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我們要結婚》和《神木》中的農村世界*

只有窮人在以激越的方式過著實際的現實生活，赤條條一無所有，因此，只有窮人有能力更新我們現時的生活。

                            ——邁克爾·哈特

安東尼奧·尼格瑞

                         1

他們之所以“意外”死去，都是因為一件麻煩事！

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她，又懷孕了，于是，這成了她和與她相依為命的他必須解決的麻煩事。當然了，對他們來說，首選方案就是去馬路旁邊那些臟兮兮的小診所，因為，在那里解決問題的方式最簡單，也最省心——他們只要交上一筆數目并不怎么巨大的錢就可以了，而無需回答種種令人難堪的問題，無需面對種種莫名所以的目光，更無需出具所謂的“材料”，以證明自己的身份和行為的合法性。

然而，這次不行，他們被從那又黑又暗的診所里趕了出來，因為，她剛做了手術還不到半個月，再做會有生命危險，“醫生”們可不想惹麻煩——有人死在他們那兒。

他們又去了一家大一點的醫院，結果還是被趕了出來。

晚上，兩個人商量著，慢慢解決這個難題。

“要不結婚，你生下來吧。”[1]躺在鋪著塑料的樓板上的他下了這個決心。

可是，她害怕自己的父親，害怕他知道自己懷孕這件事之后，把自己綁起來，“連同肚子里的孩子一塊揍死。”

長久的沉默之后，他想到了一個更“好”的主意：“要是能在這兒領到結婚證就好了，生下孩子來，帶上錢，回去，他能原諒咱。”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們就去了民政處，“夾雜在一堆散發著香水與口香糖氣息的年輕人中”等著領結婚證。

結果，一句“戶口本呢？”的提問以及一句“戶口在那兒回那兒辦去。”的回答，粉碎了他們積攢了一夜的希望，把他們打發到了熱鬧而又冷漠的大街上。

他們又去了一家大醫院，仍然無功而返。

無可奈何之下，他們決定回老家，因為在這里，什么問題也解決不了。就這樣，他們來到了長途客車站，和因回家麥收而空前擁擠的人們一起，擠上一輛長途客車，踏上了黑色的死亡之旅。

與問題出現時的煩躁和沉重相比，問題的解決顯得那么“簡約”而“輕松”：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讓他們“告別”了這個充滿麻煩和尷尬的世界——在如戰鼓一樣凄涼而熱烈的雨水聲中，他們的靈魂邁過窗口，邁過堅硬粗糙的馬路，來到無邊無際的大地之上，前面，是成千上萬的身影，他們領著孩子，牽著牛羊，衣衫破舊，熙熙攘攘，往黑暗的原野涌去……

一切麻煩都煙消云散了。

他們徹底解脫了。

                       2

意外事故。

“意外”？

“事故”！

或許，我們永遠也不該用一種推論的方法來討論他們的死亡，哪怕在某些“大人先生”們眼中，他們是一群渺小得像草芥一樣的人。因為，他們的死亡，就像他們的生命一樣，都是唯一的，不可逆的，都是刻骨銘心的疼痛。因而，永遠也不應該變成一個分析的范例，一次記憶的命名，一種昭示的象征。然而，令人痛苦的是，這恰恰是我們必須面對并加以思考的東西。可是，如果我們的思考能夠對這灰暗的世界有所助益，哪怕是點燃一點點慘淡的光明，照亮那些被苦難遮蔽著的人們，讓生命如花朵一樣美麗，讓死亡如生命一樣唯一，而不再是分析的邏輯鏈條上冰冷的一環，也許我們直面死亡、溯流而上的痛苦能夠有所拯救。

或許，這就是這種思考唯一的意義之所在吧？

正如筆者用問號質疑而后又用感嘆號強調的一樣，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把這次事故當成一次“意外”，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就忽略了作者隱含在后面的憤怒和憂慮，而把自己變成了一則黑色幽默的主角。然而，我們必須同樣堅定的是，無論如何，這確實是一次“事故”，不過，我們不是僅僅局限在懷孕和車禍本身——對小說作者而言，這也不過是一根敘事的導火索而已——而是完整地檢查這次“死亡之旅”。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與車禍的偶然性相比，他們的死亡有太多的必然性，也就是說，在他們小心謹慎地尋求生活的路線圖上，有太多的柵欄和陷阱，以致于除了沿著不得不選擇的黑暗之途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外，他們別無選擇。

是的，他們別無選擇，就像“她”變成鬼魂之后，向父親所抱怨的那樣：“我覺得整個世道都在與我們作對。”

是的，整個世道都在與他們作對，所以，她幾乎連生孩子、做母親的權利都被“剝奪”了，所以，她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懷孕，一次又一次地打胎，直到黑診所的醫生也不敢給他打了，因為再打，會把她給打死。這個時候，無計可施的他們才想到了登記結婚，而“戶口”卻成了他們繞不過去的關卡——我們無法忘記他們民政處里的心路歷程：滿懷希望的忐忑，無可奈何的尷尬，徹底失敗的憤怒和絕望。

