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化的造反：中國文化大革命晚期清華大學的領導體制*

Joel Andreas(安舟)

Pingping  Chi  譯

轉自：華夏文摘

　　中國文化大革命業已成為許多學術討論的課題，但是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前幾年的動蕩歲月。從1966年毛澤東號召學生、工人和農民結成造反組織，抨擊他們在學校、工廠和村莊的共產黨官員開始，中國出現了戲劇性的暴力騷亂，學者們很自然的為那個時期所吸引。隨之而來的派系斗爭把中國帶到了戰爭的邊緣，此后毛授權壓制那些響應他的號召造反的人。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階段始于1968年鎮壓不受控制的派系斗爭，終于1976年毛澤東去世。在這個階段黨和國家機構逐步重建，重建工作是在毛澤東的激進綱領的限制下進行的，而這個綱領繼續引發政治和社會上的巨大騷亂。該階段體制化的實驗本應受到更加認真的審視，可是情況遠非如此。

　　本文檢視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清華大學實行的獨特的領導體制。清華是中國最早的技術院校，中國共產黨現任領導班子中一些最有權力的成員也出自清華大學。[1]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內激進派嚴厲的抨擊精英教育和黨的官僚作風，這所大學成為他們的基地。這使得清華成為一個非同尋常但又極其有趣的例子。這些激進派高喊著文革口號要限制共產黨干部的官僚權力，看看他們是如何在自己統治的機構中建立權威是饒有趣味的。

　　在此階段，清華的領導體制可被視為毛澤東和他那些激進的追隨者們"體制化造反"的一個嘗試，學校的權力劃分給工宣隊（工宣隊由校外的工人和軍人組成）和學校的老干部。宣傳隊負責動員學生和工人批判教師、領導和學校干部。執政的共產黨（包括在文革前的中國共產黨）傳統的領導方法是遵循統一的理念并有一套明晰的權力等級，現在這種權力分割的結果卻制造出一套亂哄哄的領導體制，兩者彼此格格不入。我將考察清華的這套體制實際如何運作并分析其原因：這套體制也衍生出常見的政治庇護和附庸心態的問題。其后將談及該時期的這種體制如何符合于全國范圍內更普遍的一種模式，我認為正是這個模式促成了干部和造反派之間的權力分割。[2]

　　將派系斗爭納入體制

　　1966年夏至1968年夏，和全國其他學校一樣，清華大學也處于學生領導的各對立派系的控制之下。學校的"激進派"反對以前的領導班子，要求和過去徹底決裂，而"溫和派"要維護現有局面。雙方均是由學生、教師、干部和工人組成的"戰斗隊"的臨時聯盟。1968年4月，這些派系間持續升溫的暴力對抗導致了至少十二人死亡的"百日大武斗"。7月27日，毛澤東派遣大約三萬名非武裝的工人進校以結束戰斗。[3] 文化大革命最初一年以不受控制的政治斗爭為特征，這個轉折點標志著該階段的結束。全國的派系斗爭由此受到系統地遏制。[4]

　　1968年8月，毛派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接管清華大學。官方報紙宣布：工宣隊的到達是工人階級掌管教育的新時代的第一步，毛送給工宣隊一籃子芒果作為個人贈禮，使得這個時刻更加神圣。派到清華的工人和解放軍成了范本，類似的隊伍也被派往全國各地審查指導學校工作。宣傳隊首要的任務是重建秩序，制止大學各派系組織的爭斗，并創立新的領導集體。通過嚴厲的鎮壓所有潛在的反對者，工宣隊樹立了權威，他們在學校的八年里營造的不安氣氛是這個階段的主要特征。這個隊伍的成員們明白，他們承擔了占領并改造一個原先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領導的學校的任務，這種認知加劇了他們的獨裁作風。

　　由學生領導的兩個對立派系隨隨便便就解除了。暗中維持派系聯絡的做法被制止，許多派系頭目和積極分子受到審查和懲處。[5] 經過一段規定的政治學習，大部分學生被送到軍隊農場，隨后分配了固定工作，通常是在工廠。大學的教師和干部經受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費了更大的力氣才過關。宣傳隊重新審查了教職員工和學校領導從1949年以前的革命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個人歷史。清華大約6000員工中，1228人受到審查，178人被宣布為"階級敵人"。根據半官方的校志，在運動最高峰的兩個月期間，10人被迫害致死。[6] 在1969年，清華大部分領導、教師和員工被送往江西省農村的五七干校，直到1970年新一批學生到達他們才返回學校。

　　權力的分割

　　工宣隊由兩位年輕的軍隊干部遲群和謝靜宜領導，他們與毛澤東關系密切，也是他激進的追隨者。遲群曾在負責保衛黨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的8341部隊擔任宣傳科副科長。謝靜宜則擔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達十年之久，與毛的妻子江青關系密切。一開始，宣傳隊的龐大隊伍包括5147名工廠工人和105名軍隊干部，但幾個月以后人員大大減少。[7] 絕大部分高層領導是軍人，如遲、謝，不過有幾個工人也擔任了重要崗位。絕大多數工宣隊成員是來自本地工廠的普通工人。他們都在工廠里黨領導的政治團體中有積極表現，其中多數是黨員。除了最高層的幾名領導之外，其它工宣隊成員都輪流進校，然后返回自己原來的工廠或部隊。他們在清華是幫助監督學校領導，而不是自己擔任領導。

　　大多數校領導恢復了工作，工宣隊給他們安排的職位與文革前大致相同，不過他們要在宣傳隊的監督下工作。[8] 工宣隊到達不久就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以管理大學，1966年各項職能已經停頓的學校黨組織也于1970年由革委會重新建立起來。劉冰再次被任命為黨委副書記，負責黨的組織工作。文革前負責學術工作的何東昌恢復原職，不過正式的頭銜是大學"教學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一把手的位置則保留給宣傳隊代表。[9] 到1972年，作為學校權力核心的校黨委常委會由九名宣傳隊成員和八名清華的老干部組成。宣傳隊的領袖遲、謝分別擔任書記和副書記。[10]

　　工宣隊的領袖與中共的激進派結成緊密聯盟，與此同時，包括劉冰和何東昌在內的學校老干部則與黨內較為保守的領導結成緊密聯盟。[11] 盡管各級的分裂和聯合錯綜復雜，黨的激進、保守兩個陣營的分化卻也使得這個時期中國的政治充滿活力。[12] 一系列與文革相關的激進政策劃定了派系間的戰線。[13] 激進派的生命與文革息息相關，他們熱烈擁護文革綱領，而保守派努力遏制甚或顛覆文革方針。激進分子的領袖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他們垮臺后被指責為"反革命"的"四人幫"），他們主要的支持者是文革早期涌現的地方激進派的殘存者。鄧小平成為公認的保守派代表人物，他的主要支持者是老干部。

　　遲群和謝靜宜在全國性政治活動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70年，遲被任命為國務院科學與教育小組的副主任，而謝成為北京市委副書記并于1973年被選入黨中央委員會。[14] 遲、謝應邀列席代表國家權力核心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他們在文革后期幫助發起并領導了最重要的激進政治運動。他們越過常規的組織程序，直接向激進派領袖江青和張春橋匯報。

