在此后10年中，許多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主要關心的事情是按馬克思主義來認識中國社會；這并不意外，列寧主義者把理論用作“運動的指南”，這促成了這樣一種信念，一定時期的“黨的路線”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對階級力量結構的分析和歷史發展階段的確定為根據?！瓣P于中國社會歷史的爭論”^①就是這種關注的一種表現。但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用語來確定中國當前的“生產方式”，事實證明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完全合乎邏輯地導致對中國悠久社會歷史的周期性的關注。在探討所有這些問題當中，參加者不知不覺地只好從“理論是行動的指南”的討論轉向馬克思主義學說當其應用于過去時的更具決定論性質的方面。參加爭論的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發生興趣，基本上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杰出的社會科學。例如，這場爭論的一個主要人物陶希圣，和其他一些參加者一樣，便是一個國民黨的擁護者。他沒有覺出什么困難便把他的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置于馬克思主義范疇的框架之內，或從他的分析引出非共產主義的結論。不過其他的參加者則代表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

在這方面我們只能提到這場爭論的某些要點。從整體上看，在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概念分析中國社會時，參加者似乎只是弄清了馬克思自己的學說中關于這些問題還有某些尚未澄清的難解之處。依靠“超經濟”權力的統治階級所控制的任何農業社會是否都是封建社會？或者，不同的“財產關系”是否就反映不同的“生產關系”？地主階級的任何類型是否都是封建的？商品關系普遍是否便能確定社會性質？抑或“生產方式”的作用才是決定性的？對這些問題和其他許多問題的種種背道而馳的答案都可以找到。

大多數參加者普遍不接受馬克思主義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他們贊成有關歷史分期的分階段發展方案，這是馬克思為西方而規定的。畢竟只是在這種方案的框架之內，馬克思實際地描述了有力的歷史辯證法。有一些參加者如陶希圣，想象用其他的方法來描述分階段發展的看法，并劃分時期。中國接受馬克思穩定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看法，實際上就是否定中國社會歷史有它自己的動力。

如果說這場爭論有勝負，那也是靠認可而不是靠論證取勝的。延安時期的毛澤東沒有給這場爭論一點“理論上的”貢獻。他自己對高深理論的興趣把他導向在馬克思主義圈子里不那么著名的另一場爭論，一場有關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問題的哲學解釋的爭論。

馬克思主義在30年代還成為文學戰線的主要力量。在魯迅、瞿秋白等人組成的左翼作家聯盟中，關于馬克思主義對作為“上層建筑”現象的文學所起作用的看法，出現了激烈的爭論，而未能得出一致的意見。盡管馬克思主義似乎極端強調文學的道德-政治作用，卻無法在邏輯上使所有參加者都承認作家應服從常有變動的黨的路線的權威。例如，很明顯，魯迅本人就不曾接受這種權威。

40年代這10年將證實日本戰爭機器的全面威脅。戰爭引起的巨大破壞和人人都有的感情負擔，使人們幾乎不能致力于新的思潮。的確，戰爭的壓力甚至使那些最不關心政治的人如梁漱溟也從事政治活動，梁漱溟也成了民盟的一個創辦人。然而，這種政治化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即從整體上看，知識分子階層有一種“自由主義”傾向，盡管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就他們某些基本信念來說，決不是自由主義者。在本世紀上半葉整個期間，無論是禍是福，知識分子階層已經獲得了作為獨立的知識分子（而不是政治人物）的一種自主意識?！皩W者”已要和“官”分庭抗禮。他們已習慣于自由交流思想。在響應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統治精英的要求時，他們常常要堅持民權的立場。1945年以后，在內戰時期兩極分化的社會中，大部分知識分子被吸引到了共產主義一邊。不過隨后的事件表明，這種“自由主義”的傾向仍將是一個問題。

40年代的另一個重要發展，當然是延安的“毛澤東思想”。我們很清楚，他論述的問題中有許多便是這一時期整個思想爭論的一個部分；這一點也不貶低毛澤東的政治天才。毛澤東考慮的問題，在他之前也有人考慮過。

知識分子在本世紀上半葉提出的所有問題，1949年以后是否都解決了呢？至少就我們所處的這段時間來說，有些問題無疑已經解決。政治權力有力的中心已經建立（有些人會說過于有力了）。盡管常有政治運動，但法律和秩序已經重新建立起來。相對合理的商品分配在經濟極為落后的情況下已得以實現。民族主義的強烈感情多少得到了滿足。公共衛生有了進步，婦女地位改善了。可是，不管“主義”有何要求，上面論及的許多基本“問題”依然存在。中國與其文化傳統的未來的關系將是怎樣的？如果目標就是實現“現代化”，那么能否回避嚴復和丁文江想象的“專家治國”的道路？官僚主義和權力的問題是否已經得到解決？文學、藝術以及個人生活的目的如何？和我們所有其余的人一樣，中國人必須探索走向未來之路。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

毛澤東從學生運動到農民運動，1917—1927年

盡管毛澤東有許多非常鮮明的個人特點，從整體上看，他仍具有這一群體所共有的某些屬性。最重要的一點，它是過渡的一代。當然，每一代人都是“過渡的”一代，因為世界在不斷地變化，但是，毛澤東的一生以及他的同時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僅是中國發展的不同階段，而且是不同的時代。適應西方沖擊的過程，從19世紀中期就開始了，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中期，甚至更久；但是，五四時期標志了一個偉大的轉折點，在此之后，或許再也沒有同樣偉大的時期了。一句話，老一輩人對中國方式的持久的優越性深信不移，并以此自慰，五四這一代人對這一點是知道的，不過他們決不可能懷有這種簡單的信仰了。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包括毛澤東在內，很快就信奉了西化的意識形態，并終生不渝；但是大多數人則始終既深深地帶著相信中國人內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帶著他們曾經否定過的傳統的思想方式的烙印。于是這些人就注定了在經久不變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棱兩可的境況中過活。

毛澤東二十來歲以前的政治觀點，只能從當代零碎的資料、他自己的回憶錄，以及多年以后別人的回憶錄中看到。^①他第一次清晰地出現于我們的視野，是大約23歲時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17年4月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上。

雖然毛澤東的這第一篇文章，是在他受到任何顯著的馬克思主義影響之前很久寫的，但是，這篇文章展示許多后來可以見到的他的人性品質和思想線索。貫穿全篇文章的最大憂慮，也可以說是耿耿于懷的思想，就是憂慮中國會亡國。亡國，這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普遍為中國人談論的話題，在這篇文章的劈頭幾句被有力地提出來：

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育，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L是不改，弱且加甚?！w不堅實，則見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遠^①？

這樣，毛澤東一筆便說出了貫穿他后來整個生涯的思想和行動的兩大主旋律：愛國和尚武。但是，如果他顯然在這篇文章中心懷那種可以籠統叫做愛國目標的思想，那么這個時期他的愛國思想是保守的還是革命的呢？顯然，檢驗的標準，是他是否認為富強的目的以任何方式與國家富強的先決條件即社會文化的革命連結在一起。其實，這篇文章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個關心中國命運，但對改良，更不用說革命幾乎完全不感興趣的毛澤東。

這篇文章所包含的二十余處經典引文或明顯提及古典著作特定段落之處中，有12處屬于儒家經典；一處屬于儒家實在論者荀子，他是法家的先驅；兩處屬于宋代理學家、儒家經典集注家朱熹；一處屬于晚明批判朱熹的思想家顏元。也有三處屬于毛澤東喜愛的道家經典《莊子》。毛澤東在這個時期的知識范圍顯然很廣，因為他順便提到各代一些較小的著作家的不為人知的生平細節。（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儒家經典的12處中，竟有11處涉及《四書》的基本核心。）

然而，雖然沒有明顯地涉及社會變革，甚至也沒有任何必要的示意，但是，這篇文章包含許多源自中國和西方的近代非遵奉傳統者的思想痕跡。首先，如上引文章劈頭幾句所表達的，強調武風的價值，然后總結又說“夫體育之主旨，武勇也”。^①為證明這一見解是正確的，毛澤東舉出許多古代英雄豪杰的實例，并引用顏元的話，顏元曾指摘朱熹“重文輕武”，以致造成違反孔子教導的有害傳統。^②大約在他為《新青年》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毛澤東在1919年寫的一封信，明顯地勾勒出了當時毛澤東思想從中發展出來的雙重來源：

古稱三達德、智、仁與勇并舉，今之教育學者，以為可配德智體之三者，誠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體也，非勇無以為用。③

這樣，毛澤東一開始不僅強調體，即物質實體的極重要意義，而且贊揚古代的勇。當然，毛澤東主要不是從書本導出他思想中的這種傾向。和20世紀初期的其他許多中國人一樣，毛澤東發展他的思想是對當時與明末相似的環境作出的反應，那時由于軍事積弱，中華民族的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受到了威脅。

如果尚武是毛澤東思想中保持不變的一個特點，那么，這篇1917年發表的文章還有一個基本主題，而且是更明確地顯示現代影響的主題，就是自覺和自動的重要性。毛澤東在這篇文章的第一段有力地提出這一點：“堅實在于鍛煉，鍛煉在于自覺……欲圖體育之有效，非動其主觀促其對于體育之自覺不可?！?A href="mk:@MSITStore:F:C劍橋中國史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chm::/Resource/Book/Edu/JXCKS/TS010045/0098_ts010045.htm#_ftn5#_ftn5">^①

自然，這種有效行為的關鍵首先在于思想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儒家傳統。但是，像這些段落的主要啟示無疑來自折衷主義的，然而卻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思想，這些思想是毛澤東從閱讀《新青年》和聽他的倫理學教師和未來岳父楊昌濟的課吸收來的。

楊昌濟不但是康德和塞繆爾·斯邁爾斯的信徒，而且是朱熹的信徒。他教倫理學，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的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于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②為此，楊昌濟自編一部修身講義，書名為《論語類鈔》，從《論語》引出若干有意義的章句，借孔門的話來申述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該書第一篇就是“立志”，其中說，“有不可奪之志，則無不成矣”。^③

和楊昌濟一樣，毛澤東特別強調意志的作用。他在1917年發表的那篇文章中寫道：“足以強意志，體育之大效，蓋尤在此矣……意志也者固人生事業之先驅也?！?A href="mk:@MSITStore:F:C劍橋中國史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chm::/Resource/Book/Edu/JXCKS/TS010045/0098_ts010045.htm#_ftn8#_ftn8">^①這樣相信意志和主觀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澤東人生觀中的一個核心的和特有的要素。毛澤東在他1917年3月《給宮崎滔天的信》中，邀請宮崎在第一師范學校黃興紀念會上講話，他自稱“頗立志氣”。^②

但與此同時，毛澤東以真正中國人的方式，認為要得真志，非先領會哲學倫理學和得到啟發不可。毛澤東在　1917年8月23日　的一封信中寫道：“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從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準，立之為前途之鵠”。然而，這不只是主觀態度問題，需要行動和獻身：

再擇其合于此鵠之事，盡力為之，以達到之，方始謂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為真志，而非盲從之志?！豢芍^之有求善之傾向，或求真求美之傾向，不過一種沖動耳，非真正之志也。……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③

以下的事實提供了毛澤東當時總的政治立場的若干觀念：他說，今之有治天下之法的人，只有袁世凱、孫文、康有為三人。其中獨康有為似略有本源，而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毛澤東在信中寫道，“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他像在《新青年》發表的那篇文章那樣，用曾國藩謚號。④

盡管如此，1917年的毛澤東思想的模式決不是純粹傳統的。毛澤東所要實現的目標，自然是中國的富強和振興。他在信中寫道，天下亦大矣，社會之組織極復雜，民智淤塞。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動其心者，當是有大本大源。今日變法，便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要本源，本源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疣。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毛澤東接著寫道：

今若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容有不富強幸福者乎？

毛澤東認為，宜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根本上改變全國之思想。他寫道，中國的思想太舊，道德太壞。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必須加以變換。^①

雖然毛澤東把中國古老僵硬的思想模式看作是阻止進步的障礙，但是，他不主張把全盤西化作為補救之道。針對楊懷中所說的“日本某君”認為東方思想均不“切于實際生活”的說法，毛澤東認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②

然而，說過這一點之后，毛澤東開始進行顯非墨守傳統的論述，認為在觀念和道德基礎上統一思想的活動中，與君子相比，小人更具有重要性。君子確有高尚之智德，但君子只能在小人所確定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活動的基礎上生存，小人累君子。這樣，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但當教育和改造小人，以臻大同之鵠。當時，毛澤東已主張組織采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的私塾，而且主張出洋求學。^①

關于在毛澤東后來的思想中也起很大作用的實踐主題，毛澤東在1917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古人言衛生之術者亦不少時說，“蓋此事不重言談，重在實行。”^②毛澤東之強調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往往被人歸因于王陽明，但這只是推測；在任何有名的毛澤東著作中，一點也沒有提到王陽明?？傊?，與五四時期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更有關系的，是毛澤東在1917—1918年所吸收的西方化思想。