是的，戶籍制度以及以此為基礎而建構起來的“城鄉二元結構”是導致他們死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讓我們暫時離開文本，回歸歷史，厘清我國戶籍制度的來龍去脈：1951年，公安部公布了《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這是新中國第一部有關戶籍管理的法律法規。1957年，政府實行控制戶口遷移的政策。195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91次會議討論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該條例第10條第2款對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做出了約束性規定：“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準予遷入的證明，向常住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該規定明確地將城鄉居民區分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標志著中國以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為核心的戶口遷移制度形成。[2]

這種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將城鄉兩部分居民分別限定在兩種截然不同的地域里，而且，由于一系列諸如資源配置之類制度安排的支撐，這種地域的不同造就了社會身份的差異。實際上，這種社會身份的差異，代表了兩種高下判然有別的社會地位。比如，在物質供應方面，1953年以后，隨著糧食統購統銷制度的實行，中國開始實行糧油計劃供應制度，原則上規定國家只負責城市非農業戶口的糧油供應，不負責農業戶口的糧油供應。在就業制度方面，國家只負責城市非農業人口在城市的就業安置，不允許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尋找職業，規定：城市“各單位一律不得私自從農村中招工和私自錄用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農業社和農村中的機關、團體也不得私自介紹農民到城市和工礦區找工作。”甚至要求：“招用臨時工必須盡量在當地城市中招用，不足的時候，才可以從農村中招用。”在社會福利制度方面，早在1951年2月，政務院就發布了《勞動保險條例》，1953年又進行了修改，詳細地規定了城市國有企業職工所享有的各項勞保待遇，主要包括職工傷病后的公費醫療待遇、公費修養與療養待遇，職工退休、退職后的養老金待遇，以及職工死后的喪葬、撫恤待遇等。[3]

就這樣，一種壁壘分明的“行政主導型城鄉二元結構”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改革開放后，雖然允許農民進入城市經商和打工，但城鄉居民二元分立的狀況依然如故，農村居民仍然沒有取得在城市定居的權利，而是實行暫住證制度：這當然可以看作是弱化城鄉壁壘的措施，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不妨看作是城鄉壁壘仍然巋然不動的標志。

這就是為什么民政處的工作人員只用了三言兩語就把他們給趕到了大街上的原因：跟“城市人”相比，他們是身份截然不同的兩類人啊，或者，說得更清楚些，跟“城市人”相比，他們是“二等公民”，甚至是不入流的“化外之民”啊！

這也是為什么他們在民政處時感覺自己與這里的環境格格不入的原因：與那穿白裙子的長發女孩相比，臉又紅又黑、鼻子又圓又亮、骨骼粗大的“她”，“仿佛是從印度來的”。“印度”？一個充滿了殖民意味的詞語，一個低人一等的詞語，一個充滿了污穢想象的詞語！這可是與她相依為命的“他”的感覺啊：在一種無聲無息而又不容挑戰的威壓面前，他們就像弗朗茨·卡夫卡筆下的格里高爾·薩姆沙[4]一樣，開始自我厭惡、自我扭曲，自我變形了，覺得自己低人一等，不是正常人，是骯臟的“印度人”。

這也是為什么被從民政處驅逐出來后，坐在滾燙的石板上，她覺得這車來車往的世界與己無關的原因。

這也是每當不經意間與大街上的行人目光相遇時，她自己就羞愧、打冷顫，仿佛那里面有一股殘暴的力量的原因。

這也是為什么在迷幻狀態中，她對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飛翔、接吻、做愛、在炎熱的空氣中產下幼子的蜻蜓充滿了向往的原因。

沒有什么高深莫測的原因，只是因為“它們”的世界里沒有森嚴的壁壘，它們可以自由自在地飛翔、戀愛、結婚、生育……

                         3

然而，如果我們把他們的死亡僅僅歸咎于戶籍制度，以及以此為依托而構筑起來的“行政主導型城鄉二元結構”的話，那么，即使我們沒有南轅北轍，也確然偏離了問題的重心。

其實，導致他們死亡的另一個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是他們無法回歸自己的家園，或者說，他們的家園——農村——已經徹底衰敗了，因而無法容納自己在外面出了麻煩的游子。

那個被生活弄垮了的“父親”，那個在彌漫著塵土氣息的屋子里不停地吼罵、咳嗽，摻雜著偶爾幾張帶人頭的人民幣出現時比殺人兇手還可怕地笑的“父親”，就是一個絕妙的象征。雖然蒼老，卻十分“睿智”，他清醒地向女兒指出，那些進城打工的人都是些“二串子”，雖然他們把在城里的生活說得天花亂墜似的，可其實他們是活在地獄里呢，因為，“從沒見到過村子里的狗能跑到城里去吃得肥頭大耳”。但是，即便如此“睿智”的他，也幾乎忍受不了村子里的生活了，因此，就不停的吼叫、怒罵、獰笑、廝打女兒、想把女兒養大后嫁/賣出去，換幾個養老錢。

不過，要說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回答另一個問題：他們——農民工——為什么告別世代居住的家園而大規模地遷移，流入舉目無親的城市呢？

說到這里，我們又回到了“人多地少”這個長期困擾中國農村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上來：目前，我國內地耕地總面積不到20億畝，人均耕地約1.4畝，而且，在最近十幾年中，由于工業，特別是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耕地在以每年約1000萬畝的速度銳減。而從另一方面看，全國70%的人口在農村，勞動力的70%左右也在農村，我國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只擁有不到4畝耕地，平均每個種植業勞動力實際播種面積為8畝。即使按照20世紀80年代末的農業生產力水平，平均每畝用工28個標準勞動日，每個農業勞動力全年平均投入農業的標準勞動日不超過200個。僅僅以這種簡單的計算方法，也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如果不考慮農民的兼業問題，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大約有1.2億左右。而且，現在已經有近億個農民工流動于城鄉之間。[5]

