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iglitz: “社會主義向何處去” (“Whither Socialism?”,,MIT Press, 1994)
第三章
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批判
在第三和第四章中,我們將回到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的討論上。在本章中,我將指出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是有缺陷的。該定理認為競爭性經濟是有效率的。與該定理描述的恰恰相反,競爭性經濟幾乎都是無效率的(下文將作詳細論述)。下一章對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做了類似的批判性分析。在這兩章中,我將著重討論由完全信息和完備市場體系的假設而引發的問題。其他問題將在以后的章節中進行討論,例如由缺乏內生性技術變動的假設而引發的問題。
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指出,每一個競爭性經濟都具有帕累托效率。這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假說提出的一種現代說法:
人們總是需要同胞的幫助,然而一個人只想從別人那里得到恩惠卻是徒勞的。如果一個人可以將自己的利益與其他人的私利聯系起來,并告訴他人出于他們自身利益的考慮,他們應為此人做些什么 那他要達到目的將會容易得多。……我們并不是靠屠夫,釀酒師和面包師的恩惠吃飯,而是他們考慮到自身的利益,這些人才會給我們食物。我們告誡自己,他們只有私利而沒有仁慈,不要和他們談論我們所需要的,而只談他們的私利。
斯密繼續描述私利是如何導致社會商品的:
一個人所盤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在這種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會受一只看不見的手指導,進而導致了一種非他本意的結局。對于社會來說,這種情況并不總是有害。他追逐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其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的實現。…
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給人們對市場經濟的信心提供了理論基礎。像其他定理一樣,它的結論則取決于假設條件的有效性。然而,進一步研究它則會發現,該定理與現代工業化經濟的實際情況并不吻合。
競爭性市場效率的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理⑵
留意作者所強調的假設條件,并標注“條件A.1…… A.10”,同時注意作者有意或無意隱藏的假設條件都是非常有趣的事。例如,每個模型中都有不言而喻的條件,有的條件則被一筆帶過,似乎它的作用僅限于提醒一些傳統的用法;有的條件則暗含在基本定義之中。例如,人們認為供求相等是市場均衡的特點,這種觀點作為均衡定義中的一部分在標準競爭性模型中被提出了。如果供求不等,那么就會出現交換的力量,因此這種狀況就不能算做均衡⑶。這一點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關于不完全信息的最新經濟學研究成果表明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在競爭性⑷市場均衡狀態下可以存在需求大于供給的情況(如斯蒂格利茨和韋斯在1981年提出的信用配給模型),也可以存在供給大于需求的情況(如夏皮羅和斯蒂格利茨在1984年提出的效率工資的失業模型⑸。相似的是,標準競爭模型也開始于對線性價格體系(購買單位商品的價格是固定的)的暗含假設,然而我們現在知道不完全信息的競爭性市場是非線性價格體系,例如數量折扣⑹,即買的越多,單位商品價格越低。由此可見,零利潤競爭性均衡的標準假設條件對于不完全信息模型來說是無效的。
信息假設的重要性
