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非凡魅力型動員[1]

CHARISMATIC  MOBILIZATION

Joel Andreas (安舟)

　　1966年6月8日，一支由上百名黨員干部組成的工作隊來到清華大學，他們受命接管學校，暫停了學校和系里干部對學校的管理。自從北大一小群激進的干部貼出大字報，當眾指責學校領導執行的是一條“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以來，清華大學持續了一個多星期的混亂局面。毛澤東支持這張大字報，于是清華大學學生蜂擁至北大校園，爭先目睹由此而引發的爭論。不久，清華學校停課，校園的墻上貼滿了大字報。大字報既有攻擊學校領導的，又有維護學校領導的。中共中央派出了工作組，令其駐在清華園，組織召開辯論會，譴責清華黨委書記蔣南翔及其領導的黨委，動員學生和老師貼大字報，組織他們參加“批斗”大會，當眾斥責學校領導。

　　學校學生、教工以及職員都感到吃驚。蔣在這個學校掌權十四年，從來沒有遇到這樣的情況，事情讓他們措手不及。兩個月后，毛命令取消工作組，由學生、教職員工自己組成“戰斗隊”，把強有力的黨員領導干部趕下臺。毛認為，他們這些人正將國家帶向歧途。由于大學黨委已經停止了運作，撤消工作組后，形成了權力真空。很快，戰斗隊如雨后春筍般產生和發展，并且對運動目標每一個團隊都一套自己的解釋。

　　新的政治運動與以往共產黨執政前十七年的政治運動大相徑庭。雖然開始于學校并稱其文化大革命，8月，毛在黨中央委員會頒布新的綱領并宣布，“當前運動的主要目標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1966年末，毛鼓勵全國工人、農民參加運動；全國的黨組織陷入癱瘓，在接下來兩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它們基本上停止了運作。各地造反派組織從原來的戰斗隊分離出來，重新組合在一起，成為領導文革的主要倡導者。他們憤怒地反對直接領導他們的當地黨組織，宣示只對毛一個人忠誠。清華“井岡山”是最著名的一個組織，這將是這部分論述的主題。然而，在檢驗“井岡山”組織以前，需要先看看毛澤東的作用。因為政治運動中，“井岡山”屬于兩個基本元素的組合，即處于頂端的毛澤東和處于底層的造反派組織。

　　我認為，文化大革命是領袖魅力型（Charismatic）的運動，但有其特殊性。多數領袖超凡魅力的運動奮起于最底層，相反地，文化大革命起自于最高層——來自于毛（政黨的最高層）對造反派的號召。雖然這不尋常，但也并不意外，實際上M·韋伯（Max　Weber）把這種狀況看作歷史重現的一個實例：中央統治集團和社會層次中較低階層聯合一致，削弱了精英團隊的權力。M·盧浮（Mark Lupher）在分析文化大革命時把這種類型稱之為“高層與底層聯合對抗權力結構的中間層”。我們看到，在毛和追隨他的造反派看來，運動的政治日程并不是簡單撤換黨的少數領導干部，而是破壞官僚權力的基礎。

　　毛的領袖魅力權威和黨的官僚體制

　　韋伯描述的通常實踐中的官僚作風和領袖魅力權威，在原則上是兩個相反的命題，在實踐中也是相互對立的。由這兩點定義它們的關系。兩者都是從與規則的關系來界定，但是界定的方式卻相反：官僚政權是依據理性法律法規建立的完善的行政機構，領袖魅力權威則要粉碎這種規則。韋伯強調魅力和任務相聯系，這個任務便是尋求推翻或者改革現存制度。它本質上是要對等級制度和規則的限制，以及推斷和規范世俗的官僚主義的特征，盡管實踐中二者經常融合在一起。這里討論相關的特殊例子，韋伯認為政黨多起源于個人崇拜，繼續發展成長（特別是意識形態化的—東方政黨），依據可靠的準則，特殊的技能，東方的理性存在的法則，政黨組織趨向于官僚等級的發展。這樣，政黨組織往往趨向于在可預估的基礎上發展官僚主義作風，于是，這種組合使得領袖魅力型權威和黨的領導干部間常常發生權力紛爭。

　　革命黨本質上即包含領袖魅力型也包含官僚型權威的因素。為了贏得可能推翻現存秩序的追隨者，黨的革命任務必須強化魅力權威。同時，不斷地動員加強紀律性和合作性，這樣盡可能創造一個官僚主義作風的組織。革命黨和意識形態密切結合，要求打破成規，依附于黨的秩序和程序。列寧主義政黨是這一構成的縮影，高度成功的組織模式，被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采用。共產黨領導鼓舞他們的追隨者用太平盛世（似用“千年王國”或“千禧年王國”？）的觀點通過中央集權、有紀律性黨組織領導他們努力前進。正如F 斯科曼（Franz　Schurmann）認為的，強有力的結合允許中國共產黨鼓勵成功的起義運動，但這種矛盾始終存在，而且會變得特別尖銳特別是在政黨掌握權力之后。共產主義治理總具有這樣的特征：行政管理的實踐要求和馬克思主義改造社會的目標之間出現了緊張。這種張力使黨內紛爭延續，政策搖擺不定。

　　理想主義、階級等級、官僚組織，這些秘訣使中共得以掌權。但這并沒有消耗革命的潛能，相反，從土地革命開始，中共無情地用官僚主義組織群眾運動，破壞了舊精英階級所享有的經濟和文化優勢，削弱了精英在經濟文化領域的權力。然而，他們加強了由共產黨領導干部組成的新精英政治權力。在執政中，它曾許諾從根本上削弱階級差別，特別是以私人財產為基礎的階級的地位。共產黨成為一個以官僚主義政黨組織核心，它深入到各個角落，成為一個新的階級分化的機構。共產黨的矛盾中心存在于政黨范圍內。正如米切爾（Michels ）所預見的，與政黨的理想目標是消滅階級不同，黨建立的是一個未知的新體制，傾向于推動權力集中。在這點上，政黨的理想目標當然是建立日常行政管理，正在這一點上，特別促使黨的魅力權威和黨的官僚間的矛盾升級。

