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　　

〔美〕斯圖爾特·施拉姆

本文標題有兩層模糊不清的意思。首先，毛的馬克思主義僅僅是其思想的一個方面呢，還是如某些人所說，它構成了毛對革命理論和實踐所做貢獻的基本內容？其次，我們現在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樣的“馬克思主義”和哪家的“馬克思主義”呢？

對西方那些崇拜毛的人而言，如同在對毛的態度上與之立場迥異的蘇聯人一樣，馬克思主義（就像他們所信奉的那樣）就是真和善的同義語。因此，本文就要探討一下，毛自始至終一直是馬克思主義者呢，還是連一點馬克思主義味道都沒有？還有些人想問，毛的思想既然是集古今中外各種迥然不同的思想之大成，那么把毛的思想的這些組成部分之一置于其余部分之上是否合理。堅持認為毛的思想結構和內涵基本上是由馬克思主義決定，而否認它與其產生的文化環境有關系的人無疑忽視了如下一點：毛本人曾反復號召，不僅要使馬克思主義適合中國國情而且要使中西融合，結合成一個新的綜合體。而把毛的馬克思主義看作不過是許多其他成分組成的思想中的一個成分，則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毛澤東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努力運用他從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那里學來的原理指導自己，并用馬克思主義詞句闡釋其政策，并論證其正確性。”

馬克思本人的著作幾乎涉及一切可以想見的領域，從哲學到社會學和經濟學，而列寧雖然寫了一本烏托邦式的《國家與革命》，并把大量精力花費在現已基本被人遺忘的關于科學哲學的爭論上，人們普遍認為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范圍縮小到僅僅集中在奪取政權斗爭的策略上。一二十年前，幾乎人人都這樣議論毛，他的形象主要是一個根據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在非歐洲國家設計了一種新的革命模式的游擊戰士的形象。今天，從最近出版的材料看，情況非常清楚，成熟了的毛澤東既是一位哲學家，又是一位戰略家。

毛不僅為人類的最終命運戰斗（馬克思和列寧都沒有）和操心（馬克思比列寧更有心于此），而且還承擔了掌權的重任；既要努力締造一個革命國家（列寧在其被病魔奪去生命前幾年曾這樣努力過），同時要改造社會和經濟。他和列寧在面臨的環境和所采取的解決方式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在另一個方面他們的態度又極其相似。在奪取政權前后，毛始終認為，列寧也曾這樣認為，政治是人類活動中最終規定一切其他活動的首要因素。

1919年7—8月，在毛剛剛投身革命，但對馬克思主義一無所知時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他以鏗鏘有力而富有遠見卓識的言辭談到了這一基本矛盾：原來中華民族，幾萬萬人，從幾千年來，都是過著奴隸的生活，只有一個非奴隸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隸）?；实郛敿业臅r候，是不準我們練習能力的。政治，學術，社會等等，都是不準我們有思想，有組織，有練習的。于今卻不同了，種種方面都要解放了。[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譯文載《中國季刊》第49期（1972年1—2月號）第86—87頁。]

不到一年，毛轉而信奉馬克思主義，不到10年，毛對列寧主義戰略和策略有了基本的了解，不到20年，在延安時，毛就精通了馬克思主義，足以開始寫著有重大理論意義的著作。在組織他的力量奪取政權并領導中走向社會主義時，毛不得不面對的還是那些他在1919年就想要解決的問題。

早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前，毛就在組織城市知識分子從事政治活動、研究激進思想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之后，他當了兩年工會組織者。在第一次“統一戰線”期間，他在上海、廣東的國民黨機關當了一二年的官。然而，促使毛對革命理論做出創造性貢獻的，則是他在1925—1927年領導農民運動時學到的知識。

在1926年9月發表的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①的重要文章中，毛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辈贿^，這井沒有什么了不起，因為1925年年中以來在農村掀起的革命活動高潮，甚至使那些最向往城市的人也不得不加以注意，其程度之深，以至不論國民黨抑或共產黨發言人幾乎在每次講話中都要講一通關心農民運動的套話。但另一方面，毛依據中國社會的構成說明農民重要性的論點則確實是了不起的。