　　大學的老干部和清華的工宣隊成員有各自不同的權力背景。一方面，老干部有文化和政治上的雄厚根基，屬于國內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人，許多人在黨內的地位都比半路出家的工宣隊要高。不僅如此，清華是他們的勢力范圍，是他們建立了大學的黨組織，而現在工宣隊對黨組織的領導是薄弱的。另一方面，由于宣傳隊成員沒受過什么教育，他們的權力單單建立在政治資本的基礎上，而且他們的政治資本具有文革的獨特性。即使是宣傳隊的最高領袖，起初在黨內的級別也并不高，與其說他們的政治權威源于在黨內的地位，不如說是由于毛委任他們治理學校。

　　學校的一位高層領導麥清文回憶說：在那個時期，毛的權威遠遠勝過黨組織的權威。當時造反派的攻擊破壞了黨的"威信"。

　　"共產黨和共青團的威信在文革早期一落千丈。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受到批判，無論批評的對不對，結論就是他們都是壞干部。腐敗、貪污、亂搞男女關系--所有領導都不好。"

　　麥解釋道：由于宣傳隊是毛派來的，它的權威超越了大學的黨組織。

　　"工宣隊利用了黨組織，但是黨本身沒威信了。是工宣隊領導黨，而不是反過來。遲群首先是工宣隊的領袖，然后才是黨委書記。"

　　遲、謝想要緊緊的控制住學校的工作，但黨組織的分裂狀態妨害了他們實現這個意圖。系統的決策機制、常規的命令下達鏈條和傳統的升遷評級體系都被文化大革命破壞瓦解了。此外，宣傳隊對于自己控制的清華黨組織不完全信任，他們又建立了一套權力網絡，使其凌駕于原來全能的黨組織之上。

　　自上層和下層監督領導與教師

　　工宣隊在校期間，清華的管理與以往大相徑庭。在文革之前，蔣南翔擔任領導，大學由高度服從紀律的黨組織管理。蔣身兼黨委書記和校長兩職，他要求下級絕對忠誠，并在各級建立了圍繞黨委的有效的管理機構。這種權力等級制度是清晰的、單向的、由上而下的。處于底層的學生應當服從老師，校辦工廠的工人則服從他們的領導。[15] 在文革早期，這套嚴密的政治控制體系成為學生造反派的主要攻擊目標。清華激進派報紙上發表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批評學校干部既有屈從性，又有壓迫性。

　　"他們總是條條框框多，有奴隸主義；工作中他們只對上面負責，他們更在意遵守規則而不分辨是非對錯。對上面的人唯唯諾諾，對下面實行資產階級獨裁統治，壓制不同意見。"[16]

　　在文革早期，學生造反派把蔣和其他共產黨領導拖到主席臺上，他們被自己的下級批判羞辱。[17] 在文革的詞匯中，這種來自下層對干部的批判被稱為"群眾監督"，旨在矯正領導把持權力的官僚作風。為了避免"官僚階級"的出現，各工作單位的基層員工被授權去"監督"上級。工宣隊到清華后，制止了文革早期粗暴混亂的"群眾監督"，取而代之的是將約束官僚權力納入規范的做法。1966年之前在清華實行的是單向的、自上而下的權力等級制度，現在的體制則是工宣隊從上面監督學校的干部和教師，與此同時發動學生和工人從下面批評他們。圖1簡單示意了清華監督制度的變化，與工宣隊在校期間相對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統治政策。

圖1：清華大學的監督制度

　　學生監督老師

　　在文革后期，大學的教室中坐滿了由工廠、農村公社、部隊推薦來的學生。工宣隊認為這些工農兵學員比起大學領導和教職員工（他們大部分出自革命前上層社會的家庭）來在政治上更為可靠。按照當時的口號宣傳，這些新學員不僅應當進入大學，還應當管理并改造大學。朱佑賢記得，在1970年清華歡迎第一批工農兵學員的群眾大會上，校領導告訴他和其他新學員說："你們來自工人、農民和士兵的隊伍。清華是知識分子一統天下，你們必須要參與政治。"

　　為了讓學生能參與管理他們所在的科系，學校變更了組織結構。文革前，學生和教師高度組織化，不過是分別管理的。學生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學習、娛樂、福利等），而教職員工負責教研工作。職工委員會（以及與其并列，掌握實權的黨委）管理各系，職工"教學與研究小組"管理系內各專業。文革期間則大為不同，師生結合到同一機構，學生直接參與管理教學研究工作。

　　與文革前相同，一個班大約有25名學生，他們在校期間一同生活學習，不過現在每個班里還固定安排了一組老師。對學生和教師雙方而言，班級都是基本的組織單位。同屆同專業的班級組成"小型教研小組"，其中包括學生、教師和一名工宣隊代表。 每門專業由三個小型教研小組構成(每屆一組) [18]。教工代表、學生和工宣隊"三結合"的"教學改革小組"統一領導這種教研小組。同樣由教師代表、學生和工宣隊組成的"革委會"則管理各系（每系包括數門專業）。近一半學生是黨員，再加上師生通常屬于同一黨支部，這使得師生組織上的結合更為牢固。實際上，在一部分師生共屬的黨支部中是由學生擔任領導的。

　　這種蜂窩結構無疑限制了學生選擇導師及課程的范圍，但卻有利于學生參與決策。學生們加入到設計課程和解決教學難題的工作中，小型教學小組頻繁會面，討論學術、組織和政治事務。方學英和其他學員是這些小組中的積極分子，據她說：

　　"教師匯報后我們來討論；有時我們否決整個報告，有時則認可其中的一部分，反對另一部分。學生對于教育改革熱情高漲。我們會討論自己的專業方向--說到底，我們要去訓練什么人呢？"

　　這些討論緊密圍繞著中共最高層確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方向。 "我們在會議上爭論，貼大字報表達不同的意見。"[19] 老教師魏學誠回憶道，"不過一般都是附和中央定下的基本觀點。"然而爭論決非毫無意義。涉及到的教育方針問題是保守派和激進派論戰的焦點，其中包括如何在工作地點實行"開門教育"，重點應放在基礎理論抑或是實際應用的課程，如何評估學生的學習，是否要把學生分為快慢班等等。結果是把師生雙方均置于論戰的前線，正是這樣的論戰決定了這一時期中國的政策。激進派和保守派的勢力互為消長，中央的政策方針左右搖擺，此時一些人努力捍衛激進派或保守派的牢固地位，有些人則見風使舵，跟著占上風的一派走。方學英說，所有這些政治活動鍛煉了工農兵學員的寫作、演講和組織能力。

　　"我們要參與、管理、改革（上、管、改），要批判教師和舊的教育體制。我們每天晚上都開政治會議，討論問題，寫大字報……我們的業務知識比不上現在的學生，不過寫作能力比他們強。[20] 我們要寫大字報，參與辯論并且演講，所以我們具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和社會活動能力。"

　　在小型教學小組討論如何由上至下的落實教育政策時，一些學生不免對此做出最為激進的闡述，許多教師則發現自己在爭論中處于維護傳統教育方法的立場。教師們很容易被譴責為"穿新鞋，走老路"，所以他們在論戰中處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他們提議采取溫和的做法時更是如此。1970年在清華學習的青年農民羅賢成回憶道：

　　"[當]我們開會爭論教育問題時，學生和工宣隊代表有話就直說，可教師卻不這樣--他們是改造的對象。這不是公平的討論……教師們更加謹慎--并不是他們不敢談，不過他們比較小心翼翼。"

　　學生在過去常常屈從于教師，現在情況反過來了。老教師魏嘉陵把這種變化說成是傳統師生關系的一種有害的逆轉。

　　"文革前，老師和學生是中國傳統的教授和被教授的關系，這樣非常好。學生尊敬老師，老師關心學生。文革期間，情況就變了--老師成了監督的對象，學生成了學校的主人。"

