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繪的圖紙”與許諾的“黃金世界”

何吉賢

      就我的閱讀和觀察所及，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從“戰略高度”“問政”的傳統，在當代中國，似乎并不長。革命時代成就了“全民政治”，但革命政治也是一種“密室中的政治”，“先鋒隊”的高度決定了“戰略的高度”。除了從黨和政府的文件中體會“戰略的高度”、從領導人的著作中找尋“高度”的依據之外，知識分子在公共媒體中對“國家戰略”指手畫腳，不是鳳毛麟角，也是轉彎抹角、欲說還休。9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所謂“改革共識的破裂”，中國知識界的分裂和爭論將關于對20世紀中國歷史的理解、當前中國形勢的判斷，發展模式的選擇、內部政制的變化、國際戰略的調整，社會觀念和文化發展戰略的變化等等問題都納入了知識分子討論的范疇，從而也慢慢擠出了一個從“戰略的高度”討論國家發展前途的“輿論空間”。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國家治理方式的某種轉變，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知識分子發言方式的某種變化。

“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五四”曲終人散之際，魯迅眼中“高升”或“隱逸”的背后，是一場新的政治的轉變。這場新的政治轉變，尤其是新的現代政黨政治的出現，使五四“新青年”一代從“新文化”入“新政治”的發言方式，其有效性很快受到了質疑。最近30年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在一個隱喻的意義上重臨了當年五四一代的遭遇。在“人文精神”潰滅，“思想隱退、學術凸顯”，新的學術專業化分化的背后，知識分子在論題和發言方式上經歷了從所謂的“文化熱”到“財經熱”到“法政熱”的轉變，這一轉變之后，某種新的知識分子與政治之間的關系也許正在形構。當然，這一略顯單一的粗線條的描畫根本無法恰當地體現這些年中國知識界的整體變化，但作為一個簡單的背景，它對于理解我們將要討論的瑪雅女士的《戰略高度――中國思想界訪談錄》（以下簡稱《戰略高度》）卻是有益的，要不肯定會出現疑問：什么樣的“戰略高度”？――是“文件的解讀”還是某個“智庫”的“內部報告”？哪里的思想界？――是朝東還是面西？是“紙糊的金冠”還是“手塑的偶像”？

      《戰略高度》是瑪雅女士專題訪談錄的匯集。一些讀者可能已陸續在《天涯》、《鳳凰周刊》等刊物上讀到過其中的某些篇章，我自己在讀到諸如《新鄉村建設的思考與跋涉》（專訪溫鐵軍）、《中國在21世紀上半期的國際環境與戰略選擇》（專訪黃平）、《中國：文化大國的興衰與重構》（專訪祝東力）等文時，對其中提問者的精到、細致，受訪者的深刻、坦誠曾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這些陸續完成的訪談錄最終匯集成書，我才認識到原來訪問者是在有意識地進行一個系統的工作，用作者瑪雅自己的話說，是要“為具有國家戰略意義的思想的傳播和普及做一件有益之事”。確實，要談“戰略高度”這樣的問題，一個腦袋一張嘴并不夠使喚，這種在一個高明的“指揮者”指揮下的“眾聲喧嘩”也許是最為恰當的方式。作者相信，雖然真正的戰略思想家并不多見，但是在開放的話語空間中，戰略性建樹卻常有。而不僅如此，大戰略思維既不是政治領袖的專利，也不局限于官場，它更多地來自民間，來自學界。所以，多年來她“往來于媒體和學界之間，求教中國出色的社科、人文學者，是因為中國的當下和未來，亟需出色的戰略思想以及這種思想的表述與傳播；是因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戰略應當成為全體公民的話題”。

