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講的題目是如此之大，一小時的時間又是如此之短，以致我只能把很容易構成一整套演講的內容，擇幾個方面來講。這就要求我必須多講一些既不太明確又非毫無爭論的問題。因此，開宗明義就提出下列假定，或許不無裨益。
（一）并不存在諸如全面論述從一種社會制度過渡到另一種社會制度的學說之類的東西。原因并不在于過去對這一問題注意較少——雖然這毫無疑問是事實———一而在于每一次過渡都是一個特殊的歷史過程，必須分別對它進行分析和解釋。
（二）然而，對過渡問題進行比較和研究仍是極有價值的。尤其是，對過去的過渡實例進行研究將會有助于我們對當前的以及今后可能發生的過渡提出富有成效的問題，辨識其間的異同，以及充分估量所考查的過程的歷史意義及整個全貌。
（三）過渡決不是一個簡單的或短促的過程。恰好相反，它的特征往往是占有甚至規定了一整個歷史時期。過渡的復雜性之一在于可稱之為多方向性這一點：即朝一個方向的運動可能會轉身折回，并從一個新的基礎上重新開始向另一個方向前進。在某些地方，這種反復可能會拖長，甚至還很有可能會持久地拖下去。
（四）從一種社會秩序過渡到另一種社會秩序牽涉到歷史唯物主義中最困難、最深刻的問題。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寫道：“蒲魯東先生不知道，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边@一觀點只有在可能把對人類本性的改變同對社會關系的改變聯系起來時，才能同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六點中所宣稱的“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原則符合一致。至于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也已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三點）中指出：
“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h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边@里，在把人類本性、社會關系和革命實踐聯系在一起時，我們就接觸到了從一種社會制度向另一種社會制度過渡的問題的核心。
首先讓我們在過渡問題獲得了決定性成果的歐洲這個地區內，略為回顧一下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情況。我相信在歐洲這個地區內，涉及諸如封建主義衰亡的原因以及資本主義的起源之類事•情，還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不過眼前我不想談這些問題。不論各家各派對這些問題可能持何種立場，在我看來，有一點是不會有人持異議的，那就是封建主義的衰亡和資本主義的興起，兩者都可以遠遠溯源至中世紀，亦即是說，溯源至封建生產方式毫無疑問尚在歐洲占支配地位的那個時期。換句話說，毋庸置疑的是，早在封建社會的領域之內，資本主義已經并非作為一種學說或理想而是作為一種實際存在的社會結構而嶄露頭角了。奧立佛•考克斯曾相當有說服力地指出，威尼斯早在中世紀就已經是一座規模完備的資產階級城邦了。它完全致力于唯利是圖的商業，進行重要的資本主義生產（例如，造船業），而且具有典型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上層建筑對于封建時代后期的許多意大利的和北歐的城鎮，同樣也可以這樣講，而且還可以更加有把握地這樣講。十五、十六世紀時，美洲的發現以及通往遠東的海洋航線的開辟，自然引起了一陣子短暫而猛烈的活動（除了進行貿易之外還包括搶劫和掠奪），那些活動就是再牽強附會也不能稱之為具有“封建”性質的。關于資本主義究竟確切地在什幺時候、用什幺方法終于取得勝利的問題，尚有爭論的余地，可是對于下列事實卻并無爭執，即這一過程是兩個實際存在的社會結構之間進行的一場連綿不斷的爭霸斗爭，亦即爭奪國家權力（對強制手段的獨占）和按照各自的利益和思想來改組社會的權利。而且，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新”的社會結構有充分的時間從經濟上和思想上為取得無可爭辯的統治地位而進行準備。
從改變人的本性這一角度來看，這又意味著什幺呢？這意味著，“資產階級的人”是在封建主義的世界中誕生成長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關系從建立到發展都是人類的實際活動，這些活動逐漸使人們形成了各種與之相適應的態度、動機和“本能”——諸如貪財之心、只問目的不擇手段乃理所當然，個人主義等等。幾百年來資產階級的人和封建主義的人共處并存，有時相處得別別扭扭，有時則展開殊死的搏斗，然而資產階級的人總是在取得進展，竭力想得到更多的權力，他終于戰勝了甚至同化了他的古老的對手。當資產階級的人最后站出來成為他的天地間的主人的時候，他的本性已經充分形成，并且已忠實地反映著新出現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仡櫰饋砦覀儾浑y看出，在這種情況下，“革命的實踐”——在馬克思看來它是了解社會變化的關鍵，因而也是了解人性變化的關鍵——正好就是從封建社會結構中建立資本主義的長達數百年之久的過程。