這樣，按照發展經濟學中勞動力轉移和社會學中城市化的傳統理論，農民工現象應該被納入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知識框架中討論。然而，這樣的解釋，雖然在宏觀上、靜態上是成立的，可如果從微觀、動態過程來看，卻存在一定偏差，并在很大程度上衍生出對民工潮的扭曲印象。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孫立平教授講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幾年前，他們進行農民工調查訪談時，幾乎都非常詳細地詢問和了解諸如“你家里有幾口人？”、“其中有幾個勞動力？”、“承包了幾畝土地？”、“畝產多少？”、“來自種田的收入有多少？”之類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后有一個基本的假設，那就是農民工離開家鄉進城打工的一個重要原因，肯定是人多地少，換言之，是由于農村勞動力的剩余。調查中，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當然是各不相同，但出乎調查者預料的是，相當一部分訪談對象對回答這個問題并不怎么重視，他們的回答往往是相當籠統的一句話：“種田不掙錢。”

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也反映了一個比較有意味的現象：作者跟每個訪談對象座談的時候，幾乎都要和他們算一算家庭收入的經濟帳，然而，讓他頗為意外也頗為感嘆的是，大多數農民根本不知道自己每年的經濟收入有多少，尤其是種田所得收入有多少，有的農民竟然在作者幫他把經濟帳算清楚之后，才發出“種了大半輩子田，到今天才知道自己種田到底收入多少”之類的感嘆。

這些現象說明，在農民工們的腦海中，并不存在一種具體的土地和勞動力的數字關系，進一步說，并不存在“剩余勞動力”這樣文縐縐的概念，相反，支配著他們流動行為的是一種對農業收益的概念，或者說，是一種對生活的感覺，因此，我們可以說，目前中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從微觀角度說，并不是直接對“大量農村勞動力處于剩余狀態”這種狀況的反應，而是對“由于勞動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貧困化”這種狀況的反映。[6]

是的，“普遍貧困”，以及與經濟上的“普遍貧困”相伴隨的農民社會地位的沉淪，而且，這“普遍貧困”并非僅僅是由于“勞動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

改革開放前，作為工人階級堅定的政治同盟軍，農民在整體上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而且改革開放后，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和農村工業化的發展，原先高度集中在國家手中的資源開始向農村彌散，農民最初獲得了較大收益，其經濟地位有了較大提高。然而，好景不長。1997年以后，農業經濟出現明顯的滑坡趨勢，統計資料表明，農產品的產量和價格同時下降：就糧食等大宗農產品而言，1998年是一個重大轉折點，此前其增長趨勢較為平穩，此后就出現減產局面，在1999—2001年連續三年減產，年均減幅為4.1%；就農產品價格而言，1997年是一個轉折，此前的價格基本上保持上揚趨勢，此后便開始下降，而且涉及的農產品種類多，價格降幅大，持續時間長，2001—2002年，許多農產品價格降到十年前的水平，糧食尤甚。

概言之，中國農業經濟的增長趨勢在1997年以后明顯減緩，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農戶的收入狀況是不難想象的，盡管統計上農民收入一直在“增長”，只不過增幅降低了而已，但實際上，許多農村問題專家估計，1997年以后，農民收入確實是趨于下降的，因此，從那時起，“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呼聲就不絕于耳。[7]

農民還面臨許多其它問題：一是負擔重——1993年以來，農民所承受的各種負擔，普遍超過10%，在一些地方甚至超過25%，即使在農村實行稅費改革后，其負擔仍然達到8.4%；二是國家財政對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投入比重逐年下降，農民能夠分享的公共資源逐年減少，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極不健全，絕大多數農民沒有醫療保障和其它社會保障，教育狀況也日益惡化，以致于因子女上學和家人患病而陷入貧困者屢見不鮮，農村的生活感覺日益惡化；三是城市和城市工業對農村的資源抽取日益嚴重，這主要表現在土地征用、“剪刀差”、和農村資金向城市倒流等幾個方面，而對農民土地利益的抽取，可能是其中最為嚴重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這些失地農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時，除了得到有限補償外，在就業和社會保障方面，幾乎沒有從征地方得到任何保證和安排，淪落為“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游民”。[8]

由于上述種種原因，從1997年起，農民的經濟、社會地位迅速下降，變成一個地位較低且明顯處于劣勢的階層，因此，大量農民離開日益衰敗、荒涼的農村，而逃往雖然人生地疏但卻有一絲生活希望的城市，即他們不是因為羨慕城市生活的繁華而向城市“進軍”、“征服”城市的——如果個別農民工確實是這么想的，而且也是這么做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己的“夢想”，我們也只能說這是問題的結果，而非問題的動因——而是為了逃離農村的貧困和絕望，想通過在城市中多出一份力，拼命掙一點金錢，好滋潤日益枯萎的生活。就像詹姆斯·C·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中所揭示的一樣，這不過是農民在“災難”來臨時，在有限的資源中選擇的一種“自救”措施而已。[9]這就是為什么雖然在城市打工十分艱苦，且得不到應有的待遇和尊重，大量農民仍然源源不斷涌入城市的原因。

