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請注意,如果文字過小影響閱讀,請打開記事本,將文章全選后復制其上,然后調整字體大小適合自己眼力,而且可以保留未讀部分,方便下次接續閱讀. 群眾罷工、黨和工會*

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1906年）

       迄今為止，國際社會主義關于群眾罷工問題的全部著作和言論，幾乎都是在大規模地運用這一斗爭手段而進行的首次歷史試驗——俄國革命之前發表的。因此，它們大部分都過時了。就其觀點而言，它們的立場同弗·恩格斯基本上一樣。1873年，恩格斯在批評西班牙巴枯寧主義者制造革命的活動的文章中寫道：

       “在巴枯寧主義的綱領中，總罷工是實現社會革命的杠桿。有朝一日，某個國家的或者甚至全世界的一切工業部門的全體工人都停止工作，這樣最多經過一個月，就可以迫使有產階級或者低頭認罪，或者向工人進攻，那時工人就獲得自衛的權利，乘機推翻整個舊社會。這種方案決不是什么新東西，法國社會主義者以及比利時社會主義者從1848年以來就常常是騎著這匹戰馬橫沖直闖的，不過這匹馬原是英國種。1837年危機之后，當憲章運動迅速而蓬勃地發展時，早在1839年就有人在英國工人中間宣傳‘神圣月’——即在全國范圍內停止工作（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2版第234頁），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同情，以致英國北部的工廠工人在1842年7月竟試圖實現它。在1873年9月1日召開的同盟分子的日內瓦代表大會上，也認為總罷工有重要意義，但是會上大家都承認，為此就必須有一個工人階級的完善組織和充裕的儲金。這就是癥結所在！一方面，各國政府，特別是當它們因為工人放棄政治而得意洋洋的時候，決不會讓工人的組織或儲金達到這種水平；另一方面，政治事件和統治階級的暴虐，將使工人早在無產階級建立起這種理想的組織和籌集到這筆巨額的后備基金以前就獲得解放。而且，如果無產階級有了這些，也就無須繞著總罷工的彎路去達到它的目的了。”j

       這就是國際社會民主黨在這以后數十年里對群眾罷工表態時所依據的論據。它完全是針對無政府主義總罷工理論的，即針對那種把總罷工當作與工人階級日常政治斗爭相對立的、發動社會革命的手段的理論。這一論據僅限于指出下述簡單的兩難處境，要么整個無產階級還沒有強大的組織和充裕的儲金，因而不能進行總罷工；要么它已組織得足夠強大，因而無須進行總罷工。這種論據竟然如此簡單明了，而且乍看起來又是如此無可反駁，因此在二十五年的時間里，它作為駁斥無政府主義胡思亂想的邏輯武器，作為在工人當中最廣泛地傳播政治斗爭思想的工具，為現代工人運動建樹了卓越的功勛。所有現代國家的工人運動近二十年來所取得的偉大進步，光輝地證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捍衛的、與巴枯寧主義相反的政治斗爭策略；而德國社會民主黨之所以能象今天這么強大，它之所以能成為整個國際工人運動的先鋒，主要是始終不渝地堅決運用這一策略的直接結果。

       現在，俄國革命對上述論據作了徹底的修正。它在階級斗爭的歷史上第一次壯麗地實現了群眾罷工思想以及——我們下面將要進一步闡述的——總罷工本身，從而開始了工人運動發展的一個新時代。當然，由此并不能得出結論，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議的政治斗爭策略或他們對無政府主義所作的批判是錯誤的；相反，目前在俄國革命中創造出階級斗爭新因素和新條件的那些思想與方法，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的思想與方法，德國社會民主黨迄今的實踐也是以這些思想與方法為基礎的。作為群眾罷工思想的第一次歷史大演習，俄國革命不僅沒有挽救無政府主義的名譽，相反，它倒是意味著對無政府主義的歷史性清算。社會民主黨近數十年來在德國的迅猛發展迫使這一思想流派處于可悲狀，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用議會政治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時期延續得很長久來解釋。在風平浪靜的議會日常活動時期，完全按照“動武”和“直接行動”來設想的、把革命理解成直截了當拿起草叉就干的那種“革命”派別，畢竟可以僅僅暫時停止發展，等到直接的公開斗爭時期重新到來時才在街頭革命中再活躍起來，并發揮它的內在力量。尤其是俄國，似乎特別適于作無政府主義英雄們試著大顯身手的天地。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毫無政治權利，組織也極為薄弱；它的人民的各個階層形成一群烏合之眾，都有大相徑庭的各自利益；它的民眾的教養很差，而它的統治集團在使用暴力方面卻十分野蠻——所有這些，仿佛特別適于讓無政府主義起來突然奪取政權，那怕這也許是短命的。最后還有一點，俄國是無政府主義的歷史誕生地。但是，巴枯寧的祖國卻反倒成了埋葬他的學說的地方。在俄國，無政府主義者過去和現在都未站在斗爭的前列；革命行動及群眾罷工的政治領導權完全掌握在被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當作“資產階級政黨”而拼命加以反對的社會民主黨組織手中，或者部分地掌握在象恐怖主義的“社會革命黨”那類多少受社會民主黨影響并與之靠攏的社會主義組織手中；還不止如此，在俄國革命中，無政府主義者根本就不是什么嚴肅的政治派別。只是在情況極為困難——各民族的工人混雜在一起，分散經營的小企業占主要地位，無產階級的發展水平很低——的立陶宛小城比亞韋斯托克，在七八個不同的革命小組當中也有一小撮黃口小兒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竭力助成工人中的混亂和困惑j；前不久，在莫斯科或許還有其他兩三個城市里也發現了一小撮這類分子。不過，拋開這幾個無政府主義“革命”小組不談，無政府主義目前在俄國革命中的真正作用究竟如何呢？無政府主義已經成了下賤的盜賊和搶劫犯的招牌。私人遭受的無數次失盜和搶劫，大部分都是打著“無政府共主主義”的旗號干的。每當不景氣和革命處于暫時守勢的時候，這類罪行就會象濁浪一樣翻騰起來。在俄國革命中，無政府主義并不是戰斗無產階級的理論，倒成了象尾隨革命戰艦的一群鯊魚似的反革命流氓無產者的思想招牌。因此，無政府主義的歷史發展進程大概已經就此結束了。

       從另一方面來看，在俄國，群眾罷工不是作為繞過工人階級的政治斗爭、尤其是議會斗爭而運用戲劇性手法去突然發起社會革命的手段，而是作為首先為無產階級創造日常政治斗爭、尤其是議會斗爭的條件的手段來實現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證明了政治權利和政治條件在工人階級解放斗爭中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并反對國際中的無政府主義而以全力捍衛了這一觀點；在把群眾罷工當作最重要的武器而加以運用的俄國，勞動人民，首先是無產階級，正是為了爭取這些政治權利和條件而進行革命斗爭的。因此，作為馬克思全部社會主義學說的基石的歷史辯證法，現在已使得過去與群眾罷工思想密不可分的無政府主義同群眾罷工的實踐本身形成了對立；與此相反，過去被看作與無產階級政治活動對立而遭到反對的群眾罷工，今天卻成了為爭取政治權利而進行的政治斗爭的最強大的武器。因此，如果說俄國革命使得有必要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群眾罷工的舊的立場作徹底的修正，那么在這樣做時獲得勝利的仍舊只是以新的形式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的一般方法和觀點。穆爾所愛的人只能死于穆爾之手。j

二

       由俄國發生的事件而導致的對群眾罷工問題所作的第一次修正，涉及的是對問題的一般理解。到目前為止，無論是象伯恩施坦、艾斯納k等積極主張在德國搞“群眾罷工”試驗的那些人，還是象在工會陣營中例如由伯麥爾貝格所代表的堅決反對搞這類試驗的那些人，他們的立足點基本相同，都是無政府主義觀點。這兩個表面上對立的極端不僅互相排斥，而且象常見的那樣，同時又是彼此相輔相成的。對于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方式來說，他們直接對“大崩潰”的投機，對社會革命的投機只是一個外部的、非本質的特征，他們對待群眾罷工以及無產階級政治斗爭的一切條件的全部抽象的、非歷史的觀察才是本質的。對于無政府主義者來說，他們搞“革命”投機的物質前提只有兩樣東西：首先是藍色的空氣，其次就是他們要將人類從今天的資本主義痛苦深淵中解救出來的善良意志和勇氣。無政府主義者早在六十年前就已根據推理憑空想出群眾罷工就是跨入美好社會彼岸的最短、最有把握、最方便的途徑；近來，他們根據冥想又同樣地憑空想出，工會斗爭是唯一真正的“直接群眾行動”，也就是唯一的革命斗爭——大家知道，這就是法國和意大利“工團主義者”最新的異想天開。無政府主放者在這樣做時的致命之處不僅在于，他們憑空杜撰的斗爭方法總是打錯算盤，即純粹是些烏托邦，而且還在于他們根本沒有把為他們所不屑一顧的糟糕現實考慮在內，所以他們在這種糟糕的現實中往往從投機革命突然變成反動派的實際幫兇。

       今天，無論是近期內想在德國通過執委員決議為舉行群眾罷工規定確切日期的那些人，還是象科倫工會代表大會的與會者那樣想以“禁止”宣傳來使群眾罷工問題化為烏有的那些人，他們的立足點都是抽象的、非歷史的觀察方法。這兩派都是從共同的、純無政府主義的設想出發，以為群眾罷工僅僅是技術上的斗爭手段，可以隨心所欲地、誠心誠意地“決定”或“禁止”它，就象一把刀子，可以把它折起來放在衣袋里“以防萬一”，也可以根據決定把它打開來使用。盡管群眾罷工的反對者們恰恰認為自己與那些浮在空中硬是不顧嚴酷的現實及其可能性與不可能性的“革命浪漫主義者”不同，認為理應將認識到德國當今局勢的歷史基礎和物質條件這份功勞記在自己名下。他們象狄更斯的小說《艱難時世》中的格萊德格林特先生那樣 叫喊著“事實與數字，數字與事實！”。工會里的反對群眾罷工的人們理解的“歷史基礎”和“物質條件”是指兩個因素：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弱小，另一方面是普魯士和德國的軍國主義的強大。工人沒有足夠的組織和儲金，而普魯士的刺刀卻灼灼逼人，這就是這些工會領袖們在當前情況下制定自己實際政策時所依據的“事實與數字”。誠然，工會的儲金和普魯士的刺刀無疑是十分物質和十分歷史的現象，但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觀點卻不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而是普特卡默的警察唯物主義。資產階級警察國家的代表也非常而且僅僅注意組織起的無產階級的實際威力和刺刀的物質威力，并且仍舊能從這兩類數字的比較中得出令人鎮定的結論：革命的工人運動是由個別的破壞分子和煽動分子搞起來的，因此，我們用監獄和刺刀就足以制止這種令人不悅的“暫時現象”。

       整個現代工人運動似乎只是一小撮沒有良心的“破壞分子和煽動分子“人為地、隨心所欲地搞出來的，這種警察理論的幽默味是有階級覺悟的德國工人早就領會了的。

       幾位可愛的同志自愿組成一支夜巡隊來警告德國工人提防一些“革命浪漫主義者”的危險行為和他們關于“群眾罷工的宣傳”，另一方面，一些人認為黨的執行委員會同工會總委員會的某些“秘密”協議欺騙了他們，從而使德國群眾罷工無法爆發，因此導演了一場哀婉動人的發泄不滿的運動，但是這兩件事所表現的觀點卻是完全一樣的。如果問題取決于革命浪漫主義者點火似的“宣傳”，或者取決于黨領導的秘密或公開決議，那么俄國直到現在也不會爆發一次真正的群眾罷工。1905年3月，我在《薩克森工人報》上就已強調指出j，在俄國，人們比在任何其他一個國家都更加不會想到去“宣傳”或者那怕去“討論”群眾罷工，至于俄國黨執行委員會的那些確實宣布自愿舉行群眾罷工的個別決定與決議，譬如上次在今年八月解散杜馬之后的嘗試，幾乎全都失敗了。如果說俄國革命對我們有所教益，那么這首先就是：群眾罷工不是人為“制造”的，不是憑空“決定”的，不是“宣傳”出來的，它是在一定的時刻以歷史必然性從社會狀況中產生出來的歷史現象。

       因此，不是靠對群眾罷工有無可能性和利弊進行抽象的冥想，而是通過對現階段階級斗爭中造成群眾罷工的那些因素和社會狀況進行研究，換句話說，不是從意愿的立場出發對群眾罷工作主觀判斷，而是從歷史必然性的立場出發對群眾罷工的根源進行客觀考察，只有這樣，才能理解和討論這個問題。

       通過憑空進行抽象的邏輯分析，可以完全同樣有力地證明群眾罷工是絕對不可能的，是肯定要失敗的；也證明它是完全可能的，是無疑會勝利的。因此，在這兩種情況中，證明的價值相同，也就是毫無價值。所以，特別是對“宣傳”群眾罷工的那種恐懼，它只不過是令人發笑的誤會的結果，這種恐懼甚至導致對被誤認為犯了這一罪過的那些人一本正經地進行詛咒。把群眾罷工當作抽象的斗爭方法來加以“宣傳”，這是不可能的，正象不能宣傳“革命”一樣。“革命”和“群眾罷工”的概念本身都只表示階級斗爭的表面形式，它們只有同十分確定的政治局勢聯系起來才有意義和內容。

       假使有誰想把群眾罷工作為無產階級的一種行動方式列為正規的鼓動的內容并兜售這種“思想”，以便使它漸漸獲得工人的支持，那么這將是多余的，也是無聊而乏味的，正象有誰想把革命或街壘戰思想當作一特殊的鼓動的內容一樣。現在，群眾罷工已成了德國和國際工人階級深感興趣的中心課題，因為它代表一種新的斗爭形式，而且作為這樣一種新斗爭形式，它又是階級狀況和階級斗爭條件發生深刻的內在急速變化的可靠標志。它證明德國無產者大眾具有健康的革命本能和活躍的智慧，他們不顧工會領導人的頑固阻撓，以如此熱烈的興趣對這一新問題表示關注。但是，要滿足工人的這種興趣，滿足這種高尚的求知欲和對革命行動的渴望，我們不能用關于群眾罷工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抽象智力游戲去折磨他們，而是應該向他們說明俄國革命的發展情況，這次革命的國際意義，階級斗爭在西歐的尖銳化，德國階級斗爭今后的政治前景，群眾在即將來到的斗爭中的作用和任務。只有以這種形式開展群眾罷工問題的討論，才能擴大無產者的思想眼界，才能加強他們的階級覺悟，才能提高他們的思想方法，才能鍛煉他們的魄力。

       可是如果人們采取上述立場，那么反對“革命浪漫主義”的人要打的那場官司就顯得十分可笑了，他們指責有人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沒有準確地遵照耶拿決議的原文。“實際政治家”們對這項決議至少還是滿意的，因為它把群眾罷工首先同普選權的命運聯系起來了，他們以為由此可以得出兩點結論：其一，應使群眾罷工保持純粹的防御性質；其二，應使群眾罷工本身從屬于議會政治，成為它的單純陪襯。但是耶拿決議在這一方面的真正核心卻在于：就當前的德國形勢而言，反動統治者對國會選舉權所搞的破壞，非常可能成為進入激烈政治斗爭時期的因素和信號。在這樣的斗爭中，群眾罷工作為斗爭手段或許將首先用于德國。然而，如果想以一項黨代表大會決議的措詞對群眾罷工作為階級斗爭的現象和問題的社會意義，對它的歷史的活動范圍加以限制和人為地規定，那么這是同科倫工會代表大會對討論下禁令毫無二致的目光短淺的作法。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耶拿黨代會決議中正式記錄了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國際條件由于俄國革命所發生的深刻巨變，證明了黨具有革命的發展能力和對下階段階級斗爭所提出的新要求的適應能力。耶拿決議的意議正在于此。至于說到如何在德國實際運用群眾罷工，這要由歷史去作出決定，正象歷史曾在俄國作出了決定一樣；社會民主黨連同它的那些決議固然是歷史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也僅僅是許多因素中的一個而已。

三

       經常出現在德國目前的討論中的群眾罷工，是一種設想得十會明確簡單、輪廓清晰的單一現象。談到的僅僅是政治罷工。人們設想，某種影響極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引起工業無產階級搞一次偉大的罷工，而且是根據黨和工會的領導機關之間時達成協議而開始的，然后罷工就本著紀律的精神極其有秩序的進行，并按領導機構及時發出的口號秩序井然地停止，而援助、費用和損失，總之，群眾罷工的全部物質方面的收支平衡，則是事先就精密地確定的。

       如果將這一理論模式同五年來俄國發生的群眾觀點罷工作一番對比，那么我們必須說，已經發生的許多次群眾罷工幾乎沒有一次符合在德國的討論中占中心地位的那種設想；另一方面，俄國群眾罷工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因此完全不能說它們是“這種”群眾罷工，即一種抽象的、符合模式的群眾罷工。群眾罷工的各種因素和它的特點不僅在俄國的不同城市和地區有差異，而且主要的是，它的一般性質在革命過程中多次發生變化。在俄國，群眾罷工已經經過了一段歷史，它還在繼續創造自己的歷史。所以，誰要談論俄國的群眾罷工，誰就必須首先著眼于它的歷史。

       目前所謂的俄國革命的正式時期，理所當然地是從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無產階級的奮起，即冬宮前二十萬工人的隊伍慘遭血冼開始的。大家知道，彼得堡的血腥屠殺是俄國第一次大批爆發群眾罷工的信號，它們在幾天之內橫掃整個俄國，并把從彼得堡發出的革命的沖擊呼號傳遍帝國的每個角落和無產階級的廣泛階層。但是1月22日彼得堡工人的奮起也只是在這以前已經在1905年1月波及沙皇首都無產階級的群眾罷工的最激烈的時刻。在這以前不久，在1904年12月，高加索和巴庫爆發了大規模的總罷工，一度曾使整個俄國處于緊張狀態，而彼得堡的一月大罷工無疑是在那次總罷工的直接影響下發生的。巴庫十二月事件本身又無非是1903和1904兩年中象周期性地震一樣震撼整個南俄的一些強大的群眾罷工的最后一次強烈余震，它們的序幕則是1902年3月的巴土姆（在高加索）大罷工。這是目前象火山般爆發的一連串革命的第一次大罷工運動，而歸根到底，它和1896及1897年彼得堡紡織工人聲勢浩大的總罷工相隔不過四、五年，即使幾年的表面平靜和頑固的反動似乎從外表上將這一運動同今天的革命分開了，但每個了解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革命力量達到目前這種程度的內部發展史的人，都會認為現階段群眾斗爭的歷史是從那次彼得堡的總罷工開始的。彼得堡的那些總罷工已經孕育著后來的群眾罷工的全部主要因素，僅就這一點來說，它們對群眾罷工問題就是重要的。

       最初，1896年彼得堡總罷工只是表現為一次純經濟的局部工資斗爭。彼得堡紡織工人無法忍受的勞動條件是爆發那次罷工的起因：每天的工作時間長達十三、十四甚至十五小時，計件工資少得可憐，而工廠主極端卑鄙無恥的刁難手段卻是應有盡有。就是這種狀況，紡織工人們也耐著性子忍受了很久，直到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沖破了他們的忍耐限度。1896年5月，目前在位的尼古拉二世舉行因害怕革命家而推遲了兩年的加冕典禮。為此，彼得堡的工廠主們給工人強行放假三天，以證明自己的愛國熱情，但奇怪的是不給工人發這幾天的工資。被激怒的紡織工人開始行動起來。大約三百名最有覺悟的工人j在葉卡特林娜公園進行磋商之后決定罷工，并提出下述要求：1、發放沙皇加冕日的工資；2、實行十個半小時工作日；3、提高計件工資。這事發生在5月24日。一周后，所有的紡紗廠和織布廠都停工了，四萬名工人舉行總罷工。用強大的革命群眾罷工的尺度來衡量，這次總罷工在今天看起來可能是件區區小事。但在當時俄國死氣沉沉的政治情況下，總罷工卻是空前的，甚至是一次完整的小型革命。當然，隨即開始了最殘酷的迫害，約一千名工人遭逮捕并被遣送還鄉，總罷工被鎮壓下去了。