如果我們現在轉過來談眼前的這個題目，我們首先注意到的乃是向社會主義過渡不會采取和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同樣的途徑，按事情的性質來講也不能采取同樣的途徑。這并非由于從未有人想到過這條途徑，甚至也不是由于從未有人試驗過這條途徑。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之前的社會主義，或稱空想社會主義，其與眾不同的特色就在于有意選擇（雖然并不是自覺地模仿）一條與把封建主義引向資本主義的道路相似的通往融會主義的道路。打算建立一些小規模的社會主義的公社，而且事實上也建立了不少。準備讓這些公社成為既是社會主義的學校，又是發展新社會的基地，它們將削弱并最終戰勝它們原來具有的資本主義素質。這一戰略行不通的理由很多，共中最主要的或許是那些小規模的社會主義公社——不象處于封建社會的空隙中的資本主義——對占統治地位的制度本身提供不了什幺積極的東西，因而從該制度的觀點看來，這些公社的勝利便將成為十足的災難。除此之外，這些公社既無能力又無愿望根據它們本身的條件去同資本主義進行競爭，而且人們可供看出，這些公社連維持本身生存都已困難重重，更不必說會取得什幺進展了，以致實際上它們從一開頭便已注定非失敗不可。它們不但沒有創造出一種新的社會主義人性，反倒加固了認為人性畢竟是無法改變的典型資產階級觀點。
馬克思當然根本不同意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幻想，而且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充分了解社會制度、人類活動和社會變革之間的復雜的相互關系。（值得記注的是，前面我引用過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哲學的貧困》都是在１８４５年至１８４７年這一時期，亦即是在馬克思智力發展的早期寫成的，而且絲毫浚有理由認為他此后曾在這些極其根本的問題上改變過主張Ｊ那幺，他對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具體做法持什幺見解呢？回答是眾所周知的，至少其概略是眾所周知的。不象資本主義曾在封建主義統治之下成長那樣，社會主義本身并不能在資本主義社會范圍內扎根成長。但是據馬克思的看法，資本主義具有一種特殊的、或許在歷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特點。這種特點不僅使沿著不同的道路進行轉變成為可能，而且還使之得到了保證。資本主義的實質在于資本的自我擴張，那是通過剩余價值的產生和資本化而實現的。產生剩余價值卻又是無產階級——即領取工資的工人階級，其本身既不占有生產資料，又只能靠出賣勞動力而生存——的職能。由于無產階級只是為了資本而不是為了滿足本身的需要而生產，因此其必然的結果便是，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資本主義確立了一個“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無產階級不僅對資本主義來說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又是資本主義的主要受害者。隨著資本主義的成長；無產階級也在成長；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為無產階級準備好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因此《共產黨宣言》第一節的結束語是：資產階級“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BR>這一關于無產階級革命使命的學說，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內容，它一直是人們闡述、批評和爭論的對象。不過，我現在的目的并不是要對此進行討論，而是要指明，作為一種向祉會主義過渡的學說來看，它只完成了一半。它只涉及推翻資本主義而沒有談到建設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否包含或意味著有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補充學說？如果有，它又是怎幺說的？這些問題就是我下一步想要論述的。
對我們自己來講，我們并不需要替社會主義下一個定義，也不需要把社會主義的特征匯集起來編個目。但是我們肯定需要完全搞清楚，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永遠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而且它運行時所根據的規律和原則，和資本主義是南轅北轍，根本不同。資本主義把人當作擴張資本的手段，而資本則恰恰是資本主義各種各樣矛盾和罪惡的根源。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就是要把這一點顛倒過來，要使人不僅能夠掌握和安排自己的生產活動，而且能夠為了滿足自己作為人的真正需要而掌握和安排自己的整個一生。這種顛倒，其中就意味著包括在生產資料方面取消私有財產以及由之而來的收益，在一切事。除上都有高度的平等，按計劃而不是按市場的盲目力量分配資源，盡快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個人討厭的差別，以及最終以人與人之間的直接關系取代一切貨幣關系和商品關系。
現在明擺著的是，資本家和那些滿腦子資本主義觀點和價值準則的人是既不愿意要這樣一個社會，也不能夠建立并管理這樣一個社會的。他們的資產階級人性同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關系總和是水火不兼容的。誰要是想把這兩者揉在一起，那他從一開始便注定非失敗不可：不是資產階級人性被迫改造為社會主義人性，便是社會主義關系被迫改造為資產階級關系。在這一點上，我們都記得，在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時候從未出現過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資產階級關系是在封建社會的結構內部成長起來的；資產階級人性是經過了幾百年之久了塑造成的。當資本主義最后戰勝封建主義時，它不僅是作為一個革命的階級而且是作為一整套社會秩序來戰勝對方的，在這套秩序中，人性和社會關系早已充分發展到了彼此契合的程度。當然還存在著以尚未除盡的封建殘余為代表的不協調的因素，而且在某些（上層建筑）方面情況甚至還相當嚴重，但是它對推行資本主義并不構成什幺重大的威脅。我們已看到，社會主義人性是不能通過在資本主義結構內部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實踐而培育起來的。那幺，有無其它可能性呢？如果有，那又是些什幺可能性呢？