　　在工宣隊的領導下，下層對教師和大學干部提出批評成了平常事，但是這在過去是非同尋常的。老教師楊郁天注意到了這個差異：

　　"那個時候，[工宣隊]要求學生批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這可不像[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那時他們把一些人叫做右派，把他們當作敵人對待。但在工農兵學員這一段兒，他們不給別人戴上帽子。[21] 不存在什么敵人--他們只是一般性的批評知識分子。這讓你不舒服，說話得小心，可是他們不給你扣帽子。我們習慣受批評了。"

　　楊的話當然不能說明七十年代的政治壓力是溫和的--情況當然不是這樣。不過從他的話可以看出，對于大多數教師和領導來說，接受來自下層的批評已經成了家常便飯。過去，這樣的批評通常局限在批斗會范圍內，批斗是只針對少數幾個人的，而且預示著嚴重的后果。

　　按照傳統，教師應當立身嚴謹，這樣才能獲得學生的尊敬。和學生開玩笑或者一起嘻嘻哈哈有損于教師的尊嚴和權威。文革期間，這些想法被批判為"師道尊嚴"，這個詞是用于嘲笑當權者的孔夫子教條。一些學生樂于有機會貶低高高在上的老教授。龍江澄是水利系的一名外籍學生，他還記得張光斗教授每天都要接受審訊，這位教授畢業于康奈爾大學的水利工程系，在1958年領導設計了大型密云水庫。"學生曾對他很不好，"龍回憶道，"一個女生老是打他--她并不傷人，就是過去打他。"

　　在文革前，張曾是清華最有權威也最受尊敬的教授之一；而現在他不得不在抵擋學生辱罵的時候保持良好的幽默感。"他們拿他取笑，他也反過來取笑他們。"龍補充說，"[不過]他沒被打倒，而且學生們尊敬他。"[22]

　　盡管師生間生硬的權力逆轉制造了緊張氣氛，可一些學生和教師卻說他們在這個時期培養了親密的關系。方學英于七十年代早期在清華上學，現在任教于此，她把現在的師生關系和三十年前作了比較。"那時老師的地位不如現在高--說起來，那時學生的地位更高。"她告訴我，"老師們認同這樣的觀點：他們是在舊體制下訓練出來的，需要接受改造。所以他們愿意和學生們一起。他們不像現在的老師那么有權威，不過師生關系更密切。"梁佑生50年代就讀于清華，畢業后留校教書，他對比文革前與文革期間的師生關系時，也有類似的看法。

　　"在文革以前……學生對老師非常尊敬；不過彼此等級分明--學生和老師是低層與高層之間的關系。[文革期間，]大部分工農兵學員對老師也充滿感激之情，但那不是等級關系，而是因為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他們對老師感情很深，也很親。老師花費心血教導他們，他們真的是心存感激。"

　　文化大革命晚期，為了響應"開門辦學"政策，師生到工廠一起生活工作，方、梁和其他人注意到，他們的關系在這段時間里尤為密切。"我們在工廠的時候和學生一起住，八個人一間。"梁回憶道，"我們分享一切；我們無所不談。"

　　工人監督領導

　　在文革期間，清華校辦工廠的管理體制也經歷巨變。為了結合教學、研究和生產，清華和其他工程技術院校一樣也建立了幾家校辦工廠；到七十年代早期為止有1800余人在工廠工作。[23] 在1966年以前，基層工人已經結成小組，領導組織起車間的基本生產。因而工廠工人和學生一樣是高度組織化的，不過在生產小組以外，他們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在文革前幾年，情況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一名校工廠的管理干部洪承謙說："文革前，工人是被管理的。文革一開始，工人成了主人。"有一段時間，學校黨組織工作停頓，學生領導的派系忙于爭奪學校的控制權，這個時候工人選出了臨時委員會來管理校工廠。老工人陳金水講到了清華設備工廠的情況："我們工作單位的所有領導都被打倒了。包括廠長、副廠長、黨委書記和副書記。"他告訴我，"我們選舉出一個新的領導集體……四個工人和一個技術人員……領導集體不一樣了--要是有人不好，我們就選別人。"

　　在那個時候，清華工廠的員工也分裂成對立的派系，可是派系路線并不是決定選舉的唯一因素。陳回憶說：

　　"派系很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你是否信任那個人。他們是不是老實，有沒有辦事能力，和群眾關系好不好。在一起工作幾年了，很了解大家都是什么樣的人。"

　　1968年夏，清華的派系矛盾轉變為武裝沖突，工人們放棄了學校工廠。工宣隊八月份接管學校后，組織了新的革委會來管理工廠，由宣傳隊代表擔任領導。老的管理干部通常回到原來的領導崗位，不過包括一些曾被選入臨時領導班子的工人在內的基層工人也進了革委會。即使在重新任命了老領導之后，工人對工廠事務仍然保留了實際的影響力。文革使得管理者與工人之間的關系成了一個廣泛討論的話題。"[我們批評管理干部]脫離實際，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陳回憶說，"我們批判官僚作風--如果你不懂，就應該虛心請教，不然事情辦不成。"

　　作為曾被打倒的工廠領導，洪承謙在工宣隊的監督下又當上了廠里的高層干部。洪在回想那段歲月時心里懷著矛盾的感情。"那時候工人們造反，要推翻管理規定--有一種絕對平均主義的傾向，朝著無政府主義方向發展。" 他說，"工人們會說，'你怎么一當上領導就不勞動了？'有了這種思想，形勢變得很混亂。"

　　起初，許多事情都要召開群眾大會來決定。洪認為這不實際。"一百個人沒法領導"，他原來經常舉一個例子來向工人們解釋這個問題，和我也講了這個例子：

　　"工宣隊一到，就召開大會討論工作時間的問題--早上幾點上班，中午幾點休息，晚上幾點下班。所有人都開會整天討論這個問題，但是做不出任何決定。難處在于有人在學校住，有人在市區住，有人單身，有人帶小孩--大家的意見五花八門。最后，他們沒法決定，還是按照學校的規定來。"

　　大會的人數逐步減少。洪說："會議變得比較有規矩了。說老實話，工人其實對開會沒興趣。"盡管工人對于群眾大會的熱情降溫，他們還是繼續在管理工作中占據一席之地。每個車間派出三名代表參加會議，協調不同車間的生產任務。

　　"所有事情都得和工人討論。他們對討論生產很有熱情。當然了，接著就是要批判知識分子，工人們就干這個。通常的說法是：'知識分子在紙上畫條線倒容易，他們不考慮工人在實際生產中遇到的困難'。"

　　基層工人被提拔到車間和工廠的領導班子里，同時也進入各系的領導班子（在那個時期，校工廠在行政上與相關的科系結合）。實際上，有些普通工人在全校各級領導班子里都占據位置。

　　把基層工人提拔到領導崗位的政策被稱為"摻沙子"，意為加入沙子以打散堅硬的泥土。一方面，這個比喻是指讓工人、農民加入知識分子組成的領導集體--這兩者之間存在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的差異。按照同樣的原則，基層教師也被提拔到清華的主要領導集體中。這種做法是要讓非領導成員介入領導集體--他們之間存在被領導者與領導者的差異。兩種做法互有交叉，指導思想都是通過引入外界因素來瓦解鐵板一塊的領導班子。