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范學校讀書的最后兩年，思想發展很快。在那個時候表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的思想要素，也許是明顯和強烈的個人主義。例如，毛澤東在對德國新康德派學者泡爾生所著的《倫理學原理》一書的批語中寫道：

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實現自我者，即充分發達吾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謂?！灿袎阂謧€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與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A name=_ftnref15>^③

和當時年長的和較知名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李大釗或魯迅一樣，毛澤東已經利用個人有無上之價值，有百般之價值的觀念作為沖破古老的文化和社會的羅網的武器。他決非不知道實現個人所必需的社會結構。他說，且團體者仍個人，乃大個人也。人一身乃集許多小個體而成，社會乃集許多個人而成，國家乃集許多社會而成。在個人和國家即國民的這種復雜關系中，毛澤東強調先有個人而后有國民。他說，泡爾生強調個人由國民而發生，是因泡爾生住于國家主義彌固之德國。^①

的確，處理對立的關系的辯證法，從這個時候起是毛澤東思想的表征之一。毛澤東在某種意義上作為同一來對待的對偶中，有觀念即實在，有限即無限，高即卑，陽即陰，以及20年后被蘇聯哲學家批判的生即死和男即女。毛澤東把人看作是物質和精神的統一，把道德看作是由良心和欲望的相互作用產生的。（毛澤東說，或人之說必以道德律為出于神之命令而以能實行而不唾棄，此奴之心理也）。而且，由于物質不滅，人和社會也不滅，雖然人和社會經常通過改良和革命而改變和振興。因此，正如他所說的，他不再憂慮中國將亡；中國將通過改建政體和變化民質而生存下去。人類之有進步，有革命，有改過之精神，則全為依靠新知之指導而活動者也。有一種之知識，而建為一種之信仰，即建為一種信仰，即發為一種之行為。他寫道。“知也，信也，行也，為吾人精神活動之三步驟”。活動之所憑借只能在于“國家社會種種之組織”。^②

于是，毛澤東強烈地重申他在1917年4月發表的《體育之研究》一文中強調實踐的觀點，而且著重提出組織起來進行改良的重要性。這兩點是毛澤東在1919年7月和8月發表的題為《民眾的大聯合》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的中心內容。

毛澤東這篇在1919年發表的文章 ^①的最令人驚異的，無疑是他把馬克思和克魯泡特金作比較的段落：

聯合以后的行的行動，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同他們（按指貴族資本家）拚命的倒擔，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的叫做馬克思。一派較馬溫和的，不想急于見效，先從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做一國，聯合人類做一家……這派的首領為生于俄國的叫做克魯泡特金。^②

李銳在逐字引用這段后評論說，毛澤東這時雖然還分不清楚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本質區別，不過從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他發表在《湘江評論》上的《民眾的大聯合》和其他文章已閃爍著階級分析的光芒，也是后來構成毛澤東思想大廈的最初基石之一。^③但是，雖然毛澤東無疑在1919年夏很快地知道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人們卻很難在這個時期他的著作中找到認真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成分。甚至連階級斗爭、辯證法或唯物史觀之類觀念也未被提到，而“階級”一詞只被用過一次，而且是在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用的（智者和愚者、富者和貧者、強者和弱者的“階級”） [摘者注：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到了近世，強權者、貴族、資本家的聯合到了極點，因之國家也壞到了極點，人類也苦到了極點，社會也黑暗到了極點。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眾的大聯合?！矫窦纫褜①F族資本家的三種方法窺破，并窺破他們實行這三種是用聯合的手段。又覺悟到他們的人數是那么少，我們的人數是這么多。便大大地聯合起來。聯合以后，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同他拚命的搗蛋。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的，叫作馬克思。一派是較為溫和的，不想急于見效，先以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點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貴族資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夠工作，能夠助人而不箐人，也不必殺他；這一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的一周，聯合人類作一家，和樂親善一一不是日本的親善一一共臻盛世。這派的首領為一個生于俄國的，斗作克魯泡特金。我們要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本極易為。有不易為的，便是因子歷史的勢力一一習慣一一我們倘能齊聲一呼，將這個歷史的勢力沖破，更大大的聯合，遇著我們所不以為然的，我們就列起隊伍，向對抗的方面大呼。我們已經得了實驗。陸榮廷的子彈，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們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來發抖，就要拚命的飛跑。我們要知道別國的同胞們，是乃常用這種方法，求到他們的利益。我們應該起而仿效，我們應該進行我們的大聯合！民眾的大聯合（二）：想要有一種大聯合，以與立在我們對面的強權者害人者相對抗，而求到我們的利益。都有各行各業的小聯合會，如運輸工人的聯合會，電車工人聯合會之類，到處都有，由許多小的聯合，進為一個大聯合，由許多大的聯合，進為一個最大的聯合。所以大聯合必要從小聯合入手，我們應當起而仿效別國的同胞們，我們應該多多進行我們的小聯合。民眾的大聯合（三）：及到近年，發生南北戰爭，和世界戰爭，可就更不同了，南北戰爭結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們，毒我們，剝削我們，越發得了鐵證。世界戰爭的結果，各國的民眾，為著生活痛苦問題，突然起了許多活動。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旌旗南向，過黃河而到長江、黃浦漢皋，屢演話劇，洞庭閩水，更起高潮。天地為之昭蘇，奸邪為之辟易。咳！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萬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于今卻不同了，種種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逾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遠，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榮燦爛的世界，就在面前！]。^①如果說這篇文章有看得清的哲學傾向，那么，這種傾向既不在于馬克思，也不在于克魯泡特金，而是在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某些中國作者傳播并改變了的西方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其中有嚴復、梁啟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譚嗣同以及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他們用種種方式發展一種思想，認為社會成員的自發行動，不受舊等級制的束縛，會使社會能量增加至極限。　　

在五四時期，對毛澤東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響是胡適的影響。已經指出，毛澤東1919年的幾篇文章發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評論》的熱情贊揚。一位評論家概括了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最初幾期的內容，說道：“《湘江評論》的長處在于探討。第二、三、四期的《民眾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A name=_ftnref22>^②說這些話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胡適本人。

當我們注意到下述情況，就不致對這一點過于驚奇了。毛澤東為《湘江評論》創刊號寫的社論，在列舉了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在各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從貴族的死的古典文學到平民的現代的活的文學；從獨裁政治到代議制政治）以后，說道，在思想領域“我們向實驗主義前進了”。這里我特別提到這一點，并不想讓人以為毛澤東是胡適或杜威的信徒。然而，他在1919年對實用主義的好評的確反映了他幾乎直到生命的終結都保持的一種看法，內容是人們不應編造理論不聯系具體經驗的理論。③

毛澤東雖然在1919年的思想與當時年齡大些的更有學問的人的思想一樣，是多種影響的拼湊物，他的《民眾的大聯合》的文章卻具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它體現了一個企圖，想在五四時期革命的群眾運動的具體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一個總綱領。確實，毛澤東世界觀中的社會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他把學生運動看得最為重要，相對地說，對農民就不認為有多么重要，更不要說工人了。很獨特的是，他也相當注意婦女和學校教師?？偟膩砜?，他對他正努力創建的革命聯盟的想象，倒很像60年代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的想象。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題是，中國的新生將首先來自青年人，特別是學生對舊秩序的叛逆。變革的手段和動力則在于自基層自發形成的民主組織。

由毛澤東看來（在這里他顯示出是嚴復的一個真正的信徒），整個過程的目標，不僅是個人從舊社會的桎梏下解放出來，而且是通過這一事實增強和復興整個中華民族。在一段極有鼓動性的結束語中，毛澤東對他的同胞這樣說：

于今卻不同了，種種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毛澤東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諾講過的個人經歷中承認這一點），在中國直到最近才能提到。（關于一位西方學者在這個課題上的一些簡要而精辟的意見，見戴：《毛澤東， 1917—1927年：文獻》，第47—48頁。） 1978年以后中國理論探討環境中發生顯著革命的一個反映，就是中國學者在 1980年發表的文章不僅指出胡適稱贊毛澤東和毛澤東當時把實驗主義看作“指導思想”，而且明確地說明在1919年兩人之間尚未出現原則分歧。見汪澍白和張慎恒：《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83頁。

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拼命向前！

我們黃金的世界，就在面前！^①

這里不止一處有毛澤東1917年文章的回聲，強調不懈的努力和堅定的意志為民族復興的關鍵。在這中間的兩年，他既從書本上，也從經驗里，學到了許多關于發掘和動員他所察覺的蘊藏在中華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不過，在哪怕只是開始設計一個完整的有效的戰略，以便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進行革命以前，他還有許多東西有待學習。

毛澤東這時盡管不甚懂得馬克思主義，他的想象力卻被俄國革命的勝利吸引住了。在他稱之為“紅旗軍”的世界范圍的成就中，他首先列舉的是工農蘇維埃政府的成立，接著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國以及歐洲各國的罷工浪潮。^②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的其他幾篇文章引出的主題，后來成為他的思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洗腦”，以及“和平民一同進工廠做工，到鄉下種田”，或者是這種思想：“人類真正解放”到來之日，即千萬美國人一道對托拉斯的不公正和專制高呼“不許”之時。但是毛澤東也表達了對德國人的熱烈的支持，他們被宣布為受壓迫的民族，全由協約國發號施令。③

中國作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應該與其他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的思想，當然被李大釗、蔡和森和其他的人，在緊接五四時期之后那幾年里時常提起。毛澤東也自然被引向這一方向。

在毛澤東隨后的見習期中，對他1919年關于基層組織在社會改革中的作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啟發性的補足物的階段，是他在次年參加了湖南自治運動。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節，由于近來一批重要文件的公布才明晰起來。^①這一情節的記載不僅說明了毛澤東強烈的湖南人的愛國熱情，也說明了他對政治工作的一般態度。在　1920年9月26日　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澤東寫道：

無論什么事，有一種“理論”，沒有一種“運動”繼起，這種理論的目的，是不能實現出來的?！矣X得實際的運動有兩種：一種是入于其中而為具體建設的運動，一種是立于外而為促進的運動。

他補充說，這兩種類型的運動都是，而且將繼續是重要的、必需的。同時，他強調一個有效的運動必須源出于“民”?！叭绻F在的湖南自治運動能夠成功地建立起來，但是其源不在‘民’中，而在‘民’外，那么我敢說這樣的運動是不會長久的?！?A name=_ftnref26>^②

至于說這些話的廣闊背景，毛澤東及其他起草　1920年10月7日　召開立憲會議建議的執筆者，概括他們對全省和全國的政治發展之間的關系的觀點如下：

我們覺得湖南現在所要的自治法，即與美之州憲法，和德之邦憲法相當。中國現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時才有全國的憲法出現。在事實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憲法，然后才有全國總憲法，一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條由分而合的路。^①

毛澤東1920年在這個方面所寫的文章，反映了當時的情況，與他的長期觀點是決不一致的；從1917年直到他生命的終結，他一直強調全國統一和國家強盛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他方面，在上引各段中提出的各種思想，對毛澤東后來作為革命者的整個生涯的政治態度，都是典型的。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中”，參與具體建設——他的意思顯然是革命者，或改革者，應該深入到社會現實中去。但是，他同時也察覺需要在外部發動運動，以推動事業。換句話說，盡管政治活動家應該響應“民”的客觀要求，應該深入到民之中去，以便動員他們；而另一個處在民之外的組織也是需要的?？梢哉f，毛澤東在次年加入的列寧式的共產黨，正是一個這樣的組織，它不允許把自己混同于群眾，而是要站在群眾之外?？墒峭瑫r，毛澤東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從不猶豫地、大膽地深入到各種事件中去，并且參與具體的組織工作。

在湖南自治運動時期，毛澤東的文章提出的另一個問題，關系到為了“民”而進行這些活動；運動最初的推動力與激勵也來自“民”。毛澤東把這個詞放在引號內，強調了這個詞的意義不甚明確。這是他1919年文章中的“民眾”嗎？或者是從未遠離毛澤東關注的中心的“中國人民”或“中華民族”？或許這正是毛澤東的思想的一個特征，這兩個實體是不可分割地連在一起的。自1918年或1919年以后的任何時期，他決不僅僅是，或主要是個民族主義者，只關心中國的“富強”?？墒撬膊皇窍馦.N.羅易那樣，不根據民族進行思考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在1920年這一年中，毛澤東對向西方學習如何改造中國社會的態度，經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毛澤東在　1920年3月14日　寫信給周世釗，同年　12月25日　又寫另一信給向警予，表現了關于去國外學習這一比較狹窄的問題的看法的改變，這象征了這一重大變化。在前一封信中，他聲稱，盡管許多人迷信地重視去國外學習的好處，事實上成萬或成十萬曾到國外學習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學到了有用的東西。他寫到，總之，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兩大潮流各占半個世界，而東方文化“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盡管他在原則上不全反對去國外學習，他卻愿在去國外之前，先掌握好中國文化。^①