不多久以前，我曾在一次同夏爾•貝特蘭進行的討論中指出，起碼早在俄國革命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就已對此問題作了明確的回答：
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學說里：……無產階級……指就業于大規模資本主義大工業的雇傭勞動者，他們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構成工人階級的多數，也占總人口的相當大的比例。作為資本主義積累過程本身的結果，這些勞動者被認為取得了某些顯然屬于無產階級的（和反資產階級的）態度和社會準則：團結、合作、平等主義等等。從歷史的觀點說，無產者被看作是資本主義所形成的“新人”，具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并領導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愿望、決心和能力。（見本書第６５——６６頁）
我并不是在對有關文件進行了研究之后才寫這些話的，我只是根據我多年來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總的理解所形成的觀點寫的?？墒呛髞碛腥艘笪业脤@種解釋提供論證，我只得承認我提供不出來。要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引述一些確證無產階級在推翻資本主義中的革命作用的段落，不費舉手之勞就可以引上幾十段。然而，我從未找到過任何段落是專門論述無產階級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能力或決心等問題的；至少其中有某些提法，特別是那些分析勞動分工對工人的后果的提法，明顯地有對無產階級的資格進行某種消極的估價的含意。例如，看一看下面這段引自《資本論》第一卷中論“機器和大工業”的著名章節（曾為恩格斯逐字逐句重復于《反杜林論》之中）：
的確，大工業通過饑餓的紀律，迫使社會用全面發展的、適合于干不同工種的、能隨時應付生產上的任何變換的人，來代替今天那些由于一輩子都干同一種重復的瑣碎工序而片面發展、從而變成殘缺不全的基層工人，對前者來說，他所擔任的各種不同社會職能只不過是他本身先天和后天的才能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多種表現形式。
作為論述社會主義的一項中心目標——我甚至要說是社會主義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來說，這段話是極為精彩的?？墒钱旕R克思說大工業“迫使社會”走上面所講的那條道路時，他有意識地撇開革命的實踐的性質問題，而革命的實踐會使一個殘缺不全的人變成一個全面發展的人。
每當我們對馬克思的話應如何正確理解的問題感到懷疑時，最好查看一下列寧的話。列寧在這個問題上是持什幺觀點呢。
列寧對無產階級的特點所作的最系統的分析，也許要算他在１９０２年寫的《怎幺辦》一文了。眾所周知，他在該文中認為“經濟主義”會在無產階級中間自然地產生：“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斗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保ā读袑庍x集》，中文版，第一卷第２４７頁）按列寧的說法，社會主義，亦即關于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并從一種截然不同的制度取而代之的信念，是由革命的知識分子傳播給無產階級的。正是他們倡導了教育先進的工人們認識自己真正利益何在的工作并將工人們組織在一個革命的先鋒黨內。這個黨的職責在于領導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斗爭和不斷提高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覺悟。對于我們所談的問題來說，這一觀點的明確含義是：使人們具有繼續前進、著手建設社會主義的決心和能力的，并不是資本主義本身，而是旨在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斗乳在列寧看來，革命的實踐恰恰就是實踐革命，二者完全是一回事。我們時常聽人說，尤其是聽那些博學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說，列寧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最顯著的分歧恰恰是在于他否認無產階級具有自發的革命潛力。據說這一點就是列寧對失鋒黨的性質和作用的概念的基礎，而這一概念則被廣泛認為構成了列寧的一種離經叛道，因為列寧的說法在導師們的學說中是找不到根據的。
就我們今天所知，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發展了先鋒黨的恰恰應歸功于列寧，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難道列寧對黨的概念和馬克思、恩格斯對黨的觀念之間果真有任何出人嗎？