總之，可以概括為兩條。首先，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革命最大的對象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它是整個反動秩序的基礎；因此，必須在鄉村中對其給予決定性的打擊?！叭魺o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逼浯危M管有時提到“進步的工人階級”的領導，但農民還是被描繪成比工人更堅定和更徹底的革命者。工人目前在尋求的只是諸如結社自由等有限目標，而不是立即推翻資產階級。相反，“鄉村的農民，則一起來便碰著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來持以壓榨農民的政權，非推翻這個壓榨的政權，便不能有農民的地位。”換言之，工人（現在，但到底多久？）只是改良主義者，他們滿腦子“工會意識”，而農民則認識到了他們在社會中所處的中心地位，從而在政治、經濟上千方百計地開展廣泛的斗爭。

雖然毛從這個時期以后一直確信中國革命的重心在農村，但他再也沒有像這樣從理論上贊頌農民的作用。相反，他一直反復強調農民必須接受工人階級領導這一馬克思主義原理。確實，毛在隨后幾十年中一直在不懈地探索把無產階級絕對領導的原則與早在1926年就孜孜以求的中國社會的遠景相結合的方式。

半個世紀以來，無論是建國前，還是建國后，毛都在力求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當然，奪取政權斗爭的客觀條件同建設社會主義迥異，但跨越1949年這個偉大的分界線后，他的中心思想始終不變，就足以證明從1926—1976年的整個階段，他的處世之道是始終如一的。

如果我們力圖理解中國文化與源起于西方的革命理論之間的沖突對毛本人的影響，而不僅僅是從外部評價其結果，那么恰當的做法是從毛對這兩個客觀情況之間關系的看法開始。在1938年即將與國際派（即親蘇派）攤牌的情況下，毛依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原則討論了這個問題。20年后，毛又一次決心擺脫蘇聯的束縛，設計出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并一再提出這個問題。雖然他不再使用“中國化”這個提法，因為這似乎表明他一心只考慮中國的事，而實際上這個詞已被多列士等歐洲共產黨人用濫了。

1938年10月，毛在其號召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性著作中，界定這一詞匯的內容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①使馬克思主義帶有中國特點，意味著毛用“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②來表達它。但是，使馬克思主義的形式中國化只是改造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并使之適應中國國情這一更帶根本性事業的外在表現。

在毛看來，這個改造工作應當包括哪些內容呢？一方面，應該使馬列的思想和方法適應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基本農業國的國情。但這還只是他的設想的一部分。他寫道：“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于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雹?942年2月，毛再次告誡他的同志們：“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進行理論性創造?！泵J為馬克思主義必須采用“民族形式”，而“民族形式”不僅包括從中國過去的典籍引章摘句，更要吸取其精神實質。毛所指的從“歷史的中國”經驗中吸取其精華的方法的本質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對它發揮作用？從毛延安時代的著作中可以大致看出，是指毛當時思考的可以籠統地界定為治國之道方面的問題。當他50年代重提此事時，這一點得到了完全證實。毛在1959年3月說道：有些事情況不需要任何民族風格，諸如火車、飛機和大炮。政治和藝術卻應當具備民族形式。①

到了50年代中期，毛雖然開始懷疑蘇聯模式的價值，但他仍然敬重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遺產，但其著重點逐漸從遵循馬恩列斯所做貢獻的“基本特征”轉向如何修改和發展它。因此，毛在1956年寫道：“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我們必須接受它。但這個普遍真理必須與每個民族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雹诹硪环矫妫瑸榱嘶卮?960年莫斯科會議對中國“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指責，他在1961年1月聲稱：馬克思主義在根本上是一樣的，但枝葉上有所不同，正如樹各有其不同的枝葉一樣。每個國家的條件不同，過去我們就吃了只注意普遍真理的苦，而不注意調查研究。③

毛澤東關于社會變革中政治領導作用的思想，如同它在延安時期形成的那樣，是由兩個看起來相互矛盾，而實際上相輔相成的方面組成的。一方面，他用嚴詞重申列寧對馬克思主義重大貢獻之一的由革命精英實施集中領導的原則，他在　1942年2月1日　發動整風運動的講話中抱怨：一部分同志“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們忘記了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雹倥c此同時，他號召實行“群眾路線”。他在　1943年6月1日　的指示中有一段界定群眾路線內容的名言：

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的認識論。

認為平民百姓可以成為制定正確政策的思想源泉，并且認為他們反過來能夠理解這種政策，而不是盲目地執行政策，這標志著同中國傳統思想的大決裂。孔子曾說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③這是毛自五四運動以來就力圖從他的同胞們頭腦中鏟除的儒家思想的一個方面，雖然毛同時也號召保護中國遺產中仍然進步和有用的東西。然而，他這樣做的時候并不懷疑列寧主義原理：只能從外部向工人階級灌輸階級意識，更廣義地說，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必須向社會提供思想指導。在上面引述的毛關于群眾路線的指示中，有一段話說得很清楚：革命運動的領袖們雖然相信群眾，但歸根結底仍要向他們灌輸那些單靠他們自己根本不可能系統闡述的思想觀念。

