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的斗爭

——《堅持特權》，第五章

Joel Andreas(安舟)

Hsu- Yong  譯   H· L- Hsu  &  L·L-Huang初校

轉自：華夏文摘

毛澤東發動文革時，直接向兩部分人開火，即中國社會頂層的受舊教育的精英和新的政治精英。學校系統和黨的組織作為這兩類精英獲得權力的制度性基礎，在文革中都被關閉了，遭受到重創。一方面，毛號召學生、工人和農民攻擊學校、工廠、農村的黨的干部，造成黨組織的癱瘓，黨各級部門的權威遭到削弱；另一方面，整個教育系統的實踐受到質疑。與傳統中國文化、西方文化相聯系的知識分類----即整個受過教育的階級的遺產，受到玷污，傳統文化的標志被摧毀。知識分子的社會名望、物質地位、自我意識受到殘酷打擊，這種打擊經常涉及對個人的殘酷暴行。毛特別擔心將政治和文化權力相結合的一個精英階級的崛起，因此他重新試圖削弱革命干部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間的聯系，但現在他更擔心的是那些五、六十年代被精心培養過的年輕紅色專家們的傾向。

毛澤東雖然設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兩方面的前提，但他的指示經常模糊不清，諸多指示之間甚至產生尖銳矛盾。在各地黨組織于1966年夏天到秋天停止運轉之后，全國各地的學生、工人、農民分成各種派別，對文革目標進行不同的解釋。前一章我重點談到清華大學派系之一的“井岡山”兵團，它在學校派系中占了主導地位，但它只是清華大學及其附屬中學里四個不同政治傾向派系中的一個。這一章，我將分析兩所學校派別間的斗爭路線是如何劃定的。

毛的雙重打擊目標——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每一個都是派別斗爭的關鍵，有些人攻擊這個維護那個，有些人攻擊那個維護這個。清華大學的情形明確地體現了這一點，而清華附中和大學相比，它的派系與這兩個斗爭軸心的關系很不相同。中學精英內部紛爭，政治資本反對文化資本，干部的子弟批斗知識分子的孩子。大學的情況相反，激進派同時攻擊新興階級秩序的政治與文化支柱，這使得維持現狀的溫和派得到發展，他們包括舊教育精英和新政治精英的子弟們。因此，中學的斗爭路線是精英內部紛爭的尖銳表現，而大學溫和派反映了精英內部聯合的再現。我將論證這兩種形式都是不斷斗爭的內部精英結合過程中的表現。

對文革中學生派系斗爭主流的解釋，可稱作“競爭精英模式”，強調的是干部子弟與知識分子子弟之間的斗爭。在深入研究廣州重點中學學生派別的基礎上，陳佩華（Anita Chan）、駱思典（Stanley Rosen）和安德佳（Jonathan Unger）總結，知識分子的孩子攻擊現存秩序，而老的革命干部的孩子保衛現狀。人們常常忽略陳佩華等人對這個模型解釋所加的限制條件[1]，西方學術界把它作為一個普遍模式來對文革期間的學生派別紛爭進行詮釋。[2]

競爭精英模式有許多理念，我將在這一章中再次驗證。首先，這種模式描述兩種主要政治傾向：由革命領導干部子弟把持的“保守派”陣營，由舊知識精英子弟領導的“造反派” 陣營。這兩種精英家庭出身的學生組成政治傾向相反的派別。工人的孩子、農民的孩子也分別加入兩大陣營，但都不是主要的領導者。第二，這個模式提出，學生派系潛在的關鍵分歧，是由學校的階級路線錄取政策所帶來的：優待工人、農民和革命干部子弟而傷害舊知識精英子女。當前階級路線政策的受益者傾向支持現狀，而該政策的受害者則反對它。第三，這個模式提出，造反派攻擊黨政干部時更激烈，而攻擊知識分子時相對溫和，而保守派則恰恰相反。

運用到當前研究所用的政治和文化資本的基本框架中，競爭精英模式建議由知識分子精英子弟把持的造反派，攻擊政治資本（把政黨等級制度作為目標），保護文化資本（通過反對階級路線）；而由政治精英子弟把持的保守派，攻擊文化資本（通過提升階級路線和打擊教育等級），保衛政治資本（維護黨的等級制度）。這兩個最基本的傾向在表5.1得到說明。

目前對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學生派系的分析反映了競爭精英模式，既有其有效性又有其局限性。我發現，兩所學校斗爭政治和文化資本中，產生了四種政治傾向，如表5．2所示。競爭精英模式描述了兩種傾向（右上和左下）。這是清華附中的主要傾向，這個重點中學類似陳佩華、駱思典和安德佳研究中的學校，其學生主要由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精英的孩子組成。斗爭的主要方面是政治資本與文化資本的斗爭：一派由老革命干部的孩子組成，另一派主要由知識分子的孩子組成。

表5.1         以競爭精英模式判斷學生的政治傾向

表5.2     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學生政治傾向

然而，清華大學由于招收了許多來自工人、農民的家庭的孩子，其派系斗爭的模式與中學大不相同。大學發展的兩種主要傾向（左上和右下）不適合競爭精英模式。前面一章我已談過，大學“激進”聯盟（左上），其領導者來自工人、農民家庭；他們同時攻擊著政治和文化資本。另一方面，大學溫和派（右下）聯合反對激進派，保衛政治與文化資本。溫和派擁護大學里的政治系統和教育系統，他們得到來自于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以及農民、工人、革命干部家庭的學生廣泛的支持。

接下來的部分，我將談到四種政治傾向的政治立場、領導集團和社會基礎，解釋兩所學校為什么所制定的政治斗爭路線不同。首先，我分析中學派系間的對爭，然后再分析大學的。

中學派別：政治精英對抗文化精英

老紅衛兵：攻擊文化資本、保護政治資本

清華附中誕生了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它由大膽勇猛的革命干部子弟，一群十幾歲的孩子組成。他們把“造反有理”的口號變成了一代文革積極分子的座右銘。這種半隱蔽性的組織，得到毛的鼓勵號召，攻擊舊知識精英、剝奪他們在教育系統的權力。1966年5月，新生的紅衛兵張貼大字報，斥責萬邦儒校長，說學校管理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管理，指責他的地主家庭出身。許多知識分子子弟在共產主義青年團干部的領導下貼出大字報，保護萬校長和學校行政管理層。紅衛兵再貼大字報回應，稱這些學生為“保皇派”，因為這些學生保護被批斗的校長。紅衛兵在受到學校行政部門及“保皇派”學生攻擊的情況下，于6月7日撤出學校。第二天他們返回了學校，力量得到加強，因為北京其他重點中學的學生（大部分是革命干部子弟）也到來了，但是校長關閉了大門。然而，當晚，北京市委派出工作組免去了校長及管理層干部的職務。紅衛兵隨著工作組得意地重返學校。[3]