“三農問題”的政治光譜

      全書四個部分互相關聯又互相推進，對改革的總結和反思直面當前困擾中國社會的最迫切問題及其解決思路，圍繞“胡溫新政”、產業發展道路、“三農問題”展開討論；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則以“民主”這一各界關注的熱門話題為中心，展示了學界不同光譜下的多種聲音；國際部分先討論國際戰略思維的調整，再講地緣政治、中美關系、中印比較，以及“顏色革命”，有點有面，最具實際“戰略”演示意義；核心價值觀以及“文化大國戰略”的提出，則在更為深層的意義上為國家發展戰略提供新的“高度”。正如現實的問題是互相纏繞一樣，有些問題在書中的四個不同板塊也會一再出現，比如：“胡溫新政”與中共執政能力、新的國際戰略的調整、核心價值觀的建立就互為關聯；關于民主的討論就不得不面對如何思考和應對“顏色革命”的問題；民族主義既是外交政策中需要考慮的因素，也是國內改革（如產業發展路線）和內部整合（如《我們走在大路上》提出的方案）的動力。但如果允許我選擇幾個關鍵詞作為本書主要內容的說明，我的答案是：“三農”、民主和核心價值觀。

      三農問題是本書的第一個重點，訪問者用四篇長文的篇幅追問這一問題，使學界這些年關于“三農”討論的關鍵人物的重要思考和各種解答方案都得到了呈現，在“土地私有化”爭論日益尖銳，一部分學者急欲將其從知識分子的嘴上筆下落實到紅頭文件中的當下，這樣的追問極具迫切性。本書中，在瑪雅的追問下，解決當代中國“三農”問題的思考出現了這樣幾種思路：

第一種可以稱為“權利派”。以研究鄉村社會沖突和農民維權問題著稱的于建嶸認為，現在中國農村面臨兩大問題，首先就是保障農民的基本權利問題，“包括廢除一些法律的權利。”“要給農民一個非常寬松的自我發展的權利，使他們能夠創造社會財富的權利。”雖然沒有直接點出，但土地的“所有權”當然是其中的應有之義。第二才是怎樣發展，“發家致富”，“擺脫土地、走向市場”。徐勇也在確認“土地作為農民的一種物權”的前提下，把土地問題作為解決當前“三農”問題的根本。李凡也說，“三農問題的核心是政治問題，解決三農問題，我認為就是權利問題。”因此要擴大村民自治，堅持和擴大村委和鄉鎮的直選。

第二種可稱之為“基于實踐的鄉建派”，這一派的代表人物當非溫鐵軍莫屬。他認為，目前中國學術界奉行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這“四化”之路與中國鄉村復雜多樣的村社狀況不符，“傳統的村社制度和所謂的現代法制社會無法直接對接”。溫鐵軍主張并試行一種“改良式”的鄉建思路，并稱自己為“新鄉建派”，奉行一條在實事求是的基層調查研究和設點試行基礎之上，強調農民的生計、聯合協作與多元文化的道路。在農民維權問題上，他試圖將“對抗性的矛盾轉化成改良性的鄉建”，因為對抗性的思路往往出自城市知識分子臆想性的“政治化”想象，會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導致農民無法承擔的后果，且不利于真正解決問題。從這種基于實踐的、漸進改良的思路出發，溫鐵軍堅決反對實行土地私有化，他在比較了印度、巴西等國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大量貧民窟和社會動蕩狀況后指出，“血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農村政策的底線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則，我們在上世紀犧牲了幾千萬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又會倒退回去。”

      第三種可稱為“文化鄉建派”，書中出現的賀雪峰、何慧麗等大致都可歸入此派。賀雪峰認為，在當前的發展模式及農村的實際狀況下，從經濟上提高農民收入的空間已不大，所以，“對農民應該由增收轉向全面增加福利”。比如改善農村的文化和環境，改善農民的社會關系，特別是人與人的關系，使他們能夠相互合作，自己提供公共物品，解決自己的文化需要，增強農民的“主體地位”，建立他們在農村生活的“人生意義”。由此，鄉村基層組織要加強而不是削弱。何慧麗提出“文化本位”的新農村建設，認為要在農村發展合作經濟，而“它的抓手恰恰是社群文化合作”。