　　消除階級和特權

　　組織下層監督領導，以及將基層員工和學生引入管理層，都屬于范圍更廣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部分--這套措施旨在縮小領導者與被領導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之間的差距。領導們按照要求與下級同吃同住同勞動，其中還包括強制限定的體力勞動。"一周里有一天要參加生產，在周五或者周六。"洪承謙回憶道，"我有指定的任務--在指定時間操作指定的機器。要是有臟活兒累活兒，我也得帶頭干。你看--我可不是個大塊頭，可是也要做辛苦的重活兒。"

　　福利待遇的分配也與以前不同，目標是減小收入最高者和收入最低者之間的差距。盡管1949年以來共產黨政府的分派方式較之過去平均得多，可是相對而言仍有一部分人獲得更多的利益。在五十年代，所有國家工作人員根據工齡和專業水平評了級，崗位工資和包括住房在內的其他物資福利都是基于這個級別分配的。教師分為四個基本級別（助教、講師、副教授和正教授），工人分為八級，每級又有細分的等級。在六十年代中期，工人的月工資從16元到107元不等，教師的工資則從46元（剛參加工作的助教的月薪）到360元（最資深的教授的月薪）不等。

　　在文革十年間，這套評級制度被看作是違反了共產主義原則，共產主義革命中樸素和平等的道德觀重新盛行。洪承謙回憶說："那時的看法就是人人都要和工人農民處在同一生活水平上。"1971年是自文革前以來第一次漲工資，不過這次只針對低工資的人。月工資在55元以上的人被排除在外，這意味著1966年以前參加工作的大部分教師和許多老工人都沒漲工資。另一方面，大部分工人都提了一級工資，主要的受益者是那些工齡不足十年的年輕工人，他們之中許多人孩子還小，迫切的需要增加收入。1971年以后，職工們開始按常規升職并相應的提工資，不過也只限于低工資者。至此，文化大革命的工資改革仍遺留了巨大的收入差距，然而改革是明確的朝著平均主義的方向進行的。高工資并沒有降低，但似乎以后漲工資都不會超過55元了。由于大部分工人在剛參加工作的頭幾年都拿二級工資（每月42元），年輕一代的工資差異就很小了。

　　在教師當中，專業級別成了活生生的幽靈。文革以前，定位個人身份，確定生活目標、建立社會地位和決定物質待遇的關鍵要素就是在這套等級中所處的位置--由助教開始，向上經過講師，再到不同幾個級別的教授。這一整套級別都被一個統稱--"老師"--取代了，這個詞原來是指所有教職員工。文革十年期間，關于教師專業級別的提法會招致批評，說到這些特定級別的專有名詞都用過去時，只是為了表明某人在文革前曾是什么級別。然而級別的影響力依舊存在，它不僅僅是過去的提法，也決定著實際的工資--過去評的級別現在固定不動了。

　　基于級別的就診的特權也因為文革而告終。和許多大單位一樣，清華有一個學校診所為員工和學生提供醫療保健服務，要是有病情復雜的患者，就送到北京醫院。大學在五十年代制訂了一套特別規定，允許級別最高的教授和學校高層領導在就診時不必排隊等候，在需要的情況下可以到市里最好的醫院就診。1966年以后，這套特別規定被廢止，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排隊看病。

　　然而，最戲劇性的變化發生在住房分配上。清華是一個資金雄厚而且占地廣大的學校，目標是為所有員工提供住房。可是在文革前，學校宿舍總是短缺，房子是按級別分配的。工人們住的五個"工區"都是狹窄老舊的平房，而教師和領導住在新蓋的樓房里，根據住戶的級別不同，每棟樓在面積大小和舒適程度上都有不同規格。1966年以后，這種和崗位、級別掛鉤的差別待遇不再為人接受。激進派學生借用了一句土改的口號"打倒土豪分田地"，他們主持了大學里住房的重新分配。高層領導和教授原先住在比較高級的公寓和別墅里，現在或者被迫搬到面積較小、設備較差的單元房里，或者和別人同住。空出來的房子則讓工人和年輕教師的家庭住進來。1968年，工宣隊認可了這次重新分配，并組織抓緊建造新宿舍。工人和教師分一樣的房子，不是根據級別，而是根據家庭人口來決定分配住房的優先權。由于工人一般比教師結婚早，所以他們分新房子的時候經常排在前面。

　　工宣隊的監督職能有利于在清華推行提倡艱苦樸素和平均主義的政策。組成這個隊伍的工人和士兵仍舊從自己的工廠和部隊（他們結束在清華的工作后還要返回原來的工作單位）拿著普通工資--工資通常是十分菲薄的。宣傳隊許多成員在原來的工廠和部隊經歷過更加艱苦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在這項主要針對體力勞動者以及住房困難者的計劃中，他們熱切地擔負起領導職責，尤其在進一步視察鄉村、建筑工地和工廠時，他們更是熱情高漲。這些人的熱情、耐心和此類領域內的工作能力使他們在大學中的威信得以提高，幫助彌補了相對領導和教師而言在教育水平上的不足。

　　政治庇護與附庸心態重現

　　工宣隊管理清華的幾年間，大學領導和教師確實受到來自上層和下層的監督。工宣隊本身則不是這樣。原則上說，宣傳隊并不應當免于下級批評。工宣隊領導曾就這一點嚴厲批評過原來的大學領導班子，同時他們為自己制訂了高標準。

　　"我們必須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虛心向廣大群眾學習，聽取他們的意見，接受他們的監督……由于我們在領導位子上，絕對不可以高高在上、官氣十足。有些人只會批評別人，不能解剖自己，只聽順耳的話，聽不進逆耳的話，把自己當作是摸不得的老虎屁股……我們必須自覺的把自己置于廣大群眾的監督之下，宣傳隊里肩負主要領導工作的同志尤其應當如此。"[24]

　　話雖這樣說，可是在接受來自下層的批評方面，工宣隊實際并不比蔣原來的機構更加積極主動。清華大學里敢于公開批評工宣隊領導的人寥寥無幾，有些敢于這樣做的人，他們的下場也令人望而卻步。據清華工廠的工人陳金水回憶，"工宣隊怎么說就怎么做。"這樣一來，文革前學校黨組織中滋生出的政治庇護與附庸心態在工宣隊駐校期間又復活了，只不過形式不同而已。

　　"造反精神"的陰暗面

　　自1969年黨組織重新恢復以來，激進派的領袖開始大規模招收新成員，希望籍此來改善自己在黨內的弱勢地位。舉例來說，在清華，工宣隊從1969年到1976年新招募了3271人，學校黨組織的規模在此期間擴大了一倍多。[25] 不過，對于激進派來說，關鍵并不在于單純的擴大黨的隊伍，而在于充實贊同自己主張的新成員。因而他們堅持吸收黨員的主要標準應當是有"造反精神"。在文革初期，造反派們充滿反抗精神的政治文化曾一度盛行，他們試圖通過這種做法把自己的這種精神注入到長久以來重視服從權威、高度官僚化的黨組織中。這項事業遭到了抵觸。