我認為，只有當能夠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堅信無產階級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用列寧的話）形成革命的和社會主義的覺悟時，才能對上通問題給予肯定的回答。我在前面已說過，我過去一向以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確實是如此，可是當我設法去證明這一點時，我才發現我錯了。不僅是找不到專門提及無產階級具有革命的社會主義自發性的論述，而且，他們兩位果真對無產階級的特性曾持有這種看法．那幺他們畢生的實踐都將成為無法理解的了。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共產主義聯盟起，經過第一國際，直到恩格斯晚年作為全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的顧問時為止，他們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正如列寧所說的革命知識分子所應該做的事，那就是：向無產階級傳播一種革命的祉會主義覺悟。十分明顯，當列寧寫《怎幺辦？。的時候，他腦海中遵循的范例之一就是這兩位科學社會主義的奠基人。我認為，證據的份量在于，在這件事上和在其它事上都同樣站得住，列寧的觀點和行動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和行動是完全一致的。對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對列寧來說也一樣，革命的實踐就是實踐革命。
至此，我想嘗試一下從這一關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觀點中得出某些看法。我們已看到，資產階級人性是資本主義在封建社會結構內為期長達數百年之久的實際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當資本主義發展得強大到足以向封建主義挑戰并戰勝封建主義時，就不存在倒退回封建主義的實際可能性。資產階級的人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才安然自在：他沒有什幺可以想象得出的理由要復活或重建封建主義的社會關系。（當然這并不排除資本主義勢力在這里或那里會被封建勢力所擊敗，給資本主義的進展帶來局部的甚至持久的挫折。可是無論如何，這類事情阻擋不了新制度的總的進展。）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社會主義人性并不是在資本主義結構內而只是在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中形成的。有什幺東西能保證在足夠的廣度和深度上產生社會主義人性，以使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社會成為可能呢？要是不具備那種人的素質（只有它才能使秋會關系有意義），就以為社會主義社會所特有的社會關系，除了名義上能夠存在之外，還能在實際上存在，那可完全是幻想?？v使馬克思沒有去探討這一點所涉及的各種含義，他自己對這一點也是了解的。這可以由他所寫的《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中的一段話得到證明。他在這段話中把他這一派在共．產主義聯盟中所進行的宣傳，同一個少數反對派所作的宣傳區別得一清二楚：
“我們對工人說：不僅為了改變現存條件，而且為了改變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進行政治統治的能力，你們或許不得不再經歷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內戰和國際沖突，而你們卻相反地對工人們說：‘我們必須馬上奪取政權，要不然我們就躺下睡大覺。’我們特別向德國工人指出德國無產階級不夠成熟，而你們卻非常粗劣地向德國手工業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級偏見阿諛逢迎。當然這樣做是比較受歡迎的?！?BR>馬克思在這里指出了經論的中心問題：無產階級不僅應改變社會關系，還應在這一過程中改變自己。不幸的是，往后一百多年的歷史都極其確鑿地證明，對于能否成功地達到這一目標，目前還沒有任何保證。
就工業先進國家而論，資本主義所具有的擴張能力和適應性被證明比馬克思所料想的要大得多。在那樣的環境下，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屈服于經濟主義，列寧認為那是很自然的現象，但是他相信這種現象可以由一個有覺悟的革命先鋒隊來加以克服。實際發生的情況恰好相反：那些先鋒隊，不論把自己稱作社會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非但沒有引導無產階級群眾去信仰革命的社會主義，反而使自己蛻變成了經濟主義改良派。當然有人會認為這只不過是一時誤人歧途，而且他們相信已經開創了一個新的革命時期，無產階級將會在共中再一次擔當起馬列主義經典學說賦予他們的使命。（若要了解對此種論點的頗為高明的闡述，請看丹尼爾•辛格的近著《革命序曲》）至少我是竭誠希望他們是對的，不過及至目前為止，人們至多只能說，這種例子尚未得到證實。
當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舊政權（或是資本主義的，或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混合體）確已被推翻的國家時，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種極不相同的經驗。這些經驗，不言而喻，可以分別以蘇聯和中國為最好的例證。