他在延安時期提出的關于領導方法和領導過程中的認識論，直到毛生命的最后，一直是他關于這些問題的思想核心。關于權力結構問題，他在1956年4月總結關于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的長時間討論時宣稱：

省、市、地、縣、區、鄉都應當有正當的積極性和獨立性⋯⋯當然，也要告訴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須統一，不能亂來?？傊?，可以和應當統一的，必須統一，不可以和不應當統一的，不能強求統一。兩個積極性總比一個積極性好⋯⋯簡而言之，政府應當擁有適當的權力，這對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利的?！　?/p>

建設一個“強國”是毛一生中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1958年1月，毛在一份實際上奠定了大躍進藍圖的指示中，以贊賞的口吻引用了1953年創作的八句歌訣（他說，目的在于反對那時的分散主義），并看作是指導政治、經濟體制各司其職的原則：

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　　

接著，毛解釋了八句歌訣的意思：

這幾句話里，關于黨委的責任，是說大事由它首先作出決定，并且在執行過程中加以檢查。“大權獨攬”是一句成語，習慣上往往指的是個人獨斷。我們借用這句話，指的卻是主要權力應當集中于中央和地方黨委的集體，用以反對分散主義。難道大權可以分攬？　　

這樣，留給下級的就是在執行中央“大權”決定的基本政策過程中加以創新。在毛把群眾路線界定為“馬列主義認識論”的情況下，雖然各基層單位權力很有限，但他們在領導過程中仍然起著關鍵作用。1962年1月，毛再次強調“在黨內外”把民主和集中結合起來，在重復集中比民主更必要后，他繼續說：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說來，只是一個加工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　?/p>

這段話著重強調：如果希望進行正確有效的領導，則領導者必須傾聽群眾的呼聲。但毛也講得很清楚：最終做出正確決定的“加工廠”是黨中央。在任何情況下，無論是好是壞，毛在整個一生中對政治的態度，遠比別人（包括我本人在內）在10年前，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所愿承認的更深切地充滿列寧主義的影響。那時候，毛的態度似乎不僅是猛烈抨擊黨，甚至包括貶低以至否定這種權威的重要性和合法性。人們那時普遍認為，毛主席已經贊同西方某些極“左”分子鼓吹的觀點，按照這種觀點，權力不僅最終屬于群眾及其各級自發組織，而且應當由他們來實際行使。

毛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自己的權威外，實際上竭力主張懷疑一切。而我們現在知道，當毛在1967年初明白無誤地面臨著要在列寧主義和無政府狀態之間作出選擇時，他毫不懷疑地認識到這兩種立場中何者是正確的。在1967年2月與上?！白蟆迸蓮埓簶颉⒁ξ脑勗挄r，就上海革命委員會要求把所有的“長”都取消，他評論道：“這是極端的無政府主義，是極端反動的?，F在都不愿叫×××長，叫做勤務員、服務員。其實這只是形式，實際上總是還有‘長’的。”①接下來，他列舉了按照張、姚的做法在全國各地建立公社，并最終把國家的名稱改成“中華人民公社”的意見，說道：“公社成立了，還要不要黨呢？我看應當要，總要有個核心，不管叫共產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還是叫一貫道⋯⋯總之，還要有一個黨。公社難道能取代黨嗎？”②

在社會權力結構方面，毛這番話表明他始終堅持列寧主義傳統。然而，毛對領導總的看法和列寧有重大差別，更不用去說斯大林了。一方面，中國一般比蘇聯更強調傾聽群眾的呼聲和向群眾學習。另一方面，毛強調群眾要積極參與，而這個“群眾”首先是指中國的農村群眾。

數十年前，當毛作為一個“農民革命家”嶄露頭角時，與此有關的當然是權力斗爭方式，尤其是以農村為基礎的游擊戰。在這種環境里曾提出過工人階級領導的問題，但它與1949年以后所表現的形式有所不同，也較易處理。

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及江西蘇維埃政權時期，共產國際經常指責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缺乏正統性。因此，它在　1931年8月26日　的決議中宣稱：“保證無產階級統治和革命的勝利發展的唯一條件是：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其政治路線，而且在其構成上都變成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并且工人黨的所有領導組織都由工人掌握?！雹匐S著中蘇分歧日趨尖銳，庫西寧在回憶起30年代的這些指示時，斷言共產國際的批評是絕對正確的。