相反，半年之后，他給在法國的向警予寫信，抱怨在湖南對婦女（或者說，對男子也一樣）沒有什么進步的教育，力勸她吸引盡可能多的女志同道合者去國外，并補充道：“引一人，即多救一人”。^②

毛澤東對西方起源的思想方式的基本態度的轉變，并不像這里對比鮮明的兩段話所表現的那么惹人注目。在3月份，他寧愿留在國內的理由之一，根據他給周世釗的信，是人們通過閱讀譯文可以更快地吸收外國的知識。可是，他的思想傾向還沒有確定，正如他本人所說，“坦白地說，在各種思想形態和學說中，我目前還沒有找到比較明了概念”。毛澤東的目的是要從中國和西方的、古代和現代的文化本質中，整理出這樣一個“明了概念”。毛澤東大約要在三年的時間內在長沙創造“新生活”，他在計劃里說，個人是首要的，小組次之。他特意強調了他與胡適的聯系，甚至特別提到胡適已為他要在長沙創辦的一所學校新造了“自修大學”的校名。但是，毛澤東說“我們在這個大學里實行共產的生活”，又說“我覺得俄國是世界第一文明國”。^①

到1920年11月底，毛澤東在給向警予的信中，仍鼓吹湖南應該自立為國，以便與北方落后的省份脫離，而“直接與世界有覺悟之民族攜手”?？墒牵踔梁鲜苓^教育的士紳也缺乏理想，缺乏有遠見卓識的計劃，而政界人士又極腐敗，這都使改革完全成為虛幻，他大失所望。他說有必要“另辟道路”。^②

在毛澤東探尋道路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影響來自當時在法國學習的一群湖南學生，新民學會會員，而首先來自他的親密好友蔡和森（他也是向警予的情人）。順便說一下，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明確的政治領域，也出現在對傳統觀念的攻擊和對當時習俗的叛逆的態度中，這是五四時代和以后一段時期的一個很突出的特征。從蔡和森1920年5月的信中，毛澤東得知他和警予已建立了“一種戀愛上的結合”，熱情地回信，譴責所有那些在婚姻制度下生活的人為“強奸團”，并發誓他決不做其中的一員。^③

前一年，長沙一個青年女子被父親逼迫出嫁而自殺，^④在一場隨著開展的反對包辦婚姻的運動的背景下，毛澤東呼吁改革婚姻制度，以愛情的婚配來替代“資本主義”的婚姻。在1919年他已經斷定在人類的食欲、性欲、娛樂欲、名聲欲、權力欲等不同的欲望中，饑餓和性欲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寫道，老一代人只關心食物，從而把他們的兒媳當作奴隸來剝削，他們不像青年人那樣關心愛情和性欲，可是愛情和性欲“不僅關系到滿足肉欲的生物沖動，也關系到滿足高層次的精神欲望和社交欲望”。因此，老一代人是反對滿足青年人欲望的資本主義的天然伙伴。^①他這時已認定像這樣的婚姻是“資本主義的基礎”，因為它引起“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戀愛”。^②

正當有強烈愛國主義的李大釗在1920年經歷了國際主義的階段，宣稱人類都是同胞的時候，^③毛澤東在服膺蔡和森像俄國人那樣的革命觀點的同時，也接受了蔡和森的看法，認為：凡是社會主義，都是國際主義的，都不應該帶有“愛國的色彩”。生在中國地方的人應該主要（雖則并非僅僅地）在“中國這一塊地方”工作，因為那是他們能夠最有效地工作的地方，也因為中國比世界上其他各地“更幼稚更腐敗”，最需要改變，但是這并不是說他們只應該愛中國，而不愛別的地方。不過在　12月1日　給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1921年1月1—3日在長沙召開的新民學會的會議討論中，毛澤東卻堅持學會的宗旨應訂為“改造中國與世界”。有人分辯說，既然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沒有必要把它分開來提。但是對毛澤東來說，這卻是重要的。^④

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夜虩o研究，但我現在不承認無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證實的原理，有很強固的理由。

一個工廠的政治組織（工廠生產分配管理等），與一國的政治組織，與世界的政治組織，只有大小不同，沒有性質不同。工團主義以國的政治組織與工廠的政治組織異性，謂為另一回事而舉以屬之另一種人……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況乎尚有非得政權則不能發動革命，不能保護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這一封信見地[按：中國“要經俄國現在所用的方法，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個唯一無二的方法，舍此無方法”。]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②

關于這三個時期中的第一個時期，最令人驚奇的是，根據全部可得的主要的和次要的資料，與這一時期前后所出現的情況相比，它似乎在理性上是貧瘠的。不管怎么說，他的工人時期所留下的著作數量很少，并且很缺乏熱情和辯才，而在其他場合，他卻是很善于表現的。誠然，毛澤東同黨內其他人一樣，在這前兩年中都忙于組織工作?？墒?，主要的解釋在于，毛澤東本人從來沒有真正過過工人生活，他曾過的是農民的生活和學生、城市知識分子的生活。確實，他在長沙師范學校當學生的時候，曾為工人辦過夜校，還在許多情況下交過工人朋友?？墒牵麑と说膯栴}的本能的了解卻不完全一樣。所以，從長遠來看，盡管毛澤東在許多工廠組織罷工，無疑對他的智能和政治的發展有影響，可是在當時的收獲卻很微小。

頗有啟發的是，直到最近才能在中國之外找到的毛澤東唯一完整的寫于1921年中期到1923年中期的文字（由于偶然情況，一種銷路很廣的雜志在 1923年轉載），事實上已是毛澤東在五四時期活動的尾聲了。它就是《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是毛澤東終于設立那所引人興趣的學校時，于1921年8月寫的。^①

這篇文字，正如 1917年以來毛澤東所表現的那樣，強調學習過程中的個人積極性和自我表現。它也是毛澤東在一年前寫的有關湖南人的使命的一些文章的回聲。不過，盡管毛澤東有力地譴責了這一現象，“學術為少數‘學閥’所專，與平民社會隔離愈遠，釀成一種知識階級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劇”，他對所說的“所謂無產階級”的理解，與前一年12月給蔡和森的信中一樣模糊。

毛澤東在“工人時期”特別與工人運動有關的文章很少，間隔也遠。李銳寫的毛澤東青年時代的傳記，是這一時期資料的主要來源，他也只能找到一件值得全面引用的資料。這篇文章的時間是1922年12月，即毛澤東從事領導長沙印刷工人罷工的時候，是他對長沙《大公報》編輯攻擊工人卷入政治，供他人做試驗的回答。他寫了很有特點的幾句話：

我們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識，這是很不錯的；我們工人很愿意有知識的人們能挺身而出，做我們的真實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觀地位……我們只承認能犧牲自己的地位，忍饑吃苦，而為我們大多數工人謀利益的人，是我們的好朋友……請快快脫去長衣！^①

我們在此又一次發現一個經常出現的主題，即尋求改革社會的人（因為這位《大公報》編輯聲稱他也要這樣做）應“入于其中”而不是留在旁觀地位，或認為比普通人優越。可是這里卻沒有關于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任何東西，更不要說工人階級的領導權了?？赡堋洞蠊珗蟆凡皇翘岢鲞@種思想的地方，不過李銳不可能從毛澤東作為勞工組織者的時期引用有關這一主題的任何文字。

解釋很可能在于這時的中國共產黨路線上。1922年共產國際的特使馬林（斯內夫利特），把他的中國同志們推上了一種與國民黨人組成統一戰線的單一的組織形式，即所謂“黨內合作集團”，中國共產黨人以個人名義在這一組織形式下參加國民黨。這一思想原先是馬林根據他在荷屬東印度的經驗，于1922年3月提出來的，在荷屬東印度左翼社會黨人曾以類似的方式與伊斯蘭教聯盟——一個具有顯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稱所含的意思）民族主義組織——合作過。由于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的大多數其他領導人立即拒絕這一思想，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況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出，從而得到了共產國際認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訓令。持有這一訓令，馬林于1922年8月回到中國，得以讓他的中國同志們勉強地接受了“黨內合作集團”的思想。②

這種合作模式，從一開始就是激烈爭論的對象。就所知而言，毛澤東既沒有在設計這種模式，也沒有在接受這種模式的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墒?，他是第一批積極參與執行這種模式的人中的一個。1922年夏，毛澤東參與組織湖南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并以長沙支部書記的資格給團中央寫報告。15個月以后，即1923年9月，他已在同一地區積極建立起國民黨組織，并寫信給國民黨本部總務部，要求委他以籌備員名義，以便與各方面接頭。^①

從那時起，毛澤東即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一般說來，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一旦接受了“黨內合作集團”，就他們而言便具有一種傾向，斷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為“資產階級政黨”的國民黨的領導，至少暫時是這樣。這就是1923年陳獨秀的立場，而就毛澤東而言，他在他作為“組織員”的時期朝這個方向走得很遠。

這一點在題為《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里可以看得很清楚。這篇文章是毛澤東在1923年4月，在正式采納“黨內合作集團”的關鍵性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前夕發表的。他宣稱，在中國只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動派。關于三派中的第一個派別，他寫道：“當然，革命派主體是國民黨；新興共產派與國民黨合作?！?/p>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適、黃炎培及其他“新興的知識階級派”；另一方面包括新興的商人派。反動派當然是三大軍閥派系。

把社會力量的總體一分為三，當時是，并且后來一直是毛澤東對待政治和革命的重大特點。這里十分明顯的另一特點，是可以稱之為混亂和壓迫的辯證法，毛澤東在1919年的文章《民眾的大聯合》中，對這一點曾十分強調過。由于軍閥的力量，由于中國在民國政府之下的統一違反帝國主義的利益，毛澤東論證說，再過八年或十年，也不會有和平與統一，但是，政治形勢愈反動，愈混亂，這就愈能激勵全國人民的革命情緒和組織能力，從而民主和國家獨立最終一定能戰勝軍閥。^①

1923年7月，一篇題為《北京政變與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談論到商人，他們將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勝利。這一直是個有相當大的爭論的題目。在文中毛澤東寫道：

中國現在的政治問題，不是別的問題，是簡單一個國民革命問題；用國民的力打倒軍閥并打倒和軍閥狼狽為奸的外國帝國主義，這是國民歷史的使命。這個革命是國民全體的任務，全國國民中商人、工人、農人、學生、教職員，都同樣應該挺身出來擔負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歷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實的指示，商人在國民革命中應該擔負的工作較之其他國民所應該擔負的工作，尤為迫切而重要……

商人的團結越廣，聲勢越壯，領袖全國國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②

有人認為毛澤東1923年7月的文章，不是談商人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而是談在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現階段，革命的任務之性質。^①這種觀點不僅違反證據，并且完全沒有注意到毛澤東在1923年和1925—1926年之間觀點的劃時代的轉變，從面向城市的展望，轉向對農村的期待。在他的1923年7月文章中的另一段里，毛澤東寫道：

我們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國政治，是軍閥外力互相勾結箝制全國國民的二重壓迫政治，全國國民在這種二重壓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銳很迫切的感覺這種痛苦的還要以商人為最。

換句話說，毛澤東認為商人，或更廣義地說直接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的城市居民，最能夠在民族革命中起領導作用，因為他們的苦難最深重。三年以后，毛澤東發現了農民的內在的革命潛力，這一社會學的分析就立刻整個倒轉過來。在我們考慮這些發展之前，毛澤東的1923年7月的文章還另有一個持續的特點值得注意。結尾是這樣寫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國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國家唯一的道路……。我們的環境已經引導我們做歷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開展一個新時代，創造一個新國家。這就是中華民族歷史的使命，我們切不要忘記！

在這里，我們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見，政治意義的國民和生物意義的民族，在毛澤東的思想中是連在一起的。

在中國以外，幾乎找不到毛澤東在將近兩年半的時間內的有分量的文字；這個時期，是指這一篇和另兩篇簡短的文章在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向導》上出現，直到毛澤東在1925年12月擔任國民黨機關刊物《政治周報》的編輯工作之間的時期。他1924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1924年2月，他起草了幾個決議提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他是該會的成員）^①。即使是在這樣正式的場合，毛澤東的某些言論，也足以說明他一貫的工作作風和政治戰略的特點，他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反對建立“調查科”^②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調查科的后果很可能是“調查和應用分離——這正是我們這樣一個革命政黨所不能做的”。^③

毛澤東作為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時間，于1925年初回到湖南休養，并開始了他組織農民的實際見習期。他于1925年秋回到廣州，事實上負責國民黨宣傳部，主辦《政治周報》，開始為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他于1926年5月至10月領導該所），并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到這時，他已具有中國革命的重心在農村的農民的觀點，并且以后從沒有動搖過。