當完全信息的嚴格假設條件不適用于一般情況時,許多標準;結果就不能有效地使用了。直至今日,人們還沒有足夠重視競爭性均衡中信息假設的重要性。對隱含條件的重視與評價組織經濟的不同方式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假設完全信息的存在,確切地說,就是信息是既定不變的,特別是不受任何個體行為的影響,不受任何價格的影響,也不受市場上不同個體的共同行為變化的影響即是說存在一套完整的風險市場體系。當不能滿足上述條件時,市場不會實現限制性的怕累托效率,亦即政府干預可以帶來明顯的福利改善。政府干預同樣要考慮到對影響私有經濟的市場、信息費用(以及市場費用)進行限制。盡管政府使用的干預措施是有限的,例如僅限于使用簡單的(線性)價格手段和統一的總量手段⑻,但實際上,政府干預的作用是有益的。除此之外,這種有益干預的性質(甚至范圍)都與明顯的市場參數有關,例如不同群體對工資和價格的變化將作何反應。⑼
在某種程度上講,阿羅和德布魯最大的成就在于他們發現在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假說中,幾乎只有唯一一套假設條件是正確的⑽。當然也存在市場可能限制帕累托效率的其他情況。例如,如果每個人都是相同的并且都面臨著同樣的沖擊,那么有無風險市場都不會產生任何影響。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存在風險市場,也沒有人會在其中交易⑾;或者說,如果所有個人消費商品的數量都是眾所周知的,那么存在道德風險的經濟體系將限制帕累托效率⑿。(普里斯科特與唐森在1980年詳細研究了存在道德風險的福利經濟學。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的研究結果與普里斯科特和唐森的研究結果有差異,這是因為后者著重研究了一個特殊情況,斯蒂格利茨,阿諾特以及格林沃德均說明了這種特殊情況是有效的。)
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備市場的外部效應
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的重要發現在于當市場不完備、信息不完全時,個人行為對于其他人來說有外部效應,該效應是其他人所無法預料的。(外部效應一般類似于“大氣的”外部效應,它的大小取決于所有個體行為的總和。)下面的一些例子有助于說明該問題:
1.不完備的風險市場
假設在諸多自然狀態下,蘋果樹是唯一的風險性財產。蘋果樹的種植數量(隨機地)決定次年蘋果的產量,它的收益決定價格和在任意自然狀態下擁有蘋果樹的收益率。當個人種植更多的蘋果樹時,種蘋果樹的收益的概率分布就會發生變化,由于蘋果樹被定義為唯一的風險投資,因此這種情況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財產(原始的概率分布)被一種新的財產所替代。盡管在種植更多蘋果時,概率分布發生變化,但是投資者只獲得收益概率分布中他應得的那一份。個人的行為對概率分布的影響可以被視為外部性。[13]
2.不同的勞動者素質(逆向選擇)
讓我們來考慮一下有關勞動者素質的不完全信息問題。廠商可以知道招聘會所提供的勞動者的平均素質。他們甚至可以知道工資是如何影響勞動者平均素質的。⒁ 廠商在每一工資水平上對勞動力的需求取決于勞動力的素質變量。另一方面,無論素質高低,每個工人都沒考慮到他們對勞動力的供給數量會對勞動力的平均素質有何影響(相應地也對勞動力需求產生影響)。實際上,如果低素質勞動者決定提供較多的勞動,則在任何給定的工資水平上都將會降低廠商的利潤。他們的行為對廠商將起到外部性影響。同樣的道理,政府可以輕易地影響勞動力綜合素質,例如對低素質和高素質個體的勞動力供給產生不同影響的商品進行征稅或給予補貼。[15]
3.激勵(道德風險)問題
人們購買保險是因為他們想抗拒風險。但保險并不意味著投保人可以承擔他們行為的全部后果。因此他們避免被保險事件發生的動機減弱了,因為個人可以從中獲得保險賠償。當然,如果所有的人都掉以輕心,那么被保險事件將會更頻繁發生.保險金的數額也將增加。
