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iglitz: “社會主義向何處去” (“Whither Socialism?”,,MIT Press, 1994)

第四章

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批判

    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的重要性在于，它闡釋了通過運用市場，我們可以保證經濟高效率地運行的觀點。而對上述觀點正確性的假設在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建(以及其他前文所涉及的理論闡述)面前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同樣，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指出，每一種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資源配置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實現。人們所應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進行某些初始的總量再分配。

    該定理被廣泛解釋為，人們可以使效率問題與分配問題相分離。有時收入分配的結果并不盡如人意，但這并不能否認市場的作用。如果社會不愿進行收入分配，那么政府分配部門 (馬斯格瑞夫的術語)可以通過總量再分配來改變資源的初始稟賦。

  新的新福利經濟學：缺乏總額稅的結果

  　由于某些原因，政府并沒有進行總量再分配。他們不知如何以公平的方式征稅。政府認為不同的個人應繳納不同的稅款。作為征稅的基礎．他們不可避免地依靠像收入和財富這樣  明顯的變量來制定規則，然而變量是可變的。因此稅款并不一定反映實際情況。

    一旦我們意識到再分配不可避免地有些不切合實際，也就會認識到資源配置的變化會對經濟的整體效率產生影響。圖4．1說明了這一點，它描述了只有兩個個體的簡單經濟條件下的效用可能性曲線。在給定一方的效用水平后，該圖給出了另一方可能達到的最大的效用水平。假定政府知道誰屬于哪一組以便影響總額變動，那么圖中實線給出的是效用的可能情況，虛線描述的是信息如何限制效用可能性曲線向內移動…。現在假設正如圖所示的那樣，我們可以通過社會的無差異曲線表達社會對公平的態度。我們可以通過給定的無差異曲線看到，征收偏離實際情況的稅款是一項最優的選擇。效率和公平是不能被分割考慮的。如果經濟具有不同的初始稟賦，那么所需的再分配性征稅的額度就應小一些，同時社會福利(雙方)也會提高。

    一般情況下，再分配性征稅會在某種程度上脫離實際情況．這一事實就產生了“新的新福利經濟學”^[2]。“原來的新福利經濟學”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效用的比較是不可能的，經濟學家所能做的只是去描述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資源配置。但是“原來的新福利經濟學”假定總額再分配是可能的。“新福利經濟學”意識到了政府在信息方面的限制。因此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具有帕累托效率的征稅”的概念上^[3]——在給定一方效用水平和在給定政府進行再分配的信息限制時，上述概念可以使我們定義另一方所能達到的最大的效用水平。因此“新的新福利經濟學”發現，政府所面臨的機會不是圖4．1中實線所描繪的，而是實線下面的虛線所描繪的情況；至于在特定位置上虛線比實線低多少，則取決于財富的初次分配。

  經濟效率與分配

  前面解釋了分配與效率問題不可分割的原因。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程度決定了政府依賴征稅的程度，政府正是通過這種偏離實際情況的再分配性的征稅以實現任意要求的最終的福利分配。但是，不公平程度以及信息問題的性質影響了不公平與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在一些不公平程度很高的情況下，它降低了經濟效率(讀者可以從下面的討論中清楚地看到這一問題)，然而在其他情況下，不公平卻可以加強經濟效率。現在讓我們進一步研究效率與分配之間的關系。

