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探小說式的經濟學巨作

——評保羅·克魯格曼《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和2008年經濟危機》

劉波

當全球金融危機烈焰熊熊之際，讀者都想了解本次危機的來龍去脈與可能的出路。《回歸》一書作為一本短小精悍的簡論，或許不是最詳盡的一部，作為一本為大眾創作的經濟學著作，也或許不是最精深的一部，但我們可以斷言，對于任何有意理解經濟危機與蕭條經濟學的讀者而言，本書都是最容易理解、最具親和力、最能啟發思索的一部著作，此中原因，就在于克魯格曼在經濟學家之中罕見的優美文筆，以及他高超的推理能力。
話說本輪全球經濟危機始于美國爆發之后，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參加了一次研討會。在會上，不少美國經濟學家和金融官員追究危機緣起，檢討失誤，探求對策。一位發言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為何未能及早預見這場危機？”這時克魯格曼回答道：“先生，您說的‘我們’是指誰呢？”

不熟悉克魯格曼其人其事的人，未免會覺得此言過于狂妄自大。克魯格曼原本是個學院式的經濟學家，但自從2001年在《紐約時報》開設專欄以來，主要寫作方向便不再是正統的經濟學，而是對布什政府的內外政策持之以恒地大加撻伐，成為美國自由派的重量級人物之一。在9•11事件之后美國輿論界急劇右轉的背景下，許多讀者敬佩克魯格曼的勇毅敢言，但也有不少人指責他恃才傲物，嘩眾取寵。及至后來民主黨連續大勝，奧巴馬競選成功，大家才佩服克魯格曼的勇氣與明見。

回到前述的引言，我們也完全可以說，克魯格曼有百分之百的資格聲稱，雖然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預見金融危機大禍將至，但他絕不是其中的一個。更重要的是，克魯格曼不是那種“事后諸葛亮”。作為一個歷史學的熱烈愛好者，克魯格曼在洞悉歷史趨勢方面本領不凡，也在公眾之中享有預言家的美名。

問題發生之后總結教訓總是很容易，而且這種總結往往是隨風搖擺。舉例而言，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陷入經濟停滯的泥沼之后，西方經濟學界有不少人將日本的問題歸結為所謂的“結構性障礙”，日本政府一向對企業的大力控制與引導、日本銀行與企業之間的親密關系，也被稱為“裙帶資本主義”而大受譏嘲。而同樣是這批經濟學家，也許曾經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的黃金時代對日本體制贊賞有加，推崇備至，災難爆發之后又紛紛改口。又如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東亞崛起論”、“21世紀是亞洲世紀論”曾經甚為火熱，危機爆發之后，各路論客又猛烈批駁東亞各國的腐敗、愛面子、好大喜功，彷佛金融危機都純系由此類道德原因造成似的。無獨有偶，君不見，今天的諸多論客也紛紛將這場危機歸結為人類的“貪婪與恐懼”，以此來回避對深層次根源的探討。

與這種缺乏“技術含量”的事后總結相比，事前警告才能真正反映真知灼見，而克魯格曼正是這方面的行家。當年在東南亞各國被夸得天花亂墜、各國自己也沾沾自喜之時，惟有克魯格曼逆勢而行，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上撰文，斷言東亞各國的增長模式難以持久，后來憑借此預言一舉成名。

本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不少經濟學家頗為自得地宣稱，自己提前幾年就預言了危機的降臨。但克魯格曼其實早在十年之前就對這樣的大規模危機給以示警。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之后，不少人宣布一百多年來折磨資本主義世界的商業周期已經被馴服，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已經掌握了充足的知識，完全可以避免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浩劫再臨世界。而克魯格曼多年來一直在警告說，這些完全是人類過于自信的幼稚之言，經濟蕭條的時代并未一去不復返。美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曾于20世紀30年代說：“我們使自己陷入了一場巨大的混亂之中，我們笨手笨腳，沒有控制好一架精密的、我們不明白其運行機理的機器。”本次全球性大危機向人們表明，世界經濟這架機器已經變得更加精密，而我們對其運行機理依然未能盡知。

我們究竟應該如何來操縱這臺機器，這是擺在全球經濟學家面前的永恒命題。重新學習“大蕭條”時代人類的祖父輩學到的教訓，也再度成為全球決策者的當務之急。值此全球經濟危機四伏、風聲鶴唳、人心惶惶、茫然失措之時，保羅•克魯格曼將1999年出版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再行更新修訂，推出了這部新作《蕭條經濟學的回歸與2008年經濟危機》（以下簡稱《回歸》），實為重重迷霧之中的路標，切中要害、振聾發聵的巨作。