就這樣，“像變魔術一樣，村子里的年輕人越來越少”。

“魔術”，一個多么精妙而準確的詞語！

呈現在我們面前的農村現實，又何嘗不是一幅魔術一樣的場景：村子里只有羸弱的老人、幼稚的孩子和無助的婦女，而被人戲稱為“386199部隊”。一些社會調查者在西部一個村莊調查時發現，該村黨支部7個成員，年齡最小的67歲，最大的已經83歲，當地人稱他們為“7個黨員6顆牙”支部。[10][流動，313]

這就是小說中那殘酷的一幕出現的原因。

即使已經死去，變成鬼魂，可“他們”“要結婚”的愿望仍然障礙重重，無法實現，因為，“父親”已經收了國防娘送來的定親錢——在“父親”看來，這雖然是門“死親”，可總比什么也沒有強，因為，“他”“都60歲了，連個養老送終的錢都沒有，干這些牛馬都不干的活兒（指去窯上拉磚，本文作者注）。”

多么可怕的“魔法”：父親剝削女兒，活人壓榨鬼魂！

干涸的農村！

                     4

也許，問題的根源仍然不在這里，或者，換個形象的說法，那就是我們雖然看到了“魔法”那可怕的結果——干涸的農村，但我們卻不知道“魔法師”是誰，尤其是沒看見他那只“反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手”在哪里。畢竟在改革開放初期，隨著資源向邊緣群體的彌散，農民是很過了幾天“好日子”的，可情況怎么一下子就變得那么糟了呢？

對了，我們要尋找那只“看不見的手”。

或許，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之間的“斷裂”，就像作者憑借本能而感覺到，因而用一個充滿了寓意的結尾告訴我們的那樣：正是因為城市和鄉村之間深刻的“斷裂”，他們離開城市之后也無法回歸家園，而只能死在“路”上。

道路，無邊無際的道路，“斷裂”的象征。

我們在上文已經討論過，改革開放前，由于戶籍制度等的作用，我國存在著一種“行政主導型的城鄉二元結構”，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鄉之間的斷裂：城鄉之間人口不能自由流動、兩種不同的經濟社會待遇……但是，就像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制度性不平等的存在一樣，我們也必須承認，在這種制度性不平等背后，存在某種程度的實質性平等，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由于城鄉之間資源的流動，在這種表面上的二元壁壘背后，城鄉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溝通和聯系。

改革開放前，社會財富主要集中在國家手中，然后由國家依據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來進行再分配。與這種制度相伴隨的，必然是社會財富和資源的極度“匱乏”，對農村而言，尤其如此，因為，當時農村資源被大量轉移到城市，以支持國家的工業化建設。但是，由于資源再分配體制的推動，城鄉之間的資源鏈條不僅不是斷裂的，而且是有機流動的，兩者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

我們可以通過對一個普通城市家庭基本消費支出的分析來說明這個問題：那時候，一個城市家庭每個月幾十元的收入購買什么呢？可以說大多數是農產品或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品，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過購買生活必需品又流入農村，所以，盡管存在“剪刀差”，但我們仍然能夠看到一種城市和鄉村相互依賴、相互支撐的和諧景觀。我們可以說，當時的農村不是一個被“遺忘”了的角落，所以，盡管當時農民的生活“很窮”，但他們的生活卻并不一定“很苦”。

80年代初，國家采取一種以市場為基本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開始的時候，集中在國家手中的資源向社會各個階層彌散，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是最早的受益者：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同時也由于國家提高了糧食和農產品的收購價格，農民的收入增加了；城市中，職工的收入由于工資和獎金的增加而提高了。可以說，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所謂“共同富裕”的局面。但這種彌散性的資源配置格局并沒有持續多長時間。

20世紀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由于一系列制度安排的作用，財富陡然重新聚斂：不良市場機制、巨大的收入差距、貪污受賄、瓜分國有資產，使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證券市場的發展、企業間的兼并重組將越來越多的資金、技術和設備集中到越來越少的企業之中；通過繁重的稅收、儲蓄，以及其它途徑，大量農村資源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社會，而且，政府通過稅制改革的推動，獲得越來越多的財政收入，而后將這些收入集中投向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

伴隨著資源的重新積聚，我國的經濟生活實現了從生活必需品階段向耐用消費品階段的轉型，“市場主導型二元結構”開始出現，并與“行政主導型二元結構”疊加在一起，切斷了城鄉之間的資源流動，導致了城鄉之間更加深刻的“斷裂”：一些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在汲取全國的資源迅速“竄紅”之后，迅速“忘本”，忘記了“先富帶動后富”的承諾，而是轉過身去，打著與世界接軌的旗號，一心想投入資本主義世界——特別是歐美——的懷抱；而農村在向城市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后，由于得不到相應的“反哺”，日益貧窮、衰落、枯萎……

我們仍然可以用一個普通城市家庭消費項目和收入支出情況來說明這個問題：今天，假如一個城市家庭的月收入是3000—4000元的話，那么，他花費在主副食品上的，可能只有幾百元，加上其它與農副產品有關的開銷，1000元左右也就差不多了，而其余都花費在住房、交通、醫療、教育等耐用消費品上了，而這些消費項目，與農村和農民幾乎沒有任何關系，這意味這些支出很難流入農村去。