    激勵問題

    激勵問題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一些經濟學家做了深入的研究，從而提出激勵問題就是經濟學問題。激勵問題與分配問題是緊密相關的。分成制就是說明了這種關系的一個例證。在許多農業國家中，貧富不均的情況十分嚴重，這導致了土地所有者和勞動力之間的矛盾。在欠發達國家中，一種普遍的契約安排要求地主和佃農同時分享收益。這種分成制方式至少從馬歇爾開始就受到了廣泛的批判，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做法減弱了農民勞動的積極性。如果地主得到50％的產量，那么這種方式同樣對必須繳納50％稅的農民的積極性是一種打擊。然而近期的研究文獻表明分成制契約是比較積極的，該契約反映了激勵與風險承擔之間的市場平衡，如圖4．2所示^[4]一個單純的租金總額契約(佃農以繳納固定費用的方式租用土地)可以更好地激勵農民勞動^[5]，因為農民可以通過更多的勞動獲得更多的產品，同時農民也必須承擔全部風險。一個單純的工資契約會把風險轉移給地主——例如，農民的收入與天氣情況無關——一般情況下，地主可以更容易地承擔風險(因為地主有更多的財富)，但是此時農民除非在直接的(有成本的)監督之下勞動，否則沒有任何積極性。分成制契約提供了一個折衷方案。許多讀者被我早先有關分成制經濟的均衡觀點所誤導， (分成制經濟是在給定佃農所期望的效用，以及給定信息限制的情況下解決地主福利最大化問題的方法。)他們認為這種經濟情況是具備帕累托效率的，同時與馬歇爾的觀點相反，并未出現產量的減少。這是一種錯誤的解釋。我只是認為該均衡是具有契約效率的，它只是一種限制性效率的形式。一般均衡效率問題需要從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理中得到更多的，直接的解釋，如前所述，存在多處優點的分成制經濟一般情況下是

不會限制帕累托效率的。但在此與我們研究目的更相關的是，盡管分成制契約限制帕累托效率，但產量比不存在分成制的情

況下要低很多，也就是說土地再分配對國民產值有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就像把工資稅從50％減到0一樣：大多數觀察者會說這種變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6]

    過度不公平引發的問題

    為什么分配問題和效率問題不可分割呢?從直覺上回答這個問題是比較容易的。當存在有成本監督以及‘‘資本”和“勞動力”相分離的經濟時，資本的所有者就必須激勵工人工作。這種激勵必然是不完全的，也必然是有成本支出的^[7]。如果每個農民都擁有土地，每個工人都擁有資本品，那也就不存在激勵問題。

    在通常情況下，初始的財富分配對社會面臨的激勵問題的程度和性質會產生影響^[8]。例如，改善激勵問題的一條途徑就是抵押保證金。擔保不僅可以使雇主對工人的工作要求得到保證。還可以使雇主對工作量的要求得到保證。得到充分保證的雇主就會積極地對員工進行培訓，進而提高經濟效率。工人出色工作的潛在能力受到他們的最初財富的影響。借與貸是無法取代的。正如我們在前面討論分成制時所提出的，借貸以預付租金和到期末支付租金并沒有什么不同，在兩種情況下，拖欠租金都會導致激勵(道德風險)問題：借貸方沒有積極性以避

免破產的發生，或者當破產發生時使回報率(貸出方應得的)最大化。

    財富不充分集中所產生的問題    

    當然，更高程度的公平并不一定能減少激勵問題。有效率的生產需要規模大的企業，同時需要大量的資金。正如我在前文中提到并將在后面章節中繼續討論的情況一樣，由于不存在不公平性，因此就產生了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問題。有跡象表明，實際上所有權集中的企業(盡管大股東不直接管理企業)其經營行為是更加“理性化”的。在下面部分中，我將以接管和征稅中的兩個例子說明這一點。但是正如我將指出的那樣．東歐國家正在尋求的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并不需要增大不公平性和集中所有權，而是需要進一步發展可供選擇的控制程序。

    因為近來東歐國家有關改革的討論在強調效率問題時并沒有充分地聯系分配問題，所以在此我要強調效率問題和分配問題之間的聯系。我將在后面指出,從現在開始，如果這些國家再不重視分配問題，那么這些問題不僅會以社會動蕩的形式來困擾這些國家的經濟，同時將影響到這些國家長期的經濟效率。無論如何，至少我們沒有發現割裂效率和分配問題的理論依據。