　　1973年8月中共第十屆黨代會后，激進派緊跟著開展了新一輪的政治進攻，與此同時他們的新生力量也進入共產黨的頂層。在這次進攻中，激進派強調了振興文化大革命"造反精神"的必要性，鼓勵他們的支持者"反潮流"，即抵制過去幾年來人們在堅持文革方針上打退堂鼓的做法。激進派在官方報紙上呼吁黨支部不要吸收惟命是從的"馴服工具"，要發掘年輕的積極分子，這些人應當表現出造反精神，具有獨立思想，"頭上長角，身上長刺"，敢于向領導提出批評。他們尖銳的指出，要警惕黨內的保守主義傾向，并且引用了兩個貶義詞以說明這種傾向，即"好人黨"和"業務黨"。"好人"是從"老好人"的形象中抽象出來的，意為循規蹈矩、唯命是從的人。"業務"是指經濟和技術工作（相對的是政治工作），"業務黨"這個詞是用來批評關心管理社會勝過改造社會的趨向。在他們看來，共產黨的任務是領導繼續革命，而非鞏固現有秩序。因此，共產黨員不應該畏懼革命，不應該成為馴順的專業人員。

　　地方黨領導通常不樂于招收"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新人，這是不足為奇的。為了敦促他們改正方向，官方報紙上登滿了黨支部的模范經驗--有些人以前被認為是"找麻煩"、"好爭辯"、"不能擔任領導"，在認識到他們具有與黨內走資派斗爭的戰斗精神后，這些黨支部吸收他們成為新黨員。不難想象，對于大部分黨支部來說，這真是強人所難。別說黨的領導了，就連大部分基層黨員無疑還是更中意服從規矩，關心業務的"老好人"。清華工廠的領導洪承謙說，黨內是討厭那些提出批評意見的人的。

　　"入黨的人一向都有好品質--他們忠厚老實，工作做得好。但在文革期間，有些新入黨的人喜歡批評別人。我們叫他們'口頭革命派'。他們話說得漂亮，可工作干不好……不過造反派很難入黨。要投票決定--黨員得同意才行。大部分黨員是文革前入黨的，他們看不起造反派。"

　　在洪看來，優秀的黨員工作努力，品行端正，而造反派不好好工作，只喜歡批評別人。兩相比較下，造反派就幾乎不可能是優秀黨員。以"造反"為政治上的判斷標準，這是在文革早期放任自流的派系斗爭階段發展出來的，而黨的風氣卻是遵循一套等級分明的組織原則，把這種判斷標準加諸于黨，顯然是件困難的事。

　　清華的"拍馬屁造反"

　　在某些工作單位中，激進派的一伙人站在反對當局的立場上，他們要振興"造反精神"的努力興許還保留著這個詞表示叛逆的本來意義。然而清華最重要的權力正是掌握在激進派手里，在這所大學中，"造反精神"的含義被現實的權力關系扭曲。工宣隊發動學生和工人批評文革前當權派的代表人物。這些老領導負責組織教學、研究和生產，批評他們的主要內容是提倡知識精英主義，重視業務水平而忽視政治積極性。用于批評官僚權威的措辭手到拈來，（反對共產黨干部官僚作風的長篇社論是官方報紙的主旋律），然而這種批評意見在大學中并不常見，即便有也十分空洞，這是因為實質性的政治權力集中在宣傳隊手里，而他們基本上是免于受非議的。在這樣的前提下，清華"來自上層和下層的監督"的政治動力衍生出一種我稱之為"拍馬屁革命"的政治激進主義，其內涵就是批判老領導，巴結新領導。

　　在文化大革命早期，工宣隊的領袖致力于描繪造反斗士的英雄形象，他們鼓勵那些熱血沸騰的積極分子爭相表現自己的"造反精神"。可是在工宣隊的領導下，這個詞的意思已經變得面目全非，看看一個學生對于她的黨支部討論入黨申請的描述，我們就會明白"造反精神"在當時的含義了。"形式上，[入黨的]程序和現在一樣，但當時的標準是不一樣的。"方學英回憶道，"在文革期間，他們要看你是否有造反精神，……[就是說，]你有沒有批評老師，關不關心政治--你批評別人是不是積極。"我問方批評工宣隊是不是也算有"造反精神"。"領導們確實總說希望大家有'造反精神'，"她回答，"可實際上他們想讓大家聽他們的，去批評別人--批評那些老領導。不管誰當領導都喜歡那些聽話的。"

　　如此一來，當時在清華表現"造反精神"就意味著服從于工宣隊的權威。這顯然和文革初期宣揚的"造反精神"大相徑庭，那時候的"造反精神"是以積極大膽的挑戰共產黨干部的權威為主要標志的。[26] 拍馬屁造反的激進主義其實和文革前黨員及共青團員（及積極分子）的激進主義更為類似，正如魏斐德（Andrew Walder）所說，激進主義分子需要表現對黨的忠誠，這有助于以忠于直接上級為基礎的一套依附體系的發展。[27] 不過在文革前，清華一直由黨組織統一管理，服從上級也相對簡單直接。現在工宣隊介入大學，而且堅持讓學生和工人批評他們的直接上級，這使學校里的權力關系大大復雜化了。

　　拍馬屁造反的做法并沒有大行其道，起碼在方學英班級的黨員中是這樣。有一名學生被認為是過分熱衷于批評人，以便討好工宣隊代表，她講了自己所在的黨支部是如何拒絕此人的入黨申請的。

　　"實際上，和其他同學處好關系也很重要。大家對這一點心照不宣。比如說有個同學，有造反精神，積極提出批評意見，可我們拒絕了他的入黨申請。他和軍代表[一名工宣隊成員]關系很好，那個軍代表推薦他--讓我們批準他入黨。可學生們不喜歡他，所以不投他的票……我們覺得他想拍馬屁，為了討好領導什么都干。"

　　這種奴性與反叛的奇異結合可能使得許多人出于不同的原因而對彼此心生齟齬。很多學生和工人不喜歡奉承領導的人。同時，黨的風氣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守的，與任何一種造反派相比，還是順服的老好人更吃香。

　　有些人對那些認同文革前秩序的人員和現象進行批評，要說他們都是拍工宣隊的馬屁倒也不盡然。許多人是真誠的投身于推進文化大革命教育改革的事業。盡管如此，在來自上層與下層的監督營造的氛圍中，所有這一類批評都可能被當成是拍馬屁，而且要那些提出批評意見的人搞清楚自己的動機無疑都是困難的。

　　清華激進的群眾動員具有的官僚主義特征

　　在文革晚期，激進派尋求每一個機會來發起新的運動，反對保守的共產黨官員，1974年和1976年兩次主要的群眾運動顯然也贏得了毛的支持。這兩次運動都是自清華發起的。1973年下半年，遲、謝動員學生和教師批判何東昌實行的較為傳統的教學方法，這次運動為1974年全國范圍"批林批孔"的重要運動鋪平了道路。接著，在1975年秋天，清華又發起了一場"教育革命大論戰"，劉冰是主要目標。接著，這場論戰在下一年中轉變為全國范圍內批判鄧小平，反擊"（顛覆文革正確路線的）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在兩場運動中，一開始的焦點都集中在教育方針上，后來爭論就擴大到了激進派和保守派意見相左的所有重要問題。

　　至此，激進派對于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集權提出的尖銳批評已逐步升級，他們宣稱這些領導正演變為官僚資產階級。在所有那些最為詳盡的論述中，一部分文章是由清華以及與之相鄰的北大的作者執筆的。舉例來說，清華報紙上的一篇文章提出，共產黨干部的社會地位必然使得其中一部分人想要"走資本主義道路"：

　　"走資派是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產物。其產生環境必然長期存在。無產階級掌權后，結果是沒有資產階級的國家資本主義……[走資派]想要擴大……人民賦予他們的權力，并將其轉變為統治壓迫人民的特權。他們把自己占據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位置轉化為利益，享受物質上的特權。"[28]