這個例子同時也表明政府是如何影響帕累托改善的。通過對多種商品征稅或補貼,政府可以鼓勵人們對某些事件更加重視。假設投保事物毀于火災,而造成火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床上吸煙。在床上吸煙是非常危險的,尤其是當一個人喝了很多酒之后。原則上講,一個人可以想到保險契約上要求不要酒后在床上吸煙,但這并不能被強制執行。(保險公司可以在每間臥室都裝上電視監控器,但某些人認為這是侵犯個人隱私。)但是通過對香煙和酒精飲料征稅,政府可以勸阻人們吸煙、飲酒,同時作為一個副效應,酒后在床上吸煙的情況同樣會減少。至少可以通過征稅使由減少“道德風險”而獲得的福利收益足以抵銷由征稅帶來的消費形式變化(額外凈損失)所引起的福利損失。很明顯,征稅和補貼應引導人們去調節自己的行為,例如對提請人們注意的補充商品進行補貼。而對其替代商品進行征稅[l6]。最優稅率應設置在這樣一個邊際上,即人們行為結果所帶來的收益和邊際額外凈損失的均衡。這兩點均可以與經驗的、明顯的尺度相關聯(例如需求補償的[占有和交叉]價格彈性,以及與各種價格相關的“人們更加重視”的彈性)。政府和私人的保險公司缺乏必要的信息來防止道德風險的發生,它們不能直接控制行為。只是政府可以通過一定手段來減輕道德風險以及使用該手段所需信息帶來的影響。[17]
政府職能
上面的例子還可用于說明政府具備而私人不具備的職能。“無名氏定理”[18](如果它是真實的,確實可稱為無名氏定理)指出,政府可以做到的任何事,私人都可以做到,甚至做得更好。政府的所謂優勢只是產生于“不公正”的比較,例如政府可以通過無費用信息改善市場配置,而市場只有通過付出信息費用才可以辦到。我所強調的限制性的帕累托效率將幫助政府擺脫這種批評。
需提出的兩個問題是:政府與其他經濟組織的區別是什么?為什么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其他人則不能做呢?我所著的<國家的經濟作用>一書中提出了這些問題,同時指出政府的強制性職能(與其全社會財產有關)使其具有明顯的優勢(濫
用這些職權可以導致明顯劣勢的限制性職能)。因此政府能夠禁止香煙的生產,而私人或私人群體則不能做到這一點。(當然,為了加強這種禁止職能,政府必須有能力發現香煙的生產。如果香煙的生產是非規模經濟,那么對于政府來說加強這種禁止職能則是困難的。如果政府在香煙生產是明顯的規模經濟的情況下不能實施其禁止職能,那么這至少會導致香煙消費的顯著增長。)同理,政府可以對所有的香煙生產進行征稅。征稅之后,政府可能會發現香煙生產,即使政府不能發現私人的香煙消費水平(政府不可能監督二級交易)。任何私人保險公司或保險公司的集合體都不能“強制地”向香煙生產企業征稅。我們可以假設保險公司賄賂煙草公司,通過給予一定的報酬使煙草價格上升。那么就可能會出現一個新的公司,只要略微降低其產品價格,就可以搶走所有的客戶并獲取利潤。這僅僅是一個例子用來說明政府有權做的而私人部門無權做的事情,職權就是如此,(如果正確行使),它可以導致帕累托改善。(其他例證可參見Stiglitzl989,1991.)
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理的注解
對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理及其相關定理有三種解釋:第一,在我們看來,在特定情況下,這些定理給出了明確的強化福利的政府干預形式;第二,這些定理表明,以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所提出的方式,不可能有效地實行分權化,我將在后面的章節中再討論這個問題;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即這些定理背離了市場對最有效地配置資源是必要的這個廣泛的前提假設,即是說,沒有任何一般性定理可以作為該結論的基礎。(這并不否認存在其他基礎可以得出該結論,這一點我將在下文中闡述。)
從這一觀點來看,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理不能作為界定政府干預行為的基礎。原因之一在于,一旦該定理可以作為其基礎,那么該定理就需要一個更詳細,更正規的政府模型。經濟學的主要定理認為,無論一個政府如何仁慈、如何理性,都不可能比市場做得更好,因此我們并不需要政府理論,這樣只能使事情變得更糟。但是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理指出,政府是有潛在作用的。我將在下文中討論政府是否應該干預以及如何干預的問題。(假定,既然政府是政治機構,那么這個問題的答案將部分取決于這些機構的行為方式。定理指出,如果政府想通過例如征稅和補貼等方式進行干預,那么稅率及補貼金額應依照關鍵變量而制定。)
不完全信息市場經濟不能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其他原因