毛澤東在1926年給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列舉了國民黨在宣傳方面的弱點，特別提到“偏于市民，缺于通民”。^④毛澤東觀點的這一轉變，在某種程度上只反映了革命本身模式的改變：農民日益高漲的戰斗精神，彭湃和其他許多人以及毛澤東在動員農民方面的活動。毛澤東在結尾說，只有釋放出這種潛能，這個革命的政黨（或幾個政黨）才能建立起以反對帝國主義為目標所必需的力量——毛澤東在他1925—1927年的“農民時期”所有文章中，都不斷對此予以闡述。不過，盡管中國共產黨，或者它的一個實際派別，在20年代中期注意到了農民，毛澤東的情況也是獨特的；這樣說，并非僅僅著眼于他后來取得了由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領導地位，而是因為他是早在1926年就詳細地闡明了預示中國革命未來道路的理論主張。

毛澤東關于以農民為基礎的革命思想的出現，很可能成了中國共產黨運動史中比其他任何一個題目討論得更多的主題。許多歷史的、理論性的問題在這一學術辯論中被廓清，但是有些要點由于缺乏合適的資料，直到最近依然模糊不清。毛澤東在1936年會見斯諾時聲稱，他只是在1925年五卅慘案以及隨之而來的愛國情緒在農村和在城市一樣高漲起來之后，才開始懂得革命潛力要在中國農民中去找?，F有的證據有助于證實毛澤東的說法，并且確實表明，他真正把注意力移到農村革命的問題，只是在1925年接近歲未之時。可是，盡管有這樣的重心轉移，為了表明毛澤東的思想總的連續性，在分析他在1926—1927年提出的想法以前，談一談他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對待農民的態度還是合適的。

在1919年的后半年，毛澤東曾經沿著在日本早先提倡的路線，草擬過一份發展“新鄉村”的廣泛的計劃，其中一章于12月在長沙發表。除“新鄉村”的口號本身以外，文章號召中國青年以俄國青年為榜樣，深入鄉村去宣傳社會主義。^①就這兩方面而言，毛澤東這時所倡導的思想都反映了李大釗的影響。^②可是，其他組成部分，像關于美國“工讀”——“我們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已經加以利用”——概念的論述倒很像是來自杜威和胡適。

可是，比這些思想影響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本人的農民生活經驗，他就是靠這樣的經驗發展了他20年代早期的思想。1920年12月，黨的機關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到中國農村的階級結構，毛澤東1922年9月在自修大學講課中，解釋了這篇文章的觀點。雖然非常可能毛澤東沒有寫這篇文章，可是他以這篇文章作為他的教材，無疑是贊同該文所做的分析的。毛澤東反駁有些人所說中國農民的生活并非很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均，他把“構成農民的階級”分成四類：

一、所有多數田地，自己不耕種，或雇人耕種，或租給人耕種，自己坐著收租，這種人本算不得純粹的農民，我鄉下叫做“土財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種，而以這個土地底出產，可以養活全家。他們也有于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種的。這一種人就是中等農民了。

三、自己也有一點土地，然而只靠自己的土地底出產，絕不能養活全家。所以不得不靠著耕種人家底田，分得一點以自贍，這一種人已可謂下級農民了。

四、這乃是“窮光蛋”，自己連插針的地方都沒有，?？扛思业滋镏\生活的，這一種人就是最窮的農民了。

毛澤東說，第三種和第四種構成農民的絕大多數；此外，第三種中有些人由于總是欠債，不得不把土地賣給土財主或中等農民，而下降為第四種農民。^①

雖然這種分析僅僅是較為初步的，人們仍然可以從我剛予摘要的文字，與毛澤東在1926年1月和2月的兩篇分析中國農村階級結構和整個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的文章之間，發現一點相似之處。^①毛澤東在分析農村階級關系，討論過重的地租對佃農的剝削，和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傾向之后，進而得出政治結論，采取了絕對平均主義的立場。他聲稱：“我們人類，自娘肚里一生出來都是平等的……各人都一樣地應該穿衣吃飯；各人都一樣地應該做工”。原先每個人都共同使用土地；讓少數人游手好閑，食肉衣綢的私有財產，是以掠奪本來為農民所有的東西為基礎；農民應該站起來收回自己的東西。一當他們站起來了，共產主義（它意味著大家有飯吃，有工做）將會來幫助他們。^②無疑，這種宣傳鼓動的言詞，是專為投合農民的心理，但是甚至在1922年，它也反映了無論是毛澤東，還是整個中國共產黨，都沒有一貫的、現實的農村革命戰略。四年以后，毛澤東在制訂這項戰略方面收效甚大。

在1925—1926年，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總的理解水平絕非很高，在他1926年2月寫的文章的開頭處，他聲稱：“無論那一個國內，天造地設，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A name=_ftnref55>^③在這個普遍的框架內，他把大地主列為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把小地主列為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并對各階級內的階層，不論城鄉，按他們與生產資料的關系，一律按貧富的程度來劃分。毛澤東所采用的框架，與陳獨秀在1923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著重農民的家計是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傭勞工的更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標準，來確定中國農村社會的階層。④

因此，認為毛澤東的分類與陳獨秀基本上一樣，是完全錯誤的。^①他們兩人間的主要不同，以及毛澤東實質上的獨創性，在于別處，這卻是正確的，也就是在于他決心以自己的經驗為基礎來進行農村革命，和在于他傾向于解釋，乃至形成分析，以適應策略目標。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力量對待革命態度的分析，事實上在1925年末就已成形。毛澤東以“子任”的筆名在《政治周報》前五期中發表的五篇文章，其中一篇實質上勾畫出了他在1926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輪廓，只缺少把農民業主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成分劃分為有剩余的、收支大體相抵的，和生活無以自足的。^②這篇文章發表于1月，但是很可能與他在1925年10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廣東省代表大會上發言的主旨相一致，在這篇文章中，他基本上以他1926年2月的著名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所用的同樣的說法，討論了關于政治行為，而且更特別是關于國民黨內派別活動的社會區分的含意。在這里顯然非正統地把社會劃分為“上”、“中”、“下”，并以此大行其道，因為在把上層的階級（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牢牢地放在反革命營壘，下層的階級（小資產階級，城鄉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放在革命營壘之后，毛澤東進而考慮在“西山會議”派出現后，隨之發展的兩極分化中，如何分化“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地主），迫使他們作出選擇。正如他在1926年所做的，并且以后一直在做的那樣，他把中國人的絕大多數（4億人中的3.95億人）放在革命的一邊，僅留下100萬頑固的反動派，相當于“上層”一類，在中間搖擺的是向兩邊分化的400萬。^①

至于領導權問題，毛澤東1926年初，一方面強調了農民在數量上的重要性和遍布農村的貧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對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時也敘述了城市無產階級作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②所以，雖然“無產階級領導”的概念只是在1951年才增加到這篇文章中去，他卻在1926年初就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過程中起中心作用。1926年9月他竟為農村發出的對革命武裝的熱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階級領導的原理明顯地翻轉過來。^③

毛澤東的《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是在這時發表的，這篇文章一開始就這樣說：“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這句話本身并不值得特別注意，因為自1925年中期開始，農村革命活動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農民運動表示敬意，已成為共產黨和（或）國民黨的發言人幾乎每次談話中自動出現的套話，可是從另一方面看，毛澤東表明農民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重要性的議論，又確實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寫道：“在一個經濟上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敵人是鄉村的封建宗法勢力〔地主階級〕。”外國帝國主義者就是依靠這個“封建地主階級”來支持他們對農民的剝削；軍閥不過是這個階級的首領。所以，正如海豐的例子所顯示的，只有動員農民去摧毀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統治基礎，才能推翻他們的統治。他寫道：“中國的革命，只有這一種形式，沒有第二種形式?！?A name=_ftnref61>^①

毛澤東不只是斷言在舊社會農村反動的勢力的嚴重性，以及農村的革命勢力在推翻前者中的重要性，他還進而反對城市的重要性：

有人以為買辦階級之猖獗于城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階級之猖獗于鄉村，二者應相提而并論。這話說猖獗對，說完全相同不對。買辦階級集中的區域，全國不過香港廣州上海漢口天津大連等沿海沿江數處，不若地主階級之領域在整個的中國各省各縣各鄉。政治上全國大小軍閥都是地主階級（破產的小地主不在內）挑選出來的首領，這班封建地主首領封建軍閥利用城市買辦階級以拉攏帝國主義，名義上實際上都是軍閥做主體，而買辦階級為其從屬。財政上軍閥政府每年幾萬萬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間接從地主階級馴制下之農民身上括得來，買辦階級如銀行公會等對北京政府有條件的借債，究竟比較甚少。故我總覺得都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應該起來猛擊買辦階級，并直接對付帝國主義，進步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一切革命階級的領導，然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

盡管這里也儀式般地提及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段話的含意很明顯，是舊社會權力的真正中心在農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擊也必然要打在農村。在文章的結束段，以令人吃驚地毫不掩飾的語言，明白無誤地道出：

中國的農民運動乃政治爭斗經濟爭斗這兩者匯合在一起的一種階級爭斗的運動，內中表現得最特別的尤在政治爭斗這一點，這一點與都市工人運動的性質頗有點不同。都市工人階級目前所爭政治上只是求得集會結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時破壞資產階級之政治地位；鄉村的農民，則一起來便碰著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來持以壓榨農民的政權（這個地主政權即軍閥政權的真正基礎），非推翻這個壓榨的政權，便不能有農民的地位，這是現時中國農民運動的一個最大的特色。^①

換句話說，工人（“當前”——但是有多久？）只不過是改良主義者，追求的是他們個人的有限的利益；不妨說他們是被“工會意識”激勵起來的。而農民則相反，不僅處于決定性的社會地位，不推翻舊秩序的整個大廈，就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而且他們注意形勢，并深思熟慮地開展廣泛的斗爭，不獨是經濟的，還有政治的。

此后，毛澤東在明顯地使農民代替工人作為自覺的革命先鋒方面，從沒有走得如此之遠。他1927年2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把農村斗爭中的領導作用歸之于貧農；它確沒有以同樣生動的語言降低城市和以城市為基地的階級的重要性，雖然有跡象表明他并沒有放棄前一年9月的立場。把當時革命成就的70%歸之于農民的這一著名措詞 ^②可以解釋為，指的是力量而不是領導作用，和只是描繪暫時的狀況。另有一段話，把9月的文章所做的分析概括為簡明的形式，內容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①

農民盡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須遵從不是工人的，就是資產階級的領導，而不能起自主的政治作用；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政治原理之一，追溯到了馬克思本人。在以后的半個世紀之中，毛澤東的理論貢獻并不在于以與這原理對立的理論來代替它，而是在于把工人階級領導的原則，同他相信中國革命的命運最終有賴于農村發生的事情，這二者編織在一起。

毛澤東實際上在1926年9月說過，整個中國社會得不到解放，農民就不可能解放他們自己。他似乎賦予農民一種使命，這種使命頗像馬克思歸之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市無產階級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他同時承認工人是“所有革命階級的領導階級”。這兩種說法，我們如果認為一種是關于最近將來的革命斗爭的形式，另一個是界定革命之事的長期模式，兩者就可以一致起來，雖然如此解釋的綜合說法，將使農民具有一種很難與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念一致的主動性。不管怎么說，如果這就是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的話，那么他解決農民問題的后一半的方法，只有在取得政權之后，為社會的革命變革確定模式的過程中，才開始起作用。在那一時刻到來之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運動都將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莫里斯·邁斯納：　　

第一章　　

西方帝國主義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軟弱性　　

近代中國革命始于19世紀中葉失敗了的基督教農民起義，它的頂點是20世紀中葉馬克思主義領導的農民革命的勝利，盡管這決不是革命的終結。意味深長的是，無論是1850—1865年的太平天國起義，還是近一個世紀之后的共產主義革命，它們的思想體系都不是出自太平盛世的中國傳統，而是以近代西方理性為源泉的。幾乎推翻滿族王朝統治的、規模巨大的太平天國起義的領袖洪秀全自稱是基督教上帝的門徒（他相信自己是耶穌基督的弟弟），而毛澤東則以其特有的方式成為卡爾·馬克思的當代信徒。無論他們各自的思想體系是如何“中國化”了并適應了中國的歷史條件（兩種體系的適應過程并非是一帆風順的），洪秀全和毛澤東都不是作為中國的圣人而出現在中國的圣人傳統中的，相反，他們二人都是作為反傳統者、新的社會理想的負載者和新的社會制度的先知出現在歷史舞臺上，而這種社會制度是以從西方的理性與政治傳統中推演出的普遍真理為基礎的。　　