　　這篇文章得到了北京大學學報的響應。

　　"[資產階級分子]必然試圖將他們的權力轉化為資本，把他們的管理和服務職能轉化為壓迫剝削人民的權力。他們借自己的權力無所不用其極的把勞動人民排斥在管理規劃工作之外，對于管理生產方法及使用勞動產品的權利緊抓不放，從而使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體制變成一紙空文。"[29]

　　在批鄧運動中，處于激進派控制之下的官方報紙登載出越來越具煽動性的言論，抨擊共產黨官員的調子甚至比文革早期還要高。接著，非官方的造反派報紙把他們的敵人稱為"特權階級"；國家最具影響力的幾家報紙現在都在呼吁人民與危害群眾的"剝削階級"作斗爭。不過，采用的動員方法與文革早期放任自流的派系斗爭則大異其趣。激進派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官僚體系由上至下的動員機制，而這套方法是掌權的共產黨慣于使用的。1966年，毛曾鼓勵學生、工人和農民組成自己的"戰斗隊"并和其他戰斗隊串聯；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學生和工人在1976年接到指示，要在黨的領導下有組織的開展斗爭。1975-76年運動的焦點還對準教育問題的時候，清華土木工程系黨委就講了如何在系內組織運動：

　　"目前對教育革命的大辯論已經在黨委的領導和統一安排下逐步展開。我們在系內系外和校內校外都沒有搞串聯。我們也沒有組織戰斗隊。我們沒有建立據點，沒有停止工作或中斷上課。'一切行動聽指揮'。這就確保了運動健康順利的開展。"[30]

　　開展運動的方法及其目標之間的對照令人印象無比深刻：目的是號召人民起來反對干部官僚主義的統治，方法卻是在地方黨委的領導下參與運動。

　　盡管當時的報紙報道這場運動是充滿了"生機"與"活力"，據清華經歷了這場運動的學生回憶，情況卻與此相去甚遠。工農兵學員左春山強調說參加運動是帶有強迫性的。他回憶道："上面命令我們去開會。必須積極參加，不然人家就指責你只對學習業務感興趣，所以一定得在會上積極發言，要緊跟路線。"龍江澄是一名外地學生，1976年就讀于清華，他記得政治會議很乏味。 "就象是誦經班--開始先唱首歌，然后讀恩格斯或是列寧，討論如何應用他們的思想，接著再唱首歌就結束了。"他說，"大家沒什么熱情。"1976年春，遲群和謝靜宜在清華電子工程系的一次學習會上講話，甚至他們也承認在一些單位士氣低落，大家"顯得疲于戰斗，垂頭喪氣"[31]

　　毛曾在1966年發起了對黨的官僚作風的猛烈抨擊，盡管1976年的運動在很多方面都是那次攻擊的延續，但是這次缺少了文革頭幾年造反的干勁--那時黨組織陷入癱瘓，學生、教師和工人組成了自己的戰斗隊，數以萬計的群眾涌入清華校園讀最新的大字報，他們擠在大會堂里一字不漏的聽著激烈的辯論。到了1976年，同樣有幾千人來到清華大學看大字報，可這次他們是由工作單位用公共汽車或卡車送來的，大字報的內容也是由工宣隊預先協調安排的。運動不僅缺少文革初期那種狂風暴雨般的能量，而且黨組織基本是由不抱同情態度的干部把持，所以也不可能期望他們對運動提供什么支持。這場有氣無力的運動注定走向窮途末路。

　　體制化造反的局限

　　工宣隊介入清華大學開創了一套權力分割的新體制，在這套體制中，工宣隊與激進陣營聯合，學校老領導大多與保守陣營立場一致，而前者有權對后者實行審查監督。這種權利分割為組織自上及自下的監督領導創造了條件，宣傳隊進而將其拓展為一套詳盡的管理模式。就文革反對官僚主義的目的而言，這套模式有其可取之處。群眾監督、團體聯合以及更為平均的分配方式，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大大縮小了領導與非領導之間的差距，同時也改變了兩個陣營之間的權力分布。

　　這套管理模式阻止了當權者重新走回到官僚主義老路上。在文革以前，大學的干部、教師及領導通過統一的黨組織單方面對學生和工人實行監督。現在干部、領導、教師和學生、工人擁有同等的監督職責，而且后者參與決策的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下級批評上級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被期許的。

　　然而，不能批評工宣隊領導這個事實卻從根本上削弱了群眾監督的意義。這樣一來，群眾監督的主要對象就是文化權威，而非政治權威。由于工宣隊領導實際是免于受下層批評的，所以歷時已久的政治依附風氣大體上繼續存留。清華實行的這種自上及自下的監督僅僅是加強了由來已久的政治庇護與附庸主義的格局--不過是以一種扭曲的形式而已。在工宣隊的鐵腕統治下改造大學的努力以制造出"拍馬屁造反"激進主義和一批黯然無光的政治運動而告終。

　　當激進派對共產黨領導集權的理論性批判愈形清晰之際，自身也與其批評的這種風氣糾纏不清。至少在清華，激進派采取的領導模式最終也顯現出政治依附風氣的主要特征--而這正是他們所批判的。

　　體制化派系斗爭更為一般的模式

　　在毛的遲暮之年，兩派的人都想贏得他的支持，而他則先支持這派再支持那派。這種矛盾態度長期以來使學者們困惑不已。在研究那些年的政治紛爭的時候，我發現有一種模式可以解釋這個矛盾。情況顯示，各級的派系斗爭都正在被納入黨政機構的體系內。被打倒的共產黨干部官復原職，不過文革早期激增的造反團體的成員也掌了權。而且，任命的格局顯示這兩類人分別被委以不同的工作：老干部負責管理政治和經濟部門，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轉，而造反派則被授予組織手段發動政治運動來反對這些干部，強力推行毛的激進綱領。這種分工看來顯示著一套精心建構的領導體制，在該體制中造反派與當權者針鋒相對。當時支配了中國政治生活的派系斗爭曾被看作是對繼承權的爭奪，這一局面賦予我們看待此事的不同認識。也許斗爭并不單純是通往終點的手段，而是終點本身。

　　我考察了清華小范圍內的這種政治構架--納入體制的造反派對陣當權者。不過整個教育系統似乎都是同樣的模式（教育領域之外，這類例子也比比皆是）。

　　1970年，國務院（中國的最高管理機構）召集科學與教育小組開會修訂教育政策。清華工宣隊領導人遲群被任命為小組副主任，由于得到了副總理張春橋（他負責國務院統管的教育工作）的支持，遲迅速成為小組中最具影響力的成員。他的導向是擁護激進政策，避免精英教育，將重心放在針對工人農民的實踐教育上。推廣模范學校就是其中一項嘗試--模范學校包括附屬于上海機器工具廠的"七二一"大學，以及遼寧省的朝陽農業大學。不過科學與教育小組對學校機構沒有領導權，只能勸勉學校干部實行他們的主張。

　　教育部最終于1974年重新成立，以正規的管理機構取代了非正式的教育與科學小組，毛拒絕了江青和張春橋任命遲群為教育部長的請求，轉而支持周恩來提名的較為保守的人選周榮鑫。[32] 周榮鑫在教育部和正規的教育機構推行較為傳統的教育政策，而遲群和謝靜宜則在中央激進派的支持下推行比以往更加激進的政策，繼續把處于他們控制之下的清華和其他學校作為實驗模型。