    基本的非分權化定理

    對于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的一種解釋認為是該定理使分權化成為可能，即在極其有限的政府干預下，通過分權化的價格機制，任何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資源配置都是可以實現的。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政府并不一定要對資源配置的基本過程進行干預。在討論經濟體制選擇問題之前，必須提出分權問題，分權的概念有多種解釋。在本書中，我對該術語的使用反映了目前經濟學中對其用法的演變過程，同時也反映了不同用法所導致的含混意義。

    實際上，幾乎分權化的所有定義都涉及了經濟中存在大量不同單位的決策問題。高層權威人士“干預”經濟的大量的不同方式導致了如何定義分權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考慮非線性征稅的可能性來澄清對分權化概念的含混理解。非線性征稅可能使得廠商和個人沒有選擇的余地，他們只能按中央計劃制定者的要求來采取行動。從某種意義上講，廠商和個人確實作了選擇，但是政府通過對非政府期望的選擇的充分限制使廠商和個人的選擇余地縮小，以致于使他們失去了選擇的余地。大多數干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選擇。但是人們并未發現可以通過留給不同單位的“真正”辨別能力的大小來“衡量”政府干預的簡單方式。^[9]   

信息經濟學近期的研究對分權化結論有效性問題提出懷疑。通過價格機制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經濟分權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強的約束?下面分五點討論這一問題。

    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理與分權化

    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理指出，雖然政府干預有時僅限于征收一系列線性特許權稅(對生產、購買，消費的單位商品征收相同稅率的稅制)，但是在缺乏一定形式的政府干預情況下，限制性的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資源配置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分權化并不是獲得帕累托效率產量的有效途徑。所以有時我把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理稱為“基本的非分權化定理”。

    如果唯一可能的政府干預是線性征稅，并且(或者)如果政府可以通過線性征稅而實現限制性的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資源配置，那么原來分權化結論的“主旨”就可以得到滿足了。盡管我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曾經提出，再分配通常與實際情況有偏差，但是政府干預就是要對財富進行再分配。當然政府干預還有其他目的，但干預仍然是有限的。政府所應做的“只是”對不同的商品進行征稅或補貼。   分權化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資源配置問題實際上比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理所提出的要糟糕得多，這主要是由下面四個原因造成的，即交叉補貼，非凸性的普遍性，外部性以及非線性特征。

    交叉補貼

    阿羅一德布魯模型的主要結論之一(雖然很少被加以評論)是說，帕累托效率可以通過該模型實現而不存在任何的交叉補貼的出現。用一種美國化的方式來表達就是，每個廠商都可以自主自立。當存在不完全信息時，上述觀點是錯誤的，甚至在明顯缺乏回報率的增長時，它也是不成立的^[10]。我和阿諾特在1989年詳細分析了道德風險經濟學所提出的問題，例如保險市場的存在影響了人們盡量避免偶然事故發生的積極性。我們指出保險公司獨立承擔所有風險時，競爭性均衡是不具備(限制性)帕累托效率的。如果把對某些行業(有可能是保險業)征稅用來補貼(其他)保險業，那么社會福利將得到改善。(我們把不出現交叉補貼時該結論的無效性稱之為交叉補貼市場失效。)該結論告訴我們對道德風險問題不嚴重的行業征少量稅，其產生的效果也是次要的(額外凈損失與稅率的平方成正比)。另一方面，道德風險(激勵問題)所產生的福利損失是主要的，也就是說重要的是通過補貼來補充努力成果，這將促使人們更努力地工作，這樣做對福利的影響也是最主要的。   

    非凸性的普遍性

    當經濟中存在非凸性時則在分權化中產生另一個問題。我在前面討論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時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當時它被認為是在自然壟斷經濟中確實需要某種形式的政府干預。在此我不想闡述分權化問題，因為人們對它已經比較熟悉了，我只想討論與不完全信息相關的非凸性的普遍性問題。

    顯然，與信息相關的非凸性的存在是一個明顯的事實。信息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固定成本(參見第二章)。無論對它做什么，該成本總會發生的，而且固定成本產生了非凸性。同樣，如果一個廠商發明了一種制造工具，那么它所帶來的價值取決于該工具的產量。從新產品的研制開發的支出上所得到的總收益和邊際收益都會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而提高。