　　如 M 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所寫的，毛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他完全把自身的地位凌駕于黨組織與其成熟的決策之上。他的個人命令勝似圣旨。其他人處理日常事務，毛個人承擔責任，實現共產黨的遠大目標，消滅階級。因此，政黨的理想目標和實踐管理要求的具體體現，說明著毛個人的思想觀念與黨內其他領導人的觀念。這也可看作毛和他的追隨者的相似之處——都是共產黨目標的信仰者。他們可以確認領導和領導干部之間緊張局面，處理黨的理想和黨組織之間的緊張局面，并不感到困難。

　　文革期間，毛澤東指責共產黨領導干部長期以來和知識分子勾結。為解釋他的動因，一部分人強調他的個人權力，而其他的人則注重意識形態的目標。例如，列昂納德夏皮羅（Leonard Schapiro ）和 約翰 劉易斯（John Lewis），談論毛試圖削弱黨官僚主義作風，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直接領導群眾。嚴家其和高皋反駁說，毛的行為是他執著追求烏托邦的表現，我在簡介中提到，這樣的解釋并不能解決矛盾。毛澤東認為，共產黨的目標與他自身觀念、追求目標是一致的。

　　對毛而言，黨組織的權威，雖然在掌控權力和鞏固權力時是不可缺少，但它現在將成了他平衡階級不平等（class-levelling）的一個障礙。所以，在文革期間，他把平衡階級不平等的使命與黨組織分開，以他個人的魅力樹立威信與黨組織對抗。他脫離黨組織的階級劃分，他摒棄了黨組織慣用的動員方式，由黨組織領導領導高度集中化的群眾運動。取而代之，他在黨的四周直接吸引學生、工人、農民，以及黨員和非黨員，形成了造反派運動，直接向黨的官僚開炮，來擺脫黨的控制。

　　視黨的領導干部為官僚階級

　　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的理論原理可以在由毛和一群激進理論家提出的命題中找到。他們認為，蘇聯，中國的榜樣，正在從社會主義“和平演變”到一種“國家資本主義”，這個轉變不涉及共產黨垮臺或者改換所有制系統。毛看到，一個新的剝削階級正在黨內悄然而生，不是依據私人所有制，而是通過掌控國家和集體的財產來實現。

　　這種和平演變理論，最早出現于60年代早期，給共產黨實現自己的目標帶來困惑。共產主義的流行理論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社會主義的生產意味著要消滅剝削階級和階級對立。和平演變給這種樂觀的理想帶來困撓，變成了強調特權與差別。激進的中國學者開始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商品存在方式不同，雖然個人所有制已被消滅，但社會主義制度像資本主義制度一樣，是依據于商品交換、工薪勞動、物質不平等分配為基礎的。對他們而言，社會主義的共有財產不能保證沒有剝削，社會結構并沒有任何根本變化。蘇維埃的領導干部變成了剝削階級，中國緊跟蘇聯模式，現在中國社會主義結構也孕育著剝削萌芽。

　　所以，資產階級復辟的主要危險，不在于已經被推翻的有產階級，而是黨內存在的“新資產階級分子”，革命中獲得軍銜、官銜的領導者。這些新的中產階級，毛稱作“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為“走資派”。對“走資派”的批評強調“官僚主義”的問題，它在中國共產黨專用字典中的基本意思是，權力集中在官僚手中。這個過程導致“官僚主義階級”的形成。

　　這些人處在高位，沉溺享受，專制地濫用權力，將自己凌駕于工人群眾和農民群眾之上。他們所做的是，你們在我的控制下，我控制著其他的人們。官方在任何問題上的言論并不能改變這個原則。實際上，他們把自己放在與舊社會的大老板一樣的地位上，把工人群眾當作雇工對待，把農民看作雇傭的農奴。

　　為了避免“和平演變”到國家資本主義，激進的中國學者寫到，需要開展“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繼續革命的主要目標就是針對黨內出現的剝削階級。雖然此理論直到文革十年的最后一年才詳細說明，但早在1965年文革前夕，毛就描述了官僚階級的形成過程，他寫道：“官僚主義者階級是和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2]他繼續寫道，這個初期的剝削階級，是“革命的主要目標”。1966年毛發動文革，他試圖尋找一條道路，阻止該階級的發展。文革時公開抨擊干部特權，批評干部不聽取下層人民群眾的意見；譴責僵化政治控制的文化體系，批判依賴增強黨政權力的政治模式。運動的中心目標是“打擊官僚階級”，推行來自下層的對于黨政干部的群眾監督。

　　摒棄官僚主義的動員方式

　　要理解毛文革期間如何依靠魅力權威起到動員群眾的作用，就要懂得，它并不同于以往共產黨的政治運動。我們需要檢討一下以前所用的官僚主義的鼓動方式，它承擔著領導黨的廣大各級組織的運行。這是從權力中心向社會基層擴展，黨的方針政策是通過一條清楚的管理鏈，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各地的分支機構，直到鼓動外圍附屬的群眾組織成員。共產黨的統治是仰仗重復這種形式的政治運動，擾亂現存的政治路線，通常改革已存在的規秩序，使舊的精英階級付出巨大代價。典型的事例如（1946—1952）中國開展的土地改革。

　　工作組是一種官僚主義的方式。長期以來，黨中央使用工作組領導政治運動，整頓當地黨組織的問題。例如土地改革時期，工作組化費幾個月的時間監督鄉村運動的執行情況，以確保黨的干部不受地主、富農腐蝕。1964—1966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類似的工作組引導調查村干部和企業“資本主義分子”之間的聯系（隨著“大躍進”崩潰，作為農村私人經濟恢復的成果，村民做經營得很好，因此也減輕了對個人企業的限制）。