對這一點，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中國共產黨首先就是在沿海城市的工人中發展起來的，在黨和紅軍中都有一些工人（雖然數量不多），而且，這兩者都處于實施無產階級領導的地位。而且，要說軍隊當時是一個比黨人數更多、力量更強的團體，這可以從斗爭環境來解釋。不管怎么說，毛都已明確規定了黨指揮槍的原則。

在一個農業占絕對優勢的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尤其是要在農村和城市同時建設社會主義，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1949年3月，由于勝利在望，毛的思想轉到了奪取政權后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并宣布今后將按正統方式辦事。他說：“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p>

然而，“照搬蘇聯”的政策（正如毛在1962年所說），早在50年代中期就被部分地拋棄了。在　1955年7月31日　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講話中，毛顯然推翻了列寧、斯大林關于機械化是農村現代化和合作化必要前提的論點。②他宣稱：由于中國的現有條件，盡管兩者要同時并進，但“技術改革的時間，比較社會改革的時間，會要長一些?！?/p>

從1955年開始，中共已有充分理由將重點轉移到城鄉之間更加平穩的均衡，轉移到中國政府面臨的經濟和人口問題，以及由于聽任鄉村改革落后于城市所產生的社會、政治后果。我在此不可能深入探討這一問題，這里重點要探討的在于，從政策開始發生轉變的時刻起，中國革命進一步發展中的工農關系問題，就在一種完全不同的條件下提出來了。

在毛的7月講話后出現的農業合作化高潮中，他于1955年12月用如下的話把中國革命和蘇聯革命作了比較。

我國與蘇聯比較：（1）我是二十多年根據地經驗，三次革命戰爭的演習，經驗極其豐富⋯⋯因此，能很快組成國家，完成革命任務。（蘇聯是新起家，十月革命，無軍、無政、黨員少）。（2）我有蘇聯及其他民主國家之助。（3）人口眾多，地位很好，勤苦耐勞。不合作化，農民無出路。中國農民比英美工人還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達到社會主義，不要老比蘇聯。　　

由此可見，甚至在1955年底，當毛剛開始思考中國獨特發展道路的可能性時，他就首先是從政治上看問題的。他一方面指出，由于他們是經過20年的農村斗爭后取得政權，而不是一下子在首都控制政府，1949年時的中國共產黨人比1917年時的列寧和他的同志們更清楚地懂得如何向基層群眾行使權力并獲得他們的擁護。這樣，他們就能夠在牢固的基礎上建立他們的新國家。另一方面，在毛看來，中國農民為建設社會主義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源，因而必須在建設過程中充分發揮農民的作用。　　

然而，充分發揮農民的作用，在毛看來，并不意味著要把工人、農民放在同等地位。1958年11月，毛在大躍進的災難性后果之后召開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說：“在沒有實現農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農民總還是農民，他們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總還有一定的兩面性。”②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多次強調了這個提法，并進一步指出：在現階段，工人，而不是農民，在兩者的關系中仍然處于“者大哥”的地位?！　?/p>

如果毛認為工人是農民的“老大哥”，這并非出于毛依照馬列的方式，相信他們具有農民無法比擬的組織能力和紀律性。真正的原因在于，在經濟發展領域和保證經濟發展的技術領域，他們（工人）是現代知識的孕育者，而只有現代知識才能解決毛在1949年提出的教育農民這個“嚴重問題”。但另一方面，采取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主張把城市工人階級置于政治、經濟的首要地位，那么，在中國這樣的國家，這就意味著讓一個遠離中國社會重心的集體和某些在多方面與民族傳統格格不入的觀念處于特權地位。　　

馬克思精心提出了他的歷史的救世觀。他認為，構成人類可能取得的經驗的最高形式的個人和集體自由的物質基礎已經奠定。只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并進行必要的社會和經濟組織變革，這些理想就能實現。自由王國是人類力所能及的，至于它所安排的方向卻是明白無誤的。單單采取社會主義革命一個行動即使不會在一夜之間實現烏托邦理想，也將為后者開辟道路。因此，不管馬克思允許人類在塑造整個歷史進程時可發揮多大的主動性，那些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下一步應采取的行動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就像是事前被安排好了的一樣。　　