       我們在這里已經看到了后來的群眾罷工的全部基本特點。那次運動的近因完全是偶然的，甚至是次要的，它的爆發也是自發的；但這次運動的實現卻表明了社會民主黨多年鼓動的成果。在總罷工過程中，社會民主黨的鼓動分子站在運動的最前列，領導這次運動，并利用運動本身進行生動活潑的革命鼓動。其次，從外表看，這次罷工是一次純經濟性的工資斗爭，但政府的態度和社會民主黨的鼓動卻使它成了具有頭等意義的政治事件。最后還有：罷工被鎮壓下去了，工人遭受了一次“失敗”；但次年即1897年1月，彼得堡紡織工人就再度舉行總罷工，而且，這一次大獲成功：在全俄國實行了法定的十一小工作日。但是更加重要得多的成果卻是：1896年第一次總罷工是在既無任何組織又無任何罷工儲金的情況下舉行的。從那以后，俄國本土開始出現緊張的工會斗爭，很快就從彼得堡波及全俄，這一斗爭為社會民主黨的鼓動和組織工作開辟了嶄新的前景，并且在隨后的表面上死氣沉沉的時期通過隱蔽 的地下活動為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作了準備。

       1902年3月爆發的高加索罷工，似乎也和1896年那次同樣是偶然的，引起它的因素雖然完全不同，但仍舊是純粹經濟性的，局部性的。高加索罷工與嚴重的工商業危機有關，而這一危機又是日俄戰爭的前奏，兩者結合起來成了正在開始的革命動亂的最大的因素。危機使大批工人失業，這促進了無產者大眾中的鼓動工作。為了使工人階級安定下來，政府把“多余的人手”押送還鄉。這一措施要使大約四百名石油工人受害，因此在巴土姆引起了群眾的抗議，發生了示威游行、逮捕、屠殺，最后導致一場政治審判，于是純經濟性的局部事件一下子變成了政治性的革命事件。這場“毫無結果的”并且遭到鎮壓的巴土姆罷工的反響是在下新城、薩拉托夫和其它城市爆發的一系列工人革命，也就是說是革命運動普遍浪潮的一次有力沖擊。

       作為第一次真正的革命回響，1902年11月已經在頓河沿岸的羅斯托夫爆發了總罷工。弗拉基高加索鐵路的工廠里的工資爭議促成了這次罷工運動的爆發。鐵路當局想降低工資，于是社會民主黨頓河委員會發出舉行罷工的號召，要求：實行九小時工作日，增加工資，取消懲罰，解雇不受工人愛戴的工程師等等。鐵路所屬的所有工廠一齊罷工。隨即，所有其他行業也紛起響應，于是整個羅斯托夫突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各個行業都停止了工作，每天都在露天舉行一萬五千至兩萬名工人參加的盛大集會，有時會場四周還布下哥薩克的糾察線，這時，社會民主黨的人民演講員們首次公開露面，發表關于社會主義與政治自由的振奮人心的的演說，使聽眾大受鼓舞，還散發了數以萬計印有革命號召的傳單。在頑固的專制主義俄國的中心，羅斯托夫的無產階級通過猛烈沖擊第一次爭得了自己的集會權和言論自由。當然，這里也是伴隨著一場屠殺的。弗拉基高加索鐵路工廠的工資爭議在幾天之內就變成一場政治總罷工和革命的街頭戰斗。立即隨之而來的反響是，在這條鐵路的蒂霍列茨克車站，也發生了一次總罷工。這次罷工也引起了屠殺，并進一步引起一場審判。于是，作為一段插曲，蒂霍列茨克罷工成了由許多革命時刻結成的不可分割的鏈條中的一環。

       1903年春天，作出了對鎮壓羅斯托夫和蒂霍列茨克罷工的回答：在五月、六月和七月，罷工的火焰燃遍了俄國南方，巴庫、梯弗里斯、巴土姆、耶里薩沃格勒、敖德薩、基輔、尼古拉耶沃、葉加特林諾斯拉夫都處于地地道道的總罷工之中。不過這里的運動也不是從某個中心按事先擬定的某種計劃發生的，而是從各處匯合起來的，并且各有各的起因，各有各的形式。起初是在巴庫，那里的個別工廠和行業的一些局部工資斗爭最后匯成一場總罷工。在梯弗里斯，罷工是由兩千名商業職員搞起來的，他們的工作時間從早晨六點直到夜里十一點。7月4日晚上八點，他們全部離開商店繞城游行，要求店主關上店鋪。他們大獲全勝：商業職員的工作時間改為從早八點至晚八點。所有的工廠、作坊和辦事處立即參加了他們的罷工隊伍，報紙不能出版，有軌電車只能在軍隊保護下行駛。在葉里薩沃格勒，所有的工廠于7月10日開始罷工，提出了純經濟性的要求，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滿足，罷工于7月14日停止。但兩周后罷工重新爆發，這次是由面包工人發起的，采石工人、細木工人、染色工人、磨坊工人以及全體工廠工人隨即響應。在敖德薩，罷工運動是以一次工資斗爭開始的，由政府奸細按著名的憲兵上校祖巴托夫j的計劃建立起來的“合法”工人聯合會j也卷進去了。歷史的辯證法又乘機玩了一個漂亮的惡作劇：早期的經濟斗爭——包括1896年彼得堡總罷工——使俄國社會民主黨夸大了所謂的“經濟主義”，因而在工人中間為祖巴托夫的騙局準備了土壤。可是不久，偉大的革命洪流卻使這條打著假旗號的小船掉轉船頭，迫使它漂浮在無產階級革命艦隊的先頭。祖巴托夫的聯合會于1904年春天發出了舉行敖德薩大罷工的口號，1905年1月又發出了舉行彼得堡總罷工的口號。敖德薩的工人被政府所表示的對工人的真摯友好和對純經濟斗爭的同情沖昏了頭腦，打算突然搞一次演習，于是強迫祖巴托夫的“工人聯合會”宣布在一個工廠里為不高的要求舉行罷工。后來廠主干脆把罷工工人開除，而當他們要求聯合會領導人履行關于當局給予保護的諾言時，這位先生卻溜走了，置處在憤怒騷亂之中的工人于不顧。社會民主黨人立刻站到了前頭，罷工運動波及其他工廠。7月1日，兩千五百名鐵路工人舉行罷工；7月4日，港口工人罷工，要求將工資從八十 戈比增加到兩盧布并將工作時間縮短半小時；7月6日，海員也參加運動；7月13日，有軌電車的工作人員開始罷工、于是召開了一次有七千至八千人參加的全體罷工大會，組成一支隊伍到各工廠游行，隊伍象滾雪球似地很快擴展到四五萬人，奔向港口，使那里的各項工作都陷于癱瘓。不久便掀起了全市的總罷工。在基輔，鐵路工廠于7月21日開始罷工，罷工的直接原因也是勞動條件太差和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次日，鑄造工人起來響應。7月23日發生了一次沖突，成了總罷工的信號。那天夜里有兩名鐵路工人代表被逮捕，罷工者立即要求將他們釋放，但未獲得滿足，于是罷工者決定不讓火車從城里開出。全體罷工者攜帶妻子兒女坐到車站的鐵道上——成了一片人山人海。人們以排射威脅他們；但工人們袒露胸膛高喊：“開槍吧！”一陣排槍射向坐在地上的手無寸鐵的人群，倒下了三四十具尸體，其中有婦女和兒童。聽到這一消息的當天，全基輔立即掀起罷工，群眾抬著遇害的尸體，組成隊伍到各處去游行。集會，演講，逮捕和個別的巷戰——基輔沉浸在革命之中。運動不久就結束了。但是印刷工人爭到了縮短一小時工作和增加一盧布工資；一家酵母工廠實行了八小時工作日；根據部里的決定，鐵路工廠被關閉了；為了實現自己的要求，其他行業還在繼續堅持局部罷工。在尼古拉耶夫，社會民主黨委員會想將罷工推遲到駐軍出城進行軍事演習那天舉行，但在敖德薩、巴庫、巴圖姆和梯弗里斯等地罷工消息的直接影響下，總罷工還是不顧社會民主黨的反對而爆發了。群眾不容阻撓。一個工廠帶頭，罷工者從一個車間走向另一個車間，軍隊的反對只能火上澆油。這樣很快就組成了許多群眾隊伍，高唱革命歌曲，把全體工人、職員、有軌電車人員、男的、女的都卷進去了。罷工是全面的。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面包工人和鐵路工廠的工人分別于8月5日和7日開始罷工，所有其他工廠也隨即罷工；8月8日，有軌電車交通中斷，報紙停印。——1903年夏天南俄聲勢浩大的總罷工就是這樣發生的。局部經濟斗爭和小規模“偶然”事件的多股細流，很快就匯成了汪洋大海，將沙皇俄國的整個南方變成一個為時數周的、奇特的革命工人共和國。當時，彼得·馮·司徒盧威先生的自由派刊物《解放》j的記者這樣寫道：“從早到晚在市內的成千上萬的洶涌人群中，可以看到兄弟般的擁抱，聽到狂喜與熱情的歡呼、自由的歌聲和愉快的笑聲，體會到幽默和喜悅的心情。人們情緒高昂，幾乎可以相信人間就要開始美好的新生活了。這是一派十分嚴肅、同時又是田園般的動人景象……”

       1904年，在戰爭剛一開始時和后來一段時間內，群眾罷工運動停息下來。起初，警方搞的“愛國”游行象一股濁浪一樣遍及全國。“自由的”資產階級社會被沙皇官方的沙文主義暫時擊倒在地。但社會民主黨很快就重新進入戰斗，用工人的革命游行來對抗護國派流氓無產階級所搞的警方游行。沙皇軍隊的可恥失敗終于使自由派社會也清醒過來；自由化民主派召開代表大會，舉行宴會和演講會，發表請愿書和宣言的時代開始了。被戰爭的恥辱搞得一時狼狽不堪的專制主義無暇顧及這些先生們，只好聽其自然，他們卻已經以為自由派在今后將無往而不勝了。資產階級自由派曾占領政治舞臺的前臺為時半年，使無產階級黯然失色。但是專制主義經過較長時間的消沉之后又振作起來，宮廷黨積聚了力量。穿皮靴的哥薩克只是狠狠地跺一下腳，自由派的全部行動就在十二月被趕到地洞里去了。宴會、演講和代表大會立即被當作“放肆的無理要求”而遭到禁止，自由派突然看到自己黔驢技窮了。可是正當自由派山窮水盡的時候，無產階級卻開始了自己的行動。1904年12月，由于失業，在巴庫發生了聲勢浩大的總罷工，工人階級又走上戰場。當言論遭到禁止而沉默時，行動又開始了。在巴庫，在總罷工的幾個星期中間，社會民主黨控制了局勢，不受任何限制。假使十二月在高加索發生的這些獨特事件不是迅速地被它們自己掀起的不斷高漲的革命巨浪所蓋過，那么它們是會引起極大轟動的。關于巴庫總罷工的驚人的、不很清楚的消息尚未傳遍沙皇帝國的各個角落，1905年1月就又爆發了彼得堡大罷工。

       大家知道，這次大罷工的起因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兩名普提洛夫工廠的工人因屬于合法的祖巴托夫工人聯合會而被解雇了。1月16日，這一處分引起全廠一萬二千名工人的聲援性罷工。社會民主黨人借此機會開始積極進行擴大要求的宣傳鼓動，并堅持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日，實行結社、言論、出版等等自由。普提洛夫工廠工人的這一風潮很快就波及了其他無產者，僅在幾天之內就有十四萬工人舉行罷工。經過共同磋商和熱烈討論，大家制定了無產階級的公民自由憲章，頭一條就是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日。1月22日，在加邦神父的率領下，二十萬工人帶著這個憲章到沙皇的皇宮前游行。普提洛夫工廠兩名工人被開除所引起的沖突，一周之間就演變成現代最強大的革命的前奏。

       那以后緊接著發生的事件是大家都知道的：一月和二月，彼得堡慘案在俄國所有工業中心和城市，在波蘭和立陶宛，在波羅的海沿岸省分，在高加索和西伯利亞，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到處都引起了聲勢浩大的群眾罷工和總罷工。不過，只要進行仔細的觀察就會發現，這些群眾罷工的形式已經同前一時期不一樣了。這一次到處都是社會民主黨組織在事先發出號召；到處都明確表示對彼得堡無產階級給予革命的聲援是總罷工的原因和目的：到處都同時發生游行、演講以及同軍方的搏斗。然而在這里仍舊談不到事先的計劃，談到有組織的行動，因為社會民主黨的那些號召很難同群眾的自發奮起合拍，罷工領導人幾乎沒有時間來為向前沖擊的無產者大眾提出口號。再者：以前的群眾罷工和總罷工都是由許多工資斗爭匯合起來的，這些工資斗爭在革命局勢所形成的總的氣氛中，受到社會民主黨宣傳鼓動的影響，很快就成了政治示威；斗爭的起因是經濟性的，工會起初也是四分五裂的，發展到末尾時卻形成了統一的階級行動，而且有政治領導。現在的運動卻相反。一月和二月的總罷工本來是社會民主黨領導的統一革命行動，但這種統一行動很快就分化為各地區、各城市、各行業以及各工廠的無數局部的小規模經濟性罷工。1905年，從開春直到盛夏，在遼闊無比的整個俄國，幾乎整個無產階級都起來反對資本家，開展堅持不懈的經濟斗爭。上自所有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職業如商業職員、銀行職員、技術人員、演員、藝術工作者，下至家庭傭人、下級警官乃至流氓無產者階層，全都卷入了這場斗爭。同時，這場斗爭又象洪流一樣，從城市奔向廣闊的農村，甚至沖擊了兵營的鐵門。

       這是勞動與資本發生全面沖突的巨幅彩色圖畫，它反映出多種多樣的社會分層，反映了每個社會階層和每個社會角落的不同水平的政治覺悟，從大工業無產階級中經過考驗的優秀分子所進行的正規的工會斗爭，到一群農村無產者的無定形的突發抗議，到被激怒的警備隊士兵們第一次模糊的沖動，從銀行事務所里衣冠楚楚的先生們斯文高雅的反抗，到被煙熏黑了的、陰暗而又骯臟的值勤室不滿的警察們在不象樣的集會上[七嘴八舌地、]既膽怯又粗魯地發泄憤懣的嘟噥，形成了很長、程度參差不齊的系列。

       按照那些喜歡按計劃和框框搞“秩序井然、紀律嚴正”的斗爭的人的理論，特別是按照那些站得遠遠的總是自以為是，認為“本來應該如何進行”的人的理論來看，偉大的1905年1月政治總罷工運動分散為無數經濟斗爭似乎是個“大大的錯誤”，這使那次行動“癱瘓”了，使它變成了“五分鐘的熱度”。俄國社會民主黨雖然參與了革命，但革命卻不是由它“造成”的，它必須在革命本身的過程中才學習革命的規模；總罷工的第一次驚濤駭浪似乎毫無結果地退了潮，這使俄國社會民主黨在開頭的時刻也一度有些茫然。但是，犯下了這個“大大的錯誤”的歷史卻不顧這些不合格的好為人師的先生們的推理，用這種方式完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成就無可估量的偉大革命工作。

       一月份在彼得堡事件的強大推動下突然爆發的無產階級的全面起義，對外部來說是向專制主義進行革命宣戰的一次政治行動。但正是這第一次普遍的直接階級行動本身，由于它象電擊一樣首次喚起了億萬無產者的階級感情和階級覺悟，因而它反過來對內部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強大。被喚起的階級感情立即使人數以百萬計的無產者大眾突然明確而痛切地意識到，他們在資本主義鎖鏈下耐心地忍受了數十年之久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原來是無法忍受的。于是大家都自發地起來甩掉和掙脫這些鎖鏈。現代無產階級的千百種苦難，使它想起自己舊的、流著血的傷痕。他們紛紛起來斗爭，在這里爭取實行八小時工作日，在那里反對實行計件工資制，在這里將殘暴的工頭放進麻袋裝到手推車上“請出去”，在另一些地方反對各種卑鄙的懲罰制度，到處都要求增加工資，有些地方則要求取締家庭手工勞動。大城市中那些落后的下等職業，各省里過去一直象沉睡的田園一樣的小城，還帶著農奴制遺跡的鄉村——所有這些，都被一月的閃電驚醒了，忽然全想起了自己的權利并狂熱地想要彌補過去所耽誤的一切。因此，這里的經濟斗爭實際上不是行動的恢復和分化，而僅僅是戰線的改變，同專制主義的第一次大戰突然和自然地轉變為同資本的一次總清算，它采取了同它的性質相符的零星分散的工資斗爭的形式。并不是政治的階級行動由于一月總罷工蛻變為經濟罷工而中斷了，而是恰恰相反：在特定的革命形勢下和特定的革命階段上完成了政治行動所可能完成的革命內容之后，政治行動就蛻變為，或者更恰當地說，轉變為經濟行動。

       實際上，一月總罷工再進行下去又能達到什么目的呢？只有毫無頭腦的人才會期望，只要按照無政府主義的公式僅僅搞一次“堅持到底的”總罷工就能一舉消滅專制主義。俄國的專制主義只有靠無產階級去推翻，但無產階級為此必須具有高度的政治訓練、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高水平的組織。所有這些條件都不是可以從小冊子和傳單中得到的，只有從活活生生的政治學校里，只有通過斗爭并且在斗爭中間，在不斷前進的革命過程中才能獲得。此外，專制主義不是在隨便什么時刻，僅僅需要足夠的“努力”和“堅忍不拔精神”就能推翻得了的。專制主義的滅亡只不過是俄國社會內在的社會發展和階級發展的外部表現。在這以前，為了能夠推翻專制主義，必須先在它的內部，通過現代的階級劃分建立和形成一個未來的資產階級俄國。為此需要各種社會階層和社會利益的分化，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政黨以及自由派的、激進派的、小資產階級的、保守派和反動派的政黨的建立，為此需要各個人民階層以及各個資產階級階層的自我思考、自我認識和階級覺悟。但是也只有在斗爭中，在革命自身的進程中，通過事件的活生生的教育，通過與無產階級的沖突以及彼此之間的沖突，通過相互之間不斷的摩擦，這些階層和政黨才能形成和逐漸成熟起來。資產階級社會的這種階級分化和階級成熟及其反對專制主義的斗爭行動，一方面受到無產階級的特有的領導作用與階級行動的制約和阻礙，另一方面又受到這種作用和行動的鼓舞和促進。革命的社會進程的各種隱流互相交叉、互相抵觸，加深了革命內部的矛盾，但是[它們]到頭來只會加速和加強革命的磅礴爆發。

       因此，推翻專制主義這個看來似乎如此簡單、如此明白和純機械性的問題要求：一個完整的漫長社會過程，徹底破壞社會基礎，最底層的必須升到上邊，最上層的必須降到下邊，把虛假的“秩序”搞亂并把這種似乎是“無政府主義的”混亂改造成一種新的秩序。在舊俄國的這種社會變革過程中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的，不僅是第一次總罷工的一月閃電，而更多的則是接著爆發的春天和夏天的經濟罷工大風暴。雇傭勞動者與資本的普遍的激烈斗爭，以同樣的程度助長了人民的各個階層和資產階級各個階層的明確劃分，促進了革命無產階級以及自由和保守的資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城市的工資斗爭促成了強大的、君主主義的莫斯科工廠主政黨j的建立；而里夫蘭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的烈火則導致了著名的農業貴族的地方自治局自由主義的迅速瓦解。