　　工作組不但負責揭露黨的基層干部和當地精英的緊密勾結，還調查干部貪污和濫用職權。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工作組組織“貧下中農協會”，幫助進行調查和批評當地領導，諸如努力“整黨”，處理“官僚作風”，糾正“干部脫離群眾”問題等。無論1949年掌權前或掌權之后，工作組的辦法都是黨的歷史的基本特征。各地干部十分害怕工作組，這種方式有效地加強了黨中央的控制，加強了黨紀，鏟除干部腐敗和濫用職權。

　　1963年毛發起的四清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兆，運動中提出的各種方法在后來的運動中繼續使用。工作組被派往北大和其他學校，這也是社會主義教育革命的一部分。這支隊伍的主要目標是，傳達1964年毛對教育系統的嚴厲批評，摧毀舊知識分子的影響，削弱學校黨的領導和老教授、教師之間的關系。他們鼓舞學生、年輕教師批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是指學者，不是政治權威），揭露學校黨和行政領導和他們合作，導致了教育界精英控制和學術的趨勢。

　　1966年6月，毛號召學生反對黨組織派工作組到學校，他放棄官僚主義的動員方式，初次嘗試以魅力權威發動群眾運動。手段的變化促使毛的目標變化。雖然文革延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某些目標（毀滅舊知識分子的權力，削弱共產黨干部和舊知識分子的聯系），但這些努力仍處于進程之中；而今，他全神貫注實施另一個目標：摧毀黨的官僚主義權力。這是相當困難的任務，工作組的方法已不合時宜。外來的工作組能有效挑戰地方干部權力，擾亂利益人的關系網。但是，因為繼續采用從上到下的鼓動方式，只能增強潛在的政治庇護的文化。權力暫時轉移到代表較高層黨的權威的工作組手中。工作組離開后，權力重新回到地方黨政領導手中。整個過程中，老百姓只希望跟隨一系列有權威的黨的領導干部或其他個人。

　　毛總結以前整黨存在的問題和努力結果，做出如下解釋：“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補充道：“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個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因為文化大革命最終目標是官僚主義權力，毛意識到依賴常用的官僚主義的動員方式是無用的，甚至出現了負作用，因此他決定繞開黨組織，依靠他個人的權力威信直接動員群眾。在毛的命令下，報紙社論努力控制學生運動，宣布“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很快，毛命令工作組于七月底撤離學校，他公布自己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尖銳批評工作組的工作方式：

　　“……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為了領導運動，毛組建了中央文革小組。正如羅德明（Dittmer）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這是選擇自己的信徒并由他們組成的“個人參謀部”。韋伯指出，信徒總是在魅力無窮的領導人身邊出現。典型的文革小組成員有兩個特征 —是忠誠于毛激進的意識形態，二是個人沒有黨組織中的官僚權力。這個小組由毛的妻子江青、秘書陳伯達領導，大多數成員是文人，他們堅決支持毛的階級平衡理論。雖然文革小組屬于成立的一個特別的委員會，直屬于黨中央，但事實上只能毛回答任何問題。凌駕其他黨組織之上，文革小組沒有正式權力，就是為的處在黨的官僚主義體制之外，引導攻擊官僚主義。

　　造反運動分析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成為當時最有名的組織，這些造反組織響應毛的號召，攻擊黨組織和黨的領導人。蒯大富同學成為運動的一個標志。接下來的章節，本人將分析他的政治文化目標、組織準則。每一個組織都有自己反對官僚主義的目標，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領袖魅力特征。首先，我將記錄文化大革命早期組織的起源，其時，領袖魅力型動員方式摒棄了傳統官僚主義動員方式。下一步我將著重比較兩者的不同。

　　從官僚主義動員方式到領袖魅力型動員方式

　　響應號召挑戰工作組權威的是清華大學蒯大富。蒯出身于貧農家庭，當他邁出政治生命中第一步，他在清華大學的地位就迅速攀升，這卻使他的生活再也難以平靜。工作組到達清華，蒯寫了一系列大字報，批判工作組的領導。工作組通過拒絕群眾試圖控制學生運動，保護蔣南翔和其他上層干部。學校上層干部拒絕被帶到群眾的“批斗會”上去。工作組有500名干部，領頭的是國家經貿委（付）主任葉林，組員包括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工作組緊閉校門，禁止不同班級的學生來往，宣布大字報必須事先獲得批準才能張貼。蒯的大字報中，號召驅逐校園內的工作組。

　　蒯向我解釋道：

　　“我不喜歡工作組的方式。報上說這應當是一場學生的運動，但工作組想控制學校的方方面面。毛沒有讓這樣做，劉少奇不理解毛的想法。劉認為大學里出現混亂，派工作組試圖控制這種局面。實際上工作組是在用反右運動的方式來壓制學生。”

　　6月24日工作組在校園召開對蒯的批判大會，宣布他為“反革命分子”。2名大學生應邀主持會議，一位是劉少奇主席的女兒劉濤，另一位是賀龍元帥的兒子賀鵬飛。頑固的蒯詆毀工作組，贏得將近一半聽眾的喝彩。張友明（音譯）被工作組選中，受控制進入講臺，結果他支持反方。張說，“我不知道誰對誰錯，但我感到干部子女和工作組不允許蒯表達自己。我阻止干部子女和工作組的人士接近講臺，我幫助蒯。”“我感覺如果這是一場辯論，應允許兩方自由發言。”

　　文革之前，大學學生和教師慣于嚴格控制的政治環境，蒯的違抗令他們吃驚。堅決支持蒯的學生柯明（音譯）解釋道：“你不能懷疑領導人，那將成為大問題。”“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你不能懷疑領導。文革期間情況變了，你可以這樣做。不同的是，受毛澤東思想影響，蒯大富看到了這種變化，他沒有承認自己錯了”。