      由于“三農”問題已成近年來中國發展中一個“紐結性”的問題，各種立場和思想背景的知識分子都會在這一問題上發聲，上述歸類只是與本書內容有關的一種簡單素描。當前，有關農村土地“所有權”問題的爭論日趨尖銳，關于“三農”問題論述的戰略性意義日益凸顯，在理解有關論述時，必須關注到它們不同主張背后的思想脈絡，進言之，也就是要將各家的“言說”放在論戰的背景下來考察，它們真正的立論依據和意圖才能得以把握，它們在整個當代中國思想和政治版圖中的位置才能得以確立。由此看來，本書提問者將不同立場和思路的答問者的回答歸并在一起，顯然有其深意在，本書也不是一本簡單的“談話錄”，很多“訪談”都是多次對話后的整理，而且，其中多個不同訪談對象的“訪談”顯然不是在同時同地進行的，訪談者將其歸并在一起，可以看出提問者在之后作為“作者”的用功所在，同時也可“窺探”作者在“提問”背后所持的某種態度和立場。

另一方面，“三農”問題雖然在近年凸顯，但對于中國來說卻是一個“老問題”，說得上是某種“學理”了，作為一個“發展戰略”問題，當前的各種解決思路也可在歷史中尋到其印跡。溫鐵軍作為新“鄉村建設”派的領軍人物，從來不諱言他與上世紀30年代“鄉村建設”力踐行者晏陽初、梁漱溟等人的承接關系，而作為新的“鄉村建設”運動的不同分支，賀雪峰、何慧麗等人與溫鐵軍的關聯也無庸諱言。1930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曾受到“自由派知識分子”（如《獨立評論》派）和左翼知識分子（如千家駒等）的質疑，有意思的是，在新的世紀，“鄉建派”的政治內含卻發生了變化，訪問者瑪雅總結成“右翼在幫農民維權，左翼在幫農民發展”，新“鄉建派”處在了廣義的“左翼”光譜下，這一轉變包含了怎樣的歷史條件，又有著怎樣的含義，確是發人深省的。

民主的“真理性”

民主是本書第二個重要議題，幾乎占了“政體”部分的全部內容（關于中印“體制優勢”的比較，關于“顏色革命”的對話，所圍繞的核心問題也是“民主”），但顯然，與對“三農”問題的處理方式略有不同的是，在關于民主的討論中，本書并不試圖呈現關于民主問題的思考的復雜光譜，而只是在與中國問題的相關性上，也即不是在把民主作為“普世價值”，或在“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言不達意的順口溜式的意義上，而是在與中國問題的歷史關聯上來討論和回答這一問題。這使得本書在有關民主的表述中，從“三個視角、三種表述”，到“強大的民主的國家”，再到“民主是國產的好”，語調日趨明確。

      在盡量呈現有關民主論述的復雜性的基礎上， 本書關于民主的論說貫穿了一條“紅線”，也即：首先承認民主對于當前中國的迫切性，但西方的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對中國卻不一定適合，中國要探索適合自身歷史和現實的民主模式。在這一基礎上，參與對談的各位學者又作出了側重不一的表述。房寧認為，一個國家走什么樣的政治道路，實行什么樣的民主，主要取決于這個國家的客觀歷史環境。歸根結底，是歷史環境決定了人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民主是客觀的，是內生的。為什么民主在中國會成為這樣一個引發眾多爭論的“迷思”？在房寧看來，這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有一個關鍵的誤區，就是把民主的形式（比如選舉、多黨制和議會制等）當成內容了。對于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他給出的思路是采取問題推動的策略，即通過對問題的解決，通過試錯法，使中國的政治體制逐漸完善起來，而不是從觀念出發，為了一個理想，為了一種理想的狀態，預先在腦子中構想一幅圖畫，然后再照著圖樣施工。要根據中國的歷史、國情，以及中國的實踐經驗，來建立一個中國民主的獨特的話語體系。因此，“民主是國產的好！”