       同時，在1905年春、夏兩季的經濟斗爭時期，由于社會民主黨的活躍鼓動與領導，城市無產階級有可能在事后汲取一月序曲的全部教訓，認清今后的革命任務。此外，還有一項與此有關的帶長遠社會性的結果：無產階級在經濟方面、社會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1905年的春季罷工幾乎是大獲全勝。這里僅就波蘭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在華沙領導的幾次最重要的罷工列舉一些數字，作為從大量的、大部分還無法了解的事實材料中取出的一份樣品。在李波普·勞和呂文施泰因股份公司，魯茲基公司，波爾曼、施韋德公司，漢特克、蓋拉赫和普爾斯特公司，蓋斯勒兄弟公司，艾伯哈德公司，沃爾斯公司，康拉德和雅爾姆茲基維茨股份公司，威伯和達恩公司，格威特欽斯基公司，沃蘭諾夫斯基電線廠， 戈斯廷斯基股份公司，K·布隆父子公司，符拉蓋特公司，諾爾布林公司，威爾納公司，布赫公司，肯奈貝格兄弟公司，拉伯公司，迪特瑪爾燈具廠，賽爾科夫公司，威斯屈茨基公司等二十二家華沙冶金行業中最大的工廠里，經過四至五周（從1月25日和26日開始）的罷工，工人們全都爭取到了實行九小時工作日、提高工資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及其他一些較低的要求。在卡爾曼斯基、達米基、格羅麥爾、斯采賓斯基、特洛羅夫斯基、霍恩、貝文西、托爾科夫斯基、達伯和馬特恩斯等十家華沙最大的木材業工廠里，罷工者在2月23日就已爭得了九小時工作日，但他們并不滿意，堅持要求八小時工作日，又過了一周也獲勝了，同時還增加了工資。整個泥水匠行業的罷工是在2月27日開始的。他們按社會民主黨的口號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日，于3月11日爭得九小時工作日、所有工種都增加工資，每周定期發放工資等等。油漆匠、車匠、馬鞍匠和鐵匠共同爭得了八小時工作日，而工資并未降低。電話工作間的工人舉行了十天的罷工，爭得了八小時工作日，工資也提高了百分之十至十五。黑勒和迪特利希大型紡廠（有一萬名工人）的工人在進行了九周的罷工之后，每天的工作時間縮短了一小時，還增加了百分之五到十的工資。在華沙的所有其他行業，在羅茲和索斯諾維茨，我們都看到表現為種種不同形式的同樣的勝利。

       在俄國本土也爭得了八小時工作日：巴庫石油工業一些工種的工人是在1904年12月了取得這一勝利的，基輔市區的制糖工人是在1905年5月，薩馬拉市的全體印刷工人是在1905年1月（同時還增加了計件工資并廢除了懲罰），彼得堡軍用醫療器械廠、子彈廠和一家木器家具廠則是在1905年2月；另外，在海參崴的礦井里開始實行八小時一班制，國營國家證券機械廠是三月實行的，博布魯伊斯克市的鍛造廠是四月實行的，梯弗里斯市的電車職工們從五月起上八小時一班；莫洛索夫的大棉紡廠于五月開始實行八個半小時工作日（同時取消夜班并提高百分之八的工資），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一些軋油廠于六月實行八小時工作日，彼得堡港的鍛工從七月起每天工作八個半小時，而奧雷爾市的所有私營印刷廠則是在十一月實行的（同時將計時工資提高百分之二十，計件工資提高百分之百，并成立了一個由勞資雙方以同等人數組成的協調機構）。

       在所有的鐵路工廠（二月），在許多國營軍事和海軍工廠，在貝爾德揚斯克市的大多數工廠，在波爾塔瓦市和明斯克市區的所有印刷廠，都實現了九小時工作日；在尼古拉耶夫市的造船廠、機械廠和鑄造廠實行了九個半小時工作日，華沙的許多餐館和咖啡館的侍者經過總罷工之后也于六月爭得了九個半小時的工作日（同時還使工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到四十，而且每年有兩周休假）。

       羅茲、索斯諾維茨、里加、科夫諾、雷瓦爾、多爾帕特、明斯克及哈爾科夫等城市幾乎所有的工廠工人，敖德薩市的面包工人，基什涅夫市的手工作坊工人，彼得堡的一些制帽工人，科夫諾市的火柴工人（他們的工資同時還提高了百分之十），所有國營海軍工廠的工人以及所有港口工人，都爭得了十小時工作日。

       工資提高的程度一般都不如工時縮短的程度，但幅度總還是大的。譬如：華沙市工廠管理局于1905年3月中旬決定將工資普遍提高百分之十五；在紡織工業中心伊瓦諾沃一沃斯涅申斯克，工資提高的幅度達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五；在科夫諾，全體工人中有百分之七十三都增加了工資。敖德薩的一些面包廠和彼得堡的涅瓦造船廠等等都實行了固定的最低工資。

       當然，資方作出的這些讓步在一些地方很快就又被收回了，但這只是促使工人重新進行更加激烈的報復斗爭，因此，1905年春季的罷工時期自然地成了無數波及日漸廣泛、彼此環環相扣的經濟斗爭的序曲，它們一直持續到今天。在革命表面上處于停滯狀態的時期，來自斗爭中的俄國的電訊未給世界帶來任何聳人聽聞的消息，而西歐的讀者也總是失望地丟下他們手中的晨報，說俄國“什么事也沒有發生”；但實際上，在整個俄國的深處，象田鼠挖掘一樣的偉大的革命工作卻每日每時都不停地繼續進行著。持續而強大的經濟斗爭，以迅速簡捷的方法使俄國資本主義從原始積累和家長式過度剝削階段進入了高度發達而又文明的階段。今天，俄國工業部門中每天的實際工作時間不僅早已不是俄國工廠法規定的，即法定的十一個半小時工作日，而且甚至也比德國的實際情況更為先進了。今天，在俄國大工業的大多數部門里都已實行了十小時工作日；而在德國，這被社會立法當成不可實現的目標。情況還不止于此。德國人熱切向往“工業立憲制”，主張機會主義策略的人也為此想使唯一能救世的議會斗爭的水域保持平靜，不受任何清新空氣的觸動，而這種工業立憲制在俄國正是在革命的暴風雨中誕生的，是從革命中，是伴隨著政治“立憲制”而誕生的！實際出現的與其是工人階級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倒不如說是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在革命中不允許出現一個物質生活水平持久改善的階段。革命既帶來了驚人的經濟勝利，同時也帶來了資產極為野蠻的報復行動，充滿了矛盾和鮮明的對比：今天爭得了八小時工作日；明天起大批解雇，成千上萬的人忍饑挨餓。在革命的這種大起大落的波浪式發展中，最可珍貴的是它的精神成果，因為這是永存的：無產階級在知識和文化上的飛躍發展，為它今后在經濟和政治斗爭中不可遏止的前進提供了堅實的保障。但還不僅如此。就連工人與工廠主之間的關系也顛倒過來了；自從1905年的一月總罷工和以后的罷工以來，實際上已經廢除了資本家為“一廠之主”的原則。在所有最重要的工業中心的那些最大的工廠里都毫不費事地成立了工人委員會，工廠主只能同這些能就一切沖突作出決定的機構進行談判。最后還有一點：一月總罷工之后表面上一團混亂的罷工和“毫無組織的”革命行動，竟成了蓬蓬勃勃的組織工作的起點。那些循規蹈矩的官僚主主者慍怒地守衛著德國工會的幸運之門，而歷史夫人卻在遠處笑著嘲弄他們。在德國，萬一要進行群眾罷工的任何嘗試，事先就應當擁有堅強的組織作為必不可少的前提，并把它們搞得象無法攻克的要塞一樣，而在俄國卻恰恰相反，這類組織是從群眾罷工中誕生出來的！德國工會的守衛者最怕的是這些組織會在革命的漩渦中象珍貴的瓷器一樣碎成片段。但俄國卻給我們展示了一幅截然相反的圖畫：從群眾罷工與街頭戰斗的漩渦、風暴和火焰中，產生了清新、年輕、有力和充滿生活樂趣的工會，就象從大海的浪花中升起來的維納斯一樣。

       這里再舉一個雖小卻對整個俄國都有代表性的例子。在1906年2月底于彼得堡召開的全俄工會第二次代表會議上，彼得堡工會的代表在他就沙俄首都的工會組織的發展所作的報告中曾這樣說：

       “蕩滌了加邦聯合會的1905年1月22日成了一個轉折點。來自群眾之中的工人，憑著事件本身學會了重視組織的意義，并且理解到只有他們自己才能創建這樣的組織。同一月運動有著直接的聯系，在彼得堡出現了第一個工會：印刷工人工會。被選出來擬定工資等級表的委員會制定了工會章程 ，從6月19日起工會就成立了。大約就在這個時候，辦事員會計師工會也成立了。除了這些幾乎是公開（合法）存在的組織以外，從1905年一月至十月還出現了一些半合法和非法的工會。例如半合法的有藥店伙計及商業職員工會；非法組織中應特別提到的是鐘表匠聯合會，它于4月24日舉行了第一次秘密會議，想召開一次普遍的公開大會的全部嘗試都因警察方面和業主們通過手工業協會所進行的反對而失敗了，但這種失敗并未阻止工會的存在。除了主席團的成員們所舉行的多次會議之外，該工會還在6月9日和8月14日召開了會員秘密會議。男女裁縫工會是于1905年春天在一次林中集會上成立的，有七十名裁縫到會。在討論了建會問題之后，選出了一個負責擬定章程的委員會。但該委員會想為工會爭得合法存在的全部努力始終未獲成功。該工會的活動僅限于在一些個別的工廠里進行鼓動和爭取會員。制鞋匠工會的命運也大抵如此。六月的一天夜里，先在城外的樹林里舉行了一次秘密集會，參加的有一百多名鞋匠。會上作了關于工會的意義、它在西歐的歷史和它在俄國的任務的報告，然后決定成立工會；有十二人被選入了委員會，負責擬定會章并召集一次廣泛的鞋匠大會。工會會章是制定了，但暫時還不能印刷，也無法召開廣泛的鞋匠大會。”

       這是最初幾次的、艱難的開端。繼之而來的是十月的那些日子、第二次普遍的總罷工、10月30日的沙皇宣言j和短暫的“立憲時期”。k工人們以火一般的熱情投身到爭取政治自由的浪潮中，以便立即利用這種自由來進行組織工作。除了每天都舉行政治性的集會、辯論并成立各種聯合會以外，還立即著手擴大工會組織。十月和十一月，彼得堡成立了四十個新工會。不久又成立了工會的聯合機構——“中央局”，出版了各種工會報紙，從十一月份起還出版了中央機關刊物“工會”。上述關于彼得堡情況的報告，大體上適用于莫斯科、敖德薩、基輔、尼古拉耶夫、薩拉托夫、沃龍涅什、薩馬拉、下新城以及俄國所有較大的城市；至于波蘭，那就更加適合了。各個城市的工會謀求互相接觸，舉行了幾次代表會議，“立憲時期”結束，1905年12月反動派卷土重來時，工會雖曾一度停止了公開的廣泛活動，但它的生命之火卻并未因此熄滅。作為組織，它繼續秘密地活動著，同時完全 公開地領導工資斗爭。于是，與充滿矛盾的革命形勢相適應，形成了合法的與非法的工會生活混合存在的特殊局面。但是在斗爭之中，組織在十分認真地，甚至是過分認真地繼續擴大。譬如波蘭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的工會，它們有代表一萬名交納會費的會員的五名代表參加了上次（1906年6月）的黨代表大會j。這些工會擁有正式的章程、印發的工會會員證和供粘貼的交費憑證等。就是這些曾在1905年1月在街壘上戰斗并且在12月又準備只要彼得堡一發出號令就上街戰斗的華沙和羅茲的面包匠和制鞋匠、冶金工人和印刷工人，他們在一次又一次的群眾罷工期間，在坐牢和廠方宣布停工期間，在戒嚴狀態下，仍舊抽空十分嚴肅地就自己工會的章程進行深入而專心的討論。的確，由于警方不停地追蹤，那些不幸的工會會員證還不能在秘密印刷所里足夠快地印出來，所以這些昨天和明天的街壘戰士曾不止一次在集會上無情地斥責自己領導人，而且還以退黨相威脅。這種熱情以及這種嚴肅性，至今仍持續不怠。譬如1906年7月份的頭兩周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就成立了十五個新工會：科斯特羅馬有六個，還有好幾個在基輔、波爾塔瓦、斯摩棱斯克、車爾卡西、普羅斯庫羅夫——直至省里一些最小的小城。在今年6月4日舉行的莫斯科工會聯合會會議上，在聽取了各個工會代表的報告之后作出了下述決議：“工會應使會員尊守紀律，使他們不搞街頭暴動，因為時機不適于舉行群眾罷工。鑒于政府方面可能進行挑釁，工會應謹防群眾涌上街頭。最后，本工會聯合決定，在某一工會舉行罷工之際，其他工會必須避免開展工資運動。”大部分經濟斗爭現在都是由工會領導的。ã

       于是，從一月總罷工開始至今尚未停息的這場偉大經濟斗爭形成了廣闊的革命背景，在這樣的背景上，一再或者在這里和那里爆發一些個別的無產階級運動，或者掀起一些普遍的、重大的無產階級運動，與政治鼓動和外部的革命事件不斷互相促進。在這樣的背景上，斗爭的烈火曾在幾處相繼燃起：1905年5月1日，華沙爆發了慶祝五一節的空前的徹底的總罷工，伴以十分和平的群眾游行，游行以手無寸鐵的群眾同士兵發生流血沖突而告終。六月，羅茲的一次小規模群眾游行被士兵驅散，結果在為遭士兵殺害的數名犧牲者舉行葬禮時，舉行了十萬工人的大游行，并再次同軍隊發生對抗，最后形成一場總罷工，進而演變為23日、24日及25日在沙俄帝國爆發的第一次街壘戰。同樣在六月，敖德薩港“波將金”號裝甲艦上發生的一場小事導致黑海艦隊水兵的首次大暴動，敖德薩和尼古拉耶夫兩地立即以聲勢浩大的群眾罷工來響應。進一步響應的還有喀瑯施塔得、里堡和海參崴等地的群眾罷工和水兵暴動。

       彼得堡工人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日的偉大嘗試是在十月里進行的。工人代表蘇維埃決定以革命方式在彼得堡實現八小時工作日。這就是說，某一天，彼得堡的全體工人要向廠主們聲明他們不愿每天干多于八小時的工作，并要在相應的時刻離開工作場所。利用這個想法開展了活躍的鼓動工作；無產階級熱烈地接受了這個想法并付諸實行，毫不畏懼為此付出的極大犧牲。譬如對于一直每天按計件工資工作十一小時之久的紡織工人來說，八小時工作日意味著要損失相當大的一部分工資，然而他們都欣然承受這樣的損失。一周之內，在彼得堡的所有工廠里都實行了八小時工作日，工人們為此歡呼不止。不過，開始時被搞得目瞪口呆的廠主們，很快起來反攻了：到處都以關廠威脅工人。一部分工人同意與廠方舉行談判，有的爭得了十小時工作日，有的爭得了九小時工作日。但是，彼得堡無產階級的中堅——大型國營金屬工廠的工人們卻巍然不動，接著是廠方宣布禁止這類工人進廠做工，使四萬五千至五萬名工人被解雇達一個月之久。由于這樣的結局，使爭取八小時工作日的運動影響到十二月份統一的群眾罷工：大批解雇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這次罷工的進行。

       但是在這期間，作為對布里根杜馬計劃的回答，十月份又接著爆發了全俄第二次強大的普遍性群眾罷工。這次是由鐵路職工帶頭的。和一月份的第一次主要革命行動相比，無產階級的第二次主要革命行動的特征已大不相同。政治覺悟這個因素所起的作用更為重大得多。當然，爆發這次群眾罷工的第一個原因，仍然是一個次要而又似乎偶然的原因：鐵路職工與管理當局在養老儲金問題上發生了沖突。但接著發生的工業無產階級的普遍奮起卻具有明確的政治思想。一月總罷工的前奏是為爭取政治自由去向沙皇請愿，十月大罷工的口號卻是：收起沙皇統治下的立憲丑劇吧！由于罷工立即取得了沙皇于10月30日發表宣言這一成果，這次運動并未象一月份那樣為了先去補上開頭的經濟性階級斗爭而回過頭來朝內部進行，而是向外部發展，去積極地運用剛剛爭得的政治自由。罷工工人舉行游行和集會，創辦了一家新的報刊，組織公開的討論，最后遭到血腥的大屠殺，繼而又掀起新的群眾罷工和游行——這就是十一月和十二月那些日子里風起云涌的斗爭畫卷。在社會民主黨的號召下，十一月在彼得堡舉行了第一次示威性群眾罷工，表示抗議在里夫蘭和波蘭所發生的血腥暴行及兩地所宣布的戒嚴狀態。短暫的立憲夢和夢醒后的殘酷狀態所引起的動亂終于在十二月導致了全俄國第三次普遍的群眾罷工。這次，運動的過程和終結與前兩次相比又大不相同：與一月份不同的是，這次的政治行動并未轉為經濟行動；與十月份不同的是，未能再一次取得迅速的勝利。沙皇宮廷黨沒有再拿真正政治自由來作嘗試，因此革命行動第一次全面地碰到了專制主義物質暴力的頑固之墻。持續地進行著的事件的邏輯的內部發展，使這次群眾罷工變成了一場在莫斯科爆發的公開起義，一場武裝的街壘戰和巷戰。莫斯科十二月份的那些日子是政治行動和群眾罷工運動向上發展的頂點，第一個工作繁忙的革命年頭就這樣結束了。

       同時，發生在莫斯科的這些事件作為一次小規模的試驗，全面顯示了革命運動邏輯發展和它的未來：它不可避免地要以一次普遍的公開起義為結局，但只有通過一系列預備性局部起義的訓練，這種普遍的公開起義才能發生，這些預備性局部起義可能暫時以局部的和表面的“失敗”告終，而且單個地看來，它們可能顯得是“過早的”。

       1906年帶來了杜馬選舉和杜馬插曲。出于堅強的革命本能和對時局的清醒認識，無產階級抵制了整個這場沙皇立憲鬧劇。有幾個月，自由派重又占領了政治舞臺的前臺。1904年時的局面似乎又再次出現了：發表言論的時期代替了采取行動的時期，為了更加努力地從事工會斗爭和組織工作，無產階級在一段時間里退隱了。群眾罷工銷聲匿跡，而自由派卻每天都象放焰火似地哇啦哇啦發表漂亮的演講。最后，鐵幕突然嘩啦一下落了下來，演員被趕得七零八落，自由派的焰火只留下一片煙霧。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企圖在全俄掀起第四次群眾罷工，以表示支持杜馬并恢復自由派演說時期，但這一企圖完全失敗了。單純的政治性群眾罷工的作用已經發揮完了，從群眾罷工過渡到普遍的人民起義和巷戰的時機又尚未成熟。自由派的插曲演完了，無產階級的插曲又尚未重新開始。政治舞臺暫時是空著的。