　　工作組鼓勵每個班的學生都批判支持蒯的學生，并給這些學生貼上“右派”、“反革命”的標簽。文革前，這樣的控制就已存在，大學三年級的方振中（音譯）解釋：“工作組批判蒯，試圖鎮壓這場運動，要求人們必須支持工作組。但支持工作組與支持校黨委相比，顯得較弱。6月以后，人們開始反思——不再百分之百地盲從，雖然被迫支持工作組，但已經開始獨立思考。后來事情迅速發生了變化。”

　　綜上所述，校園內開始分成兩派，一派支持工作組，一派反對工作組。中心議題是工作組是否能憑借黨的特權控制學生運動。隨著7月底工作組的撤離，所有的政治方面的控制消失了。文革前夕，清華大學黨組織完全占據了校園生活，以后兩年中黨組織停止運作，持續癱瘓。這給學生充分的自由，鼓勵學生，退休教師楊玉田（音譯）描述當時的混亂狀態,以前我們聽從黨委會安排，后來黨委會不存在了，就聽從工作組，他代表黨；“再后來工作組離開，少了更多的控制，情況變得自由多了—如果你想跟隨學生就跟隨，不想跟隨就算了。”

　　工作組被召回后，清華的學生組成戰斗隊，聯合為兩股勢力。一方是官方的紅衛兵，由高干子弟領導，替代撤離校園的工作組；另一方聯合自由的學生反對工作組。經過派系斗爭，反對方于8月8日組織了一個串聯會，廣泛組織學生，聯合反對曾實施高壓政策的工作組和官方的紅衛兵。

　　9月，蒯和某些同學建立了自己的斗爭組織，命名為“井岡山”。井岡山位于江西省，1927年曾是毛建立游擊隊，執行游擊戰略的根據地。由于得到激進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井岡山”很快在清華反對派陣營中占了主導地位。10月6日，井岡山與北京各學校類似的組織召開了一次大的集會，大約有十萬人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指的是，學生遭受到通過黨委、工作隊和學生紅衛兵組織的聯合鎮壓。這次集會是全國反對黨組織統治開始。1966年12月中旬，清華官方組織的紅衛兵瓦解了。出名的“8·8派”的反對方組織成員加入了井岡山，但造反派聯盟發現自己在整個校園中，勢力仍然薄弱。隨著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興起，“井岡山”已經成為當時全國首屈一指的造反組織。

　　1967年春，“井岡山”分裂為“激進派”和“溫和派”。蒯和井岡山的激進分要求根本改變現狀，成為文革中好戰的勇士；眾所周知的溫和派“4·14”，是維護文革前的狀況，包括黨的組織的領導（第5章將詳細討論兩個派系的分歧）。這個時期，相似的是，激進派和溫和派同時出現于各地的學校、工廠。兩個陣營的沖突在接下來的15個月內，不斷在清華大學和全國上演。

　　清華“井岡山”很有名，廣泛深刻地影響著各地組織。1967年春，全國各地的激進派重新組合，聯合為松散的“激進派”陣營。“井岡山”獨樹一幟，部分原因是由于清華的地位，在北京能夠接近權力中心。與偏遠地區的激進分子不同，如果遇到麻煩情況出現危機，蒯和他的同伙可直接和毛個人聯系，得到毛支持運動。“井岡山”在許多方面有突出特征。不過，以后的章節會闡述它的基本目標和組織特征，而中國大多數相似的組織都具有這種特征。

　　魅力動員方式和“革命造反精神”

　　韋伯綜合比較了理性的官僚主義政權和不理智的魅力權威政權，他有兩方面的意思。首先，他把“手段－目標”主導的行為和由信仰主導的行為進行了比較。在這個意義上，他寫道：官僚主義理性化通過革命民眾“從外面”（改變結構性的機會與約束）來馴服，而領袖魅力的革命民眾“從內面”來馴服（改變他們的信仰）。第二點，他比較了行為定向順應法則與打破法則行為的區別。“官僚主義權威是理性明確的，是受規則約束的，”他寫道，“而領袖魅力權威是非理性的，因為它反對一切規則。”

　　我選擇用韋伯的概念來解釋，文革前官僚主義運動方式和文革期間魅力權威運動方式有何不同。讀者可以通過自己的判斷來理解。我本應發現，官僚主義方式動員群眾、積極分子是用共同利益來鼓勵大眾的；而魅力權威方式，積極分子是以意識形態目標的定位來動員真正的“信徒”。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首先比較工具性目標和意識形態目標對區分動員方式幫助不大。意識形態和工具主義的目標，與文革前的黨員、共青團積極分子、文革造反派糾纏在一起，學者想分離他們相當困難，甚至積極分子自己也難以辨別。另一方面，要比較現有規則和被打破的規則，兩者本質是不同的，因為采用的規則方向不同。第一種形式強調官僚主義權威，第二種形式則是強調破壞它。

　　最據權威的學術界對文革期間出現的群眾組織的分析，文革積極分子并不是不合理的。這樣做，他們把焦點集中在韋伯第一個比較方式。強調文革的積極分子不是真正的“信仰者”,他們不會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理想目標，更愿意作為理智的行動者，追求自身的利益。由于這個原因，文革期間他們發現，很難用領導氣質的概念來解釋集體行為。王紹光用許多成熟的理論解析毛魅力權威的局限，文革積極分子認為自己是毛的信徒，他反駁他們根據自身的利益來傳達毛的信息，他們會告訴你，自己會為理想目標而奮斗。實際上他們更信任自己，潛意識是追求功利的目標。

　　學者們集中的觀點，是將其稱為文革的“理性的行動者”。他們的闡述被廣泛接受，這些理論幫助打消人們的簡單認識，認為文革積極分子就是信仰者。大多數讀者都有錯誤認識，認為意識形態目標不重要。實際上對文革積極分子來說，理想目標與功利目標同樣重要，二者是緊密結合的。文革前積極分子就存在于共青團中，然而，有一個重要特征能區分文革積極分子和先驅們—他們藐視現存規則。這個特征—遠遠超越了個人利益—他們使運動有了超凡脫俗魅力的特征（學校的“理性的行動者”勉強承認這一點）。