借助于西方的思想體系為中國革命的目的服務，它反映出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近代歷史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帝國主義所起的作用之一是深刻的革命作用，盡管這完全是出自無意。這種革命性作用不僅表現在社會方面和經濟方面，而且表現在文化方面和知識方面。帝國主義不僅破壞了舊的儒家秩序，從而使得革命成為可能并在實際上成為必然，而且，作為一種副產品，它還為反對中國的舊傳統與舊制度的近代中國革命提供了新的觀念和思想體系。中國革命者運用西方的工具和觀念不僅砸碎了外國帝國主義的枷鎖，而且也擺脫了中國傳統的束縛。在他們對中國未來的幻想中，排除了以儒教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以及西方對中國的支配。太平天國激進的基督教平均主義綱領宣布，它將擯棄中國文化－歷史的過去，這就奏響了反傳統的和弦，其聲響依然回蕩在一個多世紀以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p>

由于中國在其總的歷史進程中是一個具有僵化傳統的國家，由于中國人保守地附著于傳統的儒教社會和文化價值而在實際上“對西方的反應”無動于衷，因此要切記，近代中國革命史是以一種反對傳統的方式開始的，并在總體上一直保持著這種特征。太平天國激進的基督教平均主義綱領宣布拋棄中國的文化－歷史傳統，開創了一個強烈的反對傳統的運動，它為后來歷次革命運動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所繼承，特別是為“五四”時期反傳統的知識分子所繼承，而正是在這些知識分子的行列里，產生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領袖?！　?/p>

無論傳統文化價值的保守性是怎樣地阻止了保守的中國人實現“現代化”的嘗試（中國的保守派變革中國的失敗不僅僅涉及到文化），也幾乎沒有證據支持下面這種流傳甚廣的看法：只有依據中國傳統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模式的殘余物，才能理解現代中國的革命性變革。中國的革命者們傾向于采用那些被認為是西方提供的最激進的觀念和思想，并從這些觀念和思想中推演出要求與傳統方式實行完全徹底的決裂的、激進的未來藍圖。中國革命一直關注中國的現實困境與中國的未來，但是，革命的目的不是使舊的中國傳統恢復元氣，而是尋求埋葬舊傳統的途徑?！　?/p>

然而，觀念和思想自身既不能創造革命形勢，更不能創造革命。正是現代中國的社會形勢潛在地具有革命性，才使得革命的觀念（以及反傳統的沖動愿望）歷史地成為能動的力量。此外，在關鍵的社會領域中，外國帝國主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這卻是一種矛盾的作用，既是革命的又是反革命的，它創造了現代革命的形勢，但又阻止了現代革命的完成。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帝國主義作為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為中國革命并在事實上也為所有受到其沖擊的非西方世界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創造了社會條件，不管帝國主義的行為動機有多么卑鄙，也不管它使用的方法有多么野蠻，對那些單靠其自身力量無法進入現代歷史的民族來說，帝國主義是打破停滯的、為傳統束縛的社會的一種必然的歷史力量。對馬克思來說，帝國主義是一種“摧毀一切萬里長城”的力量，“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①。［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55頁。］　　

但是，馬克思對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最終社會經濟結果過于樂觀了。誠然，帝國主義的進攻確實摧毀了舊中華帝國的萬里長城，以連綿不斷的戰爭和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蒙受了巨大恥辱，并加速了中國傳統政治結構的瓦解。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引進在很大程度上破壞和改變了傳統的經濟秩序，特別是在外國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控制下的通商口岸及其周圍地區更是如此。然而，新的中國世界并不像馬克思預期的那樣是按照西方資產階級世界的面貌創造形成的。在外國帝國主義的扶持下而引進中國的近代資本主義，依然保持著其外來的特征，并只能以有限的和扭曲的形式發展。盡管現代中國產生了資產階級，但它只是一個人數甚少且經濟虛弱的階級，且依然是一個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它借以產生的外國帝國主義力量的階級。此外，中國的資產階級主要是一個商業和金融資產階級，而不是工業資產階級，其主要作用是在中國市場與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之間充當中間人。在一個近代經濟為帝國主義所控制的半殖民地的國家里，幾乎不可能指望羽翼未豐的中國資產階級除了充當外國資本主義的附屬品外還能干點別的什么事情，不管這個階級的個別成員可能對外來統治滋生多么強烈的民族主義的怨恨情緒。因此，伴隨著一個小而弱的資產階級—— 特別是一個主要從事商業和金融業而不是工業的資產階級——產生的，是一個弱小且發育不全的城市無產階級，這是極其自然和不可避免的。1911年滿清帝國垮臺時，在這個4億人的國家里，產業工人的人數不超過100萬，且其中大部分工人是在缺乏機械動力的小工廠里工作。中國工人多數來自農民而不是來自傳統的城市手工業工匠，因此他們與自己的故鄉村莊和農民的傳統保持著密切的聯系。這些因素再加上工作階級數量微小妨礙了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自覺意識的發展。　　

這樣，現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就以現代中國社會各階級的軟弱性為標志：一個弱小的資產階級和一個更為弱小的無產階級。但是，并非只有這兩個現代階級是弱小的；現代中國歷史狀況的基本特征是中國社會所有階級的軟弱性。伴隨著尚處于萌芽和不發達狀態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出現的，是傳統的豪紳地主統治階級的權力與聲望的衰落。當帝國主義破壞了豪紳們與之息息相關的封建帝國的官僚國家基礎時，豪紳地主們發現用傳統的寄生方式繼續盤剝農民更加有利可圖。隨著通過官僚機構獲取財富的機會（以及關于剝削的傳統的官僚和儒家的道德標準）因舊政治制度的解體而衰減，這種剝削方式越來越具有寄生性。由于缺乏遠見、機會和資本，相對來說，舊統治階級的成員中很少有人轉向從事近代商業和工業或近代商品化的農業形式。這樣，傳統的中國豪紳在一個后傳統的中國社會和知識的世界中，還是維持著其主要傳統；從這一階層中沒有產生任何能夠推動經濟發展或執掌政治權力的“現代化精英”（如19世紀后期日本的情況）。雖然直到共產主義革命前豪紳還握有對當地農村一級的經濟和政治的控制權，但這個階級已經是一個日益衰敗且越來越寄生的階級，它在道德和精神上都已經破產，在國家政治事務中更是毫無作為?！　?/p>

豪紳的腐敗是阻礙從內部對封建帝國制度進行改造的一個主要因素，而這樣一來就加速了革命形勢的到來。除了這一因素外，再加上缺乏一個生氣勃勃的資產階級和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使得中國未能走上被巴林頓·穆爾稱為“通向現代化的保守道路”，即類似于明治時期的日本所走的道路。當然，中國曾進行過這種嘗試。繼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和鴉片戰爭蒙恥之后，保守派的“自強者”企圖使中國“現代化”，以保護滿清帝國和對付來自外國帝國主義的威脅，并在內部鞏固舊的儒家社會政治制度。但是，這是一種無力的掙扎。這種努力的無濟于事表現在1895年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慘敗，表現在19世紀來中國被瓜分為一個四分五裂的殖民地。垂死的清王朝又茍延殘喘了10年時間，而在1911年的那場準革命中才默默地從歷史舞臺上消失?！　?/p>

長期以來，以豪紳為社會基礎的封建帝國制度的瓦解崩潰以又反過來加速了豪紳在現代的衰落，封建帝國的終結不僅使儒家思想體系失去了政治上的代表（這種思想體系在傳統上對豪紳在中國社會中的統治地位一直是推崇備至的），而且也使豪紳階級的成員喪失了他們長期以來賴以獲得財富和政治保護的官僚網絡。豪紳作為垂死的地主階級蹣跚地步入了20世紀，他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實行最野蠻的社會經濟剝削的傳統形式，而這已不再受到傳統的政治和道德法令的約束了。作為這種剝削的犧牲品，農民最終有機會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雖然是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即以一種無情的土地社會革命的方式最終于20世紀中葉消滅了作為一個社會階級的豪紳地主?！　?/p>

在這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豪紳地主的衰敗所產生的一種不同的歷史結果：在現代中國，存在著政治和軍事力量與社會和經濟力量相分離的趨勢。至少在西方歷史的經驗里，一般的歷史情況是，一個曾是社會統治階級的力量與聲望的衰落總是伴隨著一個新的社會階級的興起。我們關于社會各階級的興衰、關于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間的總體關系以及關于革命的主要思想，都是為從近代西方歷史經驗中推演出的各種范疇所支配。而我們的歷史意識中最突出的部分，就是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在這個轉變時代里，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交換方式，貴族的力量遭到破壞，近代資產階級上升為社會和政治的支配力量?！　?/p>

然而，近代中國的歷史情況嚴格地說并非如此。盡管豪紳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西方帝國主義的沖擊，但是，由此卻沒有產生一個與新的資本主義生產力與交換方式相聯系的社會階級并占據豪紳地主被迫放棄的對中國社會的支配地位。如上所述，現代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都是極端弱小的階級。它們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產物，因此不過是其西方摹本的暗淡的反映?！　?/p>

當然，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依然是由農民群眾構成。但是，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日趨解體的時代，農民依然保持著傳統的生活方式。新的經濟力量增加了農民已經承受的巨大負擔，給日益沉重的傳統壓迫形式增添了新的剝削形式，但是，它卻未改變舊的土地社會經濟結構或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由于農民地方性自給自足的經濟存在方式的性質，因而農民是一個軟弱的社會階級，這個階級眼界狹隘，缺乏在國家政治舞臺上從政治上表達自己的不幸和利益的手段。與傳統的中國歷史時代一樣，近代中國社會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的基礎上的，但是，在近代中國歷史的多數情況下，農民對于中國發展的社會政治方向很少有所作為，并且幾乎沒有發言權。中國農民具有采取有力的政治行動的潛力，并的確具有采取革命行動的潛力，但是，靠農民自身是不可能發揮和實現這種潛力的。農民需要由其他階級的成員提供領導、組織和思想體系，這樣才能使農民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的行動者，而不再單純是近代歷史上的犧牲品。農民作為一個階級其自身不僅在政治上是軟弱無能的，而且也缺乏社會的或經濟的力量。　　

然而，重要的是，曾統治了中國社會2000多年的地主豪紳階級的衰落和腐敗，以及現代資產階級太不發達以致無法將自己建立為一個真正獨立的社會階級。越來越具有寄生性的地主豪紳所以能夠在舊封建帝國垮臺以后生存下來，僅僅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事實上也不愿意）作出消滅它的嘗試。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近代中國極其重要的歷史現象的社會基礎：政治權力對于社會和經濟力量的相對獨立性。在一個沒有任何社會階級處于支配地位且所有的社會階級都軟弱無能的社會里，政治權力傾向于日益獨立于社會階級之外并從總體上支配社會。這種趨勢在19世紀下半葉地方政治軍事力量的發展中表現為十分明顯，它還表現在1911年革命所建立的所謂資產階級類型的共和國在實質上的迅速垮臺（盡管在名義上還存在），以及軍閥袁世凱隨之建立的軍事獨裁統治（1912—— 1916年）和接踵而至持續了10年的軍閥混戰。以軍事實力為基礎的獨立的政治權力，不僅是歷久猶存并制約著20世紀政治生活的封建傳統殘余的特征，而且也是中國現代兩大政黨即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特征。單純依據政黨所代表或反映的特定社會階級的利益，既不可能理解國民黨的歷史，也不可能理解共產黨的歷史。誠然，這兩個政黨都以不同的方式涉及到不同的社會集團及其利益。但是，盡管地主和沿海城市的商業金融階級依附于國民黨，但國民黨并不僅僅是地主和金融家的政黨；正如蔣介石和國民黨依賴于城市有產階級的經濟支持一樣，“上海的金融家”也總是依賴于蔣介石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力量。而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雖然是以農民大眾的支持與參與為基礎的，但在它所領導的以農村為基礎的革命進程中，它并沒有成為一個農民的政黨；農民的支持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決定性的因素。但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比農民更具革命性的政黨。中國現代兩大政黨活動于其中的歷史環境，與其說是社會階級的利益決定了政治和政策，不如說是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的占有者決定了社會發展的方向和社會各階級的命運。　　

一方面具有特殊的革命潛力，另一方面又具有保守的歷史內蘊，這就是近代中國的歷史現實。這種保守的現象明顯地反映在清王朝末年出現的半獨立的地方政權割據和20世紀的軍閥統治及1927年后的國民黨政權中。在所有這些例子中，政治權力不是用以改變中國社會的工具，而是用來維護現存的（特別是農村的）社會經濟的各種關系的。而中國文化－政治精英人物的出現則表現了革命的潛力，他們賦予革命運動以更為激進的沖力，其程度遠遠超出其所代表的社會附級所可能允許的范圍?！　?/p>