      楊鵬承認“中國的民主實踐，自然會產生出中國式的民主”，但前提是要開放各種可能性。他提出，如果現在絕對不能開放黨禁，那么黨內分派這種民主形式，能不能討論和小范圍試驗？他認為當前最穩妥的辦法，是將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分為兩步走――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在這點上，潘維和王紹光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潘維認為，中國是精英黨領導下的民主制，中國的問題是制止腐敗，選舉不能制止腐敗，也止不住共產黨質量的退化。相反，選舉導致腐敗，因為選舉游戲制造腐敗。要防止共產黨退化，保持其公信力，即“合法性”，不在于直選，而在于建立法治政府，黨政分開，建立成熟的公務員系統。王紹光認為要保持共產黨的活力和執政的“合法性”，不能無限制地擴大黨的規模，而要進行精簡。他認為，國家是最大的人權機構；要有一個有效的政府，才可能有一個質量比較高的民主。因此，以民眾的選擇權制約政府的執政權的選舉式民主并不是中國民主的理想選項。以選舉為特征的政體叫做“選主”，一定要把“民主”跟“選主”區分開——民主是老百姓當家作主。建立民主國家，也必須加強國家機器；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民主只能是一紙空文。“廣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國家”，這是王紹光關于中國民主道路的答案。

      英國學者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在其研究民主的專著《民主的模式》中開篇就說，“民主思想的歷史是奇特的，而民主實踐的歷史則是令人困惑的。”證之于二十世紀中國人探索民主之路的歷史，這也是非常形象的說明。從五四時代的“德先生”，到“民國”時期的“議會制”、“憲政”實驗，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人民民主”實踐，在民主的言說和實踐之間，又有幾多的差距和困惑？當下關于民主的言說中，“民主是個好東西”固然是空洞的，因為這種提法并沒有對民主做出界定，世界上關于民主的實踐和設計五花八門，總不能一律為之叫“好”吧？那么，這種“好”民主是什么呢？是競選制民主？是全民民主、人民民主？還是一種抽象的對民主的信念？然而，“民主是國產的好”中的“民主”和“國產”又是指的什么呢？舶來的“民主”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國產”？如今，在工業消費品領域，“Made in China”幾乎已成了一個全世界流行的標識，但是，這個標識中又包含了多少的中國因素？在制造業領域，“中國造”幾乎成了外國技術（包括設計管理，甚至是外國的款式型號）、中國原料和加工的代名詞。這里包含了多大的中國因素，中國要素與外國因素結合的條件是什么？反過來，“中國因素”，或者說“中國的特殊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為拒斥“西方式”民主的理由？這些都是需要認真追問的問題。毛澤東在談到近現代中國思想變化的過程時曾說：“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這里兩次提到了“真理”，“真理”是普遍性的，“先進中國人”是在普遍性標準的意義上去“西方尋找真理的”，當然，他們不是來自西方的真理的“進口代理商”，真理性要在與中國傳統和歷史、中國的國情和問題的關聯中體現。再進一步，“民主是國產的好”背后，有什么樣的主體性？房寧的論述中，無論是“主權民主”，還是“有序政治參與，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背后都有一個“國家”的主體在，但這個“國家”主體是什么，卻恰恰是最需要分析和說明的。

“中國問題”期待著“中國理論”或“中國社會科學”，這是“特殊的機遇”，但也是考驗，因為如何將“中國特殊的歷史和現實”及其認識轉化成新的思想和實踐的動力，而不是成為阻礙我們的思考，或成為耽于現狀，以及其它種種無法明言的目的的借口，仍然是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

“核心價值觀”的“高度”

“戰略問題研究家”時殷弘認為，“戰略”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間經過深思熟慮形成的關系”，其關鍵在于目的、手段以及效益、代價這四者間復雜和辯證的全局性關系。本書的“戰略”與這一源自戰爭的“戰略”界定有所不同，在我看來，它至少包含了三個層次和多重因素。三個層次是指：與具體問題關聯的戰略實踐、戰略的理論脈絡和依據以及戰略的價值依托。多重因素則包括國際和國內、歷史和現實、實踐和理論、民眾和精英等，它們共同構成了“戰略”討論的平臺，有具體戰略問題的討論，但更注重的是“戰略”的“高度”。