　　中共是個有自己思想體系的黨，用思想理論鼓勵黨員及追隨者，這是基本的運作方式。官僚主義動員方式也采用同樣的辦法。第一章中我談論了理想與功利目標相結合的特殊情況：加入共青團，入黨（贏得事業發展的重要資格），年青人必須認同黨的理想和綱領，包括樂意“為人民服務”，如努力工作、大公無私、集體精神。黨和共青團選擇年輕男女加以培訓，讓他們有效地勝任官僚主義的工作。他們受上級領導，指導或監督下級，而服從官僚主義權威是大多數獲得獎勵的（下級）組織與個人的特征。

　　文革期間，造反派也獲得政治資格（贏得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此過程與文革前入團相比，并不那么正式，每一處的標準都不同。如共產黨、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積極分子、造反派分子必須接受共產黨的理論，大公無私、集體主義精神。不同的是黨、團積極活動家更渴望全力以赴為當權者效力；造反派熱衷于反對當權派。他們用的一種具有煽動性的，甚至暴力傾向的虛張聲勢的方式，與共產革命相聯系的暴動，而不是共產黨執政時期平靜穩定的、有秩序的活動。毛的話“造反有理”成為運動的座右銘。“井岡山”和類似組織的活躍者，為造反精神感到自豪，他們提倡獨立思考，愿意向權威挑戰。蒯把自己的領導地位歸功于反對工作組，他把毛所說的一句話，當作傳統暴動的座右銘：“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像共產黨和共青團的積極分子一樣，文革造反派都為大公無私、忠誠于理想感到驕傲。而現在利他主義和敢于冒險、敢想敢做是相聯系的。劉沛智（音譯）和另一位“井岡山”的活躍分子這樣描述自己和同志們的行為：“這些人的想法具有創意，用不同的觀點支持‘井岡山’。那些注意個人未來，害怕冒險的人，支持現有規則，就不敢挑戰它。不象我—-不計較個人得失，如果這件事是錯的，就挑戰它……我去除掉個人利益和憂慮，保持我的原則，仍堅持這樣做。如果事情錯了，我就坦率說出來，哪怕影響到我的工作。”

　　由于蒯在文革期間是重要有角色，后來在監獄中渡過17年。他不顧個人安危，重復著斗爭的理念，外加上某種歷史戲劇化；他說：“我們討論如果文革失敗，將會發生什么……我們覺察到我們會失敗，知道結果終將失敗，會受到鎮壓。絕大多數人反對文革，只有很少的人支持毛……我們感到自己是主要的少數派，我們的職責是為他的理想而戰斗……我們為理想的新世界而斗爭，雖然不清楚未來的新世界是什么樣，但我們為理想去斗爭。”

　　蒯的反對方不支持他的利他主義，方振中（音譯）支持溫和派，他用機會主義觀點描繪蒯及其同盟者：“蒯大富抓住機會，他認識到這個機會能變得使他與眾不同。他出身貧寒……天生就有造反精神，當他們把握了機會，這些人變得勇敢，挺身做了非同凡響的事情，最后的結果將對他們有利。”

　　文革前期的活躍者用利他主義或工具主義來解析文革造反派行為是不容易的。我們的目的----這些不是必然的，蒯是個有野心的年輕人，與眾不同，正如方所暗示的，個人野心只是他渴望造反的一個原因。為了證明他的造反同盟，蒯必須表現出自己愿意做出巨大犧牲——無論發生何種情況，生死置之度外，野心與利他主義再次融合了。文革前期、中期積極分子的差異在于，一些人不是被工具主義和意識形態所驅使，而是讓他們做決定的大背景所驅使。文革前，共青團和黨的積極分子權衡道德和工具主義，用精算準則去管理有秩序的世界。文革的積極分子權衡道德和工具主義，用革命的可能性去執行極端的任務。兩種形式的活躍者都有野心，但文革前的黨和共青團的積極分子努力工作，旨在尋找——在已建立起的政治標準內實現他們的目標（理想/社會和功利/個人）。文革積極分子也尋找和實現他們的目標（理想/社會和功利/個人）的方法，則是通過推翻現成法則來實現。

　　文革以前黨內、共青團中有教養的積極分子活躍在有秩序的官僚主義機構中，文革的混亂，卻促成了活躍在政治激變情況下的另類積極分子。事實上，不僅井岡山有積極分子，清華溫和派中也有積極分子。雖然溫和派組織領導者有意識地保護舊清華的政治體系，反對激進的攻擊，但他們并不是原來的為學校黨和共青團組織發展準備的順從類型。文革中許多并不確定的場合，令許多人受到蔣南翔的壓制，感到不自在，但是一些人維持現狀，而更多大膽的積極分子傾向為理想為政治斗爭而爭辯，歷史戲劇性地把他們與對手聯系在一起。

　　仰仗頂層打擊中層官僚

　　官僚主義和魅力權威動員方式的重要區別是，前者需要根據黨的等級制度的指導，后者則依靠毛個人領導的地位。魅力權威作用盡可能動員運動以直接反對黨的等級制，文革采用的基本策略是“頂層和底層對抗中層”。蒯在1966年6月16日著名的大字報有力證明了這一策略，去批評駐扎在清華的工作組。他寫道：“我們將反對任何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無論是反對他的權威，還是他個人。”蒯的發言向黨的等級制發起空前挑戰，同時，他也表達了忠誠于黨的最高領導及其超凡脫俗魅力的意向。這種魅力權威也包含在他本人的“思想”中。實際上，他用忠誠于最高領導人作為武器，挑戰凌駕于他頭上的領導干部。

　　文革早期，工作組和蒯所代表初期造反派都攻擊、凌辱清華大學蔣南翔體制，因此表面上看他們的語言是相似的。但是兩大陣營的基本目標不同，清華學生非常清楚。同情工作組的方振中闡述自己的觀點：“我不愿推翻這個制度……我相信最高領導人是好的，蔣南翔管理水平較低，才犯了錯誤。（我們支持工作組）從上層攻擊蔣。相比而言，造反派直接攻擊蔣，他們是對這個體制不滿意。”