十月革命證明了馬列主義關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學說的前一半——在１９１７年俄國的具體條件下——的正確性。工業無產階級雖然相對說來比較弱小，卻能在堅定的革命領導下推翻了在二月革命中上臺的資產階級政權。但是，關于后一半學說，即關于無產階級領導建設社會主義的能力，則俄國的經驗充其量也是不足為訓的。從一開始就較微弱的俄國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之后經受了四年殘酷的內戰、饑餓和混亂，人數損失很多，也比較分散了。布爾什維克政府首先關注的是維持生存和恢復經濟的問題，不得不依靠舊的、顯然是深刻敵視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僚，而且在往后數年中還擴大了它的規模，增強了它的權力?？墒牵s略從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２８年這段時期，是充滿了革命激情的年代——在藝術、教育、兩性關系、社會科學等方面——要是不曾制止這種革命激情的發展，它本來是很可能產生強大的社會主義力量和傾向的。使這段時期宣告結束的是一項重大的決定，即將其它一切都從屬于盡最大可能迅速發展經濟。我們若要討論一下作出這一決定的原因或理由，那就未免離題太遠了。指出以下一點就行了：即這一決定造成了簡直可以稱之為一場文化反革命的后果，伴隨而來的是一種壓制性極厲害的政治體制。在這種環境下，有助于產生社會主義人性的革命的實踐幾乎全部消失了。隨同強制進行的工業化而來的、經過重組和擴大的無產階級，遭到了壓制和變得只能顧憐自己，一切自我表達的手段全波剝奪殆盡，而且還被一支無處不在的秘密警察嚇得驚駭莫名。
俄國的經驗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積極方面雖無甚可借鑒之處，它卻為下列事實提供了鐵證：不可能把真正社會主義的內容灌注進諸如生產資料國有化、全面的計劃經濟之類的貌似社會主義的形式中去，除非在實行這些過程的同時還造就社會主義的人。蘇聯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孜孜不倦地提倡的那種認為提高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就會自然而然地培育社會主義覺悟的思想，是毫不足取的。這種思想已由蘇聯的（以及美國的）經驗證明為無稽之談。說來也奇怪，蘇俄制度的某些消極的影響，曾一度受到了斯大林的恐怖政策的限制：一個過于明目張膽地濫用職權的官僚，往往會被投入勞改營，如果不是更糟的話?？墒撬勾罅炙篮?，這些限制大部分被取消了。不久以后，局面的真象就暴露出來了。
不久前中國有一篇批評文章點出了問題的核心：
“從城市到農村，從生產到流通，從經濟部門到政府機關，資本主義勢力猖狂活動：投機倒把，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爾虞我詐；企業和政府里的走資派串通一氣，貪污盜竊，營私舞弊，坐地分贓，賄賂成風。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極變為特權階層的所有制，直接由一小提走資派、新生資產階級分子所支配，……這是一個慘痛的歷史教訓，”《社會主義建設與經濟學領域中的階級斗爭——批判孫冶方的修正主義經濟理論》，吉林省革命委員會寫作小組，《北京周報》１９７0年４月１７日，第９頁）
我特別要著重指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蛻變為特權階層的所有制”這句話，并提請慎勿誤解，即這句話應從事實上而不是從法律上來理解。掌握生產資料，從而決定如何利用生產果實的，是一個特權階層——即夏爾•貝特蘭稱之為新的“國家資產階級”。撇開法律形式不談，這才是階級所有制的真實內容。值得注意的是，前面對蘇聯情況的剖析幾乎可以原封不動、或略加改動就適用于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主要的區別只在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上面所提及的大部分活動都是完全合法的。這就有力地表明，任何法律制度——從最廣泛的含義來運用這個詞匯，把財產關系的制度也包括在內——都無法有效地控制人們的行為，除非這種法律制度同其治理下的人民在歷史上形成的人性能協調一致。這一條件在蘇聯顯然尚不具備。
這當然并不是說蘇聯永遠也不會有社會主義了，更不是說第一次實行社會主義所遭到的失敗毫無積極的影響。資本主義初露頭角時也是沒有成功，可是這一事實本身就留下了一份有寶貴經驗的遺產（譬如，包括復式簿記法的發明），沒有那些經驗，后來的資本主義也可能遭到失敗，至少會感到發展起來時要困難得多。正是通過俄國革命才把具有關鍵性重要意義的馬列主義科學傳給了亞非拉人民；而且也只是蘇聯后期經驗所提供的反面例子，才使得共他國家認識到建立社會主義必須有持久的革命的實踐，這樣說或許并非夸張。中國的《紅旗》雜志指出：“蘇聯和其它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這是五十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大的教訓。”