四

       前面，我們試圖簡明扼要地勾勒出俄國群眾罷工的歷史。只要粗略地瀏覽一下這段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它所展示的畫面同在德國進行的討論中人們對群眾罷工所慣于描繪的那幅畫面毫無相似之處。我們所看到的并不是根據最高領導機構的決議按照計劃慎重地進行的干巴巴的政治“行動”的那種僵死而空洞的模式，而是一段有血有肉的、生氣勃勃的生活，它根本就無法從龐大的革命整體中分割出來，而是同革命的一切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俄國革命給我們展示的群眾罷工是一種可以變化的現象，它反映著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的各個階段，反映著革命的每一時期和每一瞬間。群眾罷工這一斗爭方式的可行性，它的影響力，發生罷工的時刻，都是不斷地變化的。它能在革命似乎已經陷入絕境時突然開辟新的、廣闊的革命前景；當人們滿有把握地指靠它時，它卻遭到了失敗。它有時象寬闊的海濤一樣洶涌澎湃地蕩及全國，有時又分成無數涓涓細流，形成一片廣闊的水網；它時而象一股清泉從地下噴涌而出，時而又完全滲入地下。政治罷工與經濟罷工，群眾罷工與局部罷工，示威性罷工與斗爭性罷工，各個行業與各個城市的總罷工，和平的工資斗爭與巷戰、街壘戰——所有這些形式的罷工是互相混雜地、互相并列地、互相交叉地進行的，它們象漲滿河水的大川相互波及；這是由許多現象組成的汪洋大海，它永遠都在運動著，變化著。這些現象的運動法則是清清楚楚的：它既不寓于群眾罷工的本身，也不寓于群眾罷工的技術特點之中，而是寓于革命的政治方面和社會方面的力量對比之中。群眾罷工只是革命斗爭的形式。互相爭斗的各種力量的對比所發生的每一變化，黨的發展和階級分化的每一變化，反革命所處的地位的每一變化，這一切都會通過千百條看不見的和幾乎難以控制的途徑立即影響到罷工行動。但罷工行動本身卻幾乎一刻也不會停止。它只會改變它的形式、它的規模、它的影響。罷工行動既是活生生的革命脈搏，同時又是推動革命的強大齒輪。一句話：俄國革命向我們指出，群眾罷工不是為使無產階級斗爭取得更有力的影響而冥思苦想出來的狡黠手段，它是無產階級群眾的運動方式，是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斗爭的表現形式。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判定群眾罷工問題的一些一般觀點。

1、  如果認為群眾罷工只是一次單一行動，那就完全錯了。相反，它是持續數年甚至數

十年之久的一整個階級斗爭時期的標志和集合名詞。那種純政治的、有計劃有目的地開始和結束的，短暫的單一行動的群眾罷工模式，只適合俄國四年來所發生的無數次形形色色的群眾罷工中的一種，而且是次要的一種，即純粹的示威性罷工。在長達五年的群眾罷工時期的整個過程中，俄國僅發生了為數極少的幾次示威性罷工，而且請注意，它們通常只局限在一些個別的城市。例如：華沙和羅茲每年慶祝五一節的總罷工——在俄國本土至今尚未發生過具有相當規模的慶祝五一節的罷工，1905年11月11日為悼念被處決的馬爾岑·卡斯普沙克而舉行的華沙大罷工，1905年11月為抗議在波蘭和里夫蘭宣布戒嚴狀態而舉行的彼得堡大罷工，1905年1月22日為紀念彼得堡血腥屠殺一周年在華沙、羅茲、琴斯托霍瓦、棟姆布羅瓦煤礦區以及在俄國幾個城市的部分地區發生的群眾罷工，另外還有1906年7月對因舉行兵變被軍事法庭作出最后判決的士兵們表示同情的梯弗里斯總罷工，最后還有同年九月于軍事法庭審理期間因同一原因而舉行的列瓦爾總罷工。所有其余的大規模的和局部的群眾罷工都不是示威性罷工，而是斗爭性罷工。這種罷工大都是自發地產生的，各有自已特殊的地方性偶然原因；它們無計劃地、無意地以磅礴的氣勢發展成偉大的運動；它們不是“有條不紊地撤退”，而是有時變成經濟斗爭，有時又演為巷戰，有時則又自行收縮了。

       在這幅總的畫面中，純粹的政治性示威罷工只起著完全次要的作用——巨大的平面上個別微小的點。從時間上看，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特征：與斗爭性罷工不同，示威性罷工所表現出的黨的紀律性、有意識的領導和政治思想都是最高程度的，因而按照模式來看，它一定顯得是最高的和最成熟的群眾罷工形式。實際上，這類示威性罷工在運動的開始起著最重大的作用。例如：1905年5月1日華沙總罷工，作為令人驚嘆地貫徹社會民主黨決議的第一個例子，它是對波蘭無產階級運動具有偉大意義的一次事件；同樣，作為有意識、有計劃的群眾行動的第一次演習，同年十一月彼得堡的同情罷工也在俄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樣，漢堡的同志們在1906年1月17日舉行的“群眾罷工演習”j,作為運用這一爭議如此之多的武器的第一次新鮮嘗試，而且如此大獲成功并如此令人信服地表現了漢堡工人階級的戰斗情緒和戰斗喜悅，因此它在今后的德國群眾罷工史上的作用也是杰出的。如果德國的群眾罷工時期將來認真地開始的話，它肯定也將自行導致一場真正普遍的五一節大罷工。五一節自然就會作為群眾斗爭時代的第一次大示威而獲得榮譽。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匹“無力的老馬”——科倫工會代表大會就是這樣稱呼五一節的——還有遠大的前途，還要在德國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可是，隨著嚴肅的革命斗爭的發展，這類示威的意義卻在迅速地減弱。政治覺悟的提高和無產階級所受的訓練，這兩個因素從客觀上促使按照預定計劃和黨的口號去進行的那些示威性罷工得以發生。現在，卻正是這兩個因素使得這類罷工不可能發生了；俄國無產階級這支人民大眾最得力的先鋒隊，今天根本不想再搞示威性罷工，工人們不想再搞任何兒戲，他們現在只想到嚴肅的斗爭及其全部后果。如果說示威這個因素——當然不是以有意的，而主要是以本能的、自發的形式——在1905年1月的首次群眾大罷工中還曾起了巨大作用的話，那么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想在八月份掀起一場群眾罷工以表示支持被解散的杜馬，這個企圖卻因經過訓練的無產階級堅決反對再搞軟弱無力的不徹底行動和單純的示威而失敗了。

2、  如果我們不去理會處于次要的地位的示威性群眾罷工，而是著眼于當今俄國無產階

級行動的真正主體的斗爭性罷工，于是我們就又會發現，在這類罷工中，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是無法彼此分開的。在這一點上，罷工的實際情況與理論上的模式也是大相徑庭的。而且，一方面想從工會組織的總罷工中按照邏輯推出純政治性群眾罷工是最成熟、最高級的罷工階段的結論，同時又要把這兩種罷工形式搞得涇渭分明，這種迂腐之見也被俄國革命的經驗徹底駁倒了。這一點不僅——如果歷史地看——在下述事實中表現出來：所有群眾罷工——從1896年至1897年彼得堡紡織工人的第一次偉大的工資斗爭直到1905年12月的最后一次群眾罷工——都令人難以覺察地由經濟罷工過渡為政治罷工了，因此幾乎根本無法再在兩者之間劃一條界線。而且所有大的群眾罷工中的每一次罷工都可以說是小規模地重現俄國群眾罷工的一般歷史，都是以純經濟性的或者至少是以資方同工會的局部沖穿突開始的，然后經過由低到高的各個階段直至發展到政治性的大示威。我們看到，1902年和1903年俄國南方群眾罷工的偉大風暴之所以形成，在巴庫是因為處分失業工人所引起的沖突，在羅斯托夫是因為鐵路工廠里的工資爭議，在梯弗里斯是因為商業店員為爭取縮短工時而進行斗爭，在敖德薩是因為一個小廠里所發生的一場工資斗爭。1905年1月的群眾罷工是由普提洛夫工廠里的一場內部沖突演變而成的，十月罷工始于鐵路職工爭取養老儲金的斗爭，而十二月罷工則是由郵電職工爭取結社權的斗爭發展而成的。整個運動的進步并不表現在沒有出現經濟性的起始階段，而是表現在運動從低級階段一直發展到政治性大集會這個高級階段是如此的迅速，表現在群眾罷工向前推進的程度是如此的深遠。

       但是，整個運動不僅是朝著從經濟斗爭到政治斗爭的方向發展的，它也朝相反的方向發展。那些大的政治性群眾行動中的每一次行動，當它達到政治上的最高點之后，就會突然轉成蜂擁而起的經濟罷工。不僅每一次大的群眾罷工是這樣，就連整個的革命也是如此。隨著政治斗爭的擴展、明朗化和加強，經濟斗爭不僅不會削弱，反而也會亦步亦趨地擴展和加強，并使自己具有組織性。兩類罷工之間有著完全的相互促進的關系。

       政治斗爭的每一新的開始和每一新的勝利，都會變成對經濟斗爭的強大推動，政治斗爭同時也在擴大自己外部的可能性，提高工人改善自己狀況的內部動力和戰斗熱情。政治行動掀起的每一層浪花過去之后，都會留下肥沃的土壤，并立即萌發出千百株經濟斗爭的枝條。反過來也是如此：工人同資本處于不停的經濟戰狀態，這使戰斗勁頭在一切政治間歇期間保持旺盛，可以說，它竟成了保存無產階級的階級力量的永久的、新鮮的蓄水池，政治斗爭隨時可以從中重新汲取力量；同時，無產階級堅持不懈的經濟斗爭總是時而在這里，時而又在那里引起一場場激烈的沖突，從這些個別的經濟沖突中又會出乎意外地爆發出大規模的政治沖突。

       一言以蔽之：經濟斗爭把一個政治樞紐同另一個政治樞紐聯系起來，而政治斗爭則為產生經濟斗爭的土壤定期施肥。這里，原因和結果隨時都在交換它們的位置。因此群眾罷工時期的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遠遠不象學究們的模式所主張的那樣彼此截然分開，更不是彼此排除的，不如說它們只是構成了俄國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彼此密切相連的兩個方面。它們的統一體就是群眾罷工。如果那種冥想的理論為要達到論述“純粹的政治性群眾罷工”的目的，非要在群眾罷工上搞人為的邏輯切割，那么這種解剖一定也象其他解剖一樣，不會使人認識現象的活的本質，而只能使現象變成僵死的東西。

3、  最后，俄國的事態發展還告訴我們，群眾罷工是不能同革命分離開來的。俄國的群

眾罷工史也就是俄國的革命史。當然，我們德國的機會主義代表們一聽到“革命”立刻就會想到流血和巷戰，想到火藥和槍彈，由此就會得出邏輯的結論：群眾罷工不可避免地要導致革命，所以我們不應當搞。實際上，我們在俄國看到，差不多每一場群眾罷工到最后都是以同沙皇秩序的武裝衛護者發生遭遇戰而告終。在這一點上，所謂的政治罷工同規模較大的經濟斗爭是完全相同的。不過，革命不同于流血，又比流血具有更多的內容。與那種只從街頭鬧事和暴動的角度，即只從“混亂”的角度去看待革命的警察式觀點不同，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認為，革命首先是社會階級關系中所發生的深刻的內部變化。從這種觀點看來，俄國的革命與罷工之間還有另一種關系，它與人們通過平凡的觀察所確認的群眾罷工通常總以流血告終那樣的關系完全不同。

       上面我們看到了俄國群眾罷工的內在機制，它是以政治斗爭與經濟斗爭之間不停的互相影響為基礎的，而這種互相影響恰恰又是由革命時期決定的。只有在革命時期急風暴雨的氣氛中，勞資之間的每一場局部的小沖突才有可能發展為普遍的爆炸。在德國，工人同廠主之間最激烈、最殘酷的沖突每年都在發生，每天都在發生，但斗爭并未超出有關的個別行業或個別城市甚至個別工廠的范圍。象彼得堡那樣對有組織的工人的處分，巴庫那樣的失業，敖德薩那樣的工資沖突，莫斯科那樣的爭取結社權的斗爭，在德國也是常常發生的，卻沒有一次發展成共同的階級行動。即使它們獨自發展成顯然具有政治色彩的個別的群眾罷工，也還是沒有釀成普遍的斗爭風暴。荷蘭鐵路職工的總罷工就為此提供了令人驚服的證明。j它雖然贏得了極其熱烈的同情，但由于國內無產階級毫無行動，最后還是失敗了。

       反過來，在階級社會的社會基礎和墻垣已經松動而且時時都在變化的革命時期，無產階級的每一次政治的階級行動都會在幾小時之內使過去從未受到觸動的那些工人階層全部擺脫死氣沉沉的狀態，這立即會自然而然地表現為暴風驟雨般的經濟斗爭。被政治行動的閃電突然驚醒的工人，緊接著首先從事當務之急：為反抗自己在經濟上所處的奴隸狀況而自衛。政治斗爭的風暴使他突然以從未料到的強烈程度感覺到身上的經濟枷鎖的沉重壓力。在德國，最激烈的政治斗爭，例如選舉斗爭或關于關稅率的議會斗爭，對同時正在開展的工資斗爭的進程和強度幾乎沒有發生任何可以覺察的直接影響；但是在俄國，無產階級的每一個政治行動都會立即影響經濟斗爭的廣度和深度。

       由此可見，革命首先造成一些社會條件，使經濟斗爭可以直接轉變成政治斗爭，政治斗爭也可以直接轉變成經濟斗爭，這種轉變就通過群眾罷工表現出來。如果那些搞庸俗圖式的人只在作為罷工尾聲的街頭流血沖突中看到群眾罷工與革命的關系，那么我們只要稍微深入地觀察一下俄國的事態進程就會發現一種完全相反的關系：實際上，不是群眾罷工產生革命，而是革命產生群眾罷工。

4、  關于對群眾罷工加以有意識的領導以及在群眾罷工時采取主動的問題，這只要對過

去的情況加以總結就足以搞清楚了。如果群眾罷工并不意味著一次個別的行動，而是意味著階級斗爭的一整個時期，如果這個階級斗爭時期也就是革命時期，那么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即使舉行群眾罷工的決心是來自最強大的社會民主黨的最高領導，但罷工還是不能光憑自己愿意就可以搞得起來的。只要社會民主黨還不能隨意自如地按照自己的判斷來發動和禁止革命，那么社會民主黨大軍的熱情和耐心無論有多大，都不足以開始一個真正的群眾罷工時期，使之成為一場活躍而強大的人民運動。依靠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決心和這個黨所領導的工人群眾所表現的黨的紀律性，固然可以舉行一次短暫的示威，象瑞典的群眾罷工j、最近奧地利的群眾罷工k或1月17日的漢堡群眾罷工就是如此；但是這類示威同真正的革命群眾罷工時期還有區別，正象外交關系緊張時那幾次大家都知道的艦隊到外國海港示威l還不是海戰一樣。由純粹的紀律和熱情所產生的群眾罷工，充其量也只能作為一段插曲，作為工人戰斗情緒的一種象征而發揮它的作用，在這以后又會恢復平靜的日常生活。自然，就是在革命期間，群眾罷工也不能從天而降，它必須由工人以這種方式或那種方式搞起來。在這方面，工人們的決心與決定也是起作用的，而且主動發起罷工并且領導罷工的自然是無產階級有組織的、最有覺悟的核心即社會民主黨人。但是如果革命時期已經來到，那么這種主動性和這種領導大抵只是在運用于個別的行動、個別的罷工時才有用武之地，而且大抵局限在某個個別的城市。譬如我們已經看到，社會民主黨曾多次在巴庫、華沙、羅茲、彼得堡等地直接發出舉行群眾罷工的口號并且取得成功。但是，在用于整個無產階級的普遍運動時，上述做法就成效甚微了。而且，這種主動性和有意識的領導還受到十分確定的限制。恰恰是在革命期間，要預見并估計出哪些原因和因素能夠引起爆發，哪些卻不能夠，這對無產階級運動的任何一個領導機構都是極為困難的。在這里，采取主動和進行領導同樣不是隨心所欲地指揮命令，而是要盡可能靈活地適應局勢和盡量密切地同群眾的情緒保持聯系。我們已經看到，自發性因素——不管是作為促進因素還是作為妨礙因素——在俄國所有群眾罷工中都無例外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為俄國社會民主黨還很年輕或弱小，而是因為在斗爭的每個個別行動中間，總有許多無法預見的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普遍的和局部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因素在共同起作用，沒有一個行動能象算術題那樣判定和解答。革命——即使是以社會民主黨為首的無產階級在其中起著領導作用——不是無產階級在曠野上舉行的演習，而是當各種社會基礎不停地斷裂、破碎和變化時發生的斗爭。簡言之，自發性因素在俄國的群眾罷工中之所以起著如此主要的作用，并不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是“未經訓練的”，而是因為革命不是靠訓導可以學會的。

       另一方面，我們在俄國看到，革命使社會民主黨難于對群眾罷工發號施令，而且它喜怒無常，隨時都會把社會民主黨手里的指揮棒奪掉，或者把這根指揮棒塞到它的手里，但正是這一革命本身解決了在德國討論的理論圖式中被“領導”當作主要憂慮看待的所有那些困難：“口糧的供應”、“費用的支付”、和“犧牲”等問題。當然，革命決不是象人們在工人運動最高領導機構的一次安靜的秘密會議上手里拿著鉛筆處理事務那樣來解決這些問題。所有這些問題是這樣“解決”的：革命使如此廣大的人民群眾登上政治舞臺，因而任何對群眾運動所需的費用作出估計和安排的做法——就象事先計算一件民事訴訟所需的費用那樣——都顯得是完全無望的。其實，俄國的領導組織也是設法竭力救助因斗爭所蒙受的直接的犧牲的。譬如，因爭取八小時工作日運動而遭到大批解雇的彼得堡罷工工人所作出的英勇犧牲，就曾得到長達一周之久的救濟。不過在革命這本巨大的總帳上看來，所有這些措施不過是滄海一粟。真正的、嚴肅的群眾罷工時期一開始，所有的“費用計算”就都變成了想用一只玻璃杯舀盡滄海這樣的打算了。這是可怕的貧困與痛苦的苦海，無產者大眾的每一次革命都需要經過這樣的苦海才能得來。對于這種似乎無法克服的困難，革命時期所提供的解決辦法就在于它使廣大人民群眾產生了偉大的理想。有了這樣的理想，他們對最艱難的痛苦也將毫無感覺。如果一個工會會員的心理狀態是這樣的：在事先未得到萬一遭到解雇肯定會受到怎樣的救濟的保證時，絕不參加慶祝五一節的罷工，——那么無論是革命還是群眾罷工都搞不成。但正是在革命時期的暴風驟雨中，無產者從要求救濟的未雨綢繆的一家之主變成了“革命的浪漫主義者”。他認為，同斗爭理想比起來，就連最可寶貴的東西——生命的價值也為之遜色更不用說物質生活了。

       如果說從發布舉行群眾罷工的號令和計算、籌措罷工經費的意義上講，領導群眾罷工是革命時期本身的事，那么從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意義上講，對群眾罷工的領導則是社會民主黨及其領導機關的事。社會民主黨的使命不是要為群眾罷工的技術方面和內在機制煞費腦筋，越俎代庖，而是要在革命時期也承擔政治領導。為斗爭制定口號，給斗爭指出方向；在安排政治斗爭的策略時，要使現有的和已經迸發、已經行動起來的無產階級的全部力量在斗爭的每一階段和每一時刻都有用武之地，而且要在黨的戰斗陣地上表現出來；要使社會民主黨的策略在果斷和銳利方面不但永不落后于實際力量對比的水平，而且還要跑在它的前面，這些才是群眾罷工時期的“領導”的最重要的任務。在某種程度上，這個領導會自行變成技術性的領導。社會民主黨所制定的堅定、果斷和勇往直前的策略，會使群眾產生穩妥感，產生自信心，產生戰斗熱情。反之，搖擺、軟弱和對無產階級估計不足的社會民主黨策略，卻會使群眾喪失活動能力和不知所措。如果是前一種情況，群眾罷工會“自然”爆發，而且總是很“及時”。后一種情況卻不然。領導所發出的舉行群眾罷工的要求有時會無人響應。對于這兩種情況，俄國革命都為我們提供了生動的例證。