在那之后一直到7月，工作組駐扎學校，紅衛兵領導主持會議，批評學校舊行政管理部門。爭端爆發了，工作組堅持應該把現在已經解散的青年團的某些領導吸收到這場運動中的領導層來，盡管以前他們沒有支持紅衛兵。不過，紅衛兵并沒有公開批評工作隊。6月末，當蒯大富和其他同學在鄰近的清華大學挑戰工作組時，附中紅衛兵與他們保持距離。紅衛兵中的一個成員在中學貼大字報，保護大學反對工作組的造反者。她被工作組批評為“反革命”，而她的同志并沒有維護她。[4] 攻擊中學校長是一回事，盡管他是學校黨委的領導，但來自地主家庭，能被定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但是攻擊黨最高權力機構派遣的工作組成員是另外一回事，因為他們個人有無可挑剔的革命資本。

在命令工作組撤出學校之后不久，毛于八月一號寫了封公開信贊揚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反抗精神。在毛的鼓舞下，8月紅衛兵運動橫掃全國。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其他學校的兄弟組織成為這場反對舊精英的暴力運動的先鋒，斗爭對象涉及到學生、老師，學校的行政管理人員。他們領導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運動，抄舊資產階級和富有知識分子的家，破壞或沒收具有傳統精英或西方文化性質的東西。[5]

紅衛兵強烈擁護黨的階級優先政策——即眾所周知的“階級路線”，斥責舊知識精英所擁有的特權。1966年7月，清華附中紅衛兵在傳單中寫道：

“十七年來，我們學校一直控制在資產階級手中，我們再無法容忍了。我們要推翻它，奪權，組織階級隊伍的革命。根據社會狀況確定階級路線。……我們知道你們的感覺，地主和資產階級年輕的紳士和女士們……你們認為自己可以利用暫時存在的資產階級教育以爬上更高的位置，成為白色專家，進入大學，加入‘教授、專家’的行列……甚至有可能建立些政治資本，得到些權力。……你們沒有想到你們憎恨的階級路線會真地來到，毀掉你們的這些夢想，……你們輕視工農和工農子弟以及革命干部子弟，以后他們將占領科學技術文化陣營，你們獨霸這些陣營的權力一去不復返了。[6]”

紅衛兵對階級路線進行特別的解析，稱為“血統論”，強調他們的角色是革命干部子弟。紅衛兵確信自己作為革命干部子弟，文革期間他們有特殊的責任，“跟隨革命父輩的足跡”。[7] 有一幅著名的對聯精確表達了血統論原則，這是由來自北京另一所重點中學的革命干部子弟創作的，七月末成為紅衛兵的座右銘：“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血統論排斥那些不是“紅五類”家庭，即所謂“好”家庭出身的人。8月，他們的權力達到了最高點，清華附中紅衛兵宣布：“那些人不是工人、農民、革命干部的子弟……最好在我們面前低頭。[8]”

血統論不斷升級，把為數不多的那些參加過早期紅衛兵運動的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學生大部分清除出去了。據原清華附中紅衛兵積極分子估計，到1966年8月，學校里幾乎所有的革命干部子弟都參加了紅衛兵組織，而知識分子干部的子弟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排除在外。血統論對聯也暗示排除工人、農民的孩子，因為不像那些干部子弟，他們并不是革命者的子弟。而清華附中紅衛兵以工人、農民的子弟名義攻擊舊教育精英的孩子，實際上他們的組織是由革命干部的子弟組成的。畢竟中學的學生很少有來自工人、農民的孩子，即使有，大部分要么被紅衛兵拋棄，要么被疏遠。[9]

清華附中紅衛兵運動暴力攻擊學校行政部門、舊教育精英，以及與文化資本結合的權力和特權，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他們確實是造反派。然而，他們的血統論座右銘清楚地說明了紅衛兵保衛政治資本的保守一面。畢竟，血統政治的本質是使政治資本的繼承成為權力獲得的合法基礎。在新興的學生運動即蒯大富和其他反對清華工作隊的人開始沖擊黨的等級制度的權威性后，紅衛兵的保守一面開始顯現。重要的轉折點發生于1966年8月24日，清華大學內張貼了攻擊劉少奇主席的大字報，這惹惱了中學紅衛兵。他們集合城里各中學的紅衛兵到大學開會。在群眾集會上宣布不允許學生在大學里“翻天”后，紅衛兵開始暴力行為，他們痛打教授，用卡車拉倒清華園著名的學府大門（現稱二校門），繼續攻擊舊教育精英和他們的標識。同時，他們撕毀大字報，抨擊批評劉少奇和其他高層領導的大學生。[10]

1966年秋天，毛繼續動員學生攻擊黨的等級制度。保護政治資本日益成為紅衛兵目標的保守一面（我們稱最開始的紅衛兵運動為老紅衛兵，以此區別于他們的對手，因為對方也稱自己為紅衛兵）。12月，清華附中的老紅衛兵與其他重點中學的類似組織，召開會議組建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數百清華附中學生和數千來自其他中學的學生都參加了這個會議，這個松散結合的聯盟，簡稱“聯動”，以組織的名義散發傳單，發誓要保衛“各級黨組織和優秀而忠貞的領導干部”。[11]

到1967年1月，幾個月來遍布全國的學校內尖銳的派別紛爭，導致絕大多數老紅衛兵組織垮臺了。然而，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這場運動的創始者們感到自豪，雖然成員銳減，但是他們的組織得以保留下來。

中學激進派：攻擊政治資本與保護文化資本

1966年深秋，對“血統論”的批判開始出現在國家報紙中，同時蒯大富和“井岡山”開始成為清華大學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傾向。清華附中知識分子的孩子組織他們自己的運動，向在中學里占主導地位的老紅衛兵發起挑戰。他們采用大學激進派的名字，即“井岡山”，但政治傾向不同。

遵守文革的準則，清華附中“井岡山”組織的兩位主要領導人具有無懈可擊的階級背景：他們都是革命干部子弟（其中關鍵的一位是前紅衛兵，由于她支持蒯以及其他反對清華大學工作隊的人而被以前的同志拋棄）。但是該組織構成的實際社會基礎是知識分子的孩子。清華附中的“井岡山”積極分子稱，1966年末他們向老紅衛兵發起挑戰的時候，他們在中學的支持率是80%，這個數字可能有些夸張。

