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毛澤東19歲，中華民國剛成立一年。這一年毛澤東寫了《商鞅徙木立信論》。　　

該文天才般地批評了中華民國效仿西方民主體制是行不通的，并給出了中國未來的政治方向：開啟民智,既開啟人們高尚美好的人格、天性。而毛澤東的一生，就是開啟民智的一生。所以說，《商鞅徙木立信論》是毛澤東的政治宣言。　　

在今日左派、右派為中國前途命運大論戰之際，該文實在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1、從《商鞅徙木立信論》到《總理遺囑》　　

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葉，很多仁人志士為國家前途命運四處探索。到1911年，孫中山效仿西方民主體制和基督教意識形態建立了中華民國。國家成立后，孫中山效仿華盛頓退去總統職位，著力于鐵路修建和經濟建設。沒想到袁世凱卻稱了帝。1925年，孫中山在《總理遺囑》中承認，中國問題的根本在于“喚醒民眾”。這正是毛澤東13年前的觀點。　　

這段曲折的歷史表明：　　

1、若民智不開，簡單照搬西方民主體制注定要失敗。　　

2、19歲的毛澤東目光如炬，自有偉大之器，是中國民族的大救星。　　

從某種意義上講，30年改革開放也印證了上述兩點。　　

2、從《商鞅徙木立信論》看西方民主體制的困境　　

文章一開始，毛澤東就開明綜義地提出：自古以來，國民思想愚昧，民智不開，往往不理解、不接受好的政策法規，到了民國也不例外。這是國家幾乎滅亡的根源所在。　　

隨后毛澤東用了一個反問句，開始了自己的論證，其論證邏輯是這樣的：　　

法律本是要造福人民的。對于一個好法律人民應該是歡迎和擁護的，政府要人民信任和接受是很容易的。對于一個不好的法律人民必然反對，即使政府要人民相信和接受也是枉然。這是民主法制體制的基本前提。　　

商鞅的法律能富國強民、懲奸除惡、保護人民權利、樹立國家軍威。這個法律是非常好的法律，百姓應歡呼才對，為何反而懼怕和不相信，以至于用 “移木賞金”才去信任呢？現在，中華民國實行了新的政治，可人民還是懼怕、不信任，為什么呢？ 共同的原因是：民智未開。　　

總結該文，毛澤東尖銳地指出：民智是民主法制的前提，是一切政治體制的基礎，若民智不開，效仿西方實行民主法制體制的中華民國注定要失敗。　　

現在，臺灣推行西方的民主法制，表面上繁榮富強，實際上貪污腐化、賣淫嫖娼等不良風氣嚴重，社會問題不斷。奉勸他們好好地讀讀《商鞅徙木立信論》。　　

而美國自身，其所謂民主法制體制導致了世界霸權和經濟危機，而國內精英們面對國內諸多問題，還在鼓吹和宣揚這些。奉勸他們也讀讀《商鞅徙木立信論》。　　

3、《商鞅徙木立信論》是毛澤東工作的方法和原則的寫照　　

毛澤東在《商鞅徙木立信論》所提到的民智，不是知識和技術，而是人格、天性。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其處理政治、軍事、外交事務的根本方法，就是開啟民智，讓人民美好、高尚的天性發揮出來，實現自我管理、自我發展。采取這種方法,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人民，以極為貧乏的物質資源,取得了巨大的軍事、政治、經濟成就。　　

毛澤東的一些主要教工作方法：　　

1、 在軍事上，推行官兵平等，發揚軍事民主，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2、 在政治上，吸納基層群眾意見，邀請各民主黨派參與政治活動。　　

3、 在經濟上，反對物質利益刺激，反對經濟掛帥，發揚人的自覺意識和自信心。　　

4、 在外交上，對一切小國家平等公正相待，對一切強權國家針鋒相對斗爭。　　

5、 在生活上，要求黨員干部樹立“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當官做老爺”的思想，并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形成了清正廉潔的新風尚。　　

6、 在教育上，發現并歌頌小人物身上的偉大品格，如張思德、白求恩、南京路上好八連，雷鋒、王杰，等。　　

7、 在工作形式上，淺顯易懂、幽默風趣，使人民容易理解，并不斷《改造我們的學習》，防止“精英們”自高自大，脫離群眾，讓知識分子接受“貧下中農”在道德人格方面的“再教育”。　　

8、 在工作上，深入基層，走群眾路線，與群眾交流，發揚群眾的創造性。　　

9、 在學習上，讓人們開動腦筋自己學習，自己思考。　　

為了形成開啟民智的良好機制，使民族走上持續繁榮、富強之路，毛澤東一生堅持整黨整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糾正黨員干部盲目自大、自以為是、脫離和打擊人民群眾的錯誤意識，到最后發動了文革。　　

總的說來，為建立繁榮、富強、文明、自由的新中國，毛澤東除了吸收世界各國先進的文化、政治、經濟、科技思想方法外，其根本方法是開啟民智。“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4、毛澤東：人民的信徒　　

19世紀末，美國著名的中國研究專家，亞瑟.斯密斯在《中國人的特性》一書指出 “中國需要的，我再重復一遍，僅僅是獨立人格和良知。”因此他認為，內部改革、外交、商業、科學、選舉都不能從根本上促成中國富強。 “為了變革中國，必須追溯其人格的起源，還必須讓人格得到凈化，良知得到實際尊重。” 這簡直和《商鞅徙木立信論》的觀點不謀而合。　　

作為基督徒，亞瑟.斯密斯先生指出：“中國所需要的是正義，為了獲取它，她絕對需要具有一套上帝的知識。” 　　

毛澤東不是基督徒，他說“人民就是我的上帝。”他從他的上帝——人民——那里找到了正義和良知，并竭盡全力去保護她、開啟她、發揚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毛澤東深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是國家富強、民主、文明的根本所在。　　

毛澤東，人民的信徒！

本文姊妹篇:寫于１９１９年的《祭母文》預言了毛澤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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