五

       現在的問題是，從俄國群眾罷工中所能汲取的全部教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德國。德俄兩國的社會和政治情況，工人運動的歷史和現狀，都是完全不同的。乍看起來，就連上面所闡述的俄國群眾罷工的內在規律可能也僅僅顯得是俄國情況特有的產物，德國的無產階級根本不用加以考慮。在俄國革命的政治斗爭與經濟斗爭之間存在一種最密切的內在聯系，兩種斗爭的一致性在群眾罷工時期就表現出了。但是，這難道不純粹是俄國專制主義的結果嗎？如果一個國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工人運動，禁止任何工人運動的表現，如果就連最簡單的罷工在那里也成了政治上的犯罪，那么在這樣的國家里，每一次經濟斗爭都必然會合乎邏輯地成為政治斗爭。

       另外，如果反過來說，政治革命一爆發馬上就導致俄國工人同企業主的總清算，那么這同樣也是下述事實的簡單結果：俄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準一直是最低的，而且他們從來沒有為改善自己的狀況而進行過任何正常的經濟斗爭。從一定程度上講，俄國無產階級必須首先擺脫自己最糟糕的境況。所以，革命一旦朝專制主義的污濁空氣吹進一股清風，俄國無產階級便立即象初生之犢那樣大膽地干起來，這就不足為奇了。最后，俄國的群眾罷工的暴風雨般的革命發展，這些群眾罷工的以自發性和天然性為主的特征，一方面是由于俄國在政治上落后，由于首先必須推翻東方式的暴虐專制，另一方面是由于俄國的無產階級缺乏組織和訓練。一個國家，它的工人階級有著三十年的政治生活經驗，有一個擁有三百萬黨員的社會民主黨和一支由二十五萬工會會員組成的核心部隊，在這樣一個國家里的政治斗爭和群眾罷工都和在一個半野蠻的、先要完成從中世紀進入現代資產階級制度的飛躍的國家里不一樣，不可能具有那樣的暴風雨般的、天然自發的特征。在那些想由一個國家的成文法的條文中看出該國社會狀況成熟程度的人們中間，這個想法是很流行的。

       現在，我們把這些問題逐個地研究一下。首先，要是把革命的爆發才算作俄國經濟斗爭的開始，那是錯誤的。實際上，俄國本土的罷工和工資斗爭從九十年代起，而俄屬波蘭的罷工和工資斗爭甚至從八十年代末起就已日漸頻繁了，這些斗爭終于為自己爭得了實際的合法權利。當然，它們往往引起警方的殘暴懲處，但它們畢竟成了日常的現象。譬如早在1891年，華沙和羅茲兩地都已有相當重要的全面的罷工儲金會。在那幾年里，對工會的熱忱甚至曾有一個短暫時期在波蘭造成了那些幾年后在彼得堡和俄國各地得到蔓延的“經濟”幻想。j

       同時，如果設想革命前沙皇俄國的無產階級的生活水平簡直和乞丐一樣，這也是過分夸大。恰恰是目前在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中表現得最活躍、最積極的那個大工業和大城市工人階層，在物質生活水平方面并不比德國無產階級的相應階層低多少。在一些行業里，俄國工人同德國工人掙得一樣多，在一些地方甚至高于德國工人。就是在工作時間上，兩國大工業企業之間的差別也是不大的。因此，那些錯誤地把俄國工人階級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估計得極低的想法，簡直象是憑空捏造。人們只需略加思索就會發現，革命這件事本身和無產階級在其中所起的杰出作用都駁斥了這些想法。靠乞丐是搞不成在政治上如此成熟、在思想上如此清楚的革命的；而站在斗爭前列的彼得堡、華沙、莫斯科和敖德薩的工業工人，他們在文化上和思想上與西歐工業工人相近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只把資產階級議會政治和循規蹈矩的工會實踐當作訓練無產階級唯一的、必不可少的文化學校的那些人的想象。雖然沒有資產階級法制的表面保障，但由于俄國現代大資本主義的發展，由于鼓舞并領導經濟斗爭的社會民主黨長達十五年之久的思想影響，還是完成了相當可觀的文化工作。

       從另一方面講，如果我們略微深入地觀察一下德國工人階級的實際生活水平，就可以發現差別更加微乎其微了。俄國的偉大的政治性群眾罷工從一開始就喚起了無產階級最廣泛的階層，并使之投身到如火如荼的經濟斗爭中去。而在德國，難道工人階級的生活中就沒有至今還只是受到工會的溫暖陽光微弱照射的陰暗角落嗎？工人階級中不是有一大批人數很多的階層至今還根本沒有努力擺脫社會底層的地位，或者只是企圖通過日常工資斗爭的途徑來做到這一點卻徒勞無功嗎？讓我們以礦工的疾苦為例。同在其他國家甚至工會的理想之國即英國一樣，礦工們的工資斗爭就是在德國的平靜的工作日里，在單調的議會政治的冰冷氣氛中，也已經幾乎只是表現為間或出現的強大的火山爆發即具有典型性和天然自發性的群眾罷工。這正好表明，德國的勞動和資本的矛盾是十分尖銳而巨大的。因此不能以平靜的、按計劃進行的、局部的工會斗爭的形式零敲碎打地獲得解決。在德國，礦工的疾苦連同它那在“正常”時期就已成為極猛烈的風暴之源的爆炸性土壤，每逢工人階級規模較大的政治性群眾行動時，每逢改變日常社會生活的暫時平衡的較為強烈的變動時，都有不可避免會立即爆發成一場巨大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斗爭。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紡織工人的疾苦。每隔數年就席卷福格特蘭德j地區一次的紡織工人的工資斗爭是很激烈的，但大多毫無成果，這些斗爭使人們略微能想象，受紡織資本卡特爾奴役的團結起來的廣大工人群眾在政治變動時，在德國無產階級采取強大而勇敢的群眾行動時，必然會以磅礴之勢轟然而起。接下去再讓我們看看家庭手工業者的疾苦，服裝工人的疾苦和電業工人的疾苦，這都是些不折不扣的風暴之源。這些行業的無產階級在平時，在安靜時期越少開展斗爭，每次開展斗爭時越是缺少成果，迫使他們咬緊牙關重新受奴役的資本壓迫越是殘酷，那么當德國在政治上一有風吹草動時就越是肯定會從這些風暴之源爆發出強大的經濟斗爭。

       現在再看來德國許多不同工種的無產階級，他們人數眾多，在事態的“正常”發展進程中是不可能為改善自己狀況而開展和平的經濟斗爭的，是不可能使用任何結社權的。我們首先拿鐵路及郵政職工突出的疾苦作例子。在議會式法制國家的德國，這類國家雇用的工人的境況卻是俄國式的——請注意，是革命前的、專制主義全盛時期的俄國存在的那種境況。1905年十月大罷工的時候，在形式上還是專制主義的俄國，鐵路職工就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行動自由來說就已經使德國的鐵路職工望塵莫及了。俄國的鐵路和郵政職工在斗爭的暴風驟雨中實際上已經爭得了結社權，盡管審判和處罰一時象雨點般朝職工襲來，但他們的內部團結已再也無法破壞了。如果有人同德國反動派一起認為德國鐵路和郵政職工的盲目服從會永遠地保持下去，認為這種盲目服從就象一塊無論怎樣也不會磨損破碎的巖石，那么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心理學判斷。盡管德國的工會領導者人非常安于現狀，就連這種在整個歐洲幾乎沒有先例的屈辱也沒有使他們掃興，他們仍舊可以略微滿意地觀察工會斗爭在德國所取得的成就；但是，當德國工業工人普遍奮起的時候，這些身穿制服的國家奴隸也不可避免地會試圖發泄他們深埋在心底而且蓄積已久的怨恨。如果無產階級中由工業工人組成的先鋒隊伍打算在群眾罷工中爭取新的或者維護已有的政治權利，那么鐵路和郵政職工的大軍也必然會感到自己的特殊屈辱，最后總有一天將奮起擺脫德國專門加給他們的這份額外的俄國式專制統治。那種想按照圖式和方案去開展偉大群眾運動的迂腐之見把鐵路職工爭得結社權看成一個必要的前提，認為只有具備這樣的前提才“允許設想”在德國搞群眾罷工。事情的實際的、自然的發展進程只能是恰恰相反：德國鐵路和郵政職工的結社權只有在一次強大的、自發的群眾罷工行動中才能真正誕生。一旦爆發一場普遍的無產階級政治性群眾行動，那么在這場罷工的影響和壓力下，在德國目前狀況下無法完成的任務就會突然找到完成的可能性和完成的辦法。

       最后談談最大、最重要的疾苦：農業工人的疾苦。如果說英國的工會是僅僅適合于工業工人而組織起來的，那么對于英國國民經濟的特殊性以及對于農業在英國整個經濟生活中所起的微弱作用來說，這寧可說是一種可以理解的現象。在德國，如果一個工會組織——不管它搞得多么出色——僅僅包括工業工人，卻把農業工人的整個大軍拒之于門外，那么它始終只是不能充分反映無產階級整個狀況的局部畫面。同樣，假使認為農村的狀況是不會改變和靜止不動的，認為無論是社會民主黨堅持不懈的啟蒙工作還是它的一整套德國內部的階級政策，都不能持久地改變農業工人表面的消極性，認為在德國工業無產階級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而采取任何較大的、普遍的階級行動時農村無產階級不會也跟著騷動，那么這也是一種極為有害的想法。其實，農業工人的騷動只能首先表現為一場廣泛的、暴風雨般的經濟斗爭，表現為農業工人聲勢浩大的群眾罷工，這是十分自然的事。

       因此，如果我們將目光從參加了工會組織的德國工業和手工業行業的表格移到那些完全站在工會斗爭之外、或者因其特殊的經濟狀況而不能被塞進小規模日常工會斗爭狹隘框框里去的廣大無產階級集團那里，那么德國無產階級在經濟上似乎優越于俄國無產階級的這幅畫面就改觀了；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一個大的領域，那里的矛盾已經激化到一觸即發的地步，那里已經積聚了大量的燃料，那里以赤裸裸的形式存在著許多“俄國式專制主義”的表現，那里應該首先補上在經濟上同資本作最初步的清算這一課。

       無產階級一旦舉行一次廣泛的政治性群眾行動，就不可避免地要同現行制度算那些老帳。人為地布置城市無產階級搞一次示威游行，只憑紀律和黨執行委員會的指揮棒來搞群眾罷工行動，當然會使更廣泛的人民階層保持冷漠和無動于衷。但是真正從革命環境中誕生出來的強大而又無所忌憚的工業無產階級的戰斗行動，卻肯定會反過來影響那更為低下的階層，并且恰恰帶動那些在正常和平靜的時期站在工會日常斗爭之外的所有階層都投身到廣泛的、暴風驟雨般的經濟斗爭中來。

       但是，如果我們回過頭來也看一下德國工業無產階級有組織的先鋒部隊，如果另一方面我們也考察一下俄國工人階級今天在經濟斗爭中爭取實現的那些目標，那么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會認為，德國的最老的工會有理由象看待已穿不下的童鞋一樣蔑視這些奮斗目標。例如自1905年1月22日以來，俄國各次罷工最重要、最普遍的要求就是八小時工作日，對于德國工人階級來說，這肯定不是已經過時的立場，不如說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一個美好而遙遠的理想。這一點同樣也適用于德國工人反對資本家的“一廠之主觀點”的斗爭，適用于爭取在所有工廠成立工人委員會、廢除計件工作的斗爭，適用于爭取廢除手工業里的家庭勞動的斗爭，適用于徹底執行星期日休息制和承認結社權的斗爭。是的，如果再作進一步的仔細觀察，我們就會發現，目前這次革命中俄國無產階級的經濟斗爭的全部目標，對德國無產階級也是非常現實的，而且正好觸到了工人生活的痛處。

       由此，我們首先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有些人們特別樂于運用的那種純政治性群眾罷工，對于德國也只是死板的理論圖式。如果群眾罷工是作為城市工人階級所進行的堅決的政治斗爭從強大的革命風潮中通過自然的途徑誕生的，那么同在俄國完全一樣，它們也會自然地迅速轉入進行自發經濟斗爭的一個完整時期。因此，工會領導人擔心爭取經濟利益的斗爭會在激烈的政治斗爭時期和群眾罷工時期被輕易地擱置一旁和壓制下去，這是出于一種對革命事物發展進程的完全不切實際的、死搬教條的設想。不如說就是在德國，革命時期也將改變工會斗爭的性質，并會使這一斗爭大有發展，以致工會目前的游擊戰相形之下會象兒戲一樣。另一方面，政治斗爭也會從這種氣勢磅礴的經濟性群眾罷工風暴中不斷地獲得新的推動和新的力量。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之間的相互促進作用成了目前俄國群眾罷工的內部動力，同時也可以說成了無產階級革命行動的調節器，在德國這種相互促進作用也會自然而然地從社會情況中自行產生出來。

六

       由于上述情況，同群眾罷工問題有關的組織問題，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一些工會領導人對待組織問題的態度通常充其量表現為這樣一種主張：“要冒險搞進行象群眾罷工這樣大膽的較量，我們還不夠強大。”這種主張是站不住腳的。要通過四平八穩的數字計算去確定無階級什么時候才“足夠強大”到可以搞什么樣的斗爭，這是一道無法解答的習題。三十年前，德國工會有五萬名會員。很明顯，根據上述標準，憑這個數字搞群眾罷工是連想也不能想的。又過了十五年，工會的力量增長到原來的四倍，有會員二十三萬七千人。但是假使那時問今天的工會領導人，無產階級組織是否已經成熟得足以搞一次群眾罷工，那么他們肯定說，情況遠非如此，要等工會會員到了數以百萬計的時候才行。時至今日，有組織的工會會員已經達到二百萬，可是工會領導人的觀點卻依然如故，而且這種情況顯然還會無盡無休地維持下去。他們默然認定一個前提，就是必須到德國整個工人階級最后一個男人和女人都加入工會組織的時候，它才算“足夠強大”到可以去冒一次群眾行動的風險。即使倒那時，按照老的公式，這樣的群眾行動很可能仍舊表明是“多余的”。工會領導人的這一理論完全是一種空想。道理很簡單，因為它是自相矛盾的，是一種惡性循環。所有的工人們，在他們能夠開展某種直接的階級斗爭之前，本來應當全部組織起來；但是，在事物的“正常”發展進程中，在沒有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的時候，資本主義發展和資產階級國家的狀況條件卻會使得某些階層——而且正是無產階級的主體，無產階級的那些最重要的、外在底層j的、受資本和國家的壓迫最甚的階層——根本就不可能被組織起來。我們看到甚至在英國，在沒有任何“干擾”——除去最初的憲章運動時期不算——的情況下，在未受“革命浪漫主義”任何迷惑和引誘的情況下，工會作了整整一個世紀的不倦努力，所做到的也不過是使無產階級少數境況較佳的階層組織起來。

       另一方面，工會組織和無產階級所有其他的斗爭組織，恰恰只有在斗爭中才能使自己長期存在下去，而且這里所說的斗爭并非指在資產階級議會時期的一潭死水里所搞的蛙鼠之戰，而是指群眾斗爭的激烈的革命時期。僵死的、機械的、官僚主義的觀點只想使斗爭成為組織人數達到一定水平時的產物。但是，事物的活生生的、辯證的發展卻反過來使組織成了斗爭的產物。我們已經在俄國看到了這種現象的偉大先例。在那里，先前幾乎根本沒有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經過一年半的暴風驟雨般的階級斗爭就建立了一個廣泛的初期工會組織網。德國工會本身的歷史也可以提供這樣的例子。在1878年的時候，德國工會會員有五萬人。上面已經談到，按照今天 的工會領導人的理論，要開展激烈的政治斗爭，這樣的組織還遠遠不是“足夠強大”的。但是當時的德國工會盡管弱小，卻還是開展了斗爭，即同反社會民主黨人法的斗爭，并且表明自己不僅“足夠強大”而贏得了那場斗爭，而且還在那場斗爭 中使自己的力量增長了四倍：在反社會民主黨人法廢除后的1891年，會員人數達到了二十七萬七千六百五十九人。不過，工會在同反社會民主黨人法的斗爭中取勝的方法，并不符合和平地、象蜜蜂那樣不停地擴大工會組織的理想。在那次斗爭中，所有的工會組織起初全部垮了，然后再在下一個斗爭風浪中出現和重生。但這正是適合無產階級組織的特殊發展方式：在斗爭中經受考驗并從斗爭中重生。

       對于德國工會來說，即將到來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政治斗爭時期也不會給它帶來令人感到擔心和威脅的毀滅，而是相反，將為它的勢力范圍的迅速的跳躍式擴展開辟意想不到的嶄新前景。在對德國社會情況和德國工人各個階層的狀況作進一步的考察之后，上述一點就變得十分清楚了。可是這個問題還有它的另外一個方面。把群眾罷工當作僅僅是組織起來的工人的嚴肅的政治性階級行動來搞的計劃是根本毫無希望的。如果想使一次群眾罷工或者甚至所有群眾罷工獲得成功，如果想使群眾的斗爭獲得成功，它們就必須成為真正的人民運動，也就是說必須使無產階級最廣泛的階層都參加到斗爭中來。早在議會形式的斗爭時期，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威力就已經不是依靠組織起來的小核心，而是依靠具有革命思想的無產階級的廣大外圍群眾。假使社會民主黨只靠它的幾萬名黨員就想大打競選之仗，那它就會自己使自己注定成為一文不值的。只要有可能，社會民主黨是傾向于把它的選民大軍統統吸收到黨組織里來的，但是社會民主黨三十年的經驗表明，不是黨組織的發展擴大了它的選民群眾，恰恰相反，是各次競選所贏得的新工人階層形成了隨后播種組織的土壤。在這方面，也不僅是組織為斗爭提供了作戰部隊，而且是斗爭本身在更高的j程度上為組織提供了新鮮的血液。很明顯，同樣的道理適用于直接的政治性群眾運動的程度大大地高于它適用于議會斗爭的程度。社會民主黨作為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核心確實是領導全體勞動者人民的先鋒隊，工人運動的政治明確性、力量和統一也確實是來源于這個組織，但是永遠也不能把無產階級的階級運動理解為組織起來的少數人的運動。每一次真正偉大的階級斗爭都必須以最廣大的群眾的支持與參加作基礎，而一種階級斗爭的戰略，如果不是指望有最廣大的群眾參加斗爭，而是只適用于無產階級中象駐扎在兵營里的那一小部分人所搞的漂亮行軍，那么它在事先就已注定要遭到可悲的失敗。

       因此在德國，群眾罷工和政治性群眾斗爭不可能僅僅由組織起來的工人搞，也不能指望那種來自黨中央的正規的“領導”。在這一方面又是同在俄國完全一樣，關鍵與其說是在于“紀律”和“訓練”，在于事先就盡可能細心地確定救濟和費用問題，不如說是在于一次能夠羸得并帶動最廣泛的無產者群眾的——它們雖然沒有被組織起來，但就其情緒和地位而言是革命的——真正革命的、堅決的階級行動。