    蘭德爾和斯蒂格利茨在1984年指出，在統計決策理論中，信息的價值是不會產生球面凹陷的(如圖4.3)。對極少量信的回報往往等于零，如果信息成本是正值，那么凈收益則是負值。“如果不忽略這一點。那么至少這是一種限制性的最優選擇。^[ll]

    但是非凸性甚至比討論的結果更具普遍性，這一點說明：當存在道德風險、激勵或者選擇問題時(涉及激勵適應性限制或者自我選擇限制)，在適當空間里會出現非凸性，并且不論問題多明顯，都會出現非凸性^[12]引。(對這種現象的一種簡明扼要的解釋就是激勵限制可以被看作涉及私人或廠商最大化問題的初級條件。因此全部最大限度的凹性，包括內部激勵限制，都涉及到了第三個衍生物：效用或利潤功能，對于這些衍生物來說，不存在自然的經濟限制。)阿諾特和斯蒂格利茨指出,在最簡單的道德風險模型中，收益與成本之間的無差異曲線在

本質上是從來不會出現準凹性的，同時被收益和酬勞所限制的

和產小非負利潤的政策也從來不會是凸性的。圖4．4用個人在吸煙與不吸煙兩種行為前作選擇的例子說明了上述性質。如果人們吸煙時間的比例上升，那么火災發生的可能性也會增加。在沒有保險的情況下，人們會選擇不吸煙；當存在完全免費保險時，人們不承擔任何吸煙的后果，因此他們會選擇吸煙。對于任意給定的保險金，就會出現一個特殊的利益水平。在此水平上，人們吸煙與不吸煙是相同的利益。當高于此利益水平時，人們就吸煙，當低于此利益水平時，人們就不吸煙。當保險金增加時。人們吸煙與不吸煙無差異的這個利益水平就會下降。在吸煙與不吸煙不存在差異的情況下，(利益，保險金)組合的軌跡是向下傾斜的，并且該軌跡被認為是一條“轉化線”。“轉化線”把空間分成兩個部分，在轉化線以下，人們不吸煙，在轉化線以上，人們則吸煙。在每個區域中，人們都有兩條不同的無差異曲線，一條表示當人們吸煙時利益與保險金的變化情況，另一條表示人們不吸煙時的情況。顯然，在每個區域中無差異曲線都必定是向上傾斜的，即當利益增加時，人們愿意支付的保險金也會增加。隨著利益的增加，無差異曲線會變得平坦，這是因為對于給定的利益增加值，人們愿意支付的額外的保險金數額會減少。然而在轉化線上，無差異曲線會突然變得陡峭，如圖示，在人們選擇吸煙的區域(轉化線以上)中，由于火災發生的可能性比較大，因此利益增加的數值會很大。因此，當利益增加時，表示行為變化及邊際價值的一條真正的無差異曲線是扇形的，如圖示，這是因為在無差異曲線中存在著非凸性。

    在可能的組合中存在著相應的基本非凸性，(利益，保險金)組合策略至少可以被平均分開。在轉化軌跡以下，即人們不吸煙的時候，火災的可能性較小。為了剛好與利益相匹配,保險金必須隨利益線性增長，如圖4．5所示。同樣，如果人們選擇吸煙，保險金也必須隨利益的增加而增長，但是基本的必需保險金一定要非常高以致于可以用來補償火災發生可能性高所帶來的損失。可能的組合必須考慮到在轉化線之下人們選擇不吸煙，而在轉化線之上人們選擇吸煙，如圖4．5所示的陰影部分。很明顯，它是非凸性的。這個例子解釋了當存在道德風險和激勵問題時，利用最簡單的假設條件以及明顯發揮作用的效用功能，非凸性是如何自然產生的。在更現實的組合中，人們有更大的行為選擇空間，可能的組合以及無差異曲線都會顯得更不規則。