　　如方的理解，工作組是為了鞏固政治體制，批評一些領導干部。從另一方面講，作為短期目標，造反派攻擊這個體制，既攻擊蔣的行政部門又攻擊工作組。而“井岡山”積極分子宣布他們全力效忠于毛，他們剛剛獲得的權力是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的，他們不從屬黨的任何部分，而處在反對黨體制的位置，建立組織，不向對立面屈服。毛培養了這種激進的運動，沒有他的支持，這種運動是無法生存的。他對這個運動如此地關注，只有忠誠于他，對于現有政治系統充滿敵意，去審查官僚主義權力下的共產黨干部是必要的。

　　文革期間對毛的崇拜達到高潮，他把自己和紅太陽、神圣相聯系，任何時候他的話都有絕對正確的。毛擁有巨大權力，簡單動動嘴皮就改變了事情的發展。毛是遙遠的“上帝”，而他的話很少。1966年夏天，黨的等級權威被摧毀，人們贏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獨立思考與行動。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權力集中掌握在個別最高領導人手中——這個現象本質上對民主原則有害——為底層群眾挑戰黨的政治權力提供了窗口。柯明是清華一個學生頭頭，他說明了魅力權威動員方式如何搗毀黨的政治等級系統教育：“文革前，同一時間同一級別，一切命令都來自上級。你必須執行上級的那些指示。而現在突然毛顛倒了這種等級制度，告訴了群眾他和這個體制之間有矛盾，不應當聽從上級的，要‘獨立思考’。我們第一次有時間獨立思考，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支持文化大革命。”

　　這個新的自由不局限于個人的想法，事實上個人的思想意念受到鼓勵，渴望去批評哪些強行壓制他們的黨政干部，乃至凌駕于他們之上的任何權威。清華附中積極分子蔡建設（音譯）把文革早期與現在情況相比較：“今天的政府批評文化大革命是殘暴的。但對大多數群眾來說，很少有公開批評領導人的機會。什么時候你能在講臺上能公開懷疑批評黨的領導呢？今天誰敢批評清華大學校長呢？”

　　清華的學生熱衷于用這種形式，校園里貼滿挑釁性的大字報，鋪天蓋地，還經常進行著激烈的辯論。當然，批斗與大字報早于文革就已出現。1957年黨整風運動的6個星期，是完全被學校黨組織妥善安排的。今天沒有萬能的組織審視和仲裁這場辯論，真正的爭論實際上出現在戰斗隊之間。雖然可以容忍不同的政治觀點，但學生參與真正的討論仍有極大的局限性。“清華內兩個派系不是盲目的——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也很深刻，”學生積極分子柯明解釋：“是的，想法仍有很大局限，所有的人都信任毛，但他們對毛有不同的解釋，有自己的理解。”雖然政治表達還限制在狹窄的范圍內，政治風云變幻增長著參與的暴力危險，文革早期從正統的嚴格的黨組織指教下解放出來，進入了空前高昂的辯論與政治爭論時期。

　　造反派攻擊黨的官僚結構的結果，是使權力更加集中在毛的手中。柯明用一個十分具有說服力的比喻來表達：“文革時期所有權力都給了毛澤東，所有的小神都推翻了，只有一個大神。以前黨支部書記也是小神，現在不是了。”很大程度上，如果造反運動成為集中權力的手段，超過以前任何時候，權力集中到一個個人統治者手中，而沒有集中到學校、單位底層個人手中。權力通過黨的領導干部傳遞給無數廣大群眾支持的組織。以前的政黨干部的權威被打破，造反派把他們押上臺，他們面對著憤怒的下屬。學生、工人、農民贏得了監督干部的大權，質問和批評他們——這些干部曾較大程度地控制了民眾的人身自由。在清華，與其他地區也一樣，個別干部的命運掌握在造反派學生手中。領導干部經常遭受到有組織的、粗魯的侮辱。他們也作自我批評和爭辯，其中的一部分人，后來根據需要恢復了原來的領導地位。

　　任務：削弱官僚主義權威和政治教育

　　蒯和他的激進派同志們，成為文革時期最重要的反對官僚的標志。他們毫不含糊地反對黨控制下的政治系統。由于抵制工作隊的壓制，蒯有名了。“井岡山”成為抵抗工作組所代表的政治形態的象征。1966年夏、秋，黨的權威和官方的紅衛兵是相結合的。1967年春，全國“激進派”和“溫和派”分裂，并對學校黨組織和干部有不同的評估。溫和派保護黨組織，號召盡快恢復干部職務；激進派堅持黨組織已經墮落，堅決反對重新恢復大多數干部職位，僅同意恢復少部分干部的職位。他們批評侮辱蔣難南翔以及其他黨領導，與此同時，他們也激情高昂地抨擊黨的高層干部。

　　“井岡山”積極分子接受毛的“炮打司令部”和推翻黨內“走資派”的號召。“井岡山”一份報紙稱“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占據了部分政府機構（這些機構已變為資本主義國家機器）”。這就要求“用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即為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在中國階級斗爭長期存在”，這場革命和1949年發生的社會政治革命本質相同。蒯對組織思潮作以下總結：“我們的基本目標是推翻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我們認為他們是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根源。我們已經推翻了所謂的老右派，舊知識分子、原來的國民黨——他們不是我們的主要目標。復辟危險來自共產黨自己的隊伍，來自于自己的領導人。”