在農村，情況更加糟糕。

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中，到處都是這樣的例子。譬如，作者到河南進行社會調查的第一站是K縣D鄉L村的老劉家，這個按照恰亞諾夫家庭生長周期學說處于生長鼎盛時期的家庭，全年總收入16397元，總支出8280元，每年積余8117元——這個數字，老劉自己有些不相信。令人感到吃驚的，不是這個家庭的收入情況，而是該家的消費支出情況（按1995年計算）——基本上不消費任何耐用消費品：糧食自種自吃，菜也十分簡單，以自制的醬和咸菜為主，逢年過節或請客時，才上街割肉買菜；煙酒每年約花費465元；油鹽醬醋等調味品需150元；燃料，購買煤粉，自制煤餅，全年花150元；婚喪送禮等鄉風民俗，每年約花200元；衣物每年約花費500元；電費每年約350元；教育費用，因為只有一個孩子在讀初中，全年學雜費500元；該年醫療費用為零——這幾年劉家沒有人生大病，而“如今治傷風感冒，也需幾十元。農民患小毛病，并不去求醫吃藥。”

從上面略顯繁瑣的記錄我們可以看出，除了不得不用的電費外，他們的生活，幾乎跟城市和工業沒有任何關系，而這，是我國農村最典型的消費圖景。[11]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斷裂”，不僅僅是城鄉之間的斷裂，地域之間的斷裂，而且是社會的斷裂，是人與人之間的斷裂。陸學藝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經過認真的調研和分析，指出了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現象：1980年以來，處于社會優勢地位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等基層中，代際繼承性明顯增強，代內流動明顯減少，表現出多進少出的趨勢，而處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階層的子女，要想進入較高階層，其門檻明顯增高，兩者之間的社會流動障礙在強化。這表明，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邊界正在明晰化。而且，更為嚴重的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有向上層積聚的出事，大量原本只擁有其中一類或兩類資源的人，到近些年則基本同時擁有這三種資源。這些傾向，對形成公正、合理、開放的社會流動機制和社會階層結構可能會產生不利的影響。[12]

20世紀90年代中期，法國社會學家圖海納對法國社會結構的變化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從一種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變為一場馬拉松賽。他的意思是說，過去的法國社會是一種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在這樣的一種結構之中，人們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時又都是在一個結構之中，而在今天，這樣的一種結構正在消失，而變成一場馬拉松賽，每跑一段，都會有人掉隊，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經不再是社會結構中的底層，而是處于社會結構之外。

不用再繞圈子了，這也正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現實，“他們”，他們所代表的農民工，以及站在他們背后的農民，還有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就是被甩出社會結構之外的“化外之民”，或者即將被甩出社會結構之外的人，他們不僅被剝奪了在社會階梯上上升的希望，而且腳下的土地越來越少，被剝奪了生活的根據。

在漫長的馬拉松中，大地粉碎，世界旋轉，一切都不穩定了，一切都斷裂了，一切都幻滅了……

兩手空空，走向黑暗，似乎是他們唯一的命運！

                    5

兩手空空？

走向黑暗？

事情似乎并沒有這么簡單。

小說結尾，化身為鬼的“她”似乎明白了什么，開始“心里怨恨”，“咒天咒地了”——是啊，他們似乎想做點什么了！

是的，當腳下的土地開始旋轉，而天空也變得晦暗不明的時候，當生活在瘋狂的旋轉中變得不可捉摸、無法把握的時候，當生存“活著還是死去”也成為一個問題的時候，他們想做點什么了事情了：至少，要拯救自己的生活吧？或者，退一萬步講，總要拯救自己的生命吧？

于是，這些原本像羔羊一樣善良、老實、可憐的“家伙”們，一下子就變成了兇狠、堅硬、殘酷的“魔鬼”了，他們不認天、不認地、不求人，詛咒著世界、調侃著自己、殺戮著生命，時而伴隨著呼嘯的人流，肆無忌憚，橫沖直撞，搜尋著一切可以攫取的東西，時而銷聲匿跡，隱藏在不見天日的角落里，寧愿墮落，不愿毀滅，干起殺人放火的勾當。

看呀，這些面目模糊的“家伙”紛紛從角落里冒出來了！

唐朝陽和宋金明就是兩個這樣的“惡魔”[13]。

離開了滿目瘡痍的家鄉，像孤魂野鬼一樣，漂泊流落在無限大而又無限小的大地上，在生活的殘酷打磨下，他們終于淪落為煤礦里的“雙重殺手”：先是像釣魚一樣誘騙那些孤身的打工者，讓他們假裝自己的“親戚”，一起去煤礦打工，等時機成熟后，就殘忍地殺害那些境遇原本與自己一樣的人，制造“礦難事故”，然后，就以自己“親戚”出事為口實，“宰”那些腦滿腸肥的窯主——跟他們索取撫恤金。