    人們很早就認識到了非凸性的某些可能的結果(例如，隨機策略的可能性需要)^[31]。出于我們的研究目的，重要的是具有限制性帕累托效率的資源配置的非分權性。不僅政府干預是有必要的，而且“性線”干預是不能滿足需要的^[14]。圖4．6使大家從直覺上理解為什么非凸性會產生這些問題，在圖中我們給非凸性的生產可能情況畫了一個草圖；最優配置是圖中的E點，它是“典型個人的”無差異曲線與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切點。如果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在給定E的相對價格(邊際替代率)的情況下，廠商將選擇如A點的角點。同理，當存在道德風險以及非凸性無差異曲線時，在我們的保險模型中，最優選擇應是圖4．7中的E點。當固定相對價格以后，人們會選擇戈比買E點更多的保險(即到達了E’點)。然而當廠商這樣做的時候，人們的警惕程度就會降低，同時造成E點不能存

在。

    我強調上述結論是出于幾個原因。經濟學基本的數學結構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基礎》發展到德布魯的《價值理論》，都強調了凸性對基本存在結論、競爭市場的福利結果 (特別是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以及比較靜態的緣由的重要

性。除此之外，充分的非凸性市場不具備競爭性這一觀點也被深刻地理解了。經濟學家合理地提出，在“正常情況下”，消費者和生產者可以滿足這些凸性的假設條件，同時限制了例外情況的發生，并指出政府干預是必要的。正常情況下，我們希望減少回報和縮小邊限替代率的定律是具有說服力的。

    當考慮到信息的不完全性及其成本時，凸性的假設就不再合理了，非凸性情況則具有了普遍性。當存在普遍的非凸性的情況時，實現帕累托效率的資源配置的政府干預不像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提出的那樣受到限制。由于干預不夠，不僅總量干預無法實現，甚至連線性干預也無法滿足。

  外部性

  　恪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的分析推論在于它向我們展示了當市場不完備，信息不完全的時候，個人或廠商所采取的行動具有“外部性”效果。非生產性工人如果要超時工作，那么這將

使在勞動力市場提供勞動的工人的平均素質下降，因此這些非生產性工人就對其他人產生了負的外部性。如果吸煙者決定多吸煙，則提高了火災發生的平均可能性，保險金中必要的補償部分也提高了，因此這種行為對所有買火災保險的人都產生了負的外部效應。在特定情況下，這些外部性可以通過適當的征

稅得到抵銷，從而保證分權化的“主旨”。

    但是有許多外部性是無法輕易抵銷的。在佃農一地主關系中，激勵問題和風險承擔問題導致了最優的分成制契約的產生。因此佃農所采取的任何影響產量的行為都會對地主產生外部性影響。如果農民使用化肥，那么地主不僅可以通過產量的增加而直接受益，而且化肥的使用增加了佃農的邊際產品，佃農更努力地勞動，這也使地主間接受益。因此地主愿意資助農民使用化肥。從而要素市場(化肥)、土地市場、以及勞動力市場就會在內部產生聯系。政府干預(例如，資助化肥的生產和使用)是無法滿足要求的，這是因為供給反應(例如，農民對增加使用化肥的反應，反過來要取決于化肥供給的增加所導致的勞動者邊際生產率提高的程度)的程度對于不同的農場來說是不一致的。因此地主就處于較優越的位置上(因為他們掌握有關土地和佃農的詳細信息)，他們可以提供“適當”水平的資助，而這種水平對于不同的農場來說是相差甚遠的。贊成分權的人們提出，相關信息只對一地有效，這一觀點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完全的分權化(土地、勞動力以及化肥市場可以自由運作，巾央政府的干預極其有限)是行不通的。同時，存在內部相關市場的局部分權化也不能充分地保證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實現經濟效率，特別是在二級市場無法避免的情況下，例如化肥市場。   

    上面的例子說明，在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很復雜的情況下，內部相關市場具有明顯的優越性，這一點適用于更普遍的情況。產品市場的參與者(如生產者和商品銷售者)會發現這種關系網在其他例子中也是隨處可見的，在信貸市場中(廠商經常給供給者和消費者提供信貸)也是如此。