幾個月以前，很多現在活躍的清華附中“井岡山”成員，支持學校行政機構，反對老紅衛兵的攻擊，結果干部子弟斥責他們為“保皇派”。現在“井岡山”積極分子則稱自己為真正的造反派，相反對著他們的對手大叫“保皇派”，指責他們保護黨的等級制度。由于毛當時攻擊“修正主義和黨內走資派”，“井岡山”成員把這個帽子也戴在對手的頭上。過去革命干部的孩子稱知識分子孩子是舊精英的徒子徒孫，而現在革命干部的子弟被稱為新精英的徒子徒孫。他們極力批判“聯動”，稱這種老紅衛兵的松散聯盟是新特權階層的維護者：“一群“革命干部子弟組成‘聯動’，他們的世界觀還沒有被改造……因為他們的父母在政治、經濟上都處于優勢，特別是修正主義者，試圖以此教誨自己的孩子，讓他們覺得自己有權享有政治與生活方式的特權，以便培養自己的孩子成為修正主義者，將來接替父母的地位。這些修正主義者讓自己的孩子遠離勞動，遠離工人、農民，向孩子灌輸‘自來紅’觀念。他們鼓勵孩子摒棄思想改造和那種成為真正的人民的孩子的努力；相反他們凌駕于人民之上成為精神貴族。這些子弟壓根就是修正主義者的苗，他們是特權階層的繼承者……，所有‘聯動’的行為都是為了保存特權階層的利益。”[12]

中學激進派大多數來自知識分子家庭，他們的主要興趣在于挑戰政治系統的不公，他們對于毛反對文化資本的目標興趣不大。中學“井岡山”的積極分子蔡建設（音譯）給出明確的觀點。“我們不喜歡特權，” 他告訴我，“我們永遠不反對知識。”[13] 實際上，清華附中井岡山派的某些頭頭是堅決保護學校校長的，反對老紅衛兵攻擊他們。即使后來學校行政機構垮臺了，他們被斥為實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但一個“井岡山”頭頭回憶，“我們支持教育變革，但我們不是很反對校長和行政領導。”[14]

盡管文化大革命中毛激進階級路線統治的政治環境對任人唯賢政策極為不利，但是清華附中激進派竭力維護這些政策。許多人對遇羅克寫的一篇批判階級路線的雄辯有力的文章深有同感。遇，畢業于享有盛名的北京四中，他寫的帶有苦澀的政治宣言“出身論”，于1967年1 月登載在四中的學生報紙上。這使批判“血統論”的運動達到頂峰。遇羅克加入到對血統論的廣泛批判中，但他比主流批判走得更遠。當時的主流批判小心地區分“血統論”和階級路線，批評干部子弟“自來紅”思想，而繼續支持惠及工農子弟的階級優先路線（這是毛極力支持的）。但是遇羅克則相反，他遇抨擊整個家庭出身論，并把此比作種姓制度。他認為，盡管“好”的階級出身的人們宣稱他們文革前受到歧視，但是他們已經得到特別待遇。他認為真正受到歧視的人來自“壞的”階級出身，并提供了大量驚人的例子。[15] 他寫道，“任何通過個人努力不能達到的權利，我們都不承認”。[16]

1966年冬天到1967年春天，一百多萬份“出身論”的傳單散發到全國各地。北京各中學紅衛兵報上有許多文章進行了廣泛的討論。[17] 清華附中“井岡山”頭頭曹英（音譯）個人認識遇羅克，談到因為政治原因他們不可能公開支持他的文章，但是“我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讀一讀這篇文章。”[18]

1967年冬天，清華附中本來就高度分化的派別，由于第三派“溫和派”的出現使得情況更加復雜，第三派自稱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他們沒有參與1966年6月老紅衛兵攻擊文化資本的行動，他們也不愿意參與同一年“井岡山”激進派后來反對政治資本的行動。他們更喜歡現狀。用一位原“井岡山”積極分子的話來說，這些溫和派“本質上是保皇派”。[19]

溫和派主要由知識分子的子弟所組成，而“血統論”陷入衰敗與恥辱境地后，革命干部子弟舍棄老紅衛兵，他們加入到溫和的組織里來。因此，可以說溫和派代表著過去青年團所體現的政治和文化資本聯合的再現。實際上，溫和派組成成員中有幾個是原來是學校共青團委員。但是，溫和派在清華附中斗爭中不是重要角色。正如被老紅衛兵和“井岡山”鄙視為懦弱、沒骨氣那樣，溫和派不是很積極，他們的尋求調和的呼吁大多被當成耳旁風。

中學派別結盟和其團體利益以及團體身份

盡管出現了溫和派，清華附中仍主要分成兩大陣營，每個陣營大都是根據家庭出身確定的，政治家的孩子和文化精英的孩子是對立的。因此，文革期間清華附中派別斗爭采用了與1957年大學斗爭相同的路線斗爭，1957年毛首先邀請知識分子批評共產黨，然后又授權黨的干部進行反擊。然而這一次，過程反過來了。中學積極分子蔡建設（音譯）指出，1966年，“ 毛首先利用紅衛兵攻擊反動學術權威，然后他又用我們造反派來反對走資派。”[20]

正如競爭精英模式提出者們認為的那樣，清華附中各派斗爭明顯反映了以前各團體的不同和利益的差別。革命干部子弟享受與執政黨的親密關系帶來的特別優待，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所繼承的革命遺產的理解影響和決定了他們的世界道德觀和他們在其中的位置。同時，對于知識分子子弟來說，一方面現存的重點中學的等級制度和考試系統，給他們帶來了明顯的好處，另一方面革命干部子弟對這些制度的攻擊破壞了長久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熱衷的關于對與錯的基本的任人唯賢統治的概念。因此，清華附中學生依據這些路線而分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盡管如此，精英的分化本是可以避免的。畢竟，除了個別，大部分清華附中的革命干部子弟參加考試進入學校，在賢能教育系統下，有良好發展。同時，許多知識分子的孩子參加了共青團，獲得了相應的領導地位，盼望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毛于60年代中期開始強調階級路線政策以前，清華附中行政部門努力工作，促進兩群體之間的合作。文革初期，共青團里的有組織的精英內部的合作剛剛起步，就被血統論沖擊粉碎。而“血統論”是革命干部子弟對毛的階級路線政策的解釋，這個理論導致清華附中學生根據自身利益和出身分成兩大陣營。然而，即使在文革條件下，學生分裂成不同陣營政治資本與文化資本的互相斗爭，仍是可以避免的。盡管清華大學學生許多和附中的學生家庭背景非常相似，但是依據不同的路線分化。