第二章背叛傳統的知識分子　　

雖然19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首次向豪紳統治和整個儒家社會政治制度發起了革命性挑戰，但直到世紀之交豪紳階級的成員也轉而反對本階級的儒家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時，中國革命的現代歷史才真正開始。更確切地說，在19世紀90年代，一批人數不多但非常重要的地主官僚精英的后裔開始喪失了對儒家價值觀念的效用（并最終對儒家的道德準則）和傳統制度的信任。在受到西方觀念影響的同時，他們敏銳地認識到，舊的統治階級無法對外國帝國主義給中華民族的生存帶來的日趨嚴重的巨大威脅作出有效的反應。他們在理智上逐漸背離了傳統的價值觀念和信仰。其中有些人由于不愿意無保留地接受傳統的、被奉為神圣的價值觀念，所以不愿意在舊制度中接替其父輩的位置而成為社會領導者和政治統治者。一部分屬于傳統統治階級上層人物的后裔的年輕士大夫開始使自己游離于本階級之外，從而形成了中國社會的一個新階層的核心，即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而現代中國革命運動的領袖人物正是從這一階層中產生出來的。正是豪紳階級的后裔們（他們實際上是這一階級的背叛者），將充當最終摧毀作為一個社會階級的豪紳階級的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并為這個革命提供理論根據。與通常的看法不同，我認為，使知識分子在 20世紀的歷史中具有如此顯赫的政治地位的，并不是中國士大夫的傳統聲望，而是現代中國歷史環境的特定條件?！　?/p>

在一個以大規模的社會解體和文化解體為特征并伴隨著巨大的政治動亂的環境中，在一個所有的社會階級都極其弱小，因而沒有哪一個階級能居統治地位的社會里，知識分子實際上可以作為一種自主的力量而發揮作用，并對歷史發展的進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p>

但是，知識分子自身并不能創造歷史。由于割斷了他們與其所屬的社會階級之間的聯系，知識分子雖然成為一種獨立的力量，但在政治上和歷史上還是處于軟弱地位。只有當知識分子感覺到將自己與其他社會階級聯系起來的必要性并把握住這種時機，從而成為表達窮苦群眾的社會經濟不滿情緒的政治代言人，并將群眾的活動納入新的政治活動的形式中之時，知識分子才能夠認識和利用近代中國歷史環境提供的革命變革的潛力；也只有在這時，知識分子才能利用時機按照自己的觀念和理想改造社會現實。19世紀90年代，當豪紳階級的后裔們放棄了接替其父輩的統治者地位的道德權利而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出現時，他們播下了現代中國革命的種子。但是，嚴格地說，是30年后當知識分子的歷史與人民大眾的歷史相互交融時，現代中國革命才真正開始。　　

民族主義與對傳統的背叛　　

民族主義與在文化上對傳統的背叛這二者令人不可思議的結合，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歷史的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征。毫不奇怪，中國知識分子具有高度的民族性，因為民族主義（及其早期的明確的反帝性質）是內在于中國知識分子從中產生和發展的那些歷史條件的。因此，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第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行動，發生在中國面臨著被侵略成性的外國帝國主義所瓜分和殖民地化的危險之時，就決不是偶然的。1895年，現代化的日本軍事力量使中華帝國威信掃地。也正是在這一年，孫逸仙發動了他第一次流產的反清革命冒險運動。更有意義的是，這一年康有為組織了約1300名年輕的舉人，抗議北京清政府與日本簽定投降條約，鼓吹實行深刻的變法運動，并將變法視為中華民族生存的必然手段。這一事件標志著中國知識分子背叛舊制度的開端；它不僅反映了統治階級最杰出的后裔中的重要成員對傳統制的普遍不滿，也反映了他們不愿意在他們已經喪失信心的體制中占據指派給他們的官僚位置。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面對迫在眉睫的民族災難，中國已不再是一個自鳴得意的儒家學者們可以津津樂道的、具有中華文明的精神優越性的國家了?！　?/p>

在隨后的幾年里，帝國主義瘋狂地將中國劃分為各自的殖民地勢力范圍，知識分子的政治行動也采取了新的更為緊迫的形式。他們的努力以1898年英勇的但卻又是不幸的“百日維新”而告終，這是一次試圖從上層變革中國的著名政變，但是，一場反政變便使其遭到失敗，又把中國置于維新前的狀況，即置于腐朽的官僚階層和衰敗的豪紳統治階級的掌握之中?！　?/p>

雖然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知識分子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是由當時的歷史環境造成的，但是，為什么民族主義的追求會伴隨著強烈的反傳統沖動，這卻是十分令人費解的。一般來說，民族主義總是要求尊重本民族的過去，民族主義者也總是傾向于頌揚和美化本民族獨特的歷史和文化遺產，但是，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卻并非如此。它傾向于把傳統的價值觀念和傳統文化當作不適應民族生存的東西加以拋棄，隨后又把這些東西當作產生中國現實問題的根源而加以批判?！　?/p>

產生于世紀之交的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主要代言人是嚴復和梁啟超，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力量基礎并不單純是西方的物質成果，而且還有產生這些物質成果的生氣勃勃的西方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念，包括競爭和進步的觀念，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的個性解放的價值觀念和征服自然的觀念。之所以要將這此西方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念介紹給中國并為中國人所運用，是因為知識分子認為，造成近代中國經濟貧窮和政治軟弱的儒家傳統缺乏這樣一些的觀念。　　

從宣布舊傳統已不適應現代國家的目標到對傳統道德進行抨擊只有短短的一步之距。由于中國的危機日益加深，由于要求解釋和解決危機的方法的需要日益增長，因而這一步不難邁出，也是必然要走的一步。梁啟超和嚴復闡述民族主義的有關理論便預示了這一點。盡管批判傳統否定傳統幾乎完全不是梁啟超和嚴復所需要和期望的民族主義的結果，但是他們對現代世界力量的根源的研究，使他們在理論上與過去根本決裂了，而這種決裂卻是他們自己不能或不愿充分意識到的。通過把是否有助于維護國家和使國家強盛設立為判斷所有觀念制度的價值的民族主義標準，他們傳遞了兩個在本質上是反傳統的基本信息：首先，是他們堅信，為國家自強于現代世界之林所必需的價值觀念必須從西方理論和西方思想的智慧中去尋找，因為正是西方理論和西方思想給世界列強提供了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優勢地位；第二個信息是上述觀點的邏輯引伸，這就是，由于傳統的中國信仰和價值觀念不能服務于使國家強盛這一根本目的，因而必須予以拋棄?！　?/p>

因此，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生過程中，潛在地就包含了對文化傳統的批判和否定，盡管那些早期的民族主義者與傳統的儒家道德價值觀念在感情上保持著深刻的聯系。在本世紀20年代，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以最激烈的形式表現了這種背叛傳統的潛在力量。面對著范圍甚廣的當代西方的各種觀念，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與傳統價值觀念和傳統文化的聯系變得日益脆弱。但是，促使他們特別強烈地反對傳統觀念的動力，是來自本世紀頭 20年發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在1911年的革命中倒臺的清王朝（儒家倫理秩序的象征）使傳統價值觀念失去了最后的合法性，但是，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者卻出于純粹是反動的目的而玩世不恭地對儒家傳統的某些觀念加以擺弄，并將之作為維護腐敗的社會和寄生在這個社會上的腐敗官僚和軍閥的支柱。儒學家說與社會上和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的這種密切關系招致了人們對整個傳統文化遺產的猛烈抨擊，這種反對傳統的力量在今天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依然很有影響力。　　

在1915—1919年間，這種對傳統民族文化的批判在著名的新文化運動中表現為具有深遠意義的政治運動，這場運動要求在徹底摧毀舊的傳統和價值觀念的基礎上建立全新的中國文化。要求中國進行第一次文化革命的號召，是年輕熱情的陳獨秀發出的。他創辦了《新青年》雜志。1921年，這位近代法國的民主與文化的熱心崇拜者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領袖。　　

聚集在《新青年》周圍的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很難估價的，他們著作鑄成了一代年輕學生的信仰和態度，1919年“五四”運動后，這些學生是政治上的生力軍，并成為現代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在《新青年》的熱心讀者和追隨者中，就有年輕的毛澤東，他深深地受到了《新青年》雜志發表的觀點的影響，毛澤東于1917年也在該刊上發表了他第一篇文章（該文強調“物質文化”的重要性）?！缎虑嗄辍穼τ谀贻p的毛澤東和他的同時代人的深遠影響之一是這樣一種思想：文化觀和道德觀的徹底轉變是進行有意義的社會改革和政治活動的基本前提。他們要求的決不是革新傳統文化，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的過去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什么東西值得保留或革新。他們要求徹底消滅過去的一切文化準則、傳統和習俗，并以基于他們非常羨慕的西方民主與科學的價值觀念之上的嶄新文化取而代之?！缎虑嗄辍冯s志充滿了對儒家學說的嚴厲攻擊、辛辣嘲諷和對一切傳統觀念的無情批判，這不只是一種簡單地反映了那種認為傳統已經過時因而一無是處的觀點，而且還反映了這樣一種感情，即傳統在道德上也是腐敗的，并且也許歷來就是如此。　　

在對中國舊傳統的無情反叛和否定的同時，人們表現出對中國年輕一代的強烈信任。青年人將是新文化新道德的載體（因而也是創造一個嶄新的年輕的中國社會的動因），因為青年人被認為較少受到舊傳統的腐蝕，也可以指望他們免受不健全的文化和病態社會的影響，他們還比老年人更愿意接受新觀念和新思想，因而他們被視為拯救民族所必須進行的文化變革的主要力量。　　

《新青年》周圍的知識分子的另一個顯著特征——實際上它也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總體特征——是極端相信觀念是改變社會現實的力量，并且始終認為價值觀念和思想意識的變革必然應先行于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變革。毫無疑問，強調（和過分強調）觀念特別是他們自己的觀念的重要性，是知識分子的一般傾向，但是，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上，這種趨勢的強度和密度看來都是空前的（對此，毛澤東主義提供了當代的證明），它意味著某種強調意識對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的普遍傾向。　　

《新青年》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刊物，至少在陳獨秀于1919年后轉而皈依馬克思主義之前，它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刊物。但是，一旦政治事件迫使它的撰稿人和讀者放棄了西方的自由主義觀念，它最終便產生出了馬克思主義者?！缎虑嗄辍肪庉嫴坑袃蓚€來自北京大學的教授即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早期共產黨的大部分成員都是追隨他們的年輕學生，這些學生受到了這價非同尋常的雜志所闡發的觀點的熏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以及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都是來自這個早期的年輕革命活動家的團體，當然，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澤東。他曾在李大釗的北大圖書館當過圖書館助理，并在政治上追隨李大釗。他們新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帶有許多早期知識分子的傾向，如民族主義、反傳統文化以及確信觀念是鑄造社會現實的力量的唯意志論等?！　?/p>

這些不同的信念間很難調和的。因為賦予觀念和意識以決定性作用遠遠超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范圍。強烈的民族主義也很難與馬克思主義意義深遠的國際主義內容和目的相吻合，或與馬克思主義所要求的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相一致。并且，民族主義又進一步與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遺產的否定相沖突。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整個歷史中，這些相互沖突的信念造成了多次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內涵的緊張勢態，并且，即使在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些問題從根本上說依然是懸而末決的問題。這些由1915——1919年間的前馬克思主義的文化革命所提出的問題和所造成的緊張勢態，又以新的形式在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出現在最近由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兩次文化革命所涉及的中心問題都是反對和否定過去的傳統，都存在著協調反傳統的沖動與民族主義的感情這個問題，都相信人的精神力量能夠鑄造社會現實，并且都確信青年是道德更新的主要力量。青年毛澤東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精神產物，而老年毛澤東則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政治發動者?！　?/p>

但是，知識分子缺乏按照現代西方的模式改造中國社會的手段，因為知識分子的自主地位的另一面是他們在社會上的孤立和在政治上處于無權的地位。他們所向往并提倡的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的觀念和社會制度，在軍閥統治下的中國反應并不強烈。理應是現代自由觀念的載體的現代中國資產階級未能促進中國的民主立憲政體的產生，因為這個階級太軟弱、太容易受到傷害，所以它沒有能力承載一種獨立的意識形態。　　

這樣，知識分子發現自己與現代城市處于隔絕的狀態，其程度正如他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與落后的農村的分離程度一樣。他們在社會中的孤立狀態及其政治上的無能使他們沒有根基，屢遭挫折，因而產生了在中國社會尋找根基的日益增長的需要。對文化轉變的疾呼吶喊不僅是他們醫治中國痼疾的理性藥方，而且也反映了他們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孤獨無援的處境，反映了他們無力實現他們希望的變革的現實狀態。直到1919年發生了一系列改變中國政治環境的重大事件后，知識分子的處境才發生了變化。政治形勢的改變使多數人對西方自由主義的幻想破滅了，同時也給他們提供了一些新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既為有效的政治行動提供了時機，也為結束知識分子在社會上孤立地位提供了保證?！　?/p>