    非線性支付計劃

    市場社會主義所面對的最簡單的分權化的問題是與非線性特征相關的，這在標準競爭性模型中也得到了證實。如前所述，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理指出，在一般情況下，分權化的市場經濟不能產生限制性的具有帕累托效率的結果。它還指出，簡單的征稅和補貼可以使每個人的情況更好，但是這只是簡單的干預。如果政府只通過這種簡單的方式干預，那么正如我所強調的那樣，分權化的意圖得到了維護。市場社會主義經濟正如蘭格和勒納預期的那樣自我運行，然而主要的區別在于 “計劃制定者”必須給生產者和消費者提出不同的價格。(這就是斯蒂格利茨和達斯古塔所預期的框架。) 但是最近有關最佳激勵機制和最佳稅收政策的研究成果表明，只有在嚴格的數學條件下，如此簡單的干預方能滿足經濟重現帕累托效率的要求。例如，有關具有帕累托效率的稅收體制的文獻指出，在一般情況下，政府征稅要取決于每種商品的消費水平，這種依賴方式是非常復雜的，例如對消費商品A所征收的稅款總額取決于商品B的消費水平。

    在市場上，廠商，工人以及貸方之間會產生非常精密的平行聯系。大學允許其教職員工到外面擔任顧問，例如每周一天。這可以被看做是一種簡單的非線性征稅體制(支付計劃)。前8個小時不征稅，8小時以外的部分征收高額調節稅。一個啤酒公司對其零售商說，它可以出售其他公司的啤酒，但如果零售商真的這樣做了，那它將失去特惠政策。

    因此政府在市場中的最佳干預方式以及市場中最佳的契約安排往往是極其復雜的，它反應了導致信息的外部性、非線性特征和數量限制，并使用了交叉市場限制和信息。這些結論對于經濟理論和標準新古典(阿羅一德布魯)模型的現實性具有深遠的意義。

    效率所要求的不是新古典模型提出的完全分權化，而是部分分權化。正如我們所見所聞的那樣，在我們的經濟中有許多大公司，它們只是有限地分權。信息誘導的商業關系(或集聚)和相互關系會影響競爭的有效性，至少標準模型所預期的過于簡單的競爭形式是這樣。在其他情況下，所有受影響的只是發生競爭的“單位”；例如，如果向土地施肥，那么相關的競爭單位就是地主連同化肥的售賣者。在某些情況下，相互關聯(外部性)的網絡是極其復雜的，以致于通過這樣的方式不能有效地提出外部性問題。同樣，在其他情況下，即存在重要的跨時期的內部關聯以及事前競爭(個人或廠商簽定合同時的競爭)的情況下，一旦簽定了合同，那么競爭就非常有限了。當存在不完全預期和不完備保險市場時，事前競爭遠遠無法取代事后競爭^[15]。同時在其他一些境況中，許多廠商和個人被進行中的關系聯在一起，這個事實使競爭的實施以及市場的完全競爭性遇到了嚴重的阻礙。^[16]

政府干預實際所需要的信息比它們只進行線性征稅或補貼的情況要多得多，因此蘭格和勒納以及其他市場社會主義者所期望的分權化的模式實際上是行不通的。他們把簡單的(線性)價格體系作為其理論的基礎，而以信息為基礎的現代理論對此提出了質疑。  

    但是我們的觀察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當這些現代理論對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行性提出疑問時，它們同時又削弱了我們對競爭性經濟以及我們用來描述它所構建的模型的信心。(至少從我們過于簡單的觀點看，情況是這樣的)。一方面，這些理論正確描述了我們所發現的經濟關系中許多復雜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理論又建議我們要更重視觀察復雜的關系。例如，只有在非常嚴格的條件下，計件工資契約或分成制契約才是線性的。這種實際中的契約安排的簡單形式和大多數信息理論模型所預期的情況是不同的，除非假定這些形式在其他條件下不能成立。^[17]