當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理提出了對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最有力的駁斥的時候,信息模型的其他論斷對第一定理提出了同樣本質性的批判。我想請大家注意其中的三個論斷,其中有兩個論斷與信息理論分析如何導致標準競爭模型無法被滿足有關。(這里的標準競爭模型是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的基礎。)下面所作的系列分析并不完全。我曾試圖強調我所認為是關鍵的經濟學假設。[19]
, 市場的不完備性
在第二章中曾強調標準競爭模型的重要性以及對包括風險市場、期貨市場的完備市場體系假設的不現實性。
交易費用
市場的不完備性可以通過交易費用得到解釋,其中信息費用是交易費用的重要部分。構建一個市場是需要費用的。如果無數的商品、偶然事件和未來的不確定性均存在市場的話,那么社會的大部分資源將被組織交易過程所吸收,留在市場之外的買賣部分是極少的。
一旦意識到有無數事件影響我們,我們就會發現建立完備的風險市場體系將是不可能的。(完備的風險市場體系指可以對所有偶然事件進行投保的市場環境。)每個廠商不僅受影響行業的事件的沖擊,同時受到特殊事件的影響,例如:身患疾病的董事長,出故障的機器,關鍵銷售人員的離開等等都會對廠商產生影響。廠商可以對其所面臨的一些風險投保,例如車禍、火災等等,但是大部分凰險是無法投保的。試圖建立完備的風險市場的想法是不切合實際的。
“完備的市場”與“競爭性市場”假設間的矛盾
正如“自然狀態”的多樣性一樣,現實中不可能存在完全的保險體系,因此生產空間的多樣性使得完全的商品市場體系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我們對產品的所有特征都做了全面規定:不同質量的商品被視為是差別商品,不同時間送來的商品被視為是差別商品,被送到不同地點的商品也被視為是差別商品。阿羅和德布魯將不同時間和不同自然狀態的商品視為差別商品,這觀點看上去像一個不錯的數學技巧,可以把標準模型擴展到一個新的、涉及問題更廣的范圍。但進一步的研究會發現,模型中一些基本的東西受到了損害:或者是這種完備的市場體系不可能存在(因為該市場體系要求是完全競爭性的,如給一個工廠在特定日期,特定時間送去一臺特定質量要求的機器);或者是,若存在這種完備的市場體系,也很難想象這些市場如何具備“完全”競爭性(也就是說,市場雙方存在許多交易者,人數多的使得每個交易者都認為自己的行為對價格毫無影響。)所以市場的競爭性必須是不完全的[20]。例如在勞動力市場上,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完備市場體系則要求對于不同的勞動要有不同的市場,如對斯蒂格利茨勞動的市場要有別于對薩繆爾森勞動的市場,同樣有別于管道工市場和非熟練工人市場等等。如果我們嚴格地定義同類商品市場(如斯蒂格利茨在特定時間、特定條件、特定地點所提供的勞動),那么在市場的一方只有一個商人(斯蒂格利茨)。如果我們把該市場擴展到包括所有的理論經濟學家,那么該市場會更具競爭性。但是我們不得不放棄對同類商品和不完備市場的假設,因為不存在分離的市場以便每種同類商品進行交易。
不對稱信息與完備市場
鑒于個人只能以通常可觀察到的方式進行交易,所以不完全信息使得證券體系不完善[21]。如果我許諾以特定方式將商品送交給你,那么這種方式對我們兩個人來說都必須是明顯可見的,即可以用法律手段強化該契約,但該契約必須被外部第三方所證實。由于這種做法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它明顯地限制了證券體系。