　　在省、地區及學校各級都可以看到被納入體制的造反派和當權者之間的這種分裂。在各級管理機構中，復職的老干部占了大多數，不過激進派作為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的"群眾代表"，名義上具有監督管理機構工作的職權。由于各級黨委業已恢復（并再次成為實際的權力核心），一些激進派也被選進黨委，并且許多地方激進派被提名為1973年第十屆黨代會的代表。然而，正如羅德明（Lowell Dittmer）和M·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所指出，激進派很少被賦予常規的管理職責。[33] 許多激進派完全沒有任何職責，被排斥在革委會的實權位置以外，而革委會作為一個規模龐大的審議機構，通常并不行使行政權力。不過這些激進派常被授權組織學習與批判運動。[34]

　　在各個學校，隨著工人、士兵和農民的宣傳隊介入，權力進一步被分割。一般而言，這些宣傳隊的威信遠遠比不上遲、謝及其下屬在清華的威信，小學里相應的位置通常分派給一名工人或農民代表，他們實際的職責是巡視調查和社團聯絡。[35] 不過宣傳隊在名義上還負責監督學校干部。學校干部接受正規教育部門下達的命令，執行較為傳統的教育方針，因此激進派努力鼓動宣傳隊支持他們的主張，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勝利。

　　這個時期的教育政策左右搖擺不定。毛堅持讓保守派的官員管理教育部門，支持他們教育"正規化"的工作，可是接著他又鼓動了一系列激進的政治運動，反對教育官員和他們的政策。[36]結果是保守派的權力牢牢建筑在行政部門的基礎上，而激進派的權力則嚴重依賴毛的領袖權威。激進派的社團聯合與正規黨組織之間是一種非正式的，但又實際存在的平行關系，彼此常處于正式對抗狀態。因此，盡管激進派安坐于權力中心周圍，但他們的顯赫勢力卻并非依靠官僚權力，而是更多有賴于毛的支持以及這樣一種認知--即他們是傳承領袖使命的人。他們的宣言廣為傳播，也得到了"偉大舵手"的認可，可是由于幾乎沒有直接的行政權力，貫徹他們的主張多是依靠在政治運動中取得勝利。

　　這樣的機構配置中暗藏著政治沖突，文革晚期教育領域的這種局面兆示著一種更為一般化模式的存在，而我在清華看到的派系斗爭只是這種模式的一個例證。一些學者提出了類似的看法，認為毛是在派系之間尋求一種權力平衡。舉例來說，David Zweig就土地均分政策方面的派系沖突做出了深刻的論述，他提出："毛是個玩平衡的高手，他樂于讓現代化主義者和理論家交戰，只有當一方的優勢產生威脅，使得國家的發展方向過于一邊倒的時候，他才插手干預。"[37] 其他人則認為毛在中共黨內一直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這個時期的派系沖突是該策略的一種延續，[38] 或者是毛的個人領袖權威與黨組織之間關系日益緊張的一種反映。[39]

　　基于以上論述，我在此提出兩條并行不悖的觀點：第一，毛在此期間的政治策略是要創建一套基于體制化派系斗爭的獨特的統治系統；第二，派系斗爭依賴于工作職能的分割，而這種分割意在挑動造反派反對當權者。

　　若要證明這個觀點并進一步將其展開，則有必要認真檢視其他基層單位以及高層政治圈的情況。（在此我已體察到精心設計的架構，而其他學者也許只是看到一系列急就章的行為，權力斗爭、妥協和解，這些無疑是屬于這段混亂歷史的一部分。）

　　清華的情況遠遠算不上典型，這限制了我們直接將此個案推廣至一般。無論在地理還是政治的意義上，大學的位置都緊鄰國家權力中心。清華工宣隊的領導與中央激進派領袖聯系緊密，大學的老領導則與保守陣營的實權人物關系密切，因此比起那些較為偏遠的地區，清華的政治格局更加直接的受到中央激進派與保守派斗爭的影響。不僅如此，遲、謝在全國性政治活動中的顯赫聲名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權力，他們可以借此與學校的老領導對抗。其他宣傳隊沒有這樣的權力（而且他們也未必執行激進綱領）。因此不能把清華的權力態勢當作典型情況。對此階段其他學校、工廠和地方政府記錄在案的斗爭進行研究，就會發現這些斗爭千差萬別，情況迥異：有罷工、抗議、反對共產黨領導人的大字報運動、小規模武裝沖突、拘捕扣押、局部政治突襲與反突襲。[40] 研究揭示了這樣的現象：在許多工作單位，激進派被委以反對當局的角色，負責自下層發動對領導干部的批判。比起清華的拍馬屁造反，這項事業可是危險得多了（而且還需要那種革命中的反抗精神和大無畏品質）。

　　如果說毛是精心設計，安排下讓造反派反對當權者的局面，那么這個布局最終是脆弱不堪，隨著毛1976年去世而不復存在（此后激進派被有計劃的從各級權力位置上徹底清除出去）。盡管如此，這種旨在抑制官僚權力的特別努力所得到的結果是值得我們認真檢視的。基于本文提供的材料以及其他一些對該時期局部沖突的研究，我得出以下判斷：如果反對當局的造反派是從下面組織起來的，那么凡是在這樣的地方，他們就缺乏權威，地位不穩；若造反派是從上面組織起來的，那么他們所在之處則會出現逢迎諂媚的跡象--這在清華就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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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注：本文的研究得到了Fulbright-Hays, Spencer Foundation和Peking University Fellowships的支持，以及清華大學教育研究學會各位同仁的幫助。同時感謝那些不吝于花費時間告訴我他們故事的清華人。Rogers Brubaker, Mick Mann, 唐少杰，叢小平，王超華，Margaret Kuo, Steve Day, Wu Shengqing, Eileen Cheng, Elizabeth Van der Ven, Paul Pickowicz, Joel Esherick, Andrew Walder,蘇楊，Bill Rowe, Tobie Meyer-Fong, Kellee Tsai, Andrew Kipnis, 以及The China Journal兩位不知名的讀者都給了我有益的意見和建議。

　　英文版發表于THE CHINA JOURNAL，No. 55，2006年1月

　　[1] 在中共最高層，政治局常委九個委員中的四個人均為清華畢業生，其中包括現在的胡錦濤總書記。分析清華畢業生的權力地位，可參看 Cheng Li :China's Leaders: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01) 。

　　[2] 我訪問了清華大學的89個人--有學生、教師、職員、工人或領導--工宣隊在校期間（1968-76）他們至少有部分時間在學校。訪問時間由1998至2001。本文中被訪者均為匿名。我也研究了當時的檔案，包括大學報紙和領導報告，個人回憶，官方和半官方的校志，以及統計公報。要更多了解我的研究方法，請參看 Joel Andreas, Dismantling and Rebuilding Class: The Failure of the Communist Experiment i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3。

　　[3] 激進的井岡山派系起初抵制解除武裝，派去鎮壓學校派系的五個工人被殺。了解清華大學派系斗爭的情況，參看Joel Andreas,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No. 31(2002), pp. 463-519; William Hinton(韓丁),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以及唐少杰，一葉知秋：清華大

　　學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國大學出版社，2003)。

　　[4] 在許多地區，這一段是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時期，由于激進組織抵制解散，軍隊和地方黨領導以粗暴的方式重申他們的權威。參看 Andrew Walder 和蘇楊,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3 (March 2003), pp. 75-99。