       對組織在無產階級階級斗爭中的作用的過高估計與錯誤估計，還常常佐以對未組織起來的無產者大眾及其政治成熟性的過低估計作為補充。在革命時期和偉大的、振奮人心的階級斗爭暴風雨中，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和社會民主黨對最廣泛人民階層的影響所產生的教育作用才暴露無遺，而根據和平時期的組織表格甚至競選統計對此是很難想象的。

       在俄國我們看到，大約兩年來，工人同資方的很小的局部沖突以及政府機關在個別地方的最輕微的殘暴行為，都可以立即產生偉大而普遍的無產階級行動。這樣的事每個人都看到，而且覺得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俄國正在發生“革命”。這樣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說，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感情和階級本能正處于最高度的活躍狀態，所以某一小批工人那里所發生的每一件局部性事情都被它直接地感覺為普遍性事情，全階級的事情，于是整個階級就會象閃電一樣作出反應。在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荷蘭，工會同資方最激烈的沖突沒有引起工人階級——哪怕僅僅是組織起來的那一部分——的任何廣泛的行動，而在俄國，就連很小的誘因也釀成了普遍的斗爭風暴。這只能說明一點——盡管聽起來似乎是荒謬的：俄國的年輕、沒有經過訓練、接受啟蒙的程度很低、組織起來的程度更低的無產階級，它的階級本能目前卻比德國或其他任何一個西歐國家的有組織、有訓練和經過思想啟蒙的工人階級的階級本能要強過千百倍。這倒不是“年輕而新興的東方”同“腐朽的西方”相比所特有的品德，而是直接的革命群眾行動的簡單結果。社會民主黨在經過思想啟蒙的德國工人的頭腦里所播種的階級覺悟，是一種理論的、潛在的階級覺悟：在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統治時期，它通常不能表現為直接的群眾行動；它在這里是競選期間各選區同時組織的四百次行動、許多局部的經濟斗爭以及諸如此類的斗爭的思想總和。在群眾親自登上政治舞臺的革命期間，階級覺悟就成了實際的、積極的階級覺悟了。因此，在三十年的議會斗爭和工會斗爭中不能人為地使德國無產階級得到的那種“訓練”，俄國無產階級卻在一年來的革命中得到了。當然，就是在俄國，在革命時期結束之后，在資產階級議會式的法制國家建立之后，無產階級這種活躍的、積極的階級感情也會大大淡薄或者不如說成為隱蔽的，潛藏的。反之，在德國出現強大政治行動的時期，這種活躍的、有行動能力的、革命的階級感情也會掌握德國最廣泛、最低下的無產階級階層，而且社會民主黨在這以前所做的教育工作愈是強有力，那么這種情況就來得愈是迅速、愈是勢不可擋，這同樣是是肯定無疑的。這種教育工作以及目前德國整個政策的刺激作用和促進革命的作用將表現為：現在似乎處于政治遲鈍狀態、對社會民主黨和工會要把他們組織起來的一切努力似乎是麻木不仁的所有階層，在嚴肅的革命時期都會忽然起來站到社會民主黨的旗幟之下。六個月的革命時期能完成召開群眾大會和散發傳單在十年里也無法完成的工作。當在德國出現這種時期的條件已成熟時，今天尚未組織起來的落后階層將在斗爭中自然地成為最激進、最勇猛的部分，而不是卷進來的部分。德國一旦爆發群眾罷工，那么幾乎可以有把握說，發揮最大的行動能力的將不是那些組織得最好的工人階層（肯定不會是印刷工人），而是那些組織得不好甚至完全沒有組織起來的階層——礦工、紡織工人或許甚至還有農業工人。

       這樣，在關于領導的本來任務的問題上，在關于社會民主黨在群眾罷工中的作用的問題上，我們在德國也可以得出在分析俄國發展進程時所得出的同樣的結論。如果我們撇開那種人為地由黨和工會指揮少數有組織的工人舉行的示威性群眾罷工的學究圖式，去看看由于階級矛盾和政治形勢的極度激化而以雷霆萬鈞之力形成的真正的人民運動（它既表現為政治的、也表現為經濟的暴風驟雨般的群眾斗爭和群眾罷工）的生動景象，那么社會民主黨的任務顯然并不在于從技術上對群眾罷工進行準備和領導，而是首先在于對整個運動的政治領導。

       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的思想最明確、階級覺悟最高的先鋒隊。它不能聽天由命地悠然等著“革命形勢”的出現。等著那種自發的人民運動從天而降。相反，它永遠都應走在事物發展的前面，并且努力去加速這種發展。但要做到這一點，它就不應當不管時機是否恰當，不經認真考慮就發出舉行群眾罷工的口號，而是首先要使最廣泛的無產階級階層懂得革命時期會不可避免地到來，認清導致這一時期的內部社會因素和這一時期將帶來的政治結果。如果想爭取最廣泛的無產階級階層來參加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性群眾行動，如果反過來說，社會民主黨在一次群眾運動中想把握和保持真正的領導并且從政治上左右整個運動，她就必須懂得在即將到來的斗爭時期非常明確、非常徹底、非常堅決地教會德國無產階級認清策略和目標。

七

       我們已經看到，俄國的群眾罷工并不是社會民主黨有意制定的策略的人為產物，而是在當今革命的基礎上出現的一種自然的歷史現象。那么，俄國革命的這種新的表現形式是哪些因素形成的呢？

       俄國革命的當前任務是消滅專制政體和建立現代資產階級議會式的法治國家。從形式上看，這和德國的三月革命以及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所面臨的任務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產生這兩次形式相同的革命的條件和歷史環境卻與今日俄國的情況根本不同。在西方的那兩次資產階級革命與今日東方的這次資產階級革命之間，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過程業已完成，這個情況是起決定性作用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已經遍及西歐各國，而且也已遍及專制主義的俄國。在俄國，大工業生產和伴隨著它的一切后果即現代階級分化、尖銳的社會矛盾、現代大都市生活以及現代無產階級等等已經成了主要的、就是說在社會發展中起決定作用的生產方式。但是由此就形成了一種奇怪而又充滿矛盾的歷史形勢，那就是從表面的任務看是資產階級情形的革命卻要主要依靠有階級覺悟的現代無產階級完成，而且是在以資產階級民主的沒落為標志的這樣一種國際環境中完成。在以前那些西方革命中，革命的領導力量是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融為一體的無產階級大眾不過是資產階級的馬前卒。現在卻反過來，領導和推進革命的力量是有覺悟的無產階級，而大資產階級的那些階層，一部分已經直接成了反革命派，一部分成了軟弱的自由派，只有農村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才具有堅定的反對派思想，甚至革命的思想。俄國無產階級就是這樣被確定為領導革命的角色的。但是它擯棄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全部幻想，卻帶著自己特有的階級利益的高度覺悟，當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矛盾激化時投入了戰斗。這種充滿矛盾的情況表現為這樣一個事實：在這種形式上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中，資產階級社會與專制制度的矛盾是受無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制約的，無產階級的斗爭是以同樣的力量同時針對專制主義和資本主義剝削的，革命斗爭的綱領是以同樣的程度重視政治自由以及為無產階級爭取八小時工作日和符合人的尊嚴的物質生活的。俄國革命的這種雙重性表現在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之間的內在聯系與相互促進的關系之中，我們從俄國革命的發展進程認識到這種內在聯系與相互促進的關系，它們在群眾罷工中也有相應的表現。

       在以前的資產階級革命中，一方面對革命群眾的政治教育和政治領導是由資產階級政黨承擔的，另一方面問題在于直截了當地推翻舊的政府，速決的街壘戰在當時是革命斗爭的恰當形式。今天，工人階級必須在革命斗爭的過程中受到教育，團結起來，自己指揮，而這個革命又是既反對舊的國家權力，也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于是群眾罷工不僅成了通過行動本身吸收最廣泛的無產者階層并使之革命化和組織化的天然手段，同時也是瓦解和推翻舊的國家權力、限制資本主義剝削的手段。城市的工業無產階級現在是俄國革命的靈魂。可是，無產階級要作為群眾采取任何直接的政治行動，就必須首先重新集合成群眾，為此，它首先必須走出各個工廠、車間、礦山和礦井，必須克服自己由于日常的資本奴役而必然陷入的那種分散狀態。因此，群眾罷工是無產階級采取每一重大革命行動時的第一個天然的、具有推動作用的形式，而工業在社會經濟中愈是最主要的生產方式，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作用愈是突出，勞動與資本的矛盾愈發展，群眾罷工必然會愈是強大和愈是具有決定性作用。街壘戰，即同國家武裝力量的公開較量，從前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形式，但在今天的革命中只是一個最突出的點，只是無產階級群眾斗爭整個過程中的一個瞬間。

       這里，由伯恩施坦、大衛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其他一些機會主義者們象先知般預言的那種階級斗爭的文明化與溫和化，也在這種新的革命形式中實現了。當然，上面提到的那些人按照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幻想所向往的那種階級斗爭的文明化與溫和化，是指把階級斗爭只局限于議會斗爭，街頭革命干脆廢棄不用。歷史在一種稍微深刻、稍微巧妙的方式中，也就是在革命群眾罷工的出現中找到了答案。當然，群眾罷工決沒有取代直截了當的殘酷的街壘戰，也沒有使它成為多余的，而只是使它縮小成漫長的政治斗爭時期的一具瞬間，同時將革命時期同一項巨大的、最準確的意義上的文化事業聯系在一起：使野蠻的資本主義剝削方式“文明化”，從而從物質上和精神上提高整個工人階級。

       因此，群眾罷工證明了自己并不是俄國特有的、來源于專制主義的產物。而是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一個普遍形式。它產生于當前階段的資本主義發展和階級狀況。從這個觀點來看，三次資產階級革命——法國大革命、德國三月革命和當前的俄國革命構成了一條條連續發展的鎖鏈，反映了資本主義世紀的興衰。在法國大革命時，資產階級社會的內部矛盾還完全沒有發展，因此只有當革命到了熾熱狀態時才能迅速萌芽和成熟的所有那些矛盾，能夠在很長一段時期的強大斗爭中以一種無所忌憚的激進態度不受阻礙地、無拘無束地展開。半個世紀以后，在資本主義發展途中爆發的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就已經由于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利益矛盾和力量均勢而半途而廢，被資產階級與封建主義所達成的妥協所扼殺，壓縮成一段奏了一半j就戛然而止的短暫而又可憐的插曲。又過了半個世紀，今天的俄國革命在歷史道路上所處的位置已經越過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頂峰，這時的資產階級革命不再會由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被扼殺，反倒會發展成漫長的、巨大社會斗爭的新時期。革命本身會在這樣的斗爭中提出許多筆新賬，相形之下算清專制主義的老賬成了一件區區小事。因此今天的革命在解決專制主義俄國的特殊事務的同時也實現了國際資本主義發展的總的成果。與其說它是西方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最后一個后繼者，不如說它是西方新的無產階級革命系列的先驅。這個最落后的國家，正是由于不可饒恕地推遲了自己的資產階級革命，卻給德國及其他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指明了繼續開展階級斗爭的道路和方法。

       因此，即使從這一方面來看，如果只是站在遠處把俄國革命當作一出好戲，當作某種專門是“俄國的東西”來觀察，并且最多也不過只是對戰斗者的英雄氣概，即對斗爭的表面的附加物表示贊賞，這也是完全錯誤的。德國工人應該學會把俄國革命當作他們自己的事情來考察，不僅是為了同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階級團結，而主要是把這種革命當作自己的政治社會史的一個篇章，這才是更為重要得多的。認為要搞革命的群眾斗爭德國無產階級還嫌“太弱”、德國的情況也還太不成熟的那些工會領導人和國會議員們，他們顯然根本就不懂得，衡量德國的階級狀況成熟程度和無產階級力量的標志并不在德國工會的或德國大選的統計材料里，而是在俄國革命的進程之中。過去，七月王朝時法國階級矛盾的成熟程度和巴黎的六月戰役都反映在德國的三月革命之中，反映在它的進程和失敗之中；今天完全一樣，德國階級矛盾的成熟程度反映在俄國革命的進程與威力之中。德國工人運動的那些官僚主義者們搜遍了自己辦公室里的抽屜，去尋找表明德國工人運動的力量與成熟程度的證據，卻看不見他們所要尋覓的東西就在他們眼前的偉大歷史啟示之中，因為歷史地看，俄國革命是國際的，因而也首先是德國的工人運動的力量與成熟的反映。

       由此看來，假使德國無產階級只想從俄國的革命中得出這樣的一種教訓，就是它應該——如同弗羅梅、艾爾姆和其他一些同志所希望的那樣——從俄國革命中借用群眾罷工這種表面的斗爭形式，把它當作一尊備用的大炮，好在國會選舉權廢除的時候使用。就是說要閹割群眾罷工，使它成為在議會斗爭中消極的防御手段，那么這種看法將是俄國革命一個十分可悲的、微不足道到可笑程度的成果。如果我們的國會選權被剝奪，那么我們就起來自衛，這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決定。但是，要作這樣的決定卻不必象例如艾爾姆同志在耶拿那樣非要擺出一副丹東式的英雄架勢不可。j因為維護已經具有的那么一點點議會權利實在與其說是一樁翻天覆地的革新，必須得到犧牲大量生命的可怕的俄國革命的鼓舞才做得出來，不如說這是每個反對黨的最簡單的首要義務。但是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的全部政策決不應當僅限于純粹的防御。德國廢除普選權時的形勢是否肯定會立即引起群眾罷工行動，這確實是很難有把握預言的，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 我們在德國一旦進入急風暴雨式的群眾行動時期，社會民主黨就無論如何也不應僅僅把自己的策略死死定為在議會中采取守勢，這卻是完全肯定的。事先確定在德國爆發群眾罷工的導因和時機，這是社會民主黨無能為力的，因為它不能通過黨的決議來造出歷史的局面。但是如果斗爭一旦發生，那么說明這些斗爭的政策方針并用一條堅決的、一貫的策略把這些方針表述出來，這卻是社會民主黨所能做到和必須做到的。要控制歷史事件，不能靠事先制定的條條框框，而是必須事先意識到這些事件的可能的、可以估計到的結果并據此來調整自己的行動方式。

       反動派打算發動政變來剝奪最廣泛的勞動大眾最重要的政治權利——國會選舉權，這是目前可能發生的政治危險。若干年來，德國工人運動對它已經有了準備。盡管這種可能發生的事件會有極大的影響，但上面已經說過，我們仍舊無法肯定地說政變之后會立即爆發以群眾罷工為形式的公開的人民運動，因為今天我們還不了解在爆發一次群眾運動時會共同左右局勢的那些無數的情況和因素。不過，只要考慮到目前德國狀況的極端尖銳化，另外再考慮到俄國革命以及未來的經過革新的俄國在國際上引起的形形色色的反作用，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因廢除國會選舉權而產生的德國政局的急劇變化不可能僅僅停留在為奪回這種權利所進行的斗爭上。不如說，這樣的政變或遲或早會導致憤怒而覺醒了的人民大眾以勢不可當的力量同反動派進行全面的政治大清算——清算面包業的重利盤剝和人為地抬高肉價，清算通過極端軍國主義和海上軍國主義實行掠奪，清算殖民政策的腐敗，清算哥尼斯堡審判k所造成的國恥，清算社會改革的停滯和鐵路職工、郵政人員以及農業工人的權利被剝奪，清算對礦工的欺騙與嘲弄，清算勒布陶判決k與全部階級司法，清算野蠻的解雇罷工工人的制度，總之，要清算易北河以東地區容克地主與大資本卡特爾二十年來聯合統治的全部壓迫。

       可是只要石頭一經滾動起來，那么無論社會民主黨愿意與否，都無法使它再停下來。反對群眾罷工的人總是拒絕接受俄國革命的教訓和范例，認為這對德國根本不能起決定性的作用，主要的理由是俄國必須首先完成從東方式專制政體進入現代資產階段法制的飛躍。他們認為，可以把新舊兩種政治制度在形式上的差距當作解釋俄國革命如此激烈和強大的充足的理由。在德國，法制國家的必要形式與保障早已具備，社會矛盾因此不能那樣猛烈地爆發。由此可見，這些群眾罷工的反對者們是在搞投機，他們忘記了一點：如果德國爆發了公開的政治斗爭，那么由歷史決定的目標將與目前俄國的斗爭目標完全不同。正因為資產階級法制在德國早已存在，因為它已經有時間發展到頭并且開始沒落，因為資產階級民主制與自由主義已經到了壽終正寢的時候，所以在德國再也談不上什么資產階級革命。因此，在德國的公開的政治性群眾斗爭時期，最后的歷史地必然目標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然而，這一任務同今天德國的現實情況的距離要比資產階級法制同東方式專制政治的距離大得多，因此這一任務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同樣只能在長期的偉大社會斗爭中完成。

       那么在我們所描繪的遠景中是不是有著明顯的矛盾呢？因為一方面說，未來的政治性群眾行動時期一旦出現，德國無產階級最落后的階層——農業工人、鐵路職工、郵政職工必須首先爭得自己的結社權。必須首先割除剝削所造成的最惡劣的贅疣；而另一方面卻又說這個時期的政治任務就已經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了一方面說要開展爭取工人階級最迫切的利益、爭取提高工人階級物質生活水平的、工會的斗爭，另一方面又已經要實現社會民主黨的最終目標！是的，這些確實是明顯的矛盾，但這并不是我們的推理中的矛盾，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資本主義發展不是按一條漂亮的直線，而是大起大落，曲折多變的。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有著不同的發展階段，每一個國家的同一個工人階級的不同階層同樣也有不同的發展階段。但是歷史不會耐心地等待那些落后的國家和階層趕上那些最先進的國家和階層以后，才讓大家排成一支嚴整的隊伍整整齊齊地繼續前進。只要矛盾最突出、最激烈的地方的條件一旦成熟，歷史就會引起爆炸。在革命時期的暴風雨中，幾天、幾月之內就會補上過去耽誤的事，填平差距，整個社會的進步就會一下子迅猛向前發展。

       在俄國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革命綱領使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和具有不同利益的各個工人階層的利益協調一致了，無產階級共同的偉大階級行動也使得無數的局部斗爭聯合起來了；同樣，德國的條件一旦成熟，情況也會如此，不是根據最落后的而是根據最先進的發展階段去制定自己的策略，將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屆時的任務。

八

       殷切地等待著德國工人階級的那一偉大斗爭時期遲早總會到來的；這一時期的最重要的要求是，在無產者大眾中處于領導地位的社會民主黨人除了執行一條堅定而又一貫的策略之外，還應具有最大的行動能力即最堅強的團結。但是剛一開始為準備規模較大的群眾行動作出一些微弱的嘗試，就已發現了在這方面存在著嚴重的不良狀況：工人運動的兩個組織——社會民主黨與工會是完全分開的和各自獨立的。