然而，逼使中國人開辟另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的，不僅是由于蘇聯反面的經驗與教訓。中國的情況和俄國的情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一則中國無產階級雖然比俄國無產階級人數為少，卻從未受到經濟主義的嚴重侵蝕。正象毛澤東在１９３９年所寫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沒有歐洲那樣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所以除極少數的工賊之外，整個階級都是最革命的?！背诉@支一貫革命的力量之外，還得加上另一支甚至更大的力量，這另一支力量是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的反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軍事斗爭中所形成的。它們最終在１９４９年贏得了革命的勝利。按照《紅旗》雜志（１９６４年第５期）評論員的話來講，“千百萬普通的工農勞動者，許多青年學生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經過人民軍隊的教育和鍛煉，逐漸革命化起來，成為有覺悟的經得起考驗的戰士，成為革命和建設的骨干力量”。
中國曠日持久的內戰加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培育了革命力量，使之既在人數方面得到了巨大的增長，又在成熟性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提高。可是為期要短得多的蘇聯的內戰和抗擊外國侵略者的戰續，卻嚴重地削弱了那里的革命力量。結果是中國在革命勝利之后要比當時的俄國具有遠為豐富的革命的人的國秦。最后，由于有了列寧和毛澤東，俄國和中國就幸運地有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兩位革命天才；可是列寧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進程真正開始之前就逝世了，而毛澤東的領導自革命勝利以來卻持續了二十年以上。他們兩位都充分地意識到在推翻舊政權之后擺在他們面前的任務是極端艱巨的。列寧在《在全段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９１９年１月２０日）一文中說道：
“工人和舊社會之間從來沒有一道萬里長城。工人還保存著許多資本主義社會的傳統心理。工人在建設新社會，但他還沒有變成清除掉舊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還站在舊世界的污泥里面。只能幻想把這種污泥清除掉。如果以為這可以馬上辦到，那就是愚蠢透頂的空想，就是在實踐上把社會主義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我們不是這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我們是站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土壤上建設的，我們要同勞動者身上也有的、經常施無產階級后腿的一切弱點和缺陷進行斗爭。在這個斗爭中，常常碰到許多分散主義的小私有者的舊習慣、舊習氣，還會聽到‘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的舊口號。
毛澤東甚至更直截了當。在人民解放軍已經最后勝利在望時，毛澤東于１９４９年３月寫道：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象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事隔僅僅二十年，我們就已能看出，毛澤東是多幺正確。戲劇在繼續展開，從一個高潮進人另一個高潮。盡管取得了所有這些初步成就，中國也從來沒有排除滑回千百年來塑成中國人的人性的舊形式和舊關系中去的危險。舊的“社會關系的總和”過去和現在都繼續存在于千百萬中國人的思想和意識之中。正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所指出的，“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象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中心問題就在于克服這一不可避免的事實，而不在于將財產收歸國有或建立重工業或提高物質生活水平，盡管所有這些事都很重要。而掌握了這一真理并使這個真理成為他們革命實踐的自覺基礎，正是在毛澤東英明領導下的中國革命者們。
目前還不是對這一革命實踐試行分析的時機，而且我也不具備那樣做所需要的知識和能力。我想強調的是，這一問題第一次被充分認識到并被正確地提了出來。在此之前，連尋找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的機會都沒有。
最后，還要提出一點警告。在政治問題上同在科學問題上一樣，想解決一項問題首先要認識問題并正確提出問題。但是從這第一步到最后得到解決，往往還有一段漫長的路程，而當問題是涉及到改變人性的時侯，這一警告就格外與之有關了。幸運的是，毛澤東對這一點比誰都知道得更清楚，我們可以期望這種認識會成為他給予中國人民永恒的傳家寶的一部分。最終的成敗或許要到我們全都與世長辭并被遺忘很久以后才能見諸分曉。毛澤東在１９６７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時刻說過：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后還必然要進行多次。……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議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BR>馬克思說，整個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改變人性的歷史。毛澤東在這里告訴我們的正是：即使在推翻了階級統治之后，改變人性的這一正面任務也永遠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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