然而，或許有些奇怪的是，在這些殘忍的“惡魔”面前，除了透徹心肺的恐怖，我卻沒有一點要譴責的沖動和感覺，因為，我們無法忘記他們那荒涼而衰敗的家鄉，無法忘記他們四處碰壁的城市，無法忘記城市和鄉村之間深刻的斷裂，無法忘記“老板”是怎么對待他們的，當他們殺死元清明等著跟老板要撫恤金的時候，他們是多么得恐懼啊：他們怕“老板”殺死自己！因為，在有權有勢的“老板”們眼里，礦工的死活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就像一個窯主所說的那樣，“吃飯就拉屎，下窯就死人”。也就是說，在“老板”們眼里沒有“人”，有的只是能給他們帶來金錢的機器或工具，因此，如果這些機器或工具不能給他們帶來金錢，甚至從他們手中帶走金錢的時候，就只好想方設法拋棄這些機器或工具了。當然了，我們更無法忘記因這一切而呈現出來的社會生存邏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泥巴！而曾幾何時，我們這個社會的生存邏輯還是“大魚幫小魚，小魚幫蝦米”？

必須承認，這就是這個社會的“生物鏈”！因此，面對著他們血腥的殺戮，我們找不到一點道德的優越感，找不到一點譴責的理由，因為，他們不過是這個殘酷的“生物鏈”上卑微的一環。他們之所以殺人，說到底，是為了自己不被別人剝削、壓榨、坑害，殺死，或者，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舉動，雖然愚蠢、殘酷、盲目，但卻很有一些“革命”——也許這個詞語不準確，但目前我確實找不到一個更準確的詞語——的意義在里邊，因為，他們之所以坑殺自己的同伴，不是因為跟自己的同伴過不去，而是為了反抗“老板”，反抗這個社會的不公，想把自己從這個殘酷的鏈條上“解放”出來，至少，要成為這個“生物鏈”里的強者，只不過悖謬的是，他們在仇恨“老板”、反抗“老板”的時候，卻認同了“老板”的邏輯——不把工人當人，采取了跟“老板”一樣的手法——“跟自己的伙伴過不去”，把他們“殺死”，換取自己的個人利益！

或許，他們還不夠殘酷，因為他們最后一次行動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宋金明——這個時候他叫王明君——的人性突然抬頭了，他不忍心殺死王風——他的原名叫元鳳鳴——這個小“點子”，因而導致了自己和唐朝陽——這個時候他叫張敦厚——之間的內訌，最后，一起埋葬在地下。

好啦，好啦，也許我們不應該再在死亡——被他人殺、殺他人——這個問題上糾纏太多了，因為，不管是《我們要結婚》中負屈含冤死去的“她”和“他”也好，還是不管不顧地坑殺自己“親戚”的“唐朝陽”和“宋金明”也好，他們都不過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這個群體找一個共同的名字：窮人——的兩個極端，而他們的行為和命運也是兩個極端，在他們背后，站著那么多人：四處奔波的農民工，在日益干涸的土地上掙扎的農民，在工廠里揮汗如雨的工人，或者，連揮汗如雨的機會也沒有的下崗工人……總之，就是那些在漫長的馬拉松中被甩出去的人，或者，在這場漫長的奔跑中居于劣勢地位而面臨被淘汰命運的人。

                     6

這些無地彷徨的窮人該往何處去？

難道他們只能做肆虐的鞭子下無聲的奴隸？

難道他們只能在殘酷的生活中自相殘殺、盲目反抗？

難道他們只能在無盡的奔波中橫沖直撞，化為馬路上的灰塵、大雨中的水汽、火焰里的輕煙、曠野里的鬼魂……

不，決不！在他們的迷茫和彷徨里蘊藏著無盡的力量和智慧，而且，他們已經小試牛刀，在個人的沖撞中展示了這種力量，展示了這種力量的盲目殘酷，也展示了這種力量的巨大綿長。

在他們橫沖直撞的奔波中，既蘊涵著永遠的愁苦和慘淡，也飽含著戰斗的智慧和毅力；既暗示著自我拯救的羊腸小道，也暗示著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徹底解放自己的光明大道。

生活讓他們成為這個世界的彷徨者，可也同時賦予他們拯救自己、拯救世界的使命。他們必然在拯救自己和世界的同時，讓自己成為世界存在的論點、論據和論證——世界存在的主體。

在尼格瑞和哈特理智清醒、熱情洋溢的“帝國”里，我們已經依稀看到了窮人的歷史、窮人的道路、窮人的未來，我們看到了一幅豐富的“風景”：在拉伯雷振聾發聵的笑聲中，前現代社會的“窮人”哈哈大笑，笑碎了中世紀龐大、臃腫、虛偽的肚子，打開了通往現代社會的道路；在馬克思父親一樣的召喚中，現代社會的窮人在階級分析中脫穎而出，在曠日持久的艱苦奮斗中，創造了巨大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并在堅苦卓絕的斗爭中，撕下了籠罩在資本主義社會身上溫情脈脈的面紗，吹響了新時代的號角；在“歷史終結”的喇叭歡呼雀躍的時候，后現代社會的“窮人”卻如放飛的鳥兒，在無垠的大地上盡情穿梭、游蕩、翱翔……

盡管尼格瑞和哈特把敘述的著力點放在了無處非中的后現代窮人身上，然而，我們卻更愿意從他們對歷史的知識表述中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尤其是當考慮到這個社會已經“斷裂”了的時候，這個愿望就不可遏制地強烈起來——