       根據對俄國群眾罷工的更為仔細的觀察，并且根據德國本身的狀況，都可以清楚地看出，無論哪次規模較大的群眾行動都不能被想成是所謂的政治性群眾罷工，如果這樣的群眾行動不應單單限于搞一次游行示威，而是要成為真正的斗爭行動的話。在德國，工會參與這種行動的程度將與社會民主黨完全一樣。這倒不象工會領導人憑空設想的那樣是因為社會民主黨組織比工會小得多，必須依賴一百二十五萬工會會員的合作，“沒有他們”就會一事無成，而是由于一個更為深刻得多的原因：每一次直接的群眾行動或者任何公開的階級斗爭時期，都必將是政治性和經濟性的群眾行動和階級斗爭時期。不管由于什么樣的誘因，也不管在什么時候，如果德國爆發大規模的政治斗爭和群眾罷工，那么這必將同時在德國開辟一個巨大的工會斗爭的時代，那時發生的事件絕對不會管德國工會領導人是否曾給運動祝福j。假使這些工會領導人對運動袖手旁觀或者甚至企圖抵制運動，那么這一行動的結果只能是工會領導人k干脆被事件的巨浪拋到一邊，群眾的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會在沒有他們參加的情況下進行到底。確實如此，政治斗爭與經濟斗爭的分離與相互獨立不過是人為的產物，雖然這也是議會時期的歷史條件決定的產物。從一方面講，在資產階級社會平靜的“正常”進程中，經濟斗爭是分散進行的，成了一大批各個企業、各個生產部門單獨進行的斗爭；從另一方面看，政治斗爭也不是通過群眾本身的直接行動開展的，而是適應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通過代議制的途徑，通過對立法的代表機構施加壓力來進行的。一旦進入革命斗爭時期，就是說一旦群眾身臨戰場，那么無論是分散的經濟斗爭還是間接的、議會形式的政治斗爭，都會立即消失；在革命的群眾行動中，政治斗爭與經濟斗爭融為一體，工會和社會民主黨作為工人運動的兩個分開的、完全獨立的形式之間的人為界限也將被一掃而光。不過，在革命的群眾運動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的那些東西，同樣也適用于議會時期的實際情況。工人階級并不是有兩種不同的階級斗爭——一種經濟的和一種政治的，而是只有一種階級斗爭，既是為了限制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剝削，同時又是為了徹底鏟除剝削和整個資產階級社會。

       即使這種階級斗爭的兩個方面在議會時期由于技術原因而彼此分開，它們其實并不是兩種平行發展的行動，而只是工人階級解放斗爭的兩個時期、兩個階段而已。工會的斗爭包含著工人階級的當前利益，社會民主黨的斗爭則代表著工人階級的未來利益。《共產黨宣言》中說，與無產者的局部利益（民族的、地方的利益）不同，共產黨人所代表是整個無產階級的整體利益，而在階級斗爭的各個發展階段則又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也就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最終目標。j工會k只代表工人運動的各個集團的利益和這個運動的一個發展階段。社會民主黨代表著整個工人階級及其獲得解放的整體利益。因此，工會與社會民主黨的關系應當是局部與整體的關系，而如果說那種關于工會與社會民主黨“權利平等”的理論在工會領導人中間如此受到贊同，那么這是因為他們對于工會的本質及其在工人階級普遍的解放斗爭中的作用有著根本錯誤的認識。

       關于社會民主黨和工會平行地行動和“權利平等”的理論倒不全是無中生有，而是有其歷史根源的。這種理論立足于對資產階級社會的平靜的“正常”時期的一種幻想，在這樣的時期里，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斗爭似乎溶化在議會斗爭中了。殊不知與工會斗爭相對應并加以補充的議會斗爭和前者一樣，也無非只是在資產階級社會制度的土壤上進行的一種斗爭。就其本質而言，議會斗爭是一種政治上的改良工作，如同工會是經濟上的改良工作一樣。議會斗爭又是政治性的當前工作，如同工會是經濟性的當前工作一樣。同工會一樣，議會斗爭只是整個無產階級階級斗爭中的一個時期和一個發展階段，這種階級斗爭的最終目標以同樣的程度既超越了議會斗爭也超越了工會斗爭。議會斗爭同社會民主黨的政策的關系是局部與整體的關系，這也和工會工作于社會民主黨的政策的關系一樣。社會民主黨[本身]j正是議會斗爭與工會斗爭的綜合，即把二者綜合為一個旨在消滅資產階級社會制度的階級斗爭。

       這樣看來，關于工會與社會民主黨“權利平等”的理論就不單純是理論上的誤解了，也不單純是本末倒置了，而是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派別的那種眾所周知的傾向的表現，這個派別想把工人階級的政治斗爭在實際上也縮小為議會斗爭，并把社會民主黨從一個無產階級革命黨變成小資產階級的改良黨ã。假使社會民主黨愿意接受關于工會同社會民主黨“權利平等”的理論，它也就間接地默認機會主義派別的代表早已追求的那種轉變。

       不過要使工人運動內部狀況發生這樣的轉變，在德國比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更加不可能。因為主張工會僅僅是社會民主黨的一部分的理論，恰好在德國的實際情況中，在生動的實踐中找到了極好的說明。這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德國工會直接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產物。創造了德國j工會運動[最初的]開端的是社會民主黨，培育德國工會運動成長壯大的是社會民主黨，迄今為德國工會運動提供領導人及其組織的最得力的支柱的也還是社會民主黨。第二，德國工會之所以是社會民主黨的產物，還指的是社會民主黨的學說是工會會實踐的靈魂，工會同一切資產階級的和教派的工會相比的優越性應當歸功于階級斗爭思想，工會的實際成就和威力是它的實踐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照耀下超越了狹隘經驗主義泥潭的結果。德國工會的“實際政策”的長處在于它對資本主義制度深刻的社會的經濟的關系有著深刻的認識，而這一認識完全應當歸功于作為它的實踐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講，尋求使工會脫離社會民主黨理論的企圖，尋求一種與社會民主黨相對立的“工會理論”的企圖，從工會本身k的立場看，[這種企圖是]無非意味著j自尋死路。對于德國工會來說工會的實踐脫離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就意味著立即喪失它同所有資產階級類型的工會相比所具有的全部優越性，它就會從目前所在的高度降到動搖不定地摸索和純粹的、平庸的經驗主義的水平。

       最后還有第三點，就是直接從數量上強大這一點來看，工會也是社會民主黨的運動和社會民主黨的鼓動k的產物。對于這一點，工會的領導者者們已經逐漸不能理解。有些工會領導人總是以他們的會員一百二十五萬而感到自豪，慣于從這個高度懷著幾分得勝的心情[和一些幸災樂禍之意]俯視有組織的黨員還不到五十萬名的可憐的社會民主黨，并且提醒它去想起十年到十二年前的那些歲月，當時在社會民主黨的隊伍里對工會的發展前景還是抱悲觀態度的。但是他們完全沒有發現在工會會員的大數目與有組織的社會民主黨員的小數目這兩件事實中間在某種程度上有著一種直接的因果關系。成千上萬的工人之所以沒有參加黨組織，正是因為他們參加了工會。從理論上講，工人本來應當參加兩種組織，出席兩種集會，既交黨費也交工會費，閱讀兩種工人報刊等等。但是要做到這些，就必須具有高度的聰明才智，必須具有那種純粹出于對工人運動的義務感而不惜每天犧牲時間與金錢的理想主義，最后還必須具有那種只有通過加入黨組織才能得到滿足的對純粹的黨內生活l的狂熱興趣，只有大城市的少數最有覺悟、最聰明的社會民主黨工人才具備這樣的條件，那里的黨內生活內容豐富，富于吸引力，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比較高。但在大城市的更為廣泛的工人階級中間以及在偏僻的地方，在一些較小和很小的地方，政治生活都不是獨立的，只是首都所發生的事情的反映，因此黨的生活也是貧乏單調的，而且工人的經濟生活水平也大抵十分可憐，在那里雙重組織關系是很難做到的。

       因此，對于群眾中的具有社會民主黨思想的工人來說，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自然就是參加自己的工會了。因為經濟斗爭本身的性質決定，他只能通過加入一個職業組織去滿足他在這一方面的直接利益。他在使自己的生活水平受重大犧牲的情況下向這個組織交納的會費，給他帶來了直接而又可見的好處。但是他也可以在并不專門從屬于某個黨組織的情況下表現他的社會民主黨思想：通過議會選舉的投票，通過參加社會民主黨召集的民眾大會，通過密切注意關于社會民主黨人在代議機構中的言論的報道，通過閱讀黨的報刊——關于這方面，請將柏林的社會民主黨選民數字和《前進報》訂戶的數字同有組織的黨員數字作一番比較。還有決定一切的一點：群眾中的具有社會民主黨思想的一般工人，他作為普通人不可能理解 [工會領導人的]那種復雜而又微妙的j兩個靈魂的理論，他覺得自己參加了工會也就是參加了社會民主黨。盡管各工會的中央組織不掛正式的黨的牌子，但是各個大小城市的普通工人看到，在自己工會中為首的同事中最積極的領導人，也是他在公眾生活中認識的同志即社會民主黨員：有時是社會民主黨的帝國國會、邦議會或市鎮議會的議員，有時是社會民主黨的受托人、選舉協會理事、黨報編輯、黨的書記或者普通的社會民主黨演講人和鼓動者。另外，他在自己工會的鼓動中經常聽到的那些喜聞易懂的關于資本主義剝削和階級狀況等問題的思想，也正是他從社會民主黨的鼓動中了解到的。的確，工人大會上露面最多又最受愛戴的演講人[也就是那些人，只有他們才使“陋室生輝”，并且使往常與會者寥寥而又氣氛沉悶的工會大會具有吸引力]，正是大家熟悉的社會民主黨人。

       這一切都使有階級覺悟的普通工人覺得，他既然參加了工會，因而也就是屬于自己的工人黨了，也就是參加社會民主黨了。德國工會具有的引人入會的能力，原來就在于此。各個中央工會組織之所以能夠擁有今天這樣多的人數，不是因為它的表面的中立性，而是因為它實際上的社會民主主義性質。[今天在德國，實際上再也沒有什么人會受這種表面中立性的迷惑了]。人們企圖通過還有天主教的、希爾施一敦克爾的j等等各種資產階級黨派的工會并存這一情況來論證表面的k“中立”的必要性，但恰恰單憑這一情況就使人們不可能受表面的中立性迷惑了。一個德國工人，如果他完全可以自由地選擇加入基督教的、天主教、福音派新教的或自由思想派的工會，卻一個也沒有選中，而是選擇了“自由工會”或者甚至退出前面的幾種工會而加入自由工會，那么他所以要這樣做的原因在于他認為中央工會組織是公開聲明進行現代階級斗爭的組織，或者是社會民主黨的工會，二者在德國是一回事。簡言之：表面的“中立性”，對l工會領導人來說是存在的，對工會組織的群眾來說并不存在。這對于中央工會組織m也是大好事。假使表面的“中立性”、即工會對社會民主黨的疏遠與脫離一旦成為現實，尤其是在無產者大眾的眼里成為現實，那么德國工會立刻就會失去它同與其競爭的其他資產階級工會相比的優越性，從而也就失去了它的引人入會的能力和勃勃的生機。上面所說的將從眾所周知的事實得到有力的證明。因為把工會在黨的政治上保持表面的“中立性”當作一種吸引的手段，這只能在這樣的國家里做出突出的貢獻：那里的社會民主黨在群眾中毫無信用；那里，社會民主黨的名聲對于一個工人組織在群眾心目中的作用害多于利，總之那里的工會必須首先親自去從完全沒有覺悟的、有資產階級思想的群眾中募集自己的隊伍。

       英國在過去的整整一個世紀里一直是，而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舊是這類國家的典型。然而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狀況是完全不同的。那里的社會民主黨是最強大的的政黨。它的吸引人入黨的力量是由一支三百多萬的無產者大軍來體現的，要說這個國家的社會民主黨的名聲是可怕的，工人的戰斗組織有必要在政治上的偽裝j中立，這是可笑的。只要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選民數字同德國工會組織的數字加在一起，就足以使每個小孩都懂得，德國工會并不象英國工會那樣從沒有覺悟的、有資產階級思想的群眾中，而是從已被社會民主黨喚醒并已具有階級斗爭思想的無產者和社會民主黨的選民群眾中征集自己的隊伍的。作為對“中立理論”的附加品，k工會領導人憤然拒絕接受那種視工會為社會民主黨的新兵預備學校的思想。可是德國的情況剛好l相反——是社會民主黨成了工會的新兵預備學校，這個簡單的情況使得被他們認為奇恥大辱而其實卻是對他們大加恭維的上述過分的要求[可惜]在德國實際上成了幻想。盡管德國工會的組織工作大抵還是十分困難而艱苦的，[以致在工會領導人的心目中引起并滋長了一種幻想，仿佛在無產階級的處女地上首先耕耘和首先播種的正是他們；]但不僅土地實際上是社會民主黨開墾的，就連工會的種子及其播種人也還必須是“紅色的”，是社會民主黨的，才能大有收獲。但是，如果我們用這樣的方法不是將社會民主黨組織的人數、而是將社會民主黨選民的人數去同工會會員的人數作比較（這是唯一正確的做法），我們就會得出與工會領導人的那種揚揚得意的勝利感j大不相同的結論。因為事實表明，“自由工會”今天其實仍只代表德國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的少數，它的一百萬k會員還[根本]不到社會民主黨幫[它]羸得的[贊成進行階級斗爭的]群眾的一半。

       從上面列舉的事實可以得出這樣一個重要的結論：對即將到來的德國群眾斗爭來說絕對必要的、工會工人運動同社會民主黨工人運動之間的充分團結確實已經存在。這種團結體現在既是社會民主黨的基礎同時也是工會的基礎的廣大群眾身上，而且工人運動的兩個方面在這些群眾的覺悟中融為一個完整的思想。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民主黨與工會之間的表面矛盾縮小成社會民主黨同上層的l工會官員的矛盾，而這同時也是工會內部m一部分工會領導人同參加工會組織的無產者群眾之間的矛盾。

       在過去十五年中，特別在1895年至1900年的經濟繁榮時期，德國工會運動有了強大的發展，這不僅使得工會大為獨立了，而且也使工會有了專門的斗爭方法和專門的領導，最后還出現了一個正規的工會官員階層。所有這些現象都是十五年的工會發展所形成的、完全可以解釋的、自然的歷史產物，是德國經濟繁榮與政治平靜的產物。它們是歷史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弊病，對工會官員階層來說尤為如此j。不過事物發展的辯證法又恰恰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就是當工會組織發展到一定水平，當客觀情況達到一定的成熟程度的時候，這些曾經促進工會發展的必要手段又會轉向其反面，成為繼續向前發展的障礙。

       由于領導人的職業活動的專門化，由于同穩定時期分散的經濟斗爭自然聯系在一起的狹隘眼界，工會官員身上很容易滋長官僚主義和偏見k。但是這兩種弊病端表現為一系列的傾向，對未來的工會運動本身可能危害極大。其中第一個傾向就是過高地評價組織，使組織從一種達到目的手段逐漸地變為目的本身，變為至高無上的財富，斗爭的利益l[經常]服從它。那種因為害怕冒較大的風險、害怕會危及工會存在的莫須有的危險，害怕沒有把握的較大的群眾行動而公開承認的維持穩定的要求，此外還有對工會的斗爭方式本身及其前景與成果的過高評價，也都可以用這一原因來解釋。工會領導人經常被小規模經濟斗爭占去全部精力，他們認為讓工人群眾明白每一項哪怕是很小的經濟成果、每一次增加工資或縮短工時都有具有高度價值這個道理是自己的任務，自己卻逐漸發展到看不見更加廣泛的關系、喪失縱觀全局能力的地步。只有這樣才能夠解釋，例如德國的m工會領導人為什么十分滿意地指出過去十五年取得的成果，指出工人所增加的工資共達八百萬馬克，卻不是與此相反，去強調問題的另一方面：在同一時期，由于面包業的重利盤剝，由于整個稅收和關稅政策，由于買賣地皮牟取暴利而導致的房租極度上漲，這些又大大地壓低了無產者大眾的生活水平。一句話，資產階級政策的一切客觀趨勢使十五年工會斗爭所取得的成果大部分又成為泡影。j社會民主黨的真理是完整的，它強調要做當前工作及其絕對必要性，同時把重點放在對這種工作進行批評并指出其局限性，這種完整的真理糾正了工會的只強調日常斗爭積極方面的不充分的真理。而對資產階級社會制度給工會斗爭劃定的客觀界限閉口不談的態度，到頭來又發展成對聯系工人運動的最終目標而指出這些界限的任何理論批評的直接敵視。一定得歌功頌德，一定得抱無限的樂觀態度，這成了每個“工會運動之友”的義務。可是社會民主黨的立場恰恰在于反對缺乏批判精神的工會樂觀主義，正如它反對缺乏批判精神的議會樂觀主義一樣，這就歸根到底使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本身也遭到反對：工會官員摸索著尋求k一種“新的l理論”，[一種會符合他們的需要和他們的觀點的理論，]就是說尋求一種與社會民主黨的學說相反、將為工會斗爭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在經濟上取得進展開辟無限前景的理論。當然，這樣理論其實早已存在了。那就是桑巴特教授的理論。它是專門為在德國的工會與社會民主黨之間打入一個楔子并將前者引誘到資產階級的土壤上而提出的。

       和一部分工會領導人在理論上的轉變密切相關的是，——這一方面也是完全符合桑巴特的理論的——在領導人同群眾的關系上也有了變化。過去的工會鼓動工作都是由同志們自己組成的地方委員會以同事之間的親密態度進行的，是無報酬的，是出于純粹的理想主義；目前卻代之以公事公辦、官僚主義的領導，而且大抵都是由外地派來的工會官員擔任。由于運動由這位工會官員集中掌握，對于工會事物的判斷能力也就成了他的職業專長。廣大工人同志被降低為沒有判斷能力的群眾，他們主要是應把“紀律”這項美德也即消極服從的美德當成自己的義務。在社會民主黨內，同那種帶傾向性的關于“倍倍爾式的專政”的無稽之談相反，由于存在被選舉權，由于實行同志式的領導，實際上存在極大的民主，黨的執行委員會實際上只是個行政機構，但是在工會里卻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存在著上司同下屬群眾的關系l。這一關系的突出結果是k那種鄙棄從理論上對工會實踐的前景與可能性作出任何批評的論證，——因為據說這樣的批評對于群眾對工會的虔誠觀念是一種危險。這種論證所根據的觀點是：只有讓工人群眾對工會斗爭的益處抱有盲目而幼稚的信念，才能為工會贏得并保住這些工人群眾。社會民主黨把它的影響建筑在群眾對現存制度的矛盾和這種制度的發展的全部復雜性的深刻認識上，建筑在群眾對自己的階級斗爭的所有時刻與所有階段都采取批評態度的基礎上；與此相反，根據上述l理論，工會的影響與威力卻是以群眾毫無批評和判斷能力為基礎的。“必須使人民保證信念”——根據這一原則，一些工會官員給對工會運動的客觀上的不足之處所作的任何批評一概貼上危害工會運動本身的標簽。最后，工會對社會民主黨保持高度獨立性并和“中立”，也是工會官員的j專業化和官僚主義所造成的一個后果。工會組織表面上的獨立性，是隨著它的發展作為一種自然條件，作為在政治的與工會的斗爭形式的技術分工的基礎上k形成的一種狀況而產生出來的。德國工會的“中立性”本身又是作為普魯士德意志警察國家反動的結社法l的產物而出現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兩種情況的本質都發生了變化。原來工會的政治“中立”是受警察強迫而形成的一種狀態。后來卻由此造出一種工會應自愿保持中立的理論，把這說成是基于工會斗爭的本質的一種必然性。工會在技術上的獨立性本來應當是以統一的社會民主主義階級斗爭內部的實際分工為基礎的，卻變成了工會同社會民主黨的所謂“權利平等”。