“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五四”運動的政治意義在于它并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北京大學的許多教授也紛紛加入了學生斗爭的行列，而在別的地方它又得到了工人和商人的支持。大規模的群眾示威、罷工、抵制洋貨以及有時與當局的暴力對抗席卷了中國各個城市?！拔逅摹边\動促進了長期以來處于呆滯和死氣沉沉狀態的中國社會在政治上的覺醒。大規模的反帝浪潮席卷各個城市，整個國家（盡管不包括農村）都處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激烈動蕩之中。　　

這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因為中國是一個既需要社會革命也要求民族獨立的國家——這兩項任務被證明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　?/p>

第三章資產階級的失敗與無產階級革命　　

從1921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到1927年蔣介石發動的幾乎將中國共產黨置于死地的血腥反革命政變，這一段時期以兩次失敗為標志：一次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失敗，有時又稱為“國民革命”的失??；另一次是中國新生的城市工人階級對社會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失敗，盡管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中他們進行過英勇的奮斗。這兩次流產的革命都具有重要的意義20年代的失敗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離開了革命舞臺；而在1927年以后，革命也從城市轉到了農村，毛澤東主義是在農村成長起來的，1949年的中國革命的勝利也是在農村鑄成的?！　?/p>

1921年，當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的年輕的知識分子開始從事有組織的革命活動時，他們堅信，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組織中國的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場革命是馬克思曾預言、俄國革命所預示的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進程的一部分。他們首先致力于組織大規模的工人運動，而他們早期的這些努力所產生的結果決非毫無意義。各大城市的產業工人組織的以及偏遠地區的礦工和鐵路工人組織迅速發展。工人的罷工活動此起彼伏，且其動因通常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和反帝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要求起碼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年輕的共產主義活動家便可以聲稱全國總工會代表了50萬工人，并能夠發動成千上萬的工人參加“五一”勞動節的示威游行?！　?/p>

但是，共產黨人不久就認識到，在一個處于殘暴的軍閥力量統治和掠奪下的國家里，純粹的軍事力量是決定政治事件的發展方向的關鍵因素，鎮壓和摧毀工會及其他群眾組織遠比組建這些組織要容易得多。共產黨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設想即便尚未放棄也不得不向后推遲了。他們不久還認識到，他們所期望的世界革命同樣也已推遲。由于西歐的工業化國家并沒有發生預期的社會主義革命，并且在充滿敵意的資本主義世界中仍只有蘇聯這唯一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因此，無論是俄國的民族利益還是列寧主義革命戰略的邏輯，都要求將中國革命的進程局限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并將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推向未來——因為共產黨人一般預言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總爆發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而布爾什維克并未引發世界革命。蘇聯對中國革命形勢——也是對世界革命形勢——的這種悲觀的估計由以莫斯科為基礎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的代表于1922年轉達給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國的新型馬克思主義者不情愿地獲得了這一令人沮喪的信息。但是，無論是莫斯科的政治權威還是中國的政治形勢都要求中國共產黨人接受革命應限制在資產階級革命范圍內的觀點。中國共產黨準備與國民黨結成聯盟。國民黨是一個仍然由孫中山領導的老的革命黨，這個黨由于“五四”運動的政治行動主義而恢復了元氣，并在廣州及其周圍建立了脆弱的政治軍事根據地。國共聯盟打算實現兩個相關的目的：即實現國家的統一與民族的獨立，也就是消除軍閥割據和驅逐帝國主義。在這一聯盟中，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弱小的伙伴。共產黨人承認國民黨在資產階級革命或稱為“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他們在統一戰線中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國共聯盟于1924年1月正式建立。蘇聯向廣州的國民黨提供了武器、金錢、軍事顧問和政治顧問，其目的在于建立一支現代軍隊進行北伐以最終統一和解放中國。而莫斯科向中國共產黨提供的，則只是精神鼓勵和政治勸告。　　

回顧這一段歷史，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共產國際的理論家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解的極端狹隘性——至少在涉及中國問題時是如此。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場政治變革，它將掃除從舊的封建主義（或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中遺漏下來的陳腐的國家機構和國家形式，用適應資產階級利益、有利于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新型政治機構取而代之。這一進程的中心環節是國家的統一，即建立一個擁有統一的法律條文、單一的貨幣的統一的稅收制的中央政府；簡言之，消除所有封建割據的殘余，創造有利于擴大民族市場和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現代政治－法律條件。這一進程至少在觀念上還應包括建立一個民主議會的共和國，這是最適合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權力形式。此外，資產階級革命還應給其他社會階級、特別是正在成長的無產階級以一定程度的從事政治活動的自由；應廢除依然束縛著農民的封建社會經濟關系從而加速資本主義在農村的發展?！　?/p>

依照特定的列寧主義模式，亞洲在中東地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包含擺脫帝國主義枷鎖的民族革命，它還應包含那更為重要的在農村進行的反封建的社會革命——在革命進程的“資產階級”階段，強調無產階級特別是農民的巨大政治作用，可以部分地補償本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但是，國共聯盟打算進行的“資產階級”革命，卻被看作是一場非常有限的革命。在時代的革命言辭的外觀之下，國民黨領導人對“資產階級”革命這一概念的理解決不會超出他們所愿接受的范圍，他們把這一革命歸結為兩個目標即實現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獨立。對于民主議會的共和國的觀念和理想，他們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事實上，這一革命從其肇端之際起就暗示著中國新的政治制度在本質上將是一種軍事制度，并且非常明確地排除了（或至少是推遲了）在農村進行反封建的社會革命。一句話，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過是一場純粹的民族革命?！　?/p>

當然，中國絕對需要一次成功的民族革命。1911年的革命只是推翻了不合時宜的清王朝，其政治后果既不是一個強盛的國家，也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相反，它所導致的，只是隨之而來的黑暗的軍閥時代不斷增長的政治動亂和分裂。辛亥革命沒有觸動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侵略網絡，而正是這種侵略網絡才使中國如此依附于外國強權；它也沒有觸動現存的國內社會結構，尤其是傳統的農村社會經濟關系和豪紳地主在農村的統治地位。到了20年代，實現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獨立已幾乎成為中國社會各種具有政治意識的階層的普遍要求，這就要求傳統統治階級的多數成員與現代社會各階級及政黨聯合起來。對于為斯大林“一國社會主義”的教條所強烈支使并深深涉足于中國國內政治的孤立無援的蘇聯領導人來說，在中國發動一場民族革命并由此產生一個友善的中國政權，就成為他們的直接的和壓倒的一切的目標。　　

但是，中國需要的決不僅僅是一場純粹的民族革命，它需要革命的深入發展。出現在政治舞臺上的新的社會階級和團體給予了“民族革命”以激進的推動力，它遠遠超過了構成國共聯盟之基礎的那些有限目標。在城市里，新一代中國工人階級開始反抗早期產業主義的非正義。在農村中，農民組織起來（或被組織起來）推翻傳統的地主階級統治。而那些已被政治化并被組織在現代政黨內的激進知識分子則熱切地投身于這場群眾革命運動之中，并且他們也能夠領導這場運動。正如1925—1927年間的大革命高潮所表明的那樣，所有這些力量是不可能被限制在“民族”革命甚或寬泛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狹隘范圍之內的?！　?/p>

1925—1927年的大革命　　

與國民黨的聯盟為共產主義革命者走向中國社會提供了更為寬廣的途徑，由此把蘊藏于中國社會中的巨大的革命力量提供給了他們。在國民黨旗幟下活動的共產黨人又重新致力于組織越來越富有反抗精神的工人和農民的工作。1924年—1927年，城市和農村的群眾運動（其中部分是有組織的，部分是自發的）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漲，并向著更為激進的社會方向發展。正是這種群眾運動，使得現代中國的兩大政黨可以在幾年的時間內迅速獲得其巨大力量；也正是這種群眾運動，為國共聯盟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但是，群眾運動日益增長的激進傾向，造成了政治上的緊張狀態并加劇了社會沖突，這種狀況破壞了政治統一戰線并幾乎導致了中國共產黨的毀滅?！　?/p>

1925年的五卅運動標志著中國革命的激進階段和軍事階段的開始。1925年上半年，工人罷工的浪潮席卷著上?！鈬蹏髁x在華的中心和象征。在一次沖突中，一名工人被日本工頭開槍打死?！?月30日　，工人和學生舉行了抗議示威活動。這一活動的頂峰，是外國租界內的英國巡捕在驅散示威者時開槍打死了12名示威者。五卅慘案產生了爆炸性的結果，在所有大城市中引起了一系列的罷工、示威游行和抵制洋貨的運動，一場大規模的反帝浪潮度卷全國?！?月23日　，在廣州，群眾與外國人民生了激烈的沖突，英法軍隊殺害了50名中國示威者，打傷了無數群眾。廣州慘案激起了香港的中國工人的總罷工，這場罷工使這塊英國殖民地的經濟活動陷于停頓達16個月之久，并掀起了全國范圍的抵制英貨運動。10萬余名工人從香港回到廣州，戲劇性地表達了自己的戰斗精神。他們組織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它成為不斷發展的革命運動主要中心之一?！　?/p>

1925年夏季出現的富有戰斗性的群眾運動——它在其后兩年里以迅猛的速度和異乎尋常的力量向前發展——決不是一場純粹的民族主義運動，也不可能將它嚴格地限制在反帝目標的范圍之內。誠然，革命運動燃起了人們強烈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感情，而在革命運動發展的進程中，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土地上屠殺中國人的場面更激化了這種反帝情緒。但是，促使工人奮起反抗的原因還在于或主要在于早期資本主義的產業主義所造成的惡劣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生活在外國勢力支配下的城市并在外資工廠或外國人管理的工廠中勞作的工人看到，剝削是與外國人密切相聯的。正是這種社會經濟的壓迫與外來的壓迫結合，使得工人運動具有特殊的戰斗力。　　

伴隨著1925— 1927年間城市工人運動，農民運動也在農村迅速興起。農民們除了利用其傳統的反抗和起義的形式（主要是秘密社團和暴力群體）外，又創建了新型的現代農村組織即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大部分成員是比較貧窮的農民，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年輕的革命知識分子進行思想宣傳和組織活動的結果，這一新型組織很快成為地主在農村統治地位的主要威脅。到1925年中期，在廣州所在的省區亦即國共聯盟力量的主要軍事政治根據地廣東，就有50萬農民加入了農民協會。在兩年時間里，廣東農民組織的成員增加了4倍，農民組織迅速地擴大到其他省份。這里面當然包含著民族主義和反帝的情緒，但是其主要動力是來自對社會正義和經濟生存的根本要求。　　

五卅事件燃起的群眾運動對國共兩黨都產生了直接的重大影響。城市和農村的群眾運動推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國民黨能夠鞏固自己在廣州的力量并從廣州向外發展擴張。1925年3月，孫中山與世長辭，其后，蔣介石憑借自己控制的受過蘇式訓練的軍隊，確立了自己的國民黨政治領導人的地位，同年底，他又將國民黨的勢力范圍擴大到廣東全省和鄰近省份。1926年夏，發動了旨在統一全國的準備已久的北伐，在北伐軍的攻勢下，各路軍閥紛紛土崩瓦解。北伐軍的輝煌戰績得益于群眾革命運動的援助，而蔣介石軍隊連續的軍事勝利又進一步推動了工農運動?！　?/p>

正如五卅運動導致了國民黨力量的急劇壯大一樣，五卅運動也同樣引人注目地增強了國民黨的同盟者共產黨的力量和影響。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時人數不超過100人，到1924年也不過增加到500人。但到了1925年年底，由于在此之前的6個月造成的群眾激進化，共產黨宣布自己已有2萬名黨員，而到了1927年上半年，黨員人數又幾乎增加了2倍，達到了5.8萬人。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更加龐大，尤其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它吸引和組織了越來越多的學生和青年工人。此外，主要負責工會和農民協會的共產黨活動家對這些新的群眾組織有著巨大的影響，盡管他們打的是國民黨的旗號。而且，在國民黨自身內，在以廣州為基地的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新軍中，共產黨人都占據著重要的職位。　　

曾賦予國共聯盟以巨大政治推動力的群眾運動的勝利，最終破壞了這個聯盟的政治基礎并很快使其瓦解，這就導致了國民黨對共產黨的鎮壓并在實際上摧毀了中國共產黨。但群眾革命力量一經發動起來，它們就獲得了其自身的生命，而不可能將其限制在“民族革命”的狹隘目標之中。城市工人不僅打擊了由外國資本家經營的工廠和企業，同時也打擊了由中國資產階級經營的工廠和企業；工人階級不僅威脅到外國資本家的財產和特權，而且威脅到一般的財產權。在農村，農民運動攻擊的對象并不是外國領主，而是中國的地主和農村中的上層人物。這樣，從群眾的革命運動中就產生出一種社會革命的威脅，它直接威脅到構成國民黨的社會基礎的那些階級和團體：即城市資產階級和蔣介石軍隊的軍官隊伍。這樣，城市資產階級與國民黨的聯系和對國民黨的依賴便隨著這種社會革命的威脅的增長而加強；而蔣介石軍隊的軍官隊伍大部分成員，是擁有土地的豪紳階級的子弟，但這個階級現在已受到日益增強的農村革命力量的威脅。由于有產階級的利益不斷受到侵犯，因而除去其為數不多“左翼”之外，國民黨越來越成為一個代表和維護財產權利和現存社會制度的政黨。　　