　　[5] 對于原來的積極分子而言，最痛苦的時刻莫過于1971年5.16事件期間的長期審查，這次審查直接指向原來激進派的成員。清華的審查在一名學生自殺后戛然而止。

　　[6] 劉克選和方明東(主編), 北大與清華 (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 1998), p. 621. 該數字包括了自殺者以及由于審查引起的壓力，造成健康問題惡化而去世的人。

　　[7] 賀崇鈴(主編), 清華大學九十年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1), pp. 274-75。

　　[8] 大學的黨委書記蔣南翔情況尤其特殊。他在文革前已經擔任高教部部長。在清華的校工廠工作了幾年；鄧小平1978年上臺后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

　　[9] 劉冰，風雨歲月：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10] 劉克選和方明東，北大與清華，p. 129。

　　[11] 激進派在全國占據優勢的時候，工宣隊也在清華居支配地位，而當保守派在全國占據優勢時，學校的老領導力量則上升。然而宣傳隊和老干部雙方在政治上都并不是始終一致的--有些老干部與宣傳隊領導結盟，而許多宣傳隊領導最終倒向大學的老干部一邊。

　　[12] 在文革十年的早期階段，派系沖突錯綜復雜，這種混亂狀況使林彪和其他軍官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而且他們既不投入激進派陣營也不投入保守陣營。林彪1971年9月葬身火海后，激進派和保守派的分化愈加明顯。

　　[13] 文革綱領確定了1966-76十年的政治日程。由于激進派對此熱烈擁護而保守派持反對態度，所以提到該綱領時使用"激進"和"保守"這兩個詞是恰如其分的。

　　[14] 參看Ding Shu, "進入中共中央核心的譯電員"，華夏文摘， 文革博物館通訊， 第65期， （www.cnd.org/CR/ZK00/zk210.hz8.html）， 2006年1月12日；以及賀崇鈴，清華九十年， pp.279, 284。

　　[15] 和其他工程技術學校一樣，清華以結合教學、研究和生產為目的，也建了一批工廠。

　　[16] 井岡山（清華井岡山兵團印發），1967年4月18日，p. 2。

　　[17] 在群眾大會上批判羞辱共產黨干部一直是過去"開門"整黨的特色，不過批判是由黨的機構組織的。對于內戰中這種事件的生動描述，可參看 韓丁，翻身：一個中國村莊的革命紀實（紐約：Vintage Book, 1966）。

　　[18] 文革期間的大學教育一般縮減為三年。

　　[19] 大字報由個人或小組撰寫，貼在公共場所，是1957年以來在中國發表政治論述的一種重要形式。

　　[20] 在此期間，清華的學生不僅從事政治活動，也刻苦學習工程技術的實際知識，但是幾乎不學習抽象理論。而且由于許多工農兵學員并沒有受過完整的中學教育，在清華的三年學習中，更為復雜的科學和工程課程對他們來說也難以掌握，而這些課程在文革前都是要教授的。激進派更為關注的是避免精英主義而非訓練合格的工程師。

　　[21] "戴上帽子"意為使人成為批判對象，給他貼上諸如"反革命"、"右派"、"資產階級知識權威"或者"走資派"之類的標簽。

　　[22] 譯注，鑒于張教授在學術上的實際表現，文革以后張的形象，未必如朝野尊重的那么神圣，特別與黃萬里教授相比。

　　[23] 李鴻儒和 Jiang Xihua, "清華大學校辦產業發展初議"，清華大學教育研究，第一期 （1994）,pp. 82-87。

　　[24] 人民日報，1975年7月27日。

　　[25] 學校里黨員的數量從1965年的3287人增加到1976年的7021人，激進派1976年底下臺后，這個數字急劇下降，到1982年低至3414人。參看方惠堅和張思敬（主編），清華大學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p. 819。

　　[26] Helen Siu指出，既然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們誓死忠于毛主席，他們反對權威的熱忱態度就顯得尤為荒謬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s in Rural Revolu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40) 。造反派把對毛的忠誠當作能夠合法挑戰地方共產黨干部的手段。

　　[27] 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8] 清華戰報，1976年5月10日，p. 27，該文大致出自系列的評"走資派還在走"的論文中，該文的作者屬于安舟采訪對象。

　　[29] 馬延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專政：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一些體會（第四部分）"，北京大學學報，第四版（1976年9月1日），由Surve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gazines翻譯，895期（1976年10月28日），pp. 18-30。

　　[30] 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黨委，"我們如何開展教育革命的大辯論"紅旗，1976年1月1日，由Surve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gazines翻譯，（1976年1月23日-30日），p. 73。

　　[31] 遲群和謝靜宜，"遲群、謝靜宜在清華大學機械系學員和干部學習1976年5月16日兩報一刊社論座談會上的講話（原件）"（北京，1976年），p. 3。

　　[32] 嚴家其和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由D. W. Y. Kwok翻譯）(Ha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p. 459。

　　[33]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 pp. 418-419, 以及Lowell Dittmer, "Bases of Power in Chinese Politics: A Theory and an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1(1978), pp. 26-60。

　　[34] 在群眾宣傳方面以及包括上海、遼寧在內的一些省市政府中，激進派也贏得了重要的領導權。參看Lowell Dittmer, "Bases of Power in Chinese Politics"，以及Parris Chang,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in Chinese Politics-A Case Study of the Strategies of Conflict of the 'Gang of Four'",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July, 1979), pp. 21-42。

　　[35] 參看Dongping Han,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New York: Garland, 2000)。

　　[36] 70年代早期對教育政策的爭論，詳細情況可參看Theodore Chen, Chinese Education Since 1949: Academic and Revolutionary Model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1); John Cleverly, The Schooling of China(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5); 崔相錄（主編），東方教育的崛起：毛澤東教育思想與中國教育70年（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Suzanne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 Century China: 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nathan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以及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

　　[37] David Zweig, Agrarian Radicalism in China, 1968-1981(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9。

　　[38] 參看Fredrick Teiwes, 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Armonk:M. E. Sharpe, 1984); Fredrick 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M. E. Sharpe, 1990); Tang Tsou, "Prolegomenon to Study Informal Groups 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ly, No. 45(1976), pp.98-114; Tang Tsou,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 Balamce-of-Power Politics or a Game to Win All?" The China Journal, No. 34(1995), pp.95-156; 以及Avery 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74-1978(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9] 參看Byung-joon Ah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hina's Search for Political Order", The China Quartly, No. 58(April-June, 1974), pp. 249-285; Jiwei C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Lowell Dittmer,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The Post-Liberation Epoch, 1949-1981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Maurice Meisner, Ma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Martin King Whyte, "Iron Law Versus Mass Democracy: Weber, Michels, and the Maoist Vision", in James Hsiung (ed.), The Logic of "Maoism": Critiques and Explication (New York: Praeger, 1974), pp. 37-61。

　　[40] 參看Anita Chan, Stanley Rosen和 Jonathan Unger(ed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M. E. Sharpe, 1985); 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M. E. Sharpe, 1990); Keith Forster, "Spontaneous and Instutional Rebellion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xtraordinary Case of Weng Senh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7(January 1992),pp. 39-75; Goran Leijonhufvud, Going Against the Tide: On Dissent and Big Character Posters in China (London: Cuzon Press, 1990); Elizabeth Perry 和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London: Routledge, 1998); 以及 Shaoguan Wang, Failure of Ch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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