       但是工會的這一表面上對社會民主黨的獨立性n和權利平等o，主要體現在工會官員身上，是由工會的行政機構培育出來的。由于除了社會民主黨的行政機構、黨的執行委員會、黨報和黨的代表大會，同時還有一整套工會官員班子、一個完全獨立的中央機構、大量的各行業工會報刊，最后還有工會代表大會，這就在表面上產生了二者完全平行的這樣一種假象。社會民主黨和工會享有平等權利j的幻想甚至還導致了這樣一種怪現象，就是在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大會上和工會的的代表大會上所討論的議程有一部分是完全相同的，卻對同一個問題作出了不同的甚至直接相反的決議。黨的代表大會代表著工人運動的普遍利益和普遍任務，工會的代表會議所處理的卻是狹隘得多的領域即某個行業的日常斗爭的特殊問題和特殊利益，有人卻從這兩種代表大會的k分工中捏造出一種l分裂來，說工會與社會民主黨在工人運動的一些相同的普遍性問題和普遍利益上存在著世界觀上的分歧。[但是這種異常狀態一經形成，它就有一種有斷蔓延和不斷尖銳化的自然趨勢。自從工會代表大會和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有著相同的議事日程這種怪現象出世以來，甚至連工會代表大會的存在也成了一種自然的刺激，促使人們日漸強烈地去同社會民主黨劃清界線，去脫離社會民主黨。為了通過文件向自己和向別人證明工會的“獨立性”，為了不致因簡單地重復黨代表大會的立場而顯出工會的多余性或從屬性，工會代表大會——眾所周知，這主要是工會官員的代表大會——必然本能地力圖強調分歧的方面和“專屬于工會的”方面。工會有與社會民主黨平行的獨立中央領導這件事本身也同樣從心理上促使人們處處感到工會對于社會民主黨的領導的獨立性，并且促使人們從“權限”的立場來看待工會同社會民主黨的各種接觸。]

       這樣就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狀況：同是一個工會運動，它在下面，在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中間是同社會民主黨完全一致的；而在上面，在工會的上層行政機構中，它卻突然脫離社會民主黨，確立了自己作為獨立于前者的第二支強大力量的地位。德國工人運動于是就獲得雙金字塔的形式。塔基和塔身是堅如磐石的渾然一體，而兩個塔尖卻是遠遠地分立著。

       從上面的闡述可以看清，唯有通過什么樣的途徑才能自然而成功達到德國工人運動的堅實團結，無論是對于即將到來的政治性階級斗爭還是對于工會未來發展的自身利益來說，這種團結都是絕對必要的。如果想通過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與工會的中央領導之間就工人運動的各項問題舉行不定期的或定期的談判的途徑來實現人們孜孜以求的團結，那么再也沒有比這更加錯誤和更加沒有希望的了。我們看到，正是工人運動的這兩種形式的最高領導組織才體現了它們的分裂與獨立，這兩個最高領導組織同時又是j社會民主黨與工會“權利平等”和平行并存這一幻想的持有者[和支持者]（工會的領導尤其如此）。想通過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與德國工會總委員會之間的聯系來實現兩個組織的團結，這無異于想在間距最大和最難通過的地方架橋。[假使應把黨與工會之間的這種聯系、這兩支強大力量之間的每次談判變成制度，那么這恰好就等于將無產階級的整個階級運動同這個運動的某一局部現象之間的聯合關系奉為神圣，而作為反常現象，這種聯合關系卻是必須取締的。社會民主黨最高領導機構與工會最高領導機構之間的外交式的聯合關系，只能促使雙方關系的日益疏遠和日益冷卻，只能成為層出不窮的新的摩擦的泉源。事情的本質就是如此。因為這種關系的形式本身就容易使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經濟方面與政治方面互相和諧地結合起來這個大問題變成了菩提樹大街和恩格爾烏弗k的兩個“領導機構”的“睦鄰”關系這個小問題，使狹隘的的尊卑考慮與敏感掩蓋了工人運動的重大觀點。采用領導機構接觸的外交方法的第一次嘗試，也即黨執行委員會會與工會總委員會關于群眾罷工問題所舉行的談判，已經提供了足夠的證據，表明這種做法是毫無希望的。如果說德國工會總委員會最近聲明，說它和黨執行委員會——有時由這一方，有時由那一方——曾幾次提出并舉行過對一些個別問題的磋商，那么從禮尚往來的觀點來看，這樣的保證也許可以令人安心和振奮；但是德國工人運動面臨著即將到來的嚴重時期，必須更為深刻地去把握自己的斗爭問題，它完全有理由拋開這種中國式的大老爺風度，并且到客觀情況自行提出完成任務的辦法的地方去尋求這種辦法。]實現工人運動的真正團結的保障不是在上面，不是在兩個組織的最高領導層及其所結成的聯盟，而是在下面，存在于組織起來的無產者大眾之中，在百萬工會會員的心目中。黨與工會實際是一個東西。它們不過是無產階級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解放斗爭的不同形式。由此也就自然地產生了一種必然性，就是要消除社會民主黨與j工會之間的[那種疏遠和]摩擦，要使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適應無產階級群眾的覺悟，這就是說，使工會重新同社會民主黨結合。這樣只是表明了實際發展的合題，這一發展曾使工會從原來同社會民主黨結合變成脫離社會民主黨，然后經過工會與社會民主黨的強大發展時期為未來的無產階級偉大群眾斗爭時期作好準備，但從而又使社會民主黨與工會為了雙方的利益實現重新聯合成為勢所必然。

       這里當然決不是說要使工會的全部k建設完全消溶在社會民主黨里，而是說要在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與工會的領導之間，在黨的代表大會與工會的代表大會之間建立那種自然的關系，這是符合整個工人運動與工會這個局部現象之間的實際關系的。這樣的轉變必將引起一部分工會官員j的激烈反對，也不可能不是這樣。但是現在已經刻不容緩了。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群眾要學會表現出自己的判斷能力與行動能力，從而證明他們為進行偉大斗爭與完成偉大任務的未來時期所作的準備業已成熟；在這樣的時期，他們這些群眾應當是行動的集體，而領導只應當是“發言人”，k只應當是群眾意志的表達者。

       工會運動并不反映象一些l工會官員的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荒謬的幻想所反映的那個樣子，而是象已被爭取來進行階級斗爭的廣大無產者群眾的意識中存在的那個樣子。在無產者大眾產意識中，工會運動是社會民主黨的一部分。“而她是什么樣子，就要敢于表現出什么樣子。”m

1906年9月15日于彼得堡

手稿印本1906年出版于漢堡。譯自《羅莎·盧森

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93-170頁。



（白錫堃譯   殷敘彝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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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根據1906年出版的手稿印本刊印的。在手稿印本封面上刊有“作為手稿刊印。受社會民主黨漢堡州組織執委會和阿爾托那、奧騰森、王德斯貝克的社會民主黨協會執行委員會委托”的說明詞。在1906年出版的第一版中的補充同樣也見腳注，第一版刪去的地方用方括號標出。-1972年柏林德文版編者注（以下腳注中一版的不同部分一律不再標明1972年柏林德文版編者注——編者）

j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64-565頁和724頁注412。——編者注

j 第一版中為：“他們竭力加強工人是的混亂和困惑”。

j 這是席勒的劇本《強盜》中的主角卡爾·穆爾說的話。“穆爾”在原文中為“卡爾”。參看該書中譯本，195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第156頁。——編者注

k 庫爾特·艾斯納（1867-1919）——德國社會民主黨員。曾任《法蘭克福報》、《前進報》編輯。1910年是《慕尼黑郵報》主要撰稿人。后為巴伐利亞獨立社會民主黨組織領導人之一。領導1918年1月慕尼黑反戰罷工。德國十一月革命后任巴伐利亞政府主席，不久遇刺身亡。——編者注

j 指發表在1905年3月3日《薩克工人報》上的文章《證實設想的一次演習》。——編者注

j 第一版中為“最有覺悟的工人中的三百人”。

j 謝爾蓋·瓦西里也維奇·祖巴托夫（1864-1917）——曾任沙皇俄國警察司特別局長。1901年開始創建聽命于憲兵及警察當局的工人組織，當時被稱為“警察社會主義”組織或祖巴托夫組織。——編者注

j 《解放》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秘密的刊物，1902至1905年由司徒盧威任編輯在斯圖加特出版。俄國的自由派君主義資產階級聚集在這個刊物周圍，成為后來的立憲民主黨的核心。——編者注

j 工商業黨是中央工業區大資本的反革命政黨。它在1905年十月宣言發表后在莫斯科建立，1906年底瓦解。——編者注

j 沙皇政府在總罷工的壓力下在1905年10月30日發表宣言，承認公民自由，擴大有杜馬選舉權的人的范圍，賦予杜馬立法權力。——編者注

k 指1906年初到七月這一時期，參看本書第63頁。——編者注

j 波蘭國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第5次代表大會于1906年6月在札科潘秘密召開。——編者注

ã 僅在1906年6月份的頭兩周就開展了下列工資斗爭：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薩、明斯克、維爾納、薩拉托夫、莫吉列夫、唐波夫等地的印刷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日和星期日休息的斗爭：敖德薩、尼古拉耶夫、刻赤、克里米亞、高加索、伏爾加艦隊、喀瑯施塔得、華沙及普沃茨克等地海員為爭取承認工會和釋放被捕工人代表而舉行的總罷工；薩拉托夫、尼古拉耶夫、察里津、阿爾享格爾斯克、下新城、雷賓斯克等地港口工人的斗爭；基輔、阿爾漢格爾斯克、比亞韋斯托克、維爾納、敖德薩、哈爾柯夫、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拉多姆、梯弗里斯等地面包工人的罷工；維爾西涅-第聶勃羅夫斯克、鮑利索夫斯克、辛費爾羅波爾等縣、波多爾斯克、土拉、庫爾期克等省、科斯洛夫、利波維茲等縣、芬蘭、基輔省、葉里薩維特格勒縣等地農業工人的斗爭。這一時期在薩拉托夫、阿爾漢格爾斯克、刻赤及克列門楚克等幾個城市同時爆發了幾乎是所有行業的罷工。在巴赫姆特，發生了全礦區煤礦工人的總罷工。在其他城市，例如基輔、彼得堡、華沙莫斯科以及整個的伊萬諾沃-沃斯涅申斯克區，工資運動在1906年6月的頭兩周內先后波及了所有產業部門。各地罷工的目的都是：縮短工時，星期日休假，增加工資。大部分罷工都進行得很順利。許多地方的報告強調指出，有些罷工使首次參加工資運動的工人階層卷入進來。——盧森堡注

j 8萬漢堡工人在1906年1月17日罷工并舉行集會和上街示威以抗議對市議會選舉權的限制。這是德國的第一次政治性群眾罷工。——編者注

j 荷蘭鐵路工人從1903年4月6日起舉行總罷工，反對一項用苦役監禁懲罰罷工工人的法律草案。在國會通過這一法律草案以后，工會的防御委員會于1903年4月10日作出停止罷工的決定。——編者注

j 在瑞典，根據社會民主黨的決議，從1902年5月15日至17日舉行了一次政治性群眾罷工，堅決要求實行選舉法改革。罷工有大約116000工人參加，但沒有取得成果，在國會兩院通過一項決議要求政府在1904年提出新的選舉法草案后，罷工宣告結束。——編者注

k 從1905年10月12日，在奧匈帝國根據奧國社會民主黨的決議舉行了要求普選權的群眾罷工和群眾示威游行。——編者注

l 1898年夏天，在美國西戰爭期間，德國曾經派一支中型艦隊到馬尼拉港，以支持海軍和殖民部門提出的盡可能多地取得西班牙在太平洋和遠東的殖民地的要求。1905年3月31日，威廉二世來到摩洛哥的海港丹吉爾市，以此表示德國帝國主義反對法國在摩洛哥取得優勢地位。——編者注

j 因此，羅蘭-霍爾斯特同志在自己論述群眾罷工的書的俄文版序言里的那種說法，是以一個事實上的錯誤為根據的：“固然差不多自從大工業出現以來，無產階級（在俄國——羅·盧·）就已熟悉了群眾罷工。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在專制主義的政治壓迫下，局部罷工已被證明是不可能的。”（見《新時代》，1906年第33期。）不如說實際情況剛好相反。在1906年2月召開的俄國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議上，彼得堡工會聯合會的報告人在他報告的一開頭就這樣講道：“考慮到與會的諸位代表的情況，我無需首先強調指出，我們的工會運動并不象有些人試圖斷言的那樣，是從斯維亞托波克-米爾斯基大公的‘自由’時期（1904年——羅·盧·）或者從1月22日起源的。我們的工會運動有著更為深遠的根源，它是不可分割地同我們工人運動的整個過去聯系著的。我們的工會只不過是領導經濟斗爭的一種新的組織形式，俄國無產階級開展這樣的經濟斗爭已有數十年之久了。無需過分深入到歷史中去，人們恐怕就可以說，自從1896年和1897年的那些值得紀念的罷工以來，彼得堡工人的經濟斗爭總是采取或多或少有組織的形式。對于這一斗爭的領導——它同對政治斗爭的領導很成功地結合起來——成了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組織的事，這個組織當時 叫‘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1898年3月的代表會議之后它就成了‘俄國社會民主工人黨彼得堡委員會’。建立一個工廠、市區和近郊區組織的復雜系統，通過無數條渠道把中央同工人群眾聯系起業，使中央能夠用傳單對工人們的需要作出反應。這樣就能夠支持和領導罷工了。”——盧森堡注

j 德紡織工業集中地區，當時屬薩克森王國，現在民主德國茨維考一帶。——編者注

j 第一版中為“處在最底層的”。

j 第一版中為“更大的”。

j 第一版為“在演奏中間”。

j 阿道夫·馮·艾爾姆在1905年9月17日至23日在耶拿舉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上說，如果統治階級取消國會選舉權，無產階級將起來自衛并且“為自由而冒生命危險”。——編者注

j哥尼斯堡審判是于1904年7月12日至25日對九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進行的。被告被指控向俄國運送反沙皇的非法文字材料。卡爾·李卜克內西作為辯護律師之一揭露普魯士和沙皇俄國當局的勾結。——編者注

k 1899年2月，在德累斯頓的勒布陶的九名礦工因抗議一個鄰礦的礦工干超出規定工作時間以外的工作而被判處總共六十一年苦役監禁和徒刑；在抗議期間，曾因礦長用裝了擬制彈的手槍射擊而發生斗毆，——編者注

j 第一版中為“表示同意”。

k 第一版中還加上：“正象黨的領導人在類似的情況下一樣”。

j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4頁。——編者注

k 在第一版中此處增加“目前”。

j第一版中此處加“今天”。

ã因為人們通常否認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存在這樣的傾向，所以機會主義派別新近開誠布公地闡明了自己真正的目標和意愿的做法就很應該受到歡迎了。今年9月10日在美因茲的一次黨的集會上，通過了由大衛博士提出的下述決議：

“考慮到社會民主黨并不把‘革命’一詞理解為暴力顛復，而是理解為和平的發展，即逐漸地貫徹一種新的經濟原則，因此美因茲的公開的黨的集會拒絕任何一種‘革命浪漫主義’。

          大會認為奪取政權無非是爭取人民的多數支持社會民主黨的思想與要求；爭取是不能靠暴力手段的，只能通過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進行思想宣傳和實際改良工作的途徑來使人民的思想革命化。

          我們堅信，合法手段遠比非法手段和顛復更能使社會民主黨繁榮發展，所以大會拒絕將‘直接的群眾行動’當作策略原則，并堅持議會改良行動的原則，這就是說，大會希望我黨將一如既往地認真致力于通過立法和發展組織的途徑而逐漸達到我們的目標。

          這一改良式斗爭方法的根本前提當然是，無產的人民大眾參加全國和各州的立法工作的可能性不會受到削弱，而是要擴大成為完全的平等權利。因此，大會認為，如果其他一切手段無效，那么工人為了反擊對自己合法權利的進攻并爭取其他權利，而短期或長期地拒絕工作，也是無可非議的權利。

          但是工人只在政治性群眾罷工嚴格遵循合法的軌道，而罷工者方面也不授人以派出武裝力量干預的借口時才能勝利進行這種罷工，因此大會認為，為使用這一斗爭手段而作的唯一必要而有效的準備工作是進一步擴充我們的政治、工會和合作社的組織，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創造保證群眾罷工順利進行的前提：“目的明確的紀律性和適當的經濟后盾。”——盧森堡注



j 在第一版中此處增加了“今天的”。

k 在第一版中此處增加“和它的未來”。

j 在第一版中為“是”。

k 第一版中此處增加：“當然在有些地區工會的鼓動走在社會民主黨的鼓動的前面，而且在所有的地方工會工作也為黨的工作開辟道路。從它們的效果來看，黨和工會的工作是互相促進的。但是，如果考察德國階級斗爭的整體及其深刻的內在關系，那么情況就大大不同了。”

l 在第一版中為“真正的黨內生活”。

j 在第一版中此處有：“所謂的”。

j 麥克斯·希爾施和弗蘭茨·敦克爾都是資產階級進步黨活動家。兩人于1868年建立德國工會協會聯合會。人稱希爾施一敦克爾工會。——編者注

k 在第一版中為“政治的”。

l 在第一版中此處增加“有些”。

m 在第一版中為“工會運動”。

j 在第一版中為“遵守”。

k 在第一版中此處加“一些”。

l 在第一版中為“通常”。

j 在第一版式中迷“與這一方面的流行觀點”。

k 在第一版中為“一百二十五萬”。

l 在第一版中此處增加“和某一部分”。

m 在第一版中此處增加“這”。

j 在第一版式中這句話是：“它們盡管同某些弊病不可分開，但畢竟是確定無疑的”。

k 在第一版式中增加“和一定的狹隘性”。

l 在第一版中此處增加“應當”。

m 在第一版中為“一些”。

j 在第一版中為“被抵銷”。

k 在第一版中為“有些人摸索著尋求”。

l 在第一版中此處插入“工會的“。

l 在第一版式中這一段的文字為：“同這一理論傾向密切相聯系的是領袖同群眾的關系中的變化。工會官員的公事公辦的領導代替了地方委員會的以同事之間親密態度進行的領導以及它的毫無疑問的不足之處。這樣一來，首創精神和判斷能力就可以說成了工會官員的職業專長，而群眾的責任則主要是保持更加消極的德行即遵守紀律。官員制度的這一陰暗面肯定也包含著對黨的重大危險；由于最近的改革，由于設置了地方黨的書記，如果廣大社會民主黨員不去操心使被任命的黨的書記保持為純粹的黨的工具，而根本不是被看成地方黨的生活的首創精神和領導的當之無愧的體現者，那么這種危險是很容易產生的。但是在社會民主黨內，由于事物的本質，由于政治斗爭本身性質，官僚主義所受到的限制要比在工會生活中更加嚴格。在工會生活中，正是由于工資斗爭在技術方面的專業化，例如締結復雜的工資協議和諸如此類的工作，因而經常認為組織起來的群眾不能‘縱觀本行業生活的全局’，并以此來論證他們缺乏判斷能力”。

k 在第一版中為：“這一觀點尤其也成了”。

l 在第一版式中此處加“錯誤的”。

j 在第一版中為“工會官員中的”。

k 在第一版中為“為……技術分工中“。

l 這一反民主性質的結社法首先是針對工人階級的政治聯合的，它限制了結社權。由于在普魯士工會也被看成政治聯合會，因此常常受到被解散的危險。——編者注

m 在第一版中為“工會脫離社會民主黨、脫離它的思想和領導”。

n 在第一版中為“脫離社會民主黨”。

o 在第一版為“處于平等地位”。

j 在第一版中為“處于平等地位”。

k 在第一版中此處加“自然的”。

l 在第一版中此處加“人為的”。

j 在第一版中為“因此本身就是”。

k 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設于柏林的菩提樹大街。德國工會總委員會設于柏林的恩格爾烏弗。——編者注

j 在第一版中此處加“一部分”。

k 在第一版中為“目前的”。

j 在第一版中為“工會領導人”。

k 在第一版中插入“也就是說”。

l 在第一版中為“少數”。

m 出自弗·席勒：“瑪麗亞·斯圖亞特”。——編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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