在《回歸》一書中，克魯格曼不僅將帶領讀者追溯拉美債務危機與金融風暴、亞洲經濟危機、日本“失落的十年”，而且將對本輪全球經濟危機進行深入剖析。鑒于克魯格曼在美國如日中天的聲譽和他向奧巴馬建言的能力，本書或許也將成為美國政府未來決策的某種指針。當全球金融危機烈焰熊熊之際，讀者都想了解本次危機的來龍去脈與可能的出路。《回歸》一書作為一本短小精悍的簡論，或許不是最全面的一部，作為一本為大眾創作的經濟學著作，也或許不是最精深的一部，但我們可以斷言，對于任何有意理解經濟危機與蕭條經濟學的讀者而言，本書都是最容易理解、最具親和力、最能啟發思索的一部著作，此中原因，就在于克魯格曼在經濟學家之中罕見的流暢文筆，以及他高超的推理能力。

世人皆道克魯格曼思維別致，離經叛道，不同流俗，依筆者淺見，這不過是由于克魯格曼視界開闊，善于超脫經濟學的窠臼，觸類旁通，不似其他經濟學家僅僅局促于狹隘的學術樊籬之中而已。在經濟學家之中，克魯格曼的過人之處在于他深厚的歷史感。《回歸》一書開篇第一章不談經濟學，而是先對蘇聯解體之后全球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形勢進行一番宏大的分析，其思維之開闊，分析之鞭辟入里，實堪與大歷史學家相比，而這樣的觀察在一位經濟學大師的筆下寫來，更是平添一種深邃。至于書中探討經濟問題的部分，那就更不用筆者多言了，讀者仔細咀嚼，自能體會其中無窮興味。

克魯格曼認為，如果本次危機最后能夠只像20世紀80年代早期美國的危機那么嚴重，經濟學家們就該大呼幸運了，而很大的可能是，如果美國政府的經濟救援措施不夠及時和有力，西方世界可能會陷入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深重的經濟危機。對于此次危機的嚴重程度，克魯格曼援引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報告稱，在今后三年里，美國經濟實際產能與潛在產能的差距，估計將為2.9萬億美元。克魯格曼也在《回歸》一書中明言，在兩代人的時間里，如何創造有效的需求來充分利用經濟產能一事，再度成為經濟政策的核心問題，而這正是蕭條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與70多年前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相似，奧巴馬在嚴重的經濟困境之中上臺，而且鑒于迄今為止美聯儲的降息并未拉動美國經濟回升，挽救經濟的重任就全部落到了奧巴馬的肩頭。然而由于國會中保守派議員的杯葛，奧巴馬只是勉強通過了總額為80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這在克魯格曼看來只是杯水車薪。追溯前事，其實克魯格曼在民主黨初選中一直支持的是希拉里，對于奧巴馬頗有微辭。但在奧巴馬上臺后，克魯格曼公開致信建言，呼吁他大刀闊斧地以凱恩斯主義政策促進經濟復興，而且效法羅斯福，推行“新新政”，改善美國民眾福利，并追究布什政府官員的伊拉克戰爭罪責與諸多過錯。此信發表至今，奧巴馬并無多少回應，克魯格曼不留情面地指責說，奧巴馬執政以來舉措力度十分不夠，而奧巴馬成敗的關鍵，就在于第一年的表現。奧巴馬會不會接受克魯格曼的建議，克魯格曼的預言會否再次成真，我們仍需拭目以待。

 筆者曾翻譯克魯格曼的《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一書，此次又翻譯《回歸》一書，能在一年之中兩度與這位我所敬仰的經濟學大師進行心靈之交游，實為莫大幸事，而且由于克魯格曼文筆優美、邏輯明晰，所以譯其著作之樂，實在不可盡言。試舉其一。克魯格曼曾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中提出一個謎題：美國保守主義運動推行精英主義、反平民主義的經濟政策，何以能頻頻贏得選舉。細讀并翻譯克魯格曼對此謎題的精湛剖析，竟然使筆者有閱讀艾勒里•奎因之偵探小說的酣暢淋漓之感。在《回歸》一書中，克魯格曼也列出了不少謎題與解答，借用推理界的行話講，筆者就不在此“漏底”了。

 克魯格曼曾在《偶然的理論家》一書中寫道，為公眾寫一篇1500字的、通俗易懂的經濟學評論，其實要比寫一篇5000字的、充滿了方程式和圖表的經濟學論文更為困難，也更花時間。在《回歸》一書中，克魯格曼放棄了經濟學家慣用的種種行話，放棄了繁瑣的圖表和注釋，甚至不惜大量使用美國普通人的生活俚語，行文平實但又不失深刻，顯出一位“平民經濟學家”的本色，而且由此再次提醒讀者，經濟學更多是一種探求真理的分析工具，而不是真理本身。

由此可見，克魯格曼在美國得到了很大歡迎，一點都不奇怪。反觀中國，近年來許多經濟學家聲譽不佳，盡管輿論或許有失偏激，但許多經濟學家喜歡以一幅真理在握的姿態“訓導”公眾，也不免激起反感。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克魯格曼的著作在中國出版，也是對國內經濟學家的一種挑戰，考驗他們能不能像這位經濟學大師一樣，少點故弄玄虛，多點平易近人，為經濟學抹去“枯燥”的名聲，把經濟問題寫得像偵探小說一樣好看。

 （《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和2008年經濟危機》，【美】保羅·克魯格曼著，劉波譯，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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