大學派別：攻擊現狀或者維持現狀

與中學學生不同，清華大學學生并不是依據出身而分裂為不同陣營。學生出身統計結果揭示了重要原因：將近40%的大學生來自工人家庭和農民家庭，并且和競爭精英模式不同的是，出身卑微的學生在大學派系斗爭起了決定性作用。這點使學校沒有基于精英身份的差異分裂成兩大陣營。盡管在動亂初期，清華大學革命干部子弟也宣傳“血統論”，但是這個理論在大學影響力很小，因為根據這個理論工人和農民出身的學生既沒有象革命干部子弟那樣被完全接受，也沒有象知識分子孩子那樣被完全排斥。“血統論”不能決定大學的斗爭雙方，因為它只打擊文化資本和舊的教育精英，因此血統論很快被激進派的綱領拋棄，他們的目標既包括反對文化資本，又包括反對政治資本。

因此，很難根據相關學生的家庭出身來區分大學里的兩種派系。但是根據他們政治觀點上的不同來區分則不會犯錯：激進派同時攻擊政治和文化資本，溫和派則保護二者。雖然清華大學內的斗爭不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這種意義上的兩個階級之間的斗爭，但是它是與階級有關的斗爭。新興的解放后的階級秩序的政治和文化基礎處于危險之中。

大學激進派：同時攻擊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

正如前一章提到的，1966年秋，清華大學蒯大富和“井岡山”聯盟反對政治當權派，確認的目標是反對黨的官僚體制。在這一點上，清華激進派和年輕一些的附中激進派聯盟完全相同。然而，與中學激進派不同的是，大學激進派對舊教育系統和文化資本特權者沒有任何同情。蒯大富積極推行毛提出的激進綱領：他寫道，文革的主要任務是“打擊和推翻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打擊和推翻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徹底改革教學系統和教學方法。”[21]

清華大學激進派沒能提供平臺，來表達對階級路線政策的敵意。例如，當遇羅克的反對家庭出身論的文章在中學廣為流傳并得到中學激進派的支持時，卻很少有傳單送到大學內，大學激進派譴責這篇文章認為它是“大毒草”。[22] 在大學，挑戰階級路線是難以獲得支持的。[23] 一名大學激進派積極分子回憶，“那種想法當時無法在中國存活，不可能獲得更多支持，人們仍牢記反對地主的革命。”[24]

“井岡山”譴責清華大學推行促進階級分化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大學入學考試和大學入學政策，都遭到激進派攻擊，諸如招收太多大城市的學生，忽視了農村與落后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即使在大城市，工人的孩子也處于劣勢。“井岡山”報紙評論員指出，在招收的來自上海的學生中，資產階級出身的學生是工人階級出身的兩倍。[25] 為了進行糾正，當時建立了一個“井岡山”委員會來研究招生問題，提出應該徹底改變入學規則，強調階級優先政策。他們寫道，60%的學生應該通過群眾推薦的方式來選拔，而大學入學考試應該徹底改革，把它當作群眾推薦方式的補充。入學的學生中應有65%的工人和農民出身的學生，來自以前的剝削階級家庭的學生不得超過5%。[26]

“井岡山”頭頭稱，清華大學已成為“資產階級繼承者的培育基地”。他們指責學校通過諸如招收來自特權家庭的學生，鼓勵學生和老師與工人農民分離，忽視政治教育，貶低生產勞動，等等，來培養“精神貴族”。蔣南翔鼓動在教育系統劃分等級，這注定要制造階級等級。激進派寫道，“優秀”的變得更好，“差”的變得更差，結果“優秀”的成為剝削階級，凌駕于“底層”勞動人民之上。[27]

“井岡山”很難被歸納進競爭精英模式，因為競爭精英模式中“造反派”攻擊共產黨干部，但他們卻對知識分子有更多的同情。然而井岡山頭頭一直對大學干部采取不妥協的態度，他們特別對所謂的“清華牌干部”，即從清華畢業并被學校黨組織留下來和培訓過的干部們持敵對態度。“井岡山”積極分子孫傳耀解釋，“井岡山”派特別不信任這些干部，因為他們是知識分子：

“我們反對所有這些干部，因為他們都是走資當權派。我們只支持一個干部，我們感到他來自工人和農民，即韓銀山……他不是知識分子大學畢業生。清華畢業生——這些人是不好的……他們執行劉少奇資本主義路線。中國大多數的人是工人、農民，對不對？知識分子是少數——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我們相信即使他們是黨員、共產黨干部，也必須代表工人。而他們不能代表工人——他們無法代表工人和農民。只有工人、農民出身的干部才能代表工人、農民。”[28]

清華大學的老紅衛兵類似于清華附中的，主要打擊“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1949年以前受過教育的、待遇較好的高級教授），而“井岡山”激進派更關注出現的新一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特別是1949年后的清華畢業生，在大學當教師和干部。根據“井岡山”頭頭分析，因為清華大學的精英政策，這一代人，主要來自非勞動者家庭，他們繼續發展資產階級世界觀。與“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相比，實際上他們更具有危險性，因為他們享有與黨相關的合法性和權力。“新一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多數人的外部表現是所謂‘又紅又專’，其中一些人還是黨員和領導干部，因此他們擅長濫用黨的名義來發展修正主義垃圾”，造反派報紙的一篇文章認為，“他們有政治資本和特權，大多數事情必須通過他們才能辦得到。”[29]

因此，新一代的知識分子特別得到“井岡山”頭頭的關注，因為他們既有政治資本又有文化資本。“井岡山”頭頭指責他們是蔣南翔的行政機構的主要社會基礎，是大學“特權階層”的一部分，這一階層還包括大學的高級領導以及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寫道：“清華大學黨委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而是新一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理人。”[30]

大學溫和派：維護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

 1966年末，老紅衛兵垮臺，給一個新的維護現狀的“溫和派”聯盟的出現創造了條件,與“血統論”者相比，溫和派他們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高干子弟領導的老紅衛兵，保護政治的等級制度，保護黨的權威以及工作組和老革命干部，但是他們沒有維護清華大學黨組織，因為他們擔心與蔣南翔的“黒幫”和教育機構聯盟會腐蝕自己。老紅衛兵譴責那些被他們懷疑為支持舊行政機構的人為“保皇派”。因此他們疏遠了許多清華黨員和共青團員，特別是知識分子出身的，而這些人在黨、團兩個組織中占大多數。1967年春天有了溫和派，相比之下，他們保護被斗的清華大學當權派。這意味著學校黨和共青團組織的非正式的復興，體現了政治和文化資本的合作。