在所有這些方面，毛的經歷和馬克思的經歷的差異是最清楚不過的了。在中國不存在建立一個新的自由王國的物質基礎。被認定為社會主義斗爭領導者的工人階級在20年代，甚至在1949年，雖然不是無足輕重，也只是勉強夠數的隊伍。毛出生時的那個社會，不管我們把它叫做“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還是叫它“亞細亞社會”，或者叫它什么社會，它幾乎沒有受國內外資本影響的觸動，地主長期以來一直行使著比資產階級更大的權力。列寧曾經遇到過類似的問題，但沒有如此尖銳。但列寧創造了解決這些問題的以“先鋒隊黨”形式出現的手段：自稱“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這個組織在1917年奪取了政權，開始取代資產階級繼續進行產業革命，從而極大地壯大了無產階級，從而也創造了它自己的階級基礎。　　

當毛在1949年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點將“由鄉村轉向城市”時，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主張在這些方面遵循列寧的模式。他所賴以進行這一轉變的社會基礎小得不能再小，過程無比地復雜，而結局則更難預料。在這種情況下，他在對待發展的態度上，甚至在對辯證法原理的闡述上，開始反映出某種他認為是一個由多層文化和風俗傳統積累而成的復雜社會中含而不露的模棱兩可的態度，也就不足為怪了?！　?/p>

毛在許多場合常用“脫皮”的比喻來引出中國革命的各個連續階段：　　

我說中國有五張皮。舊有的三張：帝國主義所有制，封建主義所有制，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過去知識分子就靠這三張皮吃飯。此外，還靠一個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一個小生產者所有制即小資產階級所有制。我們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張皮的命，從林則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會主義革命是革后兩張皮：民族資產階級所有制和小生產者所有制。這五張皮現在都不存在了。老皮三張久已不存，另外兩張也不存了?，F在有什么皮呢？有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張皮。當然，這又分兩部分，一個全民所有制，一個集體所有制。　　

因此，在毛的思想中，一個階段緊接著另一個階段，即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把后兩個階段的國家性質確定為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向共產主義發展將包括從集體所有制（它已取代了個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轉變的原理，長期以來作為列寧主義傳統而一成不變?？墒牵∏]有像列寧那樣看到實現這些發展的力量以及動員和聯合這些力量的方法?！　?/p>

正是在1956年4月《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毛首次系統闡述了關于被看作是處于經濟發展和文化變革中的非歐洲社會樣板的中國社會的辯證法思想，這也許構成了他對馬克思主義最獨特、最重要的貢獻。他是直覺作出這一分析的：形勢被推向極端，就要走向它的反面。因此，他說，你要真想發展經濟的某一部門，比如重工業，你就必須注重其輔助部門，即輕工業和農業。①　　

通過這樣規劃出來的經濟工作的格局，不再像蘇聯那樣片面強調重工業是唯一的關鍵部門。毛已經打下了走適合中國國情，尤其是適合農民和農村占重要地位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基礎。雖然沒有拿出一個適合中國社會的固定模式來，即強調了各部門的關系，而不是從總體（經濟）強調發展進程的動力。兩年后，在大躍進的前夕，毛在他的“不斷革命論”中重又掀起了這場討論②?！安粩唷边@一形容詞在毛理論名下包含從一個非常復雜的思想結構中的兩個主要方面相應產生的獨特的內涵。一方面，它意指不停的變革和動蕩，在毛看來這在一個充滿矛盾而又正進行飛速變化的社會中是無法避免的。另一方面，它告誡領導者永遠不要讓人民自滿，而是要通過不斷提出新任務來激發他們的熱情。第二個方面的問題少一些，因此我將先探討這個方面。　　

毛始終認為經濟尤其是工業生產的迅速發展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條件，但單靠它本身并不足以建設社會主義。在1958年5月論述這一問題時，毛用列寧的話來批評斯大林盲目崇拜技術和管理專家：　　

斯大林的兩個口號缺乏辯證法，講“技術決定一切”，政治呢？講“干部決定一切”，群眾呢？列寧講得好，“蘇維埃加電氣化就是共產主義”，蘇維埃是政治，電氣化是技術，政治業務結合，就產生共產主義。①　　

毛并不否認經過技術訓練的專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他確實經常稱頌其作用。但他也長期強調人和精神因素，注重動員群眾的政治熱情的重要性。毛對這一作用最簡煉、最有說服力的闡述之一體現在他對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語中：　　

斯大林這本書從頭到尾沒有講到上層建筑，沒有考慮到人，見物不見人。⋯⋯他們（蘇聯）只講生產關系，不講上層建筑，沒有講政治，沒有講人民的作用。沒有共產主義運動，到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　?/p>