除此之外,信息的不對稱性也嚴重地限制了交易的機會。有這樣一句話大家很熟悉:我不愿從極力向我推銷的人手中買東西。刺激交易的是偏好和比較優勢,當然有關這二者區別的原始定理仍然是有效的,但是有一種被大膽地稱做“欺詐”的動機同樣刺激著交易的發生。然而在傳統交易中,交易雙方都是勝者,但是如果我能使你更注意某些不是物有所值的商品,如買一輛破舊的二手車,那么是我贏了而你卻輸了。農民有強烈的愿望希望在期貨市場上去售他們的農作物,但是大多數農民不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機會和更好的解釋。期貨市場由五家大貿易公司所控制,這些大公司比小的農業生產者有更多的信息渠道。這種對信息擁有的差異使得農民處于不利地位,而貿易公司可以從相對無知的農民身上獲取利潤。當了解到這些情況之后,人們則寧愿承擔風險而不愿在該價格水平上進行交易。 信息的不對稱性使許多市場不完備,而不僅限于保險市場、期貨市場和二手車市場。下面以尋求改變工作的“二手勞動力”為例闡述上面的結論。對于“二手勞動力”來說,他們目前的雇主比其將來的雇主對其能力有更多的信息。新雇主知道,如果他想從其他雇主處吸引一個雇員,那么如果這個雇員有價值,則原雇主就會滿足其需要,反之則不會。因此未來的雇主則永遠處于一種不利地位:只有未來雇主比目前(信息充分)的雇主認為該雇員更有價值,并提供給他更高的工資,他才能成功地吸引雇員。當然,也有可能雇員在新公司的生產效率比原來工作更高,即雇員更適合于新的工作,或者因為其他(非金錢的)原因,雇員想改變工作(搬到與親戚近的地方或遠離他們)。因此,在這樣的勞動力市場上是有交易的,但這僅是對那些尋求更合適工作的較年輕的工人來說的,這樣的市場在逐漸萎縮。
與上述例子相似,在企業與資本供給者之間,股票比信貸(銀行貸款或債券)可以更有效地平攤風險;股票的提供者分擔風險,而對于信貸來說,剩余的風險是由企業或廠商的原始股東承擔的[22]。然而股票市場是極不完善的;只有少量的新投資得到股票[23]。造成信息不對稱的原因之一就是,股票的售買者比可能的買家具有更完全的信息。當市場價格比其股份實際價值更高時,他們急于出售這些股份。買者也知道這些情況。因此廠商發行股票的意愿是在向市場傳遞了一個信息,即出售者認為股票價格過高。同樣市場做出反映,使其股票價格降低。
除了公司股票價格過高而出售外,公開發行股票的另一個原因是公司的所有者要規避風險,同時像我們曾經指出的,股票法比其他集資方法更能有效地分散風險。(在有些部門中規定,公司必須通過股票法集資。)外部人(“市場”)無法辨別公司出售股份的原因,是股票價格過高,是銀行拒絕貸款,還是公司所有者意識到股票法是分散風險的有效途徑。實際上,當公司發行股票時,一般情況都會導致價格下跌(平均來講,現存股份下跌價值相當于集資總額的30%[24];有時下跌價值則大大超過了集資總額)。市場將一部分可能性歸因于價格過高而使公司出售股份的機會。從公司的前景考慮這使得出售股份的成本非常大。正是這一點可以部分解釋作為集資手段的股票法何以不值得信賴。
道德風險
信息的不對稱導致兩個問題的出現:(逆向)選擇問題[25]和激勵或道德風險問題[26]。在保險市場中可以清楚地發現這兩個問題的存在,但在其他市場條件下,這兩個問題也是存在的。第一個問題導致廠商不能為其利潤投保。很明顯,廠商對其前景所掌握的信息比任何保險公司都多,而保險公司擔心的是廠商是否愿意付保險金,這將是一個非常好的交易。也就是說,保險公司很有可能會為其政策而付出代價。
道德風險仍然會導致有限的保險。保險的覆蓋面越全面,個人和廠商采取行動以確保投保事件不發生的積極性越小。因為這種減少投保事件發生可能性所需采取的行為通常情況下是不明顯的(或者這種行為無法被證實),因此保險金的支付不能以個人或廠商是否采取類似行動而定。健康保險公司喜歡為不吸煙或不“被動吸煙”的人投保。但是保險公司難以發現這種行為,并且不能要求投保者不吸煙。[27]
完全的保險體系將減少人們的積極性,在很多情況下保險公司不顧其政策是否受歡迎,而索取很高的保險費。因此。一般來說,一旦存在道德風險,就會存在不完全的保險體系[28]。相似的激勵問題在許多其他的市場中也會出現。在大多數公司中并不是根據人們的行為而支付報酬。投人(努力)并不容易被發現,但是監督產出卻是可能的。如果報酬完全依賴產出而定,那么報酬的種類就太多了,因為除了努力之外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決定產出。實際上,盡管保險體系不完善,但是部分地根據員工行為而支付工資,廠商會給他的員工提供一定的保險。如果工資完全不依賴其行為而定,那么員工就沒有動力努力工作了[29]。因此,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這兩個問題解釋了市場萎縮的原因;在某些情況下,市場可能會被關閉。結合其他的交易費用,這兩個問題強化了我們對市場不完備的問題的結論
完全信息與完備市場假設間的矛盾