　　激進的運動不是簡單的反對大批的共產黨領導干部，而是要破壞政治文化教育。這場運動認真批判劉少奇的書《論共產黨員修養》。劉成為文革的主要目標，諸如遭受夸張地批評，包括有叛徒的罪名。羅德明（Dittmer）在關于劉的傳記中清晰地描述，由于運動反對官僚主義權威，劉成為合適的目標。劉不僅支持官僚主義效率和準則，他個人也是以身作則，沉著，忠誠，具有官僚主義者專制的權威。運動反對劉的《修養》，認為這本書成為指導共產黨干部的原則；在1967年春天受到文革小組的指責。同時也發出毛的批示：“因為受到《論共產黨員修養》這本書的影響，過去黨員脫離群眾，沒有自己獨立的見解，成為屈服于共產黨組織的工具。不同地區的群眾并不歡迎盡快恢復黨的機構。”

　　“井岡山”創始者渴望繼續這場運動，來公開攻擊共產黨和共青團的做法。他們稱學校黨委書記蔣南翔和劉少奇一樣，鼓勵黨員和共青團員為了向黨的更高職位攀升，成為“黨的馴服工具”。蔣的“座右銘”是“馴服工具和勤懇工作”，被揭露為劉的野心和屈服于“自我修養”的心態表達。實際上，蔣的積極分子說，蔣在清華培養了一群特別任勞任怨的干部。一篇尖銳的文章登在“井岡山”的報紙上，一個自稱“純清華牌”的干部寫道，蔣從清華畢業學生選拔干部的標準是“聽話”，他寫道：“作為一名好干部，你必須聽從‘南翔同志和校黨委’。”“只要你聽話，你就會成為官員，你就會居于重要的位置上，你會得到許多好處。”

　　作者繼續談道，結果這種選拔和培訓清華大學被劉的“自我修養”觀念摧垮了，他們“總是固守傳統（所謂‘框框多’）和奴隸主義；他們的工作只對上級負責，只關注規章制度而不是對與錯。面對上級，他們唯唯諾諾。他們運用資產階級專制統治打擊下層，壓制不同意見的同志。”

　　“井岡山”的發言人宣稱，蔣氏的行政管理，要求學生、教師、職員、工人、干部要毫無條件跟隨上級，鼓舞大學里來自政治、學術不同階層的人向上爬。他們爭辯，要贏得偉大的文化革命，“摧毀奴隸主義思想”是得到毛和黨的領導人鼓勵的，革命的最終目標是掃除“等級制度，干部特權、奴隸主義思想，超負荷的工作形式和龐大的管理機構。”瘋狂地反對黨政機構是“井岡山”的特征，這個組織廣泛吸取不滿意政治控制的人們，對于這種政治來說，機會的分配奠定于政治忠誠的基礎上，以及高層領導喜好的特權上。

　　魅力權威動員方式的組織規范

　　魅力權威動員方式與官僚主義動員不同，組織規范也不相同，韋伯寫道，魅力權威的組成最純粹，它是反對正式的規則和等級制度的，形式是真實的。文革組織機構、派別厭煩相似的官僚機構和共青團，柯明解釋道：“文革期間所有組織都不是非常正式的，他們不象共產黨，有明確的成員和領導成員。”原來官僚主義的效率、組織紀律、明確的一連串黨的命令現在由松散的、無秩序的組織準則所替代。

　　雖然韋伯注意到，魅力權威運動對官僚主義規則和等級制度是反感的，對追隨領導者個人的信徒也是反感的，但他對這些運動在基層的組織規范談得不夠。這影響到韋伯專注魅力權威而忽視了由權威領導下的運動。韋伯很容易給人造成一種印象，魅力權威運動是由具有魅力的高層領導者和來自不同階層的下層追隨者組成，這個觀點廣泛影響了學者，也影響著多數人的想象力。然而簡單設想一下，遍布全國的運動，而且這樣的局面不斷升級，遠離中央領導這場運動如何在當地建構？如何有效組織集體運動？文革提供了一個特別說明問題的例子，遍布全國的千百萬人加入了這場運動，來反對官僚主義的組織規范。

　　可能文革中最重要的組織結構特征是當地自己構建的。派系的構成像政治聯盟，反映出它們是自發的組織。清華無論是激進派，還是溫和派，都是由學生、工人和教師組成的戰斗隊。戰斗隊附屬于某一個戰團，或別的組織，他們是構成大組織的基本單位。戰斗隊成員可隨意加入某組織或退出組織，整個隊伍也可以加入某派別或退出某派別。政治活動是戰斗團隊的工作。這些組織規模小，具有易變性，他們每天討論政治問題，收集所寫的大字報。大串聯期間，他們跑遍全國，派系論點轉化為暴力傾向，他們經常獲得武器或者自己制造武器。

　　學生小派別的領導結構也影響到他們聯盟的特征。清華激進派和溫和派都由派別的一個委員會領導，從最大和最有影響的戰斗隊中產生組成。這些戰斗隊服從于來自總部做出的決定，但是表面看來也來自于其他組織的一系列命令。

　　清華派系斗爭和全國非正式組織相聯系，憑借個人關系建立大串聯運動，在1966-1967年秋、冬，形成了反對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運動。大串聯運動破壞當地黨組織的權力，其他當地領導人受到來自下層的人身攻擊。開始，毛在高層發出聲明是必要的，但是效果不明顯，當地領導擅長模仿遵守文革要求，但是并未放松對下面的控制。所以，毛鼓勵學生全國旅行，進行大串聯和其他人“交流革命經驗”，他堅持，當地政府不僅要歡迎這些造反派特派員，而且免費提供交通費、食宿。在毛的鼓舞下，學生去學校，工廠和農村，使得沒有任何單位的領導能夠逃避這種挑戰。這些造反派的代表決定他們自己的旅程，這是這個運動中最自由和最奇特的動力。

　　為了打破黨組織的權威，毛特別鼓勵各個政治機構更多的關注各地區、各機構，各部分和各階級間的造反運動。這不僅增加當地和部分人士的抱怨，而且焦點集中在國家管理和政治權力之上。裴宜理（Elizbeth  Perry ）記錄了中共最近幾年擅長鎮壓大眾不滿，使其平靜，這增加了當地和部分人士的抱怨，鎮壓反對方的結果是增強各個地區、各個機構、各個社會，各個階級之間的聯系。裴宜理的觀點說明今天黨內如何保持他衰落的權威，相比而言，1966年大串聯的特殊性，重要性在于利用魅力權威動員方式，打破了官僚主義權威體系。