1966年12月，“八八派”聯盟的各戰斗隊的所有成員，并入激進的“井岡山”組織，但許多“八八派”前任頭頭，對“井岡山”頭頭蒯大富及其他領導成員的絕對領導地位和極端政策感到不滿，特別是對他們不斷惡毒攻擊大學和國家領導人更為不滿，1967年春，“八八派”與蒯決裂，組織了一個敵對的“溫和派”組織。1967年3月黨中央最具權威刊物《紅旗》雜志刊登的一篇要求恢復大多數干部職位的評論引起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而這場辯論導致了他們的最終分裂。[31] “井岡山”的領導成員張貼大字報批評《紅旗》雜志的文章，進一步強調他們反對給干部恢復職位的激進立場。“八八派”的創始者柯明（KE MING），認為接下來的校園爭論是決定派系斗爭未來的關鍵時刻。他說：“我相信造反派是從這個時候才開始發展他們的獨立的想法的。以前每個人都只想成為革命者，但實際上他們沒有自己的觀點。這次事件之后（“井岡山”張貼的辯論文章），人們開始思考文革到底是什么。核心問題是，第一，清華究竟是在資產階級控制下還是被無產階級專政所控制？第二，絕大多數干部是好的還是壞的？是否應當打倒他們？”[32]

1967年4月14日，柯明和有共同觀點的學生在校園組織群眾會議，要求“井岡山”恢復大學干部的職位。參與者不僅包括“八八派”前領導（他們在1966年夏天反對過中央的工作組）、還有“八八派”原來的紅衛兵反對者（他們支持工作組）。會議發起了一個新的組織，即眾所周知的“4·14”派，它很快發展到能和“井岡山”組織抗衡。[33]

他們在“4·14”的旗幟下整合，反對“井岡山”派對“舊清華”領導集團和政策的全面否定。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可能犯過錯誤，但是主要路線總是正確的。[34] “4.14” 頭頭要學生“勇敢保護、熱情幫助、大膽使用”曾經犯過錯誤的干部。他們的宣言刊登在自己報紙首頁的評論上，“這些干部他們有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他們有能力領導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有能力管理和進行學術活動”，“我們必須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勇氣來保護他們”。他們還認為，應當允許以前的上層干部加入這場運動，實際上他們應該成為文革的骨干。除了個別例外，哪怕是原來打倒為走資派的高層領導只要他們愿意改變，都可以恢復名譽。“我們應當把他們從床下拉出來，給他們工作，讓他們彌補錯誤。”[35] 他們認為，以前的領導們比起激進學生，他們更會管理大學，學生們只知道如何大叫把事情搞亂。

“4·14”派領導朱雍德（音譯），指出盡管他和他的同志們對蔣南翔懷著肯定態度，但是這個時期造反派氣勢囂張，他們不得不批評蔣南翔和其他高層領導。不過，通常他們保護干部，要求“解放”他們，即要他們回到工作崗位。“你不能太溫和---如果你這樣，人們就叫你‘保守派’”，他回憶道，“當時，我們批評蔣南翔和劉少奇，但我們支持剩下的絕大多數干部……我們有自己的觀點，但我們只能說那些規定可以公開說的，因此沈如槐（“4.14”派的最高領導）提出解放干部從較低層次的干部開始實施的想法。”[36]

“4·14”造反派的報紙也譴責過去17年里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但他們對老清華的保護明確地傳遞了另一個內在的信息。“4·14”積極分子談道：“我們不敢說舊教育系統是好的，但我們認為其中有些部分是好的，你應當改革另一部分，不應當把一切都推翻；舊知識分子和干部都可以發揮他們的作用……因此我們要保護干部，老師和知識分子。”[37]“4·14”派的領導不認為1949年后培養的知識分子是“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38] 最后，一位“4·14”派積極分子向我解釋，被“井岡山”詆毀為“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老師和干部是被無產階級教育出來的。[39]

“4·14”派領導反駁“井岡山”的觀點，并不認為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的特權階層，他們認為，1949以來“階級關系一直保持穩定”。因此，“黨內走資派”的危險，不是因為他們代表了一個新的特權階層，而是因為他們代表1949年被推翻的舊剝削階級。“4·14”領導指責“井岡山”的“極左派”所認為的“新特權階層”、“一個階級壓倒另一個階級”，這只能是為舊剝削階級大開后門，讓他們重新掌權。[40] “4·14”派再次張貼大字報，寫道：“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只是一小撮人……我們的目標是加強黨的領導，而不是削弱它。關于‘徹底改革無產階級專政’，完全反對過去一切，完全推翻過去一切，以及在文革后從頭開始‘重新組建黨’的種種理論，統統是錯誤的。”[41]

斗爭的關鍵問題是任何選擇以前的干部，恢復他們的名譽，讓他們進入新的行政機構中。“井岡山”只支持一小部分原來處在的邊緣化的“工人——農民”出身的干部，而“4·14”組織要求恢復大多數干部的職位，包括被井岡山“批評為“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清華牌”干部。兩個組織之間斗爭的焦點是兩名特別成功的干部：呂應中（LV YINGZHONG），指導過清華的核試驗堆；羅征啟，原是學校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呂和羅都來自舊精英家庭，50年代大學畢業后，他們很快爬升到學校黨委的高級職務。他們是典型的“清華牌”干部。對“井岡山”而言，不能恢復他們倆的職位，因為他們代表的是新特權階層，是走資派。而對于“4·14”派，他們倆忠實擁護原來的社會主義秩序，他們應該是要恢復的大學領導層的核心成員。[42]

大學派系的領導層

清華附中的派系組織是由革命干部子弟或者知識分子子弟領導的，而清華大學激進派和溫和派則都是由農民孩子和工人孩子領導的。與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學生或者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學生相比，他們（工、農子弟）有更好的政治背景來要求領導職位。1966年冬，曾在清華大學老紅衛兵中發揮領導作用的高干子弟受到打擊，特別在他們的父母受到攻擊后，他們大部分退出了政治活動。下層革命干部的子弟繼續參與活動，但是由于黨的等級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他們的出身不再為他們提供進入領導層的特別資格。然而文革的準則仍是規定有好的出身的人（無產階級）才能領導這場運動。這些準則得到再次強化，因為把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放在顯著的位置上不僅使組織受到攻擊而且其個人也會受到打擊。一位出身不好的“井岡山”激進分子談到：“如果你家庭背景好，就會幫助你確立地位，你會變得更積極。但反對另一個團體會非常危險，你遲早都會惹上麻煩，特別是如果你的家庭背景不好。因此大多數人都不想成為領導者。”[43]