更準確地說,市場的數量影響了交易者的信息結構,也就是說,不同市場中的價格可以相互傳遞信息。如果小麥未來的價格很高,那么我們可以推測,市場中具備信息的人要么認為未來的需求增加,要么認為未來的供給減少。因此,不具備信息的交易者可以通過關注價格的變化從信息靈通的交易者那里獲得信息。獲得信息的多少取決于存在什么市場。在有些情況下,不具備信息的交易者可以從信息靈通的交易者處獲得全部信息(理淪經濟學家的討論有時使人們回憶起中世紀的宗教爭論,即有多少個天使可以同時在一個針尖上跳舞:人們長期爭論我們是否可以通過市場價格推測經濟的運行情況[30]。比如說,如果只有單一的隨機變量影響特定證券的回報率,同時有一些消息靈通人士知道該隨機變量的值,那么價格就會完全揭示這一隨機變量。如果這個例子對于所有風險性證券來說都是真實的,那么價格就可以完全揭示經濟的運行情況。但是“事件”空間比價格空間大得多,也就是說成百上千的變量卻會影響到廠商的利潤率,因此人們希望通過價格推測經濟運行情況的想法是荒謬的。)
如果交易者有動機去獲取信息,那么就要求信息在市場上的傳播是不完善的。如果僅僅通過觀察價格,有人可以不花錢而得到其他人花錢而得到的全部信息,那么這些消息靈通人士在信息方面就沒有絲毫的優勢了,這些人也無法從獲取信息的支出上得到回報。因此,如果存在完備的市場體系使得信息可以良好地傳遞,那么投資者就沒有動力去獲取信息了。(由于交易的所有參與者都掌握著同樣的[零]信息,那么交易的動機也大大減少了。)換一種說法就是“具有信息”的市場”[31]和“完備的市場體系”這兩個假設是相互排斥的。[32]
完備市場概念的不成立性
完備市場體系的假設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問題。在后面我將強調指出創新的重要性,但是當人們還沒有意識到偶然事件時,很難想象這種偶然事件(狀態)市場的存在。如像原子能原理的發現和這之后的原子能源的商業性發展之類的事件,是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的,尤其是對那些其他能源資源的所有者來說。然而,像這樣具有風險的市場(如與激光和晶體管有關的風險)是如何在其基本概念成熟之前就存在的呢?這是完備市場體系思想與創新思維之間的一個基本矛盾。[33]
我曾詳細闡釋過市場為什么不完備的幾個基本原因。然而對于許多人來說,市場為什么不完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市場不完備的事實。
缺乏競爭
對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的又一個批判是:它錯誤地假定存在完全競爭,即每個廠商都是價格的接受者。實際上,大部分市場都不是完全競爭的。其原因之一是,當信息不完全并有信息成本時,市場一般不是完全競爭的。不完全信息賦予了廠商一部分市場權力。盡管存在競爭,但實際上并不像經濟學教科書中所描述的那種完全競爭,即廠商是價格的接受者。事實上。市場競爭更類似于壟斷競爭,它是由張伯侖在半個世紀之前提出的[34]。(我會在后面進一步討論這個觀點,在此我只想指出福利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作為價格接受者的廠商,即取決于完全競爭。)由于信息不完全,所以當一個廠商提高價格時,該廠商的所有顧客并不馬上尋找另一家生產同樣產品且價格更低的廠商,因為顧客確實可以順理推測其他廠商也提高了價格。同理,一個廠商降低價格,它并不能立即將其他價格較高的廠商的所有顧客都吸引過來。由于搜尋過程是需要成本的.因此顧客不可能對所有生產他們感興趣商品的廠商所制定的價格有全盤的了解。
然而,不完全競爭不僅僅是由于不完全信息造成的,固定成本也造成不完全競爭,這其中一大部分是與信息相關的成本。生產直接導致了固定成本的產生,例如經營一個公司的常用開支,以及為決定如何生產而獲取信息所支出的固定成本。這就意味著大部分廠商不可能在任意時間,任意地點,任意狀態下生產任意質量的任意商品。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盡管只存在小量的固定成本,許多這樣的“市場”都會有相對較少的供給者。
由于上述原因,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廠商面臨的是下降的需求曲線。市場是高度競爭性的,但并不是完全競爭的。盡管偏離完全競爭的程度都很小,當這些小的偏離疊加以后,就出現了明顯區別于標準模型的經濟圖景。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只有在相當嚴格的條件下,經濟才具備(限定性的)帕累托效率。[35]