       在每個歷史階段，都要認同一個歷史主體，這一歷史主體無處不在，面目相似，總是令人不快而又迫不及待地附著在一種共同的生活形態上，這種生活形態不屬于有錢有勢者：有錢有勢者只是部分的、地方性人物，數量有限，偏居一隅。任何時代中純粹差異的唯一非地方性的“共同之名”應歸入窮人名下。窮人一無所有，飽受貶斥、壓迫和剝削——然而還在繼續生活！他們是生活的共同依托，是諸眾(multitude)的基礎。后現代主義的撰述者在其理論中及少面對窮人，這是令人奇怪也令人深思的。奇怪之處在于，窮人在某種程度上是永恒的后現代式人物：一個橫沖直撞、無處不在、互不相同、四處流動的主體；不屈地探求存在之偶然性的見證。

    窮人這一共同之名是人性之每種可能性的基礎。正如馬基雅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指出的，在標志著“向起點回歸”的宗教革命階段和現代性意識形態出現的階段，窮人幾乎總是表現出了某種預言的能力：世界的可能性不僅僅存在于生活在世間的窮人身上，而寄寓于貧窮本身。只有窮人在以激越的方式過著實際的現實生活，赤條條一無所有，因此，只有窮人有能力更新我們現時的生活。將窮人作為一個整體神圣化并不能把我們帶向某種超然境界。相反，只有在這兒，在這個世界上，在這個窮人生活的世界上，才是一個無處不在，被確證和鞏固，并向我們敞開的領域。窮人是現世的救世主。

    今天，甚至連關于一個先驗的上帝的幻象也已不存在。窮人已打破了這一形象，并重新獲得了力量。長久以前，現代性(modernity)在拉伯雷的笑聲中登場，帶著窮人肚子的現實霸權，還帶著一種替代所有被“徹頭徹尾”地剝奪了人性的人表達的詩學。后來，經過原始積累過程，無產階級作為這樣一個集體主體出現了，他們不僅能在物質世界中表達自己，而且還能表達自己的內在世界，他們是這樣一些窮人的諸眾(multitude)，這些人不僅具有預見性，而且還具有生產性，他們因而打開了各種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是具體的，而不是虛幻的。最后，到了今天，在生產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al)體制和后現代化過程中，窮人成了一個受支配和剝削的符號，但卻又是一個生產的符號。這就是問題的奇異之處。今天，無論是在“窮人”這個概念的基礎之上，還是在“窮人”這個共同之名之下，窮人與生產的關系無處不在。后現代主義者為什么不能發現這一關系呢？他們告訴我們，在價值的統一和抽象的世界中，出現了一個生產的橫斷的語言學關系體制。但是，誰是生產這種“橫的切入”的主體呢？誰給語言賦予了一種創造性的意義？如果不是窮人，是誰深受壓迫卻又充滿渴望，是誰赤條條一無所有卻又充滿力量，并且越來越精進強悍？這兒，正是在全球生產統治體制之內，窮人卓立而出，不再像以前那樣，僅僅憑借其預言能力，而且還憑其在共同財富生產中不容忽視的存在。他們常常是越受剝削，越與統治的代價（the wages of rule）密不可分。窮人本身就是力量。存在世界性的貧窮(World Poverty)，但更存在超越一切的世界性的可能(World Possibility)，而且，只有窮人有能力達成這種可能。

    “放飛的鳥”(Vogelfrei)，是馬克思用來描述無產階級的詞匯。在處于原始積累的現代性的開始階段，無產階級獲得了兩次解放：第一次，它被從主人的財產之下解放了出來(也就是說，從奴隸的狀態下解放了出來)；第二次，它從生產工具下“解放”了出來，與土地分離，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外，無所出賣。從這一意義上說，無產階級被迫成了財富的純粹可能性。然而，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主流一般是厭惡貧窮的，具體說，是因為窮人“象鳥一樣自由” ，不接受工廠的規訓，而且也不能遵守建設社會主義必須的紀律。我們可以想想，50年代早期，維托里奧·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 和賽薩爾·扎瓦蒂尼（Cesare Zavattini）在他們美麗的電影《米蘭奇跡》(Miracle in Milan)的結尾中，讓窮人騎著掃帚騰空離去，為此，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發言人是如何強烈地抨擊了影片的烏托邦主義。

      “放飛的鳥”是天使，也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魔鬼。在這兒，在經過那么多年的將窮人轉變成無產階級，將無產階級轉變成一支解放的軍隊(軍隊這以概念象一個沉重的秤砣，重重地壓在“解放”上面)的努力之后，到了今天，在后現代的眩人耳目的青天之下，再一次出現了這樣一個諸眾，他們是窮人的共同之名。他們走到了眾目睽睽之下，因為在后現代性之下，被征服者吸納了被剝削者。換句話說，窮人，每一個窮人，窮人的諸眾，吞納和吸收了無產階級的諸眾。正是由于這一事實，窮人變得具有生產性。就連被出賣的肉體、一無所有的個人、眾人的饑餓，以及各種各樣的貧窮形式，都變得具有生產性了。而且，窮人因而變得更加重要：窮人的生命哺育了我們這個星球，并以其對創造和自由的渴望包裹著這個星球。窮人是任何生產的條件。