但是社會革命與與國共聯盟的條件是互不相容的。共產國際的代表正式向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傳達了來自莫斯科的斯大林的指示：限制群眾的激進活動，不惜任何代價維護國共政治聯盟。這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就陷于一種痛苦的進退維谷的境地，因為這是要他們去限制群眾運動的激進主義勢頭而不是去促進運動的發展，是去抑制群眾的革命熱情而不是將自己置身于造反群眾的最前列。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國共產黨人都遵從了莫斯科的“勸告”，即使他們想這樣做，他們也無法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因為群眾革命（特別是在農村）已獲得了自己的力量，這是任何黨派的力量都無法控制的。雖然許多共產黨個人鼓勵并謀試圖組織和領導工農運動，但作為整體的共產黨依然處于混亂和無所作為的狀況。其結果是，面對準備鎮壓工農運動的有組織的反革命力量，造反群眾毫無防御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處于群龍無首的境地。　　

在1927年最初的幾個月里，當國民軍在對中國南部和中部省份征討中取得節節勝利，從而顯示了自己的軍事優勢之時，群眾革命運動也發展到了其最高峰。而國民黨的純粹的民族主義目標與群眾的社會革命愿望之間的沖突，也已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當蔣介石獲得其摧毀群眾運動、拋棄其俄國施主和共產黨同盟的軍事實力（并得到上海上層資產階級財政上的支持）以后，這一沖突爆發了。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3月21—22日，一場共產黨領導的工人起義成功地獲取了上海的控制權。勝利了的起義者準備迎接日益趨近的國民軍的到來?！?月26日　，蔣介石和他的軍隊在沒有任何抵抗的情況下開進了上海，群眾把他們作為解放者來歡迎，但解放者不久就京戲成了劊子手?！?月12日　黎明前，聲名狼藉的青幫和其他黑社會組織的武裝部隊與國民黨正規軍的精銳部隊一起，向共產總部和激進的工會組織發起了進攻，開始了大屠殺，這實際上摧毀了中國的最大城市及有組織的激進運動的中心即上海的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運動。鎮壓活動從上海開始，直到國民黨控制的長江以南的所有地區以及國民革命的力所能及的地區，隨后又擴展到尚未處于國民政府管轄范圍內的北方軍閥統治地區。這次大規模的反革命暴力鎮壓活動，無論就其規模、程度而言還是就其殘忍性而言都是空前的，并且在20世紀的革命史上也是罕見的。在這次鎮壓活動中，蔣介石把蘇聯為其建成的軍隊，變成了摧毀中國共產黨以及激進的群眾組織的工具。城市中的工會和學生組織都被取締。尤其在農村，對農民協會的鎮壓和屠殺是最兇殘的。曾經擁有數以千萬計成員的農民協會遭到了野蠻的鎮壓，并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就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了；迅猛興起的偉大農民革命曾給農村的變革帶來過希望，如今卻近乎于完全銷聲匿跡了。如果說，在1925—1927年間被屠殺的人數尚可用百位數來計，那么，在1927年—1930年間的白色恐怖中喪生的人數則必須以十萬數來計?！　?/p>

共產黨人從其毀滅性的失敗中吸取了慘痛的教訓，在其后的歲月里，這些教訓指導著共產黨的革命戰略。其中最重要的教訓，是共產黨人認識到了，在現代中國的歷史環境中，軍事力量是決定政治斗爭和社會階級斗爭的成敗的決定性因素。國民黨正是依靠其在軍事上的優勢，在1927年擊敗了共產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這個重大的事件，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忘記的一個教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總結出一個新的著名的原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雖然蔣介石在毛澤東提出這一論斷之前就已實踐了這個原理，但是，毛澤東吸取了蔣介石給他的教訓，因而他是一個更高明的實踐者。共產黨人現在認識到，必須建立自己的軍隊，革命必然要采取武裝斗爭的形式。毛澤東還認識到，莫斯科并不是革命智慧的唯一貯藏所，至少就涉及中國革命的情況是這樣，因為正是由莫斯科制定的那種“統一戰線”戰略，才使中國共產黨人慘遭敗績。中國共產黨決不是要否定統一戰線的戰略，但是，他們現在決心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獨立性。其后，他們又對農民的革命潛力作了新的估價。這一方面是出于需要，因為現在共產黨已無法在國民黨統治區有效地開展活動，另一方面也是新的革命的前提。盡管那種自認為是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一再強調農民革命的局限性，但現在，中國共產黨人已不再受這種教條的束縛了?！　?/p>

1927年的事件標志著兩場（而不是一場）革命的失?。杭闯鞘械墓と诉\動和農村的農民運動的失敗。城市無產階級運動在本質上是社會主義運動，或至少潛在地是社會主義運動，因為它既反對國內的資本主義也反對國外的資本主義，其目標在于廢除私有財產。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在當時的確是不現實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歷史必然地就是不現實。無產階級只構成中國人口很小的一部分，但決不是毫無意義的一部分。到20年代中期，大企業雇傭的產業工人數量已增加到約200萬人，他們高度集中并有計劃分布在現代中國經濟企業中。對此必須補充道，城市半無產階級的數量更為龐大，也許有1000萬人，毛澤東曾將他們叫做“城市苦力”，這支隊伍壯大了城市革命運動的力量。中國產業無產階級的人數并不比1917 年的俄國產業工人的人數少多少，政治戰斗力也毫不遜色。①［注：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前，俄國產業無產階級的人數為300萬。］事實上，中國無產階級所表現出來的革命干勁、有組織的創造性、非凡的英雄主義、自我犧牲精神和對革命事業的忠誠獻身精神、是20世紀其他任何國家的工人運動所無法比擬的。此外，中國的城市工人階級運動是在一種各方面條件都非常有利于革命的環境中進行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軟弱性，中國政治力量的四分五裂，再加上一場伴隨著強有力的農民革命運動的富有戰斗精神的無產階級運動，這些有利因素都使得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革命運動完全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其所缺少的，與其說是革命的客觀條件，不如說是革命的主觀條件。中國共產黨由于其政治的不成熟且缺乏革命經驗，因而把自己束縛在共產國際制定的政策內并在行動上依靠國民黨。在中國共產黨內，沒有出現一個像列寧或托洛茨基那樣的勇敢果斷和遠見卓識的領袖，因而他們未能捕捉到革命形勢提供的勝利的可能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但沒有領導群眾，相反，無論他們怎樣地不情愿和出于無意，他們都接受并執行了莫斯科制定的政策，從而給群眾運動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1927年降臨到工人運動和中國共產黨身上的災難在任何意義上說都不是歷史的必然。蘇聯人創造了一支現代中國軍隊并把這支軍隊交到一個用它來摧毀中國革命的人手中，這也決非預先注定的。這一諷刺性的歷史悲劇之所以能夠成為現實，并不是因為群眾運動的軟弱無能，而是由于共產黨領導人的軟弱性和局限性，歸根到底是由于莫斯科制定的關鍵性決策和政策。蘇聯的國家利益與中國革命的真正利益之間發生的沖突，這并不是最后一次。　　

　2009-5-5　

附：[東方早報]尋找這個時代的新青年

http://www.jcrb.com.cn/pinglun/jrkd/200905/t20090504_214425.html

千年暗室，一燈即明。一盞叫做“五四”的風燈，飄出“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魯迅語)，燭照數千年的幽暗。那些被它照亮的生命，無不粲然怒放；那些被它溫暖的人們，仿佛獲得了一切理由與力量。光榮聚集的1919，是一個古老民族久經蒙昧之后的頓悟，一個多難國度山重水復之后擁有的豁然開朗。滄桑歷盡，九秩過后，那樣的一盞孤燈，依然懸掛于歷史的風雨之中，懸掛于舉頭三尺之處。在今天，它依舊在尋找一切富于希望、充滿朝氣的生命，并已為此沉吟良久。

　　正像我們已經習慣用“六一”來祝福兒童，祝福生命的美好一樣，我們似乎也已習慣用“五四”來贊美青年，贊美生命的美好。但是對于青年來說，這并不是天賦的權利，也不是可以從容以對的贊美。正如我們曾經任憑一種被稱為“黃金周”的世俗潮水將這樣一個日子淹沒，而那也不是可以從容以對的忽視與輕慢一樣。因為從一開始，“五四”就不僅僅是一個節日，更不和青年天然相關。那是許多熱血，許多犧牲，許多勇猛與精進，許多光榮與夢想。那是千年未有之變局，是不可磨滅的記憶以及拷問。

　　就像孤苦無助的母親打著燈籠，在暗夜里呼喚找不到家的孩子。在今天，我們務必以回歸“五四”的方式，以熱血與拷問之名，尋找這個時代的青年；以“德先生”與“賽先生”之名，尋找這個時代的青年；以胡適、陳獨秀、魯迅、蔡元培等等這些人之名，尋找這個時代的青年。但我不禁感到艱難。我所遇到的那些年輕的面孔，一言不發，就被生活與現實的“利維坦”一口吞沒。一種斷裂的感覺如此清晰?；蛟S，90年風雨洇潤，“五四”早已成為陳舊而泛黃的一張影像。而那一豆燈火，在現代奢侈而光怪陸離的燈紅酒綠中，早已變得那樣微不足道。

　　去哪里尋找這個時代的青年？“老北大”已成為一個不能企及的神話。數十年后的北大畢業生許知遠曾描述他入學第一天的情形：輔導老師帶他們去見一座銅雕，兩只海獅模樣的動物扭曲著身體，頭頂上是個圓球。這兩只海獅是S與D的變形，正是“科學(Science)”與“民主(Democracy)”之意，它是新文化運動的嘹亮口號，激勵了幾代青年人的成長。但他注意到，那座銅雕在今天被調皮的學生給予了新的含義——“科學、民主頂個球”。而在近日《中國青年報》上，吳稼祥先生這樣寫道：“同樣是北大，同樣是陳獨秀先生當年為德賽二先生杜鵑啼血的地方，有人連篇累牘地寫文章，諄諄教誨學生，要破除對民主的迷信?！?/p>

　　去哪里尋找這個時代的青年？一豆燈火總是照見巨大的陰影。當年方24歲的靈寶發帖青年王帥驚魂之后索然表示，“這種事情再發生的話，我會選擇沉默”；當廣州華南師范大學一名畢生生哭訴道，“好像這個社會不需要我了，一個門檻就把我淘汰掉了。為什么社會是這樣子的”；當“年輕干部成為職務犯罪高發群體”；當“啃老族”大行其道；當一些自封為“草根”、反智、愛國和民族主義者的青年漸行漸遠；當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有勇氣自殺謝世而未肯選擇活著……與此同時，則是知識界的貧弱，思想者的無力，常識的匱乏，思考的停頓。我感到一聲來自歷史深處傳來的嘆息，仿佛沉郁的底色，慢慢鋪陳開來，堆積如黑夜。

　　90年前朱自清指出的“看看這時代，老練的青年可真不少”，胡適所痛陳的“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也仍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袄暇毜那嗄辍币约啊袄夏甑那嗄辍闭谀Y成為一個社會的暮氣，而那不是我們尋找的目標。“五四”之后，這片國土上生長越來越多的大學，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但為什么青年越來越少？為什么時間浩蕩地前行，物質生活發生神奇的改變，然而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心靈狀態卻固執地停留在原處，沒能走出悲憤而迷茫的荒漠？為什么當“青年人抬起了頭，發現了自己，不再僅僅做祖父母的孫子，父母的兒子，社會的小孩子”之后，卻依然發現自己未曾年輕就已然衰老？

　　世俗的青年，神話的“五四”，兩者互為彰顯。但是或許，這也并不是威權強勢之下惟一的現實與結構。當更多的迷惘與無助泛濫，更多的荒誕與嘲弄郁結，曠野之中，總會有一種嚴正的要求開始閃爍，一種文明的理念開始萌動，并為我們帶來一種隱隱的機會與可能。畢竟，在現世之上，有一盞燈并未熄滅。它雖不華麗，卻足以穿透一切迷霧；雖不奪目，卻足以照進現實。我們最終發現，那“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依然是我們要為之上下求索的。青年的使命，“五四”的精神，在90年之后，仍舊成為我們無法逃避的信仰。

　　尋找這個時代的青年，亦尋找這個時代的“五四”。青年勉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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