上述問題的原因很好解釋。像面臨下降的需求曲線,用來衡量消費者邊際效用或其支付的邊際傾向的價格超過了邊際成本。勒納(1944)指出,如果面臨相同的需求彈性的廠商只靠勞動力來進行生產,同時勞動力的供給彈性為零,那么即使存在壟斷,經濟也可實現帕累托效率。然而這只是一個特例。在一般情況下,勞動力供給并不是沒有彈性的,因此商品市場的壟斷就會影響實際工資;反過來影響勞動力的供給;同樣,壟斷的程度(需求彈性)對于不同的商品來說是不同的。
勒納(和早期的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生產的不同商品的相對數量上。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出現生產的商品并不是最需要的商品的情況。如果一個廠商認為在某種商品上他的收益大于其成本,那么他就會生產某種商品。在決策過程中,廠商并不關心其利潤率與其他廠商相比是怎樣的。如果一個廠商生產一種新的商品,那么他就會將其他廠商的需求曲線向左移動(如圖3.1所示)。該廠商也可能盡量將某廠商需求曲線向左移動,以致于使后者生產某種商品不再有利可圖。在這種情況下會出現消費者剩余(如圖3.1陰影部分ABC)。此時消費者剩余的損失超過了生產新商品所獲得的消費者剩余。
市場產生噪音
我認為市場經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有能力有效地“解決”信息問題。當信息獲得需要成本時,廠商就利用這一點。廣商的這種行為,可能會產生噪音[36]——他們有時有意識地給消費者提出信息問題。
盡管通常情況下,我們不從這個角度研究暫時性價格下降(“減價促銷,,),但它確實可以產生價格分散。有代價的搜尋過程給廠商索取差異價格或暫時性降價提供了依據。低價位廠商可以為自己爭取大部分顧客,但是高價位廠商仍然可以生存,因為搜尋過程成本太高或者不能找到低價位廠商的顧客仍然會惠顧高價位廠商。高價位廠商通過單位商品的高利潤(價格)來彌補銷量較少的不足。圖3.2表示的是一個需要價格分散的均衡情況。假設所有的廠商都索取同樣的價格,每個廠商都會考慮如果他降低(或提高)自身商品的價格,將會發生什么情況。如果他提高價格,他就會失去一些客戶;如果他降低價格,則可以從其他廠商處“搶走”客戶。他所搶走的客戶是那些消息渠道靈活的客戶(低成本搜尋者)。雖然對任意廠商來說,這種類型的客戶都是相對較少的,但是有許多廠商通過這種降價的方法爭奪客戶。廠商通過降低1%的價格所增加銷售量的比率與通過提高1%的價格所減少銷售量的比率相比較可能大也可能小,這取決于該廠商可以從多少家其他廠商處爭取客戶以及爭取客戶的數量(相反,這取決于低成本搜尋者的數量)。圖3.2描述的是降低價格增加的銷售量比率遠遠大于提高價格減少的銷售量比率的情況:需求曲線上存在一個折點。但如果事實真是如此,那么單一價格且利潤為零的均衡情況就不會存在。通過單一價格畫出一條通過需求曲線的折點處的平均成本曲線,在該點處,廠商既可以提高價格,也可以降低價格。兩種情況下,廠商都可以獲取利潤。
因此,當價格分散產生了搜尋行為以及為降低市場“噪音”而采取行動時;當搜尋過程限制了市場價格的差異程度時。不完全信息的事實(有成本的搜尋過程)是產生價格分散的首要因素。價格分散本身并不對經濟環境中的外生性變化產生反應,但是可以內生地作為市場均衡的一部分。在這種市場均衡的條件下,每個廠商都意識到了搜尋過程是需要成本的結果。(Grossman and Stiglitz,1976,以及Lucas,1972,強調了有償信息在限制套利的范圍以及減少外部刺激效應時所起的重要作用,實際上就是市場產生噪音的情況。)
新的市場失效與原始的市場失效
上述結論以及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理降低了我們對市場有效性假設的信心。新的市場失效是以不完全信息、信息的訂償性以及不完備的市場為基礎的;而原始的市場失效是與諸如公共物品,污染的外部性等因素相聯系的。這兩種市場失效