這種條件下，大學無論是溫和派，還是激進派，領導層中占統治地位的就是農民、工人出身的孩子。表5.3、5.4列出兩派高層領導的名字及其家庭出身,以及文革前是否已經加入共產黨。[44]

兩大對立組織的高層領導，井岡山的蒯大富和“4·14”的沈如槐背景相似。兩人都來自貧農家庭，文革前就進入了清華學生的政治機構。蒯大富兵團的核心人物都出身于農民或工人家庭。但陳育延，是“井岡山兵團”總部委員會的成員，革命干部出身，她原是“八八派”的一名領導者。據“井岡山”積極分子說，因為她的想法更加溫和，她的想法對蒯大富的組織影響不大。工人、農民出身的學生在“4·14”派的常設委員會中也占主要地位，但盡管汲鵬和陳楚三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也擔任重要的領導角色。

表5·3        清華大學“井岡山團派”部分領導層

兩組織中也有從舊精英家庭出身的孩子在幕后發揮了重要作用。“井岡山”這邊，孫耘是名家庭出身稍差學生，他主要的職責是調查“井岡山”的對手；孟家駒是蒯的同學，來自資產階級家庭，成為了蒯的心腹，“井岡山”組織中的同志認為，如果他的家庭出身好一些，他很可能成為正式的領導成員。“4·14”派中，周泉纓是中級國民黨軍官（起義的傅作義部）的兒子，是該派別中最重要的宣傳員。[45]

表5.4         清華大學“井岡山4·14派”部分領導層

雖然兩派學生領導的家庭出身相似，然而兩組織對來自清華干部的支持的依靠程度明顯不同。溫和派積極分子認為大學干部為組織的“骨干元素”，“4·14”的領導邱茂生（音譯）自豪地稱，“大多數低層干部和中層干部，或者加入‘4·14’組織，或者同情我們。”[46] 實際上1967年四月，以前的大學干部在溫和派的創建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大學內150名干部發表一封公開信支持新的學生組織。羅征啟是文革前清華黨委的宣傳部副部長，譚浩強是學校共青團委副書記，他們幫助溫和派撰寫了很多重要的政治聲明。譚被邀請加入“4·14”高層領導集團，另外兩個原來是教師“戰斗隊”的領導也同樣加入。[47]

相比之下，“井岡山”則明確表示與原清華政治機構的敵對立場，所以他們得不到干部的多少支持就并不令人吃驚了。清華的幾位最高領導形式上批準了“井岡山”組織，但是溫和派積極分子和激進派積極分子都認為這些批準不過是干部們的精明的行動，以此來緩和他們被稱為“走資派”的批評。“井岡山”積極分子雖然認為少量重要的校一級和系一級干部是真正拒絕修正主義路線和接受文革運動的人，但他們仍然與這些干部保持距離。沒有教師被邀請加入“井岡山”高層領導委員會，只有一位干部加入了“井岡山”的領導層，他就是韓銀山，農民出身的老革命，在50年代，他失去了在學校黨委中的領導職位。

派別選擇

1967年春天，清華學生處于選擇之中：支持激進派，攻擊教育系統和黨組織；或者贊同溫和派維護兩者。這不是一個像清華附中學生所面對的選擇，即根據家庭出身的不同來劃分派別。兩大陣營都有相當數量來自工人階級，農民以及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也有較少數量的學生來自革命干部或者剝削階級家庭。交叉混合的組合說明學生在政治、文化資本的等級制度中的位置并沒有為其選擇派別提供明確的指導。

鼓動不滿

所有清華的學生都已經成功了（即進入清華大學）。他們都被確保擁有在中國社會上層中的位置，甚至來自于貧窮、文盲家庭的農村學生，也遠離他們的社會出身；戰勝了這個難度很大的考試，他們通過選拔考試的梯子攀升到很高的地位。盡管他們老土的行為舉止暴露了他們作為新來者的身份，但只要簡單計算一下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就有一百個理由來支持文化等級制度和任人唯賢的統治理念。此外，工人、農民出身的學生也有些特權，利于在政治等級上攀登。所以并不讓人奇怪，許多工人、農民孩子支持溫和派。

從個人利益來看，實際上很難解釋為什么學生想“徹底砸爛舊清華”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文革的明確目標為：摧毀包括清華學生在內的教育精英的特權，縮小他們和工人、農民大眾的社會距離。蒯大富是激進派最高領導，來自貧農家庭，他解釋：“我們要理解毛澤東的基本目標――他想讓我們學生成為平民，他想讓我們和工人、農民聯合起來，避免成為與群眾脫離的精神貴族。我們所在的這個學校環境，長期以來遠離工人和農民，要試圖代表他們的利益非常困難。在這點上，我們應當相信毛澤東。我們要看到自己已經脫離于工人、農民和廣大群眾之外的事實，我們應當回到工人和農民中去，重新和他們結合在一起。”[48]

盡管如此，蒯回憶，讓清華學生拒絕精英地位是相當困難的。“讓這些人完全否定自己是不容易的，讓學生承認自己是精神貴族相當困難。”他說，“學生和舊清華有密切聯系，我們是象牙塔中的精神貴族――我們就是被進行貴族式的培養，我們很難去批評培養你的地方。”[49]“井岡山”不能說服精英大學的學生通過尋求個人利益支持階級平等的綱領；相反，他們必須呼吁，不同意現存制度，認可現存社會與更加民主和平等的社會的信念有區別。這個過程中，激進派把自己看作保護社會底層人民的斗士。依據這種理解，蒯對大學里派系聯盟進行了簡單的階級分析。他告訴我，“大多數普通百姓的子弟支持我們，來自中層或上層地位的干部、高級白領職員，包括來自清華的子弟支持他們。總的來說，受過教育的人、文化水平較高的人，他們傾向于支持對方。”[50]