從這一角度看，黃平的訪談可作為本書的典范。他在探討“中國在21世紀上半期的國際環境和戰略選擇”時，并沒有把討論局限在國際戰略格局甚至地區和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的變化以及中國的戰略選擇上，而是在新世紀“內外難分”的發展格局下，將國際戰略問題首先看成一個“中國怎么定位，怎么認識自己以及被別人認識，相應地怎么來行為”的“課題”，并最終落實到如何摸索出一套“新的道德理念、制度和治理模式”――它雖然與別人不同，至少是和而不同，在國際上，也要被承認為“是一種類型的文明，而不是什么‘異類’”。這樣來討論國際戰略問題，不僅角度獨特，而且有著令人企羨的“高度”。

      也是從這一角度看，核心價值觀的提出和討論，也許是本書需要特別加以注意之處。“戰略”的高度落實到何處？發展的迷局如何解破？如果沒有關于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討論，諸如此類的問題就無法回答，“戰略”的討論也無法脫離具體問題的糾纏，上升到總體“戰略”的高度。在與潘維的討論中，本書將社會核心價值觀體系置于“和諧社會主心骨”――“民族精神骨架”――“中華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保證這一線索中，核心價值觀體系所包含的“七類社會基本關系”（個人與他人的關系、個人與自然的關系、個人與群體的關系、群體與社會的關系、人民與政府的關系、人民與民族國家的關系，以及民族國家與國際體系的關系）和“七種基本價值觀”（道德觀、自然觀、群體觀、社會觀、政治觀、民族觀和國際觀）互相對應，“核心價值觀自內而外成一個分七個層次的同心圓體系，其內核是人類的普適道德觀，外殼是國際價值觀，七個層次之間是一種相互關聯機制”，使得這一討論超越了中國傳統倫理（如“文化保守主義”所稱的傳統倫理甚或如30年代“新生活運動”中所鼓吹的禮義仁智信）與西方“普世價值觀”的捍隔，具有相當的包容性。與祝東力的討論則從現代歷史及其文化實踐的角度，對以“獨立的核心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大國”戰略進行了具體闡述，并提出了由塑造“新型精英群體”而重塑“核心價值觀”的重建文化大國的策略。

作為一本探索中國發展“戰略”之路的對話錄，本書在“戰略”的三個層面上始終相互貫穿，互相對話，而在我看來，本書還有另一個不在場的，卻又貫徹始終的“對話者”，那就是活生生的、千變萬化的實踐。在本書的序言中，祝東力對參與本書對話的諸“學者”有一個歸納，他指出，這些出生于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紅衛兵－知青”一代，在其青春年少之際，即經歷了大時代的轉折和動蕩，“遭遇了中國政治、世界政治的大課題，而獲得了一種開闊的大視野和問題意識。”在以后或下鄉，或進廠或參軍的經歷中，又積累了底層生活的經驗，重新獲得了對社會，對中國和世界的新的認識。在我看來，這使得這幫有著強烈的“理想主義”情懷的學者的觀察和思考有了一個“焦點”和底線，有了一個最終的“對話者”。促使溫鐵軍投入“新鄉建”實踐的是鄉村實際狀況的呼喚，是他對“上層知識分子”對“三農問題”的臆想性解決方案與鄉村實際狀況落差之間的認識；房寧在論述為何“民主是國產的好”時，也一再強調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之路，要以“問題”推動，而不是從觀念出發，畫出一張理想的“施工圖”。從這一角度說，“戰略”的探討并不是為了上上“折子”，抑或描畫什么許諾的“黃金世界”；“戰略的高度”提供的只能是一種“高度”的啟示，而不是種種具體的解決方案，對于我們這些被屏蔽在“戰略”決策討論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數”來說，這樣的討論也許可以讓我們有機會去了解“戰略”后面未被揭示的多種可能，從而能對我們身處的現實有更切實的理解。

      然而，現實的道路總是通向不同的方向，面對“分裂”的現實，我們所能提供的只是對“現實”的言說，而永遠不能是現實本身。在這一意義上，對于我們身處的“現實”，我們自身的“經驗”和“感受”，也要充滿警惕。“我是生活在中國，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嗎？”在眺望“戰略高度”的時候，魯迅式的疑問也許始終是有效的。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