倘若毛認為必須要有一場運動，那么如何發動呢？1958年1月發表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談到了這個問題。在專門談“不斷革命”時毛寫道：　　

在打了一個勝仗之后，馬上就要提出新任務。這樣就可以便干部和群眾經常保持飽滿的革命熱情，減少驕傲情緒，想驕傲也沒有驕傲的時間?！　?/p>

當然，“不斷革命”并不等于老是在同一最高強度上保持緊張。正如毛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反復運用戰爭作比喻時指出的，應當采取既進行“激戰”又要“休整”，既“急促”又“審慎”的“波浪式發展形式”。③這正如一個中國作者在大躍進時期所說的，“不斷革命論”仍然是“一種不斷激發干群革命熱情的理論”?！　?/p>

當然，毛主張的波浪式發展與他對運動實際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在1958年1月的指示中，他寫道：　　

先進和落后是矛盾的兩個極端，“比較”是對立的統一⋯⋯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觀規律。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循環都進到高的一級。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　?/p>

乍一看來，這種觀點與托洛茨基的觀點十分相似。托洛茨基寫道：“在一個無限長的時期里，所有社會關系在不斷的內部斗爭中轉化。社會正在不斷蛻變⋯⋯在經濟、技術、社會、習慣和風俗上的劇變，正如它們發生的那樣，形成的聯合和相互關系是如此復雜，以至社會不可能達到平穩狀態。正是在這點上，社會主義革命本身的‘不斷’性才展示出來了?！薄　?/p>

當然，蘇聯人近十年來一直指責毛是“托派”，盡管二者在運用社會“脫皮”的比喻上有驚人的巧合，但毛的不斷革命論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之間仍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其中最明顯的區別是兩人對待農民的態度。在對無論是歐洲還是亞洲的農民政治能力的估計上，托洛茨基比列寧的觀點還要悲觀。因此，他比列寧更強硬地堅持無產階級在整個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絕對領導。　　

而另一方面，毛卻更加強調政治第一和工人絕對領導的重要性。在運用“紅”“專”“兩個對立物的統一”來論述政治和業務的關系時，毛寫道：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　　

的確，對業務工作知之甚少，又不接觸實際的政治領導者，只不過是“假紅”，必須“使政治和技術相結合”。但這場討論的整個重點是：不單是領導干部，而且全中國社會人人都要盡可能做到又紅又專，用政治統帥一切。農民，還有工人都要進行這種改造。因此，在農村普及初步的科學技術知識，越來越顯得重要。　　

毛的這種闡述反映出他和列寧在對農民和民族資產階級各自對國家現代化的貢獻問題上有分歧，毛對此是一清二楚的。60年代初，毛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筆記中用精練的寥寥數語概括了這個問題，他說：　　

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中間，我們是聯合農民起來對付資本家，而列寧曾經在一個時期說過寧愿同資本家打交道，想把資本主義變成國家資本主義，來對付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這種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歷史條件決定的?！　?/p>

重視矛盾確實是毛澤東的思想的主要特點。他不僅在矛盾中發現了一切變革和發展的原動力，而且看到了現實的本質。然而，這一點在他闡釋馬克思主義時有其最杰出的表現，這便是他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始終存在著矛盾，這在《矛盾論》中已初見端倪，③但直到50年代才被明確地闡述。而且，毛本人曾告訴我們，在1949年解放以后，許多中國人認為他對矛盾的解釋更多來自陰陽學說而不是馬克思主義。①而且，可以肯定地說，在毛自1918年起到其生命終結止的著作中，有著古代道教辯證法的余音?！　?/p>

1958年5月，毛宣稱他的辯證法觀點與列寧的看法“多少一致”，但與斯大林的觀點“不大一致”，因為斯大林“否認矛盾”，而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完全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但毛又說：“他（斯大林）逝世前又寫過一篇文章否定了他自己⋯⋯。”　　

自1957年起，毛反復強調矛盾的普遍性，甚至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不例外。這一點確實更多地與列寧而不是斯大林的思想一致。但在60年代，他就開始唱出了根本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調子。例如，他在批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在評論“徹底鞏固集體農莊制度”的提法時寫道：“‘徹底鞏固’這四個字看了不舒服。任何東西的鞏固都是相對的，怎么能徹底？如果自有人類以來，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徹底鞏固’下來，這個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間、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斷發生，發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徹底鞏固的?！薄　?/p>