正如我所說，清華大學派系并不是這么簡單。盡管如此，許多學生一致認為激進派得到來自兩大社會群體的支持，他們都具有強烈不滿情緒——即農民和出身不好家庭的人（以前的剝削階級和政治懷疑對象），因此來自文化資本等級制度最底層和最高層的人是造反派的支持者。一個溫和派積極分子認為“井岡山”過激的政治傾向與其追隨者的階級背景有關。然而，溫和派更多的學生來自“普通階級”（主要是受過教育的市民），這個積極分子說，“‘井岡山’有更多來自兩個極端背景的成員——非常差的家庭背景和非常好的家庭背景”。他指的“非常好”，是貧農出身的學生，他們的激進與家庭的貧困有關。他同情地說，許多來自農村的清華學生，家里非常窮，除了微薄的助學金外，有些人沒有一點錢，甚至買不起內褲。[51]

我采訪過一些農民家庭出身的學生，回憶起他們初到清華校園的感覺，他們的畏懼情景，他們敏銳地意識到農村生活和學校新生活有很大的社會差距。然而，這種普遍意識并不必然地導致文革期間他們加入激進派或者溫和派。他們中的一些人支持現狀，感謝黨和國家給予他們機會進入大學，而另一些則支持激進派反對社會的不公，反對不平等。[52]

一致認為，出身不好的學生支持“井岡山”的人數要比支持“4·14”的多得多。但是他們中絕大多數的人處于旁觀狀態，害怕自己受到傷害；一些熱心人加入“井岡山”，攻擊政治等級制度，因為他們的出身使他們受到這個制度的排擠或迫害。“出身不好”的一位學生解釋，他同情“井岡山”，因為盡管他非常努力，還是被拒絕吸收入共青團。他說：“我不喜歡這樣的干部，不喜歡這個系統。”[53] 不贊同這個統治體制是導致許多出身舊精英家庭的學生加入激進派的關鍵動力，但是這種不滿并不局限于這些學生，“井岡山”贏得了不同背景學生的支持，他們憎恨黨的干部的權力和特權、以及建立在政治忠誠基礎的職業發展的體制。

保守派將保衛政治和文化資本作為基礎

支持“4·14”派的學生擁護現狀，這意味著首要的是他們支持現存的政治機構。一位同學解釋同情溫和派的原因：“井岡山”過于激進，“他們支持中央文革小組，幾乎反對所有共產黨干部，他們想要巨大的改變——打倒這個家伙，打倒那個家伙，打倒自己想打倒的，包括清華大學的所有干部。”他說，相比之下，“4·14”組織的人更加保守些。[54]

當我問到，如何區別支持溫和派與支持造反派的學生，最普遍的答案是，與黨、團聯系緊密的人傾向于溫和派。“4·14”領導邱茂生（音譯）自豪地稱：“95%的黨員、共青團干部，班干部支持我們。”[55]這個比例有夸張成分，但可以說，共青團干部、黨員是支持“4·14”的堅實基礎。加入黨和共青團組織、接受其理念的人——例如政治教師、輔導員最有可能保護現狀。

激進派領導者蒯大富分析，黨員保守的原因來自激勵他們的美好的職業前景。“清華黨員得寵，他們得到重用，有許多機會，他們是清華校長蔣南翔政治機構的基礎。” 蒯說道，“他們本有美好的前程，所以支持恢復舊清華，這不令人驚訝，這也正是‘4·14’想做的。”另外，蒯認為黨員傾向支持溫和派，也是他們服從的特性造成：“最順從的人被吸收加入黨組織。”[56] 同樣地，另一位激進分子認為共青團領導傾向于支持“4·14”，這是因為“喜歡傳統的想法—他們不愿嘗試激進的思想。”[57]

“4·14” 積極分子方振中（音譯），沒有否定激進派關于溫和派支持者有服從的本性這一觀點。方描述自己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生，“聽領導的話”，他解釋支持溫和派的原因，因為它“更傾向于傳統的共產黨體制——他們想有穩定的體制，”他告訴我，“從我個人的感受來說，我不企圖推翻這個體制，”他補充道，“因此最后我成為保守派。”[58]

作為他所在班級共青團團委的一名領導成員，文革前方在清華政治機構中已經很積極。然而他不認為他們的政治傾向主要是受到未來職業發展考慮的驅使。實際上可以說，他和絕大多數溫和派成員一樣，認為自己忠貞地保護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組織。然而忠誠理念、職業因素、對老師的習慣性服從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學生干部都是非常努力才進入清華才成為班干部，他們一直受到兩種堅不可摧的愿望的激勵，既要為國家服務，又要在學術和政治的等級晉升上取得成功，從小學教育開始，他們就這樣定義自己未來的生活。他們在現存的社會主義秩序中取得的成功加強了他們對換來這個秩序的英雄革命傳統的認同。然而這一點并不能使他們支持那些保證帶來社會瓦解和巨變的提議，即使這些提議披著熟悉的共產主義理想的外衣。“溫和派”領導柯明談到，“‘4·14’支持無產階級革命，而‘井岡山’支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59]

然而，并不是所有文革前在清華政治機構相當活躍的人都支持溫和派。正如我們看到的，蒯大富和“井岡山”其他頭頭，在共青團和黨組織同樣積極。不過，把對政權機構的活躍改變成對造反活躍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當政的共產黨成了通往官方權力的階梯，它依賴于主－顧方式，它高度重視招募的新黨員的服從性。總之，它成為了一個非常保守的組織。這不奇怪，當面對著對已經確立的秩序的挑戰，特別是目標為整個正在形成的階級等級制度的政治基礎時，絕大多數黨員和共青團干部選擇維持現狀。

因此，政治資本的積累和認同，為支持溫和派提供了強有力的理由。在一個文化資本仍然是決定社會分層的一個關鍵因素的社會，喜愛賢能教育政策也是維持現狀的理由。一個學生的經歷有趣地描述了“井岡山”對教育機構的激進攻擊如何驅使知識分子出身的學生進入“4·14”陣營的事實。李偉章（音譯），一個老師的兒子，文革前就獲得了共青團領導職位，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成績優秀。他崇拜自己的教授們和校長蔣南翔，工作組趕走蔣令他震驚。而因為工作組和官方紅衛兵反民主的方式和過度關注階級背景，他被他們排斥了。“血統論”陣營不可能有他的任何空間，也不可能支持任人唯賢的價值。1966年夏、秋，他甚至同情蒯大富，因為蒯維護“大民主”。然而蒯的“極端階級路線”很快疏遠了李，他被“4·14” 組織吸引，這個組織不同于井岡山，它“沒有過于極端反對學校領導”。他意識到，對于知識分子出身的學生，溫和派可當作他們自己的家園：“我基本上認為，文革前認同蔣南翔的人們，基本上后來本能地傾向‘4·14’派系 ……我的意思是指那些過去有良好的學術成就，或者已經是共青團領導層的成員，或者和系領導有良好的關系的人。蔣說，‘每個人在成績下都是平等的’，這就是為什么象我這樣背景的人情感上對那個感到親切的原因。”[60]