之間主要存在兩點差別:原始的市場失效在很大程度上是容易確定的,其范圍也容易控制,它需要明確的政府干預。由于現實中所有的市場都是不完備的,信息總是不完全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對于所有市場來說是各有特點的,因此經濟中的市場失效問題是普遍存在的。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在分析市場失效問題時,不僅說明了市場失效的存在,同時也提出了導致帕累托改進的政府干預方式。他們的分析還確定了決定最優糾正性稅率的行為變量(如供給和需求的彈性)。然而實際上一個全面的糾正性政策需要對所有的商品征稅或補貼,這一點應以估算的所有商品的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包括所有的交叉彈性)為基礎。實施糾正性征稅所需的實際信息在目前是無法獲得的,當市場缺陷比較小的時候,實施糾正性征稅的成本 (這一點在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分析中被忽略了)要比收益大得多。因此,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較大,較嚴重的市場失效情況上是比較合理的。關于主要的保險市場(健康保險或汽車保險),與工作保證相關的風險,資本市場的不完備性,我將在本書后面的章節中再討論這些實際問題。我想強調指出的是。新的市場失效和原始的市場失效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備市場問題的普遍性。
信息、價格與市場經濟的有效性
對一些讀者來說,在存在不完全信息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無效性是難以理解的,特別是對于奧地利傳統學派來說。構成價格體系的觀點之一即闡釋價格體系的信息有效性。正如我們在初級教程中告訴學生的那樣,任何廠商甚至無需了解如何生產一支鉛筆,也無需了解生產鉛筆的原料的稀缺性,或者消費者的偏好,所應知道的只是產品的價格和原料價格。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即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其深刻見解在于,即使獲得這樣極其有限的信息,市場也能產生帕累托效率。
當然,還存在很高的信息效率。在阿羅一德布魯模型的理想化的條件下,價格確實將信息從生產者處傳遞到消費者處。反之亦然。然而這是一個極其有限的信息問題。當市場承受較重的信息負擔時,即當市場必須對不同能力的工人進行選擇或者對不同質量的證券進行選擇時,當存在不完善的監督時,市場必須給工人提供激勵。當市場必須獲得有關變化環境的新信息并對其進行加工時,市場的運作似乎不盡如人意,即使我們只用有關限制性帕累托效率的有限福利條件來衡量市場,它也是這樣的。
市場社會主義與市場失效
為什么市場經濟不能實現(限制性)帕累托效率呢?它又為什么不能達到新古典模型預言的經濟效率的標準呢?在回答上述問題時,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備市場具有重要作用,本章已對此重要性作了解釋。社會主義以及市場社會主義試圖實現更高的經濟效率,同時排除資本主義的社會成本。但是在要求政府負責運作“市場”(或權且稱其為市場)的過程中,當市場在私人部門無法正常運行時,市場社會主義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講,市場社會主義理論不是以對這些市場失效進行分析為基礎的,而是以市場經濟實際運行與具備理想政府的、假設的市場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之間的簡單比較為基礎的。這種理想化不僅沒有考慮到政治的實際情況,而且從本章的角度看更重要的在于它沒有考慮到基本經濟的實際情況。
新的信息模型揭示了“市場失效”在經濟中的普遍性。實際上,市場失效出現在私人部門的每一次交易中,盡管每一次失效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其積累性結果確是明顯的。此外,市場失效并不像空氣污染那樣可以被簡單界定,而且有效的政策可以輕易地治理它。當市場失效減弱了我們對市場有效性的信心的同時,其普遍性也減弱了我們對政府可以糾正失效的信心。在我們看來。最重要的在于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均沒有對這些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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