毛在1958年論不斷革命的指示中，就已露出了這一類苗頭，認為即使到了共產主義時代，仍然會分許多階段。各個階段之間會有相當于“革命”的突變，必然含有斗爭。④在上面引文的第一段中，毛當時也已多少表示同意人必有一死和萬物有序。①但到60年代中期，這種調子唱得更高，而且伴之以明顯地提到道教經典著作。“我贊同莊子的做法”，他在1964年寫道：“莊子老婆死了，（他）鼓盆而歌?！薄八廊藨旈_慶祝會。應當慶祝辯證法的勝利?！薄吧鐣髁x社會也要死亡；不然共產主義怎么來？”②毛同樣表達了他在哲學上越來越多的獨立看法，并表示深信不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會怎樣實現，都不是人類經歷的最后終結，而只是宇宙進化的一個過渡階段。他在1964年寫道：“宗教家說未日，是悲觀主義，嚇唬人。我們說人類滅亡，是產生比人類更進步的東西?！薄　?/p>

顯然這種持高高在上的超世態度是毛澤東其人，尤其是他晚年的一大特色，但這絲毫不意味著毛在減少他加緊革命的決心，更不是他要引退和萬念俱灰的苗頭。相反，緊接著上述引文之后的一段話中，毛用更強調人們積極進取來創造自己的歷史的言詞，來突出他的觀點和經典馬克思主義不同。他說：　　

現在人類很幼稚。恩格斯講，要從必然的王國到自由的王國，自由是對必然的理解。這句話不完全，只講對了一半，下面的不講了。單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對）必然的理解和（對）必然的改造。還要做工作⋯⋯找到了規律要會用，要開天辟地，破破上，砌房子，開礦山，搞工業。將來人多了，糧食不夠，要從礦物里取食品，這就要改造，才能自由。將來就能那么自由？　　

當然，通過工業化“重新創造世界”這個概念是與列寧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完全一致的。因而，毛不相信人類到了共產主義是否就那么自由，而是對此持一種異乎尋常的懷疑態度，而且在60年代初的幾篇文章中，毛對革命是否能繼續進行，共產主義能否實現表示了更深的憂慮。　　

毛存有這種焦慮的直接原因是他相信蘇聯的領導權已經“被修正主義分子篡奪”，而且他發現中國自身很可能也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①毛應付這一威脅的措施是號召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井限制“資產階級權利”，②同時他也愈益轉向中國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經驗，從中尋找消除蘇聯模式的差距和缺陷的方法。　　

毛在1964年重新發現道教（以及佛教）的一個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他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三大范疇”中的兩個，其中包括否定之否定。他在1958年極力明確地重申過這三個范疇：“對立統一規律，量變質變規律，肯定否定規律永遠地普遍地存在。”③現在他卻聲稱不相信后兩條規律，至少他不相信它們是基本規律，認為質量互變僅僅是對立統一的一種特殊情況，而且不承認有否定之否定這條規律?！　?/p>

[注：指：毛關于哲學問題的講話（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恩格斯講了三個范疇，我就不相信那兩個范疇。（對立統一是最基本的規律，質量互變是質和量的對立統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沒有。）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同對立統一規律平行的并列，這是三元論，不是一元論。最基本的是一個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就是質和量的對立統一。沒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發展，每一個環節，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隸社會否定原始社會，對于封建社會，它又是肯定，封建社會對奴隸社會是否定，對資本主義社會又是肯定，資本主義社會對封建社會是否定，對社會主義社會又是肯定。]

對這個問題的一種答案是——因為毛根本不打算放棄社會主義目標——只是重新強調政治斗爭的主觀方面，強調人們對他們的客觀使命的態度，這是毛自20年代以來就極為關注的。早在1928年，在井岡山上，在其軍隊士兵的絕大多數不是工人甚至不是安分守己的農民，而是農村流民的情形下，毛總結出了彌補的唯一辦法就是“加緊政治訓練，以改變其質量”。①根據這句話和類似的段落，我以前曾提出，毛認為一個人的階級屬性幾乎完全由其主觀態度決定。我至今仍認為這一結論是基本正確的，但同時我認為這種分析方法近幾年被濫用了。

那么，我們應該怎樣來界定毛移植到中國、打上了他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標記的這棵樹的本質特征呢？毛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未來的影響要到多大程度才可以從整體上與他的遺產區別開來呢？總之，毛的馬克思主義是屬于列寧主義派，但在接觸中國時實際上經過修正，而且被那種在某種程度上與馬克思的思想一致，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又與此相背離的哲學領域所豐富和充實。