    當我們閘述“簡單”(從理論的角度看)契約具有普遍性這一現象時，大家會覺得這很容易理解。雇工認為雇主不會去 “算計”他們，即雇主不會通過使用他們非常了解而雇工不了解的契約來坑害雇工m’——然而標準模型沒有解釋經濟關系的重要方面，這一事實仍然存在。同時它對模型一般情況下的可行性及其主要結論也提出了疑問，而且通過價格體制的分權化作用也是存在的。由此看來，無論是市場經濟還是市場社會主義它們所模仿的不是市場經濟而是市場經濟的模型，即使用價格體制交流全部相關信息的分權化模型，這種觀點至少是值得懷疑的。

    小結

    本章和上一章回顧了福利經濟學新近的發展。上一章主要介紹了認為競爭性市場經濟具有效率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近期的研究成果削弱了我們對市場效率推論的信心同時，研究進展還強化了政府干預的潛在作用，從而間接地支持了有關市場社會主義的論據。

    本章主要介紹了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并給出了三種解釋。然而每種解釋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第一種解釋強調了政府的有限作用：為實現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資源配置，政府應做的只是對總量進行再分配，其他工作是由市場完成的。與此相反。我提出當信息不完全時，傳統模型所預期的總量分配是行不通的。同時政府為糾正財富市場分配的不充分性進行干預，其成本比傳統理論所預期的要大。    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提示我們，經濟效率問題和分配問題是可以被明確分開的。這種分離對于研究“經濟效率”概念的經濟學家來說非常有幫助，他們可以暫不考慮分配問題。然而我在本章指出，如果信息不完全，效率問題和分配問題不能被如此輕易地分開。例如，不論經濟是否具有帕累托效率，經濟本身就取決于收入分配。

    最后，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經常被認為是證實了經濟的可分權性。通過比較，我提出了信息經濟學的五點基本結論，這些結論告訴我們經濟通過價格機制分權化的程度是受嚴格限制的：

    1．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理被認為是證實了經濟的非分權性，因為它指出當市場不完備，信息不完全時，市場從來不會自己達到限制性的帕累托最優。

    2．在市場不完備，信息不完全的經濟中，會產生外部效應，并且具有普遍性。

    3．阿諾特一斯蒂格利茨定理表明，通常所講的交叉補貼是值得的(盡管缺乏直接的外部效應)。

    4．利用價格體系進行分散化要求不存在非凸性，然而非凸性是普遍的。

    5．當信息不完全時，最佳的激勵幾乎總是要求非線性的支付計劃。     

 　　我曾指出以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為基礎的分權化是有缺陷的。但這并不味著我反對經濟能夠也應該按一種分權化形式運行這一結論，在第九章，我將從其他角度討論分權化問題。

    市場社會主義非常“含蓄地”把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作為其經濟的組織基礎。由中央計劃制定者獲得社會主義所需的信息是一項非常沉重的負擔，它可能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存在的可能性產生懷疑，然而這種“含蓄的”做法使它避免了這種批判。市場社會主義認為市場經濟使用的信息的分權化，對于社會手義來說同樣可以利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可以有效地傳遞信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同樣可以，例如技術信息仍然可以繼續在私人企業中存在。

    我所提出的觀點表明了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的限制性，同時也指出其缺陷。然而一個試圖有效運作的分權化經濟所需的全部信息并不僅僅由價格來傳遞。正如我將在后面的篇章中提出的，經濟所面臨的信息問題比市場經濟模型和市場社會主義模型所預期的問題要復雜得多。如果市場經濟不能完善地解決這些問題，那么在市場社會主義條件下甚至都不會提出這些問題。

    市場和市場社會主義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資本的所有權和資本的配置格局。為保證資金可以有效地在市場經濟中得到配置，所需的政府干預的范圍比傳統理論所預期的要大得多。社會所能接受的(或期望的)財富分配幾乎不可避免地要求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這就給市場經濟提出了與非市場經濟相同的激勵問題。我們將在后邊的章節中詳細討論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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