根據李的理解，擁有政治資本（是共青團領導或者和系領導有良好關系）促使學生支持溫和派，而他自己作為共青團領導，他積累了大量政治資本。而擁有文化資本也激勵學生支持溫和派。他解釋他和其他來自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保護“舊清華”，是因為他們欣賞蔣的任人唯賢政策。

王嘉洪（音譯），另一個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政治資格要比李薄弱得多，他同意這一點。他的父母是在著名的北京大學享有高薪待遇的教授（文革期間遭受痛苦的批判和懲罰）。他的父親畢業于哈佛大學，這給王的未來留下了陰影，他是班里最后一名入團的學生。1966年，他比李更熱衷于造反，愿意有機會削弱大學內政治控制系統。但是，他和李一樣，在1967年加入了“4·14”溫和派。王指出兩大派系主要不同點，他們對蔣南翔政策的態度不同。他回憶，“井岡山’的學生對蔣南翔在文革前說過的任何事情有更激進的態度，所以他們的口號是‘徹底砸爛舊清華’。”相比之下，“‘4·14’保留更多蔣南翔的政策”。“蔣的階級路線更加溫和，因為他和有教育背景的人—－知識分子打過交道，他知道為達到學術或者經濟、建筑方面成就，你需要大量的知識，以及具備這種知識的人……盡管他們不是出身好的家庭背景。如果你拒絕給他們機會來服務你的國家，你就丟失知識……在他的政策中，如果你的學術相當出眾，你的家庭背景不是壞到極點，他會給你合適的條件讓你學術方面取得某種成就。”[61]

王憎恨蔣校長嚴密的政治控制和對他試圖加入共青團時的歧視。當然他加入‘4·14’組織，并不是為保護大學的政治政權。但他發現蔣的任人唯賢政策比“井岡山”攻擊“舊清華”的激進更對自己的胃口。‘4·14’派別的一名頭頭陳小剛（音譯），宣稱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支持‘4·14’派，他指出他們被‘4·14’“溫和的立場”所吸引。[62] 陳贊同其他‘4·14’積極分子的觀點，即來自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是溫和派社會基礎的重要部分。大學中這些學生是最大的群體。他們家庭背景不錯，受過良好的教育，某種程度上，他們也被融合了，加入黨組織或者共青團。所有這些都促使他們中許多人保護“舊清華”。

清華大學的派系結盟中，保護文化資本的派就同時保護政治資本，否則就正好相反。這兩個方面都是蔣南翔“舊清華”的支柱，而溫和派的出現，都是為維持現狀，保護兩者。所有的學生無論自身的家庭處于政治、文化資本等級制度的什么位置，都在大學里積累自己的這些資本。所以溫和派的社會基礎相當廣泛，其學生來自知識分子，工人階級，農民，革命干部的家庭。

文化大革命以及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結合

1966年毛鼓動攻擊政治精英、知識分子精英，結果造成雙方成員的敵對狀況。教育機構精英內部存在的斷裂也更大，學校黨組織和共青團組織本來代表這兩者的結盟也崩潰了。而清華附屬中學的干部子弟發起的紅衛兵運動是這一崩潰的催化劑。他們積極響應毛主席號召，攻擊文化資本，詮釋自己的“血統論”觀點。這個理論根據家庭出身將學生分化：一個完全由政治精英的子弟組成，另一個完全由知識分子精英的孩子組成。中學兩種派系每一個都只是熱情地支持毛的運動目標的一個方面，知識分子的孩子成為攻擊政治資本的斗士，而革命干部的孩子廣泛攻擊文化資本。同樣地，兩種派系組成都沒有完全涉及毛的整個政治目標。一個幾乎完全由干部子弟組成的組織是不愿意完全攻擊政治等級的，而另一個派別都是知識分子的子弟組成，不可能徹底去攻擊文化等級。中學由“血統論”劃分的派系由于主要是由精英家庭出身的學生組成，以致兩個派系都不可能輕易去違背這個有利于“集體利益”和“身份認同”的原則。在這種極端化的環境中，既保護政治等級制度、又保護文化等級制度的“溫和派”是沒有任何生存空間的。

實際上，清華附中派系對抗的斗爭路線重復了1957的斗爭路線，當時在黨的整風運動和隨后的反右運動中，知識分子與黨的干部爭權。相比而言，清華大學的派系斗爭，已超越舊的內部精英斗爭路線，反映了政治和文化資本的不斷聯合。大學學生本身和附屬中學不同，不是根據家庭出身分裂的。因為大學激進派主要是由工人和農民子弟領導，得到出身不同學生的支持，這個派系不能通過共同的家庭出身來定義，也不局限于政治精英或者知識精英的集體利益和身份認同。由于這點，激進派可能完全響應毛的號召攻擊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兩個方面，而他們的攻擊導致自己的對立面出現，這個對手完全相反，他們維護兩者。1967年的春天，戰斗路線以這種方式重新擬定，學生個人選擇派別。選擇不是或者攻擊政治資本或者攻擊文化資本，正如清華附中那樣，而是不是攻擊兩方面就是保護兩方面。這為復興剛剛興起的政治和文化資本的聯合創造了條件。面對激進派反對兩者的情況，許多學生，包括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精英的孩子，發現他們聯合的堅實基礎是要維持現狀。

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圖，就是要鼓動反對政治、文化精英的運動，讓一方反對另一方。盡管動亂確實引起精英內部出現敵對情緒，但是最終也幫助兩大團體政治上的統一。實際上，文革可看作調整過程的決定性的時刻，盡管在當時看不出來。在清華附中派系斗爭和清華大學派系斗爭中，我們能夠看到由這個騷亂過程引起的雙方的對抗和聯合。一方面，清華附中“血統論”劃分的精英敵對陣營是精英內部憎恨的生動表現；另一方面，在大學出現反抗激進攻擊現存秩序的溫和派，是政治資本、文化資本微弱結合的新化身，這種聯合以前出現在文革前的重點學校中。溫和派的聯合預示政治、文化精英政治聯合的實現，但是這只能發生在十年之后，也就是文革被否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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