毛堅持必須集中領導，以及必須由黨領導使他當之無愧地處于馬克思主義主流的地位。毛在“文革”初期對黨的猛烈攻擊，當時西方觀察家（包括我本人在內）夸大了它的含義。1949—1976年全部歷史最終表明，毛不僅把黨視為領導革命的有用工具，而且是領導革命的唯一合適的工具。毛認為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可以通過一系列過渡階段指導和控制一個基本上屬于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進化，奠定社會主義基礎，然后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毛的這一觀點同樣也完全是列寧主義的。

按照蘇聯模式，是城市工人階級第一，技術和管理精英第一和技術第一。毛由于大大淡化這種情況而與列寧分道揚鑣了。馬克思并沒有像列寧及其門徒那樣使先鋒或精英分子脫離，或者凌駕于普通成員之上。從這方面的情況而言，這可以看作是回歸到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在人類從史前期到共同控制生存環境的過程中獨一無二的作用，至今都是馬克思思想以及列寧思想的核心。毛對無產階級專政原理作了精心的重新解釋，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社會萬分復雜的特征，而另一方面，則不僅貶低了工人階級，也貶低了資產階級，還貶低了西方城市和工業社會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毛不斷地就人類努力的規模和意義提出問題，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中尤其如此。在這一點上，毛更像馬克思，而不像一心關注政治斗爭技術的列寧。毛不僅想要了解如何建設社會主義，而且想要弄清為什么這樣做。他關心的某些方面與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例如，用公共利益來根除自私自利，取代私人利益。在另外一些問題上，如消滅城鄉差別，毛追求的目標是與馬克思相同的，但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卻不同。馬克思要使鄉村從“農村愚昧”狀態提高到城市水平；而毛則認為鄉村中既有美德又十分落后，并立即從兩方面努力工作。

毛的看法完全不同。對他來說，中國人民為了掌握自己的命運而進行的斗爭，首先通過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然后通過把中國建成“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后（同樣重要）通過抵制蘇聯對中國的指手劃腳，成了他所理解的進行馬克思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

毫無疑問，毛澤東對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都做出了重大貢獻。也可以肯定，毛屬于馬克思主義者之列，因為在他的思想中雖然包括其他成份，但大量地吸收了馬克思和列寧的東西。但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有沒有做出貢獻？這有賴于我們大家對另一個問題的回答：“一個像馬克思主義那樣重要和有影響的系統思想，只屬于思想家本人，還是屬于歷史？”如果回答是前者，則不能認為毛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做出了貢獻，因為，幾乎可以肯定馬克思不會接納他為門徒。（當然，有些人完全不贊同這一結論，但我相信大量材料可反駁他們。）另一方面，如果馬克思主義是由每個時代竭力追隨馬克思的人創造出來的話，那么毛應當可以算作我們時代的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對列寧主義傳統（按任何合理標準，這是源于馬克思的理論流派之一），毛做出了三點重要的貢獻：（1）社會主義革命與產業革命并不一樣，它也包括改造人本身；（2）雖然具有覺悟和廣闊的歷史眼光的領導人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不傾聽下面的呼聲，那么這種領導人就會死氣沉沉和腐化；（3）農民也和工人一樣，值得傾聽他們的呼聲，而且農民有能力參加創造新社會（要是毛能做到見好就收，至少是暫時這樣），

…。

最后，毛留給他的同胞的毛式馬克思主義遺產的特征是什么？它是一種完整的革命思想體系呢，還是一種方法（他的繼承者想用的話，必將用自己的方式運用），還是介乎二者之間的東西？雖然他在辯證法和一個極為復雜的社會分析里加進了某些模棱兩可的成份，但我認為，他在身后留下的絕不僅僅是一種方法，而是更像開放和非教條的，某種類似體系的東西。也許可以從毛自己的一個比喻中概括出它的確切特征。毛在1958年1月解釋他的“不斷革命論”時，回憶起一句湖南民謠：“草鞋冒（沒有）樣，邊打邊像。”①換句話說，革命就是一個不斷的即興創造過程，而且，正如他履行他的使命一樣，編織者心中對他正在打的草鞋的形狀已有一個明確的設想。毛沒有打完中國革命這只“草鞋”，但它已開始成形，而且在未來的漫長歲月里，它也幾乎不可能不帶有他的印記。　　

唐秀蘭譯自威爾遜主編《毛澤東在歷史中的地位》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1977年版〔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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