　　大串聯期間，許多清華學生分散在全國（通常返回他們家鄉）推動當地造反派的運動。其中有部分學生呆在其他省份，因為在全國可享受“井岡山”組織的特權，成為領導當地造反派組織的主角。學生經常代表他們自己，作為清華“井岡山”組織的特使，他們和北京有非正式聯系，他們具有廣泛的行動、運作的自由。                   

　　學校、工廠的小組織融入到當地的聯盟組織里，“井岡山”領袖對全國類似的激進組織非常有興趣，準備發展重大的聯盟組織。然而，毛決定避免全國性質的派系發展，堅決制止不同地區的組織建立正式的聯系。同樣的原因，沒有正式的組織機構，存在于中央文革小組和地方大量激進派組織之間。蒯和其他清華“井岡山”領袖可以和文革小組發生直接聯系，清華大學成為激進派網絡組織中一個交點，以聯結全國各地的組織，扮演著非正式交接角色，連接其他群眾組織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聯絡關系。盡管如此，這個無序的組織網絡不接受任何正式的命令。清華“井岡山”十分沖動，它的領導人甚至參與一些并不成功的戰役，以反對自己強大后臺的中央文革小組中的某些人，包括康生、謝富治、張春橋，而這些人是不能輕易打倒的。

　　黨組織停止運作之后，清華大學的設施、資源落入競爭中的小派系手中，校園印刷廠印制一系列政治資料（后來校園工廠制造槍支）。“井岡山”和溫和派紛爭，他們兩派每天都出版小報，以及傳單、宣傳小冊子，告訴人們當天的議題。這些宣傳資料通過非正式積極分子的關系網分配到全國各地。在高度昂的黨派斗爭中，清華“井岡山”報紙在造反派陣營中影響最大，報紙銷售量超過國內任何一家報刊，也超過中共的權威旗幟——《人民日報》。

　　考查文革期間組織的準則和激進派陣營的結構，很明顯，把領袖魅力型運動看成由單個領導人和一群相同的群眾跟隨者所組成的運動的觀點實在是太簡單了。激進派運動的凝聚力來自毛權威特權，由此延伸到地方派系組成的戰斗隊。這種個人威信特權和黨的官僚主義的特權相比，少了正規性、紀律性，多了易變性、流動性。領導氣質——超凡領導氣質的威信穿插于整個運動中。這不是“辦公室的領導氣質”，韋伯明確描述了領導氣質的官僚主義，但領導氣質超出了他的理想模式。當地隊伍自己組建起來，每地的領導執行毛的階級劃分，反對官僚主義的目標。每個人都分享著超凡魅力的威信，根據毛發出的指令，他們必須能表達他們勇敢的煽動性，具有鼓動能力。事實上這是一場由上至下，貫穿所有階級的運動。這樣像蒯大富，學生、老師、工人們，他們領導著獨立的戰斗隊，組成清華井岡山團；在黨派斗爭中，必須建立起自己的魅力資質的。

　　*      *      *

　　文革期間，毛澤東發起的造反運動，摒棄了原來黨組織的官僚主義權威，但這個運動支持共產黨人的目標，包括體現這個任務的領導人。實際上，造反派接受了黨的目標；具有熱情特征的領導人，在造反運動中處于主導地位。沒有對超凡脫俗領袖的狂熱支持，革命運動不可能調動如此多的群眾，以推動反對難以克服的保守權力所據有的統治。文革造反派依靠毛的魅力權威，不僅保護他們反對黨的官僚主義，而且加強了自身力量。在曼海姆（Mannheim）所論及的千禧年運動中，信徒們相信千禧年學說和無政府主義。文革造反派拋棄了世俗的規則、現實世界的抱負，熱中于摧毀舊世界，去創造一種更新的、更加完美的制度。他們否認官僚主義階級的威望，這和韋伯的魅力權威運動類似；他們熱衷自己松散的組織，成員們只遵守普遍認可的紀律。雖然他們的組織原則無固定形式，與毛一起合作的造反運動高度有效地打擊黨的領導干部，摧垮了黨政機構的威信。實際上，高效的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是和他們本能地反感的官僚主義等級制度相聯系的。

　　人們仍記得文革以前，當時中共擁有龐大的特權，地方干部具有不可挑戰的權威。我采訪過許多人，對那種高壓控制下的政治局面有些人仍有某種懷舊情緒，而另一些人對此則深深地感到厭惡。我感覺到：現在絕大多數的人心情矛盾，既有懷舊的情緒，又有反感的情緒。無論他們懷有什么樣的情感，自從1966年毛澤東主席領導了普遍批判共產黨領導干部的革命潮流之后，完全聽命于傳統黨政機構威嚴的日子，就一去不復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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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su Yong摘譯自 Joel Andreas，《堅持特權》（《Persistence of Privilege》），第四章；由H L Hsu & L L Huang校。 此處Charismatic 譯作“超非凡魅力”，　國內抑或有譯作“領袖個人魅力”或“感召”或直書音“卡里斯馬”。此詞來自韋伯，屬于三種統治方式中的一種。另外兩種方式為“傳統型”(Traditional)和“官僚型”（Bureaucratic）。使用此詞韋伯原意指領袖依靠個人的魅力或某種神授的力量來獲得信徒的支持。為閱讀的方便，下文某些地方省略“超非凡”、“領袖”，直接譯作“魅力”。譯名最后確定征求了唐少杰教授意見。

　　[2] 文中的引用（包括報紙、講話和訪談等）直接譯自英文，未參考原來的中文進行修正。此段話原文大概來自1965年1月29日毛澤東對陳正人同志蹲點的批示，讀者可查閱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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