有這樣一種說法，認為后現代主義感覺的基礎和后現代主義概念的建構應歸功于法國那些曾經抱有社會主義觀念的哲學家，他們在年輕時曾熱烈擁抱工廠的紀律，歡呼出現在地平線另一端的現實社會主義的光輝，但是，在1968年危機之后，他們一時間幡然醒悟，放棄了原來的觀點，宣稱共產主義重新分配社會財富的口號是虛幻的。今天，同樣是這些哲學家，他們玩世不恭地解構、平庸化和嘲笑每一種與交換價值的全球勝利進行抗爭的社會斗爭。媒體和媒體形成的文化告訴我們，這些哲學家是那些認識到我們這個世界的新時代的人，但這不是真實的。后現代性的發現包含在窮人這個問題重新出現在政治和生產領域的中心中。真正具有預言性的是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在“自由之鳥式”的笑聲中向我們揭示的那種貧窮，當一切烏托邦的幻影都已褪去，而且更重要地，當卸下了所有解放的強制，他解釋出了一種貧窮的“摩登時代”(modern times)，同時，他將窮人的名字與一種生活，一種解放了的生活和一種解放了的生產聯系在了一起。[14]

*  《我們要結婚》，作者李嫣紅，筆名野貍紅，發表于《海峽》2004年第5期。故事描寫了一對打工的青年男女因為種種障礙，無法結婚，不得不屢屢打胎。到了第三次的時候，不管是黑診所的醫生，還是大醫院的醫生，都不敢給他們打了，因為這樣會出人命。無奈之下，她們想到了登記結婚，可是，在城里，這根本就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他們沒城市戶口！可回家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嚴酷的考驗——她家里還有一個被“生活弄垮了”的“父親”。百般無奈之下，他們還是決定回家。不過，事情的解決卻無比“輕松”：一場“意外”的車禍，讓他們的麻煩煙消云散了。不過，這卻只是浮現在海水之上的冰山一角，其實，作者敏感的心靈抓住的是農民工流動的原因、現狀、以及模糊的可能。因而，作者用紛繁蕪雜的文字呈現的，幾乎是一場夢魘，一個寓言，一個幾乎要爆炸的世界。

《神木》，作者劉慶邦，發表于《十月》2000年第三期。小說同樣呈現了一個滿目荒涼的農村世界和一個“動物兇猛”的城市世界（潛在的），不過，與《我們要結婚》中農民工的憤怒因處于萌芽階段而模糊不清相比，《神木》中農民工的憤怒可具體殘暴多了。他們洞察了他們所處世界的邏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因而，急切地想脫離弱者的境地，不惜盲目地反抗：誘騙、坑殺自己的同伴，而后以此為借口，“宰”煤礦老板——索取撫恤金。

之所以選擇這兩個文本開始自己的敘述，因為它們是一部農民工的血淚史，既呈現了農民工問題的危險性和急迫性，也零星地暗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線索。

[1]  小說《我們要結婚》中的原話，本部分下文中的直接引語與此同。

[2]  孫立平，《斷裂》，第9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3]   本部分借鑒、引用了孫立平《斷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96頁的內容。必須說明的是，孫立平精警的發現，不僅為本文的書寫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資料，而且提供了直接的動力支持。本文還有幾處活用了《斷裂》一書內容，不再一一注釋。謹表謝意。

[4]  格里高爾·薩姆沙是奧地利著名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里的主人公，由于受不了周圍環境的壓抑，一夜醒來之后，他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只與世界格格不入的甲蟲，當然，他/它也更加令包括自己“家人”在內的人討厭了。

[5]  孫立平《斷裂》，第9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6]  這是孫立平教授等調查者修正了自己的假設之后得出的結論。我承認“由于勞動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貧困化”而導致農民工流動，但我還想補充一點，那就是：我們應該將這種“貧困”的內涵擴大，即這不僅是一個經濟概念，而且是一個社會概念和文化概念，即導致農村“貧困”的原因還有很多，比如沉重的征收，讓農民感覺生活更加難以忍受，社會地位的迅速沉淪，則讓他們感覺十分不平，農村文化的淡薄，讓他們進一步離心離德……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從更寬廣的范圍內考慮農民工流動的原因。

[7]  《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第93頁，陸學藝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8] 《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第93頁，陸學藝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9] 詹姆斯·C·斯科特在該書中以“農民的道義經濟學”為核心，討論了農民在反叛/革命前對生活中的困難所進行的種種規避之道，從而討論了農民反叛或革命的原因——因無法生活而不得不選擇的鋌而走險之舉。

[10]《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第313頁，陸學藝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11]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第46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

   我們無意忽略該書在此處以老劉自言自語的方式指出老劉家這幾年買了一臺拖拉機，然而，老劉家為了買這臺拖拉機“砸鍋賣鐵”，而且可以斷定地說，對老劉來說，這是“空前絕后”的“一錘子買賣”，更重要的是，這種現象，在農村中是何其稀罕！

[12] 《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第14頁，陸學藝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13]  唐朝陽和宋金明是小說《神木》里的主人公。其實，深究他們的名字本沒什么意義，因為，他們在不同的地方叫不同的名字，這只是他們的一個代碼。

[14]  《EMPIRE》第156—159頁，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著，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本書江蘇人民出版社有一個漢譯本，但錯誤太多。

本段譯文是筆者的